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股市财经新闻##财经资讯# 基金经理掌握的是基金的生命力，特别是明星基金经理的变动更是牵动人心，自年初以来，业内不断传出基金经理离职的消息。名单中不乏明星基金经理，中欧的周应波、兴证全球的董承非、农银汇理的赵诣等。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30日，今年以来，已有来自67家基金公司的99位基金经理离职，相比2021年同期的83位，离职人数增长近20%。而从年内基金经理离任的现象看，也呈现出一些显著特征。其一，从基金公司角度看，中小公募整体离任数量更多；其二，基金经理“奔私”出现了新变化。
多重因素致基金经理离职
4月29日，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基金经理变更公告，严瑾因个人原因离任汇丰晋信龙腾混合、汇丰晋信慧盈混合。汇丰晋信龙腾混合增聘基金经理陆彬独立管理，汇丰晋信慧盈混合增聘基金经理范坤祥，与蔡若林共同管理。
无独有偶，同日还有上投摩根基金等几家基金公司也都发布了旗下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涉及多位基金经理。
事实上，自年初以来，基金经理离职的消息不断传出。离职名单中不乏明星基金经理，包括“顶流”基金经理中欧的周应波、兴证全球的董承非、农银汇理的赵诣等。
此外，还有去年基金亚军宝盈基金的肖肖、去年大集合公募化产品冠军中金公司的韩庆、国泰基金老将杨飞、银河基金老将神玉飞、博时基金“医药一哥”金葛晨、华安基金的名将崔莹……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30日，今年以来，已有来自67家基金公司的99位基金经理离职，相比2021年同期的83位，离职人数增长近20%。
纵观公募行业发展，基金经理离职数量最多的年份往往多为市场行情大起大落的年份。不可否认的是，年内市场环境异常复杂，权益类基金短期业绩更是堪称“惨淡”，这或许是基金经理离职加速的一个主要原因。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年内基金经理离职人数的增长或许还与4月1日《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有一定关系。《办法》规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不得聘用从其他机构离任未满6个月的基金经理和投资经理”。
这就意味着4月1日以后，基金经理和投资经理如果离职，要在半年以后才能上岗从事相关工作，所以只要已有离职想法的很多基金经理都是趁着这个日期前办好相关手续，这或许也是助推了今年一季度离职潮集中爆发的一个关键因素。
数据显示，在自年初以来离任的99位基金经理中，在4月前离职的就有86位。也就是说，上述新规下，4月1日成了基金经理离职的分水岭。
“奔私”呈现新特征
从年内基金经理离任及去向上看，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其一，从基金公司角度看，中小公募整体离任数量更多；其二，基金经理“奔私”出现了新变化。
事实上，传统大型基金公司相比于小型基金公司具有明显的渠道优势和品牌优势，而大型基金公司在考核制度、激励制度及相对优厚待遇留住人才。相较而言，中小型基金公司中，除少数几家基金公司依靠激励机制和差异化竞争实现了稳定发展，绝大多数中小基金公司针对人才流失现象依然无解。
好买基金研究总监曾令华就认为，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基金经理的品牌效应对购买基金的作用越来越大了。中小基金公司的突围还是要靠业绩，相应的中小基金经理对业绩的容忍期限就更短一些。因此，这些公司人才流动更频繁也是正常情形。
此外，就公募基金经理离任后的去向而言，与此前几轮“奔私”潮相比，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往较多基金经理自立门户，创立自己的公司、品牌和团队。而本轮明星公募基金经理离任后则往往选择加入成熟私募。
例如，兴证全球基金原副总经理董承非加入睿郡资产后，博时基金原明星基金经理葛晨也确定加盟高毅资产。此外，鹏华基金的郭盈、中邮基金原专户部副总经理王李允泰等知名基金经理也相继加入了私募基金。
“过去很多基金经理会选择单干，即自己创立私募基金，既当老板又当投资经理。这种模式在私募行业发展初期非常有效率，但随着公司规模增长，投研资源不足、风控体系缺位、管理工作分散投资精力等问题便会出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直接加盟平台型私募机构成为他们的最优选择。”有业内人士表示。
理性看待
在业内人士看来，公募人事变动时有发生，明星基金经理的离任往往更受关注。尽管基金经理离职呈现高频趋势，但还是建议投资者理性看待，不要盲目做出投资决策。
一方面，基金经理的人数，近年来随着公募规模快速上升而大发展。从公募基金规模来看，2018年底达到13万亿元，2019年底15万亿元，2020年底20万亿元，2021年底超25万亿元，2022年迄今已突破26万亿元。4年多来规模翻一倍。在此背景下，基金经理人数，在2018年为1443人，目前为2949人，4年来也翻了一倍。随之而来的是，基金经理的流动性也同时增加。
另一方面，尽管基金经理变动依旧频繁，从变更方向上看，任职数量远多于离任数量。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4月30日，行业新聘基金经理数量达到174位。也就是说，在1位基金经理离任的同时，约有两位新聘基金经理上岗，行业新人层出不穷，表明基金行业大发展背景下行业向心力正持续吸引人才。
从个人与平台关系的角度来看，优秀的基金经理与优秀的公司平台始终是相互成就的关系。个别基金经理的离任，事实上并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对团队价值投资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影响更加有限。
那么，在基金经理离职后，对于此前管理产品的投资者而言，是去还是留？
天天基金强调，对于基民而言，若持有的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出现基金经理离任的情况，可以观察两点来决定是否继续持有基金：其一，基金经理离任原因。如果是公司内部调整，影响不大；如果比较认可原来的基金经理，不妨赎回后继续关注他的后续动向。其二，观察新任基金经理的过往业绩和投资策略，可以给新基金经理四五个月的“考察期”。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30日，今年以来，已有来自67家基金公司的99位基金经理离职，相比2021年同期的83位，离职人数增长近20%。而从年内基金经理离任的现象看，也呈现出一些显著特征。其一，从基金公司角度看，中小公募整体离任数量更多；其二，基金经理“奔私”出现了新变化。
多重因素致基金经理离职
4月29日，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基金经理变更公告，严瑾因个人原因离任汇丰晋信龙腾混合、汇丰晋信慧盈混合。汇丰晋信龙腾混合增聘基金经理陆彬独立管理，汇丰晋信慧盈混合增聘基金经理范坤祥，与蔡若林共同管理。
