#你害怕看牙医吗# 《洗牙之后，我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 文 | 读者：乔七阳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意外的体验与思考
当我们在生活中几乎已感觉不到疫情的存在，加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成功举办，我们都为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时候，突然间传来了国内一些地区和城市发生新一轮疫情的消息。
而我所在的城市青岛，居然成了国内疫情传播的重点城市之一。原本平静的生活，一下子被打破了。
就在前些天我已打算带女儿去做一次汗蒸，让身体和心情好好放松一下。可就在得知疫情消息的第一天，我便下意识地把这个计划取消了。很快又接到孩子学校的通知，把去学校上课改成在家上网课了。于是，为了防止万一被感染，我们的神经也紧绷了起来，自觉的在家实行了相当于自我隔离的生活状态。
昨天，社区要求我们去接受核酸检测，这已经是第三次检测了。我和孩子按时到达检测现场，望眼一看已经有许多人在排队等候了，我们也自觉的加入了排队的行列。由于人特别多，十几分钟过去了，前面还有好些人在排队等候。
这时孩子和我说：“妈妈你在这儿排队，我骑自行车去转一圈好吗？”我想孩子已经站了好久了，就让她去活动一下吧，于是便同意了，叮嘱她不要跑远，早点回来。她高兴的骑着自行车转圈去了。可当排队快要排到我的时候，孩子还没有回来。我赶紧去找她，还好，不到半分钟就把她找回来了。
我拉着孩子的手，赶紧站在了我们原来站的位置上。可这时候突然出情况了。站在我后面的女士说：“你插队啦！”她竟然不承认我排过队。我理解可能因为马上就要轮到她做检测了。我耐心地对她讲，凡事要以事实为依据，可以问问大家嘛。结果打脸了，竟然没有一个人给我解释或作证！
我严肃地对她说，我是不在你的前面，但是我前面那个女士她本来排在我后面的，是她插队到前面去了，我能如何呢？，我大声问了那个插队女士两次，我说你是在我前面吗？她说是在我前面。这时我没有理会她，保持沉默。后面的这位女士可不高兴了，她觉得下一个就到她了，说是孩子一人在家，在上网课，她着急回去。
我特别能理解她的心情，我远远望了一下，身后还有三十多人在排队，所有人都在关注我们，因为我感受到了这位女士的情绪有些失控，便简单的向她描述了一下我离开的原因，她说你去找前面的那个女人去跟她说，因为我前面不是你，我选择忍辱不辩，寡言不争。一直站在原地不动，下一个就是我们了。
这时她马上对工作人员大声喊起来：“有人插队啦，还不来管管！”工作人员走过来，一边说如果是插队就要从后面重新排队，一边他又礼貌的问了一下具体情况。我简单的说了一下原因，诚恳地告诉工作人员我不会带着孩子欺骗任何人的，确实没有插队。这时工作人员看到了我真诚的态度，对后面的女士劝说了一番。就这样总算是安全顺利的做完了核酸。
虽然事情过去了，可我心里憋着一股气。我扭过头对着女儿大声训斥了她，把情绪放在了可怜的女儿身上。
而女儿用藐视的眼神看着我说：“妈妈，你为什么那么软弱？我看到的都是别人欺负你，你再欺负我。你最后也总是以自己受伤失败软弱而结束。”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但包括女儿对我说的话在内，却引发了我的许多思考。
当2019年新冠疫情开始在全球逐步爆发的时候，人们都没有料到这疫情竟然会持续这么久，而且病毒还在不断的变异中。
无数人在病毒的入侵中倒下，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不仅如此，它还打乱了整个人类的生活。从政治到经济到人的精神世界都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然而人类毕竟是最智慧、最顽强也是最复杂的物种。在病毒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面前，人们依靠现代科学的发展，研发了多种对付病毒的新疫苗和新药物。
在社会组织上，创造了“动态清零”等各种各样的方法，最大化的减轻病毒对人的伤害。在经济上想方设法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转，不断保持并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等等。这所有的一切，包括整个人类的发展史都表明，虽然人类在战胜一场病毒时，总要付出一些代价，但人类终将战胜病毒！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当下所处的现实，特别是疫情给人的精神带来的有形与无形的压力。由于疫情开始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奇怪的疫情竟然会没完没了的拖了这么久，而且还有一种似乎看不到头的茫然无措的感觉。
