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故乡#
徽州人在统计明清徽商、状元、进士时，将“非徽州籍”列入其中，不是“强行给自己脸上贴金”。
我打个简单但却不那么准确的比喻：父母希望子女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希望子女参加高考时是最佳状态，所以将子女的户口迁至异地。但与此同时，为了让子女记住自己的祖籍地，父母又会刻意向子女强调祖籍并有可能带其返回祖籍地扫墓等。倘若户口所在地有危险，父母又可能会将子女带回祖籍地避难。这时候，说子女是祖籍地人是否可以被看做是“强行往祖籍地脸上贴金”？（这比喻不准确，不准确，只是为了通俗易懂）
接下来说准确点：
先是与徽商相关的明清户籍问题，提这个，就必须了解“商籍”与“占籍”。
明代，如果徽商子女是徽州籍，子女参与科举考试必须返回徽州，但是“商籍”可以在商居地直接参与科举考试。
只是，譬如扬州这样的地方，“商籍”几乎全被“山、陕商人子弟”占去，无徽商子弟。
造成这一窘境的缘由很简单：商籍只有在外省行商的商人才能获得。明代徽州属南直隶，与两淮同省，与两浙不同省，所以明代两浙“商籍”有徽商，而两淮“商籍”只有山、陕商人。
顺治二年，改南直隶置江南省，康熙六年分置为江苏、安徽两省，这一改动是否能让徽商获得“商籍”？
不能！
康熙曾在关于两淮徽商能否获得“商籍”的折子中朱批：“此事甚关尔之声名，不可轻忽”。尔后，又是“商籍”名额未增广，所以两淮徽商依旧不能获得商籍。
到了乾隆23年，乾隆认为：下江之徽商，与本籍不远，可以回原籍应试；行销浙盐的徽商，可以在浙江杭州府获得商籍考试[二哈]所以徽商没必要占扬州商籍。
乾隆41年，山、陕商人在两淮盐业中势微导致两淮商籍“额多人少”，这会儿徽商总该能拿到“商籍”了吧？
不能！
乾隆认为“额多人少”如果仍“原额取进”必然会“以滋冒滥”，最佳结局方案只有一个：商籍裁归民籍，不再有所区别[二哈]
那民籍与商籍又有什么区别？
这里得提徽商是如何卡BUG的[允悲]
“商籍”仅仅是一种“附籍”，只能算临时性的户籍，而“入籍”（占籍）则是永久性户籍，徽商取得商籍后，能参加侨寓地科举考试，但与此同时他又能回到原籍地再次参与考试。
写到这，你可能以为这已是很强的卡BUG手法了？
不是！
返回徽州太麻烦，不如在取得“商籍”的城市附近“入籍”（占籍），尔后......
当然，“入籍”也是有条件的，譬如想入“仪征”，则需要在仪征拥有田地、坟墓二十年以上。
前文说了，徽商一直未能获得两淮的“商籍”，但或是为了卡BUG，或单纯是为了便于子女参加科举考试时，不用舟车劳顿返回徽州，徽商确实又大量入籍仪征（扬州附近）这样的地方（康熙六年后的浙江省则又是另一种情况）。
说了这么多，应当不难理解为什么入籍他乡的徽州人，在教育子女时，侧重强调他们的祖籍地。
为了加强子女与徽州间的联系，“入籍”他乡的徽州人建立了一整套“系统”辅助，在此不做赘述（之前发过文章，懒得码字[二哈]图文搁《流动的故乡》里了）。
猜猜图1是徽商“入籍”的哪座城市。

孙家勤国画。孙家勤（1930~2010）字野耘，原籍山东泰安，1930年生于大连，父亲孙传芳是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与张作霖、吴佩孚并称为“北洋三大军阀”，人送外号“笑面虎”，号称“东南王”，是直系后期最具实力的大军阀。母亲出身书香门第，曾任湖北宜昌女子学校校长，也是一个爱画画的大家闺秀。#这就是中国风#

#清朝##历史人物# 在鸦片战争中，清朝闽浙总督颜伯焘因为打了败仗，被革职回原籍，回去路过漳州时，漳州官员大设宴席400余桌为他饯行。颜伯焘出身官宦世家，祖父为巡抚，父亲为总督，一门三代封疆大吏。漳州官员为尽地主之谊，大办宴席款待颜伯焘，接待近一周，花费了一万多两银子。然而，停留在漳州的颜伯焘却迟迟没有走的意向，漳州官员花费巨大，日渐感到吃力，后来通过和颜伯焘的心腹黄守备换帖结拜，再赠银50两，第二天，颜伯焘一行才启程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