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窝，很古老。

据考证，燕窝在唐朝从北婆罗洲( 现马拉西亚沙巴洲) 传入中国，其中文叙述首载于元代贾铭的《饮食须知》： “燕窝，味 甘，性 平，黄黑霉烂者，有毒，勿食”。

关于燕窝的药性，“平”
首载于《饮食须知》，其认为燕窝的药为“平”，其后医家医书均以此为宗。
但《南越笔记》提出燕窝性“暖”的观点，其言: “海粉性寒而为燕所吞则暖”。药性“暖”与药性“温”意思相近，均为温和之意，而药性“平”则不寒、不热、不温、不凉之意，结合燕窝功效以润燥、滋阴为主，故燕窝性“暖”的观点不确切。

关于燕窝的药味，“淡附于甘”
亦首载于《饮食须知》，其提出燕窝的药味为“甘”，其后医家多遵循该观点。
其中《药性切用》、《本草从新》、《医略》、《本草害利》、《食物与治病》和《云南中药资源名录》提出燕窝的药味“甘、淡”的观点。
药味“淡”为淡而无味之意，多有渗湿、利尿作用，其常与“甘”味并列，称“淡附于甘”。
然而医书中无记载燕窝具有渗湿、利尿的作用，为何《药性切用》等医书将燕窝的药味归纳为“甘、淡”?
《药性切用》等医书是从味觉器官辨别味道与临床功效两个角度归纳了燕窝的药味，燕窝味“甘”是从临床功效的角度概括其“滋补、和中”的作用，味“淡”则是从味觉器官辨别味道的角度概括其味道没有特殊的滋味。
另外，《本草求真》和《本草再新》提出燕窝味“甘、咸”的观点。医书提出味“咸”的观点是从临床功效的角度概括，主要强调燕窝具有滋养肾水的功效，如《本草求真》言: “燕窝，入肾滋水，咸入肾”。因此笔者认为燕窝的药味为“甘、淡、咸”。

关于燕窝的归经
首载于《本草求真》，其言:“燕窝专入肺、脾、肾，海粉本属寒咸，得鸟咀于风高之处，而为甘平，洵可入肺生气，肺处至高之处。入肾滋水，咸入肾。入胃补中，甘入脾胃”。
之后，众多医书多认同燕窝归经为“肺”、“肾”的观点。
然而，《本草求真》认为燕窝亦归“脾”经，《本草再新》认为其亦归“心”经，而《中药大辞典》等现代医书认为其亦归“胃”经。其中，脾、胃二经的经络互相联络而构成脏腑表里配合关系，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在水谷的收纳、消化、吸收和输布的生理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因燕窝具有开胃、益气、补中等作用，被认为是调补虚劳之圣药。
另外，医书暂无记载燕窝治疗心脏相关的疾病，故燕窝是否归心经仍需进一步临床验证。

自明朝开始，燕窝的功效逐渐被人们所认知，如《露书》言: “燕窝，或曰能化痰”。至清朝，燕窝才开始被本草类书籍收录，其首载于《本经逢原》。
之后众多书籍亦有阐述燕窝的功效，但各有发挥而不尽一致。将燕窝的主要功效归纳为: 益气化痰，滋肾养肺，补脾和胃以及调补虚劳。

益气化痰
益气主要是指益肺气，肺主宣发肃降，肺气虚则宣发肃降失司，诱发咳嗽、气喘，且众多书籍强调燕窝可治咳嗽、久咳和一切肺虚不能肃降之症，故益（肺）气是燕窝的主要功效之一。
另外，肺气虚，则气机不畅，津液输布失司，痰湿乃成，且书籍多记载燕窝具有化痰的功效，可治痰疾、膈痰和痰喘等疾病，燕窝的主要功效应包括益气化痰，该功效亦符合“补而能清”的说法。
因此，燕窝益气化痰的功效主要针对病机是肺气虚兼痰湿的相关疾病。

滋肾养肺
《本经逢原》言: “燕窝，甘，平，无毒。鸟衔海粉作窝，得风日阳和之气，化咸寒为甘平，能使金水相生，肾气上滋于肺”；
《本草求真》曰: “入肾滋水，咸入肾”。由此可见，燕窝是通过滋补肾水而养肺阴、润肺燥，从而治疗水亏精气不足、阴虚咯血和秋燥咳嗽等疾病。
因此，滋肾养肺可确切地反映燕窝在滋阴方面的功效，故其亦针对病机是肾阴虚为本，肺阴虚为标的相关疾病。

