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某镇府合同工，以办低保和残疾证为由，骗取10万元！
南方阳春 2022-05-20 21:58 发表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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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工作之便，欺骗老人可帮忙办理低保、残疾证，近日，阳春市某镇政府合同工刘某某在东莞市被阳江警方抓获，等待刘某某的将是“铁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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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某某是某政府的一名合同工，负责单位的社保工作。2021年5月至今年1月，刘某某乘工作之便，对该镇21名老人谎称，其可帮忙办理低保以及残疾证。办理成功后，老人可领取到相关补助。21名老人轻信了刘某某的话术，有偿支付了刘某某提出的手续费，费用在1000元至19000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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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某某虽收了21名老人的“手续费”，但没有能力为老人办理相关证明。当多名老人向刘某某咨询事情进展时，刘某某均以下乡、没空等理由搪塞过去。后来，刘某某干脆“一逃了之”。老人找不到刘某某，遂报警。
接警后，市反诈骗中心对该案件进行研判，发现逃逸的刘某某藏匿在东莞市某工厂宿舍。办案民警立即赶往东莞市，在工厂周边伏击蹲守，伺机抓捕。4月26日晚上9时许，在东莞市警方的支持配合下，办案民警抓获嫌疑人刘某某。
经审查，刘某某对在职期间利用工作之便，以办理残疾证、低保为由对21名老人实施诈骗，共诈骗金额10万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来源：阳江公安
南方阳春 2022-05-20 21:58 发表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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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工作之便，欺骗老人可帮忙办理低保、残疾证，近日，阳春市某镇政府合同工刘某某在东莞市被阳江警方抓获，等待刘某某的将是“铁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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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某某是某政府的一名合同工，负责单位的社保工作。2021年5月至今年1月，刘某某乘工作之便，对该镇21名老人谎称，其可帮忙办理低保以及残疾证。办理成功后，老人可领取到相关补助。21名老人轻信了刘某某的话术，有偿支付了刘某某提出的手续费，费用在1000元至19000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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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某某虽收了21名老人的“手续费”，但没有能力为老人办理相关证明。当多名老人向刘某某咨询事情进展时，刘某某均以下乡、没空等理由搪塞过去。后来，刘某某干脆“一逃了之”。老人找不到刘某某，遂报警。
接警后，市反诈骗中心对该案件进行研判，发现逃逸的刘某某藏匿在东莞市某工厂宿舍。办案民警立即赶往东莞市，在工厂周边伏击蹲守，伺机抓捕。4月26日晚上9时许，在东莞市警方的支持配合下，办案民警抓获嫌疑人刘某某。
经审查，刘某某对在职期间利用工作之便，以办理残疾证、低保为由对21名老人实施诈骗，共诈骗金额10万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来源：阳江公安
#关注2022全国两会# 【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建议直播按内容进行分类监管#，#建议直播打赏可设三天冷静期#】近年来，网络直播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网络直播行业的一些乱象也不能忽视。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主任肖胜方提出了《关于进一步促进网络秀场直播行业健康发展的建议》。他建议，应进行网络直播的顶层设计，按直播内容进行分类监管。对部分八卦新闻网络直播、“纯颜值”直播和非专业“舞蹈”直播等，强制实施打赏冷静期制度，即打赏者在三天内可以无理由撤回打赏。对于违背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的直播，应当封禁，并追究直播平台和主播的法律责任。
网络直播行业缺乏主动进行自检自净的动力
