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行一善[超话]# [鲜花]#每日一善#
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人生本该如此，境界越高的人，越懂得节制。唯有懂得知足，才是真正的富足。
自佑之人，天必佑之；自助之人，天必助之。存善心、行善事、做善人，上天也一定会善待你。
小满风光好，人生多惬意。人生在世，不求大富大贵，但求恬淡平安。有道是：“花未全开月未圆，人生最好是小满。”水满则溢，月盈则亏，这是自然之道。适可而止，恰到好处，知足常乐。
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人生本该如此，境界越高的人，越懂得节制。唯有懂得知足，才是真正的富足。
自佑之人，天必佑之；自助之人，天必助之。存善心、行善事、做善人，上天也一定会善待你。
小满风光好，人生多惬意。人生在世，不求大富大贵，但求恬淡平安。有道是：“花未全开月未圆，人生最好是小满。”水满则溢，月盈则亏，这是自然之道。适可而止，恰到好处，知足常乐。
#三联美食#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从高邮到昆明，从沙岭子再到北京，汪曾祺吃了、做了一辈子顺民菜；写食物，他笔下有风土，心里是乡愁。
1950年，汪曾祺从故宫右掖门搬到东单三条，即是今天的协和医院后身儿，豫王府地。暂别了筒子河边卖艺、修头的手艺人，一下子落入北京的平民市侩。住在这里的人，始终围绕着东单菜市场奔生活，那时候的东单，是一片低矮的灰色旧砖民房，其间是几栋1949年前留下的苏式建筑，显得宏伟，又突兀。
此前的汪曾祺对北京多少是有些不适应的，他说北京寻不见葵，贸然间兴起一种叶片尖小，且带紫色的木耳菜，让没见过“世面”的北京人趋之若鹜。北方人终究是不懂得吃的，甚至从未听闻“藠头”，食品商场偶尔从南方运来些新鲜的薤，排队抢购的南方人让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产生出一种莫大的好奇，凡是品尝过藠头的北方同志，闭着眼睛咀嚼不久，便会皱着眉头说：“不好吃，这哪儿有糖蒜好哇。”这会让汪曾祺感到一种失落。
汪曾祺所写的北京菜，大多是用来下饭的家常菜，小菠菜、五香烂蚕豆、扁豆、炒疙瘩、羊蹄、麻豆腐、北豆腐、臭豆腐、鲤鱼，总能让他挑出点儿刺儿来。可唯独对豌豆，他好像情有独钟。
那时的北京四九城，熏炒货摊子林立，堪比今天五步一现的咖啡馆。《异秉》里的王二，也是靠着熏烧生意发的家，炒豌豆和油炸豌豆，是老少咸宜的零嘴儿，二十文、几分钱，便可换来一小包，撒点盐花，边走边嚼，到了家门口，也就消灭干净了。
写了没几段，他便夸耀起南方的豆子来，云南的豌豆尖、四川的豌豆颠、厦门的荷兰甜豌豆是如何在汤中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云云；接下来便是吴兴人与日本人画的豌豆，嫣然可爱，美不可言云云。
当然，汪曾祺对于北京豌豆的喜好，更多的是因为“宫廷豌豆黄”，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长方形小块，再用刀割出四小方，装盘上桌。人们用牙签扎着吃它，仿佛老百姓也分到了这宫廷里的一杯羹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前后，汪家搬至甘家口，五口人挤在单元楼两间房里，睡觉要支折叠床。不爱逛街，偏爱菜市场的汪曾祺，在西四的菜市场里恢复了元气，也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写作高峰，数十篇关于食物的杂文，便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
他若发现市面上没有爆肚可买，就干脆买回生牛肚自己做，手撕筋膜，洗去污物，在碱、醋里浸泡良久。不料，下锅后发现，仍然咬不烂，全家人放下筷子，唯有他自己吃得津津有味。
渐渐的，汪曾祺也迷上了北方的韭菜花。从前在科班里学戏，韭菜花、青椒糊、酱油，拿开水在大木桶里一沏，这就是菜。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家户，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90年代初，市面上散装的韭菜花几乎不见了，玻璃瓶装的韭菜花，要卖到一块多一瓶，即便如此，汪老认定那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
