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当时的芜湖属于吴国，并且“芜湖古城”的雏形也是孙权在公元223年干的事（迁芜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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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感受芜湖古城经典建筑

关于芜湖古城，是今年来芜湖最具热议的话题。面对新晋网红打卡地，作为一个爱游玩的人有机会肯定要去看看的。在今年1月份中旬我就默默地走过一次，的确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对于很多人逛完后感觉也是一般般。因为没有留下刻骨铭心的体验或记忆，就是过去打了个卡，吃了点美食。
对于芜湖开发各地古迹旅游景点，我个人感觉出发点都是非常好，实施起来以及推动发展可能没有药到病除，可能是治标不治本。很多人过来玩没玩出个明白，就是去了这个地方吃了可能吃过的美食。江浙沪有些旅游小景点，人家对历史典故渲染、对时代背景阐释以及有人做这些。
话不多说，来看看我了解的芜湖古城经典建筑有哪些？
首先是封面的谯楼广场-衙署前门，现场衙署前门大门上面挂着时间（宋-清），但是谯楼历史二字时间更久，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谯楼古代就是城门上瞭望楼，汉风古制建城必建谯楼，还要悬挂钟，早晚敲钟108下，像钟鼓楼。正好当时的芜湖属于吴国，并且“芜湖古城”的雏形也是孙权在公元223年干的事（迁芜湖城拱卫都城建邺今南京），还有一说：后来的衙署前门是在周瑜点将台的遗址上建造而成，有些芜湖人喜欢称它为周瑜点将台。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总结下来，芜湖古城在吴国时期迁建的时候可能建了点将台，到宋朝再次修建芜湖城的时候建了衙署前门，然后历经近千年修修补补到现在。

皖南行署：在芜湖古城这里标签是“皖南行署”，但是我个人是有疑问的。因为记载是1938年4月16日，皖南行政公署在休宁县屯溪镇（今黄山市屯溪区）正式成立。而是在解放芜湖后在1949年7月由黄山屯溪重新设立地“皖南行署区”迁入芜湖，一字之差，我不是专业的，无法考证但是有疑问。

清末官府：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砖木结构，券廊式楼房，前后两部分组成。据说1902年军机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来过这里，并在这里写过四首七律吊唁诗纪念曾扩办芜湖“中江书院（前镜湖区的芜湖一中）”的袁昶。这座清末官府经历过民国公馆、日军监狱、临时通讯社、寻常百姓之家，屹立百年之久。

望火台:始建于民国时期，属于砖混结构，有三层，第二层是水泥平顶，第三层是一个方形楼阁，这个建筑造型有点特别，楼阁的屋顶式样是芜湖现存历史建筑中仅有的一例，物以稀为贵。

花街：就是在三十年不上朝明万历皇帝时期(公元1575年)是成街的。与南正街、米市街等一同成街，南北走向，是当时芜湖古城的繁华商业街。后来芜湖民谣这样形容花街：“花街半里路，尽是篾匠铺。平时卖竹器，正月花灯出。夜晚点亮灯，疑是天仙处。”所以花街竹篾匠铺多，然后过节的时候用竹制的花灯发车好看，感觉就是天堂啊，给古城氤氲着一缕繁华都市风情。

长虹门:当时的芜湖古城建有四座正门即东宣春门、南长虹门、西弼赋门、北来凤门，四座便门，东南有迎秀门和金马门，西南附近有上水门和下水门。长虹门，没事走两步就是青弋江，当时停靠附近的商船里面的人基本从此门出入，芜湖的老浮桥也位于此门的不远处。金马门和来凤门偶尔也能听过名字。

米市街：传说东吴名将周瑜在此囤集米粮故名米市街，另一种说法是此街曾因米行云集而得名。我更相信是米行多，因为芜湖是四大米市之一，1919年因连续两年丰收，当时从业人员就多达万余人，大小垄坊生产的米面除经长河（今青弋江）水运输出外，许多米面经东门大街和安义街运到米市街交易，从而形成米市街声誉鹊起。记得听人说过上世纪80年代在这附近还有不少优秀米面厂，现在还能听到大砻坊公交站台名。