一些中小微的民营企业，关门的关门，倒闭的倒闭。去商业街走走，原先热热闹闹的店铺，大都关着门，门上还贴着“此店转让”的告示却不见有人来接盘。一些店主望眼欲穿的盼着，情况快点好转吧，可盼了几年了，还看不到希望。月月“颗粒无收”，压的他们喘不过气来。
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也被打破了，一些朋友之间、闺蜜之间几乎断了来往，只好拿着手机网聊。眼睛看花了，头也看晕了，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过去有假期时，或孩子放寒暑假时，还能一起出去旅游旅游。可现在，一家人呆在家里，有一个人稍有不当，另一个便立刻火冒三丈！压抑、烦恼、甚至窒息，人的情绪几乎在崩溃的边缘行走着……
然而，智慧告诉我们，尽管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甚至支配人的行为，但人同样可以影响并改造环境。只要仔细想想，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难，比起用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新中国的无数革命先烈们，我们今天的困难又算的了什么呢？通过冷静的思考，我感到要努力从5个方面把控好自己：
1、把能做的工作和事情尽量做好，甚至做的更好；
2、多读些好书，让知识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
3、坚持锻炼身体，保持身体的良好状态，提高自身免疫力；
4、用正能量保持情绪的平稳，不做头脑发热的事情；
5、对未来充满希望，用不断的追求丰富自己的人生！
俄国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说过：“ 快乐，是人生中最伟大的事!” 19世纪法国大画家布雷顿说：“世界上没有比快乐更能使人美丽的化妆品。” 而能让梵高步行几十英里看往的法国画家唯有布雷顿。
事实证明，智慧产生快乐。超级智慧，产生超级快乐。让我们用智慧在克服和战胜各种困难中，去寻找和创造我们生活中的快乐吧，快乐万岁！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等待着我们！
（今天早晨有人向我推荐了这段文字）
当我们在生活中几乎已感觉不到疫情的存在，加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成功举办，我们都为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时候，突然间传来了国内一些地区和城市发生新一轮疫情的消息。
而我所在的城市青岛，居然成了国内疫情传播的重点城市之一。原本平静的生活，一下子被打破了。
就在前些天我已打算带女儿去做一次汗蒸，让身体和心情好好放松一下。可就在得知疫情消息的第一天，我便下意识地把这个计划取消了。很快又接到孩子学校的通知，把去学校上课改成在家上网课了。于是，为了防止万一被感染，我们的神经也紧绷了起来，自觉的在家实行了相当于自我隔离的生活状态。
昨天，社区要求我们去接受核酸检测，这已经是第三次检测了。我和孩子按时到达检测现场，望眼一看已经有许多人在排队等候了，我们也自觉的加入了排队的行列。由于人特别多，十几分钟过去了，前面还有好些人在排队等候。
这时孩子和我说：“妈妈你在这儿排队，我骑自行车去转一圈好吗？”我想孩子已经站了好久了，就让她去活动一下吧，于是便同意了，叮嘱她不要跑远，早点回来。她高兴的骑着自行车转圈去了。可当排队快要排到我的时候，孩子还没有回来。我赶紧去找她，还好，不到半分钟就把她找回来了。
我拉着孩子的手，赶紧站在了我们原来站的位置上。可这时候突然出情况了。站在我后面的女士说：“你插队啦！”她竟然不承认我排过队。我理解可能因为马上就要轮到她做检测了。我耐心地对她讲，凡事要以事实为依据，可以问问大家嘛。结果打脸了，竟然没有一个人给我解释或作证！
我严肃地对她说，我是不在你的前面，但是我前面那个女士她本来排在我后面的，是她插队到前面去了，我能如何呢？，我大声问了那个插队女士两次，我说你是在我前面吗？她说是在我前面。这时我没有理会她，保持沉默。后面的这位女士可不高兴了，她觉得下一个就到她了，说是孩子一人在家，在上网课，她着急回去。
我特别能理解她的心情，我远远望了一下，身后还有三十多人在排队，所有人都在关注我们，因为我感受到了这位女士的情绪有些失控，便简单的向她描述了一下我离开的原因，她说你去找前面的那个女人去跟她说，因为我前面不是你，我选择忍辱不辩，寡言不争。一直站在原地不动，下一个就是我们了。
这时她马上对工作人员大声喊起来：“有人插队啦，还不来管管！”工作人员走过来，一边说如果是插队就要从后面重新排队，一边他又礼貌的问了一下具体情况。我简单的说了一下原因，诚恳地告诉工作人员我不会带着孩子欺骗任何人的，确实没有插队。这时工作人员看到了我真诚的态度，对后面的女士劝说了一番。就这样总算是安全顺利的做完了核酸。
