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定档！Redmi游戏手机要来了！！
今日Redmi官方宣布，将要在https://t.cn/A6cCat0p ，这次是Redmi K40游戏增强版。官方也是表示这款手机轻薄的不像一部硬核游戏手机。从宣传图可以看出摄像头位置可以通过按键点亮，看起来非常酷。同时游戏按键也随着弹出与缩入。
Redmi的游戏手机被很多人期待，这次终于定了日期了。看起来这也将是非常火爆的产品，喜欢的朋友可以早早出手，避免到时候因为抢不到而感到烦恼。对于Redmi K40游戏增强版你期待吗？#Red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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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最大的相声社团之一，德云社近几年来发展异常迅猛。郭德纲的徒弟们不仅在小剧场内小有名气，还登上了很多综艺节目，比如秦霄贤、孟鹤堂、阎鹤祥等等，这代表着德云社已经彻底出圈向娱乐圈全面发展了。
然而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德云社的一些问题再次暴露出来，尤其是关于德云社的继承问题。众所周知，郭德纲是德云社的招牌，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郭德纲已经不怎么上台表演了。反观搭档于谦，也是忙里偷闲去上了几档综艺节目，或者客串几个电影，这种闲情雅致已经让外人觉得德云社要告别郭德纲时代了。
德云社现在已经是家大业大了，像之前的曹云金，就因为利益问题而大闹离去，再加上现在一些人已经小有名气了，与之前的曹云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难保不会出现第二个曹云金，尤其是在郭德纲慢慢变老之后，谁还能撑起德云社呢？这也让有关德云社的继承问题再次成为了人们的讨论焦点。
4月6日，一档新综艺《初入职场的我们》火爆开播。在第一期节目中，国民企业家董明珠直接抛出了这样的问题，她直接点名了郭德纲一定是一个有胸怀的人，他应该让岳云鹏继承德云社。不仅如此，董明珠还在发言时闹出了笑话，直接把德云社说成了“岳云社”。可想而知，董明珠是十分欣赏岳云鹏的，她心里应该是十分希望岳云鹏能够继承德云社的。
岳云鹏对董明珠的欣赏感到高兴和感谢，但是这样的话题其实对岳云鹏来说是很唐突的。岳云鹏虽然是郭德纲的徒弟，但是对于岳云鹏来说成为德云社的接班人是从来没有想过的。尤其是董明珠还把德云社叫成了“岳云社”，这可把岳云鹏吓到了，连忙回应德云社是郭麒麟的，我师父有两个儿子的。
其实也不怪岳云鹏着急，作为德云社最红的相声演员，岳云鹏近几年来完全成为了德云社的台柱子。但是岳云鹏并不姓郭，所以他以后肯定不会成为德云社的接班人，在这一点上岳云鹏已经率先出局了。
可能还是有大多数人觉得岳云鹏最适合成为德云社的接班人，毕竟他的相声功底还是不错的。反观郭麒麟，他的名气大涨也不是因为相声，而是影视和综艺，这成为了郭麒麟的软肋。但是谁让郭麒麟姓郭呢，他依然是那个最名正言顺的接班人。
然而事实上郭麒麟真的会继承德云社吗？其实从德云社的股份上看，郭德纲并没有话语权，他自己都不能决定谁来继承德云社，郭麒麟继承也只是大家的猜测罢了。
据第三方平台上显示，北京德云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法人是郭德纲的妻子王惠，持股比例高达99%，这说明了郭德纲在北京德云社中并没有任何的股份，也就是说郭德纲也只是为王慧打工罢了。
再看看德云社的分公司，吉林和黑龙江的持股人是于增生和王惠，各持股50%，也就是说郭德纲依然没有股份，这就说明问题了，郭德纲在德云社中从法律上讲他并没有话语权，真正的说话人是王慧，所以德云社的接班人应该是由王惠指定，这样来看郭德纲的小儿子郭汾瑒才是最有可能继承德云社的人。
可能也有人会问，为什么郭德纲要这么做呢？辛苦几十年，如果夫妻反目，郭德纲和郭麒麟父子俩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其实如果郭德纲和王惠只有一家德云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话，那么结果有可能会如此。但是郭德纲是谁，他可是一路走来历经坎坷的，所以郭德纲早就为自己和郭麒麟铺好了道路，即使夫妻反目，郭麒麟事业失败，他们也不会饿死。
据第三方平台显示，2020年，郭德纲悄悄的投资了两家新公司北京德云社麒麟剧社有限公司和北京德云社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郭德纲分别占股10%和15%，从公司的名字来看，一个是麒麟一个是影视，这仿佛就是专门为儿子郭麒麟创建的。
再从公司的股东来看，大股东是侯震，出资高达75%以上，而郭德纲的妻子王惠并没有参股，这也说明了郭德纲为郭麒麟着想的意图，而侯震还是郭德纲师父留给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王惠并没有插手公司事务的可能。这样来看德云社的未来郭德纲早就未雨绸缪了，接班人可能就是小儿子郭汾瑒。
德云社历经风雨26年，在这期间郭德纲从一位无名之辈成长为了如今的相声大师，而跟随德云社成长的粉丝也不在少数，所以对于德云社的继承问题，大家也是心心念念。只是这毕竟是郭德纲的家事，郭德纲也没有正式退休，所以到底是岳云鹏，郭麒麟还是郭汾瑒会成为接班人呢？只能等待时间来验证了。
然而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德云社的一些问题再次暴露出来，尤其是关于德云社的继承问题。众所周知，郭德纲是德云社的招牌，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郭德纲已经不怎么上台表演了。反观搭档于谦，也是忙里偷闲去上了几档综艺节目，或者客串几个电影，这种闲情雅致已经让外人觉得德云社要告别郭德纲时代了。
德云社现在已经是家大业大了，像之前的曹云金，就因为利益问题而大闹离去，再加上现在一些人已经小有名气了，与之前的曹云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难保不会出现第二个曹云金，尤其是在郭德纲慢慢变老之后，谁还能撑起德云社呢？这也让有关德云社的继承问题再次成为了人们的讨论焦点。
