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主深居隐处以避燥湿，闺门重袭以避奸贼，内不知闾里之情，外不知山泽 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见十里之前，耳不能闻百步之外；天下之物，无不通者， 其灌输之者大，而斟酌之者众也。是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乘众 人之智，则天下之不足有也。专用其心，则独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 不行其智，而因万人之所利。夫举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载之上，弗重也，错 之前，弗害也，举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厌。
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员者， 运转而无方，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 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 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 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 问，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千钧之重， 乌获不能举也；众人相一，则百人有余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则乌获不足恃； 乘众人之制者，则天下不足有也。
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 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 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当世之主乎！夫载重而马羸，虽造父不能 以致远；车轻马良，虽中工可使追速。是故圣人举事也，岂能拂道理之数，诡自 然之性，以曲为直，以屈为伸哉！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是以积力之所举，无 不胜也，而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聋者可令嚼筋，而不可使有闻也；者可使 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处一位，有 一能者服一事。力胜其任，则举之者不重也；能称其事，则为之者不难也。毋小 大修短，各得其宜，则天下一齐，无以相过也。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才。人主 贵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执正营事，则谗佞奸邪无由进矣。譬犹方员之不相盖， 而巨直之不相入。夫鸟兽之不可同群者，其类异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敌也。 是故圣人得志而在上位，谗佞奸邪而欲犯主者，譬犹雀之见，而鼠之遇狸也， 亦必无余命也。
是故人主之一举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 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故一举而不当， 终身伤。得失之道，权要在主。是绳正于上，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缘以修者 然也。故人主诚正，则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 隐蔽矣。夫人主之所以莫扌瓜玉石而扌瓜瓜瓠者，何也？无得于玉石，弗犯也。 使人主执正持平，如从绳准高下，则群臣以邪来者，犹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 灵王好细要，而民有杀食自饥也；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由此观之，权势 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尧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 观之，贤不足以为治，而势可以易俗明矣。《书》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 此之谓也。