虽然事情过去了，可我心里憋着一股气。我扭过头对着女儿大声训斥了她，把情绪放在了可怜的女儿身上。
而女儿用藐视的眼神看着我说：“妈妈，你为什么那么软弱？我看到的都是别人欺负你，你再欺负我。你最后也总是以自己受伤失败软弱而结束。”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但包括女儿对我说的话在内，却引发了我的许多思考。
当2019年新冠疫情开始在全球逐步爆发的时候，人们都没有料到这疫情竟然会持续这么久，而且病毒还在不断的变异中。
无数人在病毒的入侵中倒下，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不仅如此，它还打乱了整个人类的生活。从政治到经济到人的精神世界都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然而人类毕竟是最智慧、最顽强也是最复杂的物种。在病毒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面前，人们依靠现代科学的发展，研发了多种对付病毒的新疫苗和新药物。
在社会组织上，创造了“动态清零”等各种各样的方法，最大化的减轻病毒对人的伤害。在经济上想方设法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转，不断保持并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等等。这所有的一切，包括整个人类的发展史都表明，虽然人类在战胜一场病毒时，总要付出一些代价，但人类终将战胜病毒！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当下所处的现实，特别是疫情给人的精神带来的有形与无形的压力。由于疫情开始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奇怪的疫情竟然会没完没了的拖了这么久，而且还有一种似乎看不到头的茫然无措的感觉。
一些中小微的民营企业，关门的关门，倒闭的倒闭。去商业街走走，原先热热闹闹的店铺，大都关着门，门上还贴着“此店转让”的告示却不见有人来接盘。一些店主望眼欲穿的盼着，情况快点好转吧，可盼了几年了，还看不到希望。月月“颗粒无收”，压的他们喘不过气来。
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也被打破了，一些朋友之间、闺蜜之间几乎断了来往，只好拿着手机网聊。眼睛看花了，头也看晕了，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过去有假期时，或孩子放寒暑假时，还能一起出去旅游旅游。可现在，一家人呆在家里，有一个人稍有不当，另一个便立刻火冒三丈！压抑、烦恼、甚至窒息，人的情绪几乎在崩溃的边缘行走着……
然而，智慧告诉我们，尽管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甚至支配人的行为，但人同样可以影响并改造环境。只要仔细想想，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难，比起用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新中国的无数革命先烈们，我们今天的困难又算的了什么呢？通过冷静的思考，我感到要努力从5个方面把控好自己：
1、把能做的工作和事情尽量做好，甚至做的更好；
2、多读些好书，让知识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
3、坚持锻炼身体，保持身体的良好状态，提高自身免疫力；
4、用正能量保持情绪的平稳，不做头脑发热的事情；
5、对未来充满希望，用不断的追求丰富自己的人生！
俄国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说过：“ 快乐，是人生中最伟大的事!” 19世纪法国大画家布雷顿说：“世界上没有比快乐更能使人美丽的化妆品。” 而能让梵高步行几十英里看往的法国画家唯有布雷顿。
事实证明，智慧产生快乐。超级智慧，产生超级快乐。让我们用智慧在克服和战胜各种困难中，去寻找和创造我们生活中的快乐吧，快乐万岁！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等待着我们！
（今天早晨有人向我推荐了这段文字）
1949年12月5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大摆筵席，宴请在成都的国府要员，张群、顾祝同、胡宗南、萧毅肃、王陵基、王缵绪、邓锡侯等军政大员都到了。
筵席的地点设在刘文辉在成都玉沙街的住宅，虽说是请客喝酒，但宴会气氛十分紧张，席间充满唇枪舌剑。
