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央视著名主持人赵忠祥去世，令人惋惜。赵忠祥算得上是主持界的“一代宗师”，倪萍老师也发文悼念，称“赵老师之后，主持人里不会再有第二个宗师！”
倪萍和赵忠祥是好搭档，更是好师徒。倪萍一进中央电视台就是和赵忠祥搭档，倪萍无疑是幸运的，有赵宗祥带领，在一旁帮衬，倪萍学到了很多，也成长的很快。
可以说，倪萍代表了几代人对于电视、春晚的记忆。倪萍搭档赵宗祥先后主持了13次春节联欢晚会。
如今61岁的倪萍早就是国人心中的著名主持人，且依然活跃在荧幕之上，确实难得。
倪萍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因此倪萍是跟着姥姥长大的。
倪萍年轻时长得清新秀丽，从艺术学院毕业后，倪萍被分配到了山东话剧院，进入话剧院的第二年，倪萍就被评为“国家二级演员”。
在校期间，倪萍就参与了电影《山菊花》的拍摄。第一次主演电影就是在《女兵》中扮演女主角周艺严，之后正式走上了演艺道路。
作为演员的倪萍其实也获得了不小的成就，2002年，倪萍凭借电影《美丽的大脚》获得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当然，相比于作为演员的倪萍，显然，观众们更为熟悉的是作为主持人的倪萍。1990年，倪萍被调入中央电视台担任《综艺大观》的主持人，从此以后，开启了伴随倪萍至今的主持生涯。
无论是演戏还是主持，倪萍都做得有声有色，似乎也没有过什么大坎坷，顺风顺水，有自己的努力，也不乏运气。
然而，在生活中的倪萍，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真正的苦难都在生活中。
倪萍先后经历过3段婚姻，5段感情。
第一段婚姻如今看来有些儿戏，也甚少被提起，当时还在山东的倪萍，年纪轻轻，就因为和家人赌气，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嫁给了一个当地人，并且还与其育有一女。
之后倪萍到北京工作，两人聚少离多，本来就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的婚姻也就随之走到头了，女儿被判给了前夫。
之后，在央视工作的倪萍在工作中认识了小品演员郭达，两个人的恋爱谈得也不错，但最终拗不过郭达父母的反对，最后两个人以分手收场。
后来1991年，倪萍认识了大导演陈凯歌，从此便是6年的错付，倪萍后来在自己的书《日子》中这样形容这段6年的感情：“这是一段没有自尊，失去自我的日子”。
一个央视如日中天的美女主持人，一个才华横溢的大导演，两个人互相欣赏，互相爱慕，走在一起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两个人很快就同居了，那时候的倪萍一边要忙着主持事业，另一边还要照顾大导演，经常是忙得前仰后合。刚下班就要赶回家洗衣做饭。
那时候倪萍或许以为两个人是可以走进婚姻的，毕竟当是陈凯歌父亲去世，她也是以准儿媳的身份独自料理。
聪明如倪萍，怎么会看不清一个男人的心，但陷入爱情的女人，却总是抱有一丝期待的。
面对陈凯歌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冠冕堂皇的“两个人的感情，不是靠婚姻维系的”，倪萍以为自己的付出终会有所不同。
直到有一天，挺着大肚子的陈红出现在她的面前，倪萍才仿佛大梦初醒。
陈凯歌提出分手，说是要对陈红负责。倪萍问，这么多年你不对我负责吗？
六年的时光，换来的只是陈凯歌的一句“我对不起你，但只能这样了。”
本以为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却没想到结局竟是这样的不堪。
1997年，离开陈凯歌的倪萍，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王文澜。
王文澜比倪萍大6岁，是一个记者，也是一名摄影师。两个人很快就步入了婚姻，两年后，40岁的倪萍不顾高龄产妇的风险，生下了儿子虎子。
本以为生活可以就此平平淡淡，两人相守到老，然而日子却总是叫人无奈。
1999年的春晚，倪萍依旧和赵宗祥搭档主持春晚，而倪萍的表现也依旧稳健，没有叫人失望。
镜头里的倪萍微笑着祝全国观众朋友新年快乐，然而有谁知道，就在这年的春节前夕，倪萍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就被查出先天性白内障，如果不及时就医，就会面临失明的风险。
