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丝纹和鱼子纹成了约定俗成的“要件”。这对于一般情形下判断是否“玺角”足够了。原因很简单，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找出既有竹丝又有鱼子纹理的东西并不多。除了竹子本身，其他还真没发现。但这两者区别很大，竹丝特别规整，极少在成器上，“竹丝”有“旁逸斜出”的状况。事实上，无论怎么抛光打磨，玺角的成器上总会有扎手的蛋白纤维的露头。这只是个人感觉和经验，作为判别远远不够。最为简单的方式，去加热，植物纤维和动物蛋白纤维燃烧的气味(锉下一些碎末，干炒一下)是有天地之差的。
最大的特点，在动物界，作为攻击性或防卫性的“角”，你知道有实芯的吗？除了“玺角”还有什么？目前来看，还没有发现。即使壁厚超过1厘米的动物角都是梦想。实芯之角，这就让高浮雕工艺的实施成为可能。尤其是形状复杂的雕件，支撑雕刻的厚度甚至可以达到几个厘米，就像酒壶(图一)，它的手把，壶嘴和壶体是一体的，并非组合拼接，而它们的凸出部分都超过壶体几个厘米，若加上壶体本身的壁厚，没有实芯的角质是无法完成的。而壶体空腔的存在，就如玉器一样，它是通过“掏堂”工艺实现的。
最有趣味的莫过于所谓的“鱼子纹”了，鱼子纹实际是犀角蛋白纤维(竹丝纹)的横截面的图案，鱼子纹的比喻很贴切，很有概括力。但实践中，用鱼子来描述蛋白纤维截面的形状是远远不够的。
鱼子很规范，在外形上非常“圆润”，几乎接近正圆。而玺角蛋白纤维截面的图案却异常丰富甚至是千奇百怪的，我们几乎无法发现大致相同的两个“玺角”鱼子的情况(图二)。
截面图形的多样性，实质是蛋白纤维的多样性，这说明，蛋白纤维在长度方向上是不均匀的，或者说很不规整的。我们尝试对它切片，结果是，即便是针对同一根纤维在不同切面上其“鱼子纹”的图形依旧是不同的，而切片越是密集，相邻的切面图案越接近。
放大镜下只能涉及到大约一平方厘米左右的范围，就像蜂巢一样，聚集了大约30多根蛋白纤维，显而易见的，每一根纤维的断面图形都是不同的。如果审视在大约100平方厘米的犀角的断面，那么就会有3000多种形态各异的“鱼子”图案，如果考虑到可以无限进行的长度方向的切片，那么，“鱼子纹”的图案就会是无限的变化。虽然每一个品种都可以有明确的归类，但具体到检测标的的犀角，这种变化依旧是我“无穷”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若以有限的人类能力仿造无限变化的纤维，哪怕就一根蛋白纤维，这终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唯一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只有玺牛自己。当然，大自然可以，上帝也可以的。
不同种类的玺牛，其断面的“鱼子”是大不同的(图三)，以下图形包括了可能已经灭绝了的玺牛品种。原因很简单，磁共振检测到的时间点是1770年左右，这个时间，只是反映了标的玺牛“孕育”的时刻，到今天非常可能这个品种已经被“灭门”了。很显然，这个类型的玺角鱼子和图二的鱼子有非常大的区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没有一颗鱼子是相同的。总体上，图三的反映蛋白纤维“细”了许多。
还有更“细”的玺角蛋白纤维的切面图形(图四)，同样的放大倍数下，纤维聚集有些零散，正因为纤维变细了，胶蛋白占据的空间就大多了。
以上三个种类的玺角，呈现出三个明显不同的切片图案，其共同之处便是，这些蛋白纤维的鱼子并非单一颜色，其中黑色部分其实是其蛋白纤维的内部“导管”，无论有多少切片，这些黑色部分一直是存在的，延续的。这说明，从上到下这些导管是完整且连续的。这个现象得出一个道理，所谓的竹丝纹并非仅仅是竹丝，这个竹丝所代表的蛋白纤维很复杂，它就像电缆线似的，不光有外圈，还有复杂的导管。这些导管还是中空的。
更为有趣的是，有一种非常晶莹剔透的高质量的玺角，它的蛋白纤维的鱼子呈现出“十字星”的图案。因此，将此类蛋白纤维的断面比喻成鱼子纹就很勉强了，原因是这与鱼子的形象大相径庭。
玺牛灭了，它的角却阴差阳错的存留下来，这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至于药用价值几何，我们还在进行当中。
不同品类的玺牛，会长出不同种类的玺角，每一种犀角，其断面的鱼子纹没有一颗相同的，它呈现出随机的千变万化，甚至是无限的变化，这是自然的造化。人类可以研究它，可以为我所用，但如果想复制它，或者每每怀疑它的真实性，这都是幼稚可笑的。而遗留于民间的玺角多受质疑，原因不过是，商人之间的咬毛，包括中医行业的人也在咬毛。多数人的无知以及少数人道德上的瑕疵共同造就了整个社会认知的层面的“迷茫”。作为收藏者，你若不用心，你若不透彻，没人会帮助
动用基因技术来检测是否玺角，这在技术上是非常成熟且简单的，因为不缺玺角基因的样本。不管古今玺角，他们在基因上都很接近，接近程度一定会远远超过与其他物种基因相似的水平，不过目前这项业务并没有开展。