无独有偶，同日还有上投摩根基金等几家基金公司也都发布了旗下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涉及多位基金经理。
事实上，自年初以来，基金经理离职的消息不断传出。离职名单中不乏明星基金经理，包括“顶流”基金经理中欧的周应波、兴证全球的董承非、农银汇理的赵诣等。
此外，还有去年基金亚军宝盈基金的肖肖、去年大集合公募化产品冠军中金公司的韩庆、国泰基金老将杨飞、银河基金老将神玉飞、博时基金“医药一哥”金葛晨、华安基金的名将崔莹……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30日，今年以来，已有来自67家基金公司的99位基金经理离职，相比2021年同期的83位，离职人数增长近20%。
纵观公募行业发展，基金经理离职数量最多的年份往往多为市场行情大起大落的年份。不可否认的是，年内市场环境异常复杂，权益类基金短期业绩更是堪称“惨淡”，这或许是基金经理离职加速的一个主要原因。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年内基金经理离职人数的增长或许还与4月1日《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有一定关系。《办法》规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不得聘用从其他机构离任未满6个月的基金经理和投资经理”。
这就意味着4月1日以后，基金经理和投资经理如果离职，要在半年以后才能上岗从事相关工作，所以只要已有离职想法的很多基金经理都是趁着这个日期前办好相关手续，这或许也是助推了今年一季度离职潮集中爆发的一个关键因素。
数据显示，在自年初以来离任的99位基金经理中，在4月前离职的就有86位。也就是说，上述新规下，4月1日成了基金经理离职的分水岭。
“奔私”呈现新特征
从年内基金经理离任及去向上看，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其一，从基金公司角度看，中小公募整体离任数量更多；其二，基金经理“奔私”出现了新变化。
事实上，传统大型基金公司相比于小型基金公司具有明显的渠道优势和品牌优势，而大型基金公司在考核制度、激励制度及相对优厚待遇留住人才。相较而言，中小型基金公司中，除少数几家基金公司依靠激励机制和差异化竞争实现了稳定发展，绝大多数中小基金公司针对人才流失现象依然无解。
好买基金研究总监曾令华就认为，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基金经理的品牌效应对购买基金的作用越来越大了。中小基金公司的突围还是要靠业绩，相应的中小基金经理对业绩的容忍期限就更短一些。因此，这些公司人才流动更频繁也是正常情形。
此外，就公募基金经理离任后的去向而言，与此前几轮“奔私”潮相比，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往较多基金经理自立门户，创立自己的公司、品牌和团队。而本轮明星公募基金经理离任后则往往选择加入成熟私募。
例如，兴证全球基金原副总经理董承非加入睿郡资产后，博时基金原明星基金经理葛晨也确定加盟高毅资产。此外，鹏华基金的郭盈、中邮基金原专户部副总经理王李允泰等知名基金经理也相继加入了私募基金。
“过去很多基金经理会选择单干，即自己创立私募基金，既当老板又当投资经理。这种模式在私募行业发展初期非常有效率，但随着公司规模增长，投研资源不足、风控体系缺位、管理工作分散投资精力等问题便会出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直接加盟平台型私募机构成为他们的最优选择。”有业内人士表示。
理性看待
在业内人士看来，公募人事变动时有发生，明星基金经理的离任往往更受关注。尽管基金经理离职呈现高频趋势，但还是建议投资者理性看待，不要盲目做出投资决策。
一方面，基金经理的人数，近年来随着公募规模快速上升而大发展。从公募基金规模来看，2018年底达到13万亿元，2019年底15万亿元，2020年底20万亿元，2021年底超25万亿元，2022年迄今已突破26万亿元。4年多来规模翻一倍。在此背景下，基金经理人数，在2018年为1443人，目前为2949人，4年来也翻了一倍。随之而来的是，基金经理的流动性也同时增加。
另一方面，尽管基金经理变动依旧频繁，从变更方向上看，任职数量远多于离任数量。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4月30日，行业新聘基金经理数量达到174位。也就是说，在1位基金经理离任的同时，约有两位新聘基金经理上岗，行业新人层出不穷，表明基金行业大发展背景下行业向心力正持续吸引人才。
从个人与平台关系的角度来看，优秀的基金经理与优秀的公司平台始终是相互成就的关系。个别基金经理的离任，事实上并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对团队价值投资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影响更加有限。
那么，在基金经理离职后，对于此前管理产品的投资者而言，是去还是留？
天天基金强调，对于基民而言，若持有的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出现基金经理离任的情况，可以观察两点来决定是否继续持有基金：其一，基金经理离任原因。如果是公司内部调整，影响不大；如果比较认可原来的基金经理，不妨赎回后继续关注他的后续动向。其二，观察新任基金经理的过往业绩和投资策略，可以给新基金经理四五个月的“考察期”。
良智说法||最高法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决定》
2022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6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决定》（法释〔2022〕11号，以下简称《决定》），自2022年4月10日起施行。
民事诉讼法是规范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规则，是人民法院审理和执行民事案件的基本程序法律依据。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司法确认程序、简易程序及小额诉讼的程序、独任制程序、在线诉讼及送达规则等进行了修改并新增7个条文，整体条文顺序发生了变化。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所引用的民事诉讼法条文序号与新民事诉讼法出现了不一致，相关条文表述也亟待调整。
为切实做好新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工作，202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了《民诉法解释》修改工作，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有力指导下，经过在上海、南通两地法院调研、征求专家学者和院内相关部门意见，形成了《决定》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