芜湖浆染局在《天工开物》一书中这样赞道：“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这个荣誉离不开一位伟大的明朝徽商叫阮弼，他充分利用芜湖青弋江黄金水道和个人聪明才智，把芜湖浆染事业做到全国，成就芜湖不仅是全国浆染业中心，还是与松江、苏州、铅山和景德镇齐名的全国五大手工业中心之一，产品热销海内外。古城的弼赋门就是和他有关，原因是他在芜湖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率众御倭，第二件是捐修道路，第三件是倡筑城垣。

河鲀巷：河洞巷原名为河鲀巷，芜湖县志记载此巷出售河豚而得名。民国以后，因此巷地势低洼，形似河洞而更名为"河洞巷"。河洞巷有处深宅大院，老芜湖人称为“黄家大院”，因它的主人就是清代一品大臣黄钺，清朝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担任过内阁尚书、军机大臣，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画家、艺术评论家。

所以芜湖古城经典建筑，不仅仅是普通的打卡地、美食街、新晋网红地，更多的是它承载了中国一座城池的古代史、近代史以及不断发展的当代史。有这么多的历史背景在，不管挖掘哪一段都可以持续发展下去了，要玩古装有不同时期历史人物背景，要发展红色教育基地有近代史毕竟，要传承有竹篾花灯美食等，要研究还有一些文物。

希望芜湖古城可以利用自己深厚内涵后续打造出不一样的古城，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时间再去看看不同季节古城以及夜景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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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简牍博物馆见证“片”语言万事】（来源：光明网）在纸张面世之前，中国人利用竹简与木牍作为书写载体。一枚枚简牍，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不同的故事：有边塞狼烟四起，有驿使马蹄疾驰，有家书堪抵万金……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的文字载体，竹木简牍记载了两千多年前古人的书信往来、政治外交、商贸军事以及书法艺术。甘肃简牍既是我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也是古丝绸之路开拓兴盛的实物佐证，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甘肃省是简牍大省，截至2020年年底共有8万多枚简牍出土，其中又以汉简为最，总量有7万多枚，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80%以上。除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等有少量收藏外，这些汉简大多收藏在甘肃简牍博物馆。

