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美食# 豆腐以及各种豆制食品可能是中国人对世界饮食最大的贡献了。就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擅长将最原始的奶制作成各类奶制品，农耕几千年的中国人也在这个过程中想尽办法将黄豆这种农作物的价值挖掘出来。
在成都郊外的新津，我在那里喝到了这些年来最香醇的豆浆，它不像都市里早餐店的豆浆那般轻薄寡淡，口感异常醇厚，带着点黄色的乳白色液体流向口中的速度好像都变慢了。喝完后，我忍不住用舌头舔了舔嘴唇，竟发现有黏稠的感觉。
而这般口感其实只是当地人李萍在制作四川小吃豆花的过程中顺手在煮沸的大锅里舀出来的，只在里面加了一点白砂糖。每天早上，李萍和年逾八旬的母亲都会雷打不动地将十四五斤黄豆制作成豆花，因为他们一家在成都绕城高速旁的自家农田边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从父亲传至李萍的手中，已有31年了。而店名里就有他们的拿手绝活——李豆花。
李萍家豆花制作的工艺并无特殊之处，按她的话说，当地很多家庭都会做豆花，只是他们家这些年一直坚持用传统方法手工制作，“这需要耐心”。
豆子选用自家和附近村民们种的当地黄豆，前一天晚上泡在水里，第二天早上，用磨浆机将泡发的豆子加水打碎（最近三五年才开始用磨浆机，因为“量越来越大，搞不过来咯，之前一直用的是石磨”），然后放到柴火灶台上的大铁锅里慢慢熬。“不是说烧开就行了，”李萍在这里对我强调说，“要控制火候，慢慢熬到豆子的浓香味出来了才行。”半个小时后，整个屋子里已弥漫着豆子的香味，他们开始将熬好的豆浆舀到纱布中包起来，把它放在一口大锅上方的木架子上，李萍和儿子站在两端用几根小腿粗的竹棒反复按压，这下就得到了过滤后的豆浆。
过滤后的豆浆还不能立刻倒回刚才的大锅中烧开，李萍说，这个过程中最麻烦的一步其实是刷锅。原来就在她和儿子挤压纱布里的豆浆时，李萍的母亲在旁边一直在用竹刷子反复清洗刚才煮豆浆的大锅。“因为刚才煮豆浆的时候温度很高，它肯定会有一点点扒锅，如果刷不干净，到时候煮出来的豆花贴着锅的那面就变坏了，所以必须要把锅刷得非常干净。”刷了十几分钟，终于把黑水彻底刷没了。他们再将滤好的豆浆返回锅中再次烧开，用石膏水点制而成。
那天上午，李萍他们一共做了8斤豆子，花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样做出来的豆花自然豆香味十足，不过李萍让我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豆花蘸料。在四川吃豆花不存在甜咸之争，大家既不放糖也不像北方吃豆腐脑用香菇、黄花菜做卤子，四川人仍然钟爱他们的红油蘸料。
李萍说，她家的蘸料用的是自家种的二荆条辣椒，蘸干后捣成面做成红油，再和同样是自家做的豆瓣和花椒面调在一起，撒上葱花，就成了一份香气四溢的豆花搭档。学当地人用筷子颤颤巍巍地从碗里夹起一块豆花，放到蘸碟里打个滚，然后再颤颤巍巍地夹起来送入口中，果然是麻辣鲜香嫩滑，不配米饭也让我吃掉了一碗。倒不是说她家豆花的味道有多么出神入化，只是入口能清晰察觉到豆花有豆花的香味，蘸料有辣油的香气，这样就足够好吃了。
可能是因为外形洁白如玉，有关豆腐烹饪方法的记载在善于托物言志的中国文人间就极为常见，恐怕甚于其他任何一种食材。比如宋代的林洪就在《山家清供》中记载了豆腐的一种做法：“豆腐、葱油煎，用研榧子一二十枚，和酱料同煮。又方：纯以酒煮，俱有益也。”这种看上去类似红烧的做法已十分符合今人的口味。
到了近现代，梁实秋和汪曾祺这样的资深饕客都曾在文章中介绍了许多豆腐的做法，常见的有小葱或香椿拌豆腐、烧豆腐（放不放猪肉均可）、锅塌豆腐、麻婆豆腐等等。不过无论是梁先生还是汪先生，在他们妙笔下涉及的若干豆腐做法中，反而是一种大道至简的做法最令我向往。仅以梁先生在《雅舍谈吃》中的描述为例：“沿街担贩有卖‘老豆腐’者。担子一边是锅灶，煮着一锅豆腐，久煮成蜂窝状，另一边是碗匙佐料如酱油、醋、韭菜末、芝麻酱、辣椒油之类。”梁先生没有描写他吃到这种豆腐时的感受，不过每读至此，我似乎都能想象到那种豆香与酱油的香气、韭菜花的咸鲜调和出来的复合香味充斥口腔，忍不住咽一下口水。
这种在旧社会极为常见却成为富裕生活下难得一见的粗犷吃法，好像特别能让被精致生活浸润太久的城市人有所感。当然，这种越简单的做法对食材的要求也就越高，如果豆腐本身选用的豆子不好，或是点豆腐时没点好，或者搭配的酱油质量不佳，则不仅吃不到食材的香味，反而连被调味料遮掩一下的资格都没有了。
在中国，自称“豆腐之乡”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贵州大方、湖北石牌，以及安徽淮南。相比其余几地，淮南的名气相对更大一些，因而被称为“淮南王”的刘安其封地就在淮南寿县，我选择到安徽来探访也是因为听说这里的豆制品很出名，豆腐宴更是令人期待。不过就像清汤豆腐饺和炸豆腐排不如老豆腐和豆花动人一样，很多豆腐宴上的名菜形式更甚于内容。
事实上，除了淮南，整个安徽地区都是吃豆大省，从南至北几乎每个地方都能说出一两个豆类名吃。但到底该去哪里，安徽画家同时也是美食爱好者的高军向我推荐了一个地方，即九华山脚下的陵阳镇。他说，安徽当地以前有“风流谢家村，富贵陵阳镇”之说，这是因为以前徽商行走各地做生意时，位于山下江边的陵阳镇是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而这里也因此流传下来了两种很有名的食物，即陵阳豆腐干和陵阳一品锅。