肖胜方认为，网络秀场直播在给老百姓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发展乱象。如“打赏”行为来钱太快太多，使得众多年轻人对直播行业趋之若鹜，整个行业一定程度上存在忽视有价值内容输出，而转向形成以噱头、猎奇为主导的不良风气。若这种不良导向持续发展，有可能导致行业萎缩乃至消亡。
同时，现阶段被寄予厚望的“未成年模式”在实际操作中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仍然存在不少缺陷。未成年人容易利用直播平台的各种漏洞，绕过未成年人模式的制约，观看大量只适合成年人的网络秀场直播，部分直播平台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放任这种情况的发生，甚至协助未成年人逃避监管部门的监管。
此外，成年人因盲目打赏，造成倾家荡产的悲剧也屡见不鲜，沉迷于网络秀场直播，致使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的更不胜枚举。
综上，肖胜方认为网络秀场直播行业已经到了必须整治的程度，进一步加强网络秀场直播行业的监管和服务已势在必行。
肖胜方发现，网络直播的监管部门虽然众多，但从国家层面分析，国家仍缺乏对各部门的行政资源、信息、标准、责任、义务进行统一的顶层设计。各部门之间缺乏相应的信息资源共享与协调沟通机制。这种情况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各监管部门“各自为战”，在各自的职权内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监督和管理，看似广泛全面，但实际上标准不一，难以真正从源头上打击直播乱象的滋生土壤，无法做到对直播行业进行广泛、长久的监管。而直播平台作为商业主体，其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平台签约主播的打赏收入分成，基于对顶流主播出走的担忧，直播平台往往对其主播内容的审核相对宽松，对于一些“擦边球”违规内容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肖胜方认为，有必要进行相应制度设计，对直播平台的行为进行刚性约束，以调动其进行行业自检自净的积极性。
对三种类型的网络秀场直播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
肖胜方建议，进行网络直播的顶层设计，根据直播内容进行分类管理，制定具体的网络秀场直播违法、违规行为处罚办法。
在直播内容监管上，肖胜方认为应将网络秀场直播划分成三种类型，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
一类直播内容覆盖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直播者往往是某项领域的专家，以输出内容的优质性来吸引受众。肖胜方表示，如果主播要申请这类直播，应当提供相应资质证书、实绩证明等以供平台工作人员审核，并报监管部门备案，具体的判断标准可以由有关监管部门另行制定。
二类直播则是“没有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内容但并未违反法律、法规、政策内容的直播”。肖胜方举例，这类直播包括并无“营养成分”的八卦新闻网络直播、并不具有专业技能的“纯颜值”直播、未接受过任何专业舞蹈训练却进行“舞蹈”直播等。
肖胜方认为，一类直播和二类直播的管理差异在于直播打赏限制，应从法律层面建立“二类直播打赏强制冷静期”制度，即打赏者在三天内可以无理由撤回打赏，此制度可以促进网络直播者将精力花在直播内容上，减少庸俗、无聊直播产品的产生；同时，可以减少打赏者冲动之下的盲目打赏。为防止打赏者滥用强制冷静期制度，保障直播者的正当权益，有必要对强制冷静期制度作出一定约束，如打赏者在一定期限内，累计三次对同一直播者在冷静期内撤回打赏，可以视为恶意，对其从第四次开始的打赏不予撤回。
而三类直播的认定标准是“不但毫无价值，而且违背了法律法规规定，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原则的直播”，肖胜方认为应当封禁，并追究有关平台和主播的法律责任。
建议组建“网络直播监管平台”
肖胜方建议，成立互联网协会网络直播分会或者网络直播协会，参考律师协会等行业协会的设置模式，要求进行网络直播的平台和主播自动成为协会会员，遵守行业规定，恪守职业道德，遵守执业纪律。
他认为成立直播协会的益处是，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可以从大量繁琐、具体的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从而腾出大量的精力专注于网络直播的行业引导、价值观引导及违法违规处理中，效果更佳。
此外，还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解决“案件执行难”的模式，建立由网信办、公安部、工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部门组成的“网络直播监管平台”，平台可设置在网信办，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网信办根据网络直播过程的违法行为或者违背公序良俗原则行为的性质，分别在平台上推送给各具体监管部门处理，并在平台上公示处理过程及结果，以充分发挥监管职能。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刘艺龙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主任肖胜方提出了《关于进一步促进网络秀场直播行业健康发展的建议》。他建议，应进行网络直播的顶层设计，按直播内容进行分类监管。对部分八卦新闻网络直播、“纯颜值”直播和非专业“舞蹈”直播等，强制实施打赏冷静期制度，即打赏者在三天内可以无理由撤回打赏。对于违背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的直播，应当封禁，并追究直播平台和主播的法律责任。
