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在家乡过，端午归乡，见父母亲人，一起吃粽子，一起品尝美味家乡菜，睡安心觉，听窗外蛙鸣。对一个南交四宫人来说，这充满熟悉感的一切，能够唤回灵魂的自愈力，我相信，也许很多人并不喜欢外境的嘈杂，过得自在自然，恬然自乐，有此基础，会使许多忙碌自然而然呈现出秩序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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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土蕴

#编剧说张若昀出乎意料# 一直觉得张若昀有很强的信念感和对演员职业的敬畏。他会认真研读剧本，分析人物背后的内在逻辑，寻求自洽，并赋予角色灵魂。他不是单纯的演绎，而是以角色的逻辑，真真正正的替他们活过。很喜欢警察荣誉中张若昀演绎的活泼开朗，热情助人，机智勇敢，有点儿话痨的小太阳李大为#张若昀李大为# ！

我觉得简·莫里斯的想法可谓和我一模一样。奇怪，我还年轻，竟然想法和五十岁的他是一致的。高度一致。绝对高度一致。

为什么我在过去的亲密关系里难受得要命？因为顺性别女性无法真正理解那个阶段的我。无论她们是否足够聪明，她们做不到理解我，百分之十都做不到，绝——无——可——能。不被理解和不被接受成为困住我的最大痛楚，而我对于“完整被接受”看得相当重，从不妥协。因这强大的愤恨，我反而获得巨大力量助推自己继续探索和前进：

我把这同中世纪的灵魂观念作过比较：但我打算承认，一个人的性别感正如许多心理学家说的，可以部分得自社会状况或者至少受其强有力的影响。如果我出生于性别界限远没有那么严格的现在，我的内心冲突会有那么痛苦么？如果社会让我按自己喜欢的性别生活，我会找那麻烦去改变性别么？19世纪有其教条主义的一面，即男人就是男的，女人就是女的；20世纪也有其博采各家的精神，即公民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喜欢的性别来过日子：难道我只是两者之间的短暂现象么？百年以后的人读我们的卡萨布兰卡之行的记述，会不会如同我们读搜寻哲人石或者石柱上的西米恩·斯泰莱忒斯的记载一样？

我但愿如此。因为有一个抓获了正身这个宝的错生性别的人便有十个或者百个发现这毕竟是个幻景，所以他们后来的困境比之最初的，可怕程度丝毫不见减轻。

但我想不是的，因为我相信错生性别的冲动——至少我的体验如此——远不止是一种社会性冲动，还是生物性的、想象性的，尤其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在人情可能的范围内我使自己的肉体达到了我所渴求的身份。从童年的宗教性幻想中汲取了一种信念，即达到完美境界的最合乎人情的捷径是在妇女中的佼佼者身上——尤其在刚过绝经期的善良、聪明、健康的妇女身上。她们已摆脱了性机能的束缚，其他方面依然富于创造力，对于爱和情欲仍非木石，经验适度，全无野心而不失抱负。无论哪国，无论哪个人种，整个而言这个范围内的人是我最仰慕的：我得意的是，哪怕只是在后列，哪怕只在侧翼，我现在总算跨进了她们的行列。

但要说我的孤独感已经消失的话，我的差别感犹在，这是无可避免的事。不管B医生技术多么高明，无论保健和社会保障部多么关怀，我再也不能成为另一类人了。我的过去依然与我同在，而来日方长。我的路途上总有神秘信念的痕迹，要说疯癫也可以，而我寻求的一致，现在方知是超出性欲和性别的一致，趋向亨利为我看出的远景——“更高一级的理想——根本没有男女之分。”

因此我不在乎我还有男女难分之处。我有过男子生活，现在过女子生活，说不定有一天会凌驾两者之上——如果不在肉体上就会在艺术上，不在这里就在别处。没有准则，没有标准，或许也没有解释可言。如果我一直做个男女两可的人会怎样？我想起在康普尔用手去抚摸一扇扇门窗的那个人，外表是那么古怪；我想起常在特列芬的河里偷捕的苍鹭，那么孤独，那么生硬，那么高傲；我想起肯尼亚的野生疣猪，“同类看来还是美的”；再看看我仍在继续的各种各样的爱，对于生活里无所不在的情欲仍然感到惊异。我得出结论：我不愿做世上任何别人，只愿意做我自己。加利福尼亚有句格言是我所赞赏的：“今天是你余生的第一天！”

然而我也知道这中间有一部分是幻想，有时我若退后一步冷静地看看自己，如同那一晚在卡萨布兰卡看镜中的我一样——我若分段回想我的经历，有时自己也好似感到我是个神话或寓言中的人物，于是我回想起那个非洲猎人和那间封禁的屋子，把自己看成既非男子也非女子，既非自己也非他人，既非片断也非整体，而仅仅看成那个在钢琴下面同猫作伴的感到好奇的孩子——那架勃吕特纳牌钢琴现在早已归我所有了，但是年复一年，没有奏出过西贝柳斯的哪怕一小节乐曲，我们谁也没那技巧去接触那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