《决定》立足审判工作实际，坚持需求导向，严格对照新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对《民诉法解释》条文序号和条文表述进行适应性修改，共计16个条文。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修改简易程序案件延长审限的相关规定。对照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将简易程序案件延长审限的条件由“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修改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同时将简易程序案件的最长审限由六个月修改为四个月。
二是修改程序转换和程序异议的相关规定。对照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将简易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的条件由“案情复杂”修改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为下一步细化程序转换标准预留空间。同时，明确当事人对适用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的异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裁定可以采取口头形式。
三是修改简便方式送达诉讼文书的规定。根据新民事诉讼法关于电子送达的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采取捎口信、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双方当事人、通知证人和送达诉讼文书。
四是修改小额诉讼案件的相关规定。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删除《民诉法解释》原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七十五条关于具体适用和不得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案件类型的规定；调整海事、海商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标的额标准，并允许当事人依法合意选择适用。
五是修改司法确认案件共同管辖的相关规定。对照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关于司法确认案件管辖规则的规定，对调解组织自行开展调解的司法确认案件管辖问题进行适应性修改。
六是调整所引用民事诉讼法的条文序号和司法解释自身的条文顺序。这是审判实践亟需解决的技术操作问题。考虑到本次修改需要调整所引用的民事诉讼法条文序号多达200余处，加之司法解释自身条文顺序也需要调整，《决定》坚持精简原则，通过两个条文对《民诉法解释》引用的民事诉讼法条文序号、《民诉法解释》本身的条文顺序进行统一修改。《决定》发布的同时，一并公布新《民诉法解释》文本，便于各级人民法院准确引用司法解释相应条文。
此外，《决定》还对个别文字表述进行了修改。如将第九条、第二百一十八条中的“抚育费”改为“抚养费”，确保《民诉法解释》与新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保持一致。
《民诉法解释》需要根据新民事诉讼法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其他内容，我们将加强对审判实践的调研，广泛征求意见，适时稳步推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决定》已于2022年3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4月1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4月1日
法释〔2022〕11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决定
（2022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6次会议通过，
自2022年4月10日起施行）
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实际，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6次会议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九条修改为：“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案件的几个被告住所地不在同一辖区的，可以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将第四十五条修改为：“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
“发回重审的案件，在一审法院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中审判人员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三、将第四十八条修改为：“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所称的审判人员，包括参与本案审理的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
四、将第六十一条修改为：“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经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其他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协议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
五、将第二百一十八条修改为：“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案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新情况、新理由，一方当事人再行起诉要求增加或者减少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作为新案受理。”
六、将第二百五十八条修改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到期后，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审理期限。延长后的审理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四个月。
“人民法院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应当在审理期限届满前作出裁定并将审判人员及相关事项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
