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堰# 【武当百问 | “玉虚宫磨针井太子坡 藏着多少故事？】武当山又名太和山、谢罗山，是国家5A级旅游风景区、国家森林公园、中国十大避暑名山。景区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十一洞、三潭、九泉、十池、九井、十石、九台等胜景，是道教名山和武当武术的发源地，被称为“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本期《武当百问》推出玉虚宫、磨针井、太子坡景区的故事。
玉虚宫景区传递“仙灵真源逢时而兴”的美好诉求
玉虚宫，全称玄天玉虚宫，因真武大帝曾被封为玄天上帝和玉虚相师而得名。在明朝永乐皇帝大建宫观之前，此处是遇真宫故址，永乐大建宫观后，又在玉虚宫东约八里处敕建遇真宫。明《大岳志略》卷之三曰：“宫在展旗峰北，系遇真宫故址，为张三丰之庵。真仙曾对人说，此地他日必大兴。”
明朝大修武当时，这里是大本营，又因明朝历代都有军队驻营于此，所以又称“老营宫”。玉虚宫位于武当山北麓，坐落在一片约5平方公里的盆地之上，海拔189米。众山环绕，地势开阔，采用宫廷建筑方式，利用地势，以严谨的中轴对称布局，展现了庄严肃穆的皇家风苑。
玉虚宫由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年（1412年）敕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维修扩建，宫内建有真武殿、启圣殿、张仙洞、碑亭、望仙楼、真武洞、东西道院等2200间，宫内玉带河环绕，后有关帝庙、玉虚岩、回龙观、八仙观，规模宏大，气势非凡。
玉虚宫的规模，时为武当山之最，被誉为郡城都市。可惜清代和民国时期，宫观大部分毁于兵乱和自然灾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玉虚宫仅存山门、父母殿、云宫、配房等。宫内四座碑亭巍然对峙，内存巨石雕凿的御碑，为海内外罕见的石雕艺术珍品，极为珍贵。1992年6月，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抢救工程之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各级政府重视，先后拨巨资对玉虚宫进行修复，抢救修复了部分庙宇等。现在玉虚宫内植被良好，一派生机，虽不见当年威武庄严肃穆的皇家风范，但其建筑理念却清楚地传递了建设者“仙灵真源，逢时而兴”的人文追求。
磨针井传递“抱朴守一志道苦修”的至诚精神
磨针井，又名纯阳宫，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其名源自于《均州志》中党居易所撰写的《太和山磨针井鼎修纯阳宫记》：清康熙年间，巡抚林天擎夜梦吕祖纯阳点化，乃至诚皈依，与守道金朝用、知府杜善性、知州佟国玉商议，施银百两，舍本山田亩七百石，鼎力扩建，故名纯阳宫。
磨针井重建于咸丰三年（1853年），清末至民国时期，因战乱和自然灾害已破败。1980年后，湖北省人民政府拨款修复，历时三年修复殿堂、井亭、配房等52间，建筑面积1453平方米。整座宫殿以姥姆点化真武大帝的传说修建，祖师殿四壁彩绘的《真武修真图》反映了真武大帝上山修真的苦修精神和曲折感人的故事。姥姆亭垂檐雕脊，凌空展飞，供奉姥姆磨针像，尽显姥姆之慈祥。
道院中有一口磨针井，井后青石砌成的亭台墙壁有两方石碑，均为4.5亿年的沉积岩，两碑的下部各镶嵌名为“直角石”的古生物化石，状如墨鱼之脊，脊两边为半透明弯月状纹，形似竹笋，为古代海洋无脊椎动物，十分珍贵。
磨针井位于回龙观至老君堂之间的中轴线上，为武当山古迹中的名胜之一，周围峰峦翠林环绕，竹月梅风相映，堪称佳境。
整座建筑围绕“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故事展开，生动曲折地传递了“抱朴守一、志道苦修”的至诚精神。
磨针井景区现为十堰市廉政教育基地，鼓励人们“不忘初心，永葆本色，砥砺前行”。
太子坡传递“少年鸿志砥砺前行”的远大抱负
太子坡，又名复真观，元代始有建筑，古为接待庵，已荒废。现存复真观建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并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和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重修，现存庙房105间。此观位于老君堂和剑河桥之间，距磨针井5公里，相传净乐国太子曾在此修炼，故名太子坡。
太子坡背依狮子山，面对千丈幽壑。此观建筑充分利用这一特殊地理位置，在陡坡险崖上的一片狭窄地带，纵横布局，使建筑与环境完美结合，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在复真观停车场旁有一座古朴的石拱桥，名为复真桥。传说净乐国太子十五岁进武当山修炼，因吃不了修炼之苦，欲下山还俗，走到磨针井受到紫元真君“铁杵磨针”之点化，回到太子坡修炼，故而此处名为复真桥。
由此拾级而上，秋天可闻桂花香。有一座耸立云端的山门，门楣悬挂着明代驸马都尉沐昕题写的“太子坡”三个大字。门内通道依山就势，曲折蜿蜒，故被称为“九曲黄河墙”。从进门到出门，布局独特，有“一里四道门”之称。
穿过龙虎殿，有一泓池水，人称“滴泪池”。相传太子入山修炼时，其母善胜皇后从山下一直追到山上，因追不上太子，悲恸欲绝，在此滴泪成池。后人为了纪念真武大帝修行的决心和善胜皇后爱子之心，把此池称为“滴泪池”。
祖师殿为单檐山式建筑，翠瓦朱墙，雕梁画栋，颇为壮观。祖师殿外建有白云楼、藏经阁、黄金堂、道房等。白云楼依山而建，结构奇特，设计精密，技艺精湛，巧夺天工，是著名的“一柱十二梁”。
从白云楼上黄金堂和藏经阁，从藏经阁左侧拾级而上便是太子殿，殿内供奉太子童年读书像。站在太子殿前凭栏远眺，千峰竞秀，令人心旷神怡。
太子坡景区的建筑布局，成功传递了净乐国太子“少年鸿志，砥砺前行，终成正果”的远大抱负，多少年来也鼓励了很多学子。（李元生）
