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靠前，苏坡街道与区国土分局协调拆迁工作
为加快落实苏坡街道办事处拆迁相关工作，全力解决辖区拆迁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11月21日，在苏坡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刘振晖的主持下，苏坡街办与区国土分局积极沟通，对辖区的拆迁工作和遗留问题中需和区国土分局协调解决的事项进行了协商。
会上，苏坡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振晖对相关工作中存在的工作难点与区国土分局进行了沟通，并与街道武装部部长陈世鲁一道，针对具体问题，结合历史成因与实际情况，研讨可行的解决思路，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并和区国土分局达成共识。双方将根据此次会议精神，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刘振晖书记强调，苏坡街办在拆迁工作的推进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一是将继续与区国土分局明确分工，密切配合，有效沟通，努力探索问题的解决路径，二是将继续以辖区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着力解决辖区群众的实际困难，三是将继续发扬主动靠前、主动作为、勇于任事、勇于担当的精神，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全面落实各项任务。
为加快落实苏坡街道办事处拆迁相关工作，全力解决辖区拆迁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11月21日，在苏坡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刘振晖的主持下，苏坡街办与区国土分局积极沟通，对辖区的拆迁工作和遗留问题中需和区国土分局协调解决的事项进行了协商。
会上，苏坡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振晖对相关工作中存在的工作难点与区国土分局进行了沟通，并与街道武装部部长陈世鲁一道，针对具体问题，结合历史成因与实际情况，研讨可行的解决思路，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并和区国土分局达成共识。双方将根据此次会议精神，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刘振晖书记强调，苏坡街办在拆迁工作的推进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一是将继续与区国土分局明确分工，密切配合，有效沟通，努力探索问题的解决路径，二是将继续以辖区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着力解决辖区群众的实际困难，三是将继续发扬主动靠前、主动作为、勇于任事、勇于担当的精神，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全面落实各项任务。
唐姚州都督府遗址位于楚雄州姚安县栋川镇清河行政村黄连箐自然村西北约500米的山墚上，这里是唐王朝与南诏“天宝战争”的起源地。经过两次天宝战争，唐朝军队被逐出云南，南诏将统治范围扩大至全云南，在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全云南，成了名符其实的南国大诏，姚州都督府遗址因而成为唐王朝与南诏从盟友转为敌人关系重要转折点的见证。该遗址2013年被公布为楚雄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鉴于该遗址的重要性，为了解其现存概貌及地下遗存的保存状况，我所于2015年9月下旬至10月下旬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
一、调勘收获
1、城墙结构
为了解城墙的结构，并为寻找西城墙提供参照，在北城墙中部的残存墙基处布设探沟一条，发现墙基底层用灰色胶泥填夯，再于其上用黄色生土或咖啡色风化碎砂岩粒交替逐层夯筑；夯层厚8——14厘米不等，夯面平滑，每层夯面上均有少量口径、深均约5厘米的圆形夯窝；墙基宽约5.8米，未见基槽，为平地起夯。
2、马面
以北城墙的结构为参照，在北城墙西端与西城墙交汇并向外凸出处布设探沟，发现表土下的堆积结构与北城墙相同，夯层明显，确认其为人工堆筑而成的城墙及马面（MM1）；经钻探及铲刮断面，西城墙南端向外凸出处（MM5）的堆积等也与MM1处相同。此类向外凸出的遗迹在西城墙段共有5处，均在地势较缓之坡顶，北城墙则未见。由北向南依次暂编号为MM1——MM5，最大的马面为MM1、MM4、MM5，次为MM2，MM3则仅可隐约可辩，在每个马面的城墙内外两侧地表均有稍为集中的残瓦分布。
3、西城墙
以北城墙的结构为参照：发现当地人所称的城埂子中部西侧边缘的土埂实为城墙，其断面夯层明显，结构与北城墙相同，此段城墙残高约20——50厘米，内外残厚约20——30厘米；又在城埂子南端的马面及附近进行钻探及铲刮断面，发现地表下亦有与北城墙相同的夯层遗迹，从而确认整个城埂子西侧边缘为西城墙残存。
4、城门
在城埂子北端与北部山包坡脚相交的丫口处有两道矮土埂相错而非相对的缺口，两埂间距约3米，在附近地表有稍为集中的残瓦分布。经钻探及铲刮断面，两埂均有稍为明显的与北城墙相同的夯层，此处应为残存的错墙城门，但门道已被村民顺坡挖水渠经过门道而被破坏，故门道结构已无法了解。
5、城墙长度
通过勘探，发现该遗址只有一道未封闭闭合的“厂”字形城墙，分为北、西两段，其中北城墙长约310米，西城墙长约1140米，两段城墙全长约1450米。
6、遗址面积
整个犁石地墚子山包及城埂子平地的遗址总面积约31000平方米。
7、建筑遗迹
本次调勘发现两处建筑遗存。
