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险新业态亟须制度规范
法治日报——法制网 2020-12-02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磊
对于所有北京基本医保参保人员来说,每人每年交保费79元,最高可以获得上限200万元的医疗保障待遇。
12月1日,由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北京市民政局等指导相关保险机构推出的“北京京惠保”开始生效。这种带有普惠性质的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被称为“城市定制医疗险”,属于一种健康保险新业态。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上海健康医学院近日联合发布《中国健康保险发展报告(2020)》(健康保险蓝皮书),其中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我国已有至少60个城市落地城市定制医疗险,合计已经惠及超过2600万人,总保费收入超过10亿元。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阎建军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称,城市定制医疗险作为公私合作制险种,有助于改善民生,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但其作为制度创新和业态创新,仍然处于现有法律法规体系的模糊地带。
兼具政策性商业性
多层次医保被构建
这款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于今年10月15日上线,今年11月30日本年度“北京京惠保”参保通道关闭。
根据参保资料介绍,“北京京惠保”是在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北京市民政局等指导下推出的,由两家保险公司承保。
不管户籍在哪里,只要是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就可以参保,而且参保方式便民,个人关注“北京京惠保”微信公众号后,点击底部菜单栏“参保入口”→“个人参保”,即可在线参保。
此外,“北京京惠保”的参保人无需体检即可参保,甚至患病也可参保。但被保险人在投保前患有“投保须知”中载明的5类重大疾病既往症,在保单生效后因这5类既往症以及并发症产生的费用不予赔付。
截至11月24日,“北京京惠保”参保人数突破100万人。
“北京京惠保”仅是今年以来我国城市定制医疗险落地的一个缩影。
例如,今年4月,由江苏省苏州市医疗保障局、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共同指导的苏州城市定制化普惠型补充医疗保险“苏惠保”正式发布;今年6月,浙江省杭州市推出“杭州市民保”;今年9月,安徽省合肥市“合惠保”上线;今年10月底,天津市推出“津惠保”……
近日,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上海健康医学院联合完成并发布健康保险蓝皮书。
健康保险蓝皮书称,补充医保的公私合作制改革正在加快,推动了以“城市定制医疗险”为代表的健康保险新业态的出现。今年前10个月,我国已经至少60个城市落地城市定制医疗险,合计已经惠及超过2600万人,总保费收入超过10亿元。
阎建军也是健康保险蓝皮书的主编,他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城市定制医疗险并非单纯的商业性险种,也不属于政府基本医保,而是公私合作制险种。它是为了解决传统商保产品和政府基本医保之间在覆盖人群、产品责任上存在的断层而设计的一款衔接基本医保、覆盖广大人群、保障待遇适度的保险产品。
阎建军说,城市定制医疗险兼具政策性和商业性,一是受到政府支持,覆盖人群上向政策性保险看齐,可称之为“政策补充性医疗保险”;二是市场化运营,保障待遇上突破基本医保目录向商业保险延伸,逐渐成为政府打造城市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创新举措之一。“城市定制医疗险有助于改善民生,有助于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国家政策推动落地
提供医疗保障补充
根据公开资料梳理,城市定制医疗险最早可上溯至5年前广东省深圳市人社局推出、由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的“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险”。
2015年4月,经深圳市政府同意,深圳市人社局印发《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试行办法》,有效期3年。
据此,参加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的人员依照自愿原则参加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每人每年仅须交纳20元(2018年调整至29元)。
参保人享受的待遇是:在同一社会医疗保险年度内,参保人住院时发生的医疗费用,属于医保目录范围内且应由其本人自付的部分累计超过1万元的,报销70%;参保人患重特大疾病使用药品目录内药品所发生的费用,同样报销70%,支付金额最高不超过15万元。