因为还保留着不少徽派老建筑，陵阳镇现在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聚集的地方。随意打听一下，美食的目标都指向了陵阳老街。老街仍然保留着大部分原貌，石板路和粉壁黛瓦的老房子让人的脚步不自觉慢了下来。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走了不多久，就看到了一间门头上写着“老街豆腐店”的小作坊，走近一看，里面正有一对夫妻在忙碌着。只见男主人将一整块刚刚做好的豆腐放到台面上，然后一手拿起一根半圆半方的木棍，一手拿着铁尺，分横竖两个方向将整块豆腐划成一个个小方块，然后把每一小块豆腐放入旁边模具中的一个个小格子里，再把整个模具用纱布包起来放到千斤顶下压上。
看着这一套流程下来，我心想原来豆腐干就是这样做成的。男主人甘卫红见我们对豆腐干很好奇，手里一边忙活着一边和我们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们，陵阳镇以前有非常多做豆腐和豆腐干的师傅，30多年前，他跟着一位师傅学会了这门手艺，就在老街上开了一间自己的店，一直干到了现在。现在镇上做豆腐干的人家相比过去少了许多，因为太费工夫。甘卫红说，他们夫妻俩每天凌晨3点多就要起床，从磨豆子开始，一路再到煮豆浆、点豆腐、切块压出豆干，最后再用自己做的黄豆酱煮成酱干子，晾干后5点多就要送上第一批前往县城的货车。
而这种酱香味就是陵阳豆腐干有别于其他地区豆腐干的最主要区别。这里的豆腐干都呈酱红色，薄薄两三毫米一片看上去味道很重，但我尝了后发现其实并不太咸，扎实的口感下酱香味浓郁。若说有什么秘诀，可能就是一直沿用着老手艺，除了磨豆子变成了磨豆机，其余的基本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连压豆腐用的都是他自己找人切出来的大石头。而上面提到的他用来划分豆腐的“半圆半方”的木棍其实本来是一根四四方方的方形木棍，甘卫红说那根木棍的年龄比我都大，每天都要在豆腐块上滚来滚去，就磨成了半圆半方。
至于味道，甘卫红说，这是因为他们家的黄豆酱都是自己做的，“我们把黄豆煮烂后就放面粉进去拌在一起，然后放在房间里让它发霉，霉过之后再放盐，然后就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到一定程度就好了。”因为这些手艺都是自己的，甘卫红对自己做的酱干子非常自信，他告诉我说，他们做的这种是酱干子，直接吃或者切片炒着吃都可以；但如果是黄山地区那种茶干子，因为里面放了比较多的调味料，只有当零食吃比较好，但是炒菜吃就不好吃，“因为它改变了菜的那种香味”。
那桌菜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那道陵阳一品锅，尤其是其中的豆腐干、干豆角和粉丝。所谓一品锅其实就是猪肉炒香后烹入酱油等调味料，加入豆腐、黄花菜、陵阳豆腐干、山芋粉丝、干豆角、干竹笋、米粉丸子等当地特色食材炖在一锅中，上桌时还要继续加热，一桌人围在一起热热乎乎吃个痛快，颇有些东北人的豪爽劲儿。
和东北的酸菜白肉一样，别看里面放了猪肉，但香味的精华大多被那些素的食材都吸走了。这桌菜里用的豆腐干就是甘卫红做的，刚刚还很扎实的酱干子在肉汤里炖过后已软嫩了不少，双重酱香堆叠在一起，嚼起来味道不逊于猪肉。而旁边的干豆角和粉丝等干货在泡开后也很适合在这种炖制的环境中吸收汤汁的香气，我边吃边想，怪不得这里既产豆腐干又出现了这道菜，原来这样的搭配才能实现食材口味的最大化。
《一颗黄豆，中国人把滋味发掘得淋漓尽致》文 | 王梓辉
在成都郊外的新津，我在那里喝到了这些年来最香醇的豆浆，它不像都市里早餐店的豆浆那般轻薄寡淡，口感异常醇厚，带着点黄色的乳白色液体流向口中的速度好像都变慢了。喝完后，我忍不住用舌头舔了舔嘴唇，竟发现有黏稠的感觉。
而这般口感其实只是当地人李萍在制作四川小吃豆花的过程中顺手在煮沸的大锅里舀出来的，只在里面加了一点白砂糖。每天早上，李萍和年逾八旬的母亲都会雷打不动地将十四五斤黄豆制作成豆花，因为他们一家在成都绕城高速旁的自家农田边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从父亲传至李萍的手中，已有31年了。而店名里就有他们的拿手绝活——李豆花。
李萍家豆花制作的工艺并无特殊之处，按她的话说，当地很多家庭都会做豆花，只是他们家这些年一直坚持用传统方法手工制作，“这需要耐心”。
豆子选用自家和附近村民们种的当地黄豆，前一天晚上泡在水里，第二天早上，用磨浆机将泡发的豆子加水打碎（最近三五年才开始用磨浆机，因为“量越来越大，搞不过来咯，之前一直用的是石磨”），然后放到柴火灶台上的大铁锅里慢慢熬。“不是说烧开就行了，”李萍在这里对我强调说，“要控制火候，慢慢熬到豆子的浓香味出来了才行。”半个小时后，整个屋子里已弥漫着豆子的香味，他们开始将熬好的豆浆舀到纱布中包起来，把它放在一口大锅上方的木架子上，李萍和儿子站在两端用几根小腿粗的竹棒反复按压，这下就得到了过滤后的豆浆。
