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版山海情是怎样的##山海情##扶贫#
看完山海情，不由得让我想起了2017年的那个暑假，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三年，但有些人的故事我却仍旧记忆犹新。
那年我参加了“情系扶贫攻坚”主题活动，来到了湘西凤凰县，工作内容是以三人为一小组（一名老师两名大学生）的形式对凤凰县周边的贫困村进行访问调查。
我们从长沙出发，坐了将近七个小时的大巴，来到了凤凰县，然后又坐车历经了一个小时的崎岖山路，终于到了廖家桥镇。石镇长是一名下基层工作的大学生村官，在我们开始调查工作之前，他便给我们打了一剂预防针，他告诉我们，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凤凰是旅游名镇，凤凰县也应当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好地方，地方确实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但若说经济发达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湘西这边平均海拔高，许多村寨都在崇山峻岭之中，交通不便，非常贫困，所以我们去贫困村中走访时，得做好吃苦的准备。经一路坎坷，我们到了塘头村。
二
塘头村是一个苗族聚居村，位于群山之间，住房大多都是那种保留着民族特色的砖石垒房，一般居住在家中的都是些老人小孩和带有残疾的中年人，靠着田地勉强生活，具有劳动力的青年，大多外出务工了。因为村民门居住得比较散，且交通不便，村中无法驱车，为了挨家挨户进行访问调查，我们每天往往大半的时间都是顶着烈日在赶路。
在走访过程中，我们一直因为耽误了村民们干活的时间而感到十分抱歉，也生怕他们不配合我们的工作。但出人意料的是，村民们在得知我们是代表政府来对扶贫工作进行访问调查时，竟毫不抵触，纷纷拿出家里面自己种的西瓜，不顾我们的阻拦，切开便递给我们吃。为了配合我们的工作，有些村民特意放下锄头，从田地里一路跑回来，大汗淋漓。
我们询问他们生活还有什么难处，扶贫工作还有什么地方没照顾到他们的生活，对政府的扶贫工作是否满意等各种问题，他们一一热情回答，全然不顾是否误了忙农活的时辰。我们每访问完一户人家，他们皆起身相送，一个劲地感谢我们的慰问，感谢政府的关心，让我们都怪不好意思的。
三
在塘头村，若是一户中人口不多，有劳动力外出打工并且家中老人健康的话，那么该户在村中相对来说便是很好的生活水平了。
塘头村姓麻的占大多数，近亲结婚的情况十分普遍，又因为饮水问题在前几年才得到改善，村中的智障人士、残疾老人都不在少数，诸如此类的情况，其家中的劳动力需要留在家对其进行照顾，无法外出务工，因而只能下地干农活，若是遇上坏天气收成不好，若无政府接济，实在难以生存。
我们在走访过程中认识了麻先生，他本人十分健壮，正值壮年，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外出打工，然而因为家中还有年迈的老母亲，只得留在家中。
我们初去麻先生家时，麻先生正在田地里干农活，我们站在他家门口，眼前的房子只有半面墙，靠着几根木柱子支撑着房顶，房梁上悬着几块黑色尼龙布来遮挡阳光风雨，若不是麻先生的母亲拄着木棍从房里走出来，我们竟不会相信这里面还住着人。
麻母一直觉得自己不应该活着，她一边擦拭着眼泪一边向我们哭诉为什么自己不能早点埋进黄土里，害得儿子跟着她受罪，若是自己早点死了，儿子就能够去外面打工，然后取个媳妇过好日子。过了不久，麻先生扛着锄头从田地里小跑回来。他从邻居那搬了两个木板凳，叫我们去外面坐，说坐在房子底下不安全，因为风稍大的话这房子就会摇晃。麻先生最担心就是冬天，这房子挡不了寒，怕老母亲冬天身体受不住，若是冬天下雪，雪一堆厚的话房子随时就倒了。
生活需要开销，麻先生平时干完农活，偶尔会走上两小时的山路去县里面找粗活干，不管多苦多累，他当晚都一定会赶回来，因为他放心不下家里的老母亲。他说老母亲将他拉扯大不容易，他实在放心不下老母亲一个人在家。
“我对不起我的老母亲，”麻先生拿出了自己种的烟草，卷了条纸烟自顾地抽了起来，“没法出去打工赚钱，种地又没多少收成，我母亲晚年连个挡风的房子都没得住，到现在我母亲的棺材都还没凑到钱做出来。”
麻母坐在房内看着我们，仍时不时地擦拭着眼泪。
四
后来，村干部又带我们去走访了另一户人家。
该户只有两口人，一个70多岁的瘸腿父亲和一个30多岁的智障儿子。我们去时这位老父亲正在烧艾草驱蚊，据了解，他和他妻子都姓麻，属于近亲结婚，他妻子由于生产后大出血死了，儿子在三四岁的时候还不会讲话，到现在30多岁了却仍只有七八岁小孩的智商。
这位老父亲平时会勉强去田地里种点玉米蔬菜，但由于腿脚不便，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家里歇息，什么也干不了。两口人两张嘴，只能靠种的那一点口粮和政府发放的低保来生活。我从背包里掏出了两个阿尔卑斯棒棒糖，递给了他儿子，他冲我笑了笑，表示感谢。
距这户人家约200米处，住着一个80多岁的孤寡老人，村干部带我们去她家时这位老奶奶正蹲在门前吃玉米。
村干部跟我们介绍，老奶奶姓龙，有点老年痴呆，目前只有一个女儿嫁在远地，并无其他亲人。我们去时龙奶奶显得特别高兴，从锅里面拿出了煮玉米给我们吃，我闻了闻才发现这玉米已有了馊味。
我有点心疼地问村干部：“镇里面不是办有养老院吗？像这种情况的孤寡老人难道还没有资格申请入住吗？”
村干部回答我：“村政府已经帮她申请过了，而且我们也把她送去养老院住过一段时日，但没想到她自己从养老院跑了回来，非得住自己的老宅子，像村里面的很多老人都是可以申请去养老院住的，但因为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都舍不得搬出去，更愿意在老宅子里慢慢等到最后一口气咽下。”
我们陪龙奶奶坐着聊了很久，她很开心，一直到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们才起身与她告别，龙奶奶将煮玉米端给我们，让我们带去吃，我们推辞说不要，她将煮玉米硬塞进了我们的口袋，口中不断念叨着：“感谢你们，感谢政府，我对不起你们，没什么好东西招待你们，你们别嫌弃我，要多来坐坐，跟我说说话啊……”
我拿出捎带馊味的玉米尝了一口，不自觉的眼睛竟有点湿润。
在不断地走访过程中，我曾询问村干部， 像村子里年老多病或是因残疾丧失劳动力的人群，是如何保障他们的生活需求的。
村干部告诉我，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每一个贫困户都是有建档立卡的，有部分劳动力的划分为低保户，完全丧失劳动力的划分为兜底户，政府每年都有拨款可以保障贫困户的基本生活需求。
“要使全村脱贫，单靠拨款的手段是不可能实现的，”村干部给我们每人递上一支烟抽上，“你给了他们钱，生活物资虽然有了，但村中很多人得看病，小孩得要上学，很多孤寡老人也得要人照顾，这些政府不可能全包吧。村中绝大部分人都是走不出这座大山的，即使走出了大山，他们在外面的社会永远也只是属于最底层的。”
村长带我们去了曾经出去打过工的龙先生家。
龙先生一家共四口人，夫妻两个和一儿一女。龙先生两年前去广东打工，在工地上干苦力活，结果黑心老板拖欠着工资不给，眼看家里又指望着钱过日子。龙先生心里急啊，找工地负责人说理去，结果闹到最后被打了一顿不说，工钱还是没拿到。龙先生在那继续干了两个月，结果就出事了，大腿被钢筋给刺穿了，到现在一直都是个瘸的。
“那工地上就不承担责任的吗？”我问
村干部边抽着烟边说:“很多大山里出去的人，在外边连跟人用普通话交流都很困难，更不懂什么合同和法律，被欺负了也只能忍气吞声，像龙先生这种受了工伤的，工地上还不是象征性地赔了点医疗费就给打发走了。就算村里面有懂点法律的人，也没能力去外面给每个人讨公道啊。”
龙先生给我们每人倒了杯水，跟我们解释道:“不是我怕他们，只是像我们这种光有力气没有本事的人，在外边不忍着点的话，就没活干了，家里这么多张嘴等着吃饭，我不能没活干。”
我听后，低着头，不知道该继续说什么。
和我们一起同行的肖老师，最终留下了村干部的联系方式，他告诉村干部他经常在外面跑外业，认识很多搞苗圃生意的人，到时候可以从这边介绍几个人出去干点粗活，就是累了一点。