4月6日，一档新综艺《初入职场的我们》火爆开播。在第一期节目中，国民企业家董明珠直接抛出了这样的问题，她直接点名了郭德纲一定是一个有胸怀的人，他应该让岳云鹏继承德云社。不仅如此，董明珠还在发言时闹出了笑话，直接把德云社说成了“岳云社”。可想而知，董明珠是十分欣赏岳云鹏的，她心里应该是十分希望岳云鹏能够继承德云社的。
岳云鹏对董明珠的欣赏感到高兴和感谢，但是这样的话题其实对岳云鹏来说是很唐突的。岳云鹏虽然是郭德纲的徒弟，但是对于岳云鹏来说成为德云社的接班人是从来没有想过的。尤其是董明珠还把德云社叫成了“岳云社”，这可把岳云鹏吓到了，连忙回应德云社是郭麒麟的，我师父有两个儿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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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郭麒麟真的会继承德云社吗？其实从德云社的股份上看，郭德纲并没有话语权，他自己都不能决定谁来继承德云社，郭麒麟继承也只是大家的猜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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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德云社的分公司，吉林和黑龙江的持股人是于增生和王惠，各持股50%，也就是说郭德纲依然没有股份，这就说明问题了，郭德纲在德云社中从法律上讲他并没有话语权，真正的说话人是王慧，所以德云社的接班人应该是由王惠指定，这样来看郭德纲的小儿子郭汾瑒才是最有可能继承德云社的人。
可能也有人会问，为什么郭德纲要这么做呢？辛苦几十年，如果夫妻反目，郭德纲和郭麒麟父子俩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其实如果郭德纲和王惠只有一家德云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话，那么结果有可能会如此。但是郭德纲是谁，他可是一路走来历经坎坷的，所以郭德纲早就为自己和郭麒麟铺好了道路，即使夫妻反目，郭麒麟事业失败，他们也不会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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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公司的股东来看，大股东是侯震，出资高达75%以上，而郭德纲的妻子王惠并没有参股，这也说明了郭德纲为郭麒麟着想的意图，而侯震还是郭德纲师父留给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王惠并没有插手公司事务的可能。这样来看德云社的未来郭德纲早就未雨绸缪了，接班人可能就是小儿子郭汾瑒。
德云社历经风雨26年，在这期间郭德纲从一位无名之辈成长为了如今的相声大师，而跟随德云社成长的粉丝也不在少数，所以对于德云社的继承问题，大家也是心心念念。只是这毕竟是郭德纲的家事，郭德纲也没有正式退休，所以到底是岳云鹏，郭麒麟还是郭汾瑒会成为接班人呢？只能等待时间来验证了。
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应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21-04-01
作者：□特约撰稿 尚勇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非法集资犯罪规制的修改集中在刑罚部分，突出表现为增设或者减少量刑档次，加重法定刑。这对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利益具有重大意义。但从严惩处并不意味着一律从严，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还应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非法集资犯罪的修改集中在刑罚部分，突出表现为增设或者减少量刑档次，加重法定刑。例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增加一档法定刑，法定最高刑由原来的10年有期徒刑提升至15年有期徒刑；欺诈发行证券罪（注：原为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增加一档法定刑，法定最高刑由原来的5年有期徒刑提升至15年有期徒刑；集资诈骗罪减少一档法定刑，法定最低刑由原来的拘役提升至3年有期徒刑。这些调整反映出从严惩处非法集资犯罪的立法目的，对于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利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可以预见，非法集资犯罪刑法条文修正后，相关司法解释会随之调整，但从严惩处并不意味着一律从严，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理应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应当区分不同罪名，做到宽严有别。首先，集资诈骗罪的刑罚裁量总体上应从严把握，依法适用法定量刑情节，谨慎适用酌定从宽情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从严惩处集资诈骗罪，包括从严适用主刑和附加刑。其次，欺诈发行证券罪的刑罚裁量原则上应从严把握。近年来，证券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意在放宽市场准入，突出市场主体自治，强化经营过程监督，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自主的另一面是责任，更大的自主性必须匹配更大的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证券发行主体在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会形成误导，导致广大投资者利益损失。