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成立经过】 张帆/文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成立的，但民主建国会的酝酿孕育乃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当时重庆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民族工业家、金融企业家、爱国文化人士和社会名流都荟萃于此。
诞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希特勒法西斯覆灭后，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已注定，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许多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对战后如何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都在深思熟虑。
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界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考虑到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早日取得抗战胜利，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因此，1945年6月，黄炎培会同褚辅成、冷遹、章伯钧、傅斯年、罗隆基、左舜生等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毛主席的复电欢迎后，于7月1日自重庆飞往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探求国共和平团结的途径。黄炎培等在延安逗留了五天，与毛主席等进行多次会谈，为国共重庆谈判系上了一条政治引带。黄炎培在这次历史性访问中，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这在他的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回渝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对共产党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记述，也反映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黄炎培在旧社会里素有较高的声望，他的记述，对国民党的宣传起了辟邪正误的作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亲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并与各方面接触，致重庆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政治性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但多数由于组织目的不纯正，有的主持人缺乏声望，没有群众基础，不久就自行瓦解。
黄炎培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成员之一。民主同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即所谓“三党三派”组成，黄炎培是首任主席。但由于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主要负责人政客色彩较浓，作为三派之一的崇尚务实的职教派群众与他们的旨趣不尽相同，所以早有另组政团的要求。抗战胜利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另行组织政团，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黄炎培起来主持筹备。
同时，产业界由于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和美国物资的排挤，政府取消定货，工厂无法开工。经济形势的突变，使他们遭遇很大困难，原先的同业社团已无力代表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的上层代表也主张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治性组织，争取民主，维护生存。职教派与实业界素有密切联系，黄炎培理解他们这些要求，遂会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20余位有代表性的各界活动分子，经过多次筹商，决定成立民主建国会。但黄炎培本人坚持不离开民盟，而且要求民建与民盟密切配合，并主张民建主要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以免别树一帜之嫌。
组成情况和政治主张
民主建国会组成人员，有三大支柱。第一是知识界中上层知名人士。主要是以与实业界有广泛联系的职教派首脑黄炎培、杨卫玉等为代表；第二是产业界上层代表人物。这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和当时是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章乃器等为主；第三是金融、经济界从业人员，主要是以施复亮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界知名人士和进步知识青年。此外，还有当地的一些金融、工业界代表人士，以及个别政治性小团体的归并。
民主建国会的名称，是1945年9月末第七次核心组讨论时决定的。因当时“民主建国”已是全民的呼声，正如黄炎培所说，顺应潮流，随手拈来，就定下来了。但在讨论过程中，有的主张既是政治性组织，就称民主建国党好了，但多数人主张“君子群而不党”，还是称民主建国会好。后来又由于个别小团体的归并，有人主张称“民主建国协会”，但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民主建国会”这一名称。直到1952年7月，民建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才决定冠以“中国”二字，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政纲、会章、成立宣言等文件，选出了理事37人，监事19人。之后理监事会又推出常务理事11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常务监事5人：彭一湖、冷遹、张雪澄、李组绅、刘丙吉。当时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规定不采用领袖制，故不设理事长。又规定不经集体讨论，任何理监事的言行不代表民主建国会。民主建国会对外发言人必须由常务理监事会讨论推定，这是当时针对特务横行的特殊环境决定的。民主建国会正式设主任委员乃是建国以后的事。但在当时绝大多数民建成员的心目中，认为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是民建的带头人。
