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那么好的国漫，为了献媚西方评审，把主角团形象魔改，最后得了个“最佳东方人物造型奖”年度笑话吧？还文化输出呢。
还有些国内的年轻人因为自己也是小眼睛就有对号入座的归属感，随意站队，麻烦你现在去照一下镜子，看看清楚，你是漂亮迷人的东方小眼睛，魅力四射的丹凤眼或内双，绝不是这种策略化的玩意儿。
#雄狮少年##电影雄狮少年##国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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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新闻# 索马里反海盗护航12年！中日韩三国海军，各自都有怎样的表现。
自从2008年，索马里海域的海盗活动愈发活跃之后，全球多个国家的海军，都积极参加到索马里海域的反海盗行动中，其中既有北约、欧盟及美国分别牵头组织的多国联合行动队，也有俄罗斯这种，在远洋舰艇数量有限的情况下，派遣24000吨级“彼得大帝”号重型核动力巡洋舰，前往索马里海域的方式，在当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而相比于西方国家声势浩大的行动，东亚地区的中国、韩国和日本，虽然是自2009年就各自开始在索马里海域的护航行动，但都没有大肆宣传。而在十余年的护航历程中，也清晰地展示了，东亚三个国家海军的发展轨迹。
在2008年6月，9月和11月，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商船，都出现了被海盗袭击的情况，而对这三个极为依赖海运的国家而言，海上生命线出现问题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出动海军舰艇前往索马里海域护航，就成了当然之举，尤其是在当时联合国，已经为各国解决政治上的问题之后，各国出动海军舰艇护航的顾虑就更小了。
其中，中国海军是三支海军中第一个出发的。当时，由2艘驱逐舰，加1艘远洋补给舰组成的第1批护航编队，在2008年12月26日从三亚起航，在11天之后的2009年1月6日抵达索马里海域，正式开始护航行动。从那时起，2艘大、中型军舰加1艘远洋补给舰的组合，也一直是国内海军护航行动的标准配置。而海军也在10多年的护航行动中，积累了大量远洋航行和编队配合实战经验，对于目前正走向远海的国内海军而言，有着肉眼可见的重要意义。
在整个过程中，一般认为国内海军主要有两个节点。第一个，是在2012年2月起航的第11批护航编队，预示着国内海军三大舰队都参与到护航之中。事实上，在此之前的第1到第10批护航编队中，由于当时北海舰队的驱逐舰主力是两艘051C型驱逐舰，本身没有机库并担负着要地防空的重任。因此，第1到第10批护航编队，一直都由来自东海和南海舰队的舰艇组成。而当国产052C、052D型驱逐舰，在2010年之后进入新一轮建造高潮之后，国内各舰队驱逐舰数量不足的情况明显缓解。
因此，从第11批护航编队开始，大体上是由三个舰队轮流派出军舰，前往索马里海域护航。而在这个过程中，海军出动的主力驱逐舰也由早期的052B，逐渐过渡到052C及目前的052D型驱逐舰，甚至20000吨级的071型船坞登陆舰，也时不时的出动。相比于早期的捉襟见肘，尤其是最开始仅有2艘大型补给舰轮换的艰难状态，如今海军各型舰艇都早已游刃有余。可以说，在海军护航的12年间，正是海军在水面舰艇领域取得极大发展，驱逐舰、护卫舰、远洋补给舰等先进装备，人员素质和作战水平大幅度提升的阶段，并通过远海护航这个平台，清晰地展示了出来。
第二个节点，自然就是国内在吉布提获得后勤保障基地。在2017年8月1日，吉布提后勤保障基地正式完工，对海军护航编队而言，这意味着舰艇后勤维护和补给，从此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国内海军在逐渐走向远海的情况下，也开始逐渐摸索，在有海外后勤保障基地的情况下，海军水面编队如何运作。这对于矢志走向远海的国内海军而言，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
相比之下，韩国海军是第二个展开行动的。在2009年3月13日，韩国海军为亚丁湾护航组建的第一支清海部队——“文武大王”号驱逐舰（KDX-2型）正式启航，但不知如何，在路上花了整整一个月，在2009年4月16日才抵达亚丁湾。由于当时韩国海军并没有堪用的大型补给舰，因此选择直接加入美国领导的151联合特遣队，由美国海军补给舰和海外基地提供后勤支持。在此之后的岁月里，韩国海军的护航过程算得上是波澜不惊，但也有罕见的高潮。
在2011年1月22日，韩国“崔莹”号驱逐舰，在解救被海盗劫持的韩国“三湖珠宝”号运输船时，非常流行地效仿了美国当年击毙本拉登的过程中，全程直播的方式，通过进攻部队的头盔摄像头，向青瓦台直播了整个行动过程。并且结果也堪称完美，21名人质中除1名被击伤之外，其余无伤获救，13名海盗中8名被击毙，5名被俘获后运回韩国受审。而有些搞笑的结局是，部分海盗在服完刑后，觉得韩国监狱提供的待遇较好，比返回老家更舒适，因此在服完刑之后不愿意被遣返，宁愿在韩国监狱终老，一时间传为笑谈。