网络直播行业缺乏主动进行自检自净的动力
肖胜方认为，网络秀场直播在给老百姓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发展乱象。如“打赏”行为来钱太快太多，使得众多年轻人对直播行业趋之若鹜，整个行业一定程度上存在忽视有价值内容输出，而转向形成以噱头、猎奇为主导的不良风气。若这种不良导向持续发展，有可能导致行业萎缩乃至消亡。
同时，现阶段被寄予厚望的“未成年模式”在实际操作中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仍然存在不少缺陷。未成年人容易利用直播平台的各种漏洞，绕过未成年人模式的制约，观看大量只适合成年人的网络秀场直播，部分直播平台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放任这种情况的发生，甚至协助未成年人逃避监管部门的监管。
此外，成年人因盲目打赏，造成倾家荡产的悲剧也屡见不鲜，沉迷于网络秀场直播，致使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的更不胜枚举。
综上，肖胜方认为网络秀场直播行业已经到了必须整治的程度，进一步加强网络秀场直播行业的监管和服务已势在必行。
肖胜方发现，网络直播的监管部门虽然众多，但从国家层面分析，国家仍缺乏对各部门的行政资源、信息、标准、责任、义务进行统一的顶层设计。各部门之间缺乏相应的信息资源共享与协调沟通机制。这种情况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各监管部门“各自为战”，在各自的职权内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监督和管理，看似广泛全面，但实际上标准不一，难以真正从源头上打击直播乱象的滋生土壤，无法做到对直播行业进行广泛、长久的监管。而直播平台作为商业主体，其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平台签约主播的打赏收入分成，基于对顶流主播出走的担忧，直播平台往往对其主播内容的审核相对宽松，对于一些“擦边球”违规内容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肖胜方认为，有必要进行相应制度设计，对直播平台的行为进行刚性约束，以调动其进行行业自检自净的积极性。
对三种类型的网络秀场直播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
肖胜方建议，进行网络直播的顶层设计，根据直播内容进行分类管理，制定具体的网络秀场直播违法、违规行为处罚办法。
在直播内容监管上，肖胜方认为应将网络秀场直播划分成三种类型，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
一类直播内容覆盖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直播者往往是某项领域的专家，以输出内容的优质性来吸引受众。肖胜方表示，如果主播要申请这类直播，应当提供相应资质证书、实绩证明等以供平台工作人员审核，并报监管部门备案，具体的判断标准可以由有关监管部门另行制定。
二类直播则是“没有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内容但并未违反法律、法规、政策内容的直播”。肖胜方举例，这类直播包括并无“营养成分”的八卦新闻网络直播、并不具有专业技能的“纯颜值”直播、未接受过任何专业舞蹈训练却进行“舞蹈”直播等。
肖胜方认为，一类直播和二类直播的管理差异在于直播打赏限制，应从法律层面建立“二类直播打赏强制冷静期”制度，即打赏者在三天内可以无理由撤回打赏，此制度可以促进网络直播者将精力花在直播内容上，减少庸俗、无聊直播产品的产生；同时，可以减少打赏者冲动之下的盲目打赏。为防止打赏者滥用强制冷静期制度，保障直播者的正当权益，有必要对强制冷静期制度作出一定约束，如打赏者在一定期限内，累计三次对同一直播者在冷静期内撤回打赏，可以视为恶意，对其从第四次开始的打赏不予撤回。
而三类直播的认定标准是“不但毫无价值，而且违背了法律法规规定，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原则的直播”，肖胜方认为应当封禁，并追究有关平台和主播的法律责任。
建议组建“网络直播监管平台”
肖胜方建议，成立互联网协会网络直播分会或者网络直播协会，参考律师协会等行业协会的设置模式，要求进行网络直播的平台和主播自动成为协会会员，遵守行业规定，恪守职业道德，遵守执业纪律。
他认为成立直播协会的益处是，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可以从大量繁琐、具体的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从而腾出大量的精力专注于网络直播的行业引导、价值观引导及违法违规处理中，效果更佳。
此外，还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解决“案件执行难”的模式，建立由网信办、公安部、工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部门组成的“网络直播监管平台”，平台可设置在网信办，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网信办根据网络直播过程的违法行为或者违背公序良俗原则行为的性质，分别在平台上推送给各具体监管部门处理，并在平台上公示处理过程及结果，以充分发挥监管职能。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刘艺龙