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时，并没有取得当局的认可，因而并未正式向社会公开。故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时，民主建国会并没有正式代表参加。黄炎培是以民主同盟代表身份参加的，李烛尘则是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的。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两天，即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政协代表、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招待会，公告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散发了政纲和成立宣言，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八点意见》，这是民主建国会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参加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惠；无党派人士王云五、胡霖、郭沫若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于右任、马寅初、陶行知、胡子昂、褚辅成等共一百数十人。中共代表董必武致词中，对民主建国会向政协会议所提八点意见表示赞同，并说《新华日报》首先刊载，说明对民主建国会的支持。
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的活动
1946年1月10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建国会举办多次报告会，邀请政协代表作报告，介绍政协会议中有争议的问题及民主建国的问题。后来又联系救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等20余团体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协进会在重庆沧白堂每日举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演讲，但每次受到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协进会设有新闻处，由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负责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逐日报导协进会活动情况，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捣乱行径，公诸报端。1月24日晚，国民党特务跟踪新闻处职员李学民，被围殴受重伤。26日，又非法搜查黄炎培住宅，进行恐吓诬陷，妄图阻止民主建国会的活动。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共代表和各方面的努力，通过政府组织问题、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章案等五项协议，于1月31日闭幕。但国民党顽固派则认为各项协议和决议动摇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是上当受骗，因之五项协议通过之日，就急待撕毁五项协议。民主建国会的一些负责人开会研究，一致认识到和平民主有被破坏的危险，因此会同协进会各团体举办规模更大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造成声势，促使国民党认真实现五项协议，“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时，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抢占会场前排坐位和主席台，冒充“总主席”，夺取扩音器，擅自宣布开会。当主席团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起而抗议时，即被埋伏的特务包围殴打。主席团和群众被打伤60余人，不少人流血，造成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当晚，董必武、王若飞、沈钧儒、李烛尘等11名政协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许多报纸报导了事实真相，而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反诬“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某某某”，《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国民党报刊还提出“解散民主建国会”等叫嚣。经过各方面的声援和斗争，国民党方面请人出面斡旋，缓和事态，才告一段落。
成立民建重庆分会
由于抗战胜利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迁返南京，民主建国会许多成员将随工厂复员而离渝。民建总会即进行筹设重庆分会，1946年2月24日重庆分会正式成立。此后，在重庆的和平民主斗争，如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揭露蒋介石法西斯暴行，声援学生运动，发动宗教界举行祈祷和平大会等，都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或影响支持下，民建重庆分会联合其他渝地政团协力进行的。
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随政府复员而迁设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设民建总会于北京。
图1：1957年，毛主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亲切交谈。
图2：1945年7月，毛主席等到机场欢迎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一行。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图3：1945年7月，毛主席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亲切交谈。
图4：1945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关于民主建国会成立的报道。
图5：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招待会。图为参加招待会的各方面人士的签名。
图6：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发生“较场口事件”。
本文选编自重庆市政协《重庆文史资料》第28辑。图片为编者所加。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成立的，但民主建国会的酝酿孕育乃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当时重庆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民族工业家、金融企业家、爱国文化人士和社会名流都荟萃于此。
诞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希特勒法西斯覆灭后，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已注定，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许多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对战后如何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都在深思熟虑。
