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瓷器回收 各种家用老瓷器常年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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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烧器就是老的瓷器或部件经过回炉烧制后的仿品，这些仿品与老瓷器存在很多方面的共性，所以有很大的的欺骗性。因此，笔者总结了几点经验供大家参考；复烧仿品大致有二种情况，一是接老底复烧，也就是上面是新的，底是老的，二是整个老器复烧，有的还在老器上加彩复烧。接底复烧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釉的底，一种是露胎的底。那么在复烧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低温复烧，也就是几百度的状况，一种是高温复烧。一千度以上。这些都有不同区别和讲究的，首先说接底的仿品，接露胎的底一般多见于高古瓷，这种胎回炉烧制后；颜色变深变亮，并且表面有凝结现象；这种情况的产生是有科学道理的，我们前面说过能量的吸入会改变瓷器的颜色和光泽，所以本来一件老胎经过漫长时间的氧化，能量已散发掉了，表面也变淡变暗了，经过高温烧制这种能量又重新积聚，所以颜色和光泽就比没复烧时要深要亮。表面凝结现象的产生也有科学道理的，因为底胎在长时间氧化后，它的表面颗粒程均匀松散状的，并且还带有一定的附着物，经过高温烧制后，这些附着物和胎表面的金属物质被溶解搅浑在一起，在冷却后胎表面就出现了凝结状态。当然干净的，含金属物质少或没有的老胎经过复烧，这种状况就不太明显。 https://t.cn/RVJk9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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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日本侵华究竟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劫掠现场 ：战火下的无耻掠夺】那时，国内一些名人和学者的藏书在战时亦遭受了日军的炮火而损失惨重。
1937 年年末，丰子恺在浙江桐乡的故居缘缘堂被日军炸毁，丰子恺在此处藏书达上万册，其中不仅有他自己的文稿、画稿和手卷，还收藏了一些孤本珍本、经书宝卷和历代名人字画。郁达夫的“风雨茅庐”也遭日军炸毁，1939 年他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发表了《图书的惨劫》抒发丧书之痛 ：“我个人之损失而论，在杭州风雨茅庐所藏之中国书籍，当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明以来，及至清末之类书。……风雨茅庐所藏书籍，除中国线装古籍外，英德法日文书更有两万余册。”杭州王氏东南藏书楼，藏书家王绶山不惜重金四处搜购，“其选择之精为全国藏书之最”。所藏 1100 种方志中，有一二十种
抄本或孤本，弥足珍贵。杭州沦陷后，所藏皆遭日军劫掠。文化名人郑振铎所藏 3000 册元、明版书在香港遭劫。1938 年 12 月，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从广州沙面黎氏家，劫去宋版《十三经注疏》《韩昌黎文集》《欧阳文忠公文集》《王安石集》等宋版书 11种。1945年 5 月，日军中支那派遣军镜字第 6806 部队楼井信二，从原教育部官员王鲲楚家中，劫走郑板桥书屏 4 幅、郑板桥中堂花卉 1幅及曾国藩所书对联 2 副。杭州王鲲徙收藏甚丰，仅著名文物就有东周长方鼎、梁代观音石造像、秦镜、汉镜、端砚、香炉等多件在日军占领期间被洗劫。
当时陷于南京的难民也目睹了日军对古物掠夺破坏所造成的损失，难民郭歧在《陷都血泪录》中写道 ：仇英的山水画，赵子昂的马，董仲舒、陆润庠的字画，岳飞的亲笔题字，八大山人的字画，古版《西厢记》，古代官宦的瓷器及历代的各种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传世之宝，如今散乱于市，遭日军搜罗劫掠。