萧毅肃（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首先不留情面地说：“据传，晋康公（邓锡侯字晋康）命所属部队已集结广汉、新都一带，准备阻击胡长官的部队西进；据说自乾公（刘文辉字自乾）的部队已经破坏了邛崃大桥，不许胡宗南部通过。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刘文辉听了大吃一惊，因为他与邓锡侯（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确实是有”炸毁邛崃大桥，使胡宗南的重武器不能通过“的计划，但这只是腹案，还未执行。刘文辉估计这是萧毅肃等人的分析和讹诈，于是便冷冷地说： “请派员实地调查，我和晋康公愿承担责任。如果大桥被炸毁了，你们把我们都杀了，也毫无怨言。”
萧毅肃也并无确凿证据，见刘文辉说话这样强硬，也就不再说了，随后拿出一张作战地图，指指点点地议论着，提出他的战略方案。
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对刘文辉显得很亲热，关切地问：“自乾，你看这样行不行？”
刘文辉叹了一口气说，“可惜我同邓晋康的部队在过去大部分被整掉了，假使今天还像当年一 样，这个重担子，我们两人都还挑得起。”
胡宗南一听，故作姿态地对刘文辉说：“你不要灰心，我的四十万军队交给你去指挥。”
刘文辉笑笑说：“胡先生，我们都是行家，你的部队我哪里指挥得动？我的部队你也指挥不了。”
最后还是张群（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单刀直入地问： “自乾，总裁很关心你，问你究竟作何打算？”
刘文辉早就准备好回答的话，非常干脆地说： “这还用得着我说吗？事实明摆着，你们也明白，我是大军阀，又是大官僚，又是大地主，又是大资本家， 样样都占着了，人家哪里会要我？你们说是吧？”
张群见刘文辉这样说，十分高兴，他带着满面笑容对胡宗南说道：“这回你该放心了吧？”
12月6日晚上，张群又来到刘文辉的家中。平日，张群来之前总是先打个电话通知一下，这次是突 如其来。张群见到刘文辉后说： “自乾，我是来辞行的。”
刘文辉感到有点吃惊，问：“岳军先生要到哪里去？”
张群说：“明早飞昆明，一两天内就回来。我们多年共事，希望你和晋康贯彻始终，共支危局。万一不成，要走，将来我们一起走。这也是总裁的意思。”
刘文辉反问张群： “岳军兄，胡宗南和王陵基对我和晋康的误解很深，你是我们的‘护身符’，有你在当然无问题；你走了， 这怎么办？”
张群打保票地说：“绝不会！用不着怀疑，主要是总裁对你很关照。”
张群说了几句后就走了，刘文辉感觉不妙，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好说话的张群一旦走了，下一步就要面对不好对付的胡宗南和王陵基了。
就在刘文辉心神不宁的时候， 深夜，有一个人突然来刘宅夜访。这人原为刘文辉部下的一名军官，后来在王陵基手下干事，正好是守成都北门的一个连长，这人匆匆忙忙地对刘文辉说： “司令，胡宗南部的盛文已被任命为成都卫戍司令，7日晚上6时来接管城防，届时就要移交给他了。刘自公再不出城就出不去了。” 刘文辉感到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如果城防全部换过，那他真是插翅难飞了。
7日上午9时，蒋介石叫俞济时给刘文辉打电话，说下午4时，请刘文辉到北教场军校去谈话，邓锡侯也在被请之列。
刘文辉连忙去找邓锡侯商量，谈话，谈什么话？很可能马上软禁起来，押上飞机送往台湾。刘文辉和邓锡侯两人经过反复商量，知道再不走，就会被蒋介石扣起来。两人最后商定：下午1时，各自从家里动身，从北门出城，然后在城隍庙会齐再乘车去彭县。
时间很紧迫，只有不到四个小时了。刘文辉和邓锡侯各自分头紧张地准备起来。 刘文辉乘了汽车从住宅大门出去，监视刘宅的保密局特务以为他是去北教场赴蒋介石的约会，便放心地让他通过。
车子开到北门后，远远看见几个宪兵在守卫。 刘文辉便偷偷先下车，让空车由城门开出，让司机就说是到凤凰山机场接客去的。 宪兵看了看刘文辉的汽车空无一人，也就放行了。 刘文辉自己则从左侧城墙的一个缺口翻过城去。
刘文辉到了城隍庙时，邓锡侯已经在等待了，两人会合后，立刻乘车疾驶而去。到了下午5点多，蒋介石久等刘文辉、邓锡侯不来，大发雷霆，骂张群误事，一边又派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王缵绪 把两人找回来。
8日午后1时，王缵绪在去彭城的路上，总算找到了早已逃出成都的刘文辉和邓锡侯，王缵绪对两人说： “我是奉老头子之命而来的。老头子说，他同你们过去的一切都出于误会，无论如何要请你和晋康回成都去 一趟，一切都好商量。如不相信，他可以让蒋经国来作人质。” 王缵绪的劝说自然是不会有结果的，他只好回成都复命。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正式宣布起义，西康也很快和平解放。
筵席的地点设在刘文辉在成都玉沙街的住宅，虽说是请客喝酒，但宴会气氛十分紧张，席间充满唇枪舌剑。