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19年,深圳市的参保人数从486万人上升到750万人。
《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试行办法》失效后,今年4月,深圳市医疗保障局经深圳市政府同意,印发《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办法》,对此项保险进行适当调整后继续推行。
江苏省南京市是第二个尝试城市定制医疗险的城市。2018年12月,南京市推出49元版的“惠民健康保”。
只要是南京市医保参保人,不限年龄,从新生儿到百岁老人,人人只需交49元。参保人无论罹患何种疾病,在基本医保范围内的住院费用,自付超过两万元的部分均可由“惠民健康保”按100%比例报销,最高赔付金额为100万元。
城市定制医疗险落地城市数量快速增加是在2020年,包括广东省惠州市、四川省成都市、湖南省长沙市、贵州省贵阳市、浙江省宁波市、福建省福州市等几十个城市先后推出此类城市定制医疗险。
健康保险蓝皮书认为,其原因之一在于,在基本医保之外,城市定制医疗险切实为广大市民提供了有力的医疗保障补充。
另一个原因在于国家层面的政策推动。
在阎建军看来,政府部门对于城市定制医疗险的支持,虽然法律依据不充分,但却有政策依据。
阎建军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上述政策文件提供了发展城市定制医疗险的依据。
“城市定制医疗险是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保险蓝皮书称。
抓紧明确法律定位
促新业态良性发展
11月20日,银保监会人身险部向各地银保监局、保险公司及行业协会下发《关于规范保险公司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业务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规范“惠民保”业务。
征求意见稿称,保险公司开展定制医疗险业务,应具备稳定、专业、规范的服务能力,并具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信息系统,以满足参保人对医疗保障服务的持续性需求;应通过具备资质的互联网平台接受在线投保,并遵守互联网保险的相关规定;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提供特药等服务的,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征求意见稿还要求,保险公司开展定制医疗险业务,应遵从商业保险经营规律,进行市场化运作。按照经营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基本原则,合理制定保障方案、科学确定责任范围,包括:因地制宜,保障方案体现地域特征;鼓励将目录外医疗费用纳入保障范围;设计开发时基于必要的历史数据,合理预估参保人数规模,做好保费测算和费率厘定。
根据征求意见稿,保险公司应在承保前须向属地银保监管部门报告保障方案。属地银保监管部门应加大日常监管工作力度,重点查处保障方案缺乏必要的数据基础;未按规定使用备案产品或未及时报告保障方案;参与恶意压价竞争;违规支付手续费;夸大宣传、虚假承诺、误导消费者;拖赔惜赔;利用不正当手段套取、骗取医疗保险基金;冒用政府名义进行虚假宣传;泄露参保人信息或擅自用于其他用途共9类违规行为。
阎建军认为,城市定制医疗险作为制度创新和业态创新,处于发展初期,模式尚不成熟,“在出台规范性文件之前,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明晰制度架构中的行政边界、市场行为的底线、目标受益人群和政策绩效评价体系”。
在阎建军看来,城市定制医疗险作为公私合作制险种,是医疗保险的新业态,处于现有法律法规体系的模糊地带。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只能从保险合同或保险产品角度对城市定制医疗险加以规范,但鉴于政府基本医保部门和其他部门对市场较深的介入,保险业监督管理部门不宜参照一般性的商业医疗保险产品进行市场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法律定位是对政府基本医保加以规范,由于政府对城市定制医疗险并无资金投入,无法采用政府采购方式确认承办公司,目前,相关部门选择保险公司的方式,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
阎建军建议,城市定制医疗险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条件是构建公私利益调和机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互动格局,进入良性循环。要实现这一良性循环,对此医疗保险新业态,既要有包容心态,也要在发展中加以规范,进一步明确法律定位。
法治日报——法制网 2020-12-02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磊
对于所有北京基本医保参保人员来说,每人每年交保费79元,最高可以获得上限200万元的医疗保障待遇。