以有限的能力去复制无限的变化，这在哲学上是办不到的，这在实践中也不会成功的，更是毫无意义的。
最大的特点，在动物界，作为攻击性或防卫性的“角”，你知道有实芯的吗？除了“玺角”还有什么？目前来看，还没有发现。即使壁厚超过1厘米的动物角都是梦想。实芯之角，这就让高浮雕工艺的实施成为可能。尤其是形状复杂的雕件，支撑雕刻的厚度甚至可以达到几个厘米，就像酒壶(图一)，它的手把，壶嘴和壶体是一体的，并非组合拼接，而它们的凸出部分都超过壶体几个厘米，若加上壶体本身的壁厚，没有实芯的角质是无法完成的。而壶体空腔的存在，就如玉器一样，它是通过“掏堂”工艺实现的。
最有趣味的莫过于所谓的“鱼子纹”了，鱼子纹实际是犀角蛋白纤维(竹丝纹)的横截面的图案，鱼子纹的比喻很贴切，很有概括力。但实践中，用鱼子来描述蛋白纤维截面的形状是远远不够的。
鱼子很规范，在外形上非常“圆润”，几乎接近正圆。而玺角蛋白纤维截面的图案却异常丰富甚至是千奇百怪的，我们几乎无法发现大致相同的两个“玺角”鱼子的情况(图二)。
截面图形的多样性，实质是蛋白纤维的多样性，这说明，蛋白纤维在长度方向上是不均匀的，或者说很不规整的。我们尝试对它切片，结果是，即便是针对同一根纤维在不同切面上其“鱼子纹”的图形依旧是不同的，而切片越是密集，相邻的切面图案越接近。
放大镜下只能涉及到大约一平方厘米左右的范围，就像蜂巢一样，聚集了大约30多根蛋白纤维，显而易见的，每一根纤维的断面图形都是不同的。如果审视在大约100平方厘米的犀角的断面，那么就会有3000多种形态各异的“鱼子”图案，如果考虑到可以无限进行的长度方向的切片，那么，“鱼子纹”的图案就会是无限的变化。虽然每一个品种都可以有明确的归类，但具体到检测标的的犀角，这种变化依旧是我“无穷”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若以有限的人类能力仿造无限变化的纤维，哪怕就一根蛋白纤维，这终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唯一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只有玺牛自己。当然，大自然可以，上帝也可以的。
不同种类的玺牛，其断面的“鱼子”是大不同的(图三)，以下图形包括了可能已经灭绝了的玺牛品种。原因很简单，磁共振检测到的时间点是1770年左右，这个时间，只是反映了标的玺牛“孕育”的时刻，到今天非常可能这个品种已经被“灭门”了。很显然，这个类型的玺角鱼子和图二的鱼子有非常大的区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没有一颗鱼子是相同的。总体上，图三的反映蛋白纤维“细”了许多。
还有更“细”的玺角蛋白纤维的切面图形(图四)，同样的放大倍数下，纤维聚集有些零散，正因为纤维变细了，胶蛋白占据的空间就大多了。
以上三个种类的玺角，呈现出三个明显不同的切片图案，其共同之处便是，这些蛋白纤维的鱼子并非单一颜色，其中黑色部分其实是其蛋白纤维的内部“导管”，无论有多少切片，这些黑色部分一直是存在的，延续的。这说明，从上到下这些导管是完整且连续的。这个现象得出一个道理，所谓的竹丝纹并非仅仅是竹丝，这个竹丝所代表的蛋白纤维很复杂，它就像电缆线似的，不光有外圈，还有复杂的导管。这些导管还是中空的。
更为有趣的是，有一种非常晶莹剔透的高质量的玺角，它的蛋白纤维的鱼子呈现出“十字星”的图案。因此，将此类蛋白纤维的断面比喻成鱼子纹就很勉强了，原因是这与鱼子的形象大相径庭。
玺牛灭了，它的角却阴差阳错的存留下来，这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至于药用价值几何，我们还在进行当中。
不同品类的玺牛，会长出不同种类的玺角，每一种犀角，其断面的鱼子纹没有一颗相同的，它呈现出随机的千变万化，甚至是无限的变化，这是自然的造化。人类可以研究它，可以为我所用，但如果想复制它，或者每每怀疑它的真实性，这都是幼稚可笑的。而遗留于民间的玺角多受质疑，原因不过是，商人之间的咬毛，包括中医行业的人也在咬毛。多数人的无知以及少数人道德上的瑕疵共同造就了整个社会认知的层面的“迷茫”。作为收藏者，你若不用心，你若不透彻，没人会帮助
动用基因技术来检测是否玺角，这在技术上是非常成熟且简单的，因为不缺玺角基因的样本。不管古今玺角，他们在基因上都很接近，接近程度一定会远远超过与其他物种基因相似的水平，不过目前这项业务并没有开展。
以有限的能力去复制无限的变化，这在哲学上是办不到的，这在实践中也不会成功的，更是毫无意义的。
【文献里的忻州】《忻州地区志》第一编文献里的忻州
编史修志，以“存史、资治、教化”为目的，古今皆然。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是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志者，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