“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审理期限自人民法院立案之日计算。”
七、将第二百六十一条修改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采取捎口信、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双方当事人、通知证人和送达诉讼文书。
“以简便方式送达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人民法院不得缺席判决。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书记员担任记录。”
八、将第二百六十九条修改为：“当事人就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裁定以口头方式作出的，应当记入笔录。
“转为普通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审判人员及相关事项以书面形式通知双方当事人。
“转为普通程序前，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事实，可以不再进行举证、质证。”
九、将第二百七十三条修改为：“海事法院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审理海事、海商案件。案件标的额应当以实际受理案件的海事法院或者其派出法庭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
十、删除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七十五条。
十一、将第二百八十一条改为第二百七十九条，修改为：“当事人对按照小额诉讼案件审理有异议的，应当在开庭前提出。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审理或者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裁定以口头方式作出的，应当记入笔录。”
十二、将第三百四十九条改为第三百四十七条，修改为：“在诉讼中，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提出该当事人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要求宣告该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应由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受诉人民法院按照特别程序立案审理，原诉讼中止。”
十三、将第三百五十三条改为第三百五十一条，修改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应当本人或者由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代理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提出申请。”
十四、将第三百五十四条改为第三百五十二条，修改为：“调解组织自行开展的调解，有两个以上调解组织参与的，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各调解组织所在地人民法院均有管辖权。
“双方当事人可以共同向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其中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双方当事人共同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十五、条文中引用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序号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作相应调整。
十六、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2022年4月10日起施行。
根据本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内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微信公众号
2022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6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决定》（法释〔2022〕11号，以下简称《决定》），自2022年4月10日起施行。
民事诉讼法是规范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规则，是人民法院审理和执行民事案件的基本程序法律依据。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司法确认程序、简易程序及小额诉讼的程序、独任制程序、在线诉讼及送达规则等进行了修改并新增7个条文，整体条文顺序发生了变化。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所引用的民事诉讼法条文序号与新民事诉讼法出现了不一致，相关条文表述也亟待调整。
为切实做好新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工作，202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了《民诉法解释》修改工作，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有力指导下，经过在上海、南通两地法院调研、征求专家学者和院内相关部门意见，形成了《决定》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
《决定》立足审判工作实际，坚持需求导向，严格对照新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对《民诉法解释》条文序号和条文表述进行适应性修改，共计16个条文。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修改简易程序案件延长审限的相关规定。对照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将简易程序案件延长审限的条件由“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修改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同时将简易程序案件的最长审限由六个月修改为四个月。
