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欲望得到满足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我给自己设了一个目标，年收入达到某个水平，但当我达到那个目标之后，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想买的东西买了，接下来就是躺在床上，不知道该干什么，或者坐在电脑前，什么也不想干，游戏也不想打了，电影也不想看了，那段时间我一天睡十五个小时，最糟糕的是即使我睡眠时间这么长，状态依然很差，睡醒就困，除去睡太多的原因，大部分原因应该是我不知道我该干嘛，我只能通过睡眠来逃避这件事情，那段时间我过得迷迷糊糊的，对自己的认同感也直线下降。
对抗这种状态的唯一解决途径，就是找一个看不见尽头的东西，去延续你的欲望。
比如，研究。
“研究”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有挑战、很有意义的事情，在创作一张作品前的必要条件，就是研究。不断的寻找参考，对于一个主题不断的深入探究，寻找资料，你希望你的作品有深度，那这些都是必要条件，当然如果只是画着玩，涂涂鸦，那让自己开心就行了。
研究某个东西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高深，这是一个很枯燥的过程，跟大学上艺术史差不多，但不同的是，大学上艺术史，大部分人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是被动的，无法逃避的，但自己选择去研究某样东西，仅仅只是肉体上受折磨，而精神上是愉悦的，是主动的，自我选择放弃逃避的，就如同现在我自己看艺术史，是我想要知道一些艺术家更多的讯息以及某种艺术发展的脉络，是我自己主动获取的，跟在大学时期不一样。知识的获取是一件非常上头的事情，问题在于是主动获取，还是被动获取。
很多优秀的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作品气质这件事情绝非是靠苦练就能造就的，它靠的是“文化”，也就是勤学，这也是为什么勤学在前，苦练在后。是否在创作过程中会觉得自己的作品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色彩媚俗、造型僵硬，抑或明明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主题，最后变成了一张自己都看不过眼的东西？问题出在哪里？就在于你注入作品的“文化”上。文化从何而来？就是靠不断的研究、探索而得到的。而研究某样东西，可能在某个方面，并不是你能够获得什么，而是你能够避免什么，这也是上面所说，如果真正的去研究了某个东西背后的文化，可能就避免了你创作过程中所触碰到的雷点，比如你认为的媚俗的色彩、僵硬的造型等等这些，当然这是最表层的东西，更深层次的东西，三言两语是讲不清的。而最终呈现出来的东西，是你得到了某些东西，又避免了某些东西，再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创造出了某些东西，这就是你作品的气质。
每次看到有人夸现代的某张图是能够载入艺术史的时候，虽然知道可能是半开玩笑，但依然是一阵头疼。载入艺术史哪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是依据你的画面精不精美，或者技巧高不高深，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都是基本的条件，但又不是必要的条件，不是随便结合一下古典的东西，或者在某本书，某张图片上看到某个看起来很有象征意味的东西，往画面中一放，表面上看起来很唬人，但真的只是表面上唬唬人罢了，骗别人可以，骗得了自己吗？或者是做得极其繁复、抑或极简，但这些都仅仅只是手法而已。对于艺术的推动或者所做出的贡献，甚至是走出了另外一条艺术道路，这才是载入艺术史的主要条件之一，绝非创作出一张好看的图像那么简单。
关于题材问题也是很有争议的一件事情，常听人说起“当你的画面中不再只有‘美’的形式，还有一些平凡的，现实的东西，甚至是一些‘丑’的形态，那么这就是你进步的开始。”这句话是没错的，但却很容易误导别人，喜欢唯美，或者只创作唯美，就是错的吗？不是的，结合上面那句话，应该是“当你的画面中不再只有‘美’的形式，还有一些平凡的，现实的东西，甚至是一些‘丑’的形态，那么这就是你进步的开始。而当你见过所有的东西之后，你依然选择创作唯美，那就是你的选择。”
能够创作“美”，也能够创作“丑”，但我选择“美”，这跟我只能创作“美”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是主动选择“美”，而不是我只能创作“美”。很多名作都是描绘平凡和现实的东西，如柯勒惠支描绘的工人阶级，并不是通俗意义上的美，但依然能让我深受感动，深深地吸引着我，有时候平凡的东西更有力量。但同时，罗塞蒂创作的诸多典雅的画作，同样让我在看到之后久久回不了神，唯美的东西，是永远吸引我的。
往回了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汴京之繁华，让我们见证当时盛世之景，但同时虽是描绘繁华的市景，但里面却蕴含了作者的忧患意识，是艺术与历史双重价值的“盛世危图”，而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描绘的延绵的群山冈峦和浩瀚的江河湖水、亭台楼阁、长桥飞鸟，景物繁多，气象万千。构图更是疏密变化之精绝，色彩之清雅，雄浑壮阔，气势恢弘，千古绝唱。溥光称其“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一点都不为过。
《清明上河图》用世俗印证了不朽，而《千里江山图》用山河镌刻下了永恒的美。
“美”与“丑”，典雅与平凡，只是个人选择。不在于创作平凡现实的东西就一定高级，而创作唯美的东西就是媚俗。
画画是快乐的，但创作不是，快乐仅仅出现在创作完的那一刻，过后又会开始烦恼。欣赏是快乐的，但研究不是，它要耗去你大量的精力，不断的去寻找和分析。但为什么还要那么做，因为它能让人不再混沌。没事可做的时候，我只想睡眠，睡到死去，但研究某些知识让我有事可做，让我活着，毕竟知识的获取是个无尽的黑洞，或许能让我活很久很久。