忻州市图书馆特推出“文献里的忻州”栏目，以“读志、解志、传志”的方式，携《忻州地区志》与您一起全方位回顾忻州地区历史与精神文明建设之路。
忻州地区志简介
《忻州地区志》——忻州地区的第一部地方志，经过地区史志办全体同志及专家、学者的十个春秋以及各县市、各有关部门的全力配合支持编纂而成。这部具有资料性、权威性的地方志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古为今用，详今略古的原则，主要记述了20世纪“七七事变”起至90年代全区的自然风貌、经济状况、政治、军事、文化、民俗等方面的演变情况。它对于认识忻州、宣传忻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将为我们新一代鉴古知今、兴利除弊产生积极作用。
《忻州地区志》共二十三编，包括建置、自然地理、土地、人口、农业、工业、交通邮电、贸易、财税、金融、经济管理、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党派群团、政事、军事、教育、文化、文物、医药卫生、体育、科技、民俗、人物。
忻州地区简介
忻州地区位于山西省北中部，地处要冲，位置重要，向有“三关重地”“晋北锁钥”之称。境东五台山为华夏之胜，灵迹辉照;境西黄河为景物之雄，千古瞻观。悠久的社会历史，浓厚的民族文化传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
忻州地区民情淳厚，人杰地灵。历代人才辈出，文韬武略，各领风骚。
金代著名文学家元好问，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元代诗坛巨匠萨都剌在中国文学史上皆有重要影响。世代繁衍生息在这里的人民不畏强暴，抵御外侮，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其中尤以宋代杨家将为著。
在近代革命史上，境内民众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五四运动以后，在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以高君宇为代表的一代英杰投入无产阶级革命，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更加光辉的革命业绩，涌现出包括徐向前、薄一波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内的许多著名人物、仁人志士。
抗日战争时期，今忻州地区境内是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两大抗日根据地的发祥地和中心腹地。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火烧阳明堡飞机场战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解放战争时期，忻州人民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选派大才比干部南下、西进、北上，支援新解放区，为全国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人民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开创了崭新的局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所有这些古往今来人们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建文明的斗争历史和业绩，理当载入史册，长存于世，彰往昭来，激励后人。
第一编 建 置
忻州地区位于山西省北中部，地理坐标东经110°53'3"-113°58',北纬 38°65"~39°40'。北以恒山山脉、内长城与内蒙古自治区、朔州市、大同市为界，南至石岭关与太原市、阳泉市、吕梁地区毗邻，东以太行山与河北省接壤，西隔黄河与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相望。南北长约170公里，东西宽约245 公里，总面积为25157.641平方公里。
忻州地区春秋时为晋地，战国属赵;秦汉时分属太原郡、雁门郡和西河郡;三国时大部分地域属魏，西北部为羌胡属地;西晋、南北朝时分属新兴郡、雁门郡和秀容郡;隋、唐、五代、宋时先后分属新兴郡、雁门郡、忻州、代州、岚州、宪州;金代分属忻州、代州、坚州、宪州、宁化军、岢岚军，归河东北路;元代分属忻州、代州、崞州、保德州、管州、岚州、武州，归冀宁路和大同路;明、清属太原府之代州、忻州、保德州、岢岚州和宁武府。