但在这种少见的高光之外，韩国海军也逐渐体现了自身在装备领域发展的不足。就目前来说，韩国共有KDX-1/2/3这三款驱逐舰，其中KDX-1排水量不到4000吨，在设计时也未考虑远海行动的需求，使得其建造数量虽然不少，但一直在近海行动，无法承担前往索马里护航的任务。至于排水量超过1万吨的KDX-3型驱逐舰，则是被韩国海军视为“定海神针”，是不太可能“屈尊”前往索马里海域护航的。因此，数量只有6艘的 KDX-2型驱逐舰，被迫疲于奔命，成为韩国海军前往索马里海域的唯一型号（韩国每次派出1艘驱逐舰）。这种尴尬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韩国海军向远洋进发的雄心，在装备上仍然有不可逾越的困难。这是目前已独立建造两栖攻击舰，并雄心勃勃规划国产航母的韩国海军，必须要面对但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相比之下，日本海自舰艇（2艘通用驱逐舰）虽然在2009年3月14日才出发，但由于路上只花了16天，反而比韩国海军提前半个月抵达，在之后10余年的过程中，堪称是不温不火。既没有太吸引外界的行动，也没有引起外界关注的丑闻，再加上日本海自之前就常年与美国海军进行各种远洋训练，使用美国补给舰和海外基地也是顺手拈来。
总的来说，凭借规模较大的驱逐舰编队及较丰富的远海经验，日本海自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比较稳定。此外，日本还在吉布提建立了一个基地，以支持美制P-3C巡逻机的运转，以空中巡逻的方式为日本舰艇提供信息支持。但由于这个基地并不临海，是个彻底的内陆基地，并不能为舰艇提供后勤支援。并且日本在吉布提航空基地的设施比较简陋，当中国在吉布提的后勤保障基地外形曝光之后，强烈的对比曾在日本引发了较大的反响
总的来说，在12年多的护航行动中，日本的表现最为平静，一直是不温不火的样子。韩国的表现最不好，主要是合适的驱逐舰数量严重不足。而中国的表现最佳，尤其是近年来大量先进舰艇的服役，使得国内海军的护航行动更加游刃有余，和韩国海军的捉襟见肘有明显的区别。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正是三支海军未来发展所面临境遇的真实写照。
自从2008年，索马里海域的海盗活动愈发活跃之后，全球多个国家的海军，都积极参加到索马里海域的反海盗行动中，其中既有北约、欧盟及美国分别牵头组织的多国联合行动队，也有俄罗斯这种，在远洋舰艇数量有限的情况下，派遣24000吨级“彼得大帝”号重型核动力巡洋舰，前往索马里海域的方式，在当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而相比于西方国家声势浩大的行动，东亚地区的中国、韩国和日本，虽然是自2009年就各自开始在索马里海域的护航行动，但都没有大肆宣传。而在十余年的护航历程中，也清晰地展示了，东亚三个国家海军的发展轨迹。
在2008年6月，9月和11月，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商船，都出现了被海盗袭击的情况，而对这三个极为依赖海运的国家而言，海上生命线出现问题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出动海军舰艇前往索马里海域护航，就成了当然之举，尤其是在当时联合国，已经为各国解决政治上的问题之后，各国出动海军舰艇护航的顾虑就更小了。
其中，中国海军是三支海军中第一个出发的。当时，由2艘驱逐舰，加1艘远洋补给舰组成的第1批护航编队，在2008年12月26日从三亚起航，在11天之后的2009年1月6日抵达索马里海域，正式开始护航行动。从那时起，2艘大、中型军舰加1艘远洋补给舰的组合，也一直是国内海军护航行动的标准配置。而海军也在10多年的护航行动中，积累了大量远洋航行和编队配合实战经验，对于目前正走向远海的国内海军而言，有着肉眼可见的重要意义。
在整个过程中，一般认为国内海军主要有两个节点。第一个，是在2012年2月起航的第11批护航编队，预示着国内海军三大舰队都参与到护航之中。事实上，在此之前的第1到第10批护航编队中，由于当时北海舰队的驱逐舰主力是两艘051C型驱逐舰，本身没有机库并担负着要地防空的重任。因此，第1到第10批护航编队，一直都由来自东海和南海舰队的舰艇组成。而当国产052C、052D型驱逐舰，在2010年之后进入新一轮建造高潮之后，国内各舰队驱逐舰数量不足的情况明显缓解。
因此，从第11批护航编队开始，大体上是由三个舰队轮流派出军舰，前往索马里海域护航。而在这个过程中，海军出动的主力驱逐舰也由早期的052B，逐渐过渡到052C及目前的052D型驱逐舰，甚至20000吨级的071型船坞登陆舰，也时不时的出动。相比于早期的捉襟见肘，尤其是最开始仅有2艘大型补给舰轮换的艰难状态，如今海军各型舰艇都早已游刃有余。可以说，在海军护航的12年间，正是海军在水面舰艇领域取得极大发展，驱逐舰、护卫舰、远洋补给舰等先进装备，人员素质和作战水平大幅度提升的阶段，并通过远海护航这个平台，清晰地展示了出来。