日军方面，战时日本士兵的日记有许多这样的记述，占领南京后，“征发”（外出掠夺物资）成为日军活动的重要内容。日军在南京分散的抢劫每日每时都在发生。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随军记者浅海一男揭露道，某报记者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时就怀抱着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工艺品。1995 年 5 月，南京战时日军第十六师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伍长山田仁作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 ：“去过难民区，那里有很多中国人。我们出去征发，盯上了城里的‘石狮子’，偷来后捆包起来送往日本，是送给某个大人物的。”凡能得手的文物，日军都要劫走。甚至连朝天宫屋脊上的建筑装饰物“吻鸱”也被拆运日本。
日本随军记者、《读卖新闻》特派员小俣行男写道，在南京，到处都可以掠夺、强奸。刚进城时还有很多建筑物，可翌日就开始放火，主要建筑物全被焚毁。士兵们冲进深宅大院，在屋里乱翻一气，掠走值钱的东西后就放火烧房。一位联络员告诉他 ：“走进蒋介石的家里，我也从寝室里拿了一双宋美龄穿过的鞋留作纪念。”
小俣行男还以自己的亲历亲闻揭露了日军将唐玄奘顶骨舍利盗回日本的事件。1941 年 11 月，日军在南京中华门外修建神社时发现了唐玄奘的“佛骨”，当时日军为欺骗中国民众，“制造”对日本的好感，表示要将唐玄奘的“佛骨”全部移交汪伪政权，并举行了移交逢迎仪式。事实上，日军暗中将部分顶骨盗往日本。
南京沦陷后，日军进驻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将馆内珍贵标本大肆糟蹋，橱柜用于烤火取暖，损失惨重。小原孝太郎（出征前为小学教师，日军十六师团辎重兵第十六联队第四中队第二小队第四分队士兵）在当时的日记这样记述——
1937 年 12 月 19 日，从中山门入城后我们直接进入马场。原本是个陆军军营学校。柄泽部队的六个中队全部集中在此。……宿舍是离马场不远的一个地质矿产陈列室，里面陈列的物品十分精美，摆满了珍稀的矿物标本。气势宏伟的三层楼内每层满了陈列品，真是令人美慕不已。如果是一个对这方面很精通的收藏家，看到如此完美的陈列，一定会感动得流下泪来。这贝売、这树叶、这古代的茶壶，不论哪个都不是平凡之物。要是我把它们带回佐原的学校，大伙儿该会多么吃惊啊。顺手带走这些物品完全是举手之劳，但我们
来到战场，是不能干这种事情的。我看到有漂亮的明信片，便征缴了回来。没一会儿，听说为了建宿舍，要把陈列架、陈列品都打翻扔出，当作柴火用。如此一来，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价值昂贵而珍稀的化石、岩石、壶也就与路边的石块毫无二致了。而且陈列架也将化为一缕青烟，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痛惜的了。但光说是于事无补的，既没办法煮饭，也没有饭吃，所以上述决定也是无奈之举，这些物品最终被当作了柴火。
12 月 29 日，联队长来检查 ：接着他的注意力就转移到角落的化石上，“蒋介石也太蠢了，把这么好的东西给糟蹋了”，一边说着一边把堆放在角落里的化石拿在手中仔细端详，“真是好化石啊！一定价值不菲吧！”他只顾感叹这些，根本没怎么顾得上检查兵器就回去了。
其他如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研究资料，河南、江苏、山西、上海、安徽、湖南、福建、广州、广西等省的省立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文物、收藏均损失严重，有些是毁灭性的。在此不一一写出。
1946 年秋，上海著名作家黄裳南京之行后感慨道 ：“南京有什么‘文化’呢？干脆地说，我找不到什么。在这‘劫’余的首都，民生凋敝，文物荡然。夫子庙成了杂耍场，这已经是‘古已如斯’的事了，状元境、三山街一带，几乎成了妓女的大本营，跑旧书铺的结果是空了两手灰尘回来。” （文/南晨）（未完待续）