韭菜花进了玻璃瓶，便说明涮肉馆子多了起来，市面上的生肉自然也敞开供应了。在《肉食者不鄙》中，他逐一写到镇江肴蹄、淮安菜的狮子头、苏州松鹤楼的名菜腐乳肉、上海的腌笃鲜、苏杭的东坡肉，等等。
他还给《中国烹饪》投稿，自创油条塞肉：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如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他形容这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并称“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
汪曾祺尤爱烤肉，将烤肉、烤鸭、烤白薯，聚称为“三烤”。他喜欢松木或果木的香气，又喜爱劈柴时的豪爽，当然，他也无法抵御肉的滋味，或许在烧烤之间，他更沉迷于那袅袅的烟火之气。
不出意外，他也喜欢观瞧烧烤的人。“老北京人吃烤肉都是自己动手，或焦或嫩，吃一斤还是两斤，全凭乐意。”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着烤，或者一只脚踩在长凳上，若是火旺，男人就脱得只穿一件衬衫露怀，解衣盘礴，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口喝酒，此情此景很是剽悍豪迈。可如今，“斯文”的烧烤店越开越多，汪曾祺笔下的“武吃者”几近灭绝，他的这一记录，可以刊登在“中国的红色美食名录”上。
汪曾祺也把北京人最常吃的面，写到了点儿上。他在101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结识了一位闲人老头儿，这位大爷中午吃抻面，晚上吃“拨鱼儿”，他每天的佐料，就是炸酱——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
再后来，随着《闹市闲人》的刊登，汪曾祺搬到了蒲黄榆，彻底远离了胡同生活，不过他仍旧喜欢下厨，做北京菜。由文章可见，他的京菜，也是带有一点儿南方口音的。
19岁离家，直到数十载后才回到家乡，仅凭着记忆和偶尔的探望，汪曾祺写下故乡的食物。高邮的咸鸭蛋是琐碎记忆中的一篇，也是关于故乡记忆中，最活灵活现的一文：孩子兴挂“鸭蛋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这是一种富足的象征，也是童年趣味，不似今天的咸鸭蛋，是偶尔想起的一道辅食而已。
“我走过不少地方，所食鸭蛋多矣，皆不能和高邮的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他又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在汪曾祺的谈吃中，人们见识到了吃醋的山西人，爱吃甜食的广东人，无尽逐臭的长沙火宫殿，金华的竹叶腿，又读到了四川的叙府糟蛋，宁波的瓦楞明蚶，却远不比家乡的炒米、焦屑、咸鸭蛋、咸菜茨菇汤、河鲜、水鸟有滋味，有关马齿苋、蒌蒿、山野的菜，他试图用家乡话来表达一种有关眷恋的情愫。
从最早的科普式小品文，到最后的杂文，汪曾祺前后写了近50篇关于饮食的文章。有关面茶、豆汁的文字，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后几篇关于吃的文章，刊登在《南方周末》上。所写的食物，也回归简朴。面茶、豆汁，大概是居住在北京有了些年月，才会尝试着与之和解的小吃吧。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味道，汪曾祺锅里的菜，不卑不亢，他笔下的菜，也毫无抱怨。在今天看来，那些有关滋味的文字，也不会过时，或许那些美文都是永恒的。
话到此处，也想用一个当下流行的词儿去形容一下汪老的文字，那就是“治愈”，那些句子治愈的不只是他的读者，或许也包括三起三落的他本人。
1950年，汪曾祺从故宫右掖门搬到东单三条，即是今天的协和医院后身儿，豫王府地。暂别了筒子河边卖艺、修头的手艺人，一下子落入北京的平民市侩。住在这里的人，始终围绕着东单菜市场奔生活，那时候的东单，是一片低矮的灰色旧砖民房，其间是几栋1949年前留下的苏式建筑，显得宏伟，又突兀。