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界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考虑到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早日取得抗战胜利，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因此，1945年6月，黄炎培会同褚辅成、冷遹、章伯钧、傅斯年、罗隆基、左舜生等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毛主席的复电欢迎后，于7月1日自重庆飞往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探求国共和平团结的途径。黄炎培等在延安逗留了五天，与毛主席等进行多次会谈，为国共重庆谈判系上了一条政治引带。黄炎培在这次历史性访问中，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这在他的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回渝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对共产党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记述，也反映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黄炎培在旧社会里素有较高的声望，他的记述，对国民党的宣传起了辟邪正误的作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亲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并与各方面接触，致重庆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政治性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但多数由于组织目的不纯正，有的主持人缺乏声望，没有群众基础，不久就自行瓦解。
黄炎培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成员之一。民主同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即所谓“三党三派”组成，黄炎培是首任主席。但由于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主要负责人政客色彩较浓，作为三派之一的崇尚务实的职教派群众与他们的旨趣不尽相同，所以早有另组政团的要求。抗战胜利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另行组织政团，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黄炎培起来主持筹备。
同时，产业界由于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和美国物资的排挤，政府取消定货，工厂无法开工。经济形势的突变，使他们遭遇很大困难，原先的同业社团已无力代表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的上层代表也主张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治性组织，争取民主，维护生存。职教派与实业界素有密切联系，黄炎培理解他们这些要求，遂会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20余位有代表性的各界活动分子，经过多次筹商，决定成立民主建国会。但黄炎培本人坚持不离开民盟，而且要求民建与民盟密切配合，并主张民建主要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以免别树一帜之嫌。
组成情况和政治主张
民主建国会组成人员，有三大支柱。第一是知识界中上层知名人士。主要是以与实业界有广泛联系的职教派首脑黄炎培、杨卫玉等为代表；第二是产业界上层代表人物。这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和当时是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章乃器等为主；第三是金融、经济界从业人员，主要是以施复亮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界知名人士和进步知识青年。此外，还有当地的一些金融、工业界代表人士，以及个别政治性小团体的归并。
民主建国会的名称，是1945年9月末第七次核心组讨论时决定的。因当时“民主建国”已是全民的呼声，正如黄炎培所说，顺应潮流，随手拈来，就定下来了。但在讨论过程中，有的主张既是政治性组织，就称民主建国党好了，但多数人主张“君子群而不党”，还是称民主建国会好。后来又由于个别小团体的归并，有人主张称“民主建国协会”，但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民主建国会”这一名称。直到1952年7月，民建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才决定冠以“中国”二字，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政纲、会章、成立宣言等文件，选出了理事37人，监事19人。之后理监事会又推出常务理事11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常务监事5人：彭一湖、冷遹、张雪澄、李组绅、刘丙吉。当时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规定不采用领袖制，故不设理事长。又规定不经集体讨论，任何理监事的言行不代表民主建国会。民主建国会对外发言人必须由常务理监事会讨论推定，这是当时针对特务横行的特殊环境决定的。民主建国会正式设主任委员乃是建国以后的事。但在当时绝大多数民建成员的心目中，认为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是民建的带头人。
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时，并没有取得当局的认可，因而并未正式向社会公开。故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时，民主建国会并没有正式代表参加。黄炎培是以民主同盟代表身份参加的，李烛尘则是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的。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两天，即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政协代表、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招待会，公告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散发了政纲和成立宣言，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八点意见》，这是民主建国会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参加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惠；无党派人士王云五、胡霖、郭沫若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于右任、马寅初、陶行知、胡子昂、褚辅成等共一百数十人。中共代表董必武致词中，对民主建国会向政协会议所提八点意见表示赞同，并说《新华日报》首先刊载，说明对民主建国会的支持。