天下多眩于名声，而寡察其实。是故处人以誉尊，而游者以辩显，察其所 尊显，无它故焉，人主不明分数利害之地，而贤众口之辩也。治国则不然，言事 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 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群臣辐凑，莫敢专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国佐 治，必参五行之,阴考以观其归，并用周听，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党一事。 是以中立而遍，运照海内，群臣公正，莫敢为邪，百官述职，务致其公迹也。主 精明于上，官劝力于下，奸邪灭迹，庶功日进，是以勇者尽于军。乱国则不然。 有众咸誉者无功而赏，守职者无罪而诛。主上暗而不明，群臣党而不忠，说谈者 游于辩，修行者竞于住。主上出令，则非之以与；法令所禁，则犯之以邪。为智 者务于巧诈，为勇者务于斗争。大臣专权，下吏持势，朋党周比，以弄其上。国 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职，而被甲兵，不随南亩而有贤圣之声者，非 所以教于国也。骐骥耳，天下之疾马也，驱之不前，引之不止，虽愚者不加 体焉。今治乱之机，辙迹可见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权势者， 人主之车舆；爵禄者，人臣之辔衔也。是故人主处权势之要，而持爵禄之柄，审 缓急之度，而适取予之节。是以天下尽力而不倦。
夫臣主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亲也，而竭力殊死，不辞其躯者， 何也？势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让，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 让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之下，身死为戮，国分为三。豫让欲 报赵襄子，漆身为厉，吞炭变音，レ齿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两主，或背而去， 或欲身徇之，岂其趋舍厚薄之势异哉？人之恩泽使之然也。纣兼天下，朝诸侯， 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禽之于牧野。岂周民死 节，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义德厚而号令行也。夫疾风而波兴，木茂而鸟集，相 生之气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 相报之势也。是故臣尽力死节以与君，君计功垂爵以与臣。是故君不能赏无功之 臣，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君德不下流于民，而欲用之，如鞭蹄马矣。是犹不待 雨而熟稼，必不不可之数也。
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下扰 则政乱，民怨则德薄；政乱则贤者不为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是故人主好鸷鸟 猛兽，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爱民力，驰骋田猎，出入不时，如此，则百官务 乱，事勤财匮，万民悉苦，生业不修矣。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黼黻文章，
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员者， 运转而无方，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 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 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 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 问，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千钧之重， 乌获不能举也；众人相一，则百人有余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则乌获不足恃； 乘众人之制者，则天下不足有也。
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 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 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当世之主乎！夫载重而马羸，虽造父不能 以致远；车轻马良，虽中工可使追速。是故圣人举事也，岂能拂道理之数，诡自 然之性，以曲为直，以屈为伸哉！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是以积力之所举，无 不胜也，而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聋者可令嚼筋，而不可使有闻也；者可使 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处一位，有 一能者服一事。