第二个节点，自然就是国内在吉布提获得后勤保障基地。在2017年8月1日，吉布提后勤保障基地正式完工，对海军护航编队而言，这意味着舰艇后勤维护和补给，从此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国内海军在逐渐走向远海的情况下，也开始逐渐摸索，在有海外后勤保障基地的情况下，海军水面编队如何运作。这对于矢志走向远海的国内海军而言，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
相比之下，韩国海军是第二个展开行动的。在2009年3月13日，韩国海军为亚丁湾护航组建的第一支清海部队——“文武大王”号驱逐舰（KDX-2型）正式启航，但不知如何，在路上花了整整一个月，在2009年4月16日才抵达亚丁湾。由于当时韩国海军并没有堪用的大型补给舰，因此选择直接加入美国领导的151联合特遣队，由美国海军补给舰和海外基地提供后勤支持。在此之后的岁月里，韩国海军的护航过程算得上是波澜不惊，但也有罕见的高潮。
在2011年1月22日，韩国“崔莹”号驱逐舰，在解救被海盗劫持的韩国“三湖珠宝”号运输船时，非常流行地效仿了美国当年击毙本拉登的过程中，全程直播的方式，通过进攻部队的头盔摄像头，向青瓦台直播了整个行动过程。并且结果也堪称完美，21名人质中除1名被击伤之外，其余无伤获救，13名海盗中8名被击毙，5名被俘获后运回韩国受审。而有些搞笑的结局是，部分海盗在服完刑后，觉得韩国监狱提供的待遇较好，比返回老家更舒适，因此在服完刑之后不愿意被遣返，宁愿在韩国监狱终老，一时间传为笑谈。
但在这种少见的高光之外，韩国海军也逐渐体现了自身在装备领域发展的不足。就目前来说，韩国共有KDX-1/2/3这三款驱逐舰，其中KDX-1排水量不到4000吨，在设计时也未考虑远海行动的需求，使得其建造数量虽然不少，但一直在近海行动，无法承担前往索马里护航的任务。至于排水量超过1万吨的KDX-3型驱逐舰，则是被韩国海军视为“定海神针”，是不太可能“屈尊”前往索马里海域护航的。因此，数量只有6艘的 KDX-2型驱逐舰，被迫疲于奔命，成为韩国海军前往索马里海域的唯一型号（韩国每次派出1艘驱逐舰）。这种尴尬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韩国海军向远洋进发的雄心，在装备上仍然有不可逾越的困难。这是目前已独立建造两栖攻击舰，并雄心勃勃规划国产航母的韩国海军，必须要面对但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相比之下，日本海自舰艇（2艘通用驱逐舰）虽然在2009年3月14日才出发，但由于路上只花了16天，反而比韩国海军提前半个月抵达，在之后10余年的过程中，堪称是不温不火。既没有太吸引外界的行动，也没有引起外界关注的丑闻，再加上日本海自之前就常年与美国海军进行各种远洋训练，使用美国补给舰和海外基地也是顺手拈来。
总的来说，凭借规模较大的驱逐舰编队及较丰富的远海经验，日本海自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比较稳定。此外，日本还在吉布提建立了一个基地，以支持美制P-3C巡逻机的运转，以空中巡逻的方式为日本舰艇提供信息支持。但由于这个基地并不临海，是个彻底的内陆基地，并不能为舰艇提供后勤支援。并且日本在吉布提航空基地的设施比较简陋，当中国在吉布提的后勤保障基地外形曝光之后，强烈的对比曾在日本引发了较大的反响
总的来说，在12年多的护航行动中，日本的表现最为平静，一直是不温不火的样子。韩国的表现最不好，主要是合适的驱逐舰数量严重不足。而中国的表现最佳，尤其是近年来大量先进舰艇的服役，使得国内海军的护航行动更加游刃有余，和韩国海军的捉襟见肘有明显的区别。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正是三支海军未来发展所面临境遇的真实写照。
#林郑月娥访问湖北#【专家解读丨鄂港高层合作机制协议签署意味着什么？】11月29日下午，鄂港两地政府正式签署《关于“鄂港合作会议”机制的安排》，湖北成为首个与香港成立合作机制的内地中部省份。鄂港高层合作机制协议签署意味着什么？湖北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长江新闻号》记者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
长江新闻号：11月29日下午，鄂港高层合作机制协议正式在湖北武汉签署，湖北也是首个与香港成立合作机制的内地中部省份。您认为，香港之所以选择湖北原因何在？
田飞龙：事实上，鄂港合作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和产业互补特征。湖北在以下方面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和融入国家大局有着重要的吸引力和独特优势：