此前的汪曾祺对北京多少是有些不适应的，他说北京寻不见葵，贸然间兴起一种叶片尖小，且带紫色的木耳菜，让没见过“世面”的北京人趋之若鹜。北方人终究是不懂得吃的，甚至从未听闻“藠头”，食品商场偶尔从南方运来些新鲜的薤，排队抢购的南方人让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产生出一种莫大的好奇，凡是品尝过藠头的北方同志，闭着眼睛咀嚼不久，便会皱着眉头说：“不好吃，这哪儿有糖蒜好哇。”这会让汪曾祺感到一种失落。
汪曾祺所写的北京菜，大多是用来下饭的家常菜，小菠菜、五香烂蚕豆、扁豆、炒疙瘩、羊蹄、麻豆腐、北豆腐、臭豆腐、鲤鱼，总能让他挑出点儿刺儿来。可唯独对豌豆，他好像情有独钟。
那时的北京四九城，熏炒货摊子林立，堪比今天五步一现的咖啡馆。《异秉》里的王二，也是靠着熏烧生意发的家，炒豌豆和油炸豌豆，是老少咸宜的零嘴儿，二十文、几分钱，便可换来一小包，撒点盐花，边走边嚼，到了家门口，也就消灭干净了。
写了没几段，他便夸耀起南方的豆子来，云南的豌豆尖、四川的豌豆颠、厦门的荷兰甜豌豆是如何在汤中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云云；接下来便是吴兴人与日本人画的豌豆，嫣然可爱，美不可言云云。
当然，汪曾祺对于北京豌豆的喜好，更多的是因为“宫廷豌豆黄”，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长方形小块，再用刀割出四小方，装盘上桌。人们用牙签扎着吃它，仿佛老百姓也分到了这宫廷里的一杯羹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前后，汪家搬至甘家口，五口人挤在单元楼两间房里，睡觉要支折叠床。不爱逛街，偏爱菜市场的汪曾祺，在西四的菜市场里恢复了元气，也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写作高峰，数十篇关于食物的杂文，便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
他若发现市面上没有爆肚可买，就干脆买回生牛肚自己做，手撕筋膜，洗去污物，在碱、醋里浸泡良久。不料，下锅后发现，仍然咬不烂，全家人放下筷子，唯有他自己吃得津津有味。
渐渐的，汪曾祺也迷上了北方的韭菜花。从前在科班里学戏，韭菜花、青椒糊、酱油，拿开水在大木桶里一沏，这就是菜。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家户，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90年代初，市面上散装的韭菜花几乎不见了，玻璃瓶装的韭菜花，要卖到一块多一瓶，即便如此，汪老认定那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
韭菜花进了玻璃瓶，便说明涮肉馆子多了起来，市面上的生肉自然也敞开供应了。在《肉食者不鄙》中，他逐一写到镇江肴蹄、淮安菜的狮子头、苏州松鹤楼的名菜腐乳肉、上海的腌笃鲜、苏杭的东坡肉，等等。
他还给《中国烹饪》投稿，自创油条塞肉：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如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他形容这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并称“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
汪曾祺尤爱烤肉，将烤肉、烤鸭、烤白薯，聚称为“三烤”。他喜欢松木或果木的香气，又喜爱劈柴时的豪爽，当然，他也无法抵御肉的滋味，或许在烧烤之间，他更沉迷于那袅袅的烟火之气。
不出意外，他也喜欢观瞧烧烤的人。“老北京人吃烤肉都是自己动手，或焦或嫩，吃一斤还是两斤，全凭乐意。”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着烤，或者一只脚踩在长凳上，若是火旺，男人就脱得只穿一件衬衫露怀，解衣盘礴，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口喝酒，此情此景很是剽悍豪迈。可如今，“斯文”的烧烤店越开越多，汪曾祺笔下的“武吃者”几近灭绝，他的这一记录，可以刊登在“中国的红色美食名录”上。