二是修改程序转换和程序异议的相关规定。对照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将简易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的条件由“案情复杂”修改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为下一步细化程序转换标准预留空间。同时，明确当事人对适用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的异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裁定可以采取口头形式。
三是修改简便方式送达诉讼文书的规定。根据新民事诉讼法关于电子送达的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采取捎口信、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双方当事人、通知证人和送达诉讼文书。
四是修改小额诉讼案件的相关规定。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删除《民诉法解释》原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七十五条关于具体适用和不得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案件类型的规定；调整海事、海商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标的额标准，并允许当事人依法合意选择适用。
五是修改司法确认案件共同管辖的相关规定。对照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关于司法确认案件管辖规则的规定，对调解组织自行开展调解的司法确认案件管辖问题进行适应性修改。
六是调整所引用民事诉讼法的条文序号和司法解释自身的条文顺序。这是审判实践亟需解决的技术操作问题。考虑到本次修改需要调整所引用的民事诉讼法条文序号多达200余处，加之司法解释自身条文顺序也需要调整，《决定》坚持精简原则，通过两个条文对《民诉法解释》引用的民事诉讼法条文序号、《民诉法解释》本身的条文顺序进行统一修改。《决定》发布的同时，一并公布新《民诉法解释》文本，便于各级人民法院准确引用司法解释相应条文。
此外，《决定》还对个别文字表述进行了修改。如将第九条、第二百一十八条中的“抚育费”改为“抚养费”，确保《民诉法解释》与新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保持一致。
《民诉法解释》需要根据新民事诉讼法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其他内容，我们将加强对审判实践的调研，广泛征求意见，适时稳步推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决定》已于2022年3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4月1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4月1日
法释〔2022〕11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决定
（2022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6次会议通过，
自2022年4月10日起施行）
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实际，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6次会议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九条修改为：“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案件的几个被告住所地不在同一辖区的，可以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将第四十五条修改为：“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
“发回重审的案件，在一审法院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中审判人员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三、将第四十八条修改为：“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所称的审判人员，包括参与本案审理的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
四、将第六十一条修改为：“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经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其他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协议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
五、将第二百一十八条修改为：“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案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新情况、新理由，一方当事人再行起诉要求增加或者减少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作为新案受理。”
六、将第二百五十八条修改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到期后，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审理期限。延长后的审理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四个月。
“人民法院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应当在审理期限届满前作出裁定并将审判人员及相关事项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
“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审理期限自人民法院立案之日计算。”
七、将第二百六十一条修改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采取捎口信、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双方当事人、通知证人和送达诉讼文书。
“以简便方式送达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人民法院不得缺席判决。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书记员担任记录。”