民国元年起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各州、府经历废道与置道，境内直属省府等变化且行政区划分沿袭县区制。1956年则撤销区建制、建立乡镇制。1978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决定，撤销忻县地区革命委员会，设立忻县地区行政公署。1983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忻县地区行政公署改称忻州地区行政公署，忻县改为忻州市，辖区未变，各县实行乡镇制。
编史修志，以“存史、资治、教化”为目的，古今皆然。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是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志者，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
忻州市图书馆特推出“文献里的忻州”栏目，以“读志、解志、传志”的方式，携《忻州地区志》与您一起全方位回顾忻州地区历史与精神文明建设之路。
忻州地区志简介
《忻州地区志》——忻州地区的第一部地方志，经过地区史志办全体同志及专家、学者的十个春秋以及各县市、各有关部门的全力配合支持编纂而成。这部具有资料性、权威性的地方志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古为今用，详今略古的原则，主要记述了20世纪“七七事变”起至90年代全区的自然风貌、经济状况、政治、军事、文化、民俗等方面的演变情况。它对于认识忻州、宣传忻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将为我们新一代鉴古知今、兴利除弊产生积极作用。
《忻州地区志》共二十三编，包括建置、自然地理、土地、人口、农业、工业、交通邮电、贸易、财税、金融、经济管理、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党派群团、政事、军事、教育、文化、文物、医药卫生、体育、科技、民俗、人物。
忻州地区简介
忻州地区位于山西省北中部，地处要冲，位置重要，向有“三关重地”“晋北锁钥”之称。境东五台山为华夏之胜，灵迹辉照;境西黄河为景物之雄，千古瞻观。悠久的社会历史，浓厚的民族文化传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
忻州地区民情淳厚，人杰地灵。历代人才辈出，文韬武略，各领风骚。
金代著名文学家元好问，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元代诗坛巨匠萨都剌在中国文学史上皆有重要影响。世代繁衍生息在这里的人民不畏强暴，抵御外侮，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其中尤以宋代杨家将为著。
在近代革命史上，境内民众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五四运动以后，在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以高君宇为代表的一代英杰投入无产阶级革命，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更加光辉的革命业绩，涌现出包括徐向前、薄一波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内的许多著名人物、仁人志士。
抗日战争时期，今忻州地区境内是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两大抗日根据地的发祥地和中心腹地。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火烧阳明堡飞机场战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解放战争时期，忻州人民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选派大才比干部南下、西进、北上，支援新解放区，为全国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人民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开创了崭新的局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所有这些古往今来人们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建文明的斗争历史和业绩，理当载入史册，长存于世，彰往昭来，激励后人。
第一编 建 置