力胜其任，则举之者不重也；能称其事，则为之者不难也。毋小 大修短，各得其宜，则天下一齐，无以相过也。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才。人主 贵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执正营事，则谗佞奸邪无由进矣。譬犹方员之不相盖， 而巨直之不相入。夫鸟兽之不可同群者，其类异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敌也。 是故圣人得志而在上位，谗佞奸邪而欲犯主者，譬犹雀之见，而鼠之遇狸也， 亦必无余命也。
是故人主之一举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 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故一举而不当， 终身伤。得失之道，权要在主。是绳正于上，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缘以修者 然也。故人主诚正，则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 隐蔽矣。夫人主之所以莫扌瓜玉石而扌瓜瓜瓠者，何也？无得于玉石，弗犯也。 使人主执正持平，如从绳准高下，则群臣以邪来者，犹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 灵王好细要，而民有杀食自饥也；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由此观之，权势 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尧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 观之，贤不足以为治，而势可以易俗明矣。《书》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 此之谓也。
天下多眩于名声，而寡察其实。是故处人以誉尊，而游者以辩显，察其所 尊显，无它故焉，人主不明分数利害之地，而贤众口之辩也。治国则不然，言事 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 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群臣辐凑，莫敢专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国佐 治，必参五行之,阴考以观其归，并用周听，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党一事。 是以中立而遍，运照海内，群臣公正，莫敢为邪，百官述职，务致其公迹也。主 精明于上，官劝力于下，奸邪灭迹，庶功日进，是以勇者尽于军。乱国则不然。 有众咸誉者无功而赏，守职者无罪而诛。主上暗而不明，群臣党而不忠，说谈者 游于辩，修行者竞于住。主上出令，则非之以与；法令所禁，则犯之以邪。为智 者务于巧诈，为勇者务于斗争。大臣专权，下吏持势，朋党周比，以弄其上。国 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职，而被甲兵，不随南亩而有贤圣之声者，非 所以教于国也。骐骥耳，天下之疾马也，驱之不前，引之不止，虽愚者不加 体焉。今治乱之机，辙迹可见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权势者， 人主之车舆；爵禄者，人臣之辔衔也。是故人主处权势之要，而持爵禄之柄，审 缓急之度，而适取予之节。是以天下尽力而不倦。
夫臣主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亲也，而竭力殊死，不辞其躯者， 何也？势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让，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 让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之下，身死为戮，国分为三。豫让欲 报赵襄子，漆身为厉，吞炭变音，レ齿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两主，或背而去， 或欲身徇之，岂其趋舍厚薄之势异哉？人之恩泽使之然也。纣兼天下，朝诸侯， 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禽之于牧野。岂周民死 节，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义德厚而号令行也。夫疾风而波兴，木茂而鸟集，相 生之气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 相报之势也。是故臣尽力死节以与君，君计功垂爵以与臣。是故君不能赏无功之 臣，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君德不下流于民，而欲用之，如鞭蹄马矣。是犹不待 雨而熟稼，必不不可之数也。