为何甘肃会出土如此数量巨大的汉简
“一方面，西北地区的汉简出土量大与当地气候有关，这里处于戈壁地带，干燥的环境有利于汉简的保存，人烟稀少也使这些珍宝免遭破坏；另一方面，西北地区是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一个世纪以来发现的大量汉代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的全貌，是研究西北史、秦汉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谈及为何甘肃会出土如此数量巨大的汉简时，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张德芳如是说。
甘肃简牍博物馆是目前全国唯一的省级简牍博物馆，承担着甘肃省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等工作，现收藏有各类文物50129件（组），三级以上的珍贵文物共31935件（组）。所藏文物以简牍为主，有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悬泉汉简及魏晋简牍等共计39465枚，与简牍相伴出土的纸张、纺织品、木器、漆器、铁器、骨器、陶土器等文物有10664件。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表示：“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文献是古丝绸之路上你来我往、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也是研究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第一手资料。”
譬如，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康居王使者册》，7简组成，编绳尚在。根据张德芳译文，全文293字，记录的是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及贵人前来献贡，在酒泉评价贡物时发生了纠纷，朝廷责令敦煌郡和效谷县调查上报。“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9年7月到9月汉元帝时期。虽然反映的是康居使者入境时发生的一桩矛盾和纠纷，但它折射的是两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不仅是我们研究汉朝与康居交往历史的重要资料，亦是今天的中亚各国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研究本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朱建军说。
　　
简牍见证古丝绸之路的你来我往
甘肃出土的7万多枚汉简，无一不与当年的丝绸之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原始文献，也是丝绸之路的全景式画卷。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有一枚简，记载了龟兹王和夫人途径敦煌悬泉置时的住宿情况。木简文字残缺不全，但是基本内容清楚，共有三栏文字，每栏两行，主要讲述了龟兹王和夫人路过悬泉置时的接待规格、居室摆设及相关仪式。根据译文，龟兹王夫妇在悬泉置得到了汉朝政府的高规格接待：在大门口安排有两名官吏做门迎。悬泉置为龟兹王夫妻专门准备了相应的坐卧生活用品；在堂上放置有一八尺卧床，床上有青黑色帷。其他的四张卧床皆张帷；除此以外，在传舍门内供人坐用的床亦张帷，专供贵人使用。
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说：“龟兹王夫人弟史是解忧公主的长女，是汉朝血脉，尽其所能为其提供最好的接待，也不失汉地对王和夫人的一种隆重礼遇。”除此之外，敦煌马圈湾汉简和悬泉汉简中还有若干关于龟兹来汉的记载，这些汉简的发掘，对于研究两汉时期龟兹与汉朝关系提供了佐证。
“甘肃简牍记载的内容，清晰反映了汉代中原王朝对西域三十六国的有效管控，以及汉帝国与三十六国交流往来的历史渊源，可以说，简牍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繁荣和兴盛。”朱建军认为，甘肃简牍忠实地反映了古丝绸之路上中亚、西亚等地区古老的历史文化，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补史、证史和纠史作用。
如1973年出土于甘肃金塔境内汉代肩水金关遗址的《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为研究汉人的饮食构成、接待规格、劳边制度以及册书编联形式提供了实物依据，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价值；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里程简》证明了汉代从长安到天山廊道的路网，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根据。
　　
简牍传递古今相通的动人情感
如今，电子通信已经逐渐取代了车马邮件，信息的交流反馈不必再经历漫长的等待，然而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年代，书信是无数戍边将士的情感寄托。
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边塞要防，这里出土了数万枚简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私人书信，反映了汉代河西屯戍吏卒的生活状况、日常起居、衣食住行、情感世界、人际交往及社会风气。这些承载边塞将士思念、希冀的书信，穿越千年，透过一枚枚珍贵的木简，传递着古今相通的情感和人性。
“病，野远为吏，死生恐不相见……”这是一封出自肩水金关的书信，写信人在信中说自己远离家乡到边塞为吏，与家中的兄弟一别数年；边塞苦寒，这一病恐怕今生无缘相见了。“死生恐不相见”足见写信人的悲切之情，尽管相隔千年，也令人为之动容，虽寥寥数语，但情真意切。
而比起自己生病，更无力的是家人生病，自己却远在边塞。“弟幼弱不胜，远乞骸骨，归养父病。”这封乞归信道尽忠孝难两全的无奈与苦闷。因为家中父亲生病了，弟弟又太幼弱，不能担负起照顾赡养的责任，故恳请上级部门能够准许其归家。那位戍边者的请求得到批准了吗？他是否如愿归家照顾父亲和幼弟，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是透过简牍依然可以感受到汉代边塞将士戍防的艰辛不易。
类似的私人书信在甘肃简牍博物馆还有很多，其中有为借裤子思忖再三，最终落笔而成的求助信；有因家中双亲生病却不能回家探望，只能遥寄情思的思乡信；有庆贺朋友升职的祝贺信……虽然书写者早已隐匿于历史的长河中，但掩埋在黄沙之下的简牍却复原着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动人的历史。
　　
让简牍走出“深闺”走向大众
自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掘得第一批简牍以来，甘肃简牍的发掘研究已有100多年历史，然而真正见过、了解简牍的公众却为数不多。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就成立了汉简整理研究室，1986年被分拨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2007年，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作为省考古研究所的内设机构，先后开展了大量的简牍整理研究工作。2012年12月甘肃简牍博物馆成立，主要负责甘肃省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工作。甘肃简牍博物馆自成立之后，一段时期内馆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文物暂存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库房中，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工作受到局限。
为改变这种“有馆无舍”的现状，让藏在“深闺”的甘肃简牍真正走向大众。近年来，甘肃简牍博物馆将简牍整理释读与数字化手段相结合，加强文物保护研究，深入挖掘简牍文化内涵，采用红外线扫描、高清拍照和释文同时推出的方式，将馆藏简牍向学界公布。甘肃简牍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也于2019年9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建设正在有序施工中。
截至目前，甘肃简牍博物馆已基本完成馆藏简牍文物中1679件国家一级文物的高清影像采集工作。此外，除了《悬泉汉简》正在陆续推出分卷外，其他历次出土收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的简牍已全部整理出版并公布。此外还开展了“简”述中国系列活动，举办“读简班”、学术会议、遗址考察、学术讲座等，采取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展示甘肃简牍，弘扬简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