村干部激动的说:“那就太谢谢肖老师您了，对村里面来说，能带一个劳动力出去打工，就相当于帮一户人家脱贫了，真的非常感激您。”
六
在调研工作结束之后，很长时间内我都惦记着那个村庄，总会回忆起那对危房下相依为命的母子，那些舍不得我们走希望有人陪着说会话的孤寡老人，那些为了供养家庭而在外忍气吞声却又顶天立地的男人，那群追在我们屁股后面充满好奇而又胆怯不敢靠近的孩童。在看完山海情后，我再一次想起了他们，那年那个地区正在大力发展猕猴桃扶贫产业，他们现在的生活如何？希望一定也要像剧中的故事一样，一切都要慢慢变好呀。
看完山海情，不由得让我想起了2017年的那个暑假，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三年，但有些人的故事我却仍旧记忆犹新。
那年我参加了“情系扶贫攻坚”主题活动，来到了湘西凤凰县，工作内容是以三人为一小组（一名老师两名大学生）的形式对凤凰县周边的贫困村进行访问调查。
我们从长沙出发，坐了将近七个小时的大巴，来到了凤凰县，然后又坐车历经了一个小时的崎岖山路，终于到了廖家桥镇。石镇长是一名下基层工作的大学生村官，在我们开始调查工作之前，他便给我们打了一剂预防针，他告诉我们，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凤凰是旅游名镇，凤凰县也应当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好地方，地方确实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但若说经济发达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湘西这边平均海拔高，许多村寨都在崇山峻岭之中，交通不便，非常贫困，所以我们去贫困村中走访时，得做好吃苦的准备。经一路坎坷，我们到了塘头村。
二
塘头村是一个苗族聚居村，位于群山之间，住房大多都是那种保留着民族特色的砖石垒房，一般居住在家中的都是些老人小孩和带有残疾的中年人，靠着田地勉强生活，具有劳动力的青年，大多外出务工了。因为村民门居住得比较散，且交通不便，村中无法驱车，为了挨家挨户进行访问调查，我们每天往往大半的时间都是顶着烈日在赶路。
在走访过程中，我们一直因为耽误了村民们干活的时间而感到十分抱歉，也生怕他们不配合我们的工作。但出人意料的是，村民们在得知我们是代表政府来对扶贫工作进行访问调查时，竟毫不抵触，纷纷拿出家里面自己种的西瓜，不顾我们的阻拦，切开便递给我们吃。为了配合我们的工作，有些村民特意放下锄头，从田地里一路跑回来，大汗淋漓。
我们询问他们生活还有什么难处，扶贫工作还有什么地方没照顾到他们的生活，对政府的扶贫工作是否满意等各种问题，他们一一热情回答，全然不顾是否误了忙农活的时辰。我们每访问完一户人家，他们皆起身相送，一个劲地感谢我们的慰问，感谢政府的关心，让我们都怪不好意思的。
三
在塘头村，若是一户中人口不多，有劳动力外出打工并且家中老人健康的话，那么该户在村中相对来说便是很好的生活水平了。
塘头村姓麻的占大多数，近亲结婚的情况十分普遍，又因为饮水问题在前几年才得到改善，村中的智障人士、残疾老人都不在少数，诸如此类的情况，其家中的劳动力需要留在家对其进行照顾，无法外出务工，因而只能下地干农活，若是遇上坏天气收成不好，若无政府接济，实在难以生存。
我们在走访过程中认识了麻先生，他本人十分健壮，正值壮年，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外出打工，然而因为家中还有年迈的老母亲，只得留在家中。
我们初去麻先生家时，麻先生正在田地里干农活，我们站在他家门口，眼前的房子只有半面墙，靠着几根木柱子支撑着房顶，房梁上悬着几块黑色尼龙布来遮挡阳光风雨，若不是麻先生的母亲拄着木棍从房里走出来，我们竟不会相信这里面还住着人。
麻母一直觉得自己不应该活着，她一边擦拭着眼泪一边向我们哭诉为什么自己不能早点埋进黄土里，害得儿子跟着她受罪，若是自己早点死了，儿子就能够去外面打工，然后取个媳妇过好日子。过了不久，麻先生扛着锄头从田地里小跑回来。他从邻居那搬了两个木板凳，叫我们去外面坐，说坐在房子底下不安全，因为风稍大的话这房子就会摇晃。麻先生最担心就是冬天，这房子挡不了寒，怕老母亲冬天身体受不住，若是冬天下雪，雪一堆厚的话房子随时就倒了。
生活需要开销，麻先生平时干完农活，偶尔会走上两小时的山路去县里面找粗活干，不管多苦多累，他当晚都一定会赶回来，因为他放心不下家里的老母亲。他说老母亲将他拉扯大不容易，他实在放心不下老母亲一个人在家。
“我对不起我的老母亲，”麻先生拿出了自己种的烟草，卷了条纸烟自顾地抽了起来，“没法出去打工赚钱，种地又没多少收成，我母亲晚年连个挡风的房子都没得住，到现在我母亲的棺材都还没凑到钱做出来。”
麻母坐在房内看着我们，仍时不时地擦拭着眼泪。
四
后来，村干部又带我们去走访了另一户人家。
该户只有两口人，一个70多岁的瘸腿父亲和一个30多岁的智障儿子。我们去时这位老父亲正在烧艾草驱蚊，据了解，他和他妻子都姓麻，属于近亲结婚，他妻子由于生产后大出血死了，儿子在三四岁的时候还不会讲话，到现在30多岁了却仍只有七八岁小孩的智商。
这位老父亲平时会勉强去田地里种点玉米蔬菜，但由于腿脚不便，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家里歇息，什么也干不了。两口人两张嘴，只能靠种的那一点口粮和政府发放的低保来生活。我从背包里掏出了两个阿尔卑斯棒棒糖，递给了他儿子，他冲我笑了笑，表示感谢。
距这户人家约200米处，住着一个80多岁的孤寡老人，村干部带我们去她家时这位老奶奶正蹲在门前吃玉米。
村干部跟我们介绍，老奶奶姓龙，有点老年痴呆，目前只有一个女儿嫁在远地，并无其他亲人。我们去时龙奶奶显得特别高兴，从锅里面拿出了煮玉米给我们吃，我闻了闻才发现这玉米已有了馊味。
我有点心疼地问村干部：“镇里面不是办有养老院吗？像这种情况的孤寡老人难道还没有资格申请入住吗？”
村干部回答我：“村政府已经帮她申请过了，而且我们也把她送去养老院住过一段时日，但没想到她自己从养老院跑了回来，非得住自己的老宅子，像村里面的很多老人都是可以申请去养老院住的，但因为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都舍不得搬出去，更愿意在老宅子里慢慢等到最后一口气咽下。”
我们陪龙奶奶坐着聊了很久，她很开心，一直到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们才起身与她告别，龙奶奶将煮玉米端给我们，让我们带去吃，我们推辞说不要，她将煮玉米硬塞进了我们的口袋，口中不断念叨着：“感谢你们，感谢政府，我对不起你们，没什么好东西招待你们，你们别嫌弃我，要多来坐坐，跟我说说话啊……”
我拿出捎带馊味的玉米尝了一口，不自觉的眼睛竟有点湿润。
在不断地走访过程中，我曾询问村干部， 像村子里年老多病或是因残疾丧失劳动力的人群，是如何保障他们的生活需求的。
村干部告诉我，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每一个贫困户都是有建档立卡的，有部分劳动力的划分为低保户，完全丧失劳动力的划分为兜底户，政府每年都有拨款可以保障贫困户的基本生活需求。
“要使全村脱贫，单靠拨款的手段是不可能实现的，”村干部给我们每人递上一支烟抽上，“你给了他们钱，生活物资虽然有了，但村中很多人得看病，小孩得要上学，很多孤寡老人也得要人照顾，这些政府不可能全包吧。村中绝大部分人都是走不出这座大山的，即使走出了大山，他们在外面的社会永远也只是属于最底层的。”
村长带我们去了曾经出去打过工的龙先生家。
龙先生一家共四口人，夫妻两个和一儿一女。龙先生两年前去广东打工，在工地上干苦力活，结果黑心老板拖欠着工资不给，眼看家里又指望着钱过日子。龙先生心里急啊，找工地负责人说理去，结果闹到最后被打了一顿不说，工钱还是没拿到。龙先生在那继续干了两个月，结果就出事了，大腿被钢筋给刺穿了，到现在一直都是个瘸的。
“那工地上就不承担责任的吗？”我问
村干部边抽着烟边说:“很多大山里出去的人，在外边连跟人用普通话交流都很困难，更不懂什么合同和法律，被欺负了也只能忍气吞声，像龙先生这种受了工伤的，工地上还不是象征性地赔了点医疗费就给打发走了。就算村里面有懂点法律的人，也没能力去外面给每个人讨公道啊。”
