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控枪，美司法、立法侧一天内做出重磅相反决定】
#美国司法和立法围绕控枪两极分化#
在连续发生多起大规模枪击案后，美国最高法院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枪支权利。
当地时间6月23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的票数，推翻了纽约州一项严格限制户外持枪的法律，裁定美国人有权在公共场合携带枪支进行“自卫”。
这是最高法院十多年来第一次作出重大枪支裁决，预计将影响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口。
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步调不一，23日以65票对33票通过了一项枪支安全法案，要求加强对枪支购买者的背景调查，并允许法院没收可能构成危险的民众的枪支。英国BBC新闻网评论，这是近30年来美国参议院最重要的一次枪支管控立法。
一边是“十多年最重要裁决”，另一边是“近30年最重要立法”，在美国枪支暴力日益严重的当下，三权分立中的司法侧和立法侧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纽约时报》指出，国会与最高法院之间的对立，反映了倾向于保守派的法院，与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之间的明显分歧，凸显了枪支问题上的两极分化程度。
枪支拥护者的“巨大胜利”
据美联社报道，纽约州1913年颁布法律规定，民众若要在公开场合隐秘持枪，必须在申请执照时出示有具体携枪需求的“适当理由”。而最高法院23日的判决推翻了这项规定，认为该法律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的个人“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这是最高法院十多年来第一次作出重大枪支裁决。除纽约州以外，加利福尼亚、夏威夷、马里兰、马萨诸塞、新泽西和罗得岛等州都有类似的法律，如今都将被重新改写。预计这一判决将影响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口。
六位保守派大法官是该判决的推动者。保守派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代表支持者在裁决意见中写道，宪法保护“个人携带手枪外出自卫的权利”。托马斯称，这项权利不是“二等权利”。“我们不知道个人只有在向政府官员展示某些特殊需要后才能行使其他宪法权利。”
判决一出，支持拥枪权的枪支协会第一时间庆祝胜利。“对于全国步枪协会成员和全国枪支拥有者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立法行动研究所执行主任杰森·奥伊梅特（Jason Ouimet）说。
原告纽约州步枪和手枪协会主席汤姆·金（Tom King）也庆祝胜利称，自己松了一口气。“纽约州合法合法的枪支拥有者将不再受到与人民安全无关的法律的迫害，这些法律不会让人民更安全。”
纽约州州长凯西·霍赫尔（Kathy Hochul）则谴责了这一判决，称“这个决定不仅仅是鲁莽。这是应受谴责的。这不是纽约人想要的”。她说，纽约最早将在下个月重新召集立法机构，制定新措施，让纽约州维持现有法律。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也称，他们也会考虑通过新的法律，其他州也可能会这样做。
“我们已经在处理一场重大的枪支暴力危机。”霍赫尔说，“我们不需要为这场大火添加更多燃料。”
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这一判决。自由派大法官斯蒂芬 · 布雷耶（Stephen Breyer）在反对意见中写道，在一个人均枪支数量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情况下，法院扩大了枪支权利，却没有认真对待枪支暴力的“性质或严重性”。布雷耶说，这项裁决使各州没有能力应对“重大危险”。
美国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称，他对最高法院的裁决“深感失望”。他说，这“既违背常识又违背宪法，会深深困扰我们所有人”。
拜登敦促各州通过新的法律。“我呼吁全国各地的美国人就枪支安全发表意见。生命危在旦夕。”
美联社称，法院的判决与舆论有些格格不入。根据美联社主导的“AP VoteCast”民意调查显示，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约有一半的选民称美国的枪支法应该更加严格。另外三分之一的人说法律应该保持原样，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人说枪支法律应该不那么严格。
步调不一，参议院同天推出限制枪支法律
就在最高法院支持扩大枪支权利数小时后，美国参议院步调不一，迅速通过了一项两党枪支安全法案，打破了国会近三十年来在加强枪支限制方面的僵局。
当地时间6月23日晚，参议院以65票对33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旨在加强枪支安全的《两党更安全社区法案》。在投票的最后关头，包括少数党领袖、肯塔基州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在内的15名共和党人选择加入民主党，为通过法案铺平了道路。
法案将加强对18岁至21岁的枪支购买者的背景调查，首次要求对青少年记录（包括从16岁开始的心理健康记录）进行审查。该法案将提供资金帮助各州通过“危险信号”法律，允许法官没收可能构成危险的人的枪支，并将收紧对实施家庭暴力者购买枪支的联邦禁令。