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的活动
1946年1月10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建国会举办多次报告会，邀请政协代表作报告，介绍政协会议中有争议的问题及民主建国的问题。后来又联系救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等20余团体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协进会在重庆沧白堂每日举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演讲，但每次受到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协进会设有新闻处，由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负责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逐日报导协进会活动情况，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捣乱行径，公诸报端。1月24日晚，国民党特务跟踪新闻处职员李学民，被围殴受重伤。26日，又非法搜查黄炎培住宅，进行恐吓诬陷，妄图阻止民主建国会的活动。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共代表和各方面的努力，通过政府组织问题、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章案等五项协议，于1月31日闭幕。但国民党顽固派则认为各项协议和决议动摇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是上当受骗，因之五项协议通过之日，就急待撕毁五项协议。民主建国会的一些负责人开会研究，一致认识到和平民主有被破坏的危险，因此会同协进会各团体举办规模更大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造成声势，促使国民党认真实现五项协议，“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时，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抢占会场前排坐位和主席台，冒充“总主席”，夺取扩音器，擅自宣布开会。当主席团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起而抗议时，即被埋伏的特务包围殴打。主席团和群众被打伤60余人，不少人流血，造成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当晚，董必武、王若飞、沈钧儒、李烛尘等11名政协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许多报纸报导了事实真相，而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反诬“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某某某”，《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国民党报刊还提出“解散民主建国会”等叫嚣。经过各方面的声援和斗争，国民党方面请人出面斡旋，缓和事态，才告一段落。
成立民建重庆分会
由于抗战胜利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迁返南京，民主建国会许多成员将随工厂复员而离渝。民建总会即进行筹设重庆分会，1946年2月24日重庆分会正式成立。此后，在重庆的和平民主斗争，如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揭露蒋介石法西斯暴行，声援学生运动，发动宗教界举行祈祷和平大会等，都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或影响支持下，民建重庆分会联合其他渝地政团协力进行的。
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随政府复员而迁设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设民建总会于北京。
图1：1957年，毛主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亲切交谈。
图2：1945年7月，毛主席等到机场欢迎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一行。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图3：1945年7月，毛主席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亲切交谈。
图4：1945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关于民主建国会成立的报道。
图5：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招待会。图为参加招待会的各方面人士的签名。
图6：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发生“较场口事件”。
本文选编自重庆市政协《重庆文史资料》第28辑。图片为编者所加。
下午咖，在我家步行5分钟有一家咖啡店，一直也没过去。今天吃过午饭，给老头冲了一杯冰拿铁，成功。我说、要去咖啡店喝咖啡。俺老头说，你给我冲拿铁，自己跑到外面喝咖啡。我没理他、直接走了。
拿铁，苹果派。照例和老板一见如故的聊天，老板招待了一整壶耶加雪菲，真大方。姐，去哪里都是VIP的待遇，真不是吹的。
你那个苹果派也不给我烤烤，我跟老板说，下次可不能这么糊弄我了，他点头称是。
拿铁，苹果派。照例和老板一见如故的聊天，老板招待了一整壶耶加雪菲，真大方。姐，去哪里都是VIP的待遇，真不是吹的。
你那个苹果派也不给我烤烤，我跟老板说，下次可不能这么糊弄我了，他点头称是。
“梨”有分离的意思，能否用来供佛，看完它的寓意你就知道了。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无论我们供什么，不是给菩萨，也不是给佛，佛菩萨从来不需要我们供养的这些东西的，做这些， 是通过这些时刻提醒我们自已，一心清静，念念为善，时时忏悔，常存敬畏和恭敬之心，也代表我们有对佛法的信心。所以，供多少，供什么，佛法上没有定义，一束花，一杯水，一盏灯，一盘水果，一切如理如法就好。
用水果供佛是佛教的传统，任何我们喜欢吃的水果都可以供佛。用水果供佛，并非是佛菩萨要吃水果，而是藉由上供诸佛来训练我们的发心，让我们断除执著。在生活中，往往我们最喜欢的东西，也是最容易让我们产生执著的，为了断除这种执著，佛教里有上供下施这样的修行方法。在藏传佛教中，有这样的善巧方便方法，比如我们买回来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衣服，在穿之前，先在空中舞动几下，用意念供养遍虚空的诸佛菩萨，这样简单的方法可以为我们自己累积修行路上的福德资粮。
我们一般吃水果，尤其是“梨”，会特别讲究，不能分着吃。说梨的谐音是“离”，让人联想到分离，所以不能用梨来招待客人，因“梨”有“分离”的意思，不吉祥。所以送礼的几乎没有送“梨”的，不如苹果，平平安安，象征着吉利。
就水果来说，有人提出，梨因为谐音“离”而被排除在供果之外，如果依此来说，那些安徽和山西的贡梨从何而来？把这些意味着分离含义的水果进贡给皇上，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被封为无上荣耀的“贡梨”，可见，即使在忌讳颇多的封建帝王时代，梨在贡品中也是有一席之地的。那么，如果因为这种谐音“离”的原因，而说不能做供佛菩萨的供品也是站不住脚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佛法而与佛结缘。