龙先生给我们每人倒了杯水，跟我们解释道:“不是我怕他们，只是像我们这种光有力气没有本事的人，在外边不忍着点的话，就没活干了，家里这么多张嘴等着吃饭，我不能没活干。”
我听后，低着头，不知道该继续说什么。
和我们一起同行的肖老师，最终留下了村干部的联系方式，他告诉村干部他经常在外面跑外业，认识很多搞苗圃生意的人，到时候可以从这边介绍几个人出去干点粗活，就是累了一点。
村干部激动的说:“那就太谢谢肖老师您了，对村里面来说，能带一个劳动力出去打工，就相当于帮一户人家脱贫了，真的非常感激您。”
六
在调研工作结束之后，很长时间内我都惦记着那个村庄，总会回忆起那对危房下相依为命的母子，那些舍不得我们走希望有人陪着说会话的孤寡老人，那些为了供养家庭而在外忍气吞声却又顶天立地的男人，那群追在我们屁股后面充满好奇而又胆怯不敢靠近的孩童。在看完山海情后，我再一次想起了他们，那年那个地区正在大力发展猕猴桃扶贫产业，他们现在的生活如何？希望一定也要像剧中的故事一样，一切都要慢慢变好呀。
【我说文艺】林森：“知青”原点与时间之书 ——论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下篇）
“日”与“夜”之二：革命与日常
《日夜书》在革命与日常之间处理得最有意味、最为复杂的人物，显然是马涛。作为叙述者陶小布的妻子马楠的哥哥，在《日夜书》中，马涛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也是全书中韩少功刻画得最耗心力的一位人物。马涛是一位“革命者”，或者说自以为的“革命者”，他读书甚多，有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体内涌动着革命者的坚韧，不少的知青都被他的魅力所倾倒，包括小说中的“我”——陶小布。除了有革命的理想，马涛也有胆量，在因密谋被揭发入狱之后，他仍然不改其志，他犹如永动机，一直喷涌出“革命”的力量。而且，他身上保持着这种状态数十年，直到多年后身处国外，仍是一副引领全世界思想革命的派头。在这个意义上，马涛是一个超脱之人，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世俗生活，为了某种“理想之光”便把一切都压了上去，从不后悔。我们可以不认可他的思想，可我们又很难不为他这种追索的毅力所震撼。马涛的让人难忘，当然不仅是因为这“伟光正”的一面，甚至可以说，韩少功刻画他、读者记住他，完全是因为他的另外一面。作为革命者的反面，马涛在日常生活当中，完全没有了那种面对历史、面对思想、面对时代的如鱼得水，他失去了那种“对自己入迷的书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某一段，甚至能准确锁定哪一页，讲一个小说或电影里的故事，也能风生水起和准确无误”的“超能力”。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把姓王的喊成姓刘的，把杀猪的叫成弹棉花的，把人家的三大姨叫成四姑娘……”饭烧焦了，他路过几次也不熄火。马涛的这种“与生命相脱节的纯粹来自知识演绎的思想狂妄。他内心的自我膨胀和傲慢来自于知识给人带来的心理优越，他忽略了思想的奇葩只有落实到常识的现实才能开出真实的花”。马涛把一家人尤其是马楠伤害极深，陶小布作为旁观者，在讲述之时饱含愤恨。马涛对家人、朋友的伤害是持久性地，他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笑月也丢给马楠，基本放弃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这也酿成了小说结尾处笑月自杀的惨剧。而马涛本人，对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毫无知觉，只认为所有人都轻慢了他，他的“伟大”被所有人扼杀了——他认为马楠为保护他而在他下狱期间烧掉他的手稿，造成了他曾提出的某个伟大思想未被承认，这对他是摧毁性的。马涛的这些自以为是和思想狂妄，都身披一件“伟大”的外衣，他永远觉得身边人没有给他创造足够多的条件，让他一展身手，于是把“匕首”一次次刺向最亲的人。
革命的轰轰烈烈和日常的鸡毛蒜皮，在这里形成了某种刺眼的对比。一个个疑问也由此诞生：以牺牲身边最亲的人来完成的“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连最亲的人都可以如此肆意践踏的理想，是否仍然值得尊敬？革命与日常的摩擦、冲突，是否就像“夜”未能融于“日”？
日”与“夜”之三：身体与精神
《日夜书》里，韩少功极力回归传统长篇的表达，更多地以故事本身来讲述，作者的强行介入不多，但也还是有。韩少功在故事讲述的中间，插入一些章节，分析人物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有“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泄点与醉点”先分析了这两者的不同，这两个描述生理高潮的概念，“泄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饱”，“醉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好”。之后则是分析N、安燕、姚大甲、吴天保、贺亦民等人的性经历，试图从这里头，挖掘性经历与他们的性格演变、命运走向之间的隐秘关系。“准精神病”则是以蔡海伦、马楠、万哥、马涛几人的某些几近精神病的性格表现作为分析对象：蔡海伦无论任何场合，都把女权挂在嘴边，把所有的话题都引向关于女权的争论；马楠任何时候都让陶小布表达对她的爱，以此来证明他没有变心；万哥是一个穷怕的人，到南方最早开放的城市见识一番之后，心态失衡，导致后来被骗，而这个经历颇多的人，最后变成了喋喋不休的“营养专家”；马涛永远活在他的伟大理想和现实庸常的摩擦当中。“器官与身体”则主要是关于贺亦民的奇人奇事，贺身材很矮，也不识几个字，要谈女朋友还得请别人介绍《红楼梦》等名著中的典故，以方便其“找话题”，就是这么一个人，竟极有偏才，发现了电表上的极大漏洞，长期用电而表不走动，他还有多项技术专利……这个奇人也是畸人，他的腿与腰、手、脑、舌、耳、心等器官被韩少功缓缓道来。
身体作用于精神，精神也支撑着身体。很显然，这相对、相反的概念，被插入完整、线性的叙事当中，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花活儿，而是要在人物的命运向前发展的时候，稍微歇一歇，停下来思考那些被故事裹挟着往前的人物，除了社会的、时代的浪潮裹挟，还有没有一些不被注意的因素，潜在地影响着那群人的生命走向？作为个体，精神方面的追求、喜好甚至怪癖，其实也在左右着一个人——虽然这可能很难被我们所看见。除了精神，身体、样貌也跟一个人的成长息息相关，贺亦民就是一个例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泄点”和“醉点”，这本是身体上的反应，可这种身体反应，又往往抵达精神层面。身体和精神，显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连一体、互相转化的，就像“日”与“夜”的永远相连，不可分割。
日”与“夜”之四：少年与老年
《日夜书》里，人物从知青时期的少年，变成活在当下，逐步退出职场的老年。针对少年时期，韩少功少见地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当中书写爱情了——而对情感的书写，往往被视为韩少功的一个“薄弱环节”。《日夜书》不仅仅写爱情，甚至也有了性描写，这更是韩少功作品中罕见的。马楠为救哥哥马涛，去找徐副主任，被夺了初夜。后来的第22章、23章里，陶小布和马楠两人进行着让人唏嘘心碎的“第一次”。所谓的性描写，当然不是为了描写性，而是在对话、动作当中，写出马楠和陶小布所受到的身体、心理伤害。陶小布失败的第一次，当然是因为介怀马楠被徐副主任夺取了初夜——虽然他极力否认；马楠后来没法生育，跟当初的徐副主任是不是也有着某些隐秘的关系？这些被时代抛到山沟沟里的少年人，其被时代给予的伤害，通过一次“失败”的性关系，被折射出来。他们下乡之前的那种冲天豪情，被现实雨打风吹去。可以看出，韩少功在书写知青这一段少年生活的时候，既对那个时代保持着警惕性的思考，“将与自己同时代并且命运交集在一起的人作为麻雀，加以刻薄地剖析”，也有对这一段少年经历保持着某种刻骨的痛惜。