一处位于北部平台区域的中部，但由于村民耕种造成较大破坏，仅表土下残余有东西长约10米、南北宽约3米、面积约30平方米、厚3——5厘米的残瓦堆积，残瓦堆积之下即为咖啡色砂岩，该建筑遗迹已基本破坏殆尽。从地形地势最高视野开阔但风较大、面积较小来看，推测应为该遗址内的瞭望建筑遗存。
另一处位于北部平台西部“厂”字形城墙拐角处区域内侧。经钻探，在西、北两道城墙内侧距表土深约2米处有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约10米、面积约300平方米的长方形残瓦堆积分布，是该遗址内保存相对较完整并且面积最大的建筑遗存，也是整个遗址内西风北风唯一吹不到之处，即是冬天最暖之区，推测应为当时的衙署建筑遗存
二、初步认识
唐姚州都督府城之载始见于南诏，但该城在南诏中期时就已废弃，唐人樊绰在其《云南志》一书中说“废城在东岩山上”；明《寰宇通志》也载“东山，在府城东十里，一名饱烟萝山，山之阳有张虔陀所筑古城”；之后的地方志史料皆沿袭明《寰宇通志》之载。从地理位置来看，现存遗址应为张虔陀所筑的姚州都督府。
从遗址现存城墙的剖面观察，其用生土及风化砂石相间夯筑、平夯、夯窝较少、错口城门、城址位于山坡上等特征均与大理坝子南诏诸城址相同，故该遗址的时代应为南诏。
从地形地势来看，该遗址虽只有单道城墙，但已能满足防御的需要，因为东坡为约35度的陡坡，易守难攻，不需要筑墙防御，而北坡稍缓，仅约25度，西、南两坡更缓，只有约15度，需要构筑北、西、南三面城墙进行防御，因而城墙没有封闭闭合。只有一道城墙的原因还在于受山墚面积太小所限，同时也节省了人力物力。
建筑遗存仅在犁石地墚子发现两处，其所在地位于山墚上、平地面积有限、遗址面积不大等因素也都决定了当时姚州都督府的规模并不大，城内只有衙署及士兵住所等少量建筑遗存，只是起到唐王朝对云南西部进行管辖的象征作用。
马面遗存在诸多南诏城址中尚不多见，从马面遗存附近一般有较集中的残瓦分布来看，在马面上或附近城墙上可能有敌楼性质的建筑物，它们为研究南诏城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鉴于该遗址的重要性，为了解其现存概貌及地下遗存的保存状况，我所于2015年9月下旬至10月下旬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
一、调勘收获
1、城墙结构
为了解城墙的结构，并为寻找西城墙提供参照，在北城墙中部的残存墙基处布设探沟一条，发现墙基底层用灰色胶泥填夯，再于其上用黄色生土或咖啡色风化碎砂岩粒交替逐层夯筑；夯层厚8——14厘米不等，夯面平滑，每层夯面上均有少量口径、深均约5厘米的圆形夯窝；墙基宽约5.8米，未见基槽，为平地起夯。
2、马面
以北城墙的结构为参照，在北城墙西端与西城墙交汇并向外凸出处布设探沟，发现表土下的堆积结构与北城墙相同，夯层明显，确认其为人工堆筑而成的城墙及马面（MM1）；经钻探及铲刮断面，西城墙南端向外凸出处（MM5）的堆积等也与MM1处相同。此类向外凸出的遗迹在西城墙段共有5处，均在地势较缓之坡顶，北城墙则未见。由北向南依次暂编号为MM1——MM5，最大的马面为MM1、MM4、MM5，次为MM2，MM3则仅可隐约可辩，在每个马面的城墙内外两侧地表均有稍为集中的残瓦分布。
3、西城墙
以北城墙的结构为参照：发现当地人所称的城埂子中部西侧边缘的土埂实为城墙，其断面夯层明显，结构与北城墙相同，此段城墙残高约20——50厘米，内外残厚约20——30厘米；又在城埂子南端的马面及附近进行钻探及铲刮断面，发现地表下亦有与北城墙相同的夯层遗迹，从而确认整个城埂子西侧边缘为西城墙残存。
4、城门
在城埂子北端与北部山包坡脚相交的丫口处有两道矮土埂相错而非相对的缺口，两埂间距约3米，在附近地表有稍为集中的残瓦分布。经钻探及铲刮断面，两埂均有稍为明显的与北城墙相同的夯层，此处应为残存的错墙城门，但门道已被村民顺坡挖水渠经过门道而被破坏，故门道结构已无法了解。
5、城墙长度
通过勘探，发现该遗址只有一道未封闭闭合的“厂”字形城墙，分为北、西两段，其中北城墙长约310米，西城墙长约1140米，两段城墙全长约1450米。
6、遗址面积
整个犁石地墚子山包及城埂子平地的遗址总面积约31000平方米。
7、建筑遗迹
本次调勘发现两处建筑遗存。
一处位于北部平台区域的中部，但由于村民耕种造成较大破坏，仅表土下残余有东西长约10米、南北宽约3米、面积约30平方米、厚3——5厘米的残瓦堆积，残瓦堆积之下即为咖啡色砂岩，该建筑遗迹已基本破坏殆尽。从地形地势最高视野开阔但风较大、面积较小来看，推测应为该遗址内的瞭望建筑遗存。
另一处位于北部平台西部“厂”字形城墙拐角处区域内侧。经钻探，在西、北两道城墙内侧距表土深约2米处有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约10米、面积约300平方米的长方形残瓦堆积分布，是该遗址内保存相对较完整并且面积最大的建筑遗存，也是整个遗址内西风北风唯一吹不到之处，即是冬天最暖之区，推测应为当时的衙署建筑遗存
二、初步认识
唐姚州都督府城之载始见于南诏，但该城在南诏中期时就已废弃，唐人樊绰在其《云南志》一书中说“废城在东岩山上”；明《寰宇通志》也载“东山，在府城东十里，一名饱烟萝山，山之阳有张虔陀所筑古城”；之后的地方志史料皆沿袭明《寰宇通志》之载。从地理位置来看，现存遗址应为张虔陀所筑的姚州都督府。
从遗址现存城墙的剖面观察，其用生土及风化砂石相间夯筑、平夯、夯窝较少、错口城门、城址位于山坡上等特征均与大理坝子南诏诸城址相同，故该遗址的时代应为南诏。
从地形地势来看，该遗址虽只有单道城墙，但已能满足防御的需要，因为东坡为约35度的陡坡，易守难攻，不需要筑墙防御，而北坡稍缓，仅约25度，西、南两坡更缓，只有约15度，需要构筑北、西、南三面城墙进行防御，因而城墙没有封闭闭合。只有一道城墙的原因还在于受山墚面积太小所限，同时也节省了人力物力。
建筑遗存仅在犁石地墚子发现两处，其所在地位于山墚上、平地面积有限、遗址面积不大等因素也都决定了当时姚州都督府的规模并不大，城内只有衙署及士兵住所等少量建筑遗存，只是起到唐王朝对云南西部进行管辖的象征作用。