玉虚宫景区传递“仙灵真源逢时而兴”的美好诉求
玉虚宫，全称玄天玉虚宫，因真武大帝曾被封为玄天上帝和玉虚相师而得名。在明朝永乐皇帝大建宫观之前，此处是遇真宫故址，永乐大建宫观后，又在玉虚宫东约八里处敕建遇真宫。明《大岳志略》卷之三曰：“宫在展旗峰北，系遇真宫故址，为张三丰之庵。真仙曾对人说，此地他日必大兴。”
明朝大修武当时，这里是大本营，又因明朝历代都有军队驻营于此，所以又称“老营宫”。玉虚宫位于武当山北麓，坐落在一片约5平方公里的盆地之上，海拔189米。众山环绕，地势开阔，采用宫廷建筑方式，利用地势，以严谨的中轴对称布局，展现了庄严肃穆的皇家风苑。
玉虚宫由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年（1412年）敕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维修扩建，宫内建有真武殿、启圣殿、张仙洞、碑亭、望仙楼、真武洞、东西道院等2200间，宫内玉带河环绕，后有关帝庙、玉虚岩、回龙观、八仙观，规模宏大，气势非凡。
玉虚宫的规模，时为武当山之最，被誉为郡城都市。可惜清代和民国时期，宫观大部分毁于兵乱和自然灾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玉虚宫仅存山门、父母殿、云宫、配房等。宫内四座碑亭巍然对峙，内存巨石雕凿的御碑，为海内外罕见的石雕艺术珍品，极为珍贵。1992年6月，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抢救工程之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各级政府重视，先后拨巨资对玉虚宫进行修复，抢救修复了部分庙宇等。现在玉虚宫内植被良好，一派生机，虽不见当年威武庄严肃穆的皇家风范，但其建筑理念却清楚地传递了建设者“仙灵真源，逢时而兴”的人文追求。
磨针井传递“抱朴守一志道苦修”的至诚精神
磨针井，又名纯阳宫，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其名源自于《均州志》中党居易所撰写的《太和山磨针井鼎修纯阳宫记》：清康熙年间，巡抚林天擎夜梦吕祖纯阳点化，乃至诚皈依，与守道金朝用、知府杜善性、知州佟国玉商议，施银百两，舍本山田亩七百石，鼎力扩建，故名纯阳宫。
磨针井重建于咸丰三年（1853年），清末至民国时期，因战乱和自然灾害已破败。1980年后，湖北省人民政府拨款修复，历时三年修复殿堂、井亭、配房等52间，建筑面积1453平方米。整座宫殿以姥姆点化真武大帝的传说修建，祖师殿四壁彩绘的《真武修真图》反映了真武大帝上山修真的苦修精神和曲折感人的故事。姥姆亭垂檐雕脊，凌空展飞，供奉姥姆磨针像，尽显姥姆之慈祥。
道院中有一口磨针井，井后青石砌成的亭台墙壁有两方石碑，均为4.5亿年的沉积岩，两碑的下部各镶嵌名为“直角石”的古生物化石，状如墨鱼之脊，脊两边为半透明弯月状纹，形似竹笋，为古代海洋无脊椎动物，十分珍贵。
磨针井位于回龙观至老君堂之间的中轴线上，为武当山古迹中的名胜之一，周围峰峦翠林环绕，竹月梅风相映，堪称佳境。
整座建筑围绕“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故事展开，生动曲折地传递了“抱朴守一、志道苦修”的至诚精神。
磨针井景区现为十堰市廉政教育基地，鼓励人们“不忘初心，永葆本色，砥砺前行”。
太子坡传递“少年鸿志砥砺前行”的远大抱负
太子坡，又名复真观，元代始有建筑，古为接待庵，已荒废。现存复真观建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并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和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重修，现存庙房105间。此观位于老君堂和剑河桥之间，距磨针井5公里，相传净乐国太子曾在此修炼，故名太子坡。
太子坡背依狮子山，面对千丈幽壑。此观建筑充分利用这一特殊地理位置，在陡坡险崖上的一片狭窄地带，纵横布局，使建筑与环境完美结合，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在复真观停车场旁有一座古朴的石拱桥，名为复真桥。传说净乐国太子十五岁进武当山修炼，因吃不了修炼之苦，欲下山还俗，走到磨针井受到紫元真君“铁杵磨针”之点化，回到太子坡修炼，故而此处名为复真桥。
由此拾级而上，秋天可闻桂花香。有一座耸立云端的山门，门楣悬挂着明代驸马都尉沐昕题写的“太子坡”三个大字。门内通道依山就势，曲折蜿蜒，故被称为“九曲黄河墙”。从进门到出门，布局独特，有“一里四道门”之称。
穿过龙虎殿，有一泓池水，人称“滴泪池”。相传太子入山修炼时，其母善胜皇后从山下一直追到山上，因追不上太子，悲恸欲绝，在此滴泪成池。后人为了纪念真武大帝修行的决心和善胜皇后爱子之心，把此池称为“滴泪池”。
祖师殿为单檐山式建筑，翠瓦朱墙，雕梁画栋，颇为壮观。祖师殿外建有白云楼、藏经阁、黄金堂、道房等。白云楼依山而建，结构奇特，设计精密，技艺精湛，巧夺天工，是著名的“一柱十二梁”。
从白云楼上黄金堂和藏经阁，从藏经阁左侧拾级而上便是太子殿，殿内供奉太子童年读书像。站在太子殿前凭栏远眺，千峰竞秀，令人心旷神怡。
太子坡景区的建筑布局，成功传递了净乐国太子“少年鸿志，砥砺前行，终成正果”的远大抱负，多少年来也鼓励了很多学子。（李元生）
仰韶文化在山西 一路向北溯源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山西而言，仰韶文化考古从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开始，95年间一路向北，不断探寻文化起源。