老年这一段，韩少功还写了职场，写了办公室政治。比如说第28章突然出现的陆学文，这个在厅长陶小布手下任副厅长的活宝，和陶小布来了一场“宫斗”。韩少功也写到了家庭里的日常，马涛和妻子离婚后，把女儿笑月丢给了马楠，陶小布和马楠之间为笑月的教育，发生了诸多摩擦。而马涛作为一个“时代英雄”，自以为在国外能呼风唤雨，却不过落得一个被鄙夷、嘲笑的下场，他开启一场国内之旅时，已经身患绝症，仍再次把陶小布等人折磨得七零八落。陶小布只能把这当成一个绝症之人的最后任性，把所有委屈吞回肚子。
抛弃掉历史的浪潮，仅仅时间本身，仅仅是少年变成老年的过程，就让人如此触目惊心。这种时间不舍昼夜的流逝感，通过少年和老年的对比，更显清晰，这也是属于作者的感怀，如黄灯所言，“在史铁生无法克服生理的极限早已离世之后，在张承志已越来越远离主流并自动边缘化的形单影只中，韩少功是否感到了一代人被历史的风吹雨打之后的落寞和悲凉？”
“日”与“夜”之五：畸人与英雄
《日夜书》里，韩少功一反《暗示》当中人物和故事只提供例证的方式，开始用心刻画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关于这一点，韩少功自己也说：“《日夜书》讲的是一些‘50后’国人的故事……他们是畸人，也是英雄。说畸人，是他们困于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有怯懦，有幻想，有自负，有盲目，有粗鄙……说英雄，是他们抗打击，能折腾，用于反抗，富于激情，相当于一片蓬蓬勃勃的野草，有顽强的生命力度和底层根系。”韩少功本人特别清楚这一代人身上的两面性，他看到了那些同龄人，在这数十年里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在这里，有人性暗淡的一面，也有人性光辉的一面；有时代不堪的一面，也有时代动人心魄的一面。很显然，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真正感人的人物，都绝非仅有所谓“正面”“正能量”的那一面，一定是两面甚至多面的混杂交织，其丰富性才足以让人从不同的入口进入，其丰富性才经得起推敲和细品，畸人和英雄同为一体两面，也是“日”与“夜”混杂交织的一种。
可以看出，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通过一组组相对概念的对照、彼此映射，来构建他心中的“50后”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它们有时是界限分明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日就是日夜就是夜；可更多时候，它们又是混合交织、互相转化的，黑可以逐步过度到白、日可以慢慢变成夜。所谓《日夜书》，有日、有夜，也得有“书”，有记录的冲动、有书写中的沉思和犹豫，才能组成这一代人、这一个时代的故事。
感性的“回归”
《日夜书》有着结构方面上的考量，比如说，大量的插叙、倒叙，使得过去的时空和后来的时空，得以穿插、映照。这种手法的运用，对于大体上知晓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读者，阅读障碍不算太大，可对于境外的读者，其进入难度肯定是存在的，以至于《日夜书》的台湾繁体字版、韩文版，不得不“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除了跳跃和闪回的大量运用，还在一些章节中间插入“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隔断完整的阅读，让读者有放慢脚步、略作沉思的时间。
《日夜书》的首版简介上写着“知青一代的精神史，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这话我们可以当广告词来理解，前面的话则是对这部小说的概括。相对国内其他作家的作品，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相对韩少功自己的作品，其“思辨”其实是在“后撤”的，因为韩少功最擅长的思想，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最大的“压制”。《马桥词典》和《暗示》中，韩少功本人经常会跑出来，和作为叙事者的“我”混为一体，而且，因为这两部小说中，那个叙事者“我”都是没有姓名的，这就让作者韩少功和叙事者“我”的串场特别厉害。而在《日夜书》中，这一做法基本绝迹，韩少功本人隐遁了，只有作为叙事者的陶小布存在。从这一个小切片便可发现，韩少功在努力压制着思考的冲动，让故事本身去阐释，让故事自然生发意义，也就是说，在《日夜书》里，感性在大面积“回归”。
为什么在思考一代人命运的作品当中，韩少功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思辨，而“臣服”于故事本身？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在于，韩少功或许认为，他本人的思辨与历史的“真实”相比，他更愿意诚实地记录，而不是交出个人的思考——又或许，年满耳顺之年的韩少功，内心萦绕着当年知青生活里遇到的念念不忘的人，他的记录冲动远远大于他的思考冲动。“岁月流逝，数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弹指之间，千年变局。天地之间，唯心是归。当熠熠闪光的那么多人和物正变得模糊，相伴相守的日子渐次凋零，受惠者的一眼回望岂是多余？……放下技法，放下风格，放下创新野心，放下禁忌掐算和风险规避，一切从内心开始，便成了一件轻松的事。”把这些既畸人又英雄的旧日故交记录下来，以免他们被遗忘在历史的烟尘处，是韩少功写《日夜书》最大的缘由。把这些后来成为了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的知青一代如实呈现，让后人从活生生的人物和生活中，感受当时的历史现场，便是《日夜书》最大的价值。
也正是出于这最质朴的记录、“书”的初心，“感性”在《日夜书》里得到了“回归”，《日夜书》也成为韩少功笔下最像传统长篇小说的作品。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完全符合我们对经典中短篇的理解，很少在作品当中直接以思辨性的语言进行介入，而多以故事来自然呈现。可长篇小说里，他的探索性太强，于是老老实实地讲故事，成为了一种“奢侈”，《日夜书》的出现，算是一个意外的特例。
——原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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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作家，《天涯》杂志副主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小镇及其他》，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岛》，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随笔集《乡野之神》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海南文学双年奖等，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文学排行榜等。
“日”与“夜”之二：革命与日常