法案还将拨出7.5亿美元的联邦赠款资金，为加强心理健康计划和学校安全提供资金。
多数党领袖、纽约州参议员查克·舒默 (Chuck Schumer) 在参议院投票时表示：“这不是影响我们国家的所有枪支暴力的万能药，但它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早就应该迈出的一步。这很重要，它将拯救生命。”
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后，仍需要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并由拜登签署才能成为法律。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声明中证实，众议院将于当地时间24日就该法案举行投票。
佩洛西称，众议院将迅速采取行动，通过这项法案。白宫官员称，拜登将签署该法案，并称该法案是“国会为减少枪支暴力而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英国BBC新闻网评论，这是近30年来美国参议院最重要的一次枪支管控立法，
“凸显了枪支问题的两极分化程度”
同一天，国会与最高法院在枪支问题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最高法院否决了纽约州严格限制户外携带枪支的法律，而参议院通过了限制枪支的法律。《纽约时报》指出，这反映了倾向于保守派的法院，与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之间的鲜明分歧，凸显了“两极分化”的程度。
事实上，最终达成的妥协方案是民主党人和一小部分共和党人之间激烈谈判的产物，大多数共和党人依旧反对该法案。在参议院的50名共和党参议员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支持这项法案。美联社称，国会在枪支限制方面继续采取行动的前景依旧黯淡。
《纽约时报》称，参议院最新通过的法案与其说是两党就枪支暴力达成共识的新时代的开端，不如说是一个罕见的妥协时刻，可能很快就会让位于僵局，特别是如果共和党人在今年秋天赢得对国会的控制权。
#美国司法和立法围绕控枪两极分化#
在连续发生多起大规模枪击案后，美国最高法院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枪支权利。
当地时间6月23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的票数，推翻了纽约州一项严格限制户外持枪的法律，裁定美国人有权在公共场合携带枪支进行“自卫”。
这是最高法院十多年来第一次作出重大枪支裁决，预计将影响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口。
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步调不一，23日以65票对33票通过了一项枪支安全法案，要求加强对枪支购买者的背景调查，并允许法院没收可能构成危险的民众的枪支。英国BBC新闻网评论，这是近30年来美国参议院最重要的一次枪支管控立法。
一边是“十多年最重要裁决”，另一边是“近30年最重要立法”，在美国枪支暴力日益严重的当下，三权分立中的司法侧和立法侧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纽约时报》指出，国会与最高法院之间的对立，反映了倾向于保守派的法院，与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之间的明显分歧，凸显了枪支问题上的两极分化程度。
枪支拥护者的“巨大胜利”
据美联社报道，纽约州1913年颁布法律规定，民众若要在公开场合隐秘持枪，必须在申请执照时出示有具体携枪需求的“适当理由”。而最高法院23日的判决推翻了这项规定，认为该法律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的个人“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这是最高法院十多年来第一次作出重大枪支裁决。除纽约州以外，加利福尼亚、夏威夷、马里兰、马萨诸塞、新泽西和罗得岛等州都有类似的法律，如今都将被重新改写。预计这一判决将影响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口。
六位保守派大法官是该判决的推动者。保守派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代表支持者在裁决意见中写道，宪法保护“个人携带手枪外出自卫的权利”。托马斯称，这项权利不是“二等权利”。“我们不知道个人只有在向政府官员展示某些特殊需要后才能行使其他宪法权利。”
判决一出，支持拥枪权的枪支协会第一时间庆祝胜利。“对于全国步枪协会成员和全国枪支拥有者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立法行动研究所执行主任杰森·奥伊梅特（Jason Ouimet）说。
原告纽约州步枪和手枪协会主席汤姆·金（Tom King）也庆祝胜利称，自己松了一口气。“纽约州合法合法的枪支拥有者将不再受到与人民安全无关的法律的迫害，这些法律不会让人民更安全。”
纽约州州长凯西·霍赫尔（Kathy Hochul）则谴责了这一判决，称“这个决定不仅仅是鲁莽。这是应受谴责的。这不是纽约人想要的”。她说，纽约最早将在下个月重新召集立法机构，制定新措施，让纽约州维持现有法律。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也称，他们也会考虑通过新的法律，其他州也可能会这样做。
“我们已经在处理一场重大的枪支暴力危机。”霍赫尔说，“我们不需要为这场大火添加更多燃料。”
