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滞胀”阴影笼罩全球 国际社会需合作应对】20世纪70年代，由石油危机引发的一场经济危机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大滞胀”这个名词，意指高通胀、低增长的经济状况。半个世纪后，在疫情冲击与俄乌冲突影响之下，人们再次开始担忧“大滞胀”的到来。

高收入国家陷入“滞胀”泥潭

综合中新社、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眼下，通胀与加息已经成为全球高收入国家的主旋律。

去年12月，为应对日益严峻的通胀，英国央行在主要经济体央行中率先加息，带动了全球加息潮。然而，此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连续加息，却仍然无法阻止通胀飙升。

数据显示，今年5月英国零售商品价格同比上涨2.8%，创下自2011年7月以来最高纪录。欧盟统计局初步统计数据显示，5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8.1%，连续第七个月创历史新高。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6%，再创1981年12月以来最大值。韩国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也增长5.4%，创14年来新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之前的4.5%下调至3%，并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至2.8%。

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中，世界银行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1年的5.7%下降至2022年的2.9%，远低于今年1月份预计的4.1%。

全球滞胀殃及池鱼，低收入国家损失惨重

低收入国家则在承受另一种不同的损失。来自非洲、亚洲、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55个发展中国家6月8日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高温天气、降雨模式的改变和其他极端天气已对发展中经济体造成严重冲击。环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对气候造成的破坏最小，但却承受高昂的经济代价，也没有财政能力解决气候变化的后果。

该研究对比了已观察到的经济损失，以及模拟排除气候变化影响的经济模型。结果显示，过去20年，气温上升和降雨模式的变化已经导致这些气候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减少20%，约5250亿美元。

“损失和破坏已经超过了金钱能衡量的范围，气候变化摧毁了生命、生计、土地，甚至威胁我们的文化。”报告序言作者，加纳财政部长奥福雷-阿塔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帮助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

然而，俄乌传统、冠病疫情的影响、能源与食品危机等议题正在不断分散着国际社会的精力。2020年国际社会曾保证每年拨款1000亿美元给气候脆弱国家，但至今没有实现。

应对“滞胀”需要智慧与合作

时隔约50年，当年的“大滞胀”是否将在全球范围内再次上演？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孝松指出，的确有声音认为现如今全球可能发生滞胀，直接导火线就是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价格暴涨，致使通胀高企。但要注意，几十年过去了，西方国家已经吸取了20世纪70年代的教训。

不少国家已经意识到，一味地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刺激效果可能会非常有限，且高通胀将继续维持。目前多国已进入加息周期，新一轮紧缩性货币政策已经开启。

“严格来说，滞胀意味着经济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然而从大多数经济体表现来看，这并没有发生。可以说，全球范围内所谓的生产停滞或者负增长没有到来。即便未来经济增速可能有所放缓，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也不会重现。”王孝松判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指出，“大滞胀”时期，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还未完全参与全球化，当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尚未建立，供求关系处于失衡状态。反观现在，全世界有众多国际机构、地方合作机制，国际间、地区间的合作与协调不断加深。

“我想我们应该客观分析，风险的确存在，但同时大家更为理性，且合作意愿也在增加，共同防御滞胀的希望就存在了。”陈凤英说。#侨报新闻速递# https://t.cn/A6XDOuxz

其实这样的问题显得有点特别浅显，因为律师办理刑事案件与检察机关沟通最为常见的，毕竟这是律师工作职责。笔者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话题，主要是因为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不是律师与检察机关不沟通，就是沟通渠道不畅通，抑或是不会沟通。需要特别声明的是，笔者此处谈到的律师与检察官沟通，是指律师作为辩护人与检察官沟通。律师作为被害人代理人一般不需要沟通，因为在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本身就和被害人站在一条战线上，检察机关在为被害人伸张正义，所以被害人的代理律师好像与检察官没有沟通的必要。其实不然，检察官代表国家支持公诉并对诉讼进行监督，是在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时候，自然包括为被害人伸张正义。但毕竟检察官和被害人代理人的立场不一样，检察官的指控并不一定能够代替被害人的指控，在很多案件中检察官也愿意让被害人到庭，这样也是为了更好地追究犯罪。所以，从检察官的角度出发，被害人指控是有必要的，自然被害人聘请律师是与检察官沟通就很必要。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聘请律师参与诉讼。律师享有代理权与辩护律师享有的辩护权其实是对等的，在刑辩律师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3条之规定向检察机关提出法律意见，被害人的律师也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法律意见。在很多案件中也出现了检察官指控不力的情况，所以被害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直接提出与检察官不同的指控意见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这毕竟是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及代理律师的权利。

