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连续扒窃 早市被抓现行】
俗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刘某就是如此，虽然他已年近五旬，却曾4次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前不久，他在我市新区凌云早市作案时，又被警方控制。之后，一个地跨龙港区、连山区，由刘某作案10余起的系列扒窃案正式宣布告破。仅在抓捕现场，民警就缴获被盗手机2部。
发案：财物不翼而飞
前期，家住龙港区都市花园小区的一名女士焦急地来到市局边防支队齐屯边防派出所报案，其在都市华庭早市买菜时，手机不幸被人偷了，价值1.1万余元。接警后，派出所领导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攻坚尽快破案。
“小事儿不小、事关民生、直抵民心”，这是齐屯边防派出所始终坚持的理念。近期，民警紧盯和百姓息息相关的扒窃、偷盗等侵财类案件，坚持报即受、立即办，加大案件侦查力度，并成立了专案组，开展侦办工作。
偌大的都市华庭早市，从南到北近千米，一个个摊位、一台台车辆，还有熙熙攘攘购买日常吃喝用的人，为案件侦破增加了难度。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也极其老练，该女士的衣服、挎包并没被损坏、划破，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何时被盗，现场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停止偷盗行为，反而愈演愈烈。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又有3名受害者报案，离奇的是，他们3人也是在市场买菜时手机和现金被盗，衣服、挎包也没被损坏、划破，累计损失在万元以上。
追踪：发现蛛丝马迹
虽然无法确定具体的作案时间，但民警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在早市人员最密集的时段作案。民警提取了早市周边大量的视频监控资料，希望能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就在此时，双龙派出所正在侦办的凌云早市百姓被偷盗案引起了齐屯边防派出所的注意。原来这起案件也是报案人在早市买菜时手机被盗，报案人同样没有任何衣物和钱包损坏、不清楚具体的失窃时间。
专案组民警通过对几起案件进行研判，结合作案时间和手段分析，初步确认这几起案件系一人所为，并且该人属于惯犯，应该有犯罪前科。
顺着这条研判意见，民警克服案发现场人员密集、监控视频不清楚、犯罪嫌疑人特征不明显等诸多因素，先后调取两个早市的监控探头120余个，通过对一秒一帧进行查看，历经10天的加班加点，共查看监控视频达300余个小时，最终排查出一台粉色嫌疑电动车。
之后，专案组民警在市局龙港分局相关警种的帮助下，对粉色电动车的轨迹开展追踪。最终，发现一名可疑男子的踪迹。
民警发现，该可疑人员驾驶粉色电动车，于近两个月，先后多次来到龙港区、连山区的早市，踩点后分别作案。
破案：给他抓了现行
锁定人员踪迹后，民警进一步开展工作，发现从2007年至2018年、因盗窃罪先后4次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的刘某浮出水面。
专案组民警会同市局龙港分局刑侦、网安大队和双龙派出所民警开展深入侦查，经过大量工作，发现犯罪嫌疑人刘某近日还要伺机到凌云早市作案。专案组民警连夜召开会议，制定抓捕计划。
为了尽快抓获犯罪嫌疑人，专案组决定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秘密跟踪守候；民警兵分五组，连续3天开展蹲守。当刘某一大早骑着电动车来到凌云早市踩点、并在之后实施盗窃的过程中，被专案组民警抓了个现行，在铁证面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其本人交代，他刚出狱不久，整日在家中打游戏，手头经济比较紧，就打起了偷移动电话的主意，专们在各大早市、趁百姓不注意，将手机、钱包偷走，再低价转卖到老区某手机市场。
仅仅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刘某已疯狂作案10余起，涉案金额达5万余元。目前，刘某因犯盗窃罪，已被龙港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法治社会容不得一条“漏网之鱼”。在这里，公安机关提醒：春节前是侵财类案件的高发期，平日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措施，切莫给不法人员留下可乘之机。
俗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刘某就是如此，虽然他已年近五旬，却曾4次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前不久，他在我市新区凌云早市作案时，又被警方控制。之后，一个地跨龙港区、连山区，由刘某作案10余起的系列扒窃案正式宣布告破。仅在抓捕现场，民警就缴获被盗手机2部。
