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近年来关于宗教的学术研究相关的书越来越少了，这本13年的书绝对是其中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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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虽说是中国本土宗教，但国内研究者寥寥，成果也参差不齐。小林正美的这本《中国的道教》是其日文版的中译本，原书于1998年由创文社发行，时隔11年才有了中译本，对于国内不少不通日文的道教研究者与爱好者可谓是迟到的馈赠。

本书不同于一般的宗教通史，并没有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把道教的发展过程叙述出来，而是注目于“道教”的含义界定，即何谓“道教”？在作者看来，道教是儒释道三教中的“道教”，要具备“教”的思想形态和必要条件才可称为“道教”。由此，作者花费了很大笔墨论述道教形成期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自汉末以至南朝的历史，并于此间区分了道流与道教，待到道教经典三洞四辅与配套教团制度改革完成之后，作者所定义的道教也就形成了，时间大致是在南朝刘宋中期。上述部分无疑是本书阐述的重点所在，叙述详尽，史料扎实，能够自圆其说，而作者本身早就著有《六朝道教史研究》一书，故而本书中的这段论述应该大多是其旧作的截取。此外，本部分的论述恰到好处把握到了道教形成的背景因素，强调在与佛教的对立互动中，道教得到了不断丰富与完善。作者虽主攻道教，但于佛教亦有心得，著有《六朝佛教思想研究》一书，可见在中古宗教史方面，作者的造诣是十分精深的，故其所得结论也不致有鲜明的偏颇之失。

论述完道教的形成之后，作者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了南朝以后道教的发展历史，在作者看来天师道是中国道教的主体，此后各代虽有不同道流出现，但除全真道以外，几乎尽是天师道（正一派）之分支。又于唐代以后的道教历史论述中，十分注重《道藏》的编修状况，以此窥见何者为道，阐明道教发展的脉络走势，给人一目了然之感。各大平台旧书售价均已过百，群内团购已售出200＋，现仅余少量库存，50元一本，全新包邮[抱拳]

张政烺一生淡泊名利，对后学提携不遗余力。据张氏的同事或学生介绍，张政烺因博闻强识，所以上门求教的人络绎不绝，以致严重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工作，但他从来都是来者不拒，细心地解答别人的提问。然而有的青年学者，向他请教问题尚且不够,还要讨材料、讨观点，常常将张氏对问题的阐发加以整理发表。于是便有人告诉张政烺的夫人，让她加以劝告与阻止。对此，张政烺说：“学问是天下公器，谁发表不一样?”现在做学问的人太少，“有的人，写出一篇文章、写成一本书，可能就走上治学的路。不然，也许一辈子都和学术无缘”。张政烺就是这样把学问当作天下公器，不计较个人名利，不在乎某个问题的发明权是谁，只要能够吸引后学走上史学研究之路，他就感到很欣慰。正如他所自述的：“几十年来登门讨论学术的人不断，我都尽其所能给予帮助，即使来讨要材料的，也尽量满足其要求。一时不能作答的，事后为来访者寻找一条材料，有时需要翻阅许多种书刊方能作答。我这样做，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切实地研究学问。”他对后学的提携与帮助，是要带动更多的人从事学术研究事业，以期形成一支精良的学术队伍，形成一种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气，这种精神同样令人景仰。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波澜壮阔，它是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迈进，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由传播，逐渐走向中国本土化并深入人心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一些学养深厚的历史学家自觉地接受了唯物史观，以之指导史学研究工作，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高度。张政烺的史学道路和学术贡献正是其中具有典型性的个案，值得后来者认真研究。

在学术界，张政烺向来有“小王国维”和“活字典”的美誉，了解他的学者都佩服其学识渊博，以及研究问题中的钩稽贯串、抉幽阐微。张政烺的著述不以量多取胜，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不勤奋，而是他对学术论著立有很高的标准，故不轻易下笔。他认为，除非是某些甲骨文或金文材料难以释读，影响学术研究的进展，才有加以阐释的必要；或者是对长期以来因史料不足而未撰之文，对史料的搜集、研究已经“竭泽而渔”时方才下笔。他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撰著的有关甲骨文、金文考释的篇章，均是为解决某一学术难题而发，所以其结论能够历久弥新，长期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仅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所撰写的两篇小说史《〈封神演义〉的作者》和《讲史与咏史诗》而言，顾颉刚即称“其见解均精确不易”。史学界同行并不以论著数量衡量他，而是重视他撰写的每一篇文章的分量，服膺其才学与见识。20世纪50年代，童书业曾将张政烺与顾颉刚、吕思勉、陈寅恪、杨宽四位考证名家的学术风格作一比较，其见解值得我们珍视：“现在人所作历史研究文字，大都经不起复案，一复便不是这回事。其经得起复案者只五人：先生（指顾颉刚）、吕诚之、陈寅恪、杨宽、张政烺也。然吕先生有时只凭记忆，因以致误。陈先生集材，大抵只凭主要部分而忽其余，如正史中，只从《志》中搜集制度材料，而忘记《列传》中尚有许多零星材料，先生亦然，不能将细微资料搜罗净尽，以是结论有不正确者。杨宽所作，巨细无遗矣，而结论却下得粗。其无病者，仅张政烺一人而已。”顾颉刚听完童书业所言后，也说：“予之文字做得太快，故有此病，不若苑峰之谨慎与细密也。”当然，顾氏虚怀若谷不免谦辞，但二位先生对张政烺治学态度、方法与严谨求实学风的高度评价，对我们深刻认识张氏的严谨学风及对其治学的影响，实有重要意义。张政烺的文献学、目录学造诣也一向备受称赞。他曾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讲授文献学课程，甚获好评。杨向奎曾对其研究生说：“在中国，听过张政烺的古文献课，别人的文献课就不必听了。”他的目录学名作《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对《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的作者及相台本群经刊刻者进行了深入研究，长期以来为学界称道。此稿初撰于1943年，至1991年臻于完善之后才与读者见面。在这期间，他的学术观点早在学界得到普遍认可，并被赵万里编辑的《中国版刻图录》所采纳。他的广博学识与严谨学风在《宋江考》一文中同样得到充分的体现。此文撰于1953年，但几十年过去了，后人仅仅能为之增补一条史料。可见科学严谨的治史态度要求他“竭泽而渔”地搜集史料，对材料占有的充分、翔实恰恰体现了他严谨的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