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下扰 则政乱，民怨则德薄；政乱则贤者不为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是故人主好鸷鸟 猛兽，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爱民力，驰骋田猎，出入不时，如此，则百官务 乱，事勤财匮，万民悉苦，生业不修矣。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黼黻文章，
“几代人传下的刀伤药，你凭什么说不科学”，老偏方也要合理用
“我这刀伤药用了几辈人了，到你这怎么就不能用了？”，这种话我不是听过一次两次了，以前农村缺医少药，谁家有个管用的偏方必然是视若珍宝，尤其是一些急症方子，不光自家人用，十里八乡的乡亲都会来求药，也造福了不少家乡父老。
这些祖传的好方子，好法子自然有它们传下来的道理，但其中也有不少错误的认识和过时的做法，应该更科学地来处置。我们来列举常见的刀伤，烫伤，冻伤等等，来举个例子说一说。
刀伤
以桃花散为例。很多刀伤药都是一熟石灰为主要成分，熟石灰富含钙离子，能促进凝血；更重要的是熟石灰混合血浆后凝结，粘性极强又十分坚硬，类似古城墙“鸡蛋清加石灰”的配方，能把伤口完全封闭，既能止血又防止感染。
放在无法清创消毒缝合的年代，这种处理可以算是十分妥当，虽然还有破伤风的风险，也会留有明显疤痕，但比起几乎是百分百的伤口感染的风险，这都不算什么。但这种处置方法却给进一步清创造成很大障碍，不能很好地清创，也就不能进一步降低感染可能性。
如果不幸出现外伤，小伤口只需要直接按压伤口即可止血，伤口较大时可以采取近段绑止血带，或者按压相应的动脉波动点来止血，同时尽快到医院处置。千万不要往伤口上洒任何药物，以免污染伤口，加重清创难度。
烫伤
有的人家备有老鼠油，马油，狗油，蛋黄油之类的油剂，烫伤时会涂抹在伤口上，按老辈人的说法能起到止痛生肌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
如果伤口较小，烫伤较浅，凉水降温后涂抹这些油剂的确能起到保护伤口，防止细菌侵入的作用。但自备的油剂储存时间太长，有可能已经被污染，所以还不如去药店购买新鲜无菌的油性药膏使用。
如果烫伤面积较大，深度太深，自己在家已经不可能处理得当，这时就不要涂抹任何药物或者酱油什么的，以免伤口染色导致医生误判，而应该冷水降温后直接去医院处置。
冻伤
故老相传冻伤后，用雪搓被冻伤的部位直到发热，千万不能烤火，否则冻伤的部位肌肉皮肤会烂脱。这话后半段是对的，前半段是错的。冻伤后的确不能烤火，但也不能用雪搓。
冻伤后局部皮肤颜色发暗，原因是血管因天气寒冷而痉挛，不再向体表提供血液和氧气，这时应该尽快让深层组织恢复正常温度，使血液供应正常；用雪搓只能继续降温，烤火辐射热会让体表升温，反而加重冻伤。
急性冻伤后，应该把冻伤的部位置于40-42度温水中，通过水的传导热来使身体恢复温度，整个过程不要按摩或者摩擦皮肤，以免皮肤出现破损。
入冬时手脚或者耳朵受冻，出现 轻微肿胀，受热时刺痒，这种情况可以用红外线烤灯或者艾灸冻伤处，然后涂上冻伤膏，注意保暖。
皮肤过敏
有次一女孩因面部化妆品过敏来诊所就诊，我观察只有轻微发热，皮肤微红，给女孩开出抗过敏药物，炉甘石洗剂后，叮嘱禁止涂抹其他任何物质，发热不适用凉开水湿敷。没想到三个小时不到女孩面部红肿着过来，一问才知道她回家后就听她父亲的话，用“凉丝丝”的牙膏涂抹了发热的面部。
以前我国的牙膏多含有酒精和薄荷，人们被蚊虫叮咬后涂上一点牙膏，能起到清凉止痒的作用。但薄荷给人的清凉感是一种错觉，并不是真的降低了皮肤温度，而且酒精和薄荷还有透皮作用，让皮肤上附着的致敏物质能更顺利的进入体内，所以这女孩涂上牙膏后很快出现面部 肿胀灼热，不得已只能输液治疗。
伤口感染
皮肤上有点擦伤之类的小外伤，有人会建议“把阿莫西林/头孢胶囊扣开撒在伤口上消消炎好得快”，这种做法非常不好，不仅不会让伤口愈合的更快，反而还可能给人带来生命危险或者其他伤害。
皮肤破损后，组织液或者血液从伤口渗出，这时如果把药粉撒在伤口上，药粉里的辅料会和血液结合成凝块，其中的药物成分绝大部分都不能渗透出来，极少量药物不足以起到效果，倒是会给那些过敏性体质的人制造过敏性休克的风险。
药粉凝结在伤口表面，形成结痂，看似促进了愈合，其实很有可能在痂下形成积脓，反而破坏伤口愈合的环境，还有导致感染扩散的风险。
小伤口只需要及时清洗消毒，大多并不需要特别的处理就能很快愈合，伤口上撒药不能使其愈合得更快。如果伤口确实有感染的迹象，应该用双氧水和碘伏等清洗伤口，去除脓液和坏死组织，涂上专用的外用抗菌药膏，必要时找医生处置。
“我这刀伤药用了几辈人了，到你这怎么就不能用了？”，这种话我不是听过一次两次了，以前农村缺医少药，谁家有个管用的偏方必然是视若珍宝，尤其是一些急症方子，不光自家人用，十里八乡的乡亲都会来求药，也造福了不少家乡父老。
这些祖传的好方子，好法子自然有它们传下来的道理，但其中也有不少错误的认识和过时的做法，应该更科学地来处置。我们来列举常见的刀伤，烫伤，冻伤等等，来举个例子说一说。
刀伤
以桃花散为例。很多刀伤药都是一熟石灰为主要成分，熟石灰富含钙离子，能促进凝血；更重要的是熟石灰混合血浆后凝结，粘性极强又十分坚硬，类似古城墙“鸡蛋清加石灰”的配方，能把伤口完全封闭，既能止血又防止感染。
