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本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数量众多且种类极为丰富，经过初步的室内整理，统计的瓷器、匣钵、窑业生产工具、陶器、琉璃、瓷质建筑构件、青石建筑构件、铜钱等可复原器物达千余件，年代从南宋早期延续至民国时期。
宋、元地层出土的瓷器按面貌特征分为三段。第一段为南宋早中期，均施青白釉，器类以碗、盘、碟、盏为主。其中，占较大比例的模印“莲池”纹样的碟和“酒”字铭文的盏，胎质洁白细密、纹样简洁精美，是宋代青白瓷以釉色取胜向以纹样取胜转变时期的可靠依据。第二段为宋末元初时期，瓷器的质量明显低于前段。器类、釉色趋于单一，仅见一些青灰釉碗、盏等日常生活器皿，具有灰胎粗糙、平底微凹、下腹模印程式化莲瓣纹的时代共性。第三段为元代中晚期，这一时期的地层堆积较薄，产品仍以青灰釉的碗、盘为大宗。此外，和官府及外销密切相关的卵白釉、青花装饰的碟、杯类产品也有少量出土。
明代地层出土的瓷器按属性分为官窑和民窑两类，按面貌特征可分为四期：
第一期为明代初期。官窑产品的釉色有白釉、红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四种，器类有碗、盘、高足杯、双耳抱瓶、梅瓶等，另有大量洪武时期的建筑构件出土。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堆永乐时期釉里红瓷器残片，竟是9件釉里红高足杯打碎后集中掩埋的，其中装饰三鱼纹的永乐釉里红高足杯，在目前国内外还不见传世的完整器，显得特别珍贵（图12）。此外，还出土了一批模印、刻划铭文的瓷质套缽，是研究明初官窑制度转变阶段的实物载体。与此相反，这一时段民窑产品的釉色、器类极为单一，仅见白釉和低温红绿彩装饰的碗、盘、高足杯等。该现象和落马桥窑场揭露的明初地层堆积相一致。
第二期为正统至成化早期。厂内不见该时期的官窑遗存，厂外的窑业面貌却极为丰富。产品以白釉、蓝釉、仿龙泉青釉、青花的碗、盘、高足杯、筒式炉为代表，形制、纹样演变规律可循是该时段产品的显著特征。出土的一些青花筒式炉书有纪年铭文，为判断器物的年代提供了精准的依据。其中一件青花书“景泰三年”的瓷器标本（图13），是明代空白期屈指可数的有纪年铭款瓷器，直接证明空白期不空白。
第三期为成化中期至正德时期，产品的面貌纷繁复杂，尤以市场为导向的青花和仿龙泉青釉瓷器大量烧造。器类有碗、盘、杯、碟、壶、炉、罐、洗、瓶、研钵、油灯、高足杯、砚滴、盒等，产品的形式各异、纹饰丰富多样，一些仿官样的产品在各地藩王府遗址、墓葬时有出土，是研究明代中期官民窑互动现象及王府用瓷制度的第一手资料。
第四期为嘉靖至崇祯时期。这一时期的产品以青花瓷器为主流，低温彩瓷也少量出土。该时段的产品按照胎质、装饰可分为粗瓷和细瓷两类。其中，细瓷类产品中以“官搭民烧”和“克拉克”瓷器为显著代表，这些产品器型规整、装饰繁缛精美。这和明代晚期御窑厂的窑业生产及管理制度废弛，高水平的窑工转入民窑作坊，民窑制瓷技艺倍增的史料记载相吻合。
清代早中期的地层堆积时代序列相对清晰，出土的器物按胎质可分为粗、细两类。釉色以青花、白釉见长，器类主要为碗、盘、碟、杯等大宗日用生活器皿。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初期地层出土的数件“干支纪年”款瓷器，为判断相同地层出土器物的绝对年代及相关遗迹的时代变化提供了可靠的年代依据，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不同时期文化遗存的动态进程。晚清至民国的堆积多被遗迹叠压打破，对器物年代的分析带来一定的困扰。但不乏精细的瓷器出土，具有代表性的标本有晚清时期的官窑瓷片及民国江西瓷业公司瓷器。
……
成果二：确定明代御器厂的建设年代由于历史文献对明代御器厂设立年代有洪武二年、洪武三十五年、正德初年等多个说法，导致学术界对明代御窑厂的设置年代长期争论不休。近四十年随着御窑厂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又衍生出了设立于永乐年间、宣德初年等新的推论。
我们认为，既然查找历史文献无法确定明代御器厂的设置年代，那我们就应该依据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的方法，从明代御器厂的建筑构成要素——四周围墙的建筑年代上去考证。
本次考古发掘，围绕西围墙内外两侧进行科学发掘与精细解剖，我们发现御窑厂的西围墙并不是一次建成的。从其墙体有的地段可以分成内、中、外三层来看，最早建筑的内墙宽度只有0.4米左右，后来至少在外面加筑了两次，才形成目前宽达1.3米左右的宽大围墙（图14）。我们从围墙基底有永乐白瓷掩埋坑、围墙内夹杂有永乐白釉瓷砖及少量瓷器，以及御窑厂围墙外面没有发现一件永乐以后的官窑瓷器，判断北段西围墙的始建年代为永乐。再从墙内有厚达2米多的永乐—宣德年间回填土层，以及1994年御厂东院“存在有毁弃永乐作品后再于其上弃置前代洪武时期标本的令人费解现象”，我们分析，明代御器厂的建成年代当在宣德年间。
https://t.cn/A6XsF2it
