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禅?》
凡是对佛教有研究的人都知道,这个题目严格来说是有问题的,因为禅不是能讲的。禅的境界是言语道断,心行路绝,是与思维言说的层次不同的;但是,“妙高顶上,不可言传;第二峰头,略容话会。”为了把禅的境界介绍给大家,不得已,仍然要藉言语来说明。
现在的社会到处烦乱,物质生活奢侈浮华;但是,有不少人却感到生活空虚,精神焦虑,苦痛倍增。所以,这个能解决生命问题,提高生命境界的禅学,乃在世界各地,引起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人士的重视。
“禅”可以开拓吾人的心灵,启发人们的智慧,引导我们进入更超脱、自由的世界。禅合乎真善美的条件;虽然不容易谈,可是要知道什么是禅,那我们就不能不尽力弄清楚。现在我把内容分成三个部分来叙述,这三部分是禅的历史,禅的内容与禅的修法。
一、禅的历史
佛陀谈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三藏十二部经典浩翰无涯;可是,这些无量数的文字般若,与禅宗的起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相传有一天,佛陀在灵山会上,登座拈起一朵花展示大众,当时众人都不明所以,只有大迦叶微笑了一下,佛陀当时就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嘱摩诃迦叶。”佛陀于是将法门付嘱大迦叶,禅宗就这样开始传承下来。
印度禅师代代相传,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到中国来,时值南朝梁武帝在位。梁武帝笃信佛教,曾经三次舍身同泰寺,布施天下僧众,造桥建庙,依常人眼光看,真是功德无量。当达摩见梁武帝时,梁武帝问他说:“我们所做的这些佛教事业有无功德?”
达摩祖师说:“并无功德。”
这一下梁武帝被泼了一盆冷水,心想我如此辛劳,怎么会毫无功德?所以,他对达摩祖师的回答,并不满意。
其实,从深一层面来说,梁武帝所得的只是人天果报,应属福德,并非功德。在禅的立场看,达摩祖师所说,天是直心之言;但是却得不到梁武帝的欣赏,因此,达摩乃转往嵩山少林寺面壁。
从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禅的高妙,确实是不能以一般的见解去论断的。像梁武帝的这种居心,只求为善得福,并不是禅宗的究竟目标。即使有所得,也是人天福报而已,在禅师的眼里,是微不足道的。
神光慧可,河南人,少年精通世学,壮年在龙门香山出家,后入嵩出少林寺,拜谒达摩,要求开示,并请为入室弟子,达摩不准许,神光遂在门外停候。时值风雪漫天,过了很久,雪深入腰。达摩见他确实真诚求法,允许入内,并问他: 汝究竟来此所求何事?
神光答道:弟子心未安,乞师安心。
达摩喝道:将心拿来,吾为汝安!
神光愕然地说道:觅心了不可得!
达摩这时居然说道:吾与汝安心竟!
神光慧可乃告豁然大悟。烦恼本空,罪业无体,识心寂灭,无妄想动念处,是即正觉,就是佛道。若能会心,佛性当下开显。
神秀博通三藏,为五祖弘忍座下的大弟子,讲经说法,教化四方,当时的人,莫不以其为五祖的传人。这时却从南方来了一个慧能,其根法甚利,虽处南蛮獦獠之地,求法热忱,并不落人之后。
当他见到五祖时,五祖曾试探他说:“南方人没有佛性?”
当时慧能答道:“人有南北,佛性岂有南北?”
五祖经他这一反驳,知道这人是顿根种姓,非常人所及。为了考验他的心志,就要他到柴房舂米,暂避众人耳目。
后来,五祖令众人各举一偈,以为传法的根据,若是见性,即得衣钵,成为五祖传人。这时大众都以为衣钵非神秀莫属,所以没有人敢与他竞争。
当时,神秀日夜思量,终于提出一偈: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这一偈子,五祖认为虽然不错,但却仍未能见性。所以衣钵没有传给他。
慧能在柴房得悉此事,心想我亦呈一偈如何!遂央人替他把偈语题在墙上。这偈语是这样写的: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见了,知道慧能已经见性。为恐其招忌,仍着人将偈试去。然后到柴房敲门。问道:米熟了没有?