补脾和胃
《本经逢原》言: “胃气亦得以安”；
《本草求真》曰: “入胃补中”以及《医略》言: “开胃气”，因此燕窝具有和胃的功效可治疗反胃久呕、吐血和噎膈等疾病的观点得到众多医家的认可。
然而为何不是补中和胃或健脾和胃，而是补脾和胃? 原因可能有三，
其一，燕窝味甘，入脾、胃二经，补脾和胃更能体现燕窝的归经；
其二，脾主运化、统血、升清，若脾气虚弱，或不能运化水谷、水湿，则易生痰、久痢、久疟，或不能统摄血液，血溢脉外而咯血、呕血，或不能升清，则脾气不升，胃气不降，而噎膈;；
其三，培土生金，脾属土，肺属金，补脾气，使脾气健运升清，可上输水谷精微于肺，以养肺气。
因此，补脾和胃亦是燕窝主要功效之一，主要针对病机是脾气虚，胃气不和的相关疾病。

调补虚劳
自《药性切用》提出燕窝是虚劳滋补良药的观点后，众多书籍将燕窝誉为调理虚损痨瘵之圣药，多用于治疗年老体虚相关疾病。
并且现代研究发现燕窝具有提高免疫功能、延缓脑组织衰老和消除氧自由基的功效。因此基于临床经验的积累和现代药理学的研究，虽调补虚劳与前三者有重复之处，但仍需单独列出，以显其功。
故燕窝调补虚劳主要用于体虚年老者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治疗。

虽有文献提出燕窝至少在唐朝已传入中国，但明清之前鲜有记载燕窝药用价值的书籍，原因可能有三：
一者，燕窝产量低，航海技术落后，价格昂贵，接触的群体少，唐、宋、元朝仅仅被君王将相所享用，至明、清朝方被官贵所享用。如《海语》言: “海燕，大如鸠，春回巢于古岩危壁葺垒，乃白海菜也。岛夷伺其秋去，以修竿接铲，取而鬻之。海燕窝随舶至广，贵家宴品珍之，其价翔矣。”；
二者，要深入认识燕窝的药用价值需要漫长的过程；
三者，草药专著始于明而盛于清，明清以前的草药专著较少。所幸，贾铭作为元末明初的养生家，曾任万户，被明太祖朱元璋召问顾养之法，并进呈《饮食须知》一书，因此《饮食须知》得以流传至今，为最早记载燕窝药用信息的书籍。

燕窝的药用认识于元朝已形成雏形，标志性著作为《饮食须知》。
于明朝，人们对燕窝的认识逐渐从一种食物过渡为一种药食同源的珍品，其功效亦被逐步发现与拓展，标志性著作为《重订本草微要》，其是目前最先收录燕窝的本草书籍，纠正了部分论著以《本经逢原》为最早记载燕窝的本草书籍的说法。
在清朝，燕窝被广泛运用于疾病的治疗，如《临证指南医案》、《吴鞠通医案》和《笔花医镜》均有记载使用燕窝的医案。

燕窝性平，味甘、淡、咸，归肺、脾、胃、肾经，主要功效为益气化痰，滋肾养肺，补脾和胃以及调补虚劳，主要运用于病机为肺气虚兼痰湿，或肾阴虚为本，肺阴虚为标，或脾气虚，胃气不和，或体虚年老者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相关疾病治疗。

目前，通过现代科技，燕窝的有效成分及各种提取物的功效、作用机理、有效路径或靶点被进一步挖掘，如最新研究发现燕窝酸可抗急性脑缺血，燕窝提取物可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免疫损伤、预防胰岛素抵抗、抗氧化、抗H5N1禽流感病毒、可提高记忆力、降血压、促进子宫修复等。