12月1日,由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北京市民政局等指导相关保险机构推出的“北京京惠保”开始生效。这种带有普惠性质的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被称为“城市定制医疗险”,属于一种健康保险新业态。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上海健康医学院近日联合发布《中国健康保险发展报告(2020)》(健康保险蓝皮书),其中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我国已有至少60个城市落地城市定制医疗险,合计已经惠及超过2600万人,总保费收入超过10亿元。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阎建军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称,城市定制医疗险作为公私合作制险种,有助于改善民生,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但其作为制度创新和业态创新,仍然处于现有法律法规体系的模糊地带。
兼具政策性商业性
多层次医保被构建
这款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于今年10月15日上线,今年11月30日本年度“北京京惠保”参保通道关闭。
根据参保资料介绍,“北京京惠保”是在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北京市民政局等指导下推出的,由两家保险公司承保。
不管户籍在哪里,只要是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就可以参保,而且参保方式便民,个人关注“北京京惠保”微信公众号后,点击底部菜单栏“参保入口”→“个人参保”,即可在线参保。
此外,“北京京惠保”的参保人无需体检即可参保,甚至患病也可参保。但被保险人在投保前患有“投保须知”中载明的5类重大疾病既往症,在保单生效后因这5类既往症以及并发症产生的费用不予赔付。
截至11月24日,“北京京惠保”参保人数突破100万人。
“北京京惠保”仅是今年以来我国城市定制医疗险落地的一个缩影。
例如,今年4月,由江苏省苏州市医疗保障局、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共同指导的苏州城市定制化普惠型补充医疗保险“苏惠保”正式发布;今年6月,浙江省杭州市推出“杭州市民保”;今年9月,安徽省合肥市“合惠保”上线;今年10月底,天津市推出“津惠保”……
近日,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上海健康医学院联合完成并发布健康保险蓝皮书。
健康保险蓝皮书称,补充医保的公私合作制改革正在加快,推动了以“城市定制医疗险”为代表的健康保险新业态的出现。今年前10个月,我国已经至少60个城市落地城市定制医疗险,合计已经惠及超过2600万人,总保费收入超过10亿元。
阎建军也是健康保险蓝皮书的主编,他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城市定制医疗险并非单纯的商业性险种,也不属于政府基本医保,而是公私合作制险种。它是为了解决传统商保产品和政府基本医保之间在覆盖人群、产品责任上存在的断层而设计的一款衔接基本医保、覆盖广大人群、保障待遇适度的保险产品。
阎建军说,城市定制医疗险兼具政策性和商业性,一是受到政府支持,覆盖人群上向政策性保险看齐,可称之为“政策补充性医疗保险”;二是市场化运营,保障待遇上突破基本医保目录向商业保险延伸,逐渐成为政府打造城市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创新举措之一。“城市定制医疗险有助于改善民生,有助于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国家政策推动落地
提供医疗保障补充
根据公开资料梳理,城市定制医疗险最早可上溯至5年前广东省深圳市人社局推出、由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的“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险”。
2015年4月,经深圳市政府同意,深圳市人社局印发《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试行办法》,有效期3年。
据此,参加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的人员依照自愿原则参加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每人每年仅须交纳20元(2018年调整至29元)。
参保人享受的待遇是:在同一社会医疗保险年度内,参保人住院时发生的医疗费用,属于医保目录范围内且应由其本人自付的部分累计超过1万元的,报销70%;参保人患重特大疾病使用药品目录内药品所发生的费用,同样报销70%,支付金额最高不超过15万元。
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19年,深圳市的参保人数从486万人上升到750万人。
《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试行办法》失效后,今年4月,深圳市医疗保障局经深圳市政府同意,印发《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办法》,对此项保险进行适当调整后继续推行。