作为母亲的倪萍，面对这样的打击，满心里都是儿子的病情，心急如焚。然而面对台里的重托，倪萍不能辜负单位，更不能让观众们失望，擦干眼泪，强撑着主持完整场晚会。
晚会一结束，倪萍就辞去了工作，带着儿子四处求医，国内不行，就去国外，这一走就是10年。
虎子的病情一直反反复复，为了治好虎子，高昂的医疗费也几乎快让倪萍倾家荡产。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物质压力的双重压迫下，王文澜提出了离婚。
作为母亲的倪萍从没想过放弃儿子，一个人默默担下所有。于是倪萍又再度拍戏，为了挣钱，倪萍什么戏都接，经常国内国外两边跑，不停地坐飞机赶路。
于是就有了记者镜头下那个身材臃肿，面容憔悴的倪萍。
那些年的倪萍恨不得有三头六臂，好在一切的付出终究还是有了回报，虎子的病情有了实质性的好转。
坚强了10年的倪萍在那一刻忍不住喜极而泣。
命运如此捉弄着倪萍，年过半百的倪萍也该收获幸福，享受平淡有烟火气的日子。
离开央视10年的倪萍又再次回归，站在《等着我》的舞台上，重新以主持人的身份与观众见面。
后来倪萍在拍电影期间认识了导演杨亚洲，两个人低调结婚。这一次，倪萍终于找到了可以让自己依靠人，杨亚洲与倪萍相濡以沫，互相扶持，杨亚洲倪萍的儿子虎子也很好。
坎坷了半辈子的倪萍终于能够好好过日子了。
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倪萍减肥成功，知性与优雅又再次回到倪萍的身上。
正如尼采所说“但凡不能打倒你的，都必将使你更强大”，在最艰难的那10年里，倪萍拍摄的电影为她挣得了不少奖项。《姥姥语录》也是那段日子里出版的。
经历过生活磨难的女人，会拥有比普通女人更强大的内心和坚韧的意志。
人生仍在继续，倪萍也仍在前进。
倪萍和赵忠祥是好搭档，更是好师徒。倪萍一进中央电视台就是和赵忠祥搭档，倪萍无疑是幸运的，有赵宗祥带领，在一旁帮衬，倪萍学到了很多，也成长的很快。
可以说，倪萍代表了几代人对于电视、春晚的记忆。倪萍搭档赵宗祥先后主持了13次春节联欢晚会。
如今61岁的倪萍早就是国人心中的著名主持人，且依然活跃在荧幕之上，确实难得。
倪萍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因此倪萍是跟着姥姥长大的。
倪萍年轻时长得清新秀丽，从艺术学院毕业后，倪萍被分配到了山东话剧院，进入话剧院的第二年，倪萍就被评为“国家二级演员”。
在校期间，倪萍就参与了电影《山菊花》的拍摄。第一次主演电影就是在《女兵》中扮演女主角周艺严，之后正式走上了演艺道路。
作为演员的倪萍其实也获得了不小的成就，2002年，倪萍凭借电影《美丽的大脚》获得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当然，相比于作为演员的倪萍，显然，观众们更为熟悉的是作为主持人的倪萍。1990年，倪萍被调入中央电视台担任《综艺大观》的主持人，从此以后，开启了伴随倪萍至今的主持生涯。
无论是演戏还是主持，倪萍都做得有声有色，似乎也没有过什么大坎坷，顺风顺水，有自己的努力，也不乏运气。
然而，在生活中的倪萍，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真正的苦难都在生活中。
倪萍先后经历过3段婚姻，5段感情。
第一段婚姻如今看来有些儿戏，也甚少被提起，当时还在山东的倪萍，年纪轻轻，就因为和家人赌气，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嫁给了一个当地人，并且还与其育有一女。
之后倪萍到北京工作，两人聚少离多，本来就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的婚姻也就随之走到头了，女儿被判给了前夫。
之后，在央视工作的倪萍在工作中认识了小品演员郭达，两个人的恋爱谈得也不错，但最终拗不过郭达父母的反对，最后两个人以分手收场。
后来1991年，倪萍认识了大导演陈凯歌，从此便是6年的错付，倪萍后来在自己的书《日子》中这样形容这段6年的感情：“这是一段没有自尊，失去自我的日子”。
一个央视如日中天的美女主持人，一个才华横溢的大导演，两个人互相欣赏，互相爱慕，走在一起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两个人很快就同居了，那时候的倪萍一边要忙着主持事业，另一边还要照顾大导演，经常是忙得前仰后合。刚下班就要赶回家洗衣做饭。