【网购营销信息调查：退订仍会遭到骚扰，短信没停电话又来】#电商通过短信电话对用户轮番营销# 据@法制日报 报道，1258条——这是北京市海淀区居民戴莹手机里未读短信的数量，基本都是各类电商的营销短信。26岁的戴莹大学时开始接触线上购物，网购已经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也带来了很多的烦恼。其中，电商的营销短信、电话，特别是临近“双11”“6·18”等节点前的轰炸，更是让她不堪其扰。
“你看看，几乎全是购物平台的商家推广信息。”11月1日，面对前来采访的《法治日报》记者，她拿起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说道，“手机都要炸了，真的烦死了”。
戴莹的遭遇，很多网络购物发烧友也正在经历。多位受访者说，这两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商以发送短信的形式，告知店铺的上新情况、优惠活动等信息，节点前的短信轰炸已经成为常态。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称，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未经用户同意或超限、超范围发送营销短信，则可能侵犯消费者的安宁权。治理短信、电话营销现象，既需要完善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依法深入推进综合治理，也需要电商平台、电信企业和短信息服务企业等主体的自我监管与配合。
短信电话轮番轰炸，退订仍会遭到骚扰
“以前收到这类短信，我还会点开看看，然后删除。后来这类短信越来越多，删都删不过来。尤其赶上购物节时，电商一个接一个短信发过来，有的还连发好几条。”戴莹说，今年“双11”电商平台开始预售前，她的手机叮叮咚咚响了一天，开视频会时还在不停地弹短信窗口，特别影响心情。
记者浏览戴莹手机上的这些短信发现，内容大同小异：先在开头表明是哪个商家，然后要么说自己最近要上新品，欢迎选购，要么介绍最近有什么满减活动，并直接附上店铺链接。
“如果我真要买这个东西的话，我不需要商家提醒也会买，如果我不想买的话，发再多短信我也不会动心，只会拉低我对这家店的好感。”戴莹“吐槽”道。
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田桥对此也深有同感。田桥注意到，给她发的推销短信大多来自她曾经注册过会员或购物过的电商，哪怕只是申请过免费的试用装小样。让她特别不满的是，她给自己父母网购过几次，结果父母的手机上也经常收到推销短信。
“我爸妈年纪比较大了，平时用短信比较少，收到的垃圾短信多了会感到很烦躁，他们跟我抱怨过好多次了。”田桥说。
为此，田桥特别留心短信的退订问题，她发现这些短信基本上还是留有退订方式的，即回复“N”或“TD”等字母。但实际上，退订不是每次都管用的，“我印象特别深刻，有几家店我回复了退订之后，还是能收到他们发来的短信。不仅搭进去短信费，还不见成效”。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信息，近年来，“双11”促销期间的营销类垃圾短信投诉呈现集中爆发现象，电商平台的相关投诉占比高达九成，且衍生出大量相关消费金融类垃圾信息投诉。特别是平台“默认”注册用户同意直接发送促销信息，平台商家利用平台规则漏洞发送营销短信等问题较为突出，明显侵害消费者权益。
面对层出不穷的营销短信，网友们调侃道：“今天收到的促销短信保守估计上百条”“‘双11’也‘内卷’了吗，今天被短信轰炸的同时竟然还接到了电话”……
天津的唐女士经营一家网店，她告诉记者，群发短信是需要付费的，费用不低，规模不大的个人店铺一般还不太舍得花钱去发短信、打电话，通常都是比较大的品牌旗舰店愿意花这笔钱。多位受访者也证实了其说法：收到的短信和电话，一般都是较为大牌的美妆、护肤品等商家发送的。
短信没停电话又来，侵犯消费者安宁权
采访过程中，多位消费者向记者抱怨道：短信轰炸也就罢了，现在一些商家开始采用打电话的方式推销，直接点对点联系，如此骚扰令人头疼不已。
10月28日，田桥收到了某护肤品旗舰店的来电，电话中，充满磁性的男导购热情地感谢田桥对其品牌的支持，随后声情并茂地介绍了该品牌“双11”的优惠活动和热销产品，“期待您的光临”。
这已经是田桥最近接到的第3通营销电话了。这3通电话分别来自3家不同的护肤品店铺，接通后对方都是声音富有磁性的青年男子，营销话术也大同小异。
从短信到电话，田桥感到十分无奈：“一看是陌生号码，我还以为是快递或者其他重要电话，结果一接竟然是××品牌的营销电话。电话还不能像短信那样选择退订或无视，真的太烦了！”
事实上，每逢促销节点，电商平台及一些商家过量的短信、电话营销，已成为消费者的一大痛点。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2021年“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在6月1日至6月20日共计20天舆情监测期内，共收集有关广告短信类负面信息近6.5万条。
报告称，广种薄收式的短信轰炸技术含量低、骚扰频次高。事实上，这种低成本制造“信息垃圾场”的短视行为就算偶有收益，其“变现”能力也相当有限，更多的还是惹人烦、讨人厌，最终也必将遭人弃。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认为，短信、电话营销作为商业广告的一种载体，本身没有“原罪”。营销短信发展到如今“人见人厌”的地步，主要在于发送行为并未建立在消费者知情和同意的基础之上。消费者相对于平台和商家，往往显得十分被动。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韬律师告诉记者，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未经用户同意或超限、超范围发送营销短信，则属于违法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安宁权。