过滤后的豆浆还不能立刻倒回刚才的大锅中烧开，李萍说，这个过程中最麻烦的一步其实是刷锅。原来就在她和儿子挤压纱布里的豆浆时，李萍的母亲在旁边一直在用竹刷子反复清洗刚才煮豆浆的大锅。“因为刚才煮豆浆的时候温度很高，它肯定会有一点点扒锅，如果刷不干净，到时候煮出来的豆花贴着锅的那面就变坏了，所以必须要把锅刷得非常干净。”刷了十几分钟，终于把黑水彻底刷没了。他们再将滤好的豆浆返回锅中再次烧开，用石膏水点制而成。
那天上午，李萍他们一共做了8斤豆子，花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样做出来的豆花自然豆香味十足，不过李萍让我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豆花蘸料。在四川吃豆花不存在甜咸之争，大家既不放糖也不像北方吃豆腐脑用香菇、黄花菜做卤子，四川人仍然钟爱他们的红油蘸料。
李萍说，她家的蘸料用的是自家种的二荆条辣椒，蘸干后捣成面做成红油，再和同样是自家做的豆瓣和花椒面调在一起，撒上葱花，就成了一份香气四溢的豆花搭档。学当地人用筷子颤颤巍巍地从碗里夹起一块豆花，放到蘸碟里打个滚，然后再颤颤巍巍地夹起来送入口中，果然是麻辣鲜香嫩滑，不配米饭也让我吃掉了一碗。倒不是说她家豆花的味道有多么出神入化，只是入口能清晰察觉到豆花有豆花的香味，蘸料有辣油的香气，这样就足够好吃了。
可能是因为外形洁白如玉，有关豆腐烹饪方法的记载在善于托物言志的中国文人间就极为常见，恐怕甚于其他任何一种食材。比如宋代的林洪就在《山家清供》中记载了豆腐的一种做法：“豆腐、葱油煎，用研榧子一二十枚，和酱料同煮。又方：纯以酒煮，俱有益也。”这种看上去类似红烧的做法已十分符合今人的口味。
到了近现代，梁实秋和汪曾祺这样的资深饕客都曾在文章中介绍了许多豆腐的做法，常见的有小葱或香椿拌豆腐、烧豆腐（放不放猪肉均可）、锅塌豆腐、麻婆豆腐等等。不过无论是梁先生还是汪先生，在他们妙笔下涉及的若干豆腐做法中，反而是一种大道至简的做法最令我向往。仅以梁先生在《雅舍谈吃》中的描述为例：“沿街担贩有卖‘老豆腐’者。担子一边是锅灶，煮着一锅豆腐，久煮成蜂窝状，另一边是碗匙佐料如酱油、醋、韭菜末、芝麻酱、辣椒油之类。”梁先生没有描写他吃到这种豆腐时的感受，不过每读至此，我似乎都能想象到那种豆香与酱油的香气、韭菜花的咸鲜调和出来的复合香味充斥口腔，忍不住咽一下口水。
这种在旧社会极为常见却成为富裕生活下难得一见的粗犷吃法，好像特别能让被精致生活浸润太久的城市人有所感。当然，这种越简单的做法对食材的要求也就越高，如果豆腐本身选用的豆子不好，或是点豆腐时没点好，或者搭配的酱油质量不佳，则不仅吃不到食材的香味，反而连被调味料遮掩一下的资格都没有了。
在中国，自称“豆腐之乡”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贵州大方、湖北石牌，以及安徽淮南。相比其余几地，淮南的名气相对更大一些，因而被称为“淮南王”的刘安其封地就在淮南寿县，我选择到安徽来探访也是因为听说这里的豆制品很出名，豆腐宴更是令人期待。不过就像清汤豆腐饺和炸豆腐排不如老豆腐和豆花动人一样，很多豆腐宴上的名菜形式更甚于内容。
事实上，除了淮南，整个安徽地区都是吃豆大省，从南至北几乎每个地方都能说出一两个豆类名吃。但到底该去哪里，安徽画家同时也是美食爱好者的高军向我推荐了一个地方，即九华山脚下的陵阳镇。他说，安徽当地以前有“风流谢家村，富贵陵阳镇”之说，这是因为以前徽商行走各地做生意时，位于山下江边的陵阳镇是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而这里也因此流传下来了两种很有名的食物，即陵阳豆腐干和陵阳一品锅。
因为还保留着不少徽派老建筑，陵阳镇现在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聚集的地方。随意打听一下，美食的目标都指向了陵阳老街。老街仍然保留着大部分原貌，石板路和粉壁黛瓦的老房子让人的脚步不自觉慢了下来。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走了不多久，就看到了一间门头上写着“老街豆腐店”的小作坊，走近一看，里面正有一对夫妻在忙碌着。只见男主人将一整块刚刚做好的豆腐放到台面上，然后一手拿起一根半圆半方的木棍，一手拿着铁尺，分横竖两个方向将整块豆腐划成一个个小方块，然后把每一小块豆腐放入旁边模具中的一个个小格子里，再把整个模具用纱布包起来放到千斤顶下压上。
看着这一套流程下来，我心想原来豆腐干就是这样做成的。男主人甘卫红见我们对豆腐干很好奇，手里一边忙活着一边和我们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们，陵阳镇以前有非常多做豆腐和豆腐干的师傅，30多年前，他跟着一位师傅学会了这门手艺，就在老街上开了一间自己的店，一直干到了现在。现在镇上做豆腐干的人家相比过去少了许多，因为太费工夫。甘卫红说，他们夫妻俩每天凌晨3点多就要起床，从磨豆子开始，一路再到煮豆浆、点豆腐、切块压出豆干，最后再用自己做的黄豆酱煮成酱干子，晾干后5点多就要送上第一批前往县城的货车。