慧能回答曰:早就熟了,只等着筛耳。
五祖遂又在门上敲了三下,慧能会意,乃在半夜三更,到五祖座下,请他开示。
五祖传授他《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慧能顿然大悟。五祖遂将衣钵传给他,并命他南行,以待时机。五祖送到江边说:“我操船送你。”
慧能说:“迷时师度,悟时自度。”遂到南方弘化,终成为震烁古今的六祖。
从这些历史记载,可知禅的风格确是相当独特的,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实是得其真机。但是由于禅门宗旨,并非人人能解,所以也常受人曲解。然而禅的机锋教化,都是明心见性之方,全是依人的本性——佛性而予以揭露。他的原则是建立在“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道理上。所以进一步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又有多少人能把握这一层的意义?梁武帝的希求人天福报,不就是典型的一例吗?至于今天谁才能直探禅门本源?这就要靠众生求法的宏愿和实践了!
凡是对佛教有研究的人都知道,这个题目严格来说是有问题的,因为禅不是能讲的。禅的境界是言语道断,心行路绝,是与思维言说的层次不同的;但是,“妙高顶上,不可言传;第二峰头,略容话会。”为了把禅的境界介绍给大家,不得已,仍然要藉言语来说明。
现在的社会到处烦乱,物质生活奢侈浮华;但是,有不少人却感到生活空虚,精神焦虑,苦痛倍增。所以,这个能解决生命问题,提高生命境界的禅学,乃在世界各地,引起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人士的重视。
“禅”可以开拓吾人的心灵,启发人们的智慧,引导我们进入更超脱、自由的世界。禅合乎真善美的条件;虽然不容易谈,可是要知道什么是禅,那我们就不能不尽力弄清楚。现在我把内容分成三个部分来叙述,这三部分是禅的历史,禅的内容与禅的修法。
一、禅的历史
佛陀谈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三藏十二部经典浩翰无涯;可是,这些无量数的文字般若,与禅宗的起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相传有一天,佛陀在灵山会上,登座拈起一朵花展示大众,当时众人都不明所以,只有大迦叶微笑了一下,佛陀当时就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嘱摩诃迦叶。”佛陀于是将法门付嘱大迦叶,禅宗就这样开始传承下来。
印度禅师代代相传,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到中国来,时值南朝梁武帝在位。梁武帝笃信佛教,曾经三次舍身同泰寺,布施天下僧众,造桥建庙,依常人眼光看,真是功德无量。当达摩见梁武帝时,梁武帝问他说:“我们所做的这些佛教事业有无功德?”
达摩祖师说:“并无功德。”
这一下梁武帝被泼了一盆冷水,心想我如此辛劳,怎么会毫无功德?所以,他对达摩祖师的回答,并不满意。
其实,从深一层面来说,梁武帝所得的只是人天果报,应属福德,并非功德。在禅的立场看,达摩祖师所说,天是直心之言;但是却得不到梁武帝的欣赏,因此,达摩乃转往嵩山少林寺面壁。
从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禅的高妙,确实是不能以一般的见解去论断的。像梁武帝的这种居心,只求为善得福,并不是禅宗的究竟目标。即使有所得,也是人天福报而已,在禅师的眼里,是微不足道的。
神光慧可,河南人,少年精通世学,壮年在龙门香山出家,后入嵩出少林寺,拜谒达摩,要求开示,并请为入室弟子,达摩不准许,神光遂在门外停候。时值风雪漫天,过了很久,雪深入腰。达摩见他确实真诚求法,允许入内,并问他: 汝究竟来此所求何事?
神光答道:弟子心未安,乞师安心。
达摩喝道:将心拿来,吾为汝安!