马面遗存在诸多南诏城址中尚不多见，从马面遗存附近一般有较集中的残瓦分布来看，在马面上或附近城墙上可能有敌楼性质的建筑物，它们为研究南诏城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人民法院报：让互联网金融在法治阳光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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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的治理要建立金融风险防控一盘棋的理念，不仅依靠金融监管机构的及时监管，更要在法律层面加以统一规范，建立预防和惩治体系，充分发挥刑法、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将涉案的实质犯罪主体绳之以法。
近期，互联网金融领域乱象横生，随着资管新规落地宣布传统金融行业打破刚兑，P2P爆雷潮席卷全国，跑路、倒闭的平台不计其数，逾期无法兑付等乱象层出不穷。隐藏在高收益背后的高风险浮出水面，而法律的滞后性也随之显现。由于互联网金融具有参与人数众多、涉及资金规模巨大等特性，因而在该领域产生的风险往往会比传统金融领域更加难以控制。互联网金融的治理要建立金融风险防控一盘棋的理念，不仅依靠金融监管机构的“及时雨”，更要在法律层面加以统一规范，建立预防和惩治体系，充分发挥刑法、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将涉案的实质犯罪主体绳之以法。
互联网金融创新为我国金融业态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思路，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金融改革的发展，但是也包含着种种风险，这是互联网金融本身的性质和特征所决定的。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来看，它最初是服务于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商品销售的网络商品销售活动，进而延伸到代理基金证券销售和P2P网贷领域。纵观P2P行业在中国的十余年发展历史，从2007年6月中国第一家网贷平台成立，到2016年3月25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在沪成立，短短数年间P2P行业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到最高峰时全国有9000家平台运营。而随着2014年8月红岭创投、贷帮网相继爆坏账引发刚性兑付争议，到2015年12月3日e租宝事件爆发，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高风险和巨大社会危害性凸显。
从2015年十部委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起，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政策就不断出台，相继公布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及其三个配套指引，《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141号文）、《关于做好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的通知》（57号文），以及《关于加大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整治力度及开展验收工作的通知》（29号文）都为互联网金融业务划定边界和制定规则。尽管央行提出“再用1至2年时间完成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但是从深层次来看，要彻底铲除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毒瘤应该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
当前互联网金融领域可能涉及的犯罪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等。而判断平台是否属于“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商业银行法》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令第247号）等现行有效的金融管理法律规定。最高法院于2018年7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了加强金融审判的依据。但是当前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实质犯罪主体往往隐藏在平台背后，且具有复杂的利益链条，仅仅依靠对平台和有关借款人的制裁往往不能将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使其依然逍遥法外，这是当前互联网金融犯罪惩治的难题。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然是金融，其潜在的风险与传统金融没有区别，甚至还可能因互联网的作用而被放大。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刑法惩治，应从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入手，依法认定互联网金融所涉具体法律关系，据此确定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明确涉案犯罪的审理依据。应当明确互联网金融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认定标准，重点审查互联网金融活动相关主体是否存在归集资金、沉淀资金，致使投资人资金存在被挪用、侵占等重大风险等情形，依法严厉打击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于以金融创新为名掩盖金融风险、规避金融监管、进行制度套利的金融违规行为，要以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确定其效力和权利义务在诉讼领域。对于以金融创新名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集资诈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且，要对以平台为工具实施诈骗行为或违法使用资金的行为的企业及其关联企业、交易相对方进行追查，找到背后的犯罪主体，从根源上摧毁其利益链条。