第一，湖北农副产品对港供应体系具有历史优势和可持续发展基础。从1962年开始，湖北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克服自身困难，积极协调安排“三趟快车”对港供应，对于保障香港经济民生稳定和生活质量提升，以及融洽香港与内地同胞情感和互助情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随着货运方式和对港供应体系的调整，“三趟快车”退出历史舞台，但湖北对港生活物资供应链从未中断，且保质保量。湖北的定向供应对于香港维持繁荣稳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湖北具有中部地区的工业基础优势和高科技发展优势，对吸引香港投资和开展科技产业合作具有雄厚实力和光明的发展前景。湖北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已形成在中部地区的工业枢纽地位和领先的科技产业体系，香港对内地的投资有相当部分是投入到湖北的科技产业，而当代发展条件下香港与湖北的相互投资和产业合作更加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计算机与互联网产业等高科技领域。鄂港合作成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追求创新科技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支点。
第三，湖北的经贸基础、文教基础和培训体系对香港商业资本北上、青少年教育和公务员能力提升有重要支撑作用。湖北武汉是港商港人最为集中的中部城市，香港同胞在此从事广泛的就业、创业、求学和受训工作。2014年设立的香港特区政府驻武汉经贸办事处统筹管理中部五省的涉港合作事务。武汉大学是中部地区唯一的香港公务员培训点，有着公务员培训的成熟体系，对增强公务员国家认同和行政能力作出重要支撑。在青少年教育范畴，27所湖北中小学与香港结成姊妹学校关系，越来越多的香港学生选择来武汉高校就读。
长江新闻号：鄂港合作历史悠久，两地贸易往来频繁、交流互鉴密切。当前，湖北正处于发展机遇叠加期和转型升级关键期，鄂港高层合作机制的建立，将对湖北着力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田飞龙：“十四五”规划确立了国家高水平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与新目标，湖北作为中部代表性的发展大省和科技强省，以香港为战略平台和支点可以更好形成与粤港澳大湾区紧密互动以及参与“一带一路”和走向世界市场的有利发展条件。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湖北优势企业对外投资、融资和高水平合作的重要支撑点。湖北的东风汽车等通过香港平台开展全球业务，长飞、卓尔发展等企业在港上市，更多的湖北投资项目落地香港，而香港专业的国际金融服务和法治环境对于湖北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
香港持续保持作为湖北吸引境外投资第一来源地的地位，对湖北省改革开放和高水平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对湖北的投资覆盖房地产、商业服务及高科技等广泛领域，是湖北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来源。
香港在国家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范畴的独特制度优势和产业优势可带动湖北相关产业领域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大局并融入全球市场。香港是“一国两制”范畴最具活力和发展基础的国际化大都市，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是“一带一路”的战略联系人，是“北部都会区”的主动规划者和香港创新科技战略的实施者，湖北可全方位、多领域争取与香港的合作机会和优势项目，达成双赢发展的良性结果。
香港在“十四五”规划中确立建成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新定位，湖北有着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可通过香港平台实现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和深度交流互鉴，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及湖北地域特色文化的向外传播提供有力支点。
长江新闻号：在鄂港高层合作机制成立之前，香港已经与多个内地省市建立了合作机制。而且我们还注意到，近年来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已经逐步在向中部地区扩展和延伸。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