宋、元地层出土的瓷器按面貌特征分为三段。第一段为南宋早中期，均施青白釉，器类以碗、盘、碟、盏为主。其中，占较大比例的模印“莲池”纹样的碟和“酒”字铭文的盏，胎质洁白细密、纹样简洁精美，是宋代青白瓷以釉色取胜向以纹样取胜转变时期的可靠依据。第二段为宋末元初时期，瓷器的质量明显低于前段。器类、釉色趋于单一，仅见一些青灰釉碗、盏等日常生活器皿，具有灰胎粗糙、平底微凹、下腹模印程式化莲瓣纹的时代共性。第三段为元代中晚期，这一时期的地层堆积较薄，产品仍以青灰釉的碗、盘为大宗。此外，和官府及外销密切相关的卵白釉、青花装饰的碟、杯类产品也有少量出土。
明代地层出土的瓷器按属性分为官窑和民窑两类，按面貌特征可分为四期：
第一期为明代初期。官窑产品的釉色有白釉、红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四种，器类有碗、盘、高足杯、双耳抱瓶、梅瓶等，另有大量洪武时期的建筑构件出土。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堆永乐时期釉里红瓷器残片，竟是9件釉里红高足杯打碎后集中掩埋的，其中装饰三鱼纹的永乐釉里红高足杯，在目前国内外还不见传世的完整器，显得特别珍贵（图12）。此外，还出土了一批模印、刻划铭文的瓷质套缽，是研究明初官窑制度转变阶段的实物载体。与此相反，这一时段民窑产品的釉色、器类极为单一，仅见白釉和低温红绿彩装饰的碗、盘、高足杯等。该现象和落马桥窑场揭露的明初地层堆积相一致。
第二期为正统至成化早期。厂内不见该时期的官窑遗存，厂外的窑业面貌却极为丰富。产品以白釉、蓝釉、仿龙泉青釉、青花的碗、盘、高足杯、筒式炉为代表，形制、纹样演变规律可循是该时段产品的显著特征。出土的一些青花筒式炉书有纪年铭文，为判断器物的年代提供了精准的依据。其中一件青花书“景泰三年”的瓷器标本（图13），是明代空白期屈指可数的有纪年铭款瓷器，直接证明空白期不空白。
第三期为成化中期至正德时期，产品的面貌纷繁复杂，尤以市场为导向的青花和仿龙泉青釉瓷器大量烧造。器类有碗、盘、杯、碟、壶、炉、罐、洗、瓶、研钵、油灯、高足杯、砚滴、盒等，产品的形式各异、纹饰丰富多样，一些仿官样的产品在各地藩王府遗址、墓葬时有出土，是研究明代中期官民窑互动现象及王府用瓷制度的第一手资料。
第四期为嘉靖至崇祯时期。这一时期的产品以青花瓷器为主流，低温彩瓷也少量出土。该时段的产品按照胎质、装饰可分为粗瓷和细瓷两类。其中，细瓷类产品中以“官搭民烧”和“克拉克”瓷器为显著代表，这些产品器型规整、装饰繁缛精美。这和明代晚期御窑厂的窑业生产及管理制度废弛，高水平的窑工转入民窑作坊，民窑制瓷技艺倍增的史料记载相吻合。
清代早中期的地层堆积时代序列相对清晰，出土的器物按胎质可分为粗、细两类。釉色以青花、白釉见长，器类主要为碗、盘、碟、杯等大宗日用生活器皿。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初期地层出土的数件“干支纪年”款瓷器，为判断相同地层出土器物的绝对年代及相关遗迹的时代变化提供了可靠的年代依据，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不同时期文化遗存的动态进程。晚清至民国的堆积多被遗迹叠压打破，对器物年代的分析带来一定的困扰。但不乏精细的瓷器出土，具有代表性的标本有晚清时期的官窑瓷片及民国江西瓷业公司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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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二：确定明代御器厂的建设年代由于历史文献对明代御器厂设立年代有洪武二年、洪武三十五年、正德初年等多个说法，导致学术界对明代御窑厂的设置年代长期争论不休。近四十年随着御窑厂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又衍生出了设立于永乐年间、宣德初年等新的推论。
我们认为，既然查找历史文献无法确定明代御器厂的设置年代，那我们就应该依据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的方法，从明代御器厂的建筑构成要素——四周围墙的建筑年代上去考证。
本次考古发掘，围绕西围墙内外两侧进行科学发掘与精细解剖，我们发现御窑厂的西围墙并不是一次建成的。从其墙体有的地段可以分成内、中、外三层来看，最早建筑的内墙宽度只有0.4米左右，后来至少在外面加筑了两次，才形成目前宽达1.3米左右的宽大围墙（图14）。我们从围墙基底有永乐白瓷掩埋坑、围墙内夹杂有永乐白釉瓷砖及少量瓷器，以及御窑厂围墙外面没有发现一件永乐以后的官窑瓷器，判断北段西围墙的始建年代为永乐。再从墙内有厚达2米多的永乐—宣德年间回填土层，以及1994年御厂东院“存在有毁弃永乐作品后再于其上弃置前代洪武时期标本的令人费解现象”，我们分析，明代御器厂的建成年代当在宣德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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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华夏文明根在中原#咆哮万里的滔滔黄河，穿越晋陕高原后，突然折而向东，冲出豫西大峡谷，流入古老的中原腹地——郑州。