在刑事诉讼法层面，由于互联网金融案件虚拟度高、传播性强、可恢复性低、隐秘性强及跨国犯罪趋势明显等特点，加之各类犯罪之间还可能会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在客观上增加了证据搜集的难度，使得互联网金融犯罪的侦破工作难以开展，侦破过程较长。同时，即便案件最终进入刑事程序，审理时也容易在事实查明、证据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管辖等程序方面产生各类难题。而且由于互联网和金融方面专业性较强，法院在审理中会遇到较大挑战。应当加强有关部门的协同配合，围绕“以庭审为中心”的诉讼程序，完善庭前会议制度，加强专业法官的技能培训，并通过专业法官会议、审委会等有效机制解决诉讼中的疑难问题。此外，由于互联网金融犯罪的“涉众性”，在诉讼中往往出现民事和刑事程序的同时适用。为妥善化解矛盾，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案件，应当考虑采取刑事、民事程序相对分离的方式解决。
由于目前全国范围内尚没有建立起统一的互联网金融犯罪的预警机制，从目前管理体制看，有必要整合公安部门、金融主管部门和互联网管理部门的力量，合力构建预警机制。对于显性的互联网金融犯罪而言，可以及时发现犯罪线索，并防止犯罪危害的扩大和蔓延；对于隐性的互联网金融犯罪而言，可以借助预警机制充分收集和固定证据。而事实上一些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网络社交平台、网络搜索服务的互联网公司拥有海量的数据，互联网金融犯罪也是通过这些平台、利用这些工具来实施的。因此，有必要借助这些互联网企业的力量，充分发挥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和职责。同时要避免干涉公民的通讯自由以及其他受宪法所保护的权利，保证公民个人的数据安全。
法律的价值之一是秩序，应当本着未雨绸缪的理念来建构全国一盘棋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加强金融监管领域的立法；追根溯源，查处违法犯罪的实质主体，摧毁犯罪的利益链条，保证强有力的执法；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则的相关适用标准，充分发挥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建立预警机制，完善全社会的预防和共治理念，通过法律的保障切实维护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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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互联网金融领域乱象横生，随着资管新规落地宣布传统金融行业打破刚兑，P2P爆雷潮席卷全国，跑路、倒闭的平台不计其数，逾期无法兑付等乱象层出不穷。隐藏在高收益背后的高风险浮出水面，而法律的滞后性也随之显现。由于互联网金融具有参与人数众多、涉及资金规模巨大等特性，因而在该领域产生的风险往往会比传统金融领域更加难以控制。互联网金融的治理要建立金融风险防控一盘棋的理念，不仅依靠金融监管机构的“及时雨”，更要在法律层面加以统一规范，建立预防和惩治体系，充分发挥刑法、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将涉案的实质犯罪主体绳之以法。
互联网金融创新为我国金融业态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思路，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金融改革的发展，但是也包含着种种风险，这是互联网金融本身的性质和特征所决定的。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来看，它最初是服务于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商品销售的网络商品销售活动，进而延伸到代理基金证券销售和P2P网贷领域。纵观P2P行业在中国的十余年发展历史，从2007年6月中国第一家网贷平台成立，到2016年3月25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在沪成立，短短数年间P2P行业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到最高峰时全国有9000家平台运营。而随着2014年8月红岭创投、贷帮网相继爆坏账引发刚性兑付争议，到2015年12月3日e租宝事件爆发，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高风险和巨大社会危害性凸显。
从2015年十部委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起，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政策就不断出台，相继公布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及其三个配套指引，《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141号文）、《关于做好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的通知》（57号文），以及《关于加大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整治力度及开展验收工作的通知》（29号文）都为互联网金融业务划定边界和制定规则。尽管央行提出“再用1至2年时间完成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但是从深层次来看，要彻底铲除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毒瘤应该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