11月20日上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二级研究员薛新明在太原市博物馆讲述了山西仰韶文化的考古历程。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1926年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中期，这里是中国学者最早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仰韶遗存的发现、研究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具有一样长的历史，因此梳理近百年的山西仰韶时期研究理念变革与取得的成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累计发现达716处，经正式发掘的地点近50处。薛新明将山西省仰韶时期考古探索划分为三大阶段，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各阶段时代背景、主要工作、学术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并总结了仰韶考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大课题。
薛新明认为，从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来看，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拓荒时期
从1926年李济等发现并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山西省还未建立自己的考古机构，工作由省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完成。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时期，无论是田野资料的收集还是学者们提出的认知，对后来的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期间山西先后发现了几处仰韶时期的遗址，尤其是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以确凿的资料更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是当时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整个中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极少，也缺乏检测和分析的技术手段及可供对比的资料，但无论李济执笔撰写的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还是梁思永写成的英文单行本《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全都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对相关学术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分析专业，言之有据。
梁思永文章的附录中收录了西阴村出土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这应该是中国考古界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成分的实例，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田野考古方法方面，李济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中尝试使用了2米见方的探方法，留下了关键柱（土尖），并且已经关注到地层堆积中土质土色的变化，迈出了通往“考古地层学”十分重要的一步；遗存分类方面，李济和梁思永对西阴村发现的遗存都进行了分类，并且与其他地点的器物进行了对比，他们是最早探索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学者。
第二阶段：持续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虽然前30年和后10年情况有一些区别，但工作方式基本一致，收集田野资料、建立文化序列为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标，物质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山西从事仰韶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芮城东庄村、西王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晋南地区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他们都是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
当时，重点发掘的地点是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夏王朝时期的遗存。田野考古的范式围绕着探求物质文化面貌的思路开展，发现了大量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认识，引领着仰韶文化研究的方向。受主要目标的限制，田野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吕梁山区、山西中北部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考古成果较少，文化发展线索比较模糊，而且社会生活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