放在无法清创消毒缝合的年代，这种处理可以算是十分妥当，虽然还有破伤风的风险，也会留有明显疤痕，但比起几乎是百分百的伤口感染的风险，这都不算什么。但这种处置方法却给进一步清创造成很大障碍，不能很好地清创，也就不能进一步降低感染可能性。
如果不幸出现外伤，小伤口只需要直接按压伤口即可止血，伤口较大时可以采取近段绑止血带，或者按压相应的动脉波动点来止血，同时尽快到医院处置。千万不要往伤口上洒任何药物，以免污染伤口，加重清创难度。
烫伤
有的人家备有老鼠油，马油，狗油，蛋黄油之类的油剂，烫伤时会涂抹在伤口上，按老辈人的说法能起到止痛生肌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
如果伤口较小，烫伤较浅，凉水降温后涂抹这些油剂的确能起到保护伤口，防止细菌侵入的作用。但自备的油剂储存时间太长，有可能已经被污染，所以还不如去药店购买新鲜无菌的油性药膏使用。
如果烫伤面积较大，深度太深，自己在家已经不可能处理得当，这时就不要涂抹任何药物或者酱油什么的，以免伤口染色导致医生误判，而应该冷水降温后直接去医院处置。
冻伤
故老相传冻伤后，用雪搓被冻伤的部位直到发热，千万不能烤火，否则冻伤的部位肌肉皮肤会烂脱。这话后半段是对的，前半段是错的。冻伤后的确不能烤火，但也不能用雪搓。
冻伤后局部皮肤颜色发暗，原因是血管因天气寒冷而痉挛，不再向体表提供血液和氧气，这时应该尽快让深层组织恢复正常温度，使血液供应正常；用雪搓只能继续降温，烤火辐射热会让体表升温，反而加重冻伤。
急性冻伤后，应该把冻伤的部位置于40-42度温水中，通过水的传导热来使身体恢复温度，整个过程不要按摩或者摩擦皮肤，以免皮肤出现破损。
入冬时手脚或者耳朵受冻，出现 轻微肿胀，受热时刺痒，这种情况可以用红外线烤灯或者艾灸冻伤处，然后涂上冻伤膏，注意保暖。
皮肤过敏
有次一女孩因面部化妆品过敏来诊所就诊，我观察只有轻微发热，皮肤微红，给女孩开出抗过敏药物，炉甘石洗剂后，叮嘱禁止涂抹其他任何物质，发热不适用凉开水湿敷。没想到三个小时不到女孩面部红肿着过来，一问才知道她回家后就听她父亲的话，用“凉丝丝”的牙膏涂抹了发热的面部。
以前我国的牙膏多含有酒精和薄荷，人们被蚊虫叮咬后涂上一点牙膏，能起到清凉止痒的作用。但薄荷给人的清凉感是一种错觉，并不是真的降低了皮肤温度，而且酒精和薄荷还有透皮作用，让皮肤上附着的致敏物质能更顺利的进入体内，所以这女孩涂上牙膏后很快出现面部 肿胀灼热，不得已只能输液治疗。
伤口感染
皮肤上有点擦伤之类的小外伤，有人会建议“把阿莫西林/头孢胶囊扣开撒在伤口上消消炎好得快”，这种做法非常不好，不仅不会让伤口愈合的更快，反而还可能给人带来生命危险或者其他伤害。
皮肤破损后，组织液或者血液从伤口渗出，这时如果把药粉撒在伤口上，药粉里的辅料会和血液结合成凝块，其中的药物成分绝大部分都不能渗透出来，极少量药物不足以起到效果，倒是会给那些过敏性体质的人制造过敏性休克的风险。
药粉凝结在伤口表面，形成结痂，看似促进了愈合，其实很有可能在痂下形成积脓，反而破坏伤口愈合的环境，还有导致感染扩散的风险。
小伤口只需要及时清洗消毒，大多并不需要特别的处理就能很快愈合，伤口上撒药不能使其愈合得更快。如果伤口确实有感染的迹象，应该用双氧水和碘伏等清洗伤口，去除脓液和坏死组织，涂上专用的外用抗菌药膏，必要时找医生处置。
#唐朝以后长安为何成了废都#
关中利于争天下但其实不利于守天下。
历代定都关中的朝廷，要么如周人一样，起自西方，面临着东方大敌；要么就是秦国的路子，由于继承关系在政治上被要求定都于斯。真正平定天下后，深思熟虑要定都关中的，只有朱元璋一例，但是最后他没迁。反倒是其他一开始定都关中的朝代，除秦与西汉外都会在稳定控制关东的时代，于关东制造一个备份首都，由天子带着朝廷经常性地前往关东生活工作。
搞清楚为什么定都关中的统一王朝，会喜欢在关东备份首都，其实就能很好地解释唐朝以后关中——即本题题干中的长安——因何失去首都区地位。
最基础的问题，就是关中的生物承载力不高。
讲真，关中是“八百里沃土”、“天府之国”没错，但它也就那么大啊。以西汉为例，关中平原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四十分之一(0.025)左右。它就算竭尽全力，那自然也只能供给起四十分之一的人口，强求它凭自身供应更多的人口，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首都聚集效应”，不仅会发生在今天的北京市，也会发生在古代的京兆尹辖区呀。西汉末左扶风、右冯翊、京兆尹加起来管有240万人口，当时全国人口最多6300万，则三辅——亦即关中平原——承载了全国0.04左右的人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中平原等于是超负荷运作，很容易让朝廷感觉到生存压力，进而想搬迁首都。
更何况关中的“沃土”，也需要挤挤水分的。
为什么秦国要修郑国渠？
为什么汉代要修白公渠？
为什么汉武帝要开成国渠？
为什么唐代要开三白渠？
我懒得翻水利文献了，总之就是关中的土也不是一直优良的。既有冰河时代遗留的盐碱地、沙地，也有由于长期超负荷住人被屎尿腌得盐碱化的土地，同时多得是缺水灌溉的旱地。这些土地严重影响了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上限，导致关中能承载的人口很难突破300万大关。而对于统一王朝而言，它们的“首都圈”光政府相关的人口(包括军队和各种家属、仆人等)就很容易逼近百万之巨。若久都关中，真的很难养活这么些人啊......
