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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资源”走过价格狂飙突进：动力电池技术路线依旧百花齐放】
近期，持续飙涨的锂资源价格已经开始趋向稳定，锂、镍等关键原材料的价格或将出现回调。
“伴随着新能源汽车爆发式增长，我国动力电池装机量也实现了大幅提高，2021年全年装机量为154.5GWH，同比增长142.8%。预计到2030年全球电池装机量将达到大概3000GWH，行业正在快速增长。”6月16日，中科院院士欧阳明高在一场动力电池论坛上公开表示。
中国电池行业目前是全球最大、产业链最全的，占了全球产量的约70%，这是中国的优势产业。不过，我国电池行业也面临着材料价格上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等一系列挑战。
伴随着市场需求的大幅提升，动力电池产业在技术更迭、产业链建设、市场形态、产业布局等方面呈现出了一些新特征、新趋势。为了应对上游材料价格波动问题，亟须建立稳健的供需体系并开展电池材料的智能回收。面对欧美日韩对手的强势竞争，百花齐放般的技术创新仍然是我国电池产业未来几年竞争力持续提升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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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行业正在建立稳健的电池材料供需体系。视觉中国
关键材料价格或将回落
受产业周期、疫情、国际局势紧张等多重因素影响，动力电池上游原材料成本涨幅不断增加。从产业链整体的角度看，各个链条上的企业都承担成本上升的压力，这也影响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
不过，近期，持续飙涨的锂资源价格已经开始趋向稳定，并且有多位行业人士认为，锂、镍等关键原材料的价格或将出现回调。
容百科技董事长白厚善指出，预计明年金属镍供应量会超过40万吨，镍价会从现在的2万多美元/吨下降到1.5万美元/吨以下。
锂价格同样也预计会有所回落。“我们原来预测下半年碳酸锂价格会开始回落，前段时间这个趋势已经开始，但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生产暂时下降，5月份生产迅速恢复，出现了价格短暂回调，但大趋势肯定是下降。这也是矿业本身的特点，矿业作为周期性行业，当需求突然增加时价格会迅速上涨，但一定会回落。”白厚善表示。
尽管材料价格飙升，但从供给侧长期来看，动力电池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充足。
欧阳明高指出，从锂资源角度看，发展锂电池产业是没有问题的，国内锂资源探明储量在不断增加。
“我们现在的锂资源可采储量，轿车能做到30亿辆，中国估计到2040年、2045年就是3亿辆新能源轿车。而且到了一定程度，材料就可以开始循环，我们估计在2050年应该有一半的材料都是循环来的。”欧阳明高表示。
孚能科技董事长兼CEO王瑀也表示，国内原材料储量是足够的，现在出现原材料短缺的问题是由于新能源汽车产能的突然爆发导致上游供应链供应不上，出现了供需关系的偏离。
电池行业正在建立稳健的电池材料供需体系。企业层面，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应抱着共创共赢的态度去建立长期、稳定、友好的合作关系。整车、电池、电池的上游材料以及资源端要协同考虑，提高电池材料长短期需求预测和筹备能力。
国家层面，已经逐步对上游扩产进行有效的引导和布局，进一步自主开发国内资源，并在国际合作方面同澳洲、南美等区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双边合作，以保障原材料的供给。
另一方面，电池材料价格的上涨，意外催生了电池回收产业的快速发展。欧阳明高预计，在2050年有一半的电池材料都来自回收循环，这将很大程度上缓解当前的动力电池原材料短缺问题。
事实上，电池回收不仅仅是回收企业的责任，高效、自动化、智能回收跟电池本身的结构、架构有很大关系。因此在电池的初始设计端，包括电芯、电池包的设计，需要考虑将来的拆解便利性。在下一代的电池回收体系中，智能化水平、自动化水平将会得到更大的提升，能够对原材料的供应提供进一步的保障。
不过，目前电池回收还面临着回收难、标准化缺失等难题。
北京卫蓝董事长兼总经理俞会根认为，电池回收要从电池的全生命周期设计来考虑，从初始设计时就考虑梯次利用等回收相关的工作，真正把电池做全生命周期的设计，同时全产业链都参与进来，才能将链条全面盘活。
“我们不能把电池回收的责任都推到回收企业上，能不能做到高效、自动化和智能的回收，其实跟电池本身的结构有很大关系。如果说电池本身就不具备回收的便利性或友好性，再好的技术在后端也很难发挥效力。”中创新航研究院院长郑翔表示。
电池技术发展百花齐放
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更加关注动力电池在高安全、高比能量、长寿命和快充等方面的表现。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动力电池比能量水平不断攀升。目前三元方形电池能量密度接近300Wh/kg，软包电池已达到330Wh/kg;半固态电池能量密度也已突破360Wh/kg，预计到2025年将实现400Wh/kg;未来锂硫电池能量密度有望达到600Wh/kg。同时，安全也是电池企业的生命线。高镍、低钴/无钴、高锰等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迭代，均是以保证电池安全性能为前提条件。
动力电池企业竞争的核心则是做到并满足主机厂和消费者对于电池性能的需求。
“我们既要有各指标的平衡，又要有绝对值的提升，每家电池企业还要有自己的特色，坚持多样化发展。锂电池性能指标应当兼顾不同应用场景需求，实现电池综合效益最大化。我们认为电池各个性能指标绝对值都将继续提升，这是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欧阳明高表示。