本阶段前30年最大的进步是坚持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代表的理论体系，构建起了以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时期文化序列和谱系，在主要特征、类型划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认识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文化分期相对清晰，树立了文化断代的编年标尺，研究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其他地区对比研究的参照。
第三阶段：突破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以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为主要特色的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日益完善的新认识与理念开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1990年至1991年，临汾盆地东部的翼城北撖遗址发掘中，一线的科研人员开始运用聚落考古的工作模式，揭示出这个遗址仰韶时期不同阶段的聚落分布状况。与此同时，在太岳山西麓、浍河上游进行了小规模的区域调查，发现了迄今山西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枣园文化”，填补了区域与时代上的空白。
2016年，临汾桃园遗址揭露了一处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了解了当时不同形制的房址、窖穴、陶窑及池塘等基础设施，发现了完整的庙底沟文化陶器群，反映了仰韶最发达、最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
2019~2021年，夏县师村遗址揭露了一个仰韶早期聚落，出土的几件石雕蚕蛹暗示当时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这是继1926年在西阴村出土半个蚕茧壳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位于盐湖旁边的这个遗址应该能为研究人类生活与重要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撑。
“临汾高堆、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绛县周家庄、夏县辕村、芮城桃花涧、稷山郭家枣园等遗址均取得新的信息。此外，吕梁山脉仰韶时期的工作有了突破，晋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也处于摸底阶段。”薛新明说，“通过在各地开展的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仰韶时期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大小规模不等的聚落、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墓葬缺少随葬品构成了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具有朴素务实的特色，这一理念对后世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演讲的最后，薛新明希望年轻一代的考古工作者能够继承优秀传统，勇于开拓创新，全面提升山西仰韶时期的研究水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史前史贡献山西力量。
来源：科学导报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山西而言，仰韶文化考古从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开始，95年间一路向北，不断探寻文化起源。
11月20日上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二级研究员薛新明在太原市博物馆讲述了山西仰韶文化的考古历程。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1926年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中期，这里是中国学者最早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仰韶遗存的发现、研究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具有一样长的历史，因此梳理近百年的山西仰韶时期研究理念变革与取得的成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累计发现达716处，经正式发掘的地点近50处。薛新明将山西省仰韶时期考古探索划分为三大阶段，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各阶段时代背景、主要工作、学术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并总结了仰韶考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大课题。
薛新明认为，从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来看，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拓荒时期