这里一向被誉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今5万至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5万年至3.5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化涉及面很广，厚达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其重要发现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年至9000年，以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命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4800年，城垣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距陈庄遗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至7000年，是黄河流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1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突破。
新密新砦城址是河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都邑之一，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夏启之居”。夏传子家天下，禹直接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而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郑韩故城南距郑州40公里，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遗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390年，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所灭。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而后延续130多年，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影响远非一般。
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出土时为一对，被誉为“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莲鹤方壶设计奇特，铸造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之感。
列鼎制度是西周时期确立的贵族等级的体现。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贵族身份分为五等，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云扰幅裂。郑国曾用“九鼎八簋”向天下宣告自己的强盛，也向后人揭开了“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
中华5000年，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原居民四处播迁的历史过程。华夏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洒向大江以南、闽粤之地，随后走向世界。
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犹如一株巨大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而这棵大树的根就在中原，其冠犹如繁星布满天际。（网信郑州）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今5万至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5万年至3.5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化涉及面很广，厚达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其重要发现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年至9000年，以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命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4800年，城垣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距陈庄遗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至7000年，是黄河流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1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突破。
新密新砦城址是河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都邑之一，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夏启之居”。夏传子家天下，禹直接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而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郑韩故城南距郑州40公里，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遗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390年，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所灭。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而后延续130多年，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影响远非一般。
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出土时为一对，被誉为“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莲鹤方壶设计奇特，铸造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之感。
列鼎制度是西周时期确立的贵族等级的体现。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贵族身份分为五等，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云扰幅裂。郑国曾用“九鼎八簋”向天下宣告自己的强盛，也向后人揭开了“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
中华5000年，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原居民四处播迁的历史过程。华夏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洒向大江以南、闽粤之地，随后走向世界。
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犹如一株巨大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而这棵大树的根就在中原，其冠犹如繁星布满天际。（网信郑州）
#土与火:陶瓷# 【唐、五代的白瓷】
②密县窑
[兔子][兔子]河南省密县窑是1961年发现的窑址。生产瓷器的年代在唐至宋初。品种相当多，釉色有白釉、黄釉、黑釉和青釉珍珠地划花。唐、五代以白釉为主，黑釉和黄釉次之，青釉最少。
[太阳][太阳]白瓷器有碗、碟、壶等生活用具。碗侈口，口屏之下凸出一圈棱，碗身成45°斜角，圈足的边沿宽而戏，足外侧的边校用刀削去。壶颈较宽，壶柄与口沿齐平。还有一种平底的带盖盒，都具有唐代特征。胎质较河北曲阳窑、河南巩县窑的产品为粗，但广泛地使用化妆土，化妆土洁白细腻，釉层也显得白润。在装饰上,晚唐五代开始采用珍珠地划花装饰。这样把唐代金银器上的钻花装饰应用到瓷器上，西关窑是最早的，也是该窑白瓷制作的独特之处。
[笑哈哈][笑哈哈]密县西关窑所用窑具，大体上与巩县窑的相似。但瓷碗的圆形垫圈与巩县窑的不同，密县西关窑的垫饼是用手捏成三鼎足式的乳钉，巩县窑的垫饼承托器物的一面，则用刀削成等边三角形。这里的三岔形支具与河北曲阳窑、河南巩县窑的大体相同。
图为唐密县窑珍珠地鹦鹉纹枕。
②密县窑
[兔子][兔子]河南省密县窑是1961年发现的窑址。生产瓷器的年代在唐至宋初。品种相当多，釉色有白釉、黄釉、黑釉和青釉珍珠地划花。唐、五代以白釉为主，黑釉和黄釉次之，青釉最少。
[太阳][太阳]白瓷器有碗、碟、壶等生活用具。碗侈口，口屏之下凸出一圈棱，碗身成45°斜角，圈足的边沿宽而戏，足外侧的边校用刀削去。壶颈较宽，壶柄与口沿齐平。还有一种平底的带盖盒，都具有唐代特征。胎质较河北曲阳窑、河南巩县窑的产品为粗，但广泛地使用化妆土，化妆土洁白细腻，釉层也显得白润。在装饰上,晚唐五代开始采用珍珠地划花装饰。这样把唐代金银器上的钻花装饰应用到瓷器上，西关窑是最早的，也是该窑白瓷制作的独特之处。
[笑哈哈][笑哈哈]密县西关窑所用窑具，大体上与巩县窑的相似。但瓷碗的圆形垫圈与巩县窑的不同，密县西关窑的垫饼是用手捏成三鼎足式的乳钉，巩县窑的垫饼承托器物的一面，则用刀削成等边三角形。这里的三岔形支具与河北曲阳窑、河南巩县窑的大体相同。
图为唐密县窑珍珠地鹦鹉纹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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