当前互联网金融领域可能涉及的犯罪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等。而判断平台是否属于“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商业银行法》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令第247号）等现行有效的金融管理法律规定。最高法院于2018年7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了加强金融审判的依据。但是当前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实质犯罪主体往往隐藏在平台背后，且具有复杂的利益链条，仅仅依靠对平台和有关借款人的制裁往往不能将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使其依然逍遥法外，这是当前互联网金融犯罪惩治的难题。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然是金融，其潜在的风险与传统金融没有区别，甚至还可能因互联网的作用而被放大。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刑法惩治，应从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入手，依法认定互联网金融所涉具体法律关系，据此确定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明确涉案犯罪的审理依据。应当明确互联网金融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认定标准，重点审查互联网金融活动相关主体是否存在归集资金、沉淀资金，致使投资人资金存在被挪用、侵占等重大风险等情形，依法严厉打击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于以金融创新为名掩盖金融风险、规避金融监管、进行制度套利的金融违规行为，要以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确定其效力和权利义务在诉讼领域。对于以金融创新名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集资诈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且，要对以平台为工具实施诈骗行为或违法使用资金的行为的企业及其关联企业、交易相对方进行追查，找到背后的犯罪主体，从根源上摧毁其利益链条。
在刑事诉讼法层面，由于互联网金融案件虚拟度高、传播性强、可恢复性低、隐秘性强及跨国犯罪趋势明显等特点，加之各类犯罪之间还可能会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在客观上增加了证据搜集的难度，使得互联网金融犯罪的侦破工作难以开展，侦破过程较长。同时，即便案件最终进入刑事程序，审理时也容易在事实查明、证据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管辖等程序方面产生各类难题。而且由于互联网和金融方面专业性较强，法院在审理中会遇到较大挑战。应当加强有关部门的协同配合，围绕“以庭审为中心”的诉讼程序，完善庭前会议制度，加强专业法官的技能培训，并通过专业法官会议、审委会等有效机制解决诉讼中的疑难问题。此外，由于互联网金融犯罪的“涉众性”，在诉讼中往往出现民事和刑事程序的同时适用。为妥善化解矛盾，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案件，应当考虑采取刑事、民事程序相对分离的方式解决。
由于目前全国范围内尚没有建立起统一的互联网金融犯罪的预警机制，从目前管理体制看，有必要整合公安部门、金融主管部门和互联网管理部门的力量，合力构建预警机制。对于显性的互联网金融犯罪而言，可以及时发现犯罪线索，并防止犯罪危害的扩大和蔓延；对于隐性的互联网金融犯罪而言，可以借助预警机制充分收集和固定证据。而事实上一些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网络社交平台、网络搜索服务的互联网公司拥有海量的数据，互联网金融犯罪也是通过这些平台、利用这些工具来实施的。因此，有必要借助这些互联网企业的力量，充分发挥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和职责。同时要避免干涉公民的通讯自由以及其他受宪法所保护的权利，保证公民个人的数据安全。
法律的价值之一是秩序，应当本着未雨绸缪的理念来建构全国一盘棋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加强金融监管领域的立法；追根溯源，查处违法犯罪的实质主体，摧毁犯罪的利益链条，保证强有力的执法；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则的相关适用标准，充分发挥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建立预警机制，完善全社会的预防和共治理念，通过法律的保障切实维护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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