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多样，性能各有不同。动力电池按照封装形式来划分，分为圆柱、方形、软包电池;按照材料体系来划分，分为磷酸铁锂和三元。此外，近年来，CTP、CTC、One-Stop、麒麟电池等新型电池层出不穷。
不同的技术路线决定了动力电池不同的性能参数，包括容量、电压、全性、循环寿命等，进而决定了整车的性能和成本。
从主流的电池材料体系来看，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在不同的细分市场和应用场景，各具有不同的优势。“对于三元和磷酸铁锂之间的区别，主要是目前市场存在的技术，大规模应用的技术，基本上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问题，只是定位的市场场景、应用场景有区分，面对的是不同的车型或者说不同的用户群体。”郑翔表示。
从封装形式来看，圆柱、方形、软包三种路线三分天下，不同的电池厂商有所侧重，但是又有所重合，三种技术路线各有优劣。特斯拉推崇的圆柱电池采用卷绕工艺，产品品质稳定，成本相对较低，但对于BMS系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方形电池封装可靠度高，结构较为简单;软包电池，具有单体能量密度高、安全性能好、循环寿命长、设计灵活等优点，但是壳体强度低，对成组技术依赖性强，成组效率相对较低。
孚能科技选择了软包电池方向。王瑀认为，理论上讲肯定软包电池是最佳的选择，现在软包电池稳定性没有问题。
由于不同客户有不同的需求，宁德时代在圆柱、方形、软包均有布局。不过，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表示，更倾向于方形硬壳是更合适的方案。“我们的车要用10年，软包在封装的密封性上属于半密封状态，硬壳通过激光焊接可以叫做全密封，基于此宁德时代更倾向于用方壳电池。”吴凯表示。
整体而言，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目前创新势头迅猛，需要继续保持，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在动力电池领域持续深耕，并各具优势。
欧阳明高认为，现在电池还处于创新非常活跃、百花齐放的时候，但相信再过10年局面应该会比较清晰。在标准化方面，几种结构要继续保持创新的势头，大家都在创新，各自完善各自的体系，这是很重要的。
“现在的锂离子电池仍将在长时间内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全固态电池现在只能说仍然是一个理想状态，虽然现在有很多汽车厂商都宣布在2030年之前引入，我相信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就算2030年，它的市场占有率仍然会很低，但是相信理想的电池一定会出现。”欧阳明高最后表示。
【“锂资源”走过价格狂飙突进：动力电池技术路线依旧百花齐放】
近期，持续飙涨的锂资源价格已经开始趋向稳定，锂、镍等关键原材料的价格或将出现回调。
“伴随着新能源汽车爆发式增长，我国动力电池装机量也实现了大幅提高，2021年全年装机量为154.5GWH，同比增长142.8%。预计到2030年全球电池装机量将达到大概3000GWH，行业正在快速增长。”6月16日，中科院院士欧阳明高在一场动力电池论坛上公开表示。
中国电池行业目前是全球最大、产业链最全的，占了全球产量的约70%，这是中国的优势产业。不过，我国电池行业也面临着材料价格上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等一系列挑战。
伴随着市场需求的大幅提升，动力电池产业在技术更迭、产业链建设、市场形态、产业布局等方面呈现出了一些新特征、新趋势。为了应对上游材料价格波动问题，亟须建立稳健的供需体系并开展电池材料的智能回收。面对欧美日韩对手的强势竞争，百花齐放般的技术创新仍然是我国电池产业未来几年竞争力持续提升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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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行业正在建立稳健的电池材料供需体系。视觉中国
关键材料价格或将回落
受产业周期、疫情、国际局势紧张等多重因素影响，动力电池上游原材料成本涨幅不断增加。从产业链整体的角度看，各个链条上的企业都承担成本上升的压力，这也影响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
不过，近期，持续飙涨的锂资源价格已经开始趋向稳定，并且有多位行业人士认为，锂、镍等关键原材料的价格或将出现回调。
容百科技董事长白厚善指出，预计明年金属镍供应量会超过40万吨，镍价会从现在的2万多美元/吨下降到1.5万美元/吨以下。
锂价格同样也预计会有所回落。“我们原来预测下半年碳酸锂价格会开始回落，前段时间这个趋势已经开始，但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生产暂时下降，5月份生产迅速恢复，出现了价格短暂回调，但大趋势肯定是下降。这也是矿业本身的特点，矿业作为周期性行业，当需求突然增加时价格会迅速上涨，但一定会回落。”白厚善表示。
尽管材料价格飙升，但从供给侧长期来看，动力电池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充足。
欧阳明高指出，从锂资源角度看，发展锂电池产业是没有问题的，国内锂资源探明储量在不断增加。
“我们现在的锂资源可采储量，轿车能做到30亿辆，中国估计到2040年、2045年就是3亿辆新能源轿车。而且到了一定程度，材料就可以开始循环，我们估计在2050年应该有一半的材料都是循环来的。”欧阳明高表示。
孚能科技董事长兼CEO王瑀也表示，国内原材料储量是足够的，现在出现原材料短缺的问题是由于新能源汽车产能的突然爆发导致上游供应链供应不上，出现了供需关系的偏离。
电池行业正在建立稳健的电池材料供需体系。企业层面，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应抱着共创共赢的态度去建立长期、稳定、友好的合作关系。整车、电池、电池的上游材料以及资源端要协同考虑，提高电池材料长短期需求预测和筹备能力。