萧毅肃（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首先不留情面地说：“据传，晋康公（邓锡侯字晋康）命所属部队已集结广汉、新都一带，准备阻击胡长官的部队西进；据说自乾公（刘文辉字自乾）的部队已经破坏了邛崃大桥，不许胡宗南部通过。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刘文辉听了大吃一惊，因为他与邓锡侯（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确实是有”炸毁邛崃大桥，使胡宗南的重武器不能通过“的计划，但这只是腹案，还未执行。刘文辉估计这是萧毅肃等人的分析和讹诈，于是便冷冷地说： “请派员实地调查，我和晋康公愿承担责任。如果大桥被炸毁了，你们把我们都杀了，也毫无怨言。”
萧毅肃也并无确凿证据，见刘文辉说话这样强硬，也就不再说了，随后拿出一张作战地图，指指点点地议论着，提出他的战略方案。
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对刘文辉显得很亲热，关切地问：“自乾，你看这样行不行？”
刘文辉叹了一口气说，“可惜我同邓晋康的部队在过去大部分被整掉了，假使今天还像当年一 样，这个重担子，我们两人都还挑得起。”
胡宗南一听，故作姿态地对刘文辉说：“你不要灰心，我的四十万军队交给你去指挥。”
刘文辉笑笑说：“胡先生，我们都是行家，你的部队我哪里指挥得动？我的部队你也指挥不了。”
最后还是张群（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单刀直入地问： “自乾，总裁很关心你，问你究竟作何打算？”
刘文辉早就准备好回答的话，非常干脆地说： “这还用得着我说吗？事实明摆着，你们也明白，我是大军阀，又是大官僚，又是大地主，又是大资本家， 样样都占着了，人家哪里会要我？你们说是吧？”
张群见刘文辉这样说，十分高兴，他带着满面笑容对胡宗南说道：“这回你该放心了吧？”
12月6日晚上，张群又来到刘文辉的家中。平日，张群来之前总是先打个电话通知一下，这次是突 如其来。张群见到刘文辉后说： “自乾，我是来辞行的。”
刘文辉感到有点吃惊，问：“岳军先生要到哪里去？”
张群说：“明早飞昆明，一两天内就回来。我们多年共事，希望你和晋康贯彻始终，共支危局。万一不成，要走，将来我们一起走。这也是总裁的意思。”
刘文辉反问张群： “岳军兄，胡宗南和王陵基对我和晋康的误解很深，你是我们的‘护身符’，有你在当然无问题；你走了， 这怎么办？”
张群打保票地说：“绝不会！用不着怀疑，主要是总裁对你很关照。”
张群说了几句后就走了，刘文辉感觉不妙，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好说话的张群一旦走了，下一步就要面对不好对付的胡宗南和王陵基了。
就在刘文辉心神不宁的时候， 深夜，有一个人突然来刘宅夜访。这人原为刘文辉部下的一名军官，后来在王陵基手下干事，正好是守成都北门的一个连长，这人匆匆忙忙地对刘文辉说： “司令，胡宗南部的盛文已被任命为成都卫戍司令，7日晚上6时来接管城防，届时就要移交给他了。刘自公再不出城就出不去了。” 刘文辉感到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如果城防全部换过，那他真是插翅难飞了。
7日上午9时，蒋介石叫俞济时给刘文辉打电话，说下午4时，请刘文辉到北教场军校去谈话，邓锡侯也在被请之列。
刘文辉连忙去找邓锡侯商量，谈话，谈什么话？很可能马上软禁起来，押上飞机送往台湾。刘文辉和邓锡侯两人经过反复商量，知道再不走，就会被蒋介石扣起来。两人最后商定：下午1时，各自从家里动身，从北门出城，然后在城隍庙会齐再乘车去彭县。
时间很紧迫，只有不到四个小时了。刘文辉和邓锡侯各自分头紧张地准备起来。 刘文辉乘了汽车从住宅大门出去，监视刘宅的保密局特务以为他是去北教场赴蒋介石的约会，便放心地让他通过。
车子开到北门后，远远看见几个宪兵在守卫。 刘文辉便偷偷先下车，让空车由城门开出，让司机就说是到凤凰山机场接客去的。 宪兵看了看刘文辉的汽车空无一人，也就放行了。 刘文辉自己则从左侧城墙的一个缺口翻过城去。
刘文辉到了城隍庙时，邓锡侯已经在等待了，两人会合后，立刻乘车疾驶而去。到了下午5点多，蒋介石久等刘文辉、邓锡侯不来，大发雷霆，骂张群误事，一边又派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王缵绪 把两人找回来。
8日午后1时，王缵绪在去彭城的路上，总算找到了早已逃出成都的刘文辉和邓锡侯，王缵绪对两人说： “我是奉老头子之命而来的。老头子说，他同你们过去的一切都出于误会，无论如何要请你和晋康回成都去 一趟，一切都好商量。如不相信，他可以让蒋经国来作人质。” 王缵绪的劝说自然是不会有结果的，他只好回成都复命。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正式宣布起义，西康也很快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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