江苏省南京市是第二个尝试城市定制医疗险的城市。2018年12月,南京市推出49元版的“惠民健康保”。
只要是南京市医保参保人,不限年龄,从新生儿到百岁老人,人人只需交49元。参保人无论罹患何种疾病,在基本医保范围内的住院费用,自付超过两万元的部分均可由“惠民健康保”按100%比例报销,最高赔付金额为100万元。
城市定制医疗险落地城市数量快速增加是在2020年,包括广东省惠州市、四川省成都市、湖南省长沙市、贵州省贵阳市、浙江省宁波市、福建省福州市等几十个城市先后推出此类城市定制医疗险。
健康保险蓝皮书认为,其原因之一在于,在基本医保之外,城市定制医疗险切实为广大市民提供了有力的医疗保障补充。
另一个原因在于国家层面的政策推动。
在阎建军看来,政府部门对于城市定制医疗险的支持,虽然法律依据不充分,但却有政策依据。
阎建军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上述政策文件提供了发展城市定制医疗险的依据。
“城市定制医疗险是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保险蓝皮书称。
抓紧明确法律定位
促新业态良性发展
11月20日,银保监会人身险部向各地银保监局、保险公司及行业协会下发《关于规范保险公司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业务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规范“惠民保”业务。
征求意见稿称,保险公司开展定制医疗险业务,应具备稳定、专业、规范的服务能力,并具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信息系统,以满足参保人对医疗保障服务的持续性需求;应通过具备资质的互联网平台接受在线投保,并遵守互联网保险的相关规定;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提供特药等服务的,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征求意见稿还要求,保险公司开展定制医疗险业务,应遵从商业保险经营规律,进行市场化运作。按照经营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基本原则,合理制定保障方案、科学确定责任范围,包括:因地制宜,保障方案体现地域特征;鼓励将目录外医疗费用纳入保障范围;设计开发时基于必要的历史数据,合理预估参保人数规模,做好保费测算和费率厘定。
根据征求意见稿,保险公司应在承保前须向属地银保监管部门报告保障方案。属地银保监管部门应加大日常监管工作力度,重点查处保障方案缺乏必要的数据基础;未按规定使用备案产品或未及时报告保障方案;参与恶意压价竞争;违规支付手续费;夸大宣传、虚假承诺、误导消费者;拖赔惜赔;利用不正当手段套取、骗取医疗保险基金;冒用政府名义进行虚假宣传;泄露参保人信息或擅自用于其他用途共9类违规行为。
阎建军认为,城市定制医疗险作为制度创新和业态创新,处于发展初期,模式尚不成熟,“在出台规范性文件之前,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明晰制度架构中的行政边界、市场行为的底线、目标受益人群和政策绩效评价体系”。
在阎建军看来,城市定制医疗险作为公私合作制险种,是医疗保险的新业态,处于现有法律法规体系的模糊地带。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只能从保险合同或保险产品角度对城市定制医疗险加以规范,但鉴于政府基本医保部门和其他部门对市场较深的介入,保险业监督管理部门不宜参照一般性的商业医疗保险产品进行市场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法律定位是对政府基本医保加以规范,由于政府对城市定制医疗险并无资金投入,无法采用政府采购方式确认承办公司,目前,相关部门选择保险公司的方式,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
阎建军建议,城市定制医疗险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条件是构建公私利益调和机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互动格局,进入良性循环。要实现这一良性循环,对此医疗保险新业态,既要有包容心态,也要在发展中加以规范,进一步明确法律定位。
【医护人员评职称难 易成“代写代发论文”受骗群体】今年41岁的王女士是江苏省泰州市某医院的一名护士，因为评职称，她需要在相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年不执笔的王女士听朋友介绍，网络上有“枪手”专做“代写代发表论文”的生意，便有些动心。
让人没想到的是，王女士遇到了骗子。据侦破此案的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姜堰分局（以下简称“姜堰警方”）介绍，该犯罪团伙累计作案1000余起，诈骗600余万元。其中，涉及的受害人多为医生、护士，每人被骗数额在5000元到1万元左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医护人员评职称难是普遍现象。很多医护人员不断呼吁，国家要对传统的职称评审制度进行改革，要把医护人员从职称论文中解脱出来，让大家拥有更好的从业状态。