其次，山河险要让关中的物资输入变得困难
魏惠王总结了古代救灾、养活没饭吃的人的基本套路：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总之就是“把人运到有饭的地方”，或者“把饭运到有人的地方”。关中的地理形势，让它易守难攻，同时也让“把人运出去”和“把饭运进来”，变得十分困难。
首先谈一下“把饭运进来”的困难。
举个官场的例子吧。赵宋有个叫“三门白波发运司”的机构，专门管理汴梁到长安之间的黄河—渭河水运，牵涉到京畿、京西、陕西三个路，管辖河道长度约六百公里。与之对等的有一个叫“江淮六路发运司”的机构，负责收集荆湖南北路、淮南路、江南东西路、两浙路总共六个路的物资，运到汴梁，管辖河道长度......半个长江一条汴河吧。这两个都是文官待制以上可任，理论上可以算平级机构。宋人将这两个差异巨大的机构，算作平级，应是考虑到了黄河水运，特别是三门峡水运的困难性。
三门峡地理因素导致的水运困难，其他答案有讲，我就不多言了。主要提一下古人为了解决三门峡问题创造出的方法——即绕过三门峡。
河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 即于河岸傍山车运数十里。 至三门之西,又 置一仓。每运至仓, 即般下贮纳。
谁都知道货运直达比中途中转要省很多时间和消耗，三门峡这里闹得要中转两次，其间的消耗那自然是：
巨万。
如上，饭是真的难以进入关中，所以大家一般都采取“把人运出去”的办法。
远自汉武帝周游河北，近到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就食东都”，都是现成的例子，我不展开讲了。但这些例子背后折射的，其实是大统一王朝在承平日久之后，由于关中平原生物承载力的有限，必然要去更广阔的平原(华北平原)以求养活朝廷和聚集在首都的附属人口之现实。
综上所述，关中地区确实比较难以应付天下太平后的情况，是不利于“守天下”的地区。
下面我简要地讲一下大统一朝廷，其各自定都的情况吧：
西周：原住民，后来去修了洛邑，周王长期在洛邑经营东方；
秦：周王封他在此，还没来得及挑战关中生物承载力极限就完蛋了；
西汉：景帝时第一次从关东调粮食入关，武帝时形成三河(河东、河内、河北)米数十万石入关的定例，同时由于迁富户作陵邑的副作用，民间有自发向关中运输粮食的动力，就这样关中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还是很低的，足见关中生物承载力对人口的负面影响；
东汉：“关中遭王莽变乱，宫室焚荡，民庶涂炭，百不一在。”且汉初刘邦想都洛阳、新初王莽想都洛阳、甚至更始帝都想都洛阳......
魏晋：住在汉朝的城里；
南朝：我们承认长安和洛阳是两京来的......
北魏：“中华正统在洛阳”；
西魏北周：被挤到没人的关中去的......成天都想打下洛阳，周武帝要么住洛阳要么住邺城硬是把长安托付给了杨坚；
东魏北齐：邺城的墙厚，太行的山高啊；
隋：杨坚起家雍州，杨广还是跑到洛阳去了；
唐：前期住在长安，要经常去洛阳吃饭，后期住在长安不用去洛阳吃饭，因为连年战乱保证了关中的人口一直没超过200万......开元时关中平原所在的京兆府、岐州、华州、同州有49.4819万户，约247万人，元和时，以上地区总计25.5098万户，约127万人......当然后期武宗-宣宗中兴大唐，关中的人口还是增长了起来，搞得唐懿宗和他儿子因为粮运不进来饿了两个月......