国家层面，已经逐步对上游扩产进行有效的引导和布局，进一步自主开发国内资源，并在国际合作方面同澳洲、南美等区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双边合作，以保障原材料的供给。
另一方面，电池材料价格的上涨，意外催生了电池回收产业的快速发展。欧阳明高预计，在2050年有一半的电池材料都来自回收循环，这将很大程度上缓解当前的动力电池原材料短缺问题。
事实上，电池回收不仅仅是回收企业的责任，高效、自动化、智能回收跟电池本身的结构、架构有很大关系。因此在电池的初始设计端，包括电芯、电池包的设计，需要考虑将来的拆解便利性。在下一代的电池回收体系中，智能化水平、自动化水平将会得到更大的提升，能够对原材料的供应提供进一步的保障。
不过，目前电池回收还面临着回收难、标准化缺失等难题。
北京卫蓝董事长兼总经理俞会根认为，电池回收要从电池的全生命周期设计来考虑，从初始设计时就考虑梯次利用等回收相关的工作，真正把电池做全生命周期的设计，同时全产业链都参与进来，才能将链条全面盘活。
“我们不能把电池回收的责任都推到回收企业上，能不能做到高效、自动化和智能的回收，其实跟电池本身的结构有很大关系。如果说电池本身就不具备回收的便利性或友好性，再好的技术在后端也很难发挥效力。”中创新航研究院院长郑翔表示。
电池技术发展百花齐放
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更加关注动力电池在高安全、高比能量、长寿命和快充等方面的表现。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动力电池比能量水平不断攀升。目前三元方形电池能量密度接近300Wh/kg，软包电池已达到330Wh/kg;半固态电池能量密度也已突破360Wh/kg，预计到2025年将实现400Wh/kg;未来锂硫电池能量密度有望达到600Wh/kg。同时，安全也是电池企业的生命线。高镍、低钴/无钴、高锰等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迭代，均是以保证电池安全性能为前提条件。
动力电池企业竞争的核心则是做到并满足主机厂和消费者对于电池性能的需求。
“我们既要有各指标的平衡，又要有绝对值的提升，每家电池企业还要有自己的特色，坚持多样化发展。锂电池性能指标应当兼顾不同应用场景需求，实现电池综合效益最大化。我们认为电池各个性能指标绝对值都将继续提升，这是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欧阳明高表示。
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多样，性能各有不同。动力电池按照封装形式来划分，分为圆柱、方形、软包电池;按照材料体系来划分，分为磷酸铁锂和三元。此外，近年来，CTP、CTC、One-Stop、麒麟电池等新型电池层出不穷。
不同的技术路线决定了动力电池不同的性能参数，包括容量、电压、全性、循环寿命等，进而决定了整车的性能和成本。
从主流的电池材料体系来看，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在不同的细分市场和应用场景，各具有不同的优势。“对于三元和磷酸铁锂之间的区别，主要是目前市场存在的技术，大规模应用的技术，基本上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问题，只是定位的市场场景、应用场景有区分，面对的是不同的车型或者说不同的用户群体。”郑翔表示。
从封装形式来看，圆柱、方形、软包三种路线三分天下，不同的电池厂商有所侧重，但是又有所重合，三种技术路线各有优劣。特斯拉推崇的圆柱电池采用卷绕工艺，产品品质稳定，成本相对较低，但对于BMS系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方形电池封装可靠度高，结构较为简单;软包电池，具有单体能量密度高、安全性能好、循环寿命长、设计灵活等优点，但是壳体强度低，对成组技术依赖性强，成组效率相对较低。
孚能科技选择了软包电池方向。王瑀认为，理论上讲肯定软包电池是最佳的选择，现在软包电池稳定性没有问题。
由于不同客户有不同的需求，宁德时代在圆柱、方形、软包均有布局。不过，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表示，更倾向于方形硬壳是更合适的方案。“我们的车要用10年，软包在封装的密封性上属于半密封状态，硬壳通过激光焊接可以叫做全密封，基于此宁德时代更倾向于用方壳电池。”吴凯表示。
整体而言，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目前创新势头迅猛，需要继续保持，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在动力电池领域持续深耕，并各具优势。
欧阳明高认为，现在电池还处于创新非常活跃、百花齐放的时候，但相信再过10年局面应该会比较清晰。在标准化方面，几种结构要继续保持创新的势头，大家都在创新，各自完善各自的体系，这是很重要的。
“现在的锂离子电池仍将在长时间内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全固态电池现在只能说仍然是一个理想状态，虽然现在有很多汽车厂商都宣布在2030年之前引入，我相信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就算2030年，它的市场占有率仍然会很低，但是相信理想的电池一定会出现。”欧阳明高最后表示。
【开启山西方言喜剧的新阶段——评太原莲花落轻喜剧《合浪浪许家》】
“七一”前夕，《合浪浪许家》这部优秀的话剧又要在青年宫剧场演出了，而且即将连演五场。我想，作为文艺工作者，用这样的作品迎接党的生日，实际上就是为党和人民奉献的最好的精神礼物。我还想，在全市人民迎接“二十大”召开的喜庆日子里，这部作品，肯定还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