从1926年李济等发现并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山西省还未建立自己的考古机构，工作由省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完成。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时期，无论是田野资料的收集还是学者们提出的认知，对后来的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期间山西先后发现了几处仰韶时期的遗址，尤其是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以确凿的资料更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是当时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整个中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极少，也缺乏检测和分析的技术手段及可供对比的资料，但无论李济执笔撰写的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还是梁思永写成的英文单行本《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全都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对相关学术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分析专业，言之有据。
梁思永文章的附录中收录了西阴村出土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这应该是中国考古界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成分的实例，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田野考古方法方面，李济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中尝试使用了2米见方的探方法，留下了关键柱（土尖），并且已经关注到地层堆积中土质土色的变化，迈出了通往“考古地层学”十分重要的一步；遗存分类方面，李济和梁思永对西阴村发现的遗存都进行了分类，并且与其他地点的器物进行了对比，他们是最早探索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学者。
第二阶段：持续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虽然前30年和后10年情况有一些区别，但工作方式基本一致，收集田野资料、建立文化序列为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标，物质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山西从事仰韶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芮城东庄村、西王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晋南地区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他们都是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
当时，重点发掘的地点是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夏王朝时期的遗存。田野考古的范式围绕着探求物质文化面貌的思路开展，发现了大量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认识，引领着仰韶文化研究的方向。受主要目标的限制，田野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吕梁山区、山西中北部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考古成果较少，文化发展线索比较模糊，而且社会生活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
本阶段前30年最大的进步是坚持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代表的理论体系，构建起了以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时期文化序列和谱系，在主要特征、类型划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认识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文化分期相对清晰，树立了文化断代的编年标尺，研究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其他地区对比研究的参照。
第三阶段：突破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以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为主要特色的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日益完善的新认识与理念开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1990年至1991年，临汾盆地东部的翼城北撖遗址发掘中，一线的科研人员开始运用聚落考古的工作模式，揭示出这个遗址仰韶时期不同阶段的聚落分布状况。与此同时，在太岳山西麓、浍河上游进行了小规模的区域调查，发现了迄今山西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枣园文化”，填补了区域与时代上的空白。
