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凡是人口衰退的时期，都是经济低谷期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由于生育率的低迷不振，未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将持续减少已是可以预见的大势所趋，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回落至10.04亿。这还是中预测值，低预测值只有6.13亿，差不多就是现有人口减半。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也认为，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980年的水平，即10亿人左右。而另一位国内的人口和统计学者黄文政则预测：中国到2100年的总人口为5.8亿，到2150年将降到2.8亿。
尽管具体的预测值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本世纪之内中国人口将出现持续负增长的趋势，却是各方都不得不承认的。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人口出现持续性、大幅度的负增长，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往往是经济发展进入低谷期的指征。
老一辈宋史学者漆侠先生曾提出一个理论：自先秦至清末，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呈现为“两个马鞍形”：春秋战国之后，生产力获得显著发展，至秦汉时出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降，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才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力又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我们换一个视角鸟瞰历史，也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也大体上出现“两个马鞍形”，而且这“两个马鞍形”跟漆侠先生观察到的“两个马鞍形”是基本重合的。换言之，凡是人口出现大增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反之亦然，凡是人口出现大衰退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低谷期。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战国时期的人口峰值在4500万以内，从战国到西汉，由于列国争霸、秦灭六国、秦末战乱，人口锐减，但经西汉的休养生息，人口增长至6000万以上，东汉的人口峰值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型期，铁器开始广泛应用，域外农作物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引了进来，粮食亩产量出现突破性提高，社会生产力足以维持比从前更高的人口数目。
但是，从三国—魏晋直至南北朝，人口又发生锐减，按葛剑雄先生的研究，三国末期的人口下降为3000万左右，之后三四百年，人口峰值都只能维持在三四千万上下。这是秦后人口发展的第一个谷底，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谷底正好重合。
隋唐终结了大分裂之后，人口增长率才重新慢慢回升，据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唐朝的人口峰值恢复了汉代的水平，略有超过，从而形成第一个马鞍形。随后，在残唐—五代的小分裂时期，由于长年军阀混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为2000多万，跌入第二个谷底。
之后，赵宋于乱世中立国，平定中原，老百姓才迎来安居乐业，经近百年的生息，中国人口增长在北宋后期出现了一次“大爆炸”，首次突破一亿，形成历史上第二个人口高峰。
宋朝官方对于人口数目有非常详尽的统计，按北宋大观四年（1110）的户部人口统计，当时户数为20，882，258户，口数为46，734，784口。计算下来，每户平均只有2.2人，这显然不合历史的实情情况与我们的经验常识。原来，宋朝官方的户账通常只登记具有服役义务的成年男丁，二十岁以下的未成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女性，均不计算在内。按宋史学者程民生教授的研究，宋代的平均家庭人口为7人。如此说来，北宋末的人口规模已达到1.4亿，差不多比唐朝人口峰值翻了一番。南宋时，尽管丢了半壁江山，但人口峰值也超过了唐朝。
与人口繁衍同步，两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得益于农业技术的改进、海外高产稻种的引进与推广，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亩产约有二三石（米），低产时也有一石，最高时亩产量可达六七石（谷），这个产量差不多是战国时期的5倍、唐代的3倍。再加上垦田以及复耕技术在江南的推行，粮食总体产量大增，养活1.4亿人口是大致没有问题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一场“绿色革命”：“宋代大范围地实行复种制和提高亩产量，并取得突出成就，称之为古代的一次绿色革命，应不为过。”