《日夜书》在革命与日常之间处理得最有意味、最为复杂的人物，显然是马涛。作为叙述者陶小布的妻子马楠的哥哥，在《日夜书》中，马涛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也是全书中韩少功刻画得最耗心力的一位人物。马涛是一位“革命者”，或者说自以为的“革命者”，他读书甚多，有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体内涌动着革命者的坚韧，不少的知青都被他的魅力所倾倒，包括小说中的“我”——陶小布。除了有革命的理想，马涛也有胆量，在因密谋被揭发入狱之后，他仍然不改其志，他犹如永动机，一直喷涌出“革命”的力量。而且，他身上保持着这种状态数十年，直到多年后身处国外，仍是一副引领全世界思想革命的派头。在这个意义上，马涛是一个超脱之人，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世俗生活，为了某种“理想之光”便把一切都压了上去，从不后悔。我们可以不认可他的思想，可我们又很难不为他这种追索的毅力所震撼。马涛的让人难忘，当然不仅是因为这“伟光正”的一面，甚至可以说，韩少功刻画他、读者记住他，完全是因为他的另外一面。作为革命者的反面，马涛在日常生活当中，完全没有了那种面对历史、面对思想、面对时代的如鱼得水，他失去了那种“对自己入迷的书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某一段，甚至能准确锁定哪一页，讲一个小说或电影里的故事，也能风生水起和准确无误”的“超能力”。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把姓王的喊成姓刘的，把杀猪的叫成弹棉花的，把人家的三大姨叫成四姑娘……”饭烧焦了，他路过几次也不熄火。马涛的这种“与生命相脱节的纯粹来自知识演绎的思想狂妄。他内心的自我膨胀和傲慢来自于知识给人带来的心理优越，他忽略了思想的奇葩只有落实到常识的现实才能开出真实的花”。马涛把一家人尤其是马楠伤害极深，陶小布作为旁观者，在讲述之时饱含愤恨。马涛对家人、朋友的伤害是持久性地，他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笑月也丢给马楠，基本放弃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这也酿成了小说结尾处笑月自杀的惨剧。而马涛本人，对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毫无知觉，只认为所有人都轻慢了他，他的“伟大”被所有人扼杀了——他认为马楠为保护他而在他下狱期间烧掉他的手稿，造成了他曾提出的某个伟大思想未被承认，这对他是摧毁性的。马涛的这些自以为是和思想狂妄，都身披一件“伟大”的外衣，他永远觉得身边人没有给他创造足够多的条件，让他一展身手，于是把“匕首”一次次刺向最亲的人。
革命的轰轰烈烈和日常的鸡毛蒜皮，在这里形成了某种刺眼的对比。一个个疑问也由此诞生：以牺牲身边最亲的人来完成的“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连最亲的人都可以如此肆意践踏的理想，是否仍然值得尊敬？革命与日常的摩擦、冲突，是否就像“夜”未能融于“日”？
日”与“夜”之三：身体与精神
《日夜书》里，韩少功极力回归传统长篇的表达，更多地以故事本身来讲述，作者的强行介入不多，但也还是有。韩少功在故事讲述的中间，插入一些章节，分析人物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有“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泄点与醉点”先分析了这两者的不同，这两个描述生理高潮的概念，“泄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饱”，“醉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好”。之后则是分析N、安燕、姚大甲、吴天保、贺亦民等人的性经历，试图从这里头，挖掘性经历与他们的性格演变、命运走向之间的隐秘关系。“准精神病”则是以蔡海伦、马楠、万哥、马涛几人的某些几近精神病的性格表现作为分析对象：蔡海伦无论任何场合，都把女权挂在嘴边，把所有的话题都引向关于女权的争论；马楠任何时候都让陶小布表达对她的爱，以此来证明他没有变心；万哥是一个穷怕的人，到南方最早开放的城市见识一番之后，心态失衡，导致后来被骗，而这个经历颇多的人，最后变成了喋喋不休的“营养专家”；马涛永远活在他的伟大理想和现实庸常的摩擦当中。“器官与身体”则主要是关于贺亦民的奇人奇事，贺身材很矮，也不识几个字，要谈女朋友还得请别人介绍《红楼梦》等名著中的典故，以方便其“找话题”，就是这么一个人，竟极有偏才，发现了电表上的极大漏洞，长期用电而表不走动，他还有多项技术专利……这个奇人也是畸人，他的腿与腰、手、脑、舌、耳、心等器官被韩少功缓缓道来。
身体作用于精神，精神也支撑着身体。很显然，这相对、相反的概念，被插入完整、线性的叙事当中，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花活儿，而是要在人物的命运向前发展的时候，稍微歇一歇，停下来思考那些被故事裹挟着往前的人物，除了社会的、时代的浪潮裹挟，还有没有一些不被注意的因素，潜在地影响着那群人的生命走向？作为个体，精神方面的追求、喜好甚至怪癖，其实也在左右着一个人——虽然这可能很难被我们所看见。除了精神，身体、样貌也跟一个人的成长息息相关，贺亦民就是一个例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泄点”和“醉点”，这本是身体上的反应，可这种身体反应，又往往抵达精神层面。身体和精神，显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连一体、互相转化的，就像“日”与“夜”的永远相连，不可分割。
日”与“夜”之四：少年与老年
《日夜书》里，人物从知青时期的少年，变成活在当下，逐步退出职场的老年。针对少年时期，韩少功少见地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当中书写爱情了——而对情感的书写，往往被视为韩少功的一个“薄弱环节”。《日夜书》不仅仅写爱情，甚至也有了性描写，这更是韩少功作品中罕见的。马楠为救哥哥马涛，去找徐副主任，被夺了初夜。后来的第22章、23章里，陶小布和马楠两人进行着让人唏嘘心碎的“第一次”。所谓的性描写，当然不是为了描写性，而是在对话、动作当中，写出马楠和陶小布所受到的身体、心理伤害。陶小布失败的第一次，当然是因为介怀马楠被徐副主任夺取了初夜——虽然他极力否认；马楠后来没法生育，跟当初的徐副主任是不是也有着某些隐秘的关系？这些被时代抛到山沟沟里的少年人，其被时代给予的伤害，通过一次“失败”的性关系，被折射出来。他们下乡之前的那种冲天豪情，被现实雨打风吹去。可以看出，韩少功在书写知青这一段少年生活的时候，既对那个时代保持着警惕性的思考，“将与自己同时代并且命运交集在一起的人作为麻雀，加以刻薄地剖析”，也有对这一段少年经历保持着某种刻骨的痛惜。
老年这一段，韩少功还写了职场，写了办公室政治。比如说第28章突然出现的陆学文，这个在厅长陶小布手下任副厅长的活宝，和陶小布来了一场“宫斗”。韩少功也写到了家庭里的日常，马涛和妻子离婚后，把女儿笑月丢给了马楠，陶小布和马楠之间为笑月的教育，发生了诸多摩擦。而马涛作为一个“时代英雄”，自以为在国外能呼风唤雨，却不过落得一个被鄙夷、嘲笑的下场，他开启一场国内之旅时，已经身患绝症，仍再次把陶小布等人折磨得七零八落。陶小布只能把这当成一个绝症之人的最后任性，把所有委屈吞回肚子。
抛弃掉历史的浪潮，仅仅时间本身，仅仅是少年变成老年的过程，就让人如此触目惊心。这种时间不舍昼夜的流逝感，通过少年和老年的对比，更显清晰，这也是属于作者的感怀，如黄灯所言，“在史铁生无法克服生理的极限早已离世之后，在张承志已越来越远离主流并自动边缘化的形单影只中，韩少功是否感到了一代人被历史的风吹雨打之后的落寞和悲凉？”
“日”与“夜”之五：畸人与英雄