八、将第二百六十九条修改为：“当事人就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裁定以口头方式作出的，应当记入笔录。
“转为普通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审判人员及相关事项以书面形式通知双方当事人。
“转为普通程序前，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事实，可以不再进行举证、质证。”
九、将第二百七十三条修改为：“海事法院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审理海事、海商案件。案件标的额应当以实际受理案件的海事法院或者其派出法庭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
十、删除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七十五条。
十一、将第二百八十一条改为第二百七十九条，修改为：“当事人对按照小额诉讼案件审理有异议的，应当在开庭前提出。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审理或者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裁定以口头方式作出的，应当记入笔录。”
十二、将第三百四十九条改为第三百四十七条，修改为：“在诉讼中，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提出该当事人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要求宣告该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应由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受诉人民法院按照特别程序立案审理，原诉讼中止。”
十三、将第三百五十三条改为第三百五十一条，修改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应当本人或者由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代理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提出申请。”
十四、将第三百五十四条改为第三百五十二条，修改为：“调解组织自行开展的调解，有两个以上调解组织参与的，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各调解组织所在地人民法院均有管辖权。
“双方当事人可以共同向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其中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双方当事人共同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十五、条文中引用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序号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作相应调整。
十六、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2022年4月10日起施行。
根据本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内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微信公众号
共盼春来：汽车行业“绿色发展”加速，汽后市场的绿色空间有多大？
绿色发展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绿色可持续发展体现的不仅是发展能力，更是走向强国的要素。工信部先后发布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和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针对汽车行业提出了几个方面的发展任务。
春风浩荡，绿意蔓延。刚过去的植树节显示了一个数据，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正从建国初期的15.98%上升至近年的22.96%，虽然离世界平均值30%的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但进步的势头彰显了我们国家“绿色发展”的成果与决心。
汽车产业，绿色发展迫在眉睫
绿色发展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特别是面对气候变化与自然资源减缩的大背景下，绿色可持续发展体现的不仅是发展能力，更是走向强国的要素。美国早在1996年就发布了关于绿色制造的蓝皮书《Green Manufacturing》,提出绿色制造概念，即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现代化制造模式，使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优化。
我国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报告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绿色生产与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同时，国家也陆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新发展理念和战略。
国内外的实践充分证明，生态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汽车产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也是能源消费和排放的大产业，在绿色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作为汽车制造大国，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汽车发展更多的是“粗放式”量的增长，缺乏“精细式”质的耕耘，陷入了大而不强的尴尬境地，与国外的一些汽车强国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还存在自主创新能力弱、零部件行业发展滞后、缺乏汽车强企、国际化程度低等诸多问题，所以在整个汽车产业的各个生产环节，每年使用的成千上百万吨的钢铁、塑料、橡胶、玻璃、有色金属和各种化工产品，其中不乏有铅、汞等有害物质。
为了实施绿色发展，2015年国家印发《中国制造2025》，提出将“绿色制造”作为五项重大工程之一，指出：坚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