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这一判决。自由派大法官斯蒂芬 · 布雷耶（Stephen Breyer）在反对意见中写道，在一个人均枪支数量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情况下，法院扩大了枪支权利，却没有认真对待枪支暴力的“性质或严重性”。布雷耶说，这项裁决使各州没有能力应对“重大危险”。
美国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称，他对最高法院的裁决“深感失望”。他说，这“既违背常识又违背宪法，会深深困扰我们所有人”。
拜登敦促各州通过新的法律。“我呼吁全国各地的美国人就枪支安全发表意见。生命危在旦夕。”
美联社称，法院的判决与舆论有些格格不入。根据美联社主导的“AP VoteCast”民意调查显示，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约有一半的选民称美国的枪支法应该更加严格。另外三分之一的人说法律应该保持原样，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人说枪支法律应该不那么严格。
步调不一，参议院同天推出限制枪支法律
就在最高法院支持扩大枪支权利数小时后，美国参议院步调不一，迅速通过了一项两党枪支安全法案，打破了国会近三十年来在加强枪支限制方面的僵局。
当地时间6月23日晚，参议院以65票对33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旨在加强枪支安全的《两党更安全社区法案》。在投票的最后关头，包括少数党领袖、肯塔基州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在内的15名共和党人选择加入民主党，为通过法案铺平了道路。
法案将加强对18岁至21岁的枪支购买者的背景调查，首次要求对青少年记录（包括从16岁开始的心理健康记录）进行审查。该法案将提供资金帮助各州通过“危险信号”法律，允许法官没收可能构成危险的人的枪支，并将收紧对实施家庭暴力者购买枪支的联邦禁令。
法案还将拨出7.5亿美元的联邦赠款资金，为加强心理健康计划和学校安全提供资金。
多数党领袖、纽约州参议员查克·舒默 (Chuck Schumer) 在参议院投票时表示：“这不是影响我们国家的所有枪支暴力的万能药，但它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早就应该迈出的一步。这很重要，它将拯救生命。”
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后，仍需要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并由拜登签署才能成为法律。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声明中证实，众议院将于当地时间24日就该法案举行投票。
佩洛西称，众议院将迅速采取行动，通过这项法案。白宫官员称，拜登将签署该法案，并称该法案是“国会为减少枪支暴力而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英国BBC新闻网评论，这是近30年来美国参议院最重要的一次枪支管控立法，
“凸显了枪支问题的两极分化程度”
同一天，国会与最高法院在枪支问题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最高法院否决了纽约州严格限制户外携带枪支的法律，而参议院通过了限制枪支的法律。《纽约时报》指出，这反映了倾向于保守派的法院，与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之间的鲜明分歧，凸显了“两极分化”的程度。
事实上，最终达成的妥协方案是民主党人和一小部分共和党人之间激烈谈判的产物，大多数共和党人依旧反对该法案。在参议院的50名共和党参议员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支持这项法案。美联社称，国会在枪支限制方面继续采取行动的前景依旧黯淡。
《纽约时报》称，参议院最新通过的法案与其说是两党就枪支暴力达成共识的新时代的开端，不如说是一个罕见的妥协时刻，可能很快就会让位于僵局，特别是如果共和党人在今年秋天赢得对国会的控制权。
【声音|中国大学“官味儿度”研究：学术奖项层次越高，官味儿越重】
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程度究竟深几许?在通常的模糊感知之外是否有精确的量化指标?其实，早在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的几项研究就给人们提供了这种参照。
顾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这个概念来对此类现象进行量化。在《中国大学网站新闻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对海内外近百所高校网站首页的新闻进行抽样,对比学校领导新闻和学术新闻在数量和比例上的差异。他认为,学校领导是为教师提供服务的“配角”,如果领导频繁出现在新闻中则意味着该校官僚化程度较高。
此项研究的样本中,选取的50所中国大学基本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此外选择发达国家大学34所,以及台湾、香港地区9所。监测时段为2008年的4月24日至6月5日,连续采样四次八周,之后开始数据分析。
研究的结论是：两者相较,国内大学的学术新闻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都远低于海外高校。例如,国内大学的校领导新闻数量为海外大学的三倍,而学术新闻占有率却只是后者的二分之一；在国内大学网站中,有关学校领导的新闻稍多于学术新闻,而海外大学的学术新闻与领导新闻的比例大致为4∶1。