刑辩律师与检察机关沟通其实不在同一个平台，辩护律师代表私权利 ，所以立场和观点经常出现偏颇。检察官代表国家履行职责，所以其地位更加中立。一个具有中立立场的法律人和可能存在偏颇立场的法律人进行沟通，其实很难沟通。因为代表国家利益的检察官天生具有了优越性和超脱性，可以更加自由和公立地站在法律上考虑问题，辩护律师的地位显然要比检察官的地位差得多。另外，检察官接触案件的机会和范围要比辩护律师更加具有便利条件。比如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所谓律师提出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很多时候都是“凭感觉”，因为此时辩护律师根本无法查阅案件材料，了解案件途径无非是看守所会见和家属及其朋友的交流等。因为疫情期间看守所会见很受限制，这给律师了解案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律师唯一了解案情的途径就是向犯罪嫌疑人亲属或者同事、朋友等了解。故律师提交的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更多是针对案件定性分析和论述。而检察官则可以看到部分的案件材料，虽然并未侦查终结，但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已经搜集到了基础的证据材料，检察官不但可以直接审查案件材料，更可以向侦查人员了解案情，而此时侦查人员为了让检察官将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更愿意针对案情作出有利于批准逮捕的方向，于是此时犯罪嫌疑人其实非常危险，但大量的不予批准逮捕案件中，检察官不予批准逮捕的理由一般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继续侦查”，而辩护律师提交的法律意见更多是法律适用问题，因为律师根本无法看到证据材料。故，审查批准逮捕期间辩护律师与检察官交流其实是没有“资本”的，而大量的不予批准逮捕的案件都是检察官的功劳，虽然很多律师纷纷晒出自己辩护成功的案例，其实检察官的工作要比律师的工作大的多，不予批准逮捕就是检察官坚持了法律规定，坚持依法办案。笔者现在办理着一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去掉“恶势力”只是辩护律师提到的观点而已，真正将案件定性改变，还是检察官背后的坚持和努力；还有一个恶势力案件，一个女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被提请批准逮捕，笔者刚好为同案犯辩护，在提交法律意见之际谈到该女犯罪嫌疑人提请批准逮捕的问题，笔者随即与检察官展开交流，其实笔者不是女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只是因为是同一个案件而进行沟通，笔者在法律层面上进行了辩解，结果检察官对女犯罪嫌疑人不予批准逮捕。而笔者对于侦查机关报送的证据材料根本没有看到，该女犯罪嫌疑人不予批准逮捕，就是检察官的功劳。

笔者之所以要谈到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实践中因为站位、立场和着眼点不一样，导致检察官往往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其实每一个案件都是对检察官的一个考验，“你办的不是案件，而是他人的人生”，这句话就是检察官依法办案最好的写照，作为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的关键环节，其实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就是掌握在检察官的手中，辩护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维护者，必定要担起辩护的重任，但是辩护律师的权利只是建议权，真正决定案件走向的还是检察官。不予批准逮捕会为不起诉打下基础，取保候审会为判处缓刑打下基础，检察官的决定直接影响了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和案件最终走向，辩护律师不能夸大自己的权利和作用，辩护律师在与检察官的沟通中要时刻注意自己只是一个配角，就是提出对于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和观点，从而引起检察官的注意。如果检察官能够认识到辩护律师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预防冤假错案，检察官就愿意主动给律师沟通了。辩护人特别欣赏省高院的很多法官，他们特别愿意让辩护律师提交详细辩护词，让辩护律师当庭将问题说清楚，很有几次因为辩护律师没有写辩护词遭致法官的不满，要求庭下必须提交辩护词，这不仅是律师执业态度的问题，更是对案件的重视程度，以及是否依法履职的问题。

所以，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唯一可以真正对话并不是在法庭之上，因为一旦起诉到法院后，案件的结果也就很难改变了，法院也会受到很多的压力，尤其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羁押措施的情况下，法官宣告无罪的压力更大。所以法庭上沟通已经不复存在，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此时检察官要维护起诉书的尊严，在代表国家出庭公诉时往往也会利用法律监督权对法庭进行监督，此时辩护律师根本没有机会和检察官进行沟通。辩护律师与检察官沟通的绝佳阶段就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这个阶段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几乎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同时阅卷，同时提审（会见）犯罪嫌疑人，同时写法律意见。如果辩护律师能够将一份有理有据的法律意见提交给检察官，为检察官阅卷和审查提出便利条件，则检察官绝对不会排斥辩护律师的做法，当然这就需要注意辩护律师的法律意见必须客观公正，旨在帮助检察官查明案件真相，而不是站在犯罪嫌疑人的角度一味儿的辩护，所以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提交的叫做“法律意见”，而不应当是“辩护意见”。当然，审查起诉阶段的沟通建议以书面沟通为主，当面沟通也不可或缺，鉴于当前疫情或者检察官办案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没有时间接待律师，这就要求律师的写作能力必须要强，书面沟通更容易被检察官重视和采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案件，辩护律师都要给检察官提交几千字及上万字的法律意见，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辩护律师要抓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机会，与检察官沟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为犯罪嫌疑人取得量刑上的优惠。如果案件确实存在问题，可能是无罪的案件，辩护律师必须要提交法律意见帮助检察官查明真相，避免案件带病进入审判阶段，为案件最终处理带来麻烦。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大院

2022年6月9日22点16分

这可能是我的防御机制,当看到一个事物阴暗大于积极时自己就会隔绝他。就像我从小开始看我爸家暴,还有最近的新闻到今天为止我真的开始恐男了。我妈说我承受能力太差,她作为我爸的施暴对象,还经历了社会最乱的时候,这次的新闻也许不是他们看到的最残忍的一次。但是承受能力不包括容忍罪恶发生,希望晚上这场雨能把污秽冲洗干净,雷电可以把妖邪击散,最怕本是带来生机冲洗万物的雨也是浑浊不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