《日夜书》里，韩少功一反《暗示》当中人物和故事只提供例证的方式，开始用心刻画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关于这一点，韩少功自己也说：“《日夜书》讲的是一些‘50后’国人的故事……他们是畸人，也是英雄。说畸人，是他们困于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有怯懦，有幻想，有自负，有盲目，有粗鄙……说英雄，是他们抗打击，能折腾，用于反抗，富于激情，相当于一片蓬蓬勃勃的野草，有顽强的生命力度和底层根系。”韩少功本人特别清楚这一代人身上的两面性，他看到了那些同龄人，在这数十年里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在这里，有人性暗淡的一面，也有人性光辉的一面；有时代不堪的一面，也有时代动人心魄的一面。很显然，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真正感人的人物，都绝非仅有所谓“正面”“正能量”的那一面，一定是两面甚至多面的混杂交织，其丰富性才足以让人从不同的入口进入，其丰富性才经得起推敲和细品，畸人和英雄同为一体两面，也是“日”与“夜”混杂交织的一种。
可以看出，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通过一组组相对概念的对照、彼此映射，来构建他心中的“50后”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它们有时是界限分明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日就是日夜就是夜；可更多时候，它们又是混合交织、互相转化的，黑可以逐步过度到白、日可以慢慢变成夜。所谓《日夜书》，有日、有夜，也得有“书”，有记录的冲动、有书写中的沉思和犹豫，才能组成这一代人、这一个时代的故事。
感性的“回归”
《日夜书》有着结构方面上的考量，比如说，大量的插叙、倒叙，使得过去的时空和后来的时空，得以穿插、映照。这种手法的运用，对于大体上知晓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读者，阅读障碍不算太大，可对于境外的读者，其进入难度肯定是存在的，以至于《日夜书》的台湾繁体字版、韩文版，不得不“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除了跳跃和闪回的大量运用，还在一些章节中间插入“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隔断完整的阅读，让读者有放慢脚步、略作沉思的时间。
《日夜书》的首版简介上写着“知青一代的精神史，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这话我们可以当广告词来理解，前面的话则是对这部小说的概括。相对国内其他作家的作品，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相对韩少功自己的作品，其“思辨”其实是在“后撤”的，因为韩少功最擅长的思想，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最大的“压制”。《马桥词典》和《暗示》中，韩少功本人经常会跑出来，和作为叙事者的“我”混为一体，而且，因为这两部小说中，那个叙事者“我”都是没有姓名的，这就让作者韩少功和叙事者“我”的串场特别厉害。而在《日夜书》中，这一做法基本绝迹，韩少功本人隐遁了，只有作为叙事者的陶小布存在。从这一个小切片便可发现，韩少功在努力压制着思考的冲动，让故事本身去阐释，让故事自然生发意义，也就是说，在《日夜书》里，感性在大面积“回归”。
为什么在思考一代人命运的作品当中，韩少功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思辨，而“臣服”于故事本身？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在于，韩少功或许认为，他本人的思辨与历史的“真实”相比，他更愿意诚实地记录，而不是交出个人的思考——又或许，年满耳顺之年的韩少功，内心萦绕着当年知青生活里遇到的念念不忘的人，他的记录冲动远远大于他的思考冲动。“岁月流逝，数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弹指之间，千年变局。天地之间，唯心是归。当熠熠闪光的那么多人和物正变得模糊，相伴相守的日子渐次凋零，受惠者的一眼回望岂是多余？……放下技法，放下风格，放下创新野心，放下禁忌掐算和风险规避，一切从内心开始，便成了一件轻松的事。”把这些既畸人又英雄的旧日故交记录下来，以免他们被遗忘在历史的烟尘处，是韩少功写《日夜书》最大的缘由。把这些后来成为了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的知青一代如实呈现，让后人从活生生的人物和生活中，感受当时的历史现场，便是《日夜书》最大的价值。
也正是出于这最质朴的记录、“书”的初心，“感性”在《日夜书》里得到了“回归”，《日夜书》也成为韩少功笔下最像传统长篇小说的作品。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完全符合我们对经典中短篇的理解，很少在作品当中直接以思辨性的语言进行介入，而多以故事来自然呈现。可长篇小说里，他的探索性太强，于是老老实实地讲故事，成为了一种“奢侈”，《日夜书》的出现，算是一个意外的特例。
——原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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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作家，《天涯》杂志副主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小镇及其他》，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岛》，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随笔集《乡野之神》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海南文学双年奖等，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文学排行榜等。
#温州身边事# 【温州一护士离奇溺亡！家人：准备向村里索赔】前几天，多家媒体报道了浙江温州泰顺县一护士离奇失联、死亡事件。
说它离奇，是因为据护士家人、同事反映及警方初步调查都表明：护士本人工作上顺利、尚未婚姻恋爱、无抑郁症病史。
当地警方目前根据对其尸体进行的鉴定初步判定符合溺亡特征。护士的父母在接受津云记者专访时表示：在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是谋害的情况下，他们心理上已经接受女儿是意外落水并最终溺亡的“结论”；
另外，考虑到大溪源村旅游景点设施不完整与他女儿落水溺亡存在一定关联性，家人向镇政府打了申请报告，要求镇政府出面调解让村两委进行赔偿，同时准备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索赔。
休假回村里晚饭后突然失联
泰顺县罗阳镇大溪源村是个小山村，是该县典型的一村一族式传统村庄，全村60户左右农户全部姓黄。村里只有一条1.5公里长的水泥路通往外界，与58省道相连。该村中间有一条叫洪溪的溪流穿越而过，村里各家的房子沿着溪流两岸依照山坡地形而建。因为大溪源山村地理环境好，动植物保护也较好，浙江省林业厅2017年下半年批准这里建设大溪源浙江省级湿地公园。之后，村两委开始进行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
泰顺当地中年男子黄大辉，原本姓齐，户籍地是罗阳镇横杆村，其母亲在他年少时改嫁到罗阳镇大溪源村。黄大辉随母亲生活，也改姓了黄。黄大辉后来在大溪源村也拥有了老房子，他的4个儿女，大女儿姓黄，以便继承老房子，二女儿、三女儿、小儿子，都姓齐。
罗阳镇是泰顺县政府所在地，距大溪源村16公里。七八年前，为便于儿女读书，黄大辉在罗阳镇买了一套商品房。