“代发代写”论文的商家盯上医护人员
去年5月，王女士通过网络搜索，搜到不少“代写代发表论文”的“商家”。随后，她选择其中一家“机构”做了简单咨询，并添加对方提供的微信号建立联系。
对方声称不仅可以代发论文，甚至可以根据职业需求提供代写服务，并保证代写的论文能够见刊。对方还给王女士发来一些以往的“成功范例”，表示“公司要深度合作几家期刊”，并提醒不要担心。
双方商定好价格后，王女士通过微信先给对方转了3000元“定金”，并约定论文写好，确认后再谈刊发的事。3个月后，王女士如期收到了论文，内容与自己的课题相关，但质量不高，按正常情况应该很难刊发。对方却告诉她，只要再交稿费，就能刊发在国家级期刊上。王女士虽有些疑心，还是转过去商定的5500元。转账之后，等了数月，也没见论文发表。
王女士不断联系对方，却始终无人回复。意识到被骗后，今年4月底，又羞愧又气恼的王女士在家人劝说下，向姜堰警方报警。
接警后，姜堰警方详细询问其被骗过程，对相关转账记录等证据进行收集核查。此后，反诈中心民警重点围绕作案微信号深入研判，锁定犯罪嫌疑人为广东湛江人黄某。进一步侦查后，警方确定这个以黄某为首的团伙至少有10余名成员，并明确了该犯罪团伙主要窝点位于云南昆明和广东湛江。
5月12日，姜堰警方组织20余名警力奔赴两地实施抓捕，经过多次踩点侦查，在当地警方的支持下，一举抓获了包括黄某在内的12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扣押手机、电脑等用于诈骗的工具百余件。
据姜堰公安分局办案民警孙乔介绍，该犯罪团伙中大多数人是初中文化，高中文化只有两人，他们根本不具备代写、代发专业论文的能力。
除了让王女士受骗的网络平台广告，孙乔说，团伙里还有几名工作人员负责线下“跑业务”。他们把目光重点投向各地的医院，拍下医护人员的通讯录，汇总到公司系统里。之后，办公室里的其他工作人员再虚构一个某某期刊的编辑身份，一个个给医生、护士发短信打电话，问是否有相关需求，寻求具体“合作”。
“代发代写论文”的生意很红火
“代写、代发表论文本身就是不光彩的事，很多人收到的代写论文质量很差，不能发表，发现被骗后，还是选择了‘沉默’，犯罪团伙很聪明，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心理实施诈骗。”孙乔说。
被抓后，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如实交代了以“代写、代发表论文”为幌子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
两年前，这个团伙的“领头人”黄某听朋友介绍，在网上帮人代写论文来钱快，还可以在网上接单，再把文章题目发给专门的“枪手”代写，从中赚取差价。
黄某此前没有正式职业，便计划在云南昆明开设第一家“公司”。一段时间后，他发现生意很“红火”，索性直接干起了以“代写代发表论文”实施诈骗的“生意”。为了“发展业务”，他还招了两个妹妹、同村人士和几名广西朋友加入团队，并在广东湛江开设第二家“分公司”，试图牟取更多的利益。
泰州市公安局披露的信息显示，为增加迷惑性，犯罪嫌疑人掌握了一些代写代发论文的“套路”和专业术语。
一般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按照所需发稿的期刊级别和字数收取5000元至9000元不等的“代写稿费和刊发费用”，并承诺，收到款后3个月内在指定刊物上发表。事实上，收款后，他们从来没有向指定刊物投稿，如果对方催得急，便随便将文章发到一些没有期刊号的业余杂志上应付，或直接不予理睬。
对此，泰州市公安局提醒，寻找“枪手”代写、代发论文，不仅有违学术精神和职业道德，在鱼龙混杂的网络空间寻找“商家”，还极易落入诈骗陷阱，得不偿失。
医护人员评职称难在哪
2017年，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曾一次性撤销了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中107篇涉嫌造假的中国医学论文，国内多家顶级医院的医生涉嫌其中，甚至不乏重点科室的知名医生。
这一现象让人不禁好奇，医护人员评职称究竟有多难？为何医护人员更容易陷入论文造假泥潭？
今年48岁的陈英（化名）是南京一家二甲医院感染科护士。两年前，从业近30年的陈英终于通过层层审核评上了正高级职称。
她说，医护行业评职称有着严格的工作年限要求。陈英在中专毕业后自考本科学历，取得护士资格5年后又报考了初级职称护师。此后，每隔5年可以再依次申报中级职称主管护师、副高级职称副主任护师、正高级职称主任护师，每晋升一级都要参加相应的考试。
在中高级职称评定中，申报者的论文和学术成果是重要的考核指标之一。“现在国家对发表论文的要求越来越高，想评上高级职称必须在统计源核心期刊或者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才行”。
从副高晋升到正高，光核心期刊，陈英就发了6篇。她毕业于1990年，当时班里大约40个人，目前只有她一人评上了正高级职称。
事实上，即便日常工作表现和学术论文都达标，也不一定能够顺利晋升，还要看所在单位有没有职称晋升名额。2009年陈英拿到副高级职称后，又过了9年才等到一个正高级主任护师申报名额，最终“挤破了头”，顺利晋升。