田飞龙：香港扩大与内地的多支点、多层次与全体系合作，符合“一国两制”发展规律和香港自身利益，也符合香港的国际地位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要求。
首先，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发展在本质上是“一国两制”全体系的互动融合，也是香港助力国家全方位平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参与过程。香港在地缘经济意义上更多依赖与珠三角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融合，但香港从其历史角色和在国家战略大局中的凸显地位而言，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杠杆和引擎，香港主动寻求与东部、中西部代表性省份及城市的战略合作，切合了“一国两制”对香港的高层次定位和要求。
其次，香港经济体系本身面临结构转型，需要由高度依赖西方及本地金融、房地产行业而转向创新科技、新金融和更宽领域的高端服务业，客观上需要与内地城市之间形成多点支撑、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综合协调的有机合作体系，与中部地区湖北的战略合作关系有助于香港经济体高质量、可持续的结构转型和有效增长。
再加上中国经济自身的平衡发展特别是中部崛起战略的持续推进，以及中部省份自身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体系性发展，对香港扩大合作范畴并引入更多合作对象具有实质吸引力。
长江新闻号：回归祖国24年来，香港在助力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获得自身充分发展，不仅成就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还巩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在国家砥砺奋进的新时代，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面临着哪些机遇？
田飞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新时代，在国家经济实力更加强大和更具有全球领先地位和全球化发展前景的新周期，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机遇：国家的战略发展更具层次性和多元性，香港的资本、人才和产业优势可以获得丰富多样的参与机会和增长空间。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有层次性的，首要层次是地缘性的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前海方案”、“横琴方案”以及“北部都会区”的叠加机遇和优势，其次是与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的最发达区域的高端合作，再次是与中西部的互补发展，包括与湖北、四川等省份的战略合作，前景广阔，增长空间巨大。
香港在“一带一路”范畴有着“再全球化”的增长潜力和更大贡献力。“一带一路”是中国文化与经济体系的“再全球化”路径，也是全球经济版图和治理体系的重构区域。香港作为“一国两制”的制度重镇和金融中心，作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纽带，作为“一带一路”投融资、风险管理和项目集成的优良制度平台和企业注册地，可以从中获得“再全球化”及支持国家资本与文化对外输出的最佳机遇，也为自身带来空前的经济增长契机。
香港制度与文化优势的良性整合与发展前景开阔。“十四五”规划提出香港建成亚太区法律争议解决中心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是对香港法治优势和国际性的文化优势的战略肯定和优势转化的积极支持。香港法治与文化属于软实力范畴，是“一国两制”体系的重要价值资产，其保值增值需要国家法律保护和政策支持，需要与内地深度互动融合，而鄂港合作及楚地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具特色，对香港有关制度和文化优势的更好发挥是有力的合作和支持力量。https://t.cn/A6xoULSB
长江新闻号：11月29日下午，鄂港高层合作机制协议正式在湖北武汉签署，湖北也是首个与香港成立合作机制的内地中部省份。您认为，香港之所以选择湖北原因何在？
田飞龙：事实上，鄂港合作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和产业互补特征。湖北在以下方面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和融入国家大局有着重要的吸引力和独特优势：