张韬说，民法典中将安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进行了规定和保护，除法律另有规定或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这种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过度营销的行为，还可能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相关权益和隐私权。”
群发产业链条成熟，商家可以批量购买
“我已经收到你们家无数条短信了，为什么还要打电话？你们这样已经造成骚扰了知道吗？！”最近，在接到推销电话后，忍无可忍的田桥发火了。电话那头先是一愣，表示很抱歉给她带来了不好的消费体验，具体情况会反馈给店家。
田桥又向该品牌旗舰店反映这一情况，客服称这是会员服务内容。对于“是否征得消费者同意”的问题，客服表示自己不清楚，会就此问题向专员反映。
记者查询包括该品牌旗舰店在内的10家网店发现，入会条件均要求消费者授权其获取并使用用户手机号等信息。《会员授权协议》《会员规则与隐私协议》等文件中往往有这样的表述：“您授权本平台将您提交的信息存储并提供给店铺使用，同意此店铺向您发送邮件、短信、致电或专属客服信息”“您知悉并同意，商家/品牌将通过短信、专属客服等渠道向您发送品牌及店铺最新消息”。
而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文件往往均以超链形式存在，需要用户主动点开查看，而用户是否查看并不影响授权确认。“当时根本没注意到有这个协议。”多位受访者说。
11月1日，记者致电一家电商平台，以消费者身份向其反映近日收到大量营销短信、电话，希望“平台能管管”。其人工客服表示情况已知悉，平台对于过度营销行为也持反对态度，会如实记录下来。而对“有无对违规行为进行惩罚”的提问，其表示“不清楚”“暂无相关规定”。
张韬认为，商家和平台在会员注册的相关隐私协议中，将用户“知悉并同意”商家通过短信等渠道发送店铺营销信息，作为用户开通会员、享受服务的前置条件，且这一条件是不可跳过、不可选“否”的，这么做看似“合法”，实则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打法律擦边球的行为。
对于这么多骚扰短信到底是谁发出来的问题，记者调查发现，网上存在不少为电商提供短信群发服务的网店，批量购买的费用也并不高。
记者在搜索引擎、购物平台等输入“短信群发”“活动短信”等关键词，能轻易搜到一批相关网店，店铺显著位置标明了“购物节营销类短信群发”等广告语。
记者点击进入一家号称“短信营销领域专家”的通信公司官网，上面打着“双11备战活动，预售低价存量～短信、彩信、400电话、空号检测全部低价”“你的好产品不做推广不打广告，你自己用吗”等广告。
根据该网站提供的微信号，记者添加了其客户经理。据客户经理介绍，公司提供的短信套餐最低1万条起充，“双11”有优惠，原价550元/万条的基础套餐现在仅售450元，“这个短信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您充值以后可以慢慢使用，用完为止”。
一家提供群发短信服务的网店，资料显示营业时间已达9年。客服介绍，他们的业务大致分为通知网关和广告网关，通知网关不带任何促销性质的词汇，如通知取快递，发货提醒等；广告网关发行业的促销信息。广告营销短信群发50元/千条起售，全5分好评后可再赠送50条。
“超高质量、超快速度，支持三网，亲付款后我们3分钟内给您开好一个独立的账户，由您自己登录平台发的哦，操作非常简单的哦（我们平台里面有详细的截图教程）。确保稳定及时到达！支持定时、支持回复！”客服的文字中透着热情。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姚志伟说，对于电商而言，“双11”等大促活动是每年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希望通过发送营销短信的方式吸引用户，特别是将之前曾经消费过的用户寻回，同时市面上有非常成熟的产业链进行短信群发服务，为商家提供便利，简直是“一拍即合”。
处罚少威慑力不大，治理仍需多方协作
10月25日，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营销短信扰民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行政指导会强调，各主要电商平台要正视存在的问题，承担起平台生态治理的主体责任，严格遵守电子商务法、民法典、《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依法经营电信业务承诺，强化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安宁权。
这并非官方对营销短信问题第一次发声。今年“6·18”大促期间，工信部就曾发布消息，提出规范电商平台“6·18”短信营销行为，尽快遏制垃圾短信蔓延趋势。
实际上，无论是民法典还是《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都明令禁止擅自发送商业营销短信这一行为。而根据我国广告法规定，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广告主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那么，在官方关注与法律规定的双重压力下，电商对消费者的“轰炸”为何仍屡禁不止？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看来，短信营销违法行为隐蔽，查处有难度。一些平台随意改号，使得垃圾短信更具隐蔽性，增加了监管和溯源的难度。同时，监管技术和治理水平也有待提升，治理短信营销，光靠行政执法不行，需要政府、企业、电信运营商、公民、行业协会形成合力。