顾海兵关于学术机构“官味度”的研究开始于2006年,他认为当下对教育科研领域官本位现象的评论早已有之,但真正通过量化指标来分析的并不多见,他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检验常识,并分析行政化发展的程度与趋势”。
《中国科研成果奖的“官味度”》研究是他的第一次尝试。
在此份研究中,他以某全国性社会科学研究奖为样本,将获奖论文的第一作者按其不同“职务”进行划分并赋予相应分值:校长级记为10分,准校长级为8分,副校长级7分,准副校长级5分,院长级4分,准院长级2分,副院长级1分,其他职务0分。最后,相加总分除以人数得出的平均值,即为该学科、学校的“官味度”指数。
研究结论证明了常识:一等奖的“官味度”为2.846,二等奖的“官味度”为2.009,三等奖的“官味度”为1.493。
奖项越高,官味特征越明显。
若按学科间“官味度”进行排序,则教育学、法学、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的“官味度”高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的“官味度”低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教育学“官味度”最高,历史学最低。
一年后,使用同样的方法,顾海兵又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的评委构成“解构”,将60位来自各高校的评委按其各级职务高低逐一赋值,最终得出结论:60位专家的官味度在7.7———高于副校长级。他因此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戏称为“一个大学(新老)校长联合会”。
在另一份《人文社科领域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海兵设置了时间上的纵向比较。这份研究的调查对象为近5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文科论文(含管理学)的导师们。在具体的操作上,顾海兵依然是将他们按行政级别不同而给定分数,最后取平均值。
统计结果显示,获奖论文的导师的总体“官味度”接近副院长级别。更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从五年的动态趋势看,‘官味度’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长24%。”
为什么在全社会市场化、专业化的大趋势下,在舆论不断抨击大学行政化的大背景中,教育科研的官味度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一个重要的节点是1998年前后。”顾海兵说,来自各个层面的巨量资金和资源向大学流入,而资源的层层分配基本上是用行政化方式,由此巩固了握有分配权力的各级领导的地位。同时,有31所重点高校的行政级别由正厅级上升为副部级,“此后大学内的行政体系在不断强化。”顾海兵认为。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亦有类似感受。熊丙奇在2004年出版了图书《大学有问题》,大学的行政化是其中的重要章节。他在书中描述了大学行政化后的各式现象:一位拥有学术职称的教师,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处级、局级干部,因为“领导”有更灵活、更充分的资源调配权。
“5年来,大学行政化问题在很多专家学者的批评声中,越来越强大。”熊丙奇认为。
在这5年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现已退休）在博客上撰文,抨击“学术行政化严重地影响中国大学的发展”；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学“官僚迹象明显,我已忍无可忍”；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亦认为大学官本位影响学术发展,而“不管社会怎样发生变化,科学、民主和创新的大学精神应是大学文化永恒的不变量”。如此种种。
但是,在这些声音之外,没有教师、学生等民意参与的大学体制依然故我。“还没有外力打破这种行政化的趋势与格局,现任的校领导、官员、当红教授正是行政化的既得利益者。”熊丙奇说。
与此同时,大学的行政化又与中国整体的官本位意识糅合在一起。
熊丙奇说,“中国大学有行政级别,提高行政级别实属无奈之举。若大学领导是副部长级干部,在出席活动时座位就比局级干部靠前,而排位倒还是形式,与座位对应的是话语权与资源获得的优先权。”
为了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政府资源,大学正在成为行政体系中的一员。积极融入,这符合适者生存的逻辑。
“大学的去行政化,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熊丙奇说。
（文章来源：书斋里外 ）
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程度究竟深几许?在通常的模糊感知之外是否有精确的量化指标?其实，早在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的几项研究就给人们提供了这种参照。
顾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这个概念来对此类现象进行量化。在《中国大学网站新闻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对海内外近百所高校网站首页的新闻进行抽样,对比学校领导新闻和学术新闻在数量和比例上的差异。他认为,学校领导是为教师提供服务的“配角”,如果领导频繁出现在新闻中则意味着该校官僚化程度较高。