宋代城市工商业也非常繁华，正如一名元朝人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留下的题跋所言：“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如此繁华的城市工商业才可以吸纳更多的农业富余劳动力。事实上，据赵岗等学者的研究，北宋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1%，南宋时更是达到22.4%。这是什么概念？对比一下：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然而，南宋之后，中国人口又出现了锐减，尽管元朝的疆域远大于宋朝，但至元二十一年（1284），全国人口才有6800万人左右（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不及北宋末的一半，跌入第三个谷底；直到晚明，人口数目才慢慢恢复到北宋末的峰值。这一趋势正好跟漆侠关于经济发展的判断大致相契合：“元代生产力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在晚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代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大爆炸”，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国人口首次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国人口首次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中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这是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四万万同胞”便成了中国人的常用语。
而明清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主要体现为大量美洲作物的引进，包括番麦（玉米）、番仔薯（土豆）、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辣椒）等等，我们现在常说的带有“番”字的农作物，基本上就是这一时期引入中国的。而带有“胡”的农作物，则通常是汉朝及之后从西域传入的。“番”字系农作物生长迅速，产量巨大，明清时期的人口大增长主要应归功于这些域外作物的引进。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密切的正相关。可以说，两者互为因果：经济发展固然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人口增长也给经济发展提供了驱动力。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远郊部分，画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田园，田园里种的不是庄稼，而是蔬菜；近郊部分，又画了一大群家猪，很可能附近有一个养殖场。
原来，北宋末汴京的人口多达百万之众，用《东京梦华录》的话来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这么多人的日常消费需求，显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每一日从汴梁城郊赶进城内屠宰的生猪，即有万头之多；市民消费的蔬菜，可以让拥有京郊二十亩地的菜农养活一家三十口人。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自然又促成了生猪养殖业、蔬菜种植业、商品粮运输与仓储业以及其他工商业的繁荣，进而又带动了汴河—运河经济带的兴旺。如果汴京没有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我们肯定领略不到《清明上河图》展现的繁华景象。
历史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口是拖累，其实人丁是家国之根本。让我引述明代学者丘浚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由于生育率的低迷不振，未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将持续减少已是可以预见的大势所趋，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回落至10.04亿。这还是中预测值，低预测值只有6.13亿，差不多就是现有人口减半。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也认为，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980年的水平，即10亿人左右。而另一位国内的人口和统计学者黄文政则预测：中国到2100年的总人口为5.8亿，到2150年将降到2.8亿。
尽管具体的预测值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本世纪之内中国人口将出现持续负增长的趋势，却是各方都不得不承认的。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人口出现持续性、大幅度的负增长，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往往是经济发展进入低谷期的指征。
老一辈宋史学者漆侠先生曾提出一个理论：自先秦至清末，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呈现为“两个马鞍形”：春秋战国之后，生产力获得显著发展，至秦汉时出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降，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才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力又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我们换一个视角鸟瞰历史，也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也大体上出现“两个马鞍形”，而且这“两个马鞍形”跟漆侠先生观察到的“两个马鞍形”是基本重合的。换言之，凡是人口出现大增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反之亦然，凡是人口出现大衰退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低谷期。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战国时期的人口峰值在4500万以内，从战国到西汉，由于列国争霸、秦灭六国、秦末战乱，人口锐减，但经西汉的休养生息，人口增长至6000万以上，东汉的人口峰值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型期，铁器开始广泛应用，域外农作物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引了进来，粮食亩产量出现突破性提高，社会生产力足以维持比从前更高的人口数目。