而这种酱香味就是陵阳豆腐干有别于其他地区豆腐干的最主要区别。这里的豆腐干都呈酱红色，薄薄两三毫米一片看上去味道很重，但我尝了后发现其实并不太咸，扎实的口感下酱香味浓郁。若说有什么秘诀，可能就是一直沿用着老手艺，除了磨豆子变成了磨豆机，其余的基本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连压豆腐用的都是他自己找人切出来的大石头。而上面提到的他用来划分豆腐的“半圆半方”的木棍其实本来是一根四四方方的方形木棍，甘卫红说那根木棍的年龄比我都大，每天都要在豆腐块上滚来滚去，就磨成了半圆半方。
至于味道，甘卫红说，这是因为他们家的黄豆酱都是自己做的，“我们把黄豆煮烂后就放面粉进去拌在一起，然后放在房间里让它发霉，霉过之后再放盐，然后就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到一定程度就好了。”因为这些手艺都是自己的，甘卫红对自己做的酱干子非常自信，他告诉我说，他们做的这种是酱干子，直接吃或者切片炒着吃都可以；但如果是黄山地区那种茶干子，因为里面放了比较多的调味料，只有当零食吃比较好，但是炒菜吃就不好吃，“因为它改变了菜的那种香味”。
那桌菜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那道陵阳一品锅，尤其是其中的豆腐干、干豆角和粉丝。所谓一品锅其实就是猪肉炒香后烹入酱油等调味料，加入豆腐、黄花菜、陵阳豆腐干、山芋粉丝、干豆角、干竹笋、米粉丸子等当地特色食材炖在一锅中，上桌时还要继续加热，一桌人围在一起热热乎乎吃个痛快，颇有些东北人的豪爽劲儿。
和东北的酸菜白肉一样，别看里面放了猪肉，但香味的精华大多被那些素的食材都吸走了。这桌菜里用的豆腐干就是甘卫红做的，刚刚还很扎实的酱干子在肉汤里炖过后已软嫩了不少，双重酱香堆叠在一起，嚼起来味道不逊于猪肉。而旁边的干豆角和粉丝等干货在泡开后也很适合在这种炖制的环境中吸收汤汁的香气，我边吃边想，怪不得这里既产豆腐干又出现了这道菜，原来这样的搭配才能实现食材口味的最大化。
《一颗黄豆，中国人把滋味发掘得淋漓尽致》文 | 王梓辉
#三联美食# “馋，馋死了，好想吃金钩炒玉牌。”大晚上的，身处“静默”城市中的同学老张，还在微信里和我热火朝天地聊吃的。原来，宅家抢菜已经月余的老张，纵有咖啡香气萦绕，抑或红酒摇曳多姿，最念念不忘的仍不过是一道家常菜：豆芽炒豆腐。
这道食材同源的炒菜，用的是最朴素的黄豆芽和白豆腐。而豆腐要经得起翻炒，必须得是北方的老豆腐，而且得是那种用老卤点制的、带着浓浓豆香气儿的北方老豆腐。这种天然的香味儿，隐隐约约有点类似龙井绿茶的豆香味道。
先一根一根把黄豆芽底部的细小根毛摘净，即是“金钩”；将豆腐切成厚薄适中、两指见方的块儿，即为“玉牌”。热锅冷油，将豆腐块儿滑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即放入豆芽翻炒；最后加上碧绿的葱段和少许的盐，大火翻炒调味即成。短短几分钟，这道简单美味的“快手”菜就成了。
只见盘中黄白相间，翠绿点缀，煞是好看。单这赏心悦目的卖相，就已令人食指大动。满满挟起一筷子菜，入口是豆芽的脆爽和鲜嫩。而豆腐则带着油煎的滋润和焦香，一大口咬下去，也绝不会有吃到骨头和鱼刺的担心，反而有一种大快朵颐吃肉般的痛快感觉，一口又一口地停不下来。
在物质不丰富的年代，豆腐真是普通人家的肉啊。所以，至今豆腐这种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就妥妥地是最实惠的“素肉”“素鸡”。“爷俩吃半斤豆腐—拼（抢）了”，这个戏谑的歇后语，是流传于豆腐的发源地，江淮一带不富裕的“干饭人”的老笑话。豆腐含水量高，半斤老豆腐也不过是掌心方寸大小的块儿罢了。在吃肉很“奢侈”的时候，父子俩一人夹几筷子就没了，还不赶快抢着吃吗？
而我童年时，虽然也能吃到肉，但却也同样热切地盼望着能吃到散发天然豆香气儿的老豆腐。因为那时的我患有哮喘，对鱼虾之类都过敏。而豆腐被认为是性平味甘，所以老豆腐于我，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尤其是母亲在家里自己做的老豆腐。
做豆腐要先从浸泡黄豆开始，把干豆全部浸没水中，泡到胀大数倍后捞出磨成浆；生豆浆用特制的布袋装起过滤，将豆渣一袋一袋地分离出来；然后置于大铁锅中烧煮，还没开锅，老远就能闻到浓郁的豆香气了。很是诱人！
这时候，母亲就从屋角一个坛子里，小心翼翼地舀出一碗盐卤水来，端到灶台前等着。等到锅中豆浆烧开，浓白的浆水上下翻滚时，母亲用一把特制的勺子，舀起少许老卤水，蜻蜓点水一般轻快地沿着锅边撒去，并缓缓而有力地搅动着。没过一会儿，原本如奶汁一样的豆浆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逐渐出现絮状沉淀，结成了大朵的白白豆花儿。而浆水也变得越来越清亮，最后竟如同一汪碧水一般。
母亲会先舀出一碗豆花来，撒上点小虾皮，淋上点鲜酱油，如果再滴上几滴芝麻香油，那简直就是人间极致的美味了。这碗豆花是让我们姐弟仨先过下嘴瘾的，每人分到的并不多，可已经足够小小的我们心满意足了。而母亲自己，却常常只舀一小碗清亮的浆水喝，嘴上还说：“这个才真的鲜呢，好喝。”我伸过头，喝了一口她碗里的清浆水，味道闻着的确是清香微甘，但喝到嘴里却是有点涩涩的苦，根本不是鲜味儿。
母亲点豆腐的卤水用得恰到好处，做出来的成品才能老嫩适中。当豆花全部凝聚成云朵大团时，母亲快手快脚，用舀瓢迅速地把白白嫩嫩的豆花盛出来，倒进一旁早就准备好的干净笼布里，然后将笼布对角两两系紧，并压上一块木制的盖板，双手不停地按压盖板的边缘。于是，清亮的浆水从笼布缝隙里被不断挤压出来，滴滴答答的如同唱着欢快的歌儿。