大溪源村村两委开始进行旅游项目开发建设后，这逐渐成了泰顺县的一个旅游景区。黄大辉考虑到村里还有自己的老房子，又回大溪源村长住，在村里建设项目工地上打工（挑石头、垒石头）赚点生活费。
齐春花（化名）是黄大辉的三女儿，今年26岁。她从卫校毕业后，在泰顺县某乡镇卫生院当护士，到今年已经工作4年多。黄大辉在大溪源村打工后，妻子经常到村里给他做饭、洗衣服。后来，他妻子患了糖尿病，身体差了。齐春花心疼父亲，就常在自己的休息日、节假日回村里去照顾父亲。
10月11日，周日，一大早，齐春花又回到村里，给父亲烧了中饭、晚饭。17时许，黄大辉与女儿一块吃了晚饭，女儿收拾好碗筷后，动手去洗父亲刚换下来的衣服。父亲躺在楼上休息时还听到女儿用板刷刷洗他衣服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被楼下弟媳妇的叫声叫醒，原来，弟弟家今天刚烧了一道炖猪蹄，弟媳妇端了一些过来。他下楼接过汤一摸，发现还是热的，想让女儿赶紧喝一点补补身体。喊了几声没人，打了女儿的手机，听到手机声在女儿房间里响。找了备用钥匙打开女儿房门，发现手机在床上充电。
黄大辉赶紧通知几家亲戚、村民一起在村里帮助寻找。找了一晚上都没有结果。有人提出来：齐春花会不会是步行离开村子出去玩了？或者有朋友驾车来将她接出去到县城去了？黄大辉予以否决，他当天仔细问过女儿，女儿称第二天早晨要到一个村里给农民义诊体检，有同事会到58省道大溪源村口接她一块去，所以晚上她不太可能出外玩耍，更不会将手机扔在家中。
唯一探头视频看了两遍
12日早上，泰顺县蓝天救援大队长吴丰驾车带领十几个队员赶到大溪源村时，发现泰顺县雪豹应急救援大队20多个人也已经在了。两支救援队首先了解当事人失联前后情况，了解村里监控探头的情况。
吴丰得知，村里就一个探头，安装在村中心一家农家乐饭店门口，能看见洪溪的一段。农家乐老板看了一遍监控资料后，称11日17时至18时一段没发现有齐春花的身影。
黄大辉向泰顺县公安局罗阳派出所报了警，警方受理后也开始介入寻找和调查。民警到齐春花工作的医院查看视频监控，发现她11日离开医院回大溪源村里时身着黑色长袖、黑色裤子，黑加白帆布鞋，黑色头发扎马尾。
两支救援队40人左右分成7个组，分工分地段，在当地村民作向导的带领下，到村子周边山上、村里洪溪流域进行寻找，并分出了一部分力量到58省道大溪源村口（村唯一出口）查看那里的监控探头。
溪流上游是大溪源村民房，下游是个小水库
搜救工作一直进行到13日上午，还是没有结果。
终于有人提出来再仔细查看一遍村里那唯一的监控探头资料。这回，终于有了发现。
“我们看见视频里，那个时间段，远远地有个女的身影，在溪水对岸往下游跑了过去！”吴丰告诉津云记者。
洪溪下游用坝拦水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水潭，村民们称之为水库。水库水深3米左右，水底都是淤泥。
于是，大家将下一步的搜救重心放在了水库。一边安排人员到坝上放水，一边在水库周边岸上巡逻、用竹竿探底寻找。
13日13时许，水库的水位下降了1米左右，在水库大坝附近，一具尸体慢慢浮了上来。雪豹救援队队员先看到，马上组织人员用竹竿将尸体打捞上来。
当时，吴丰过去看了一下。“是女的，黑色长袖黑色裤子，捞上来时双手握半拳朝外收缩在胸前，我们的工作经验，这是溺亡的形状。溺亡的人打捞上来一般都是这个样子。”吴丰对津云记者说。
尸体打捞上来后，家属辨认就是齐春花。
溺亡真正原因？
齐春花溺亡原因，是谋杀？自杀？还是意外？
从监控视频资料发现齐春花身影时看，当时她身边没有其他人。
有媒体对护士齐春花失联事件报道时，很多网友推测她应该是投水自杀。
津云记者18日在大溪源村采访时，没有见到齐春花的父母和家人，据了解，家人在事发后都回到罗阳镇家里去了。
齐春花的堂弟接受了津云记者的采访，他表示他个人认为堂姐有可能是自杀，理由是堂姐这人性格很内向，不爱说话；事发前还将手机特意留在家里。但对于堂姐为何要自杀，他讲不出来，因为他也知道她伯伯（黄大辉）否决自杀结论的几条理由。
黄大辉和妻子坚决不相信自己最疼爱的女儿是自杀身亡的。19日，津云记者在泰顺县阳光家园小区黄大辉家里见到了他。他又一次向津云记者重申了他女儿不可能是自杀。他的理由是：工作方面，他去医院了解过，得知她工作上很顺利，单位领导和同事都对她很好、评价较高，最近工作上没有什么压力、没遇到挫折，没与同事、领导发生矛盾；感情方面，她未婚也没有男朋友，虽然父母亲催过几回，但也没有经常催，感情上也没有压力；家庭方面，父亲、女儿收入都还可以，父母都很疼她，她也很孝顺父母，家庭关系和谐；她没有抑郁症；11日事发当天也没有任何异常，精神状态挺好，父亲与她没有任何争吵；更关键的是，假如是自杀，她事发前还正常吃了晚饭，正常帮父亲洗了衣服。在黄大辉看来，自杀不符合常理。
黄大辉认为，女儿唯一能说的缺点就是人太内向了，以致于至今还没谈恋爱。大溪源村民也向津云记者反映，春花平时比较内向，从不与人发生矛盾。
19日上午，泰顺县公安局政治处宣传负责人联系了罗阳派出所办案民警后，向津云记者回复：法医对尸体五官部位、皮肤外表等尸表查看后，初步判定符合溺亡的特征；死者没有留遗书、死者手机微信朋友圈没有关于要寻短见自杀方面的言语内容；警方还在按照调查程序寻找证人、目击者、监控视频资料等进一步调查。
其实装了多个监控但都“荒着不用” 家人准备向村里索赔
泰顺县蓝天救援大队长吴丰谈起这起救援行动，对大溪源村只有一个监控探头表示不解。
津云记者在村里调查采访时也感到，大溪源村虽然小，但民居四处散落分布，地理范围不小，村里还在开发商业旅游迎接外地旅客，从这多个方面讲，按理都应该在村里布置多个监控探头。
泰顺县公安局政治处宣传负责人在谈到农村安装监控探头工作时，称这项工作并非是公安一个部门说了算，而是要乡镇政府大力支持，共同合作。
19日下午，黄大辉谈到大溪源村的监控探头时，显得有些气愤。他说，其实村里安装了许多个探头，但平时都不打开使用，只是吓唬人。“农家乐那个探头还是老板私人自己用的，能帮忙给你看一下视频已经不错了。”
黄大辉的妻子本患有糖尿病，受此打击，更是卧床不起。19日上午，他妻子在儿女的陪同下去医院看病。
黄大辉则去了罗阳镇政府，他向镇政府递交了一份《人民调解申请书》。《申请书》在简述“纠纷情况”时称：“经亲属及村民前往现场勘查发现水尾湖（即水库坝处）周边没有制作防护栏，这是齐某某当时落水的主要原因，现特向泰顺县罗阳镇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在“当事人申请事项”一栏中，则写着：
“1.旅游景点设备不完整，导致这次事故发生，要求政府予以说法。
2.家中死者母亲卧床不起，无经济来源，家里人员悲痛欲绝。”
黄大辉向津云记者解释说，在目前此事件原因的调查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他已经接受了他女儿齐春花是“意外落水”的“结论”，他递交此申请书的目的是想让镇政府出面进行调解，让大溪源村委会在责任上或是义务上（道义上）作出一些赔偿或补偿。
对申请调解的结果，他却不报多大希望。因为之前他已经与大溪源村委主任进行过一次沟通。村委主任当时就认为对此事件或事故，村里没有任何责任。
19日晚上，黄大辉告诉津云记者，罗阳镇政府后来打来电话称，镇政府接到申请报告后，已经与大溪源村委主任联系过，大溪源村委主任回复称村里没有责任，镇里就不准备调解。
黄大辉最后称，他准备找律师走法律途径，向大溪源村委会索赔。
#男子逃亡30年自首发现弄错#@温州微博大事小事 @温州同城
说它离奇，是因为据护士家人、同事反映及警方初步调查都表明：护士本人工作上顺利、尚未婚姻恋爱、无抑郁症病史。
当地警方目前根据对其尸体进行的鉴定初步判定符合溺亡特征。护士的父母在接受津云记者专访时表示：在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是谋害的情况下，他们心理上已经接受女儿是意外落水并最终溺亡的“结论”；
另外，考虑到大溪源村旅游景点设施不完整与他女儿落水溺亡存在一定关联性，家人向镇政府打了申请报告，要求镇政府出面调解让村两委进行赔偿，同时准备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索赔。
休假回村里晚饭后突然失联