“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代写论文的广告电话，现在医院的科室越分越细，要发现一个学术上的创新点很难，也难有科研成果出来。这些客观原因都催生了论文买卖和论文造假。”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副主任医师李侗曾说。作为一线临床医生，他每周工作时间远远超出了国家规定的40小时，几乎没有完整的周末休息时间。要想研究课题写论文，他只能在不多的休息时间里再挤一挤。
医护人员职称评审制度期待改革
曾有业内人士公开撰文称，医生最重要的职责是看病，高质量完成医疗手术。当下“畸形”的医疗圈职称晋升体系，让本就繁忙的医生们疲惫不堪。“再去搞‘小白鼠’试验，申请科研基金，医生们哪还有精力好好去钻研医术？”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分析，把论文和科研成果作为医师晋升的必备条件，医生的名气大小、工资高低、医院和科室排名情况，都直接或间接和课题成果挂钩，最终导致了临床医生，包括基层的医生都要去申请课题做研究。这对实际中的治病救人没有太大帮助。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医生不再看重传统的公立医院职称评价体系，不再甘于用20年青春换回一个副高、正高职称，而是选择离开公立医院。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才流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去年4月，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分层分类制定评审标准，提高基层卫生人才评审的专业性、针对性和科学性，同时优化评审条件，基层卫生专业职称外语成绩可不作为申报条件。关于论文、科研要求，不作硬性规定，可作为评审的参考条件。
李侗曾表示，其实，医疗机构对医生的职称晋升考核体系一直是“医疗和科研并重”，但是相对科研论文来说，临床的考核难以量化，在实际的执行中逐渐演变成了“重科研、重论文”，看病反倒不是最主要的了。
一位在医疗圈浸淫多年的医生建议：对于擅长临床的医生，职称考核时可以主要看患者评价、手术数量和床位周转率这些临床上的评定指标；对于擅长科研的医生应该重点考察其科研情况，让他们可以在医学研究领域有更大作为。
“临床医生重临床科研不应对立的，好的临床医生必须懂基础、善思考，应该引导医护工作者在临床工作中思考，用科研成果指导日常工作，而不是单纯为了晋升而发表论文。”李侗曾说。链接: https://t.cn/A6U5K3p3
让人没想到的是，王女士遇到了骗子。据侦破此案的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姜堰分局（以下简称“姜堰警方”）介绍，该犯罪团伙累计作案1000余起，诈骗600余万元。其中，涉及的受害人多为医生、护士，每人被骗数额在5000元到1万元左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医护人员评职称难是普遍现象。很多医护人员不断呼吁，国家要对传统的职称评审制度进行改革，要把医护人员从职称论文中解脱出来，让大家拥有更好的从业状态。
“代发代写”论文的商家盯上医护人员
去年5月，王女士通过网络搜索，搜到不少“代写代发表论文”的“商家”。随后，她选择其中一家“机构”做了简单咨询，并添加对方提供的微信号建立联系。
对方声称不仅可以代发论文，甚至可以根据职业需求提供代写服务，并保证代写的论文能够见刊。对方还给王女士发来一些以往的“成功范例”，表示“公司要深度合作几家期刊”，并提醒不要担心。
双方商定好价格后，王女士通过微信先给对方转了3000元“定金”，并约定论文写好，确认后再谈刊发的事。3个月后，王女士如期收到了论文，内容与自己的课题相关，但质量不高，按正常情况应该很难刊发。对方却告诉她，只要再交稿费，就能刊发在国家级期刊上。王女士虽有些疑心，还是转过去商定的5500元。转账之后，等了数月，也没见论文发表。
王女士不断联系对方，却始终无人回复。意识到被骗后，今年4月底，又羞愧又气恼的王女士在家人劝说下，向姜堰警方报警。
接警后，姜堰警方详细询问其被骗过程，对相关转账记录等证据进行收集核查。此后，反诈中心民警重点围绕作案微信号深入研判，锁定犯罪嫌疑人为广东湛江人黄某。进一步侦查后，警方确定这个以黄某为首的团伙至少有10余名成员，并明确了该犯罪团伙主要窝点位于云南昆明和广东湛江。
5月12日，姜堰警方组织20余名警力奔赴两地实施抓捕，经过多次踩点侦查，在当地警方的支持下，一举抓获了包括黄某在内的12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扣押手机、电脑等用于诈骗的工具百余件。
据姜堰公安分局办案民警孙乔介绍，该犯罪团伙中大多数人是初中文化，高中文化只有两人，他们根本不具备代写、代发专业论文的能力。
除了让王女士受骗的网络平台广告，孙乔说，团伙里还有几名工作人员负责线下“跑业务”。他们把目光重点投向各地的医院，拍下医护人员的通讯录，汇总到公司系统里。之后，办公室里的其他工作人员再虚构一个某某期刊的编辑身份，一个个给医生、护士发短信打电话，问是否有相关需求，寻求具体“合作”。
“代发代写论文”的生意很红火
“代写、代发表论文本身就是不光彩的事，很多人收到的代写论文质量很差，不能发表，发现被骗后，还是选择了‘沉默’，犯罪团伙很聪明，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心理实施诈骗。”孙乔说。
被抓后，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如实交代了以“代写、代发表论文”为幌子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