第一，湖北农副产品对港供应体系具有历史优势和可持续发展基础。从1962年开始，湖北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克服自身困难，积极协调安排“三趟快车”对港供应，对于保障香港经济民生稳定和生活质量提升，以及融洽香港与内地同胞情感和互助情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随着货运方式和对港供应体系的调整，“三趟快车”退出历史舞台，但湖北对港生活物资供应链从未中断，且保质保量。湖北的定向供应对于香港维持繁荣稳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湖北具有中部地区的工业基础优势和高科技发展优势，对吸引香港投资和开展科技产业合作具有雄厚实力和光明的发展前景。湖北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已形成在中部地区的工业枢纽地位和领先的科技产业体系，香港对内地的投资有相当部分是投入到湖北的科技产业，而当代发展条件下香港与湖北的相互投资和产业合作更加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计算机与互联网产业等高科技领域。鄂港合作成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追求创新科技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支点。
第三，湖北的经贸基础、文教基础和培训体系对香港商业资本北上、青少年教育和公务员能力提升有重要支撑作用。湖北武汉是港商港人最为集中的中部城市，香港同胞在此从事广泛的就业、创业、求学和受训工作。2014年设立的香港特区政府驻武汉经贸办事处统筹管理中部五省的涉港合作事务。武汉大学是中部地区唯一的香港公务员培训点，有着公务员培训的成熟体系，对增强公务员国家认同和行政能力作出重要支撑。在青少年教育范畴，27所湖北中小学与香港结成姊妹学校关系，越来越多的香港学生选择来武汉高校就读。
长江新闻号：鄂港合作历史悠久，两地贸易往来频繁、交流互鉴密切。当前，湖北正处于发展机遇叠加期和转型升级关键期，鄂港高层合作机制的建立，将对湖北着力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田飞龙：“十四五”规划确立了国家高水平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与新目标，湖北作为中部代表性的发展大省和科技强省，以香港为战略平台和支点可以更好形成与粤港澳大湾区紧密互动以及参与“一带一路”和走向世界市场的有利发展条件。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湖北优势企业对外投资、融资和高水平合作的重要支撑点。湖北的东风汽车等通过香港平台开展全球业务，长飞、卓尔发展等企业在港上市，更多的湖北投资项目落地香港，而香港专业的国际金融服务和法治环境对于湖北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
香港持续保持作为湖北吸引境外投资第一来源地的地位，对湖北省改革开放和高水平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对湖北的投资覆盖房地产、商业服务及高科技等广泛领域，是湖北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来源。
香港在国家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范畴的独特制度优势和产业优势可带动湖北相关产业领域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大局并融入全球市场。香港是“一国两制”范畴最具活力和发展基础的国际化大都市，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是“一带一路”的战略联系人，是“北部都会区”的主动规划者和香港创新科技战略的实施者，湖北可全方位、多领域争取与香港的合作机会和优势项目，达成双赢发展的良性结果。
香港在“十四五”规划中确立建成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新定位，湖北有着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可通过香港平台实现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和深度交流互鉴，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及湖北地域特色文化的向外传播提供有力支点。