汪曾祺也把北京人最常吃的面，写到了点儿上。他在101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结识了一位闲人老头儿，这位大爷中午吃抻面，晚上吃“拨鱼儿”，他每天的佐料，就是炸酱——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
再后来，随着《闹市闲人》的刊登，汪曾祺搬到了蒲黄榆，彻底远离了胡同生活，不过他仍旧喜欢下厨，做北京菜。由文章可见，他的京菜，也是带有一点儿南方口音的。
19岁离家，直到数十载后才回到家乡，仅凭着记忆和偶尔的探望，汪曾祺写下故乡的食物。高邮的咸鸭蛋是琐碎记忆中的一篇，也是关于故乡记忆中，最活灵活现的一文：孩子兴挂“鸭蛋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这是一种富足的象征，也是童年趣味，不似今天的咸鸭蛋，是偶尔想起的一道辅食而已。
“我走过不少地方，所食鸭蛋多矣，皆不能和高邮的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他又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在汪曾祺的谈吃中，人们见识到了吃醋的山西人，爱吃甜食的广东人，无尽逐臭的长沙火宫殿，金华的竹叶腿，又读到了四川的叙府糟蛋，宁波的瓦楞明蚶，却远不比家乡的炒米、焦屑、咸鸭蛋、咸菜茨菇汤、河鲜、水鸟有滋味，有关马齿苋、蒌蒿、山野的菜，他试图用家乡话来表达一种有关眷恋的情愫。
从最早的科普式小品文，到最后的杂文，汪曾祺前后写了近50篇关于饮食的文章。有关面茶、豆汁的文字，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后几篇关于吃的文章，刊登在《南方周末》上。所写的食物，也回归简朴。面茶、豆汁，大概是居住在北京有了些年月，才会尝试着与之和解的小吃吧。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味道，汪曾祺锅里的菜，不卑不亢，他笔下的菜，也毫无抱怨。在今天看来，那些有关滋味的文字，也不会过时，或许那些美文都是永恒的。
话到此处，也想用一个当下流行的词儿去形容一下汪老的文字，那就是“治愈”，那些句子治愈的不只是他的读者，或许也包括三起三落的他本人。
黄土地 （110）
木作古井与仿汉阙村标
茅庄是个大自然村，在当地人心中，其排位在县城东边众多的村子之中，一数白兔，二就要数茅庄（口语中省去了村字）。茅庄在句容县也很有名。
远在方圆数里之外，就可以看到茅庄突出的标志——一棵历经沧桑，树龄千年的白果树生长在高高的庵头岗上。而站在庵头岗上，可俯视整个茅庄，有人说村庄象一只有头尾和双翅的凤凰。
我插队时，茅庄大队有11个生产队1400多人口，一条发源于数十里之外的小河，绕村子的东、南而过，两座单孔青石古桥分别与东边的潘巷村、南面的侯庄相连。
茅庄村曾有好几口井。尚存的这口青石古井，与常见的方形、圆形、石鼓形、六角形井不同，是不多见的八角形。村里人代代相传：当年村上一位富足且有善心的人，自家打井吃水没忘了乡亲，在院墙外又打了这口井供大家使用。这井圈八面没有铭文。当我第一次看到密布在井口，被绳索勒出25道深深的沟槽，其中有几处因槽沟太深，井沿居然给井绳勒崩了几处。沧桑的古井告诉人们，它的历史可推朔到宋代，令我十分震惊。 至今，井内水量充沛，每天还有不少人在井边用桶提水洗洗涮涮。
姐姐和妹妹1968年底先到茅庄插队，写信介绍了那里的概况。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国家方略下，父母考虑：我去这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古村插队，姊妹之间有个相互照顾，他们也比较放心，无疑是无奈下的较好选择。于是，1969年刚刚过完春节，我就就随着上山下乡的热潮，开始了茅庄的知青生活，
生产队老队长冬根长得瘦瘦高高，没什么文化，在我印象中就象一头“老黄牛”，人很正派。队里的农事安排得井井有条，重活累活他带头干。在那吃“大锅饭”的年代，不少人是随大流“混”着过日子。他可不行，即使看着太阳落山，他还要拖着让大家再干一会儿活，中间休息时间也短，社员都挺怕跟他在一起干活。我们知青和社员一样干活、挣工分，一样称粮称草，没有得到他任何特别的照顾，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不失为一个好队长。