神光愕然地说道:觅心了不可得!
达摩这时居然说道:吾与汝安心竟!
神光慧可乃告豁然大悟。烦恼本空,罪业无体,识心寂灭,无妄想动念处,是即正觉,就是佛道。若能会心,佛性当下开显。
神秀博通三藏,为五祖弘忍座下的大弟子,讲经说法,教化四方,当时的人,莫不以其为五祖的传人。这时却从南方来了一个慧能,其根法甚利,虽处南蛮獦獠之地,求法热忱,并不落人之后。
当他见到五祖时,五祖曾试探他说:“南方人没有佛性?”
当时慧能答道:“人有南北,佛性岂有南北?”
五祖经他这一反驳,知道这人是顿根种姓,非常人所及。为了考验他的心志,就要他到柴房舂米,暂避众人耳目。
后来,五祖令众人各举一偈,以为传法的根据,若是见性,即得衣钵,成为五祖传人。这时大众都以为衣钵非神秀莫属,所以没有人敢与他竞争。
当时,神秀日夜思量,终于提出一偈: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这一偈子,五祖认为虽然不错,但却仍未能见性。所以衣钵没有传给他。
慧能在柴房得悉此事,心想我亦呈一偈如何!遂央人替他把偈语题在墙上。这偈语是这样写的: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见了,知道慧能已经见性。为恐其招忌,仍着人将偈试去。然后到柴房敲门。问道:米熟了没有?
慧能回答曰:早就熟了,只等着筛耳。
五祖遂又在门上敲了三下,慧能会意,乃在半夜三更,到五祖座下,请他开示。
五祖传授他《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慧能顿然大悟。五祖遂将衣钵传给他,并命他南行,以待时机。五祖送到江边说:“我操船送你。”
慧能说:“迷时师度,悟时自度。”遂到南方弘化,终成为震烁古今的六祖。
从这些历史记载,可知禅的风格确是相当独特的,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实是得其真机。但是由于禅门宗旨,并非人人能解,所以也常受人曲解。然而禅的机锋教化,都是明心见性之方,全是依人的本性——佛性而予以揭露。他的原则是建立在“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道理上。所以进一步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又有多少人能把握这一层的意义?梁武帝的希求人天福报,不就是典型的一例吗?至于今天谁才能直探禅门本源?这就要靠众生求法的宏愿和实践了!
【高拱改革:高拱改革失败原因及历史评价】
中国历史上是不缺改革的:李悝变法、商鞅变法、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这些变法,无论其最终是否有所成就,以及这些成就是否得到了保留,推动它们的主要人物都是后世评说的常见对象。但有这么一位改革之才,明明推动国家实现了多项改革,却没被人记住。反倒是他的同僚张居正,即便改革并未成功也名动古今。这位有些倒霉的改革家,便是在明隆庆年间担任过内阁首辅的高拱。
一、大明中央的一对冤家
张居正之名,你大抵是不陌生的。作为明代中期最有名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无论是政绩还是私生活都吸引了很多关注。但高拱于你而言或许是十分陌生的。在张居正被传播甚广的诸多大事中,高拱之名好似都并未与“主角”对应。可事实上,这两人不但早就认识,后来还有许多接触,堪称一对“冤家”。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高拱考上进士,进入翰林院。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也成为进士而进入翰林院。且指导张居正的老师还是重臣徐阶。后来高拱进入时为裕王的朱载垕府中教书,张居正则如其师徐阶一样在翰林院继续蛰伏(中途休假三年游山玩水)。直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徐阶的推荐下,张居正也成为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如此,年龄相差十二岁的高拱和张居正在朱载垕的眼皮底下结识,并因志趣相投而成为朋友。