发案：财物不翼而飞
前期，家住龙港区都市花园小区的一名女士焦急地来到市局边防支队齐屯边防派出所报案，其在都市华庭早市买菜时，手机不幸被人偷了，价值1.1万余元。接警后，派出所领导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攻坚尽快破案。
“小事儿不小、事关民生、直抵民心”，这是齐屯边防派出所始终坚持的理念。近期，民警紧盯和百姓息息相关的扒窃、偷盗等侵财类案件，坚持报即受、立即办，加大案件侦查力度，并成立了专案组，开展侦办工作。
偌大的都市华庭早市，从南到北近千米，一个个摊位、一台台车辆，还有熙熙攘攘购买日常吃喝用的人，为案件侦破增加了难度。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也极其老练，该女士的衣服、挎包并没被损坏、划破，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何时被盗，现场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停止偷盗行为，反而愈演愈烈。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又有3名受害者报案，离奇的是，他们3人也是在市场买菜时手机和现金被盗，衣服、挎包也没被损坏、划破，累计损失在万元以上。
追踪：发现蛛丝马迹
虽然无法确定具体的作案时间，但民警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在早市人员最密集的时段作案。民警提取了早市周边大量的视频监控资料，希望能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就在此时，双龙派出所正在侦办的凌云早市百姓被偷盗案引起了齐屯边防派出所的注意。原来这起案件也是报案人在早市买菜时手机被盗，报案人同样没有任何衣物和钱包损坏、不清楚具体的失窃时间。
专案组民警通过对几起案件进行研判，结合作案时间和手段分析，初步确认这几起案件系一人所为，并且该人属于惯犯，应该有犯罪前科。
顺着这条研判意见，民警克服案发现场人员密集、监控视频不清楚、犯罪嫌疑人特征不明显等诸多因素，先后调取两个早市的监控探头120余个，通过对一秒一帧进行查看，历经10天的加班加点，共查看监控视频达300余个小时，最终排查出一台粉色嫌疑电动车。
之后，专案组民警在市局龙港分局相关警种的帮助下，对粉色电动车的轨迹开展追踪。最终，发现一名可疑男子的踪迹。
民警发现，该可疑人员驾驶粉色电动车，于近两个月，先后多次来到龙港区、连山区的早市，踩点后分别作案。
破案：给他抓了现行
锁定人员踪迹后，民警进一步开展工作，发现从2007年至2018年、因盗窃罪先后4次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的刘某浮出水面。
专案组民警会同市局龙港分局刑侦、网安大队和双龙派出所民警开展深入侦查，经过大量工作，发现犯罪嫌疑人刘某近日还要伺机到凌云早市作案。专案组民警连夜召开会议，制定抓捕计划。
为了尽快抓获犯罪嫌疑人，专案组决定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秘密跟踪守候；民警兵分五组，连续3天开展蹲守。当刘某一大早骑着电动车来到凌云早市踩点、并在之后实施盗窃的过程中，被专案组民警抓了个现行，在铁证面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其本人交代，他刚出狱不久，整日在家中打游戏，手头经济比较紧，就打起了偷移动电话的主意，专们在各大早市、趁百姓不注意，将手机、钱包偷走，再低价转卖到老区某手机市场。
仅仅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刘某已疯狂作案10余起，涉案金额达5万余元。目前，刘某因犯盗窃罪，已被龙港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法治社会容不得一条“漏网之鱼”。在这里，公安机关提醒：春节前是侵财类案件的高发期，平日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措施，切莫给不法人员留下可乘之机。
冯骥才：抢救敦煌文化 是我国学者历史上第一次自我文化觉醒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黄石爆料# 【“QQ好友”急借钱 高中男生轻信被骗5200元】19岁的高中生小俊收到“QQ好友”的求助，好心借钱刷光卡内5200元后，电话联系该好友，朋友说自己从未向他借钱或转钱，其QQ号前段时间被盗了，线上操作的并非本人。获知被骗，小俊赶紧跑进黄石市公安局黄石港分局黄石港派出所报警求助。目前，警方已对此展开调查。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