《合浪浪许家》是什么？它是“胡同巷子”的太原方言说法，是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变迁史的一段提炼，是用“太原莲花落”串联的一台轻喜剧，是由本省笑星、歌星组合而成的精粹创作班底共同推出的话剧作品，当然，它更是本剧的三位核心人物——导演柴京云、主演柴京海与编剧兼主演王名乐的师徒友爱结晶，是山西太原、大同两大城市曲艺家们的凝聚和结合，是本土编创力量象征性的崛起，是对古城民俗的一次亲切的叩问，是对“非遗”文化元素的一次深度挖掘，是对地域题材蕴含的无尽宝藏的一次快乐的提醒，是对先辈名师的一次致敬巡礼，是对三晋风情的一次艺术再现，是对本乡本土过去时代的一次乡愁回顾——当然，方言话剧《合浪浪许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由文化积淀所带来的艺术创作力的喷发：它的创作是自觉的，表演团队的合力是自觉的，呈现出的感人魅力是自觉且自然的。我认为，本剧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都给予了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一、巧妙的民俗切入以及方言的原生魅力体现。在本剧中，编导们展现出了特别珍贵的展示民俗文化的自觉性，将太原古城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景象——沉淀较长的生活景象自然地成为了当地的民俗——一一呈现。诸如：一号人物许有福靠修自行车为生的职业，既说明了这位主人公在太原“合浪浪”（胡同）的阶层角色，又将过去时代标志性手工业修理的职业给予了亮相，虽然这一职业目前已有所衰微；还有许家养的鹦鹉，也将那个时代流行于市民中的玩鸟——一种准风俗给予了展示。还有，大杂院内各个家庭的纷乱关系与纠葛，以及太原酒厂“高粱白”、“宁化府的陈醋”、“认一力的饺子馅”等等元素的渗入，特别是太原莲花落曲艺形式的贯彻串联，将地域特色一览无余地灌输给了观众。太原莲花落是已故的曹强先生在60年前发掘、整理、创立的一个独特的曲艺品种，它以纯正的（其实亦是按照汉语拼音发声）太原话为基调，融合了说、唱于快板中，亦说亦唱、快说慢唱，与表演中保存与发展了诸多的地方性语言，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民族语言、地域方言迅速消失的时代，太原方言在这样一种形式的寄托之下生存繁衍，并且能够寄生于像王名乐这样的“90后一代”，堪称幸事一件。这也使我们想到：语言的承载与延续，其实就是民俗文化的承载与延续，而城市的记忆，既在固定的建筑中，也在流动的语汇里。珍惜每一种含有记忆的方言，不仅应该是“非遗保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曲艺家们特别是方言曲艺家们的责任。是的，本剧最重要的对太原民俗的展现，主要体现在了语言上——除了太原莲花落的曲艺元素之外，还包涵了太原话、五台话，同时也为了体现工业城市外地人多的特点，还加入了老师身份的标准普通话和调侃逗笑待业青年的山东话。舞台之上，语言的特别往往引发观众的笑点，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一台运用“晋方言”创作的好剧——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对“晋方言”话剧给予如此的关注与重视，是因为，它是山西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代表形式，是“晋商”先辈卧冰饮雪、艰难拓殖的文化沉淀，它也是晋剧、二人台、晋陕蒙黄河三角州民歌等艺术形式的最重要的语言基础。商路即戏路，商路即歌路，商路即艺路，这其中，太原方言，因了省城所在地的缘故，成为或应当成为“晋语区”的核心。事实上，细心人可以发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方言，与太原的方言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从太原北上，在跨越了忻州、雁北地区等地的方言鸿沟之后，太原方言与呼和浩特方言近乎神奇地重叠了——而这，实际上是晋中一带晋商，用几百年“走西口”的血汗经历所开发与渗透的历史结果。我们想说的是，通过对太原方言的溯源、挖掘、推广、研究与比较，以及通过对《合浪浪许家》这样的方言话剧的宣传和介绍，我们应该捡回山西与陕北、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与张家口等区域的文化纽带，迎回飘泊在如上区域的晋商之魂，重新开通与这些区域的文化艺术交流，进而加强全面的经济贸易联系，找回历史的亲情与商情。
二、雄厚的创作班底以及集体创作组合的自发性。前面说了，《合浪浪许家》是太原、大同曲艺形式的融汇贯通，还是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经验的交流与碰撞。如果我们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颇多：一、二者都是本地艺术家创新的结果；二、二者皆用当地方言表演；三、最大的共同点，二者之所以在本地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都有过硬的作品，而在过硬的作品背后，是因为太原莲花落的创始人曹强与大同数来宝的创始人柴京云，本身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曲艺作家。当观众欣赏并且喜爱这两种快板形式的地方艺术时，常常因为看到他们本人的精彩表演而忽略了他们的创作实力，而当我们在仔细分析二者的成功因素时，也才透过表演研究文本时感叹：曹强与柴京云两人的创作功力之深厚、提炼生活现象之精准。很难想像，假如不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创作，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有如此深远的吸引力。曹强创作的太原莲花落小段，如《卖花生》《看车祸》《立竿见影》等等，柴京云创作的大同数来宝《工钱》《隔辈亲》《望子成龙》等等，无论从取材的角度上看，还是从内容的鲜活度上看，更或从语言的精彩度上看，都比一般的曲艺作家水平要高。