“营销短信无孔不入背后多是发送方的利益考量。大数据时代，浏览即‘留痕’，绘制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送不再是难事，广撒网的营销短信，又可以作为辅助手段触达尽可能多的用户群体。”任超说，对商家来说，短信推广是精准度极高且低成本的营销手段，因此很多商家对此乐此不疲。
任超说，尽管擅自发布营销短信已成为普遍现象，但却鲜有企业和商家因此受到处罚，而且顶格3万元的罚款，在可观的利润预期面前，威慑力也不大。
在张韬看来，治理营销短信是一项系统工程，很难一蹴而就。过量电信营销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商家利用平台规则漏洞打法律的擦边球，用户维权的时间成本与预期效果极其不匹配，监管方式和监管手段还有必要进一步提升等。
姚志伟建议，主管部门需要加大对非法采集、过度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信息等行为的惩罚力度。同时，针对电商平台和电信企业双管齐下，从源头进行治理。
“商家群发短信是依托电商平台获取的用户信息，而群发行为则是通过电信企业进行的。电商平台可以利用虚拟号码的技术，探索防止店家获得消费者真实号码的模式，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当然，由于网络交易的环节比较长，且涉及店家、快递等多个主体，这种模式的实现具有一定难度。同时，电信企业也应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对高频电话、短信进行检测，必要时可以进行拦截。”姚志伟说。
郑宁建议，政府和企业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立预警监测、防范拦截等机制，帮助用户免受垃圾短信侵扰。同时，行业协会应该加强行业自律，健全黑名单制度，对违法企业和个人进行联合惩戒。
“治理短信、电话营销乱象，需要完善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依法深入推进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同时，充分发挥信用管理的作用，增强监管威慑效果。不管是平台还是商家的经营活动，都应该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前提，做到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越法律底线，无底线侵扰只会将消费者越推越远。”张韬说。（观察者网）
“你看看，几乎全是购物平台的商家推广信息。”11月1日，面对前来采访的《法治日报》记者，她拿起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说道，“手机都要炸了，真的烦死了”。
戴莹的遭遇，很多网络购物发烧友也正在经历。多位受访者说，这两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商以发送短信的形式，告知店铺的上新情况、优惠活动等信息，节点前的短信轰炸已经成为常态。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称，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未经用户同意或超限、超范围发送营销短信，则可能侵犯消费者的安宁权。治理短信、电话营销现象，既需要完善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依法深入推进综合治理，也需要电商平台、电信企业和短信息服务企业等主体的自我监管与配合。
短信电话轮番轰炸，退订仍会遭到骚扰
“以前收到这类短信，我还会点开看看，然后删除。后来这类短信越来越多，删都删不过来。尤其赶上购物节时，电商一个接一个短信发过来，有的还连发好几条。”戴莹说，今年“双11”电商平台开始预售前，她的手机叮叮咚咚响了一天，开视频会时还在不停地弹短信窗口，特别影响心情。
记者浏览戴莹手机上的这些短信发现，内容大同小异：先在开头表明是哪个商家，然后要么说自己最近要上新品，欢迎选购，要么介绍最近有什么满减活动，并直接附上店铺链接。
“如果我真要买这个东西的话，我不需要商家提醒也会买，如果我不想买的话，发再多短信我也不会动心，只会拉低我对这家店的好感。”戴莹“吐槽”道。
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田桥对此也深有同感。田桥注意到，给她发的推销短信大多来自她曾经注册过会员或购物过的电商，哪怕只是申请过免费的试用装小样。让她特别不满的是，她给自己父母网购过几次，结果父母的手机上也经常收到推销短信。
“我爸妈年纪比较大了，平时用短信比较少，收到的垃圾短信多了会感到很烦躁，他们跟我抱怨过好多次了。”田桥说。
为此，田桥特别留心短信的退订问题，她发现这些短信基本上还是留有退订方式的，即回复“N”或“TD”等字母。但实际上，退订不是每次都管用的，“我印象特别深刻，有几家店我回复了退订之后，还是能收到他们发来的短信。不仅搭进去短信费，还不见成效”。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信息，近年来，“双11”促销期间的营销类垃圾短信投诉呈现集中爆发现象，电商平台的相关投诉占比高达九成，且衍生出大量相关消费金融类垃圾信息投诉。特别是平台“默认”注册用户同意直接发送促销信息，平台商家利用平台规则漏洞发送营销短信等问题较为突出，明显侵害消费者权益。