忻州地区位于山西省北中部，地理坐标东经110°53'3"-113°58',北纬 38°65"~39°40'。北以恒山山脉、内长城与内蒙古自治区、朔州市、大同市为界，南至石岭关与太原市、阳泉市、吕梁地区毗邻，东以太行山与河北省接壤，西隔黄河与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相望。南北长约170公里，东西宽约245 公里，总面积为25157.641平方公里。
忻州地区春秋时为晋地，战国属赵;秦汉时分属太原郡、雁门郡和西河郡;三国时大部分地域属魏，西北部为羌胡属地;西晋、南北朝时分属新兴郡、雁门郡和秀容郡;隋、唐、五代、宋时先后分属新兴郡、雁门郡、忻州、代州、岚州、宪州;金代分属忻州、代州、坚州、宪州、宁化军、岢岚军，归河东北路;元代分属忻州、代州、崞州、保德州、管州、岚州、武州，归冀宁路和大同路;明、清属太原府之代州、忻州、保德州、岢岚州和宁武府。
民国元年起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各州、府经历废道与置道，境内直属省府等变化且行政区划分沿袭县区制。1956年则撤销区建制、建立乡镇制。1978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决定，撤销忻县地区革命委员会，设立忻县地区行政公署。1983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忻县地区行政公署改称忻州地区行政公署，忻县改为忻州市，辖区未变，各县实行乡镇制。
沈鹏：书法的发展需要这样的争鸣
张公者先生以多年的实践、求索，提出了“书法合体”的概念，参与讨论者众多。因为问题涉及到书法本质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走向，具有丰厚的学术内涵和现实意义。“体”是中国书法理论的重要范畴。古代书论中论及“体”的地方颇多。体，是生命物质存在和运动的形态。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又指“本体”，并与“用”相对，一般认为“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现。近现代哲学大师熊十力先生著《体用论》，即从“体”“用”两个方面，对宇宙人生作了探讨，同时其援佛入儒、纵横古今的学术高度及其“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人文关怀，都在近现代文化史上留下重要一页。从书法理论上说，对“体”这一范畴的重新叩问，也有助于我们对书法艺术规律有更深的体察与领悟。
在古代书论中，关于“体”，总体上看有以下内涵：一曰字体之体。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云:“秦书有八体。”又如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分古文、篆书、隶书、草书为四种书体，论述其起源和发展。二曰结体之体，是指汉字书写的笔画结构，进入了书法艺术的范畴，如：“颜柳结体既异古人”（宋姜夔《续书谱》），“此赋草书世传王大令书，然结体殊不类”（宋黄伯思《东观馀论·跋草书洛神赋后》）。体是静止的，又在运动中形成，所以有了“势”，如“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唐张怀瓘《书断》），“故兵无常阵,字无常体也;谓如水火,势多不定”（唐虞世南《笔髓论》）。古人对“体”这一范畴的探讨在字体、结体、体势等几个维度上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书法深层次的文化涵义。体与气、骨、筋、肉、血、脉等术语一样，具有一种“生命观”，从身体到本体再到字体、体势，在中国书家心目中，书法和人体一样，是生命形态，同时体现着中国文化周流不止、生生不息的宇宙观。“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虞世南《笔髓论》），中国书法的审美世界，也因此变得深刻而丰富。同时，古人又说“书肇自然”，艺术的创造，遵循着自然生成变化及运转的规律。而书法的本体价值，实际也正是生命形态在自然形态中物化的表现，书家在创作之时，显现出“主体”与“客体”的交融，情感与形式的统一，这就是孙过庭所说的“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书法的发展与字体的变化存在平行又交叉的现象。从书法史上说，一流的大书家或者书法经典作品，往往在字体转变的历史潮流中涌现。由大篆到小篆，乃有李斯秦篆；由隶变乃有汉代隶书的诸多经典，由隶书的草化而有皇象、索靖。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书圣”地位，实亦有赖于他的“新体”，即行、今草、正书。另以草书的形成和发展而论，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竹简（睡虎地秦简）中已经可见合并、连缀等手法，这些手法即可看作后世草书的创作手法的原型。章草的成熟，也在楷书和行书之前。今草及后世所谓大草，是由章草演变的。