而总的来说,在明世宗去世,朱载垕继位前,高拱在朱载垕心中的分量要比张居正重得多。可在拟写朱载垕的继位诏书时,时为首辅的徐阶叫了自己的门生张居正,而未告知朱载垕的心腹高拱。再加上高拱在新帝继位后即被提拔为内阁首辅,高拱便与徐阶彻底撕破了脸皮。
高拱与徐阶关系的破裂,使得高拱在成为首辅后很快就遭到了胡应嘉、欧阳一敬等朝臣的攻击。随后,“夹”在徐阶和高拱之间的张居正便作为“代理”首辅上位。隆庆二年(1568年)徐阶退休,次年张居正又联手太监李芳,将暂退朝堂的高拱召回。可以说此时,高拱和张居正的关系还不错。但也正是在高拱复出之后,两人因政见不和而越走越远,包括都推动了改革但结局全然不同。
二、张居正的失败改革与对后世影响
隆庆六年(1572年),因为与得势太监冯保针锋相对,高拱又被逼出朝堂。同年六月,张居正却晋升为内阁首辅,坐上了老友失去的位子。在这个位置上,张居正在财政、官员考核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开启了万历新政的辉煌。
当然,我们都知道,张居正那个以“一条鞭法”为典型的一系列改革最终并未收获显著的积极成效。尽管我们还会说张居正的改革并未改变当时的社会基础,没有治本,也说张居正本人奢靡至极,还有用人失误,但我们也应该肯定这一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彼时的社会矛盾,还给后世提供了许多经验和参考。所以对于张居正和他的改革,我们许多人的总体评价还是较为正向明了的。
三、高拱的成功改革与社会评价
回顾高拱的后世声名,我们或许不得不感慨一句——“世事弄人”。在受张居正的帮助而回到中央后,高拱在军事和外交领域推动展开了一系列改革,建树颇多。但相比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高拱的北疆整顿显然没什么名气。
明代中后期,大明王朝一直受到北方蒙古族的侵扰。隆庆四年(1570年)秋,鞑靼内部爆发矛盾,前线反馈应及时出兵以分化鞑靼势力。最终回复前线这一请求的人正是高拱。头脑清晰的他不仅同意了出兵,还强调要吸取以往教训。事后,为避免鞑靼以进贡为借口再侵扰边境,高拱又提出建设“贡市”,从源头上阻断了一定的侵扰。
同时,高拱还推动了边防前线的发展。他曾先后呈上六道关于军事制度改革的文疏,涉及“一尚四侍”领导体制、军事人才储备制度、边官特迁、休假与内迁制度、惩戒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皆得到了明穆宗的首肯,最终在边疆落地。
隆庆五年(1571年)夏,高拱还主导解决了困扰大明王朝许久的赵全,进一步稳固了大明的边防,为张居正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隆万改革”打下了基础。
只是可惜,在改革后,高拱因为党争而以谋逆之名再度被逼出朝堂。之后张居正又带着一系列改革措施“夺走”人们的视线,高拱及其改革成就便逐渐蒙尘。
不过有趣的是,在张居正也退休后,二人偶然相见而冰释前嫌,重归于好。结果高拱又写了一本《病榻遗言》,揭露张居正在位时的种种擅权之举。在高拱去世后,这本遗言被出版,使得万历皇帝提前了对张居正的清算。互相帮扶又互相针对,这或许就是天生的冤家吧。
中国历史上是不缺改革的:李悝变法、商鞅变法、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这些变法,无论其最终是否有所成就,以及这些成就是否得到了保留,推动它们的主要人物都是后世评说的常见对象。但有这么一位改革之才,明明推动国家实现了多项改革,却没被人记住。反倒是他的同僚张居正,即便改革并未成功也名动古今。这位有些倒霉的改革家,便是在明隆庆年间担任过内阁首辅的高拱。
一、大明中央的一对冤家