长江新闻号：在鄂港高层合作机制成立之前，香港已经与多个内地省市建立了合作机制。而且我们还注意到，近年来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已经逐步在向中部地区扩展和延伸。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
田飞龙：香港扩大与内地的多支点、多层次与全体系合作，符合“一国两制”发展规律和香港自身利益，也符合香港的国际地位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要求。
首先，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发展在本质上是“一国两制”全体系的互动融合，也是香港助力国家全方位平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参与过程。香港在地缘经济意义上更多依赖与珠三角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融合，但香港从其历史角色和在国家战略大局中的凸显地位而言，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杠杆和引擎，香港主动寻求与东部、中西部代表性省份及城市的战略合作，切合了“一国两制”对香港的高层次定位和要求。
其次，香港经济体系本身面临结构转型，需要由高度依赖西方及本地金融、房地产行业而转向创新科技、新金融和更宽领域的高端服务业，客观上需要与内地城市之间形成多点支撑、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综合协调的有机合作体系，与中部地区湖北的战略合作关系有助于香港经济体高质量、可持续的结构转型和有效增长。
再加上中国经济自身的平衡发展特别是中部崛起战略的持续推进，以及中部省份自身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体系性发展，对香港扩大合作范畴并引入更多合作对象具有实质吸引力。
长江新闻号：回归祖国24年来，香港在助力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获得自身充分发展，不仅成就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还巩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在国家砥砺奋进的新时代，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面临着哪些机遇？
田飞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新时代，在国家经济实力更加强大和更具有全球领先地位和全球化发展前景的新周期，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机遇：国家的战略发展更具层次性和多元性，香港的资本、人才和产业优势可以获得丰富多样的参与机会和增长空间。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有层次性的，首要层次是地缘性的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前海方案”、“横琴方案”以及“北部都会区”的叠加机遇和优势，其次是与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的最发达区域的高端合作，再次是与中西部的互补发展，包括与湖北、四川等省份的战略合作，前景广阔，增长空间巨大。
香港在“一带一路”范畴有着“再全球化”的增长潜力和更大贡献力。“一带一路”是中国文化与经济体系的“再全球化”路径，也是全球经济版图和治理体系的重构区域。香港作为“一国两制”的制度重镇和金融中心，作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纽带，作为“一带一路”投融资、风险管理和项目集成的优良制度平台和企业注册地，可以从中获得“再全球化”及支持国家资本与文化对外输出的最佳机遇，也为自身带来空前的经济增长契机。
香港制度与文化优势的良性整合与发展前景开阔。“十四五”规划提出香港建成亚太区法律争议解决中心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是对香港法治优势和国际性的文化优势的战略肯定和优势转化的积极支持。香港法治与文化属于软实力范畴，是“一国两制”体系的重要价值资产，其保值增值需要国家法律保护和政策支持，需要与内地深度互动融合，而鄂港合作及楚地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具特色，对香港有关制度和文化优势的更好发挥是有力的合作和支持力量。https://t.cn/A6xoUL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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