再往后，五代蜗角之国，根本没有运粮食进关中的能力，除了后唐象征性都了一下长安洛阳，其他人都老老实实地窝在汴梁吃饭。宋人因循苟且，继续窝在汴梁吃饭。
而且宋人其实不止吃江淮六路发运司运来的南方饭，梁山泺里走来的山东饭、大名府下运来的河北饭，大宋汴梁城一概通吃。
再加上个南方大开发啊，西夏烦得要死啊之类的侧面因素，宋金就都不考虑关中作为都城了。金哀宗那么衰了，照样是宁愿死河南不愿入关中，他们对于关中难于吃饭的认知可谓根深蒂固。
大元：忽必烈在开平登基，开平进河北遇到的第一个大城市就是金中都，那就金中都吧；
大明：其实以大明后期国用一半花在漕运上的态度，朱元璋完全可以定都西安，只要疏通一下黄河入海口就能保证南米西运，比起现实中为了给京杭大运河蓄水搞得淮北民不聊生还要好一些，可惜啊......
大清：一开始挺穷，将就着用大明的遗产，后来时刻准备回老家，也就不搬迁了。
哎呀，总之就是：
关中本身有局限性，定都于此本就必然会面临窘迫的境地，然后加上其他答案里提到的天气变化啊、东北的敌人啊之类的因素，还有懿文太子病死之类的偶然，促成了关中丧失首都圈地位，长安成为废都
关中利于争天下但其实不利于守天下。
历代定都关中的朝廷，要么如周人一样，起自西方，面临着东方大敌；要么就是秦国的路子，由于继承关系在政治上被要求定都于斯。真正平定天下后，深思熟虑要定都关中的，只有朱元璋一例，但是最后他没迁。反倒是其他一开始定都关中的朝代，除秦与西汉外都会在稳定控制关东的时代，于关东制造一个备份首都，由天子带着朝廷经常性地前往关东生活工作。
搞清楚为什么定都关中的统一王朝，会喜欢在关东备份首都，其实就能很好地解释唐朝以后关中——即本题题干中的长安——因何失去首都区地位。
最基础的问题，就是关中的生物承载力不高。
讲真，关中是“八百里沃土”、“天府之国”没错，但它也就那么大啊。以西汉为例，关中平原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四十分之一(0.025)左右。它就算竭尽全力，那自然也只能供给起四十分之一的人口，强求它凭自身供应更多的人口，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首都聚集效应”，不仅会发生在今天的北京市，也会发生在古代的京兆尹辖区呀。西汉末左扶风、右冯翊、京兆尹加起来管有240万人口，当时全国人口最多6300万，则三辅——亦即关中平原——承载了全国0.04左右的人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中平原等于是超负荷运作，很容易让朝廷感觉到生存压力，进而想搬迁首都。
更何况关中的“沃土”，也需要挤挤水分的。
为什么秦国要修郑国渠？
为什么汉代要修白公渠？
为什么汉武帝要开成国渠？
为什么唐代要开三白渠？
我懒得翻水利文献了，总之就是关中的土也不是一直优良的。既有冰河时代遗留的盐碱地、沙地，也有由于长期超负荷住人被屎尿腌得盐碱化的土地，同时多得是缺水灌溉的旱地。这些土地严重影响了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上限，导致关中能承载的人口很难突破300万大关。而对于统一王朝而言，它们的“首都圈”光政府相关的人口(包括军队和各种家属、仆人等)就很容易逼近百万之巨。若久都关中，真的很难养活这么些人啊......