但是，从三国—魏晋直至南北朝，人口又发生锐减，按葛剑雄先生的研究，三国末期的人口下降为3000万左右，之后三四百年，人口峰值都只能维持在三四千万上下。这是秦后人口发展的第一个谷底，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谷底正好重合。
隋唐终结了大分裂之后，人口增长率才重新慢慢回升，据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唐朝的人口峰值恢复了汉代的水平，略有超过，从而形成第一个马鞍形。随后，在残唐—五代的小分裂时期，由于长年军阀混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为2000多万，跌入第二个谷底。
之后，赵宋于乱世中立国，平定中原，老百姓才迎来安居乐业，经近百年的生息，中国人口增长在北宋后期出现了一次“大爆炸”，首次突破一亿，形成历史上第二个人口高峰。
宋朝官方对于人口数目有非常详尽的统计，按北宋大观四年（1110）的户部人口统计，当时户数为20，882，258户，口数为46，734，784口。计算下来，每户平均只有2.2人，这显然不合历史的实情情况与我们的经验常识。原来，宋朝官方的户账通常只登记具有服役义务的成年男丁，二十岁以下的未成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女性，均不计算在内。按宋史学者程民生教授的研究，宋代的平均家庭人口为7人。如此说来，北宋末的人口规模已达到1.4亿，差不多比唐朝人口峰值翻了一番。南宋时，尽管丢了半壁江山，但人口峰值也超过了唐朝。
与人口繁衍同步，两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得益于农业技术的改进、海外高产稻种的引进与推广，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亩产约有二三石（米），低产时也有一石，最高时亩产量可达六七石（谷），这个产量差不多是战国时期的5倍、唐代的3倍。再加上垦田以及复耕技术在江南的推行，粮食总体产量大增，养活1.4亿人口是大致没有问题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一场“绿色革命”：“宋代大范围地实行复种制和提高亩产量，并取得突出成就，称之为古代的一次绿色革命，应不为过。”
宋代城市工商业也非常繁华，正如一名元朝人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留下的题跋所言：“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如此繁华的城市工商业才可以吸纳更多的农业富余劳动力。事实上，据赵岗等学者的研究，北宋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1%，南宋时更是达到22.4%。这是什么概念？对比一下：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然而，南宋之后，中国人口又出现了锐减，尽管元朝的疆域远大于宋朝，但至元二十一年（1284），全国人口才有6800万人左右（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不及北宋末的一半，跌入第三个谷底；直到晚明，人口数目才慢慢恢复到北宋末的峰值。这一趋势正好跟漆侠关于经济发展的判断大致相契合：“元代生产力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在晚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代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大爆炸”，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国人口首次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国人口首次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中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这是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四万万同胞”便成了中国人的常用语。
而明清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主要体现为大量美洲作物的引进，包括番麦（玉米）、番仔薯（土豆）、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辣椒）等等，我们现在常说的带有“番”字的农作物，基本上就是这一时期引入中国的。而带有“胡”的农作物，则通常是汉朝及之后从西域传入的。“番”字系农作物生长迅速，产量巨大，明清时期的人口大增长主要应归功于这些域外作物的引进。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密切的正相关。可以说，两者互为因果：经济发展固然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人口增长也给经济发展提供了驱动力。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远郊部分，画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田园，田园里种的不是庄稼，而是蔬菜；近郊部分，又画了一大群家猪，很可能附近有一个养殖场。
原来，北宋末汴京的人口多达百万之众，用《东京梦华录》的话来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这么多人的日常消费需求，显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每一日从汴梁城郊赶进城内屠宰的生猪，即有万头之多；市民消费的蔬菜，可以让拥有京郊二十亩地的菜农养活一家三十口人。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自然又促成了生猪养殖业、蔬菜种植业、商品粮运输与仓储业以及其他工商业的繁荣，进而又带动了汴河—运河经济带的兴旺。如果汴京没有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我们肯定领略不到《清明上河图》展现的繁华景象。
