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大地母亲的“老幺”

一幅西洋油画，描绘了晚秋的白桦林，树叶黄了；一条流水经过，岸上、岛上小草犹绿，说明夏天还有一口气，四季交替，交得不情愿，替得很伤心。
这是俄罗斯莽莽苍苍的森林，与曹雪芹笔下林黛玉的潇湘馆异曲同工，记得潇湘馆前面那片竹林吗？“凤尾森森，龙吟细细。”
在艺术家眼里，大自然都是美的，同时又令人怜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乃是《牡丹亭》汤显祖的感慨。
真正的艺术家没有几个乐天派，像苏东坡那样游戏人间，到了晚年竟判若两人，才写出传世之作，皆因“多愁”方能“善感”，感悟人生。
话扯远了，让我们回到西洋油画，人同此心，画家用残余的深绿衬托枯黄，而深绿离枯黄也不远了，一个充满怜悯而透着倔强的画面揭示了大自然与人类的共同命运，人类是大地母亲的老幺，我们不过多被上帝疼爱了一点而已，就那么一点点。

好人为什么会变坏？在这个让人沮丧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值得关注的问题。荷兰历史学家布雷格曼写了一本书，叫《人类的善意》。他要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书的开头，他煞有介事地宣称，“在本书中我将阐述一种激进的思想。这种激进的思想是什么？人类是善良的！他宣称，虽然世界充满苦难，但“绝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实际上都是相当正派的”。是不是有点让人忍俊不禁？

既然人性是善良的，而世界让人沮丧，更值得回答的问题也许是，为什么好人会变坏？针对这个问题，作者给出了三个答案：同理心、权力和启蒙运动。

1.同理心让人盲目。平常我们总说做人要有同理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同理心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同时也会让我们更加不信任陌生人。在同理心的支配下，我们越是同情我们眼中的受害者，我们就越是痛恨我们眼中的加害者。我们越是认为跟自己亲近的观点正确，我们就越会故意忽略对手正确的观点。既然我是有道理的，那他也太没道理了。逻辑就这么简单。

在物理上、在心理上、在情感上离我们越近，我们就越不容易去伤害它。反过来，我们会对远程伤害熟视无睹。让士兵用刺刀挑开敌人的胸膛，这很困难；但让一个狙击手在2公里外爆掉对方的头却相当容易。让指挥官按下按钮，发射火弹去轰炸一个小镇，那简直是家常便饭。看看现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吧：我打你，因为你忒没道理了。

2.权力让人腐化。权力会让人变成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要想得到权力，必须极度无耻，不要接受任何约束，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如果你没有权利，别人就会踩到你的头上来。在获得权利之前，可以长期隐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一旦获得权力，人性就被腐化。心理学家凯尔特纳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三名志愿者一个小组，任意指定一名做小组长。给每一组一只盘子，上面有5块饼干，请他们吃。当盘子端出来的时候，每个小组的盘子都剩有一块饼干。这表明，这些志愿者是讲究体面的文明人。但更意味深长的是，几乎每个小组的第4块饼干都是由组长吃掉的。而且，心理学家观察到，小组长们吃额外的那块饼干时。，更加不注重仪态，张大的嘴巴发出很大的声音，掉在衣服上的饼干碎屑也更多。这太符合我们的经验观察了：得意忘形的人，吃相不好。

实际上，跟不掌权的人或不掌权的时候相比，掌权者更加冲动，自以为是，更加鲁莽、傲慢、粗鲁，更倾向于撒谎。他们眼中没有别人，只有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想法。别人跟他的唯一联系在于，是否会让他的感觉更好，是否会让他的想法得到实现。于是，掌权者变得残酷无情。

3.启蒙运动让人冷酷。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以理性为唯一的信仰，以自私为人性的唯一出发点。自私是目的，理性是工具。休谟曾经将启蒙运动的基本观点总结为：“应该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以及私利之外，别无其他目的。”这一观点在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中成为捍卫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民主和法治也在此基础上得到重新解释。

然而，冷酷无情的理性也带来了启蒙运动的黑暗一面。资本主义肆意妄为，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有规则和议程主导，看不到对个人的尊重。启蒙运动对理性的过高推崇加上同理心作祟，导致了对暂时处于落后状态的种族和民族的蔑视。休谟是种族主义者，伏尔泰也是种族主义者，杰斐逊依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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