对于欺诈发行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欺诈发行超过一次，或者转移、隐瞒所集资金，或者用所集资金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自然人和单位，依法适用法定量刑情节，慎用酌定从宽情节。最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罚裁量视情况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因为非法吸存情境中的投资者通常拥有更多自主性，利益遭受损害的可能性更低，所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社会危害性一般不及集资诈骗罪和欺诈发行证券罪；某些非法吸存案件甚至没有具体的个体受害人。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罚裁量应该尽量宽缓。另一方面，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应当区分同一罪名的不同情况，做到宽严有度。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相关行为符合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四个特征便能入罪，出罪空间有限。鉴于此，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该罪的刑罚裁量进行调节，有利于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其一，向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用于合法生产经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罚裁量可以从宽把握。有学者认为，集资人基于生产经营之需而进行的吸存行为具备正当性，不宜作为犯罪处理，这在过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公司设立条件放宽、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以及金融政策向小微企业倾斜的当下，市场主体通过正规途径融资的渠道愈发畅通，向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以缓解资金压力的必要性大为减弱。事实上，合法生产经营也面临经营失败和资不抵债的风险，如果生产经营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风险一旦失控，众多投资者的利益损失将难以或者根本无法挽回。因此，司法实践认为即使把所集资金用于日常生产经营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此时集资人毕竟是将所集资金投入实体经济，对金融秩序的扰乱不甚明显，不一定实际侵害投资人的财产利益，故司法机关在裁量刑罚时应尽量从宽。此外，尽管集资数额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但尚未造成损失或者现有生产经营设备、产品等足以抵债的，检察机关可以作酌定不起诉处理。
其二，吸收公众存款用于合法生产经营，但集资过程具有欺骗性的，不宜免除刑罚。如果集资人就其生产经营现状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比如在生产经营规模、债务状况、营利情况和集资的特定用途等重要事项上虚构或者隐瞒事实，即使所集资金的确用于日常生产经营，也会对投资人的财产造成重大危险，不法程度加深，故而不宜免除刑罚。
其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的，刑罚裁量从严把握。我国对于货币、资本经营采用特许制度，并给予特别监管要求，包括从市场准入、审慎经营到特殊市场退出安排。在经济安全构成国家安全基础的当下，有必要严格限制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充当从事货币、资本经营的金融中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可能同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经营罪，二者是手段和目的关系，成立牵连犯，当择一重处罚。不过，非法经营罪的适用受到一定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理非法经营案件，对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有关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的，应当逐级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定刑与非法经营罪的法定刑尽管量刑档次存在差别，但二者在法定刑上下限方面基本相同。总体来说，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的行为，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论处更为恰当。司法机关在裁量刑罚时应依法适用法定量刑情节，慎用酌定从宽情节；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提高罚金数额，剥夺、削弱犯罪人的再犯罪能力，预防再次犯罪。
值得一提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增设第三款，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即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人在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并实际减少损害结果的事实作为法定从宽情节。这可以节约司法成本和最大程度挽回损失、维护社会安定和谐。从行为人方面看，积极退赃退赔是其真诚悔罪、人身危险性降低的重要体现。司法实践中是否从宽以及从宽的幅度如何，可以分别按照前述三种情形区别对待：集资用于生产经营且集资过程没有欺骗行为的，可以优先考虑减轻处罚；集资用于生产经营但集资过程伴随欺骗行为的，一般予以从轻处罚；而集资用于资本、货币经营的，在综合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之后，可以不予从宽处理。就集资诈骗罪和欺诈发行证券罪等非法集资犯罪而言，可以把公诉前的积极退赃退赔作为酌定从宽情节，但在适用条件和从宽幅度上均应加以严格限制。