这是个检索极其方便的年代，我经常有事没事就会上故宫博物院的网站看一些图，特别是《千里江山图》，我会放大一寸一寸细细的看，沉醉在里面也是经常的事情。而目前检索方便的时代，文化壁垒已经打破了许多，虽然依然还有，但是已经降低了极多，条件已经非常好了，剩下的只是愿不愿意去做，但是光做这一步已经阻挡了大部分的人。随着科技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未来的解码肯定在于文化，失去文化的根基，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必定是空洞的，浮于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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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这种状态的唯一解决途径，就是找一个看不见尽头的东西，去延续你的欲望。
比如，研究。
“研究”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有挑战、很有意义的事情，在创作一张作品前的必要条件，就是研究。不断的寻找参考，对于一个主题不断的深入探究，寻找资料，你希望你的作品有深度，那这些都是必要条件，当然如果只是画着玩，涂涂鸦，那让自己开心就行了。
研究某个东西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高深，这是一个很枯燥的过程，跟大学上艺术史差不多，但不同的是，大学上艺术史，大部分人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是被动的，无法逃避的，但自己选择去研究某样东西，仅仅只是肉体上受折磨，而精神上是愉悦的，是主动的，自我选择放弃逃避的，就如同现在我自己看艺术史，是我想要知道一些艺术家更多的讯息以及某种艺术发展的脉络，是我自己主动获取的，跟在大学时期不一样。知识的获取是一件非常上头的事情，问题在于是主动获取，还是被动获取。
很多优秀的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作品气质这件事情绝非是靠苦练就能造就的，它靠的是“文化”，也就是勤学，这也是为什么勤学在前，苦练在后。是否在创作过程中会觉得自己的作品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色彩媚俗、造型僵硬，抑或明明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主题，最后变成了一张自己都看不过眼的东西？问题出在哪里？就在于你注入作品的“文化”上。文化从何而来？就是靠不断的研究、探索而得到的。而研究某样东西，可能在某个方面，并不是你能够获得什么，而是你能够避免什么，这也是上面所说，如果真正的去研究了某个东西背后的文化，可能就避免了你创作过程中所触碰到的雷点，比如你认为的媚俗的色彩、僵硬的造型等等这些，当然这是最表层的东西，更深层次的东西，三言两语是讲不清的。而最终呈现出来的东西，是你得到了某些东西，又避免了某些东西，再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创造出了某些东西，这就是你作品的气质。
每次看到有人夸现代的某张图是能够载入艺术史的时候，虽然知道可能是半开玩笑，但依然是一阵头疼。载入艺术史哪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是依据你的画面精不精美，或者技巧高不高深，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都是基本的条件，但又不是必要的条件，不是随便结合一下古典的东西，或者在某本书，某张图片上看到某个看起来很有象征意味的东西，往画面中一放，表面上看起来很唬人，但真的只是表面上唬唬人罢了，骗别人可以，骗得了自己吗？或者是做得极其繁复、抑或极简，但这些都仅仅只是手法而已。对于艺术的推动或者所做出的贡献，甚至是走出了另外一条艺术道路，这才是载入艺术史的主要条件之一，绝非创作出一张好看的图像那么简单。
关于题材问题也是很有争议的一件事情，常听人说起“当你的画面中不再只有‘美’的形式，还有一些平凡的，现实的东西，甚至是一些‘丑’的形态，那么这就是你进步的开始。”这句话是没错的，但却很容易误导别人，喜欢唯美，或者只创作唯美，就是错的吗？不是的，结合上面那句话，应该是“当你的画面中不再只有‘美’的形式，还有一些平凡的，现实的东西，甚至是一些‘丑’的形态，那么这就是你进步的开始。而当你见过所有的东西之后，你依然选择创作唯美，那就是你的选择。”
能够创作“美”，也能够创作“丑”，但我选择“美”，这跟我只能创作“美”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是主动选择“美”，而不是我只能创作“美”。很多名作都是描绘平凡和现实的东西，如柯勒惠支描绘的工人阶级，并不是通俗意义上的美，但依然能让我深受感动，深深地吸引着我，有时候平凡的东西更有力量。但同时，罗塞蒂创作的诸多典雅的画作，同样让我在看到之后久久回不了神，唯美的东西，是永远吸引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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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用世俗印证了不朽，而《千里江山图》用山河镌刻下了永恒的美。
“美”与“丑”，典雅与平凡，只是个人选择。不在于创作平凡现实的东西就一定高级，而创作唯美的东西就是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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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越深，边界越宽！阈值越大！你的担当和承载越大。创新越容易发生！
听混沌大学创始人李教授讲《创新组合》
美团的错位竞争，在不同价值网的创新！颠覆式创新成功的好案例！
ps：偷的浮生半日闲！（昨儿一早飞北京，下飞机转动车，为国赛对接工作。今日午后返沪，去上瑜伽课：拉伸时痛到尖叫！[哈哈][哈哈]伊老师毫不客气！告诉我要打开别对抗。哦，课后头脑清明，听了一节又一节课！买了彩色口罩！睫毛膏！[挤眼][挤眼][酷]
嗯，放下了焦虑和急躁！平静的美好，不可言喻！ https://t.cn/Rxm7b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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