张居正之名,你大抵是不陌生的。作为明代中期最有名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无论是政绩还是私生活都吸引了很多关注。但高拱于你而言或许是十分陌生的。在张居正被传播甚广的诸多大事中,高拱之名好似都并未与“主角”对应。可事实上,这两人不但早就认识,后来还有许多接触,堪称一对“冤家”。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高拱考上进士,进入翰林院。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也成为进士而进入翰林院。且指导张居正的老师还是重臣徐阶。后来高拱进入时为裕王的朱载垕府中教书,张居正则如其师徐阶一样在翰林院继续蛰伏(中途休假三年游山玩水)。直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徐阶的推荐下,张居正也成为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如此,年龄相差十二岁的高拱和张居正在朱载垕的眼皮底下结识,并因志趣相投而成为朋友。
而总的来说,在明世宗去世,朱载垕继位前,高拱在朱载垕心中的分量要比张居正重得多。可在拟写朱载垕的继位诏书时,时为首辅的徐阶叫了自己的门生张居正,而未告知朱载垕的心腹高拱。再加上高拱在新帝继位后即被提拔为内阁首辅,高拱便与徐阶彻底撕破了脸皮。
高拱与徐阶关系的破裂,使得高拱在成为首辅后很快就遭到了胡应嘉、欧阳一敬等朝臣的攻击。随后,“夹”在徐阶和高拱之间的张居正便作为“代理”首辅上位。隆庆二年(1568年)徐阶退休,次年张居正又联手太监李芳,将暂退朝堂的高拱召回。可以说此时,高拱和张居正的关系还不错。但也正是在高拱复出之后,两人因政见不和而越走越远,包括都推动了改革但结局全然不同。
二、张居正的失败改革与对后世影响
隆庆六年(1572年),因为与得势太监冯保针锋相对,高拱又被逼出朝堂。同年六月,张居正却晋升为内阁首辅,坐上了老友失去的位子。在这个位置上,张居正在财政、官员考核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开启了万历新政的辉煌。
当然,我们都知道,张居正那个以“一条鞭法”为典型的一系列改革最终并未收获显著的积极成效。尽管我们还会说张居正的改革并未改变当时的社会基础,没有治本,也说张居正本人奢靡至极,还有用人失误,但我们也应该肯定这一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彼时的社会矛盾,还给后世提供了许多经验和参考。所以对于张居正和他的改革,我们许多人的总体评价还是较为正向明了的。
三、高拱的成功改革与社会评价
回顾高拱的后世声名,我们或许不得不感慨一句——“世事弄人”。在受张居正的帮助而回到中央后,高拱在军事和外交领域推动展开了一系列改革,建树颇多。但相比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高拱的北疆整顿显然没什么名气。
明代中后期,大明王朝一直受到北方蒙古族的侵扰。隆庆四年(1570年)秋,鞑靼内部爆发矛盾,前线反馈应及时出兵以分化鞑靼势力。最终回复前线这一请求的人正是高拱。头脑清晰的他不仅同意了出兵,还强调要吸取以往教训。事后,为避免鞑靼以进贡为借口再侵扰边境,高拱又提出建设“贡市”,从源头上阻断了一定的侵扰。
同时,高拱还推动了边防前线的发展。他曾先后呈上六道关于军事制度改革的文疏,涉及“一尚四侍”领导体制、军事人才储备制度、边官特迁、休假与内迁制度、惩戒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皆得到了明穆宗的首肯,最终在边疆落地。
隆庆五年(1571年)夏,高拱还主导解决了困扰大明王朝许久的赵全,进一步稳固了大明的边防,为张居正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隆万改革”打下了基础。
只是可惜,在改革后,高拱因为党争而以谋逆之名再度被逼出朝堂。之后张居正又带着一系列改革措施“夺走”人们的视线,高拱及其改革成就便逐渐蒙尘。
不过有趣的是,在张居正也退休后,二人偶然相见而冰释前嫌,重归于好。结果高拱又写了一本《病榻遗言》,揭露张居正在位时的种种擅权之举。在高拱去世后,这本遗言被出版,使得万历皇帝提前了对张居正的清算。互相帮扶又互相针对,这或许就是天生的冤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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