等到浆水不再滴答，打开笼布，一板软硬正好的白豆腐就做好了。这其实很考验人的眼力和手上功夫，否则的话不是卤水多了豆腐发苦，就是少了豆腐易碎。如果偶尔失手，一向能干利索的母亲就会自责不已。
刚做好的老豆腐，还带着热乎的香气，切成大小适中的块儿，可以用花生油煎着吃，类似铁板豆腐的做法。当豆腐在油脂的热情“滋啦”声中，被煎得两面焦黄发亮，看着就让人垂涎。吃到嘴里，焦香的外皮稍有点韧，内里却是软嫩的细腻，唇齿间满是纯粹的植物味道，让人从口腔到内脏，都是妥妥的服帖舒畅。
其实，这种做法既简单，又能保持卤水老豆腐最原始的滋味。只需要在清水锅里放入几片薄薄的鲜姜，一点点盐，将豆腐切块投入水中，水滚后，几分钟后即可捞起食用。即便只配上一小碟鲜酱油，味道也都是极好的；倘若能有少许蒜泥加入，滋味就更赞了。
豆腐的软滑，滋味的纯粹，配合着热气腾腾的水汽，在江南的夜里，就显得特别温馨又可人。就像佩弦先生自己说的：“这并不是真的吃饭，只是玩儿。”除了应付嘴巴的寡淡之外，又不用像吃碳水、高脂食物那样担心发胖，还能生生地多出些文人雅趣来。
自古以来，好的文章被以“锦绣”称之，亦能以称之为“大块文章”。深谙“凡尔赛文学”的大诗人李白，自称“儿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就曾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一诗中写道：“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
于是，篇幅短小的文章也就有了“豆腐块”的别称。而在江淮一带，给将入学读书的孩子吃切得方方正正的豆腐，既有希望他（她）为人清白端正，也隐含了希望孩子能提笔写出好文章、读书出人头地的美好愿望。
而我自幼体弱，母亲经常宠溺地看着我大口满足地吃豆腐。或许，她的心中不是盼着我读书有多厉害，而是希望我尽快摆脱哮喘缠身，健康地长大成人吧。
不管是煎烤烹炸，炖煮烧溜，还是搭配蔬菜腥荤，老豆腐都能应付自如，是一道价廉物美、贫富皆宜的家常菜。倘若刀工了得，豆腐还可以被片得薄如纸张，再切成细丝儿，搭配瑶柱、鲜虾和火腿等，制作成淮扬有名的“大煮干丝”或者是烫干丝，做出各种丰润美妙口感，这就是比较精细的文雅吃法了。
吃过的东西，日子久了就容易上瘾，如同茶瘾、咖啡瘾一样。而我和老张这样出身普通人家的孩子，无论是来上一盘家常味道的豆芽炒豆腐，还是细品着茉莉香茶，筷子挟起秀气的干丝儿，其实都是在咂摸曾经熟悉的味道。在豆香茶香中，在水汽缭绕中，牵引出对母亲家乡的思念来。
如今太平盛世，餐餐有鱼有肉，豆腐的滋味看似十分寡淡，却常常令我牵肠挂肚地想念。正如老张期盼着早日解封，等待老菜场重开一样。时不时地，我需要一盘老豆腐的清淡，来慰藉肠胃，安抚心情。
原来，所谓的美食，不过是儿时熟悉的味道而已。
《豆腐赛肉香，妥妥安抚了思乡人的肠胃》文 | 清风吴语
这道食材同源的炒菜，用的是最朴素的黄豆芽和白豆腐。而豆腐要经得起翻炒，必须得是北方的老豆腐，而且得是那种用老卤点制的、带着浓浓豆香气儿的北方老豆腐。这种天然的香味儿，隐隐约约有点类似龙井绿茶的豆香味道。
先一根一根把黄豆芽底部的细小根毛摘净，即是“金钩”；将豆腐切成厚薄适中、两指见方的块儿，即为“玉牌”。热锅冷油，将豆腐块儿滑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即放入豆芽翻炒；最后加上碧绿的葱段和少许的盐，大火翻炒调味即成。短短几分钟，这道简单美味的“快手”菜就成了。
只见盘中黄白相间，翠绿点缀，煞是好看。单这赏心悦目的卖相，就已令人食指大动。满满挟起一筷子菜，入口是豆芽的脆爽和鲜嫩。而豆腐则带着油煎的滋润和焦香，一大口咬下去，也绝不会有吃到骨头和鱼刺的担心，反而有一种大快朵颐吃肉般的痛快感觉，一口又一口地停不下来。
在物质不丰富的年代，豆腐真是普通人家的肉啊。所以，至今豆腐这种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就妥妥地是最实惠的“素肉”“素鸡”。“爷俩吃半斤豆腐—拼（抢）了”，这个戏谑的歇后语，是流传于豆腐的发源地，江淮一带不富裕的“干饭人”的老笑话。豆腐含水量高，半斤老豆腐也不过是掌心方寸大小的块儿罢了。在吃肉很“奢侈”的时候，父子俩一人夹几筷子就没了，还不赶快抢着吃吗？
而我童年时，虽然也能吃到肉，但却也同样热切地盼望着能吃到散发天然豆香气儿的老豆腐。因为那时的我患有哮喘，对鱼虾之类都过敏。而豆腐被认为是性平味甘，所以老豆腐于我，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尤其是母亲在家里自己做的老豆腐。
做豆腐要先从浸泡黄豆开始，把干豆全部浸没水中，泡到胀大数倍后捞出磨成浆；生豆浆用特制的布袋装起过滤，将豆渣一袋一袋地分离出来；然后置于大铁锅中烧煮，还没开锅，老远就能闻到浓郁的豆香气了。很是诱人！
这时候，母亲就从屋角一个坛子里，小心翼翼地舀出一碗盐卤水来，端到灶台前等着。等到锅中豆浆烧开，浓白的浆水上下翻滚时，母亲用一把特制的勺子，舀起少许老卤水，蜻蜓点水一般轻快地沿着锅边撒去，并缓缓而有力地搅动着。没过一会儿，原本如奶汁一样的豆浆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逐渐出现絮状沉淀，结成了大朵的白白豆花儿。而浆水也变得越来越清亮，最后竟如同一汪碧水一般。