对普通市民阶层平凡生活的深切的观察，以及独具匠心、巧妙构思的提纯和提炼，使得曹强与柴京云为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的诸多作品，饱含着城市的烟火气，接续着世间的地息气，散发着乡土的草根气，也抒发着人生的七情六欲，表达着大千世界的变化多端，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上能获奖，下有市场——实际上，是生活基础和创作的视角一直站在群众的角度使然，更是超功利创作的意外收获。令人惊喜的是，相当年轻的“90后”编剧王名乐，在师从了曹强与柴京云之后，真正站在了艺术大家的肩膀上，承继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以上的优秀基因，用回顾的眼光，为我们送上了《合浪浪许家》这盘民俗大菜，将太原古城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用喜剧的一角，给予了透视和表现。它的曲艺语言手法的运用，娴熟而轻巧；它的悲喜剧的揉合，贴切而无痕；它的人物身份的设置，照顾了各个层面；它的情节的回环、悬念的解扣，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创作的悟性。
三、省城文艺演出团体的内生动力及潜力挥发。《合浪浪许家》的出品单位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本身并不是常规性的演出话剧的剧团，但这个单位确实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在它的上级单位——太原广播电视台的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跨界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换言之，这个剧团没有因为主业是歌舞和杂技，而排斥作为“非遗”元素的太原莲花落。相反，该团的领导充分地重视和发挥了王名乐的作用，大胆起用这位在曲艺界崭露头角的“90后”人才，并且使金辉等名演员适当转型，在本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辅助或配合王名乐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而歌舞及杂技的元素在全剧收尾时给予了体现，也使我们看到了该团综合性的表演实力。实际上，歌舞及杂技在本剧中出现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团体，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起用，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无论那一个行业，人才的竞争才是终极的竞争。用对一个人才，振兴一项事业，而这，也是我看《合浪浪许家》之后，最想发出的呼喊。
（作者：王 辉，为文旅部优秀专家，省政协委员，省文旅厅艺委会秘书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一级编剧）
“七一”前夕，《合浪浪许家》这部优秀的话剧又要在青年宫剧场演出了，而且即将连演五场。我想，作为文艺工作者，用这样的作品迎接党的生日，实际上就是为党和人民奉献的最好的精神礼物。我还想，在全市人民迎接“二十大”召开的喜庆日子里，这部作品，肯定还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
《合浪浪许家》是什么？它是“胡同巷子”的太原方言说法，是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变迁史的一段提炼，是用“太原莲花落”串联的一台轻喜剧，是由本省笑星、歌星组合而成的精粹创作班底共同推出的话剧作品，当然，它更是本剧的三位核心人物——导演柴京云、主演柴京海与编剧兼主演王名乐的师徒友爱结晶，是山西太原、大同两大城市曲艺家们的凝聚和结合，是本土编创力量象征性的崛起，是对古城民俗的一次亲切的叩问，是对“非遗”文化元素的一次深度挖掘，是对地域题材蕴含的无尽宝藏的一次快乐的提醒，是对先辈名师的一次致敬巡礼，是对三晋风情的一次艺术再现，是对本乡本土过去时代的一次乡愁回顾——当然，方言话剧《合浪浪许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由文化积淀所带来的艺术创作力的喷发：它的创作是自觉的，表演团队的合力是自觉的，呈现出的感人魅力是自觉且自然的。我认为，本剧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都给予了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一、巧妙的民俗切入以及方言的原生魅力体现。在本剧中，编导们展现出了特别珍贵的展示民俗文化的自觉性，将太原古城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景象——沉淀较长的生活景象自然地成为了当地的民俗——一一呈现。诸如：一号人物许有福靠修自行车为生的职业，既说明了这位主人公在太原“合浪浪”（胡同）的阶层角色，又将过去时代标志性手工业修理的职业给予了亮相，虽然这一职业目前已有所衰微；还有许家养的鹦鹉，也将那个时代流行于市民中的玩鸟——一种准风俗给予了展示。还有，大杂院内各个家庭的纷乱关系与纠葛，以及太原酒厂“高粱白”、“宁化府的陈醋”、“认一力的饺子馅”等等元素的渗入，特别是太原莲花落曲艺形式的贯彻串联，将地域特色一览无余地灌输给了观众。太原莲花落是已故的曹强先生在60年前发掘、整理、创立的一个独特的曲艺品种，它以纯正的（其实亦是按照汉语拼音发声）太原话为基调，融合了说、唱于快板中，亦说亦唱、快说慢唱，与表演中保存与发展了诸多的地方性语言，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民族语言、地域方言迅速消失的时代，太原方言在这样一种形式的寄托之下生存繁衍，并且能够寄生于像王名乐这样的“90后一代”，堪称幸事一件。这也使我们想到：语言的承载与延续，其实就是民俗文化的承载与延续，而城市的记忆，既在固定的建筑中，也在流动的语汇里。珍惜每一种含有记忆的方言，不仅应该是“非遗保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曲艺家们特别是方言曲艺家们的责任。