刑法规范的调整范围、刑事处罚的轻重程度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金融犯罪的处罚力度会因金融安全形势、金融政策的改变而动态演变。立法机关在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说明中指出，从严惩处非法集资犯罪的缘由系“实践中不法分子借互联网金融名义从事网络非法集资，严重扰乱经济金融秩序和极大侵害人民群众财产”，换句话说，若不加重刑罚则无以应对当下严峻的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现象。但不同非法集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各不相同，因此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应以事实为依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做到宽严有别、宽严有度。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金燕)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21-04-01
作者：□特约撰稿 尚勇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非法集资犯罪规制的修改集中在刑罚部分，突出表现为增设或者减少量刑档次，加重法定刑。这对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利益具有重大意义。但从严惩处并不意味着一律从严，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还应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非法集资犯罪的修改集中在刑罚部分，突出表现为增设或者减少量刑档次，加重法定刑。例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增加一档法定刑，法定最高刑由原来的10年有期徒刑提升至15年有期徒刑；欺诈发行证券罪（注：原为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增加一档法定刑，法定最高刑由原来的5年有期徒刑提升至15年有期徒刑；集资诈骗罪减少一档法定刑，法定最低刑由原来的拘役提升至3年有期徒刑。这些调整反映出从严惩处非法集资犯罪的立法目的，对于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利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可以预见，非法集资犯罪刑法条文修正后，相关司法解释会随之调整，但从严惩处并不意味着一律从严，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理应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应当区分不同罪名，做到宽严有别。首先，集资诈骗罪的刑罚裁量总体上应从严把握，依法适用法定量刑情节，谨慎适用酌定从宽情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从严惩处集资诈骗罪，包括从严适用主刑和附加刑。其次，欺诈发行证券罪的刑罚裁量原则上应从严把握。近年来，证券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意在放宽市场准入，突出市场主体自治，强化经营过程监督，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自主的另一面是责任，更大的自主性必须匹配更大的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证券发行主体在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会形成误导，导致广大投资者利益损失。对于欺诈发行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欺诈发行超过一次，或者转移、隐瞒所集资金，或者用所集资金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自然人和单位，依法适用法定量刑情节，慎用酌定从宽情节。最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罚裁量视情况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因为非法吸存情境中的投资者通常拥有更多自主性，利益遭受损害的可能性更低，所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社会危害性一般不及集资诈骗罪和欺诈发行证券罪；某些非法吸存案件甚至没有具体的个体受害人。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罚裁量应该尽量宽缓。另一方面，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应当区分同一罪名的不同情况，做到宽严有度。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相关行为符合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四个特征便能入罪，出罪空间有限。鉴于此，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该罪的刑罚裁量进行调节，有利于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其一，向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用于合法生产经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罚裁量可以从宽把握。