母亲会先舀出一碗豆花来，撒上点小虾皮，淋上点鲜酱油，如果再滴上几滴芝麻香油，那简直就是人间极致的美味了。这碗豆花是让我们姐弟仨先过下嘴瘾的，每人分到的并不多，可已经足够小小的我们心满意足了。而母亲自己，却常常只舀一小碗清亮的浆水喝，嘴上还说：“这个才真的鲜呢，好喝。”我伸过头，喝了一口她碗里的清浆水，味道闻着的确是清香微甘，但喝到嘴里却是有点涩涩的苦，根本不是鲜味儿。
母亲点豆腐的卤水用得恰到好处，做出来的成品才能老嫩适中。当豆花全部凝聚成云朵大团时，母亲快手快脚，用舀瓢迅速地把白白嫩嫩的豆花盛出来，倒进一旁早就准备好的干净笼布里，然后将笼布对角两两系紧，并压上一块木制的盖板，双手不停地按压盖板的边缘。于是，清亮的浆水从笼布缝隙里被不断挤压出来，滴滴答答的如同唱着欢快的歌儿。
等到浆水不再滴答，打开笼布，一板软硬正好的白豆腐就做好了。这其实很考验人的眼力和手上功夫，否则的话不是卤水多了豆腐发苦，就是少了豆腐易碎。如果偶尔失手，一向能干利索的母亲就会自责不已。
刚做好的老豆腐，还带着热乎的香气，切成大小适中的块儿，可以用花生油煎着吃，类似铁板豆腐的做法。当豆腐在油脂的热情“滋啦”声中，被煎得两面焦黄发亮，看着就让人垂涎。吃到嘴里，焦香的外皮稍有点韧，内里却是软嫩的细腻，唇齿间满是纯粹的植物味道，让人从口腔到内脏，都是妥妥的服帖舒畅。
其实，这种做法既简单，又能保持卤水老豆腐最原始的滋味。只需要在清水锅里放入几片薄薄的鲜姜，一点点盐，将豆腐切块投入水中，水滚后，几分钟后即可捞起食用。即便只配上一小碟鲜酱油，味道也都是极好的；倘若能有少许蒜泥加入，滋味就更赞了。
豆腐的软滑，滋味的纯粹，配合着热气腾腾的水汽，在江南的夜里，就显得特别温馨又可人。就像佩弦先生自己说的：“这并不是真的吃饭，只是玩儿。”除了应付嘴巴的寡淡之外，又不用像吃碳水、高脂食物那样担心发胖，还能生生地多出些文人雅趣来。
自古以来，好的文章被以“锦绣”称之，亦能以称之为“大块文章”。深谙“凡尔赛文学”的大诗人李白，自称“儿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就曾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一诗中写道：“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
于是，篇幅短小的文章也就有了“豆腐块”的别称。而在江淮一带，给将入学读书的孩子吃切得方方正正的豆腐，既有希望他（她）为人清白端正，也隐含了希望孩子能提笔写出好文章、读书出人头地的美好愿望。
而我自幼体弱，母亲经常宠溺地看着我大口满足地吃豆腐。或许，她的心中不是盼着我读书有多厉害，而是希望我尽快摆脱哮喘缠身，健康地长大成人吧。
不管是煎烤烹炸，炖煮烧溜，还是搭配蔬菜腥荤，老豆腐都能应付自如，是一道价廉物美、贫富皆宜的家常菜。倘若刀工了得，豆腐还可以被片得薄如纸张，再切成细丝儿，搭配瑶柱、鲜虾和火腿等，制作成淮扬有名的“大煮干丝”或者是烫干丝，做出各种丰润美妙口感，这就是比较精细的文雅吃法了。
吃过的东西，日子久了就容易上瘾，如同茶瘾、咖啡瘾一样。而我和老张这样出身普通人家的孩子，无论是来上一盘家常味道的豆芽炒豆腐，还是细品着茉莉香茶，筷子挟起秀气的干丝儿，其实都是在咂摸曾经熟悉的味道。在豆香茶香中，在水汽缭绕中，牵引出对母亲家乡的思念来。
如今太平盛世，餐餐有鱼有肉，豆腐的滋味看似十分寡淡，却常常令我牵肠挂肚地想念。正如老张期盼着早日解封，等待老菜场重开一样。时不时地，我需要一盘老豆腐的清淡，来慰藉肠胃，安抚心情。
原来，所谓的美食，不过是儿时熟悉的味道而已。
《豆腐赛肉香，妥妥安抚了思乡人的肠胃》文 | 清风吴语
#三联美食# “三个蟹壳黄，两碗绿豆粥，吃到肚子里，同享无量福。”这首乡土气息十足的白话诗描述的是江南地区一种用油酥加酵面作坯，先制成扁圆形饼胚，外沾一层芝麻，贴烘炉壁烘烤而成的火炉烧饼，因其形状似蟹壳、色泽如蟹黄，故又名“蟹壳黄”。
说起蟹壳黄，自是绕不过苏州茶馆。苏州人爱喝茶，茶和苏州人之间结着很深厚的友情。明清姑苏繁荣富足鼎盛之际，街头巷尾星罗棋布着大大小小的茶馆。
在吴门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和清代徐杨的《姑苏繁华图》中，都能看到陆文夫笔下“老苏州”赶早茶的场景。
“每至曙色朦动，鸡叫头遍的时候，对门茶馆店里就有了人声，那些茶瘾很深的老茶客，到时候就睡不着了，爬起来洗把脸，昏昏糊糊地跑进茶馆店，一杯浓茶下肚，才算是真正醒了过来，才开始他一天的生涯。”
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在《除夕口占》中说道“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茶，是苏州人的开门七件事之一，喝茶与吃饭占有同等地位。故苏州人管“喝”茶叫“吃”茶。是的，苏州人这杯茶不是“喝”进去，而是“吃”出来的。
不少老苏州早起的头一件事就是跑茶馆去吃早茶，先一杯热茶下肚，自己不动身，让面馆里的伙计代跑腿去附近面馆点一碗“头汤面”打包回茶馆，有点类似现在的“饿了么”、“美团”骑手，吸溜着热腾腾的面条，倘若倘若恰逢生意场上的熟人，那就续上茶水，边喝边聊，茶水喝光，顺道也把生意谈了下来。