此项研究的样本中,选取的50所中国大学基本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此外选择发达国家大学34所,以及台湾、香港地区9所。监测时段为2008年的4月24日至6月5日,连续采样四次八周,之后开始数据分析。
研究的结论是：两者相较,国内大学的学术新闻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都远低于海外高校。例如,国内大学的校领导新闻数量为海外大学的三倍,而学术新闻占有率却只是后者的二分之一；在国内大学网站中,有关学校领导的新闻稍多于学术新闻,而海外大学的学术新闻与领导新闻的比例大致为4∶1。
顾海兵关于学术机构“官味度”的研究开始于2006年,他认为当下对教育科研领域官本位现象的评论早已有之,但真正通过量化指标来分析的并不多见,他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检验常识,并分析行政化发展的程度与趋势”。
《中国科研成果奖的“官味度”》研究是他的第一次尝试。
在此份研究中,他以某全国性社会科学研究奖为样本,将获奖论文的第一作者按其不同“职务”进行划分并赋予相应分值:校长级记为10分,准校长级为8分,副校长级7分,准副校长级5分,院长级4分,准院长级2分,副院长级1分,其他职务0分。最后,相加总分除以人数得出的平均值,即为该学科、学校的“官味度”指数。
研究结论证明了常识:一等奖的“官味度”为2.846,二等奖的“官味度”为2.009,三等奖的“官味度”为1.493。
奖项越高,官味特征越明显。
若按学科间“官味度”进行排序,则教育学、法学、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的“官味度”高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的“官味度”低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教育学“官味度”最高,历史学最低。
一年后,使用同样的方法,顾海兵又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的评委构成“解构”,将60位来自各高校的评委按其各级职务高低逐一赋值,最终得出结论:60位专家的官味度在7.7———高于副校长级。他因此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戏称为“一个大学(新老)校长联合会”。
在另一份《人文社科领域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海兵设置了时间上的纵向比较。这份研究的调查对象为近5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文科论文(含管理学)的导师们。在具体的操作上,顾海兵依然是将他们按行政级别不同而给定分数,最后取平均值。
统计结果显示,获奖论文的导师的总体“官味度”接近副院长级别。更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从五年的动态趋势看,‘官味度’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长24%。”
为什么在全社会市场化、专业化的大趋势下,在舆论不断抨击大学行政化的大背景中,教育科研的官味度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一个重要的节点是1998年前后。”顾海兵说,来自各个层面的巨量资金和资源向大学流入,而资源的层层分配基本上是用行政化方式,由此巩固了握有分配权力的各级领导的地位。同时,有31所重点高校的行政级别由正厅级上升为副部级,“此后大学内的行政体系在不断强化。”顾海兵认为。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亦有类似感受。熊丙奇在2004年出版了图书《大学有问题》,大学的行政化是其中的重要章节。他在书中描述了大学行政化后的各式现象:一位拥有学术职称的教师,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处级、局级干部,因为“领导”有更灵活、更充分的资源调配权。
“5年来,大学行政化问题在很多专家学者的批评声中,越来越强大。”熊丙奇认为。
在这5年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现已退休）在博客上撰文,抨击“学术行政化严重地影响中国大学的发展”；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学“官僚迹象明显,我已忍无可忍”；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亦认为大学官本位影响学术发展,而“不管社会怎样发生变化,科学、民主和创新的大学精神应是大学文化永恒的不变量”。如此种种。
但是,在这些声音之外,没有教师、学生等民意参与的大学体制依然故我。“还没有外力打破这种行政化的趋势与格局,现任的校领导、官员、当红教授正是行政化的既得利益者。”熊丙奇说。
与此同时,大学的行政化又与中国整体的官本位意识糅合在一起。
熊丙奇说,“中国大学有行政级别,提高行政级别实属无奈之举。若大学领导是副部长级干部,在出席活动时座位就比局级干部靠前,而排位倒还是形式,与座位对应的是话语权与资源获得的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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