两年前，这个团伙的“领头人”黄某听朋友介绍，在网上帮人代写论文来钱快，还可以在网上接单，再把文章题目发给专门的“枪手”代写，从中赚取差价。
黄某此前没有正式职业，便计划在云南昆明开设第一家“公司”。一段时间后，他发现生意很“红火”，索性直接干起了以“代写代发表论文”实施诈骗的“生意”。为了“发展业务”，他还招了两个妹妹、同村人士和几名广西朋友加入团队，并在广东湛江开设第二家“分公司”，试图牟取更多的利益。
泰州市公安局披露的信息显示，为增加迷惑性，犯罪嫌疑人掌握了一些代写代发论文的“套路”和专业术语。
一般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按照所需发稿的期刊级别和字数收取5000元至9000元不等的“代写稿费和刊发费用”，并承诺，收到款后3个月内在指定刊物上发表。事实上，收款后，他们从来没有向指定刊物投稿，如果对方催得急，便随便将文章发到一些没有期刊号的业余杂志上应付，或直接不予理睬。
对此，泰州市公安局提醒，寻找“枪手”代写、代发论文，不仅有违学术精神和职业道德，在鱼龙混杂的网络空间寻找“商家”，还极易落入诈骗陷阱，得不偿失。
医护人员评职称难在哪
2017年，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曾一次性撤销了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中107篇涉嫌造假的中国医学论文，国内多家顶级医院的医生涉嫌其中，甚至不乏重点科室的知名医生。
这一现象让人不禁好奇，医护人员评职称究竟有多难？为何医护人员更容易陷入论文造假泥潭？
今年48岁的陈英（化名）是南京一家二甲医院感染科护士。两年前，从业近30年的陈英终于通过层层审核评上了正高级职称。
她说，医护行业评职称有着严格的工作年限要求。陈英在中专毕业后自考本科学历，取得护士资格5年后又报考了初级职称护师。此后，每隔5年可以再依次申报中级职称主管护师、副高级职称副主任护师、正高级职称主任护师，每晋升一级都要参加相应的考试。
在中高级职称评定中，申报者的论文和学术成果是重要的考核指标之一。“现在国家对发表论文的要求越来越高，想评上高级职称必须在统计源核心期刊或者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才行”。
从副高晋升到正高，光核心期刊，陈英就发了6篇。她毕业于1990年，当时班里大约40个人，目前只有她一人评上了正高级职称。
事实上，即便日常工作表现和学术论文都达标，也不一定能够顺利晋升，还要看所在单位有没有职称晋升名额。2009年陈英拿到副高级职称后，又过了9年才等到一个正高级主任护师申报名额，最终“挤破了头”，顺利晋升。
“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代写论文的广告电话，现在医院的科室越分越细，要发现一个学术上的创新点很难，也难有科研成果出来。这些客观原因都催生了论文买卖和论文造假。”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副主任医师李侗曾说。作为一线临床医生，他每周工作时间远远超出了国家规定的40小时，几乎没有完整的周末休息时间。要想研究课题写论文，他只能在不多的休息时间里再挤一挤。
医护人员职称评审制度期待改革
曾有业内人士公开撰文称，医生最重要的职责是看病，高质量完成医疗手术。当下“畸形”的医疗圈职称晋升体系，让本就繁忙的医生们疲惫不堪。“再去搞‘小白鼠’试验，申请科研基金，医生们哪还有精力好好去钻研医术？”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分析，把论文和科研成果作为医师晋升的必备条件，医生的名气大小、工资高低、医院和科室排名情况，都直接或间接和课题成果挂钩，最终导致了临床医生，包括基层的医生都要去申请课题做研究。这对实际中的治病救人没有太大帮助。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医生不再看重传统的公立医院职称评价体系，不再甘于用20年青春换回一个副高、正高职称，而是选择离开公立医院。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才流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去年4月，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分层分类制定评审标准，提高基层卫生人才评审的专业性、针对性和科学性，同时优化评审条件，基层卫生专业职称外语成绩可不作为申报条件。关于论文、科研要求，不作硬性规定，可作为评审的参考条件。
李侗曾表示，其实，医疗机构对医生的职称晋升考核体系一直是“医疗和科研并重”，但是相对科研论文来说，临床的考核难以量化，在实际的执行中逐渐演变成了“重科研、重论文”，看病反倒不是最主要的了。
一位在医疗圈浸淫多年的医生建议：对于擅长临床的医生，职称考核时可以主要看患者评价、手术数量和床位周转率这些临床上的评定指标；对于擅长科研的医生应该重点考察其科研情况，让他们可以在医学研究领域有更大作为。
“临床医生重临床科研不应对立的，好的临床医生必须懂基础、善思考，应该引导医护工作者在临床工作中思考，用科研成果指导日常工作，而不是单纯为了晋升而发表论文。”李侗曾说。链接: https://t.cn/A6U5K3p3