有了吃“早茶”的，便就有吃“晚茶”的。在民国文人包天笑回忆里，吃“晚茶”的人社会阶层似乎要更高一点。
比如，苏州人去茶馆吃个下午茶，唤作“孵茶馆”，一如老母鸡孵蛋，一坐就是大半天，托一杯茶听说书人百转千回的腔调和茶客之间彼此吴侬软语的家长里短，精致的茶点不比早茶那般清汤寡水，可以细细慢慢咀嚼，舒舒服服消磨时光。
少时，我的祖父常捎上我去茶楼“孵茶馆”，苏州茶馆配的伴茶佐食，虽不如周作人笔下“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的干丝那般考究，却也自有特色。
其招牌“茶楼双璧”便是生煎和蟹壳黄。祖父笃悠悠手托一杯清茶，跷着二郎腿，眯缝着眼，沉浸在低吟浅唱的评弹声中，年幼的我对茶、评弹素无兴致，只是眼巴巴地干等那份属于我的茶食，生煎馒头一口一个，吃得顺滑，自不消细说。
关于“蟹壳黄”这个物什，听着名字挺诱人，又有蟹、又有黄，可等堂倌端着食盘上来，一见之下，却是一个寻常的小圆面饼，莫说蟹黄，连猪肉都不见半星。
一口咬下去，异香浓烈，饼身上的酥皮附带着芝麻一齐“簌簌”下落，像雪花一样纷纷飘落案上。我探出小手，一小片、一小片捡起来，塞回嘴里。
那芝麻颗粒就像散落四处的弹珠，零星洒在桌面，我伸出食指，蘸些唾沫，蘸一口，吞一粒，有几颗芝麻掉进桌缝，任凭怎样蘸唾沫也无济于事。我急得干瞪眼，一上火，把桌子猛拍一下，唬的周围茶客都吓了一跳，旋即转过身来，看我一边捡、一边舔震落出来的芝麻粒，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便是蟹壳黄的魅力。
时隔多年，祖父早已仙逝。我闲来翻书《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看到旗人吃饼一段：“他吃烧饼的时候，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唾沫写字，总写他不到嘴里，所以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拍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不禁莞尔。
我想起了祖父，也想起了蟹壳黄。可如今的苏州大街上，生煎店常有，蟹壳黄铺却不常有。兜兜转转，终于在一家新开张的五星级大酒店看到招牌上写着“蟹壳黄”，花样倒是推陈出新了不少种类，咸的有蟹黄馅、虾仁馅料，甜的有枣泥馅、玫瑰馅料。于是点一份尝尝，吃起来总感觉不如旧味，从厨师口中得知现在的蟹壳黄是用电烤炉烤制出来，难怪口味不那么纯正了。
惆怅之际，一位老茶客向我推荐曲园大门斜对面的一家百年老店，说那里的蟹壳黄是地道苏式口味，名气也不是吹出来的。
据说，很多年前，已故上海评弹团名家吴君玉到曲园喝茶，一眼看到邻桌上放着蟹壳黄，叫了起来：“哎呦，蟹壳黄哇，几十年没看到了。”于是，大家热情地请他吃了两个。
临走时，吴君玉还专门打听这蟹壳黄是在哪儿买的，听说就在曲园对面，连忙过去预定了40个，说要带回上海让家人和朋友都尝尝。
第二天一早，店家将新鲜出炉的蟹壳黄小心翼翼地用纸盒子包好，“这蟹壳黄不能用塑料袋装，如果放在塑料袋里，‘壳’就不脆了。”店主解释道。后来吴君玉每次到苏州，都会去曲园对面买蟹壳黄。不只是吴君玉等大师级吃客光顾，很多老顾客一买就是五、六十个，还有人专门将这款大师级秘技皮酥香脆“蟹壳黄”邮寄到香港的亲友家去。
传统蟹壳黄主要有咸、甜两种口味，咸的是葱油味，甜的是豆沙味。这爿店门面小虽小，用的却是老底子炭火烘烤的特制铁炉。
店主用菜籽油和面，面团包入油酥，一次次反复擀卷，让面饼层层起酥，“这内里至少有20层暗酥”店主一边揉面团一边凡尔赛式“炫技”，“这样一口咬下去才会有层层叠叠的质感。”饶是这番精工细作，才使得他家的蟹壳黄放久面皮也不会发硬，很多老客当天下午买回家，吃不完留待第二天，依旧能吃到那一口酥脆。
咸饼选用优质五花肉、葱花做馅心，甜饼以白糖猪油为主，再用上好的芝麻撒面，最后放入铁皮大炉中，一张一张贴在炉壁，等烤熟后用铁夹一个一个取出、装袋。蟹壳黄有甜有咸，批量生产，万一搞混岂非尴尬，为了便于区分，咸饼做成溜圆型，小巧可爱，壳面是黄褐色，远观像一只只螃蟹，撒在上面的芝麻，就像蟹壳斑点，“蟹壳黄”这个名字可谓实至名归。
甜饼则做成椭圆状。刚出炉的蟹壳黄，大老远就能闻到一股特有的浓烈饼香，尤其是葱油味咸饼，“未见饼家先闻香，入口酥皮纷纷下”，咬下一口，酥酥脆脆，层层剥落，那味蕾间迸发的余香，隽永绵长，让人在不经意间穿越到那个同样隽永绵长的年代。
《他们把这浓香酥脆的烧饼，唤作“蟹壳黄”》文 | 申功晶
说起蟹壳黄，自是绕不过苏州茶馆。苏州人爱喝茶，茶和苏州人之间结着很深厚的友情。明清姑苏繁荣富足鼎盛之际，街头巷尾星罗棋布着大大小小的茶馆。
在吴门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和清代徐杨的《姑苏繁华图》中，都能看到陆文夫笔下“老苏州”赶早茶的场景。
“每至曙色朦动，鸡叫头遍的时候，对门茶馆店里就有了人声，那些茶瘾很深的老茶客，到时候就睡不着了，爬起来洗把脸，昏昏糊糊地跑进茶馆店，一杯浓茶下肚，才算是真正醒了过来，才开始他一天的生涯。”