1937 年年末，丰子恺在浙江桐乡的故居缘缘堂被日军炸毁，丰子恺在此处藏书达上万册，其中不仅有他自己的文稿、画稿和手卷，还收藏了一些孤本珍本、经书宝卷和历代名人字画。郁达夫的“风雨茅庐”也遭日军炸毁，1939 年他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发表了《图书的惨劫》抒发丧书之痛 ：“我个人之损失而论，在杭州风雨茅庐所藏之中国书籍，当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明以来，及至清末之类书。……风雨茅庐所藏书籍，除中国线装古籍外，英德法日文书更有两万余册。”杭州王氏东南藏书楼，藏书家王绶山不惜重金四处搜购，“其选择之精为全国藏书之最”。所藏 1100 种方志中，有一二十种
抄本或孤本，弥足珍贵。杭州沦陷后，所藏皆遭日军劫掠。文化名人郑振铎所藏 3000 册元、明版书在香港遭劫。1938 年 12 月，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从广州沙面黎氏家，劫去宋版《十三经注疏》《韩昌黎文集》《欧阳文忠公文集》《王安石集》等宋版书 11种。1945年 5 月，日军中支那派遣军镜字第 6806 部队楼井信二，从原教育部官员王鲲楚家中，劫走郑板桥书屏 4 幅、郑板桥中堂花卉 1幅及曾国藩所书对联 2 副。杭州王鲲徙收藏甚丰，仅著名文物就有东周长方鼎、梁代观音石造像、秦镜、汉镜、端砚、香炉等多件在日军占领期间被洗劫。
当时陷于南京的难民也目睹了日军对古物掠夺破坏所造成的损失，难民郭歧在《陷都血泪录》中写道 ：仇英的山水画，赵子昂的马，董仲舒、陆润庠的字画，岳飞的亲笔题字，八大山人的字画，古版《西厢记》，古代官宦的瓷器及历代的各种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传世之宝，如今散乱于市，遭日军搜罗劫掠。
日军方面，战时日本士兵的日记有许多这样的记述，占领南京后，“征发”（外出掠夺物资）成为日军活动的重要内容。日军在南京分散的抢劫每日每时都在发生。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随军记者浅海一男揭露道，某报记者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时就怀抱着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工艺品。1995 年 5 月，南京战时日军第十六师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伍长山田仁作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 ：“去过难民区，那里有很多中国人。我们出去征发，盯上了城里的‘石狮子’，偷来后捆包起来送往日本，是送给某个大人物的。”凡能得手的文物，日军都要劫走。甚至连朝天宫屋脊上的建筑装饰物“吻鸱”也被拆运日本。
日本随军记者、《读卖新闻》特派员小俣行男写道，在南京，到处都可以掠夺、强奸。刚进城时还有很多建筑物，可翌日就开始放火，主要建筑物全被焚毁。士兵们冲进深宅大院，在屋里乱翻一气，掠走值钱的东西后就放火烧房。一位联络员告诉他 ：“走进蒋介石的家里，我也从寝室里拿了一双宋美龄穿过的鞋留作纪念。”
小俣行男还以自己的亲历亲闻揭露了日军将唐玄奘顶骨舍利盗回日本的事件。1941 年 11 月，日军在南京中华门外修建神社时发现了唐玄奘的“佛骨”，当时日军为欺骗中国民众，“制造”对日本的好感，表示要将唐玄奘的“佛骨”全部移交汪伪政权，并举行了移交逢迎仪式。事实上，日军暗中将部分顶骨盗往日本。
南京沦陷后，日军进驻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将馆内珍贵标本大肆糟蹋，橱柜用于烤火取暖，损失惨重。小原孝太郎（出征前为小学教师，日军十六师团辎重兵第十六联队第四中队第二小队第四分队士兵）在当时的日记这样记述——
1937 年 12 月 19 日，从中山门入城后我们直接进入马场。原本是个陆军军营学校。柄泽部队的六个中队全部集中在此。……宿舍是离马场不远的一个地质矿产陈列室，里面陈列的物品十分精美，摆满了珍稀的矿物标本。气势宏伟的三层楼内每层满了陈列品，真是令人美慕不已。如果是一个对这方面很精通的收藏家，看到如此完美的陈列，一定会感动得流下泪来。这贝売、这树叶、这古代的茶壶，不论哪个都不是平凡之物。要是我把它们带回佐原的学校，大伙儿该会多么吃惊啊。顺手带走这些物品完全是举手之劳，但我们