--摘自《燕窝功效考》，樊耀华等，广州中医药大学，2020年。

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研究孙(一百二十三）
何为《太玄经》？北宋司马光又为何要为《太玄经》作注？三国陆绩又为何要《述玄》？或许班志《汉书·扬雄传下》有一段简明扼要的记载文字可以供思考：“雄以为賦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 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而大潭思浑天，参摹四分之，极于八十一。旁则三摹九据，极之七百二十九赞，亦自然之道也。故观《易》者，见其卦而名之，观《玄》者，数其画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曰一二三，与《泰初历》相应，亦有颛顼之历焉。筮之以三策，关之以休咎，絣之以象类，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拟之以道德仁仪礼知，无主（知）无〉名，要合《五经》，苟非其事，文不虚生。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冲》、《错》、《测》、《摛》、《莹》、《数》、《文》、《掜》、《图》、《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体，离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观知者难知，学之者难成。客有难《玄》大深，众人之不好也……”。若司马光为《太玄》作注是为恪守儒家正统，推崇扬雄为孔子之后第一人，则这段文字所涵盖的内容及范围应该就是其所言：“然《易》，天也，《玄》者，所以为之階也。”换成今天的白话就是，登《易》学天堂，可以顺着《玄》梯，一步一阶地往上豋！是一字一阶？一句一阶？是用足登？用嘴登？还是用心登？造化乎，难矣！但讲：天时地利人和之「天时」者，步入《玄》梯之阶，听子云所云，亦是上天知天时的路径。陆绩为何《述玄》，从《三国志·陆绩传》的文字描述看——亦然！只是，陆绩父亲陆康为东汉末年的廬江太守，而扬雄祖上扬季也是廬江太守。按班志《汉书·扬雄传上》：”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而扬季官至廬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亡它扬于蜀。”真是：东西两汉太守后代，几百年间同出一「廬」！《太玄经》里面也有「廬」：“土中其廬”。司马光作注：“土中之廬，周之象也。”《三国志》里面也有「廬」：“草廬对”。草廬之「廬」无人作注。不过中国的建筑史上，古代至近代用草作房顶是普遍的“材料与方法”。故草廬可以理解成用草扎成房顶抵档风雨的住房。唐代诗圣杜甫写《茅屋为秋风所破》，诗中的茅屋可不可以称之为「茅廬」？进而由「茅廬」转成「草廬」？想来应该可以。成语：三顾茅廬。就是出自《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草廬对》，「草廬」即「茅廬」明之。由《草廬对》中可以想象到诸葛亮在面对刘备阐述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向宛、洛……。之余音绕廬。由此廬余音去合从「廬江太守」之廬出来的陆逊语音：“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两音相合的结果就是《陆逊传》中的：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备因夜遁，驿人自担烧饶铠断后，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在这种想象里可以把《草廬对》作为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下由长江干流进行顺流而下的军事推进之诸葛亮理论。刘备伐吴，亦是对由长江干流顺水推进再舍船就步的军事实践。蜀汉失利且损失惨重，蜀汉水军还有几只船呢？三年后，就算蜀汉重建水军且具有相当数量的船只。其水军的用途主要是用于川东地区防守东吴进犯。故，在平定南中时“先由越嶲”的行军路线由宜宾金沙江水路向越嶲郡治所——今日西昌市推进。可以任意推演、推敲、推测……。但面对由廬及草、由草及茅、由草廬及茅廬、由此廬及彼廬……去总结先主刘备与东吴陆逊攻防之间的天时地利人和时，可谓：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草绳啊！毕竟刘备乘船直下再舍舟廬步行结营于山林弄了个鸡飞蛋打的结局才刚刚过去三年！或许，《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关于诸葛亮从建兴三年南征后至建兴十二年之间的十年里六出祁山避免军出《草廬对》中提及的长江水道亦是作注式的「有奇」巧合于《太玄经》中的那个「廬」所在的「首」——周。而《太玄经·周》又与《周易·复》卦在《汉历》、《太玄历》偶合。《周易·复》卦上六有：迷复……用行师……十年不克征。”这就令人困惑了。其实，诸葛亮密选的丞相继任者——蒋琬，也深感困惑。如《三国志·蜀书·蒋琬传》：“琬以为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这究竟是“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草绳”？还是占了个「复卦上六」而「迷复」？《汉朝喜《易》终成《汉易》之说。《華陽国志校補圖注·前言》(任乃强／校注）中也有：“天文历数，《易》医方，从来推蜀士最精究，而《史》、《汉》诸书亦未明确萇弘、洛下閎、任文公、涪翁等身世。是故蜀士既多见轻，述作亦遂罕能传中原者。相如、扬雄之赋，乃得狗监与侍臣推荐而显。是故蜀士多怀宝自迷。”《易》学在蜀，在这千古不易的《易》学背景下，诸葛亮若要去找《太玄经》这把登上《易》之天的「天梯」——《太玄经》！显然比那个「廬江」之「廬」的陆绩得到「天梯」占有先机。《太玄经》里有「廬」字，在这个字「廬」里又承载了多少历史信息？因「廬」字脱胎于「盧」字。「五月渡瀘」之「瀘」字亦是先有此「盧」后有彼「瀘」。只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的「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裴松之注「渡瀘」为渡「瀘水」，又注此「瀘水」为：“《汉书·地理志》曰：瀘惟水出牂牁郡句町县。”裴注所引的这条「瀘水」显然不是长江水系里的河流！「五月渡瀘」实为南征，而《太玄经》里的东南西北方向配春夏秋冬用四个汉字来示：罔、直、蒙、酋。故，用「蒙」字表示：南方也，夏也。《太玄经》里也有「蒙」字，巧的是与「廬」同在一首——周。更令人困惑的是与《禹贡》中的蔡蒙二山巧合——诸葛亮因宿蔡山而梦周公，南征结束时改蔡山为「周公山」。若按司马光注「廬」：土中其廬，周之象也。此山与「蒙山」南北相望的中间就是青衣江。「青」也有「黑」的字意，且《诸葛亮集·遗迹篇》里青衣江流域的七擒孟获条目最多！为何有人去思考黑水因黑而瀘作成瀘水！没人去思考青衣水因青而黑，由黑成瀘呢？若成瀘，则《太玄经》里「蒙」字的那句现成的文字：“豐淫见其朋，還于蒙，不克從。”可以为青衣江流域的诸葛亮南征遗迹作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