有学者认为，集资人基于生产经营之需而进行的吸存行为具备正当性，不宜作为犯罪处理，这在过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公司设立条件放宽、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以及金融政策向小微企业倾斜的当下，市场主体通过正规途径融资的渠道愈发畅通，向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以缓解资金压力的必要性大为减弱。事实上，合法生产经营也面临经营失败和资不抵债的风险，如果生产经营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风险一旦失控，众多投资者的利益损失将难以或者根本无法挽回。因此，司法实践认为即使把所集资金用于日常生产经营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此时集资人毕竟是将所集资金投入实体经济，对金融秩序的扰乱不甚明显，不一定实际侵害投资人的财产利益，故司法机关在裁量刑罚时应尽量从宽。此外，尽管集资数额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但尚未造成损失或者现有生产经营设备、产品等足以抵债的，检察机关可以作酌定不起诉处理。
其二，吸收公众存款用于合法生产经营，但集资过程具有欺骗性的，不宜免除刑罚。如果集资人就其生产经营现状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比如在生产经营规模、债务状况、营利情况和集资的特定用途等重要事项上虚构或者隐瞒事实，即使所集资金的确用于日常生产经营，也会对投资人的财产造成重大危险，不法程度加深，故而不宜免除刑罚。
其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的，刑罚裁量从严把握。我国对于货币、资本经营采用特许制度，并给予特别监管要求，包括从市场准入、审慎经营到特殊市场退出安排。在经济安全构成国家安全基础的当下，有必要严格限制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充当从事货币、资本经营的金融中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可能同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经营罪，二者是手段和目的关系，成立牵连犯，当择一重处罚。不过，非法经营罪的适用受到一定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理非法经营案件，对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有关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的，应当逐级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定刑与非法经营罪的法定刑尽管量刑档次存在差别，但二者在法定刑上下限方面基本相同。总体来说，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的行为，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论处更为恰当。司法机关在裁量刑罚时应依法适用法定量刑情节，慎用酌定从宽情节；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提高罚金数额，剥夺、削弱犯罪人的再犯罪能力，预防再次犯罪。
值得一提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增设第三款，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即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人在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并实际减少损害结果的事实作为法定从宽情节。这可以节约司法成本和最大程度挽回损失、维护社会安定和谐。从行为人方面看，积极退赃退赔是其真诚悔罪、人身危险性降低的重要体现。司法实践中是否从宽以及从宽的幅度如何，可以分别按照前述三种情形区别对待：集资用于生产经营且集资过程没有欺骗行为的，可以优先考虑减轻处罚；集资用于生产经营但集资过程伴随欺骗行为的，一般予以从轻处罚；而集资用于资本、货币经营的，在综合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之后，可以不予从宽处理。就集资诈骗罪和欺诈发行证券罪等非法集资犯罪而言，可以把公诉前的积极退赃退赔作为酌定从宽情节，但在适用条件和从宽幅度上均应加以严格限制。
刑法规范的调整范围、刑事处罚的轻重程度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金融犯罪的处罚力度会因金融安全形势、金融政策的改变而动态演变。立法机关在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说明中指出，从严惩处非法集资犯罪的缘由系“实践中不法分子借互联网金融名义从事网络非法集资，严重扰乱经济金融秩序和极大侵害人民群众财产”，换句话说，若不加重刑罚则无以应对当下严峻的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现象。但不同非法集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各不相同，因此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应以事实为依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做到宽严有别、宽严有度。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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