来到战场，是不能干这种事情的。我看到有漂亮的明信片，便征缴了回来。没一会儿，听说为了建宿舍，要把陈列架、陈列品都打翻扔出，当作柴火用。如此一来，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价值昂贵而珍稀的化石、岩石、壶也就与路边的石块毫无二致了。而且陈列架也将化为一缕青烟，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痛惜的了。但光说是于事无补的，既没办法煮饭，也没有饭吃，所以上述决定也是无奈之举，这些物品最终被当作了柴火。
12 月 29 日，联队长来检查 ：接着他的注意力就转移到角落的化石上，“蒋介石也太蠢了，把这么好的东西给糟蹋了”，一边说着一边把堆放在角落里的化石拿在手中仔细端详，“真是好化石啊！一定价值不菲吧！”他只顾感叹这些，根本没怎么顾得上检查兵器就回去了。
其他如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研究资料，河南、江苏、山西、上海、安徽、湖南、福建、广州、广西等省的省立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文物、收藏均损失严重，有些是毁灭性的。在此不一一写出。
1946 年秋，上海著名作家黄裳南京之行后感慨道 ：“南京有什么‘文化’呢？干脆地说，我找不到什么。在这‘劫’余的首都，民生凋敝，文物荡然。夫子庙成了杂耍场，这已经是‘古已如斯’的事了，状元境、三山街一带，几乎成了妓女的大本营，跑旧书铺的结果是空了两手灰尘回来。” （文/南晨）（未完待续）
《徐悲鸿故居》
于2018年03月21日13:12，南京傅厚岗4号、徐悲鸿、蒋碧薇故居
徐悲鸿故居坐落在南京傅后岗4号，建于1932年12月，庭院大门侧的外墙上嵌有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和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文保碑，紧闭的大门上还有一块由廖静文题书的“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院内是一座精巧别致的二层小楼，有客厅、餐厅、卧室、画室、浴室以及卫生间等，还有宽敞的庭院。当年庭院里植有两株高达数丈的白杨树，周围用竹篱笆围就。该建筑于2006年06月10日公布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于2008年19月被列为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
徐悲鸿（1895-1953年），江苏省宜兴人，原名寿康，改名黄扶，更名悲鸿。1919年留学法国，精通中西绘画，尤其擅长画马。他是中国当代美术教育的创始人之一。生前曾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中央美术学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1928年，徐悲鸿受聘为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次年5月，偕夫人蒋碧薇由上海移居南京，先住在石婆婆庵一幢大杂院式的宿舍里，只有两个房间。二、三个月后，搬进鼓楼附近的丹凤街中央大学宿舍。这是一幢二层的旧式楼房，每层有八个房间，住有四户人家，徐悲鸿夫妇和谢寿康先生住在楼上，何兆清夫妇和曾昭伦先生住在楼下。徐悲鸿分得其中的四间房子，蒋碧薇的父母也与他们同住在一起。房子显得比较拥挤，家里没有作画的地方，徐悲鸿只好跑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为他准备的两间画室里作画，殊为不便。
1931年，在吴稚晖、钮永建、李石曾、黄膺白等人的倡议帮助下，徐悲鸿在杂草丛生的傅后岗购买了两亩荒地，次年，凑钱修建了一座带有画室的西式二层楼房。这幢楼房的设计者是卞工程师，其妻是徐悲鸿的学生。
楼房进深有十米。右边是徐悲鸿的画室，进深十米，宽约8.33米，室高约5.33米，完全是按照徐悲鸿绘画时的需要设计；左边上下二层房屋，迎门一座楼梯，楼上二间分别是卧室和浴室，楼下是前客厅后餐厅。
徐悲鸿搬入新居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年有余，国难深重，民不聊生。面对这种国情，徐悲鸿拟将新居取名为“危巢”，取“居安思危”之意。他在《危巢小记》里写到：“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义也。”然而，由于蒋碧薇认为不吉利，只好作罢。