我们那时不问事也搞不懂，不知为什么大队突然从相邻的花园生产队，“空降”了一位姓哈的人，来我们新塘生产队当队长。这位新队长和老队长完全不一样，他实际参加干活少了许多。秧栽到田里之后，哈队长更是成天扛一把锹到各块田里转悠，名曰：看水（句容话，意管理田里水位高低）。
抢收抢种季节，人特别辛苦，清晨特别好睡。哈队长倒好，将早晨吹哨子喊人上工的苦差事叫我去做。年轻人本身觉不够睡，这样我比别人至少还要早起20分钟，一边吹哨子、一边用“洋泾浜”的茅庄话喊社员上工。一段时间下来，其他社员看不下去了：干队长有工分补贴，你不给人家，还不让他睡好觉。我吹哨这活才作罢。
在句容插队期间，我一直埋头苦干，不论白天黑夜，不管是烈日当空，风里来雨里去，只要有农活干的地方就有我，从来没拉下。我认为，只要在自己接受再教育过程中，好好劳动，总能争取早日上调进城当工人，因为全大队的知青中只有我一人是高中毕业生，若有读书的机会也好推荐我前往。
我起早贪黑、披星戴月的辛勤劳作，镰刀割破过手、肩上磨起了老茧，栽秧泥土磨秃了手指甲、蚂蝗吸着腿上的血、酷暑的烈日晒脱了层皮、秋夜里打稻霜花落在眉毛上……除了几乎必须是老把式干的耕田、耙地、罱泥活外，其他农活都能拿得起来。我领教了汗滴禾下土的苦涩滋味，懂得了粒粒粮食的取得如何的来之不易，经历了农活皆辛苦的全过程。
我认为自己的劳动表现在社员的眼里足够好了，可是直觉告诉我，这位新队长总还是刁难自己。我一直以为，这也许与我姐姐只是将户口迁到茅庄，没有实际下乡插队的原因有关，挤占了生产队其他社员的一点口粮所致。可细想我一个人一年能挣3000多工分，并不是“超支户”（农村给全年收入不足以称粮草人家的一种称号），我怎么也不理解这队长为何始终难为我？除了这位队长外，我在生产队里的人缘很好，整个村也知道我的为人处事很厚道。
看到听到有知青招工进了城，读书进了学校，而我还在脸朝黄土背朝天“修地球”，心里实在难以平衡。一心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自幼在父亲的熏陶下，练过几天书法美术，有一定的基础，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我带着自己临摹的素描画稿，毛遂自荐投考句容县工艺美术厂，想着能到那里当个工人。面试的人看看我的画稿认为还可以，可得知我没有关系人介绍，立马就给否了，让我不仅一头雾水，也很无奈。
我心里憋着气，感到前途一片渺茫。
古话：树挪死，人挪活。25岁的我觉得不能在茅庄再呆下去了。此时，有一位当干部的亲戚在安徽工作，她把我介绍并转到安徽省定远县插队。
临离开茅庄的头天晚上，我把那位队长约到了记工分的地方，虽然房子里只有一盏煤油灯，可那里是晚上人们集中的地方。当着那么多社员的面，我认为队长这“土皇帝”再也不能拿我怎样了，于是我将埋在心里几年的不平，一股脑儿倾倒了出来，历数了他对我的桩桩不公，和往日对我的件件刁难。看到他一时间被我“骂”懵了，脸上再没有那副往日的阴阳怪气和趾高气扬，我感到特别解气，和从没有过的那独特的“爽”。在纵然几十年过去的今日，一些社员还依稀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我在生产队里有好几个同年（意：朋友），我们曾在一块田里学插秧、在一根轴上车水、一块地里割麦、一个场上用连枷噼噼拍打麦、一个塘里推螺丝、一道推独轮车运肥料、一起在水库挑土方……想想第二天就要离开茅庄即将到安徽继续插队，心里居然有了一种莫名的背井离乡惆怅的感觉。
在茅庄非常艰难的插队生活，给我留下的极深刻的印象，毕竟在那里喝了六个 年头茅庄的水。离开那里五十多年了，始终与同年们没断了往来。总是念念不忘那段一生中苦其心志，劳其体肤，空泛其身的日子。
许多年以后才得知，我的朋友洪斌的父亲当时是大队党支部的委员，他与大队党支部书记合不来，我和他儿子的关系又特别好，我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站错了队”，那刁难我的队长是大队书记安排到我们生产队里的。哦，这下明白了：我这无辜的知青……
社会在发展，茅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建设新农村，村头建了一座仿汉闕村标。村标左上是茅庄村的笪氏先祖笪重光的造像，左下记录了他的生平。“茅庄邨”三字由在县里的小有名气，本村书法爱好者所书。
怎样充分表现自己的那份知青情结和对茅庄黄土地的难忘之情，我自打制作这系列木作，就一直在思考。最后认为将立在村头的村标和打在村中的古井新老组合制作在一起，是一种完美的组合，最能表达对第二故乡之情。为突出表现“茅庄”，我在雕刻时舍去了原村标中的“邨”字。自我感觉甚好。