但是，中国书法字体，篆、隶、行、楷、草五体书，在其发展中相互渗透。一部分书家在文字字体变化的历史潮流中，勇创新体，获得巨大建树。同时还有更多的书家，在较为稳定的字体形态中，取法古人，发扬自身的个性，发挥创造，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书法审美的多样性。如颜真卿写楷书，字法笔意，每取乎篆籀，深沉博大，在唐人中如一峰突起，其行书，则更是屋漏痕篆书笔法。张旭、怀素的草书，其笔法亦通乎篆书。宋代诸家，如苏东坡、米芾行草，在体势上，都有隶趣。在审美上，借古入今，乃有古趣，也是一般规律。如傅山，写楷书、行草，时常杂糅篆书形体，到清中叶以后碑学运动，书法审美上更呈现出以上古三代金石趣味为追求的现象，极大改变了中国书法史的走向。一时期，碑学成为了书法史的主流。取法金石笔意，甚至取古字进行“合体”的创作现象，在笔者看来，是一种“托古改制”，其中间最重要的还是艺术家的原创精神。艺术家的个性，各种“新理异态”的艺术元素，在师古、学古的形态中展现。一如西方文艺复兴，反对神学束缚，而上追古罗马。近代黄宾虹论及清代道、咸以来的碑学，亦常以西方文艺复兴来类比。实际上其追求个性解放的内在思想，中外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总体上说，书法艺术的发展，书法家的创造，需要在传统、时代、自我三者的脉络之间寻觅契合与平衡。清人何绍基有云：“书家须自立门户，其旨在熔铸古人，自成一家”。熔铸古人，熔铸不同的字体、不同的碑帖，自然会产生“合体”的形态，而“自成一家”，打破前人藩篱，就是创造。书法史上看，王献之以“破体书”为能，创造气势连贯、绵延不绝之“一笔书”，故狭义之“破体书”往往指这种草书，即后人所谓大草，又如唐人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云“始从破体变风姿”。而在笔者看来，“破体”的意义更在于不墨守成规不拘泥形式的创新精神。原创与个性，是广义的“破体书”的核心要义。
在当下的文艺风气中，张公者先生在书法界发起关于“合体”与“破体”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可谓切中时弊。书法的发展，需要这样有高度和深度的争鸣活动。这种讨论，有助于大家对传统书论中的一些课题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能推动书法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而这些理论探讨中产生的火花，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发展而言，自然也是不无裨益的。
（文为荣宝斋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书法合体论》序，题为编者所加。）
张公者先生以多年的实践、求索，提出了“书法合体”的概念，参与讨论者众多。因为问题涉及到书法本质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走向，具有丰厚的学术内涵和现实意义。“体”是中国书法理论的重要范畴。古代书论中论及“体”的地方颇多。体，是生命物质存在和运动的形态。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又指“本体”，并与“用”相对，一般认为“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现。近现代哲学大师熊十力先生著《体用论》，即从“体”“用”两个方面，对宇宙人生作了探讨，同时其援佛入儒、纵横古今的学术高度及其“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人文关怀，都在近现代文化史上留下重要一页。从书法理论上说，对“体”这一范畴的重新叩问，也有助于我们对书法艺术规律有更深的体察与领悟。
在古代书论中，关于“体”，总体上看有以下内涵：一曰字体之体。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云:“秦书有八体。”又如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分古文、篆书、隶书、草书为四种书体，论述其起源和发展。二曰结体之体，是指汉字书写的笔画结构，进入了书法艺术的范畴，如：“颜柳结体既异古人”（宋姜夔《续书谱》），“此赋草书世传王大令书，然结体殊不类”（宋黄伯思《东观馀论·跋草书洛神赋后》）。体是静止的，又在运动中形成，所以有了“势”，如“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唐张怀瓘《书断》），“故兵无常阵,字无常体也;谓如水火,势多不定”（唐虞世南《笔髓论》）。