新居一进门就是一个很大的庭院，两颗高大的白杨树，正好就在画室的右边，遮挡着西晒的太阳。蒋碧薇在院子里，种植了梅、桃、蔷薇和碧桃等等花木，在大门通往正屋的水泥路两侧，栽植了几株垂柳，在沿马路和左右两边的围墙里面，间杂种植着洋槐和梧桐。这些花草树木将庭院点缀得姚紫嫣红，令人赏心悦目。室内的陈设更是一派法国气氛，给人雍容华贵之感。可是，优雅的环境并未给徐悲鸿带来多少快慰，反而使徐悲鸿愁肠万结，郁郁寡欢。
众所周知，徐悲鸿与蒋碧薇婚后性情不太融洽。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蒋碧薇醉心于应酬享受，徐悲鸿则是潜心于绘画艺术。相传，当时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对女学生孙多慈的才能颇为欣赏，师生感情甚笃。蒋碧薇得知后，大吵大闹，弄得满城风雨。更令徐悲鸿气恼的是，新居建成后，孙多慈以学生身份送枫苗百株作为点缀庭院之用，这本是很寻常的事，岂料蒋碧薇得知后，大发雷霆，并且令佣人将枫苗折为薪火。徐悲鸿悲痛之余，称新居为“无枫堂”，画室为“无枫堂画室”，并刻“无枫堂”印章一枚以怀旧情。
抗战时期，徐悲鸿只身西去，蒋碧薇紧追不舍。因和好无望，两人长期分居，宛如陌路。此后，徐悲鸿再也没有回到这里居住。
抗战期间，蒋碧薇将傅后岗4号委托给德国友人李田丹夫妇照料，后来，李氏夫妇西迁，又将房子交给老佣人李垣看管。因此，傅后岗4号在南京沦陷8年期间，除了庭院内两颗高大的白杨树被砍以及屋内的东西荡然无存之外，房屋基本保存良好。
日本投降后不久，由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律师作证，徐、蒋协议离婚。据说，蒋碧薇提出的离婚条件中除了索要大量字画和巨额款项之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徐悲鸿把傅后岗4号的住宅也让给她。徐悲鸿慨然应允，旋即与廖静文办理了结婚手续。同一年，蒋碧薇由重庆返回南京，因李垣将房子私自出租给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武官，蒋碧薇只好暂住在香铺营文化运动委员会张道藩的办公楼上，直到1946年11月才搬回家中居住。
1949年1月24日，蒋碧薇离开南京，也永远地离开了这座自己心爱的栖息地。
对于徐悲鸿和蒋碧薇的离异，大多对蒋碧薇颇有微辞。窃以为这样有失公道，实事求是地说，其婚姻的失败，双方都有责任，蒋碧薇心胸过窄是一方面，徐悲鸿在外有染又是一方面，设身处地分析，哪个女人面对丈夫在外和其他女人、尤其是女学生来往过密不发醋意呢？南京傅厚岗4号称蒋碧薇故居更为合适，从法律上说，这里的产权归属为蒋碧薇。
于2018年03月21日13:12，南京傅厚岗4号、徐悲鸿、蒋碧薇故居
徐悲鸿故居坐落在南京傅后岗4号，建于1932年12月，庭院大门侧的外墙上嵌有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和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文保碑，紧闭的大门上还有一块由廖静文题书的“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院内是一座精巧别致的二层小楼，有客厅、餐厅、卧室、画室、浴室以及卫生间等，还有宽敞的庭院。当年庭院里植有两株高达数丈的白杨树，周围用竹篱笆围就。该建筑于2006年06月10日公布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于2008年19月被列为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