随后，工信部又先后发布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年)》，针对汽车行业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任务：1、减少有毒有害原料使用;2、加快推进再生资源高效利用及产业规范发展;3、支持绿色制造产业核心技术研发;4、绿色产品设计示范;5、绿色示范工厂创建;6、建立绿色供应链。
好时机，又任重道远
《中国制造2025》发展方针的发布，为汽车行业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按照汽车全生命周期理念，从设计、生产、采购、物流、运输、回收等全方位出发，开展全链条绿色转型升级。而这也是汽车行业产品质量的一个提升途径，引向国际化竞争与影响的手段。
在政策方针的指导下，从2016年起，汽车产业高举绿色发展的大旗，从制定相关行业标准法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清洁生产水平、绿色科技创新等方面，加快了发展步伐。在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的内容上全面爆发，迎来了一个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发展阶段。
从2020年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汽车行业创建312家绿色工厂、52家绿色供应链，开发129种绿色设计产品，培育8家汽车行业绿色制造供应商，制定发布32项汽车行业绿色标准，覆盖M1类传统能源车、铅酸蓄电池、锂离子电池、汽车轮胎、内燃机等，标准引领绿色转型效果明显。
而为了推进国家绿色制造工程，2019年中汽数据公司首次制定与发布汽车行业绿色发展指数(GDI)，此后每年根据此指数对汽车及零部件企业进行绿色发展指数核算与评级。
据2021年的GDI数据显示，2021年度共计对48家汽车企业、108家零部件企业进行绿色发展指数成绩评级，得分高于90分的为5A级企业。核算结果显示，绝大部分汽车企业得分小于40分，获得评级的汽车企业只有8家。绝大部分零部件企业得分小于40分，获得评级的企业仅有9家，最高为AAA级。
以上数据充分显示了当前我国汽车产业绿色发展虽然不断在进步，但也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实况，绿色发展任重道远。
汽车后市场，绿色低碳发展后劲十足
作为汽车行业中的一份子，汽车后市场的企业们也在绿色发展中摸索前行，通过节能减排、数字化升级等不同方式作绿色转型发展。
以滤清器行业为例，过去大多数企业在清洗PU注胶机设备上使用的是传统的甲烷清洗机，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绿色环保发展理念，企业逐步抛弃传统甲烷清洗机，更换成水清洗PU注胶机，避免了甲烷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提高了安全生产系数，同时也提升了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在空调生产设备上，不少企业也逐步采用最新的自动空调粘边机，使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得到保障。
在对个别企业的采访中，河北英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负责人透露，“在绿色发展中，我们在汽车三滤的生产设备上加大了投资，虽然设备成本增加，但是通过绿色、高效、高品质的生产，让我们获得了更好的产销业绩，可以说，绿色发展是更有后劲的发展方式。”
河北英杰三滤生产车间
凤凰滤清器的负责人则分享了凤凰的绿色发展着力点，“目前，我们公司全部采用太阳能板发电，绿色能源，对车间无污染,、对气候、环境无污染。此外，在产品技术上进行创新，比如新一代生物功能空调滤芯技术，达到了医用外科口罩过滤效率要求，并且使用寿命更长，从品质上达到了高效节能的目的。”
在供应链上，我们可以看到如三头六臂、邦邦汽服等汽后服务公司在不断拓展新产品与服务形式上的升级，以加速绿色供应链的发展。
邦邦汽服更是直接参与了“双碳”发展目标中的项目，该公司围绕着保险公司配件的回收与低碳修复需求，打造了“损余回收管理平台——邦收配”与“低碳维修管理平台——邦修配”两个平台。截至目前，合作损余回收商约400家，低碳修复商已超千家，回收配件原值已超过120亿元。
据了解，邦邦汽服目前也正在布局配件再制造业务，包括打造“再制造配件交易平台——邦循配”以及再制造配件品牌“邦邦再制造”，将联同众多再制造零配件企业、检测认证机构等代表，围绕构建“再制造+认证+保险”模式展开合作。
邦邦“邦循配”平台模式
还有很多汽后企业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砥砺前行，在全世界都吹响“绿色发展”号角的今天，每一家企业都感受到了绿色发展的紧迫感。 最近联合国的新报告警告：到2030年，必须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近一半，以保护地球免受气候变化的其他威胁。刚过去的两会也一再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必然选择。 绿色发展是挑战，也是重大机遇，势必将给企业带来新的创新动力、增长空间和发展机遇。汽后企业在传统生产与转型发展中，务必牢记“国之大者”，加快调整的步伐，与国家一起，共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绿色发展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绿色可持续发展体现的不仅是发展能力，更是走向强国的要素。工信部先后发布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和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针对汽车行业提出了几个方面的发展任务。
春风浩荡，绿意蔓延。刚过去的植树节显示了一个数据，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正从建国初期的15.98%上升至近年的22.96%，虽然离世界平均值30%的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但进步的势头彰显了我们国家“绿色发展”的成果与决心。
汽车产业，绿色发展迫在眉睫
绿色发展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特别是面对气候变化与自然资源减缩的大背景下，绿色可持续发展体现的不仅是发展能力，更是走向强国的要素。美国早在1996年就发布了关于绿色制造的蓝皮书《Green Manufacturing》,提出绿色制造概念，即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现代化制造模式，使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优化。