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在《除夕口占》中说道“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茶，是苏州人的开门七件事之一，喝茶与吃饭占有同等地位。故苏州人管“喝”茶叫“吃”茶。是的，苏州人这杯茶不是“喝”进去，而是“吃”出来的。
不少老苏州早起的头一件事就是跑茶馆去吃早茶，先一杯热茶下肚，自己不动身，让面馆里的伙计代跑腿去附近面馆点一碗“头汤面”打包回茶馆，有点类似现在的“饿了么”、“美团”骑手，吸溜着热腾腾的面条，倘若倘若恰逢生意场上的熟人，那就续上茶水，边喝边聊，茶水喝光，顺道也把生意谈了下来。
有了吃“早茶”的，便就有吃“晚茶”的。在民国文人包天笑回忆里，吃“晚茶”的人社会阶层似乎要更高一点。
比如，苏州人去茶馆吃个下午茶，唤作“孵茶馆”，一如老母鸡孵蛋，一坐就是大半天，托一杯茶听说书人百转千回的腔调和茶客之间彼此吴侬软语的家长里短，精致的茶点不比早茶那般清汤寡水，可以细细慢慢咀嚼，舒舒服服消磨时光。
少时，我的祖父常捎上我去茶楼“孵茶馆”，苏州茶馆配的伴茶佐食，虽不如周作人笔下“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的干丝那般考究，却也自有特色。
其招牌“茶楼双璧”便是生煎和蟹壳黄。祖父笃悠悠手托一杯清茶，跷着二郎腿，眯缝着眼，沉浸在低吟浅唱的评弹声中，年幼的我对茶、评弹素无兴致，只是眼巴巴地干等那份属于我的茶食，生煎馒头一口一个，吃得顺滑，自不消细说。
关于“蟹壳黄”这个物什，听着名字挺诱人，又有蟹、又有黄，可等堂倌端着食盘上来，一见之下，却是一个寻常的小圆面饼，莫说蟹黄，连猪肉都不见半星。
一口咬下去，异香浓烈，饼身上的酥皮附带着芝麻一齐“簌簌”下落，像雪花一样纷纷飘落案上。我探出小手，一小片、一小片捡起来，塞回嘴里。
那芝麻颗粒就像散落四处的弹珠，零星洒在桌面，我伸出食指，蘸些唾沫，蘸一口，吞一粒，有几颗芝麻掉进桌缝，任凭怎样蘸唾沫也无济于事。我急得干瞪眼，一上火，把桌子猛拍一下，唬的周围茶客都吓了一跳，旋即转过身来，看我一边捡、一边舔震落出来的芝麻粒，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便是蟹壳黄的魅力。
时隔多年，祖父早已仙逝。我闲来翻书《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看到旗人吃饼一段：“他吃烧饼的时候，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唾沫写字，总写他不到嘴里，所以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拍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不禁莞尔。
我想起了祖父，也想起了蟹壳黄。可如今的苏州大街上，生煎店常有，蟹壳黄铺却不常有。兜兜转转，终于在一家新开张的五星级大酒店看到招牌上写着“蟹壳黄”，花样倒是推陈出新了不少种类，咸的有蟹黄馅、虾仁馅料，甜的有枣泥馅、玫瑰馅料。于是点一份尝尝，吃起来总感觉不如旧味，从厨师口中得知现在的蟹壳黄是用电烤炉烤制出来，难怪口味不那么纯正了。
惆怅之际，一位老茶客向我推荐曲园大门斜对面的一家百年老店，说那里的蟹壳黄是地道苏式口味，名气也不是吹出来的。
据说，很多年前，已故上海评弹团名家吴君玉到曲园喝茶，一眼看到邻桌上放着蟹壳黄，叫了起来：“哎呦，蟹壳黄哇，几十年没看到了。”于是，大家热情地请他吃了两个。
临走时，吴君玉还专门打听这蟹壳黄是在哪儿买的，听说就在曲园对面，连忙过去预定了40个，说要带回上海让家人和朋友都尝尝。
第二天一早，店家将新鲜出炉的蟹壳黄小心翼翼地用纸盒子包好，“这蟹壳黄不能用塑料袋装，如果放在塑料袋里，‘壳’就不脆了。”店主解释道。后来吴君玉每次到苏州，都会去曲园对面买蟹壳黄。不只是吴君玉等大师级吃客光顾，很多老顾客一买就是五、六十个，还有人专门将这款大师级秘技皮酥香脆“蟹壳黄”邮寄到香港的亲友家去。
传统蟹壳黄主要有咸、甜两种口味，咸的是葱油味，甜的是豆沙味。这爿店门面小虽小，用的却是老底子炭火烘烤的特制铁炉。
店主用菜籽油和面，面团包入油酥，一次次反复擀卷，让面饼层层起酥，“这内里至少有20层暗酥”店主一边揉面团一边凡尔赛式“炫技”，“这样一口咬下去才会有层层叠叠的质感。”饶是这番精工细作，才使得他家的蟹壳黄放久面皮也不会发硬，很多老客当天下午买回家，吃不完留待第二天，依旧能吃到那一口酥脆。
咸饼选用优质五花肉、葱花做馅心，甜饼以白糖猪油为主，再用上好的芝麻撒面，最后放入铁皮大炉中，一张一张贴在炉壁，等烤熟后用铁夹一个一个取出、装袋。蟹壳黄有甜有咸，批量生产，万一搞混岂非尴尬，为了便于区分，咸饼做成溜圆型，小巧可爱，壳面是黄褐色，远观像一只只螃蟹，撒在上面的芝麻，就像蟹壳斑点，“蟹壳黄”这个名字可谓实至名归。
甜饼则做成椭圆状。刚出炉的蟹壳黄，大老远就能闻到一股特有的浓烈饼香，尤其是葱油味咸饼，“未见饼家先闻香，入口酥皮纷纷下”，咬下一口，酥酥脆脆，层层剥落，那味蕾间迸发的余香，隽永绵长，让人在不经意间穿越到那个同样隽永绵长的年代。
《他们把这浓香酥脆的烧饼，唤作“蟹壳黄”》文 | 申功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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