古人对“体”这一范畴的探讨在字体、结体、体势等几个维度上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书法深层次的文化涵义。体与气、骨、筋、肉、血、脉等术语一样，具有一种“生命观”，从身体到本体再到字体、体势，在中国书家心目中，书法和人体一样，是生命形态，同时体现着中国文化周流不止、生生不息的宇宙观。“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虞世南《笔髓论》），中国书法的审美世界，也因此变得深刻而丰富。同时，古人又说“书肇自然”，艺术的创造，遵循着自然生成变化及运转的规律。而书法的本体价值，实际也正是生命形态在自然形态中物化的表现，书家在创作之时，显现出“主体”与“客体”的交融，情感与形式的统一，这就是孙过庭所说的“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书法的发展与字体的变化存在平行又交叉的现象。从书法史上说，一流的大书家或者书法经典作品，往往在字体转变的历史潮流中涌现。由大篆到小篆，乃有李斯秦篆；由隶变乃有汉代隶书的诸多经典，由隶书的草化而有皇象、索靖。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书圣”地位，实亦有赖于他的“新体”，即行、今草、正书。另以草书的形成和发展而论，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竹简（睡虎地秦简）中已经可见合并、连缀等手法，这些手法即可看作后世草书的创作手法的原型。章草的成熟，也在楷书和行书之前。今草及后世所谓大草，是由章草演变的。
但是，中国书法字体，篆、隶、行、楷、草五体书，在其发展中相互渗透。一部分书家在文字字体变化的历史潮流中，勇创新体，获得巨大建树。同时还有更多的书家，在较为稳定的字体形态中，取法古人，发扬自身的个性，发挥创造，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书法审美的多样性。如颜真卿写楷书，字法笔意，每取乎篆籀，深沉博大，在唐人中如一峰突起，其行书，则更是屋漏痕篆书笔法。张旭、怀素的草书，其笔法亦通乎篆书。宋代诸家，如苏东坡、米芾行草，在体势上，都有隶趣。在审美上，借古入今，乃有古趣，也是一般规律。如傅山，写楷书、行草，时常杂糅篆书形体，到清中叶以后碑学运动，书法审美上更呈现出以上古三代金石趣味为追求的现象，极大改变了中国书法史的走向。一时期，碑学成为了书法史的主流。取法金石笔意，甚至取古字进行“合体”的创作现象，在笔者看来，是一种“托古改制”，其中间最重要的还是艺术家的原创精神。艺术家的个性，各种“新理异态”的艺术元素，在师古、学古的形态中展现。一如西方文艺复兴，反对神学束缚，而上追古罗马。近代黄宾虹论及清代道、咸以来的碑学，亦常以西方文艺复兴来类比。实际上其追求个性解放的内在思想，中外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总体上说，书法艺术的发展，书法家的创造，需要在传统、时代、自我三者的脉络之间寻觅契合与平衡。清人何绍基有云：“书家须自立门户，其旨在熔铸古人，自成一家”。熔铸古人，熔铸不同的字体、不同的碑帖，自然会产生“合体”的形态，而“自成一家”，打破前人藩篱，就是创造。书法史上看，王献之以“破体书”为能，创造气势连贯、绵延不绝之“一笔书”，故狭义之“破体书”往往指这种草书，即后人所谓大草，又如唐人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云“始从破体变风姿”。而在笔者看来，“破体”的意义更在于不墨守成规不拘泥形式的创新精神。原创与个性，是广义的“破体书”的核心要义。
在当下的文艺风气中，张公者先生在书法界发起关于“合体”与“破体”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可谓切中时弊。书法的发展，需要这样有高度和深度的争鸣活动。这种讨论，有助于大家对传统书论中的一些课题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能推动书法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而这些理论探讨中产生的火花，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发展而言，自然也是不无裨益的。
（文为荣宝斋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书法合体论》序，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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