2016年，临汾桃园遗址揭露了一处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了解了当时不同形制的房址、窖穴、陶窑及池塘等基础设施，发现了完整的庙底沟文化陶器群，反映了仰韶最发达、最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
2019~2021年，夏县师村遗址揭露了一个仰韶早期聚落，出土的几件石雕蚕蛹暗示当时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这是继1926年在西阴村出土半个蚕茧壳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位于盐湖旁边的这个遗址应该能为研究人类生活与重要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撑。
“临汾高堆、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绛县周家庄、夏县辕村、芮城桃花涧、稷山郭家枣园等遗址均取得新的信息。此外，吕梁山脉仰韶时期的工作有了突破，晋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也处于摸底阶段。”薛新明说，“通过在各地开展的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仰韶时期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大小规模不等的聚落、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墓葬缺少随葬品构成了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具有朴素务实的特色，这一理念对后世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演讲的最后，薛新明希望年轻一代的考古工作者能够继承优秀传统，勇于开拓创新，全面提升山西仰韶时期的研究水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史前史贡献山西力量。
来源：科学导报
沿河：“山海联姻” 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雨润山林，苍松翠柏漫山遍野。吸吮着甜美的空气，翻上一道山梁，站在高处俯瞰，一片山间坝子格外耀眼，群山环抱下，显得更加温暖舒适，山腰的一条银色“腰带”将产业园与村寨串成一幅水墨画——这里是“山海联姻”结出硕果的高峰故事的发生地、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界镇高峰村。
“在家门口上班，既能顾家又能有份稳定的收入。”10月12日，在高峰村有机产业园，村民黄廷英告诉记者，在自家流转出去的土地上干活，既有土地流转金，又有务工收入，80元一天，种的是自家的地，学的是葡萄管护，“活路不重，按时上下班，真有吃‘公家饭’的感觉哩！”村民侯寨秀高兴地说。“她俩是产业园的‘老员工’，我认得她们。”沿河自治县乡村振兴局东西部协作办负责人李松接过话头。
“同村姐妹一起上下班，嘻嘻哈哈一天就过去了，收入也还可以维持家用。”曾在外务工的村民田碧荣今年女儿高考在家陪护，在产业园谋了一份管护工作，但她更羡慕村里的田祝梅，每月能拿到稳定收入4500元。
“这都是刚捡的蛋，还是暖和的。”记者见到田祝梅，只见精明强干的她一边为开车前来购买鹌鹑蛋的李女士装蛋一边介绍，“鹌鹑蛋卤着吃最佳，如果图方便，放点盐水煮，味道也很好，但要在快熟透前敲碎壳。”“孩子喜欢吃，我经常来购买，这次买5箱。”李女士说。
“目前村里共养有3万只鹌鹑，每天产蛋600斤，大多销往贵阳和周边县市，供不应求呀！”高峰村党支部书记罗文武说，配送、物流、自购让高峰鹌鹑“名声在外”。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高峰村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有善港村帮我们打下的产业基础，我们如果没有带领群众搭上这趟高速行驶的发展列车，我将愧对组织，愧对乡亲。”罗文武在《我的扶贫故事》中写道。
2019年全村脱贫后，罗文武带领村民种起了优质梨、葡萄、桔子、无花果，还有很多以前村民从没见过的瓜蒌、草莓等经济作物。村里还发展了乡村旅游和采摘相结合的模式，周边群众都可以过来观赏与采摘。
据悉，高峰村不仅在种植业方面的有长足发展，还有茶叶加工业，从种茶到采摘，再到茶叶加工，不光增加了乡村价值，还为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务工岗位助民增收。
在善港村的技术帮扶下，已建成鹌鹑、黑毛猪、白山羊特色生态养殖场，现已由村里致富带头人独立养殖。
走进高峰村，25幅墙体3D画和干净整洁的环境，让高峰村变成了示范村。旅游兴村、旅游富民在高峰已经初见成效。
当前，高峰村正奋力推进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策马加鞭，全力打造成为全县产业扶贫的示范高地、乡村治理的幸福乐园。
若把时间刻度给您画出来，您将看到另一个贫苦的高峰村：坐落在半山腰，满眼石旮旯且严重缺水，是石漠化深山区的典型。全村148户562人中，有贫困人口50户119人，贫困发生率达21.2%，属国家级一类贫困村，也是全省2760个深度贫困村和沿河50个深度贫困村之一。
“星光光，月光光，有女莫嫁高峰郎”“春种一粒粟，秋收两箩筐”“高峰哦高峰，三年两不收”，这几句是当地脍炙人口的谚语，即是几年前高峰村的贫困写照，也让高峰村的村民们常年不敢“抬头挺胸”过日子。