泰顺县罗阳镇大溪源村是个小山村，是该县典型的一村一族式传统村庄，全村60户左右农户全部姓黄。村里只有一条1.5公里长的水泥路通往外界，与58省道相连。该村中间有一条叫洪溪的溪流穿越而过，村里各家的房子沿着溪流两岸依照山坡地形而建。因为大溪源山村地理环境好，动植物保护也较好，浙江省林业厅2017年下半年批准这里建设大溪源浙江省级湿地公园。之后，村两委开始进行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
泰顺当地中年男子黄大辉，原本姓齐，户籍地是罗阳镇横杆村，其母亲在他年少时改嫁到罗阳镇大溪源村。黄大辉随母亲生活，也改姓了黄。黄大辉后来在大溪源村也拥有了老房子，他的4个儿女，大女儿姓黄，以便继承老房子，二女儿、三女儿、小儿子，都姓齐。
罗阳镇是泰顺县政府所在地，距大溪源村16公里。七八年前，为便于儿女读书，黄大辉在罗阳镇买了一套商品房。
大溪源村村两委开始进行旅游项目开发建设后，这逐渐成了泰顺县的一个旅游景区。黄大辉考虑到村里还有自己的老房子，又回大溪源村长住，在村里建设项目工地上打工（挑石头、垒石头）赚点生活费。
齐春花（化名）是黄大辉的三女儿，今年26岁。她从卫校毕业后，在泰顺县某乡镇卫生院当护士，到今年已经工作4年多。黄大辉在大溪源村打工后，妻子经常到村里给他做饭、洗衣服。后来，他妻子患了糖尿病，身体差了。齐春花心疼父亲，就常在自己的休息日、节假日回村里去照顾父亲。
10月11日，周日，一大早，齐春花又回到村里，给父亲烧了中饭、晚饭。17时许，黄大辉与女儿一块吃了晚饭，女儿收拾好碗筷后，动手去洗父亲刚换下来的衣服。父亲躺在楼上休息时还听到女儿用板刷刷洗他衣服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被楼下弟媳妇的叫声叫醒，原来，弟弟家今天刚烧了一道炖猪蹄，弟媳妇端了一些过来。他下楼接过汤一摸，发现还是热的，想让女儿赶紧喝一点补补身体。喊了几声没人，打了女儿的手机，听到手机声在女儿房间里响。找了备用钥匙打开女儿房门，发现手机在床上充电。
黄大辉赶紧通知几家亲戚、村民一起在村里帮助寻找。找了一晚上都没有结果。有人提出来：齐春花会不会是步行离开村子出去玩了？或者有朋友驾车来将她接出去到县城去了？黄大辉予以否决，他当天仔细问过女儿，女儿称第二天早晨要到一个村里给农民义诊体检，有同事会到58省道大溪源村口接她一块去，所以晚上她不太可能出外玩耍，更不会将手机扔在家中。
唯一探头视频看了两遍
12日早上，泰顺县蓝天救援大队长吴丰驾车带领十几个队员赶到大溪源村时，发现泰顺县雪豹应急救援大队20多个人也已经在了。两支救援队首先了解当事人失联前后情况，了解村里监控探头的情况。
吴丰得知，村里就一个探头，安装在村中心一家农家乐饭店门口，能看见洪溪的一段。农家乐老板看了一遍监控资料后，称11日17时至18时一段没发现有齐春花的身影。
黄大辉向泰顺县公安局罗阳派出所报了警，警方受理后也开始介入寻找和调查。民警到齐春花工作的医院查看视频监控，发现她11日离开医院回大溪源村里时身着黑色长袖、黑色裤子，黑加白帆布鞋，黑色头发扎马尾。
两支救援队40人左右分成7个组，分工分地段，在当地村民作向导的带领下，到村子周边山上、村里洪溪流域进行寻找，并分出了一部分力量到58省道大溪源村口（村唯一出口）查看那里的监控探头。
溪流上游是大溪源村民房，下游是个小水库
搜救工作一直进行到13日上午，还是没有结果。
终于有人提出来再仔细查看一遍村里那唯一的监控探头资料。这回，终于有了发现。
“我们看见视频里，那个时间段，远远地有个女的身影，在溪水对岸往下游跑了过去！”吴丰告诉津云记者。
洪溪下游用坝拦水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水潭，村民们称之为水库。水库水深3米左右，水底都是淤泥。
于是，大家将下一步的搜救重心放在了水库。一边安排人员到坝上放水，一边在水库周边岸上巡逻、用竹竿探底寻找。
13日13时许，水库的水位下降了1米左右，在水库大坝附近，一具尸体慢慢浮了上来。雪豹救援队队员先看到，马上组织人员用竹竿将尸体打捞上来。
当时，吴丰过去看了一下。“是女的，黑色长袖黑色裤子，捞上来时双手握半拳朝外收缩在胸前，我们的工作经验，这是溺亡的形状。溺亡的人打捞上来一般都是这个样子。”吴丰对津云记者说。
尸体打捞上来后，家属辨认就是齐春花。
溺亡真正原因？
齐春花溺亡原因，是谋杀？自杀？还是意外？
从监控视频资料发现齐春花身影时看，当时她身边没有其他人。
有媒体对护士齐春花失联事件报道时，很多网友推测她应该是投水自杀。
津云记者18日在大溪源村采访时，没有见到齐春花的父母和家人，据了解，家人在事发后都回到罗阳镇家里去了。
齐春花的堂弟接受了津云记者的采访，他表示他个人认为堂姐有可能是自杀，理由是堂姐这人性格很内向，不爱说话；事发前还将手机特意留在家里。但对于堂姐为何要自杀，他讲不出来，因为他也知道她伯伯（黄大辉）否决自杀结论的几条理由。
黄大辉和妻子坚决不相信自己最疼爱的女儿是自杀身亡的。19日，津云记者在泰顺县阳光家园小区黄大辉家里见到了他。他又一次向津云记者重申了他女儿不可能是自杀。他的理由是：工作方面，他去医院了解过，得知她工作上很顺利，单位领导和同事都对她很好、评价较高，最近工作上没有什么压力、没遇到挫折，没与同事、领导发生矛盾；感情方面，她未婚也没有男朋友，虽然父母亲催过几回，但也没有经常催，感情上也没有压力；家庭方面，父亲、女儿收入都还可以，父母都很疼她，她也很孝顺父母，家庭关系和谐；她没有抑郁症；11日事发当天也没有任何异常，精神状态挺好，父亲与她没有任何争吵；更关键的是，假如是自杀，她事发前还正常吃了晚饭，正常帮父亲洗了衣服。在黄大辉看来，自杀不符合常理。
黄大辉认为，女儿唯一能说的缺点就是人太内向了，以致于至今还没谈恋爱。大溪源村民也向津云记者反映，春花平时比较内向，从不与人发生矛盾。
19日上午，泰顺县公安局政治处宣传负责人联系了罗阳派出所办案民警后，向津云记者回复：法医对尸体五官部位、皮肤外表等尸表查看后，初步判定符合溺亡的特征；死者没有留遗书、死者手机微信朋友圈没有关于要寻短见自杀方面的言语内容；警方还在按照调查程序寻找证人、目击者、监控视频资料等进一步调查。
其实装了多个监控但都“荒着不用” 家人准备向村里索赔
泰顺县蓝天救援大队长吴丰谈起这起救援行动，对大溪源村只有一个监控探头表示不解。
津云记者在村里调查采访时也感到，大溪源村虽然小，但民居四处散落分布，地理范围不小，村里还在开发商业旅游迎接外地旅客，从这多个方面讲，按理都应该在村里布置多个监控探头。
泰顺县公安局政治处宣传负责人在谈到农村安装监控探头工作时，称这项工作并非是公安一个部门说了算，而是要乡镇政府大力支持，共同合作。
19日下午，黄大辉谈到大溪源村的监控探头时，显得有些气愤。他说，其实村里安装了许多个探头，但平时都不打开使用，只是吓唬人。“农家乐那个探头还是老板私人自己用的，能帮忙给你看一下视频已经不错了。”
黄大辉的妻子本患有糖尿病，受此打击，更是卧床不起。19日上午，他妻子在儿女的陪同下去医院看病。
黄大辉则去了罗阳镇政府，他向镇政府递交了一份《人民调解申请书》。《申请书》在简述“纠纷情况”时称：“经亲属及村民前往现场勘查发现水尾湖（即水库坝处）周边没有制作防护栏，这是齐某某当时落水的主要原因，现特向泰顺县罗阳镇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在“当事人申请事项”一栏中，则写着：
“1.旅游景点设备不完整，导致这次事故发生，要求政府予以说法。
2.家中死者母亲卧床不起，无经济来源，家里人员悲痛欲绝。”
黄大辉向津云记者解释说，在目前此事件原因的调查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他已经接受了他女儿齐春花是“意外落水”的“结论”，他递交此申请书的目的是想让镇政府出面进行调解，让大溪源村委会在责任上或是义务上（道义上）作出一些赔偿或补偿。
对申请调解的结果，他却不报多大希望。因为之前他已经与大溪源村委主任进行过一次沟通。村委主任当时就认为对此事件或事故，村里没有任何责任。
19日晚上，黄大辉告诉津云记者，罗阳镇政府后来打来电话称，镇政府接到申请报告后，已经与大溪源村委主任联系过，大溪源村委主任回复称村里没有责任，镇里就不准备调解。
黄大辉最后称，他准备找律师走法律途径，向大溪源村委会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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