那时候倪萍或许以为两个人是可以走进婚姻的，毕竟当是陈凯歌父亲去世，她也是以准儿媳的身份独自料理。
聪明如倪萍，怎么会看不清一个男人的心，但陷入爱情的女人，却总是抱有一丝期待的。
面对陈凯歌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冠冕堂皇的“两个人的感情，不是靠婚姻维系的”，倪萍以为自己的付出终会有所不同。
直到有一天，挺着大肚子的陈红出现在她的面前，倪萍才仿佛大梦初醒。
陈凯歌提出分手，说是要对陈红负责。倪萍问，这么多年你不对我负责吗？
六年的时光，换来的只是陈凯歌的一句“我对不起你，但只能这样了。”
本以为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却没想到结局竟是这样的不堪。
1997年，离开陈凯歌的倪萍，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王文澜。
王文澜比倪萍大6岁，是一个记者，也是一名摄影师。两个人很快就步入了婚姻，两年后，40岁的倪萍不顾高龄产妇的风险，生下了儿子虎子。
本以为生活可以就此平平淡淡，两人相守到老，然而日子却总是叫人无奈。
1999年的春晚，倪萍依旧和赵宗祥搭档主持春晚，而倪萍的表现也依旧稳健，没有叫人失望。
镜头里的倪萍微笑着祝全国观众朋友新年快乐，然而有谁知道，就在这年的春节前夕，倪萍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就被查出先天性白内障，如果不及时就医，就会面临失明的风险。
作为母亲的倪萍，面对这样的打击，满心里都是儿子的病情，心急如焚。然而面对台里的重托，倪萍不能辜负单位，更不能让观众们失望，擦干眼泪，强撑着主持完整场晚会。
晚会一结束，倪萍就辞去了工作，带着儿子四处求医，国内不行，就去国外，这一走就是10年。
虎子的病情一直反反复复，为了治好虎子，高昂的医疗费也几乎快让倪萍倾家荡产。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物质压力的双重压迫下，王文澜提出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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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有了记者镜头下那个身材臃肿，面容憔悴的倪萍。
那些年的倪萍恨不得有三头六臂，好在一切的付出终究还是有了回报，虎子的病情有了实质性的好转。
坚强了10年的倪萍在那一刻忍不住喜极而泣。
命运如此捉弄着倪萍，年过半百的倪萍也该收获幸福，享受平淡有烟火气的日子。
离开央视10年的倪萍又再次回归，站在《等着我》的舞台上，重新以主持人的身份与观众见面。
后来倪萍在拍电影期间认识了导演杨亚洲，两个人低调结婚。这一次，倪萍终于找到了可以让自己依靠人，杨亚洲与倪萍相濡以沫，互相扶持，杨亚洲倪萍的儿子虎子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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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仍在继续，倪萍也仍在前进。
#央视快评论动态清零#【#躺平式抗疫思维要不得#】与最初的新冠病毒相比，奥密克戎变异株虽导致重症率与致死率大幅下降，但其传播率与感染率急速上升。对此，我们不可改弦更张，因为防疫政策不仅要考虑重症率和致死率，考虑到死亡的绝对人数，更要充分评估医疗资源被挤兑的风险和付出的巨大代价。面对我国基数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和医疗资源相对紧张与不平衡的现实，我们必须遵循“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尽锐出战、全力以赴。#新冠感染者为什么不能居家隔离# https://t.cn/RJyGJsW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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