产业致富，高峰村人知道也尝试过，但多以失败告终。面对满山石旮旯，高峰村的青壮年劳动力纷纷选择外出务工。
转机来自2017年，张家港市杨舍镇善港村党委书记葛剑锋主动找到张家港市扶贫办，请求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中让善港村出一份力，并提出要求善港村对口帮扶高峰村。
这一帮就是近4年。已扶上马，还送一程，又一程……
我们的队员现有6人住在村里，今天，王志杰和赵坤两位技术人员抢种完6000株草莓，让冬日不闲过，我们就是要努力通过人才延续、技术延续、市场延续、管理经验延续、协作机制延续，确保高峰村群众就业收入和分红收入逐年增长，收入水平稳步提高。10月12日，善港村派驻高峰村第16批工作队队长徐华如是说。
今年以来，该县与新结对帮扶的东莞市长安组团围绕园区共建、招商引资、扶贫车间建设等，多渠道稳步推进产业合作。“目前，广东省东莞市东西协作资金5600万元，用于发展空心李果酒果酱加工、空心李提质增效、中界镇‘一镇带四村’示范村及茶叶加工等产业类项目。”该县乡村振兴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永强说。（梁瀚泽）
雨润山林，苍松翠柏漫山遍野。吸吮着甜美的空气，翻上一道山梁，站在高处俯瞰，一片山间坝子格外耀眼，群山环抱下，显得更加温暖舒适，山腰的一条银色“腰带”将产业园与村寨串成一幅水墨画——这里是“山海联姻”结出硕果的高峰故事的发生地、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界镇高峰村。
“在家门口上班，既能顾家又能有份稳定的收入。”10月12日，在高峰村有机产业园，村民黄廷英告诉记者，在自家流转出去的土地上干活，既有土地流转金，又有务工收入，80元一天，种的是自家的地，学的是葡萄管护，“活路不重，按时上下班，真有吃‘公家饭’的感觉哩！”村民侯寨秀高兴地说。“她俩是产业园的‘老员工’，我认得她们。”沿河自治县乡村振兴局东西部协作办负责人李松接过话头。
“同村姐妹一起上下班，嘻嘻哈哈一天就过去了，收入也还可以维持家用。”曾在外务工的村民田碧荣今年女儿高考在家陪护，在产业园谋了一份管护工作，但她更羡慕村里的田祝梅，每月能拿到稳定收入4500元。
“这都是刚捡的蛋，还是暖和的。”记者见到田祝梅，只见精明强干的她一边为开车前来购买鹌鹑蛋的李女士装蛋一边介绍，“鹌鹑蛋卤着吃最佳，如果图方便，放点盐水煮，味道也很好，但要在快熟透前敲碎壳。”“孩子喜欢吃，我经常来购买，这次买5箱。”李女士说。
“目前村里共养有3万只鹌鹑，每天产蛋600斤，大多销往贵阳和周边县市，供不应求呀！”高峰村党支部书记罗文武说，配送、物流、自购让高峰鹌鹑“名声在外”。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高峰村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有善港村帮我们打下的产业基础，我们如果没有带领群众搭上这趟高速行驶的发展列车，我将愧对组织，愧对乡亲。”罗文武在《我的扶贫故事》中写道。
2019年全村脱贫后，罗文武带领村民种起了优质梨、葡萄、桔子、无花果，还有很多以前村民从没见过的瓜蒌、草莓等经济作物。村里还发展了乡村旅游和采摘相结合的模式，周边群众都可以过来观赏与采摘。
据悉，高峰村不仅在种植业方面的有长足发展，还有茶叶加工业，从种茶到采摘，再到茶叶加工，不光增加了乡村价值，还为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务工岗位助民增收。
在善港村的技术帮扶下，已建成鹌鹑、黑毛猪、白山羊特色生态养殖场，现已由村里致富带头人独立养殖。
走进高峰村，25幅墙体3D画和干净整洁的环境，让高峰村变成了示范村。旅游兴村、旅游富民在高峰已经初见成效。
当前，高峰村正奋力推进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策马加鞭，全力打造成为全县产业扶贫的示范高地、乡村治理的幸福乐园。
若把时间刻度给您画出来，您将看到另一个贫苦的高峰村：坐落在半山腰，满眼石旮旯且严重缺水，是石漠化深山区的典型。全村148户562人中，有贫困人口50户119人，贫困发生率达21.2%，属国家级一类贫困村，也是全省2760个深度贫困村和沿河50个深度贫困村之一。
“星光光，月光光，有女莫嫁高峰郎”“春种一粒粟，秋收两箩筐”“高峰哦高峰，三年两不收”，这几句是当地脍炙人口的谚语，即是几年前高峰村的贫困写照，也让高峰村的村民们常年不敢“抬头挺胸”过日子。
产业致富，高峰村人知道也尝试过，但多以失败告终。面对满山石旮旯，高峰村的青壮年劳动力纷纷选择外出务工。
转机来自2017年，张家港市杨舍镇善港村党委书记葛剑锋主动找到张家港市扶贫办，请求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中让善港村出一份力，并提出要求善港村对口帮扶高峰村。
这一帮就是近4年。已扶上马，还送一程，又一程……
我们的队员现有6人住在村里，今天，王志杰和赵坤两位技术人员抢种完6000株草莓，让冬日不闲过，我们就是要努力通过人才延续、技术延续、市场延续、管理经验延续、协作机制延续，确保高峰村群众就业收入和分红收入逐年增长，收入水平稳步提高。10月12日，善港村派驻高峰村第16批工作队队长徐华如是说。
今年以来，该县与新结对帮扶的东莞市长安组团围绕园区共建、招商引资、扶贫车间建设等，多渠道稳步推进产业合作。“目前，广东省东莞市东西协作资金5600万元，用于发展空心李果酒果酱加工、空心李提质增效、中界镇‘一镇带四村’示范村及茶叶加工等产业类项目。”该县乡村振兴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永强说。（梁瀚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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