徐悲鸿（1895-1953年），江苏省宜兴人，原名寿康，改名黄扶，更名悲鸿。1919年留学法国，精通中西绘画，尤其擅长画马。他是中国当代美术教育的创始人之一。生前曾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中央美术学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1928年，徐悲鸿受聘为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次年5月，偕夫人蒋碧薇由上海移居南京，先住在石婆婆庵一幢大杂院式的宿舍里，只有两个房间。二、三个月后，搬进鼓楼附近的丹凤街中央大学宿舍。这是一幢二层的旧式楼房，每层有八个房间，住有四户人家，徐悲鸿夫妇和谢寿康先生住在楼上，何兆清夫妇和曾昭伦先生住在楼下。徐悲鸿分得其中的四间房子，蒋碧薇的父母也与他们同住在一起。房子显得比较拥挤，家里没有作画的地方，徐悲鸿只好跑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为他准备的两间画室里作画，殊为不便。
1931年，在吴稚晖、钮永建、李石曾、黄膺白等人的倡议帮助下，徐悲鸿在杂草丛生的傅后岗购买了两亩荒地，次年，凑钱修建了一座带有画室的西式二层楼房。这幢楼房的设计者是卞工程师，其妻是徐悲鸿的学生。
楼房进深有十米。右边是徐悲鸿的画室，进深十米，宽约8.33米，室高约5.33米，完全是按照徐悲鸿绘画时的需要设计；左边上下二层房屋，迎门一座楼梯，楼上二间分别是卧室和浴室，楼下是前客厅后餐厅。
徐悲鸿搬入新居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年有余，国难深重，民不聊生。面对这种国情，徐悲鸿拟将新居取名为“危巢”，取“居安思危”之意。他在《危巢小记》里写到：“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义也。”然而，由于蒋碧薇认为不吉利，只好作罢。
新居一进门就是一个很大的庭院，两颗高大的白杨树，正好就在画室的右边，遮挡着西晒的太阳。蒋碧薇在院子里，种植了梅、桃、蔷薇和碧桃等等花木，在大门通往正屋的水泥路两侧，栽植了几株垂柳，在沿马路和左右两边的围墙里面，间杂种植着洋槐和梧桐。这些花草树木将庭院点缀得姚紫嫣红，令人赏心悦目。室内的陈设更是一派法国气氛，给人雍容华贵之感。可是，优雅的环境并未给徐悲鸿带来多少快慰，反而使徐悲鸿愁肠万结，郁郁寡欢。
众所周知，徐悲鸿与蒋碧薇婚后性情不太融洽。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蒋碧薇醉心于应酬享受，徐悲鸿则是潜心于绘画艺术。相传，当时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对女学生孙多慈的才能颇为欣赏，师生感情甚笃。蒋碧薇得知后，大吵大闹，弄得满城风雨。更令徐悲鸿气恼的是，新居建成后，孙多慈以学生身份送枫苗百株作为点缀庭院之用，这本是很寻常的事，岂料蒋碧薇得知后，大发雷霆，并且令佣人将枫苗折为薪火。徐悲鸿悲痛之余，称新居为“无枫堂”，画室为“无枫堂画室”，并刻“无枫堂”印章一枚以怀旧情。
抗战时期，徐悲鸿只身西去，蒋碧薇紧追不舍。因和好无望，两人长期分居，宛如陌路。此后，徐悲鸿再也没有回到这里居住。
抗战期间，蒋碧薇将傅后岗4号委托给德国友人李田丹夫妇照料，后来，李氏夫妇西迁，又将房子交给老佣人李垣看管。因此，傅后岗4号在南京沦陷8年期间，除了庭院内两颗高大的白杨树被砍以及屋内的东西荡然无存之外，房屋基本保存良好。
日本投降后不久，由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律师作证，徐、蒋协议离婚。据说，蒋碧薇提出的离婚条件中除了索要大量字画和巨额款项之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徐悲鸿把傅后岗4号的住宅也让给她。徐悲鸿慨然应允，旋即与廖静文办理了结婚手续。同一年，蒋碧薇由重庆返回南京，因李垣将房子私自出租给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武官，蒋碧薇只好暂住在香铺营文化运动委员会张道藩的办公楼上，直到1946年11月才搬回家中居住。
1949年1月24日，蒋碧薇离开南京，也永远地离开了这座自己心爱的栖息地。
对于徐悲鸿和蒋碧薇的离异，大多对蒋碧薇颇有微辞。窃以为这样有失公道，实事求是地说，其婚姻的失败，双方都有责任，蒋碧薇心胸过窄是一方面，徐悲鸿在外有染又是一方面，设身处地分析，哪个女人面对丈夫在外和其他女人、尤其是女学生来往过密不发醋意呢？南京傅厚岗4号称蒋碧薇故居更为合适，从法律上说，这里的产权归属为蒋碧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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