我国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报告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绿色生产与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同时，国家也陆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新发展理念和战略。
国内外的实践充分证明，生态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汽车产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也是能源消费和排放的大产业，在绿色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作为汽车制造大国，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汽车发展更多的是“粗放式”量的增长，缺乏“精细式”质的耕耘，陷入了大而不强的尴尬境地，与国外的一些汽车强国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还存在自主创新能力弱、零部件行业发展滞后、缺乏汽车强企、国际化程度低等诸多问题，所以在整个汽车产业的各个生产环节，每年使用的成千上百万吨的钢铁、塑料、橡胶、玻璃、有色金属和各种化工产品，其中不乏有铅、汞等有害物质。
为了实施绿色发展，2015年国家印发《中国制造2025》，提出将“绿色制造”作为五项重大工程之一，指出：坚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
随后，工信部又先后发布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年)》，针对汽车行业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任务：1、减少有毒有害原料使用;2、加快推进再生资源高效利用及产业规范发展;3、支持绿色制造产业核心技术研发;4、绿色产品设计示范;5、绿色示范工厂创建;6、建立绿色供应链。
好时机，又任重道远
《中国制造2025》发展方针的发布，为汽车行业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按照汽车全生命周期理念，从设计、生产、采购、物流、运输、回收等全方位出发，开展全链条绿色转型升级。而这也是汽车行业产品质量的一个提升途径，引向国际化竞争与影响的手段。
在政策方针的指导下，从2016年起，汽车产业高举绿色发展的大旗，从制定相关行业标准法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清洁生产水平、绿色科技创新等方面，加快了发展步伐。在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的内容上全面爆发，迎来了一个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发展阶段。
从2020年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汽车行业创建312家绿色工厂、52家绿色供应链，开发129种绿色设计产品，培育8家汽车行业绿色制造供应商，制定发布32项汽车行业绿色标准，覆盖M1类传统能源车、铅酸蓄电池、锂离子电池、汽车轮胎、内燃机等，标准引领绿色转型效果明显。
而为了推进国家绿色制造工程，2019年中汽数据公司首次制定与发布汽车行业绿色发展指数(GDI)，此后每年根据此指数对汽车及零部件企业进行绿色发展指数核算与评级。
据2021年的GDI数据显示，2021年度共计对48家汽车企业、108家零部件企业进行绿色发展指数成绩评级，得分高于90分的为5A级企业。核算结果显示，绝大部分汽车企业得分小于40分，获得评级的汽车企业只有8家。绝大部分零部件企业得分小于40分，获得评级的企业仅有9家，最高为AAA级。
以上数据充分显示了当前我国汽车产业绿色发展虽然不断在进步，但也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实况，绿色发展任重道远。
汽车后市场，绿色低碳发展后劲十足
作为汽车行业中的一份子，汽车后市场的企业们也在绿色发展中摸索前行，通过节能减排、数字化升级等不同方式作绿色转型发展。
以滤清器行业为例，过去大多数企业在清洗PU注胶机设备上使用的是传统的甲烷清洗机，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绿色环保发展理念，企业逐步抛弃传统甲烷清洗机，更换成水清洗PU注胶机，避免了甲烷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提高了安全生产系数，同时也提升了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在空调生产设备上，不少企业也逐步采用最新的自动空调粘边机，使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得到保障。
在对个别企业的采访中，河北英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负责人透露，“在绿色发展中，我们在汽车三滤的生产设备上加大了投资，虽然设备成本增加，但是通过绿色、高效、高品质的生产，让我们获得了更好的产销业绩，可以说，绿色发展是更有后劲的发展方式。”
河北英杰三滤生产车间
凤凰滤清器的负责人则分享了凤凰的绿色发展着力点，“目前，我们公司全部采用太阳能板发电，绿色能源，对车间无污染,、对气候、环境无污染。此外，在产品技术上进行创新，比如新一代生物功能空调滤芯技术，达到了医用外科口罩过滤效率要求，并且使用寿命更长，从品质上达到了高效节能的目的。”
在供应链上，我们可以看到如三头六臂、邦邦汽服等汽后服务公司在不断拓展新产品与服务形式上的升级，以加速绿色供应链的发展。
邦邦汽服更是直接参与了“双碳”发展目标中的项目，该公司围绕着保险公司配件的回收与低碳修复需求，打造了“损余回收管理平台——邦收配”与“低碳维修管理平台——邦修配”两个平台。截至目前，合作损余回收商约400家，低碳修复商已超千家，回收配件原值已超过120亿元。
据了解，邦邦汽服目前也正在布局配件再制造业务，包括打造“再制造配件交易平台——邦循配”以及再制造配件品牌“邦邦再制造”，将联同众多再制造零配件企业、检测认证机构等代表，围绕构建“再制造+认证+保险”模式展开合作。
邦邦“邦循配”平台模式
还有很多汽后企业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砥砺前行，在全世界都吹响“绿色发展”号角的今天，每一家企业都感受到了绿色发展的紧迫感。 最近联合国的新报告警告：到2030年，必须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近一半，以保护地球免受气候变化的其他威胁。刚过去的两会也一再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必然选择。 绿色发展是挑战，也是重大机遇，势必将给企业带来新的创新动力、增长空间和发展机遇。汽后企业在传统生产与转型发展中，务必牢记“国之大者”，加快调整的步伐，与国家一起，共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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