是的，本剧最重要的对太原民俗的展现，主要体现在了语言上——除了太原莲花落的曲艺元素之外，还包涵了太原话、五台话，同时也为了体现工业城市外地人多的特点，还加入了老师身份的标准普通话和调侃逗笑待业青年的山东话。舞台之上，语言的特别往往引发观众的笑点，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一台运用“晋方言”创作的好剧——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对“晋方言”话剧给予如此的关注与重视，是因为，它是山西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代表形式，是“晋商”先辈卧冰饮雪、艰难拓殖的文化沉淀，它也是晋剧、二人台、晋陕蒙黄河三角州民歌等艺术形式的最重要的语言基础。商路即戏路，商路即歌路，商路即艺路，这其中，太原方言，因了省城所在地的缘故，成为或应当成为“晋语区”的核心。事实上，细心人可以发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方言，与太原的方言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从太原北上，在跨越了忻州、雁北地区等地的方言鸿沟之后，太原方言与呼和浩特方言近乎神奇地重叠了——而这，实际上是晋中一带晋商，用几百年“走西口”的血汗经历所开发与渗透的历史结果。我们想说的是，通过对太原方言的溯源、挖掘、推广、研究与比较，以及通过对《合浪浪许家》这样的方言话剧的宣传和介绍，我们应该捡回山西与陕北、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与张家口等区域的文化纽带，迎回飘泊在如上区域的晋商之魂，重新开通与这些区域的文化艺术交流，进而加强全面的经济贸易联系，找回历史的亲情与商情。
二、雄厚的创作班底以及集体创作组合的自发性。前面说了，《合浪浪许家》是太原、大同曲艺形式的融汇贯通，还是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经验的交流与碰撞。如果我们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颇多：一、二者都是本地艺术家创新的结果；二、二者皆用当地方言表演；三、最大的共同点，二者之所以在本地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都有过硬的作品，而在过硬的作品背后，是因为太原莲花落的创始人曹强与大同数来宝的创始人柴京云，本身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曲艺作家。当观众欣赏并且喜爱这两种快板形式的地方艺术时，常常因为看到他们本人的精彩表演而忽略了他们的创作实力，而当我们在仔细分析二者的成功因素时，也才透过表演研究文本时感叹：曹强与柴京云两人的创作功力之深厚、提炼生活现象之精准。很难想像，假如不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创作，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有如此深远的吸引力。曹强创作的太原莲花落小段，如《卖花生》《看车祸》《立竿见影》等等，柴京云创作的大同数来宝《工钱》《隔辈亲》《望子成龙》等等，无论从取材的角度上看，还是从内容的鲜活度上看，更或从语言的精彩度上看，都比一般的曲艺作家水平要高。对普通市民阶层平凡生活的深切的观察，以及独具匠心、巧妙构思的提纯和提炼，使得曹强与柴京云为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的诸多作品，饱含着城市的烟火气，接续着世间的地息气，散发着乡土的草根气，也抒发着人生的七情六欲，表达着大千世界的变化多端，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上能获奖，下有市场——实际上，是生活基础和创作的视角一直站在群众的角度使然，更是超功利创作的意外收获。令人惊喜的是，相当年轻的“90后”编剧王名乐，在师从了曹强与柴京云之后，真正站在了艺术大家的肩膀上，承继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以上的优秀基因，用回顾的眼光，为我们送上了《合浪浪许家》这盘民俗大菜，将太原古城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用喜剧的一角，给予了透视和表现。它的曲艺语言手法的运用，娴熟而轻巧；它的悲喜剧的揉合，贴切而无痕；它的人物身份的设置，照顾了各个层面；它的情节的回环、悬念的解扣，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创作的悟性。
三、省城文艺演出团体的内生动力及潜力挥发。《合浪浪许家》的出品单位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本身并不是常规性的演出话剧的剧团，但这个单位确实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在它的上级单位——太原广播电视台的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跨界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换言之，这个剧团没有因为主业是歌舞和杂技，而排斥作为“非遗”元素的太原莲花落。相反，该团的领导充分地重视和发挥了王名乐的作用，大胆起用这位在曲艺界崭露头角的“90后”人才，并且使金辉等名演员适当转型，在本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辅助或配合王名乐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而歌舞及杂技的元素在全剧收尾时给予了体现，也使我们看到了该团综合性的表演实力。实际上，歌舞及杂技在本剧中出现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团体，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起用，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无论那一个行业，人才的竞争才是终极的竞争。用对一个人才，振兴一项事业，而这，也是我看《合浪浪许家》之后，最想发出的呼喊。