面对层出不穷的营销短信，网友们调侃道：“今天收到的促销短信保守估计上百条”“‘双11’也‘内卷’了吗，今天被短信轰炸的同时竟然还接到了电话”……
天津的唐女士经营一家网店，她告诉记者，群发短信是需要付费的，费用不低，规模不大的个人店铺一般还不太舍得花钱去发短信、打电话，通常都是比较大的品牌旗舰店愿意花这笔钱。多位受访者也证实了其说法：收到的短信和电话，一般都是较为大牌的美妆、护肤品等商家发送的。
短信没停电话又来，侵犯消费者安宁权
采访过程中，多位消费者向记者抱怨道：短信轰炸也就罢了，现在一些商家开始采用打电话的方式推销，直接点对点联系，如此骚扰令人头疼不已。
10月28日，田桥收到了某护肤品旗舰店的来电，电话中，充满磁性的男导购热情地感谢田桥对其品牌的支持，随后声情并茂地介绍了该品牌“双11”的优惠活动和热销产品，“期待您的光临”。
这已经是田桥最近接到的第3通营销电话了。这3通电话分别来自3家不同的护肤品店铺，接通后对方都是声音富有磁性的青年男子，营销话术也大同小异。
从短信到电话，田桥感到十分无奈：“一看是陌生号码，我还以为是快递或者其他重要电话，结果一接竟然是××品牌的营销电话。电话还不能像短信那样选择退订或无视，真的太烦了！”
事实上，每逢促销节点，电商平台及一些商家过量的短信、电话营销，已成为消费者的一大痛点。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2021年“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在6月1日至6月20日共计20天舆情监测期内，共收集有关广告短信类负面信息近6.5万条。
报告称，广种薄收式的短信轰炸技术含量低、骚扰频次高。事实上，这种低成本制造“信息垃圾场”的短视行为就算偶有收益，其“变现”能力也相当有限，更多的还是惹人烦、讨人厌，最终也必将遭人弃。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认为，短信、电话营销作为商业广告的一种载体，本身没有“原罪”。营销短信发展到如今“人见人厌”的地步，主要在于发送行为并未建立在消费者知情和同意的基础之上。消费者相对于平台和商家，往往显得十分被动。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韬律师告诉记者，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未经用户同意或超限、超范围发送营销短信，则属于违法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安宁权。
张韬说，民法典中将安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进行了规定和保护，除法律另有规定或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这种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过度营销的行为，还可能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相关权益和隐私权。”
群发产业链条成熟，商家可以批量购买
“我已经收到你们家无数条短信了，为什么还要打电话？你们这样已经造成骚扰了知道吗？！”最近，在接到推销电话后，忍无可忍的田桥发火了。电话那头先是一愣，表示很抱歉给她带来了不好的消费体验，具体情况会反馈给店家。
田桥又向该品牌旗舰店反映这一情况，客服称这是会员服务内容。对于“是否征得消费者同意”的问题，客服表示自己不清楚，会就此问题向专员反映。
记者查询包括该品牌旗舰店在内的10家网店发现，入会条件均要求消费者授权其获取并使用用户手机号等信息。《会员授权协议》《会员规则与隐私协议》等文件中往往有这样的表述：“您授权本平台将您提交的信息存储并提供给店铺使用，同意此店铺向您发送邮件、短信、致电或专属客服信息”“您知悉并同意，商家/品牌将通过短信、专属客服等渠道向您发送品牌及店铺最新消息”。
而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文件往往均以超链形式存在，需要用户主动点开查看，而用户是否查看并不影响授权确认。“当时根本没注意到有这个协议。”多位受访者说。
11月1日，记者致电一家电商平台，以消费者身份向其反映近日收到大量营销短信、电话，希望“平台能管管”。其人工客服表示情况已知悉，平台对于过度营销行为也持反对态度，会如实记录下来。而对“有无对违规行为进行惩罚”的提问，其表示“不清楚”“暂无相关规定”。
张韬认为，商家和平台在会员注册的相关隐私协议中，将用户“知悉并同意”商家通过短信等渠道发送店铺营销信息，作为用户开通会员、享受服务的前置条件，且这一条件是不可跳过、不可选“否”的，这么做看似“合法”，实则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打法律擦边球的行为。
对于这么多骚扰短信到底是谁发出来的问题，记者调查发现，网上存在不少为电商提供短信群发服务的网店，批量购买的费用也并不高。
记者在搜索引擎、购物平台等输入“短信群发”“活动短信”等关键词，能轻易搜到一批相关网店，店铺显著位置标明了“购物节营销类短信群发”等广告语。
记者点击进入一家号称“短信营销领域专家”的通信公司官网，上面打着“双11备战活动，预售低价存量～短信、彩信、400电话、空号检测全部低价”“你的好产品不做推广不打广告，你自己用吗”等广告。
根据该网站提供的微信号，记者添加了其客户经理。据客户经理介绍，公司提供的短信套餐最低1万条起充，“双11”有优惠，原价550元/万条的基础套餐现在仅售450元，“这个短信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您充值以后可以慢慢使用，用完为止”。