其次，山河险要让关中的物资输入变得困难
魏惠王总结了古代救灾、养活没饭吃的人的基本套路：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总之就是“把人运到有饭的地方”，或者“把饭运到有人的地方”。关中的地理形势，让它易守难攻，同时也让“把人运出去”和“把饭运进来”，变得十分困难。
首先谈一下“把饭运进来”的困难。
举个官场的例子吧。赵宋有个叫“三门白波发运司”的机构，专门管理汴梁到长安之间的黄河—渭河水运，牵涉到京畿、京西、陕西三个路，管辖河道长度约六百公里。与之对等的有一个叫“江淮六路发运司”的机构，负责收集荆湖南北路、淮南路、江南东西路、两浙路总共六个路的物资，运到汴梁，管辖河道长度......半个长江一条汴河吧。这两个都是文官待制以上可任，理论上可以算平级机构。宋人将这两个差异巨大的机构，算作平级，应是考虑到了黄河水运，特别是三门峡水运的困难性。
三门峡地理因素导致的水运困难，其他答案有讲，我就不多言了。主要提一下古人为了解决三门峡问题创造出的方法——即绕过三门峡。
河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 即于河岸傍山车运数十里。 至三门之西,又 置一仓。每运至仓, 即般下贮纳。
谁都知道货运直达比中途中转要省很多时间和消耗，三门峡这里闹得要中转两次，其间的消耗那自然是：
巨万。
如上，饭是真的难以进入关中，所以大家一般都采取“把人运出去”的办法。
远自汉武帝周游河北，近到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就食东都”，都是现成的例子，我不展开讲了。但这些例子背后折射的，其实是大统一王朝在承平日久之后，由于关中平原生物承载力的有限，必然要去更广阔的平原(华北平原)以求养活朝廷和聚集在首都的附属人口之现实。
综上所述，关中地区确实比较难以应付天下太平后的情况，是不利于“守天下”的地区。
下面我简要地讲一下大统一朝廷，其各自定都的情况吧：
西周：原住民，后来去修了洛邑，周王长期在洛邑经营东方；
秦：周王封他在此，还没来得及挑战关中生物承载力极限就完蛋了；
西汉：景帝时第一次从关东调粮食入关，武帝时形成三河(河东、河内、河北)米数十万石入关的定例，同时由于迁富户作陵邑的副作用，民间有自发向关中运输粮食的动力，就这样关中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还是很低的，足见关中生物承载力对人口的负面影响；
东汉：“关中遭王莽变乱，宫室焚荡，民庶涂炭，百不一在。”且汉初刘邦想都洛阳、新初王莽想都洛阳、甚至更始帝都想都洛阳......
魏晋：住在汉朝的城里；
南朝：我们承认长安和洛阳是两京来的......
北魏：“中华正统在洛阳”；
西魏北周：被挤到没人的关中去的......成天都想打下洛阳，周武帝要么住洛阳要么住邺城硬是把长安托付给了杨坚；
东魏北齐：邺城的墙厚，太行的山高啊；
隋：杨坚起家雍州，杨广还是跑到洛阳去了；
唐：前期住在长安，要经常去洛阳吃饭，后期住在长安不用去洛阳吃饭，因为连年战乱保证了关中的人口一直没超过200万......开元时关中平原所在的京兆府、岐州、华州、同州有49.4819万户，约247万人，元和时，以上地区总计25.5098万户，约127万人......当然后期武宗-宣宗中兴大唐，关中的人口还是增长了起来，搞得唐懿宗和他儿子因为粮运不进来饿了两个月......
再往后，五代蜗角之国，根本没有运粮食进关中的能力，除了后唐象征性都了一下长安洛阳，其他人都老老实实地窝在汴梁吃饭。宋人因循苟且，继续窝在汴梁吃饭。
而且宋人其实不止吃江淮六路发运司运来的南方饭，梁山泺里走来的山东饭、大名府下运来的河北饭，大宋汴梁城一概通吃。
再加上个南方大开发啊，西夏烦得要死啊之类的侧面因素，宋金就都不考虑关中作为都城了。金哀宗那么衰了，照样是宁愿死河南不愿入关中，他们对于关中难于吃饭的认知可谓根深蒂固。
大元：忽必烈在开平登基，开平进河北遇到的第一个大城市就是金中都，那就金中都吧；
大明：其实以大明后期国用一半花在漕运上的态度，朱元璋完全可以定都西安，只要疏通一下黄河入海口就能保证南米西运，比起现实中为了给京杭大运河蓄水搞得淮北民不聊生还要好一些，可惜啊......
大清：一开始挺穷，将就着用大明的遗产，后来时刻准备回老家，也就不搬迁了。
哎呀，总之就是：
关中本身有局限性，定都于此本就必然会面临窘迫的境地，然后加上其他答案里提到的天气变化啊、东北的敌人啊之类的因素，还有懿文太子病死之类的偶然，促成了关中丧失首都圈地位，长安成为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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