（作者：王 辉，为文旅部优秀专家，省政协委员，省文旅厅艺委会秘书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一级编剧）
不肯“麻烦”友军
1951年5月16日18时，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打响。15军于17日晨攻占沙五郎峙、双德洞、古约洞及三年洞地区，歼美2师一部。18日，15军再接再厉，攻占板项里、大水洞及德田岘地区，并在大水洞将敌2师第38团团部及第1、第2营大部歼灭。美2师与陆战1师在寒溪、时垡里、都十里一线继续顽抗，15军前进受阻，未能进一步实现战役割裂任务。
这个时候，王近山没有动用位于春川的兵团预备队发展进攻，而是从第60军战斗队形中，调出179师，横向机动到春川以东，增强第15军方向上的突击力量，歼灭寒溪及其以东之敌。
有评论指出，这个决策是值得商榷的。重兵云集的战场上，部队作横向机动容易引发一系列指挥、通讯及后勤供应方面的混乱，加重作战困难。39军的2个师无论是与美伪作战的经验，还是对朝鲜地形、气候的适应程度，都远强于新入朝不久的第3兵团各部队。在有不少新锐部队入朝，前线已不缺部队的情况下，这2个师仍留在前线，证明它们在补充了新老战士后，仍然保持了相当战斗力。让其中1个师从春川向15军进攻方向作纵向机动，不仅距离较179师作横向机动更近，而且不易产生混乱，也不会削弱60军力量。将179师调走后，60军军长韦杰手中，此时只剩下该军战斗力最弱的180师。虽说该军此时处于次要方向上，可战场上一旦发生什么意外情况，韦杰手里将无预备队可用。
战功赫赫，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王近山为何偏偏这么做？他本人并未留下只言片语。如果从其战前表态来揣测，不能排除其有“尽量不麻烦配属作战的兄弟部队”这个考虑。
不过，因为当面敌军主力已经靠拢，王近山这次调整部署并没有产生明显效果。日后的悲剧主角，60军战斗序列中战斗力最弱的180师在第二阶段作战中表现却可圈可点。该师于16日夜攻占汉谷、塔洞、鸠岩里一线，19日攻占洪川江以北法所里地区，牵制了当面之敌美7师无法东援。
第二阶段作战，虽说中朝军队在战线中段、东段缴获了李伪军4个师团的大部分装备，但因山高林密，残敌溃入山中搜索不易，因而歼敌数量并不算理想。鉴于粮弹将尽，彭总于5月21日决定结束第二阶段的作战，令各兵团留1个师至1个军兵力，从现在位置起，采取机动防御，节节阻击，杀伤消耗敌人，掩护各兵团主力转移至渭川里、朔宁、文惠里、山阳里、杨口、元通里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息。
其中，第19兵团主力转移至渭川里、涟川以北休整，留1个军（或4个师）从议政府、清平川之线布防，利用东豆川里、抱川、机山里南北有利地形，采取纵深配备，阻击敌人。
第3兵团主力转移至铁原、金化地区休整，留1个军从加平、春川（不含）之线开始布防，利用华川以西山区节节阻击敌人，该兵团与第19兵团以机山里、文岩里、汉滩川为分界线。分界线以西（含线上）属第19兵团，以东属第3兵团。
第9兵团主力转移至华川、山阳里、金化（不含）以东地区休整，留1个师利用昭阳江及华川湖节节阻击。该兵团与第3兵团以新延江、芝岩里、白积山、大成山、金化线为分界线，以西属第3兵团（线上含），以东属第9兵团。
转移考虑欠周
彭总特别强调，各部队统一于23日晚开始向指定地区移动，担任机动防御的部队必须确实掌握兵力前轻后重、纵深配备的原则，注意加修工事，以减少自己的伤亡。尤其需要严密组织与发挥炮火的威力，予进犯之敌大量杀伤。对突出之敌，在有利我出击的情况下应即行组织反击，每次以消灭美军1个连至1个营，李伪军1个营至1个团为目标，以迟滞敌军进攻，争取更多的时间，利于我主力部队休整。
以往，很多著述都说彭总指挥上粗枝大叶。但从以上命令看，他对大部队转移过程中可能遭遇敌军反扑有充分估计，而且应对举措也很严谨。但这些举措是否能真正落到实处，就很考验兵团指挥员的水平和应变能力了。
从理论上说，各兵团最为稳妥的做法，是让兵团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先期占领预设阻击阵地，再组织前沿部队与敌脱离接触，节节后撤。但是，此前19兵团将65、64、63军自西向东呈一线展开，没办法这么做。杨得志将19兵团机动防御任务，交给了此前参战较少，同时也是兵团战斗力偏弱的65军，并规定该军在议政府至清平川地区阻敌15～20天。
第3兵团倒是有2个师的预备队一直没动用，但王近山将断后任务交给了60军。此时的60军军长韦杰手中，只掌握着180师。此前已加强给15军的179师，和配属给12军的181师要等撤退行动开始后，才能摆脱当面之敌，再作横向机动才能就位。只有位于3兵团右翼，屏护着第3与第19兵团结合部的180师，可以立即投入阻击作战。
几乎就在彭总下决心撤退的同时，已摸清志愿军弱点和作战规律的美伪军，发现中朝联军攻势明显减弱，即于21日开始组织部队实施试探性反击。
5月22日，彭总为避免我军后撤时部队拥挤，令担任第3兵团预备队的第39军2个师提前于22日黄昏转移。这是个不太明智的决策。大兵团作战，军令要严，这是统帅应知的基本常识。既然21日志司下达的作战命令，规定各部于23日晚统一后撤，那么位于第3兵团纵深的39军2个师就没有非提前行动不可的必要。而且这也使日后3兵团形势恶化时，将无新锐力量可供稳定战局。
而且这事本身会给中高级指挥员造成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也会让一线将士更加归心似箭，这就难免造成疏漏和混乱。
果不其然，见志司直接令兵团预备队提前后撤，王近山也令第15军提前于22日黄昏转移。这个缺乏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决定，几乎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23日天刚亮，美伪军就集中了4个军、13个师的兵力，沿汉城至涟川、春川至华川、洪川至麟蹄公路两侧地区，兵分多路向我实施猛烈反扑。