历史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口是拖累，其实人丁是家国之根本。让我引述明代学者丘浚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
年号是中国古代皇帝用以纪年的名号，一个皇帝可以有很多个年号，明清以降皇帝逐渐采用了一个年号。
年号不是随随便便取的，一般是出自古代典籍，有很好的寓意，君主取年号是想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
宋徽宗“建中靖国”年号的“建中”，取自《尚书·洪范》中的“建用皇极”，孔安国传曰：“皇，大；极，中也。立事当用大中之道”。
宋真宗时所降名为“大中祥符”的天书，“大中”两字的出处也在此篇，前文所引《续资治通鉴长编》文中已有描述。另外《尚书·仲虺之诰》有“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宋徽宗“大观”年号源出出自《易.观》彖传“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宋徽宗“政和”年号源出《尚书·周官》，取“庶政惟和，万国咸宁”而来。在徽宗改元政和的诏书中，除了有“庶政惟和”外，也写到“礼制乐作”、“礼乐明备”，亦对应了《礼记·乐记》中“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之语。
宋钦宗“靖康”年号取自《诗·周颂·我将》中“日靖四方”与《尚书·周官》中“永康兆民”二句。
宋宁宗“嘉泰”年号取自《易·乾》“亨者，嘉之会”与《易·泰》“天地交，泰”而来。
宋宁宗“嘉定”年号取自《尚书·无逸》“不敢荒宁,嘉靖殷邦”与《诗·周颂·武》“胜殷遏刘,耆定尔功”而来。
宋理宗“宝庆”年号取自《易传·系辞下》“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与《尚书·吕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而来。
宋理宗“端平”年号应是取自《汉书》卷五六中“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及卷八一中“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而来。
宋太祖年号“乾德”或出自焦赣《易林·升之艮》中“西戎獯鬻，病於我国，扶陕之岐，以保乾德”。
宋太宗年号“太平兴国”。“太平”或出自《庄子·天道》中“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也可能是《吕氏春秋·大乐》中“天下太平，万物安宁”之句。
另外《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登会稽山石刻文中有“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之句。“兴国”或出自《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中“古者被甲婴胄,非以兴国也”，也可能是《春秋左氏传·昭公四年》中“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恃险与马之不可以为固也,从古以然”。
宋太宗年号“雍熙”或出自《尚书·尧典》中“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与“允厘百工，庶绩咸熙”两句，亦或是张衡《东京赋》中“百姓同於饶衍，上下共其雍熙”。
宋太宗年号“端拱”或出自《庄子·山木》中“（孔子）左据槁木,右击槁枝,而歌猋氏之风…… 颜回端拱还目而窥之”，若从年号取意来看，则更近于《魏书·辛雄传》中“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之语。 太祖乾德改元诏中有“民乐雍熙”之句，开宝改元诏中有“庶成端拱”一语。
宋太宗年号“淳化”或出自《素问·五常政大论》中“阳和布化,阴气廼随,生气淳化,万物以荣”，亦或是张衡《东京赋》中“清风协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
宋太宗年号“至道”或出自《礼记·学记》中“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亦或是《礼记·表记》中“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考道以为无失”，也可能是《庄子·在宥》中“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以及《荀子·儒效》中“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等等。
宋仁宗年号“明道”被认为是臣下讨好刘太后所进（后文将提及），表面上的出处可能来自于《道德经》第四十一章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亦或是《逸周书·大匡》中“勇如害上，则不登于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
宋英宗年号“治平”或出自《礼记·大学》中“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太平”，亦或是《晏子春秋·谏上七》中“故明所爱而贤良众，明所恶而邪僻灭，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
宋哲宗年号“元符”取自祥瑞，其用字或许源于扬雄《长杨赋》中“方将俟元符，以禅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之句。这里“元符”一词意为“大的祥瑞”。
宋徽宗年号“宣和”或出自嵇康《琴赋》序之“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一说因改元事出仓促，徽宗便将其燕息之处宣和殿的殿名用作年号。改元后，宣和殿更名为保和殿。
年号不是随随便便取的，一般是出自古代典籍，有很好的寓意，君主取年号是想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
宋徽宗“建中靖国”年号的“建中”，取自《尚书·洪范》中的“建用皇极”，孔安国传曰：“皇，大；极，中也。立事当用大中之道”。