“梨”在供养佛中有，“离苦得乐”的意思，就是脱离六道轮回，得到涅槃之乐的寓意。佛教认为，人生是苦。人有八种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及五蕴炽盛苦。再幸福的人，都无法离开这八种苦，这是对人讲的。
佛教认为，六道其实都是苦。三恶道就不用说了，地狱，苦无间断，饿鬼，每天饿着肚子，饿的感觉其实是很可怕的。而畜生身不由己，看看那些待宰的动物和流浪的动物就明白苦不苦，即使是天道，天人日日享乐，也有福报享完的那一天，临终也有大恐怖，这就是六道是苦。
“梨”的寓意是好的，离苦得乐，走上解脱之道。其实供养佛，要的是一个清净心，因为清净心才能生智慧。若要离苦得乐，当下唯有念佛是成佛的捷径，只有成了佛才会得到涅槃之乐。具足信愿持名念佛，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或预知时至或临终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净土为不退转菩萨，而且一生成佛。不仅离苦得乐，解脱生死六道轮回之苦，还可广渡众生，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这里面包括我们生生世世的父母和冤亲债主。

信愿念佛是仰仗佛慈悲愿力“持名念佛”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相对其他教法来讲，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中说：“无论出家在家，管员百姓，老幼男女，贵贱贤愚，但肯修持念佛一法，皆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蕅益大师在《弥陀要解》中讲过，“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在持名之深浅”。
念佛往生西方净土的关键就是深信切愿，怎么才是深信切愿。大安法师答：三界火宅，是苦海，是牢狱，是茅坑，不容一刻的停留。感受到了世间的种种苦，进而真切地认同这五欲的世间无可贪恋，那么这世间的苦难就成就了你的厌离心。厌离心生起了，欣求心就恳切了。厌离娑婆、欣求极乐的心一恳切下来，这就是你的切愿了，而这个切愿，是以你的深信作为依托的。你的深信切愿一生起，就会自然努力精进地念佛。深信、切愿、持名，往生的资粮就具足了。所以娑婆世间众生以八苦为师，以逆境为师，藉烦恼为菩提，成就信愿行。
念佛法门普被三根，不管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上智下愚，用这个方法个个成佛，这平等，真平等！到达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力加持，个个都是阿惟越致菩萨（一生补处，一生成佛），这叫平等成佛。敬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ná mó ā mǐ tuó fó)或阿弥陀佛。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无论我们供什么，不是给菩萨，也不是给佛，佛菩萨从来不需要我们供养的这些东西的，做这些， 是通过这些时刻提醒我们自已，一心清静，念念为善，时时忏悔，常存敬畏和恭敬之心，也代表我们有对佛法的信心。所以，供多少，供什么，佛法上没有定义，一束花，一杯水，一盏灯，一盘水果，一切如理如法就好。
用水果供佛是佛教的传统，任何我们喜欢吃的水果都可以供佛。用水果供佛，并非是佛菩萨要吃水果，而是藉由上供诸佛来训练我们的发心，让我们断除执著。在生活中，往往我们最喜欢的东西，也是最容易让我们产生执著的，为了断除这种执著，佛教里有上供下施这样的修行方法。在藏传佛教中，有这样的善巧方便方法，比如我们买回来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衣服，在穿之前，先在空中舞动几下，用意念供养遍虚空的诸佛菩萨，这样简单的方法可以为我们自己累积修行路上的福德资粮。
我们一般吃水果，尤其是“梨”，会特别讲究，不能分着吃。说梨的谐音是“离”，让人联想到分离，所以不能用梨来招待客人，因“梨”有“分离”的意思，不吉祥。所以送礼的几乎没有送“梨”的，不如苹果，平平安安，象征着吉利。
就水果来说，有人提出，梨因为谐音“离”而被排除在供果之外，如果依此来说，那些安徽和山西的贡梨从何而来？把这些意味着分离含义的水果进贡给皇上，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被封为无上荣耀的“贡梨”，可见，即使在忌讳颇多的封建帝王时代，梨在贡品中也是有一席之地的。那么，如果因为这种谐音“离”的原因，而说不能做供佛菩萨的供品也是站不住脚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佛法而与佛结缘。
“梨”在供养佛中有，“离苦得乐”的意思，就是脱离六道轮回，得到涅槃之乐的寓意。佛教认为，人生是苦。人有八种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及五蕴炽盛苦。再幸福的人，都无法离开这八种苦，这是对人讲的。
佛教认为，六道其实都是苦。三恶道就不用说了，地狱，苦无间断，饿鬼，每天饿着肚子，饿的感觉其实是很可怕的。而畜生身不由己，看看那些待宰的动物和流浪的动物就明白苦不苦，即使是天道，天人日日享乐，也有福报享完的那一天，临终也有大恐怖，这就是六道是苦。
“梨”的寓意是好的，离苦得乐，走上解脱之道。其实供养佛，要的是一个清净心，因为清净心才能生智慧。若要离苦得乐，当下唯有念佛是成佛的捷径，只有成了佛才会得到涅槃之乐。具足信愿持名念佛，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或预知时至或临终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净土为不退转菩萨，而且一生成佛。不仅离苦得乐，解脱生死六道轮回之苦，还可广渡众生，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这里面包括我们生生世世的父母和冤亲债主。

信愿念佛是仰仗佛慈悲愿力“持名念佛”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相对其他教法来讲，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中说：“无论出家在家，管员百姓，老幼男女，贵贱贤愚，但肯修持念佛一法，皆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蕅益大师在《弥陀要解》中讲过，“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在持名之深浅”。
念佛往生西方净土的关键就是深信切愿，怎么才是深信切愿。大安法师答：三界火宅，是苦海，是牢狱，是茅坑，不容一刻的停留。感受到了世间的种种苦，进而真切地认同这五欲的世间无可贪恋，那么这世间的苦难就成就了你的厌离心。厌离心生起了，欣求心就恳切了。厌离娑婆、欣求极乐的心一恳切下来，这就是你的切愿了，而这个切愿，是以你的深信作为依托的。你的深信切愿一生起，就会自然努力精进地念佛。深信、切愿、持名，往生的资粮就具足了。所以娑婆世间众生以八苦为师，以逆境为师，藉烦恼为菩提，成就信愿行。
念佛法门普被三根，不管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上智下愚，用这个方法个个成佛，这平等，真平等！到达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力加持，个个都是阿惟越致菩萨（一生补处，一生成佛），这叫平等成佛。敬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ná mó ā mǐ tuó fó)或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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