其中，美1军沿汉城至铁原轴线实施反扑，19兵团顶在最前沿的65军首当其冲。美9军向春川、华川方向进攻，扑向第19兵团63军和第3兵团60军。美10军向麟蹄、杨口方向进攻，意图切断我第9兵团各部的退路。
1951年5月16日18时，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打响。15军于17日晨攻占沙五郎峙、双德洞、古约洞及三年洞地区，歼美2师一部。18日，15军再接再厉，攻占板项里、大水洞及德田岘地区，并在大水洞将敌2师第38团团部及第1、第2营大部歼灭。美2师与陆战1师在寒溪、时垡里、都十里一线继续顽抗，15军前进受阻，未能进一步实现战役割裂任务。
这个时候，王近山没有动用位于春川的兵团预备队发展进攻，而是从第60军战斗队形中，调出179师，横向机动到春川以东，增强第15军方向上的突击力量，歼灭寒溪及其以东之敌。
有评论指出，这个决策是值得商榷的。重兵云集的战场上，部队作横向机动容易引发一系列指挥、通讯及后勤供应方面的混乱，加重作战困难。39军的2个师无论是与美伪作战的经验，还是对朝鲜地形、气候的适应程度，都远强于新入朝不久的第3兵团各部队。在有不少新锐部队入朝，前线已不缺部队的情况下，这2个师仍留在前线，证明它们在补充了新老战士后，仍然保持了相当战斗力。让其中1个师从春川向15军进攻方向作纵向机动，不仅距离较179师作横向机动更近，而且不易产生混乱，也不会削弱60军力量。将179师调走后，60军军长韦杰手中，此时只剩下该军战斗力最弱的180师。虽说该军此时处于次要方向上，可战场上一旦发生什么意外情况，韦杰手里将无预备队可用。
战功赫赫，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王近山为何偏偏这么做？他本人并未留下只言片语。如果从其战前表态来揣测，不能排除其有“尽量不麻烦配属作战的兄弟部队”这个考虑。
不过，因为当面敌军主力已经靠拢，王近山这次调整部署并没有产生明显效果。日后的悲剧主角，60军战斗序列中战斗力最弱的180师在第二阶段作战中表现却可圈可点。该师于16日夜攻占汉谷、塔洞、鸠岩里一线，19日攻占洪川江以北法所里地区，牵制了当面之敌美7师无法东援。
第二阶段作战，虽说中朝军队在战线中段、东段缴获了李伪军4个师团的大部分装备，但因山高林密，残敌溃入山中搜索不易，因而歼敌数量并不算理想。鉴于粮弹将尽，彭总于5月21日决定结束第二阶段的作战，令各兵团留1个师至1个军兵力，从现在位置起，采取机动防御，节节阻击，杀伤消耗敌人，掩护各兵团主力转移至渭川里、朔宁、文惠里、山阳里、杨口、元通里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息。
其中，第19兵团主力转移至渭川里、涟川以北休整，留1个军（或4个师）从议政府、清平川之线布防，利用东豆川里、抱川、机山里南北有利地形，采取纵深配备，阻击敌人。
第3兵团主力转移至铁原、金化地区休整，留1个军从加平、春川（不含）之线开始布防，利用华川以西山区节节阻击敌人，该兵团与第19兵团以机山里、文岩里、汉滩川为分界线。分界线以西（含线上）属第19兵团，以东属第3兵团。
第9兵团主力转移至华川、山阳里、金化（不含）以东地区休整，留1个师利用昭阳江及华川湖节节阻击。该兵团与第3兵团以新延江、芝岩里、白积山、大成山、金化线为分界线，以西属第3兵团（线上含），以东属第9兵团。
转移考虑欠周
彭总特别强调，各部队统一于23日晚开始向指定地区移动，担任机动防御的部队必须确实掌握兵力前轻后重、纵深配备的原则，注意加修工事，以减少自己的伤亡。尤其需要严密组织与发挥炮火的威力，予进犯之敌大量杀伤。对突出之敌，在有利我出击的情况下应即行组织反击，每次以消灭美军1个连至1个营，李伪军1个营至1个团为目标，以迟滞敌军进攻，争取更多的时间，利于我主力部队休整。
以往，很多著述都说彭总指挥上粗枝大叶。但从以上命令看，他对大部队转移过程中可能遭遇敌军反扑有充分估计，而且应对举措也很严谨。但这些举措是否能真正落到实处，就很考验兵团指挥员的水平和应变能力了。
从理论上说，各兵团最为稳妥的做法，是让兵团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先期占领预设阻击阵地，再组织前沿部队与敌脱离接触，节节后撤。但是，此前19兵团将65、64、63军自西向东呈一线展开，没办法这么做。杨得志将19兵团机动防御任务，交给了此前参战较少，同时也是兵团战斗力偏弱的65军，并规定该军在议政府至清平川地区阻敌15～20天。
第3兵团倒是有2个师的预备队一直没动用，但王近山将断后任务交给了60军。此时的60军军长韦杰手中，只掌握着180师。此前已加强给15军的179师，和配属给12军的181师要等撤退行动开始后，才能摆脱当面之敌，再作横向机动才能就位。只有位于3兵团右翼，屏护着第3与第19兵团结合部的180师，可以立即投入阻击作战。
几乎就在彭总下决心撤退的同时，已摸清志愿军弱点和作战规律的美伪军，发现中朝联军攻势明显减弱，即于21日开始组织部队实施试探性反击。
5月22日，彭总为避免我军后撤时部队拥挤，令担任第3兵团预备队的第39军2个师提前于22日黄昏转移。这是个不太明智的决策。大兵团作战，军令要严，这是统帅应知的基本常识。既然21日志司下达的作战命令，规定各部于23日晚统一后撤，那么位于第3兵团纵深的39军2个师就没有非提前行动不可的必要。而且这也使日后3兵团形势恶化时，将无新锐力量可供稳定战局。
而且这事本身会给中高级指挥员造成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也会让一线将士更加归心似箭，这就难免造成疏漏和混乱。
果不其然，见志司直接令兵团预备队提前后撤，王近山也令第15军提前于22日黄昏转移。这个缺乏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决定，几乎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23日天刚亮，美伪军就集中了4个军、13个师的兵力，沿汉城至涟川、春川至华川、洪川至麟蹄公路两侧地区，兵分多路向我实施猛烈反扑。
其中，美1军沿汉城至铁原轴线实施反扑，19兵团顶在最前沿的65军首当其冲。美9军向春川、华川方向进攻，扑向第19兵团63军和第3兵团60军。美10军向麟蹄、杨口方向进攻，意图切断我第9兵团各部的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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