宋真宗时所降名为“大中祥符”的天书，“大中”两字的出处也在此篇，前文所引《续资治通鉴长编》文中已有描述。另外《尚书·仲虺之诰》有“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宋徽宗“大观”年号源出出自《易.观》彖传“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宋徽宗“政和”年号源出《尚书·周官》，取“庶政惟和，万国咸宁”而来。在徽宗改元政和的诏书中，除了有“庶政惟和”外，也写到“礼制乐作”、“礼乐明备”，亦对应了《礼记·乐记》中“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之语。
宋钦宗“靖康”年号取自《诗·周颂·我将》中“日靖四方”与《尚书·周官》中“永康兆民”二句。
宋宁宗“嘉泰”年号取自《易·乾》“亨者，嘉之会”与《易·泰》“天地交，泰”而来。
宋宁宗“嘉定”年号取自《尚书·无逸》“不敢荒宁,嘉靖殷邦”与《诗·周颂·武》“胜殷遏刘,耆定尔功”而来。
宋理宗“宝庆”年号取自《易传·系辞下》“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与《尚书·吕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而来。
宋理宗“端平”年号应是取自《汉书》卷五六中“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及卷八一中“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而来。
宋太祖年号“乾德”或出自焦赣《易林·升之艮》中“西戎獯鬻，病於我国，扶陕之岐，以保乾德”。
宋太宗年号“太平兴国”。“太平”或出自《庄子·天道》中“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也可能是《吕氏春秋·大乐》中“天下太平，万物安宁”之句。
另外《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登会稽山石刻文中有“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之句。“兴国”或出自《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中“古者被甲婴胄,非以兴国也”，也可能是《春秋左氏传·昭公四年》中“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恃险与马之不可以为固也,从古以然”。
宋太宗年号“雍熙”或出自《尚书·尧典》中“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与“允厘百工，庶绩咸熙”两句，亦或是张衡《东京赋》中“百姓同於饶衍，上下共其雍熙”。
宋太宗年号“端拱”或出自《庄子·山木》中“（孔子）左据槁木,右击槁枝,而歌猋氏之风…… 颜回端拱还目而窥之”，若从年号取意来看，则更近于《魏书·辛雄传》中“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之语。 太祖乾德改元诏中有“民乐雍熙”之句，开宝改元诏中有“庶成端拱”一语。
宋太宗年号“淳化”或出自《素问·五常政大论》中“阳和布化,阴气廼随,生气淳化,万物以荣”，亦或是张衡《东京赋》中“清风协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
宋太宗年号“至道”或出自《礼记·学记》中“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亦或是《礼记·表记》中“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考道以为无失”，也可能是《庄子·在宥》中“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以及《荀子·儒效》中“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等等。
宋仁宗年号“明道”被认为是臣下讨好刘太后所进（后文将提及），表面上的出处可能来自于《道德经》第四十一章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亦或是《逸周书·大匡》中“勇如害上，则不登于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
宋英宗年号“治平”或出自《礼记·大学》中“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太平”，亦或是《晏子春秋·谏上七》中“故明所爱而贤良众，明所恶而邪僻灭，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
宋哲宗年号“元符”取自祥瑞，其用字或许源于扬雄《长杨赋》中“方将俟元符，以禅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之句。这里“元符”一词意为“大的祥瑞”。
宋徽宗年号“宣和”或出自嵇康《琴赋》序之“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一说因改元事出仓促，徽宗便将其燕息之处宣和殿的殿名用作年号。改元后，宣和殿更名为保和殿。
#乐山身边事#【偷盆栽！“栽”了自己】4月6日19时许，王村镇吴某神色慌张的跑进王村派出所接警大厅。经询问，吴某平时喜欢在家培植一些盆景，其中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两盆培植了20余年的金弹子树盆景，据吴某介绍该两盆金弹子树于20年前分别花费1500元购买，前段时间朋友想以每棵12000元的价格购买，但是由于自己特别喜欢，婉言拒绝了。4月3日，吴某外出，直到4月6日才返回，回家后就发现自己心爱的两盆金弹子树不翼而飞。
民警迅速锁定了两名宜宾籍的男子，历时26小时，民警在宜宾将其抓获归案。警察蜀黍还把盆栽都找回来还给了被盗的事主。
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井研县公安局）
民警迅速锁定了两名宜宾籍的男子，历时26小时，民警在宜宾将其抓获归案。警察蜀黍还把盆栽都找回来还给了被盗的事主。
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井研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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