是谁让火灾认定迷失了方向---致市县两级消防部门火灾认定承办人何伟、张旭峰的询问函尊敬的何伟科长、张旭峰参谋： 我是江苏东海县李埝乡的葛长伟，因你们两个作为连云港市两级消防部门的火灾认定的承办人，负责对涉及我家的火灾事故作出多次不同的认定，而又没有在火灾认定书中说明做出改变原责任认定的理由，故，作为案件当事人，有权利知道你们做出改变事故原因认定的依据是什么？有事实上的不同依据，还是有法律上的不同依据。 作为一个现代法治社会的公民，我相信，作出一个火灾认定需要有事实与法律上的依据，你们本不会随意做出。 我还知道，如果改变原来做出的火灾原因认定，则需要有更充分的证据与理由，而不是随意而为之。如果随意多次改变原来依法作出的火灾认定，而不说明作出改变的理由与依据，在普通民众看来，往轻了说，是乱作为，往重了说，则无疑于耍流氓。之所以要向你们进行询问，也是为了能把这次火灾事故的原因与责任查清楚，也是因为明明一次火灾，你们却先后做出了三种不同的火灾认定结论。 一次火灾，三种结论2018年8月14日凌晨3时许，我在李贵华经营的东海县贵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贵华公司）承租的房屋及贵华公司的房屋发生火灾，经东海县消防大队与连云港市消防支队先后做出了三种不同的起火点认定，分述如下：2018年9月19日，东海县消防大队作出第一次认定，认定涉案火灾的起火原因分析：起炎点位于彩钢板房屋东侧，起火原因为：排除人为，排除雷击，排除遗留火种，不排除电器电器线路故障引发火灾的可能。 2018年11月30日，应连云港市消防支队复核要求，东海县消防大队又作出第二次认定，认定起火部位为房屋中部隔墙处，起火原因：排除人为纵火，排除雷击起火，排除遗留火种，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2019年3月7日，再次应连云港市消防支队复核要求，东海县消防大队作出第三次认定，认定起火原因为彩钢板房子西侧电线短路所致。（证据中多了一个检测报告）2019年7月10日，连云港市消防支队对第三次认定予以复核维持。而你们二位，一位是市消防支队的负责本次火灾认定的承办人，一位是县消防大队火灾认定的承办人。你们知道整个火灾事故的调查认定经过，所以只有你们二位能说清楚，作出不同的火灾原因认定，是基于什么事实与证据的改变，是基于什么更为充分的理由，而不是随意而为之。 此为询问内容之一，而询问内容之二是关于一份监控视频证据缺失的问题。 重要监控视频缺失，谁之过？在一些重大事件的调查处理中，监控视频能反映事实真相，无疑是最有证明力的证据，没有之一。但是，在这次火灾事故引发的民事诉讼程序中，你们两部门提供了证据材料，却少了一份关键的监控视频证据。该份视频资料系李贵华哥哥李清华公司监控摄像头所拍摄的，该摄像头位于东海县迎宾大道非机动车道一电线杆上，案发当时就被开发区派出所与其他监控视频一并提取，第一次火灾认定也与该份视频相符合，证明先起火部位在东侧彩钢板房，即李贵华之自用房屋，并非是我公司所租用的房屋。李清华的公司也经销汽车，也是本次火灾事故的受害人之一，其公司的监控摄像头有多个，上述这个能清楚地看到彩钢板房的起火位置，所幸该摄像头并没有损坏或者“罢工”，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也提取了所有的视频，为什么这个最为关键的视频却缺失了呢？既然提取了李清华的其他视频，为什么这个视频会缺失了呢？是该提取的人没提取，还是明明提取了，却又被隐匿或者毁灭了？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需要有人说清楚，如果把锅甩给李清华，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李清华在事隔一年之久，还应东海县消防大队的要求，前住开发区派出所，声称，事故发生后，是将录像机抱到汽车北路北面的天泓公司，开发区派出所的同志一起去看的。他与警官一起看时，电线杆上的监控视频还没有缺失。那位，警官看完又提取视频后，又发生的关键视频缺失，是谁的过错呢?下面是问题之三关于机油、彩钢夹心泡沫板与火灾的关系问题。本次事故，贵华公司作为房屋的出租方，违反消防规定，将不符合消防要求的房屋（泡沫夹心板不合格，易燃）出租给我公司使用，又因贵华公司自用的房屋内堆放了大量可燃的机油，加重了本次火灾的损失，但是，在多次火灾原因认定中，为什么没有对大量机油及夹心泡沫板在本次火灾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及大小进行分析？对于这些被忽视的问题，如果重新考量，你们将对此作出何种认定?问题之四:前两次火灾认定还有起火点或者起火部位的记载，第三次为什么没有了起火点或者起火部位的认定？问题之五：第三次认定的火灾原因与火灾痕迹物品提取清单为什么相互矛盾？第二次火灾原因认定后，东海县消除大队于2019年2月1日提取了火灾痕迹物品，出具了火灾痕迹物品提取清单，清单上明确记载：线路3彩钢板房屋中部隔墙处线路有熔痕，线路4彩钢板房屋本西侧墙体处有火烧痕迹。但是第三次火灾认定认定起火原因为彩钢板房子西侧电线短路所致，此认定结论明显与所提取的物品痕迹相互矛盾，有熔痕的房屋中部隔墙处部位没有被认定线路短路，没有熔痕只有火烧痕迹的房屋西侧线路却被认定为线路短路，如此矛盾之处，该如何解释？以上五问题，关系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也属于本次火灾事故及民事诉讼案中专业性的问题，你们作为专业的办案人员，希望你们能够实事求是，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询问人：葛长伟2020年7月4日 https://t.cn/A6yQel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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