一家提供群发短信服务的网店，资料显示营业时间已达9年。客服介绍，他们的业务大致分为通知网关和广告网关，通知网关不带任何促销性质的词汇，如通知取快递，发货提醒等；广告网关发行业的促销信息。广告营销短信群发50元/千条起售，全5分好评后可再赠送50条。
“超高质量、超快速度，支持三网，亲付款后我们3分钟内给您开好一个独立的账户，由您自己登录平台发的哦，操作非常简单的哦（我们平台里面有详细的截图教程）。确保稳定及时到达！支持定时、支持回复！”客服的文字中透着热情。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姚志伟说，对于电商而言，“双11”等大促活动是每年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希望通过发送营销短信的方式吸引用户，特别是将之前曾经消费过的用户寻回，同时市面上有非常成熟的产业链进行短信群发服务，为商家提供便利，简直是“一拍即合”。
处罚少威慑力不大，治理仍需多方协作
10月25日，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营销短信扰民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行政指导会强调，各主要电商平台要正视存在的问题，承担起平台生态治理的主体责任，严格遵守电子商务法、民法典、《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依法经营电信业务承诺，强化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安宁权。
这并非官方对营销短信问题第一次发声。今年“6·18”大促期间，工信部就曾发布消息，提出规范电商平台“6·18”短信营销行为，尽快遏制垃圾短信蔓延趋势。
实际上，无论是民法典还是《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都明令禁止擅自发送商业营销短信这一行为。而根据我国广告法规定，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广告主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那么，在官方关注与法律规定的双重压力下，电商对消费者的“轰炸”为何仍屡禁不止？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看来，短信营销违法行为隐蔽，查处有难度。一些平台随意改号，使得垃圾短信更具隐蔽性，增加了监管和溯源的难度。同时，监管技术和治理水平也有待提升，治理短信营销，光靠行政执法不行，需要政府、企业、电信运营商、公民、行业协会形成合力。
“营销短信无孔不入背后多是发送方的利益考量。大数据时代，浏览即‘留痕’，绘制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送不再是难事，广撒网的营销短信，又可以作为辅助手段触达尽可能多的用户群体。”任超说，对商家来说，短信推广是精准度极高且低成本的营销手段，因此很多商家对此乐此不疲。
任超说，尽管擅自发布营销短信已成为普遍现象，但却鲜有企业和商家因此受到处罚，而且顶格3万元的罚款，在可观的利润预期面前，威慑力也不大。
在张韬看来，治理营销短信是一项系统工程，很难一蹴而就。过量电信营销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商家利用平台规则漏洞打法律的擦边球，用户维权的时间成本与预期效果极其不匹配，监管方式和监管手段还有必要进一步提升等。
姚志伟建议，主管部门需要加大对非法采集、过度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信息等行为的惩罚力度。同时，针对电商平台和电信企业双管齐下，从源头进行治理。
“商家群发短信是依托电商平台获取的用户信息，而群发行为则是通过电信企业进行的。电商平台可以利用虚拟号码的技术，探索防止店家获得消费者真实号码的模式，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当然，由于网络交易的环节比较长，且涉及店家、快递等多个主体，这种模式的实现具有一定难度。同时，电信企业也应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对高频电话、短信进行检测，必要时可以进行拦截。”姚志伟说。
郑宁建议，政府和企业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立预警监测、防范拦截等机制，帮助用户免受垃圾短信侵扰。同时，行业协会应该加强行业自律，健全黑名单制度，对违法企业和个人进行联合惩戒。
“治理短信、电话营销乱象，需要完善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依法深入推进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同时，充分发挥信用管理的作用，增强监管威慑效果。不管是平台还是商家的经营活动，都应该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前提，做到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越法律底线，无底线侵扰只会将消费者越推越远。”张韬说。（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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