后记：从不甘心屈从命运的我到安徽插队不久，恰逢一女教师休产假，我在公社中心学校当了三个月的代课教师。再回生产队干活没多少日子，知青身份的公社文化站站长調回了蚌埠，我又去县文化馆经过面试，接手了这个位子，并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公社文艺调演。再之后，我先后上调到安徽定远石膏矿，对調到南京四零五库，1988年应聘进入中国银行，开始了我崭新的生活。
在看完本文后，有着同样知青生活的大学同学、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竹清，以一首小诗，抒发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慨：
寂寞人生曾几度，
夜望长空，
唯有星无数。
月下徘徊千百步，
心中难忘知青屋。
人间悲欢泪常驻，
纵酒飞歌，
往事谁在乎？
蹉跎岁月徘徊路，
沧桑历尽方醒悟。
木作古井与仿汉阙村标
茅庄是个大自然村，在当地人心中，其排位在县城东边众多的村子之中，一数白兔，二就要数茅庄（口语中省去了村字）。茅庄在句容县也很有名。
远在方圆数里之外，就可以看到茅庄突出的标志——一棵历经沧桑，树龄千年的白果树生长在高高的庵头岗上。而站在庵头岗上，可俯视整个茅庄，有人说村庄象一只有头尾和双翅的凤凰。
我插队时，茅庄大队有11个生产队1400多人口，一条发源于数十里之外的小河，绕村子的东、南而过，两座单孔青石古桥分别与东边的潘巷村、南面的侯庄相连。
茅庄村曾有好几口井。尚存的这口青石古井，与常见的方形、圆形、石鼓形、六角形井不同，是不多见的八角形。村里人代代相传：当年村上一位富足且有善心的人，自家打井吃水没忘了乡亲，在院墙外又打了这口井供大家使用。这井圈八面没有铭文。当我第一次看到密布在井口，被绳索勒出25道深深的沟槽，其中有几处因槽沟太深，井沿居然给井绳勒崩了几处。沧桑的古井告诉人们，它的历史可推朔到宋代，令我十分震惊。 至今，井内水量充沛，每天还有不少人在井边用桶提水洗洗涮涮。
姐姐和妹妹1968年底先到茅庄插队，写信介绍了那里的概况。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国家方略下，父母考虑：我去这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古村插队，姊妹之间有个相互照顾，他们也比较放心，无疑是无奈下的较好选择。于是，1969年刚刚过完春节，我就就随着上山下乡的热潮，开始了茅庄的知青生活，
生产队老队长冬根长得瘦瘦高高，没什么文化，在我印象中就象一头“老黄牛”，人很正派。队里的农事安排得井井有条，重活累活他带头干。在那吃“大锅饭”的年代，不少人是随大流“混”着过日子。他可不行，即使看着太阳落山，他还要拖着让大家再干一会儿活，中间休息时间也短，社员都挺怕跟他在一起干活。我们知青和社员一样干活、挣工分，一样称粮称草，没有得到他任何特别的照顾，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不失为一个好队长。
我们那时不问事也搞不懂，不知为什么大队突然从相邻的花园生产队，“空降”了一位姓哈的人，来我们新塘生产队当队长。这位新队长和老队长完全不一样，他实际参加干活少了许多。秧栽到田里之后，哈队长更是成天扛一把锹到各块田里转悠，名曰：看水（句容话，意管理田里水位高低）。
抢收抢种季节，人特别辛苦，清晨特别好睡。哈队长倒好，将早晨吹哨子喊人上工的苦差事叫我去做。年轻人本身觉不够睡，这样我比别人至少还要早起20分钟，一边吹哨子、一边用“洋泾浜”的茅庄话喊社员上工。一段时间下来，其他社员看不下去了：干队长有工分补贴，你不给人家，还不让他睡好觉。我吹哨这活才作罢。
在句容插队期间，我一直埋头苦干，不论白天黑夜，不管是烈日当空，风里来雨里去，只要有农活干的地方就有我，从来没拉下。我认为，只要在自己接受再教育过程中，好好劳动，总能争取早日上调进城当工人，因为全大队的知青中只有我一人是高中毕业生，若有读书的机会也好推荐我前往。
我起早贪黑、披星戴月的辛勤劳作，镰刀割破过手、肩上磨起了老茧，栽秧泥土磨秃了手指甲、蚂蝗吸着腿上的血、酷暑的烈日晒脱了层皮、秋夜里打稻霜花落在眉毛上……除了几乎必须是老把式干的耕田、耙地、罱泥活外，其他农活都能拿得起来。我领教了汗滴禾下土的苦涩滋味，懂得了粒粒粮食的取得如何的来之不易，经历了农活皆辛苦的全过程。
我认为自己的劳动表现在社员的眼里足够好了，可是直觉告诉我，这位新队长总还是刁难自己。我一直以为，这也许与我姐姐只是将户口迁到茅庄，没有实际下乡插队的原因有关，挤占了生产队其他社员的一点口粮所致。可细想我一个人一年能挣3000多工分，并不是“超支户”（农村给全年收入不足以称粮草人家的一种称号），我怎么也不理解这队长为何始终难为我？除了这位队长外，我在生产队里的人缘很好，整个村也知道我的为人处事很厚道。
看到听到有知青招工进了城，读书进了学校，而我还在脸朝黄土背朝天“修地球”，心里实在难以平衡。一心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自幼在父亲的熏陶下，练过几天书法美术，有一定的基础，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我带着自己临摹的素描画稿，毛遂自荐投考句容县工艺美术厂，想着能到那里当个工人。面试的人看看我的画稿认为还可以，可得知我没有关系人介绍，立马就给否了，让我不仅一头雾水，也很无奈。
我心里憋着气，感到前途一片渺茫。
古话：树挪死，人挪活。25岁的我觉得不能在茅庄再呆下去了。此时，有一位当干部的亲戚在安徽工作，她把我介绍并转到安徽省定远县插队。
临离开茅庄的头天晚上，我把那位队长约到了记工分的地方，虽然房子里只有一盏煤油灯，可那里是晚上人们集中的地方。当着那么多社员的面，我认为队长这“土皇帝”再也不能拿我怎样了，于是我将埋在心里几年的不平，一股脑儿倾倒了出来，历数了他对我的桩桩不公，和往日对我的件件刁难。看到他一时间被我“骂”懵了，脸上再没有那副往日的阴阳怪气和趾高气扬，我感到特别解气，和从没有过的那独特的“爽”。在纵然几十年过去的今日，一些社员还依稀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我在生产队里有好几个同年（意：朋友），我们曾在一块田里学插秧、在一根轴上车水、一块地里割麦、一个场上用连枷噼噼拍打麦、一个塘里推螺丝、一道推独轮车运肥料、一起在水库挑土方……想想第二天就要离开茅庄即将到安徽继续插队，心里居然有了一种莫名的背井离乡惆怅的感觉。
在茅庄非常艰难的插队生活，给我留下的极深刻的印象，毕竟在那里喝了六个 年头茅庄的水。离开那里五十多年了，始终与同年们没断了往来。总是念念不忘那段一生中苦其心志，劳其体肤，空泛其身的日子。
许多年以后才得知，我的朋友洪斌的父亲当时是大队党支部的委员，他与大队党支部书记合不来，我和他儿子的关系又特别好，我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站错了队”，那刁难我的队长是大队书记安排到我们生产队里的。哦，这下明白了：我这无辜的知青……
社会在发展，茅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建设新农村，村头建了一座仿汉闕村标。村标左上是茅庄村的笪氏先祖笪重光的造像，左下记录了他的生平。“茅庄邨”三字由在县里的小有名气，本村书法爱好者所书。
怎样充分表现自己的那份知青情结和对茅庄黄土地的难忘之情，我自打制作这系列木作，就一直在思考。最后认为将立在村头的村标和打在村中的古井新老组合制作在一起，是一种完美的组合，最能表达对第二故乡之情。为突出表现“茅庄”，我在雕刻时舍去了原村标中的“邨”字。自我感觉甚好。
后记：从不甘心屈从命运的我到安徽插队不久，恰逢一女教师休产假，我在公社中心学校当了三个月的代课教师。再回生产队干活没多少日子，知青身份的公社文化站站长調回了蚌埠，我又去县文化馆经过面试，接手了这个位子，并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公社文艺调演。再之后，我先后上调到安徽定远石膏矿，对調到南京四零五库，1988年应聘进入中国银行，开始了我崭新的生活。
在看完本文后，有着同样知青生活的大学同学、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竹清，以一首小诗，抒发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慨：
寂寞人生曾几度，
夜望长空，
唯有星无数。
月下徘徊千百步，
心中难忘知青屋。
人间悲欢泪常驻，
纵酒飞歌，
往事谁在乎？
蹉跎岁月徘徊路，
沧桑历尽方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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