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命的定义，目前一是从构成生命的物质着眼，把生命看作是一类特殊的物质结构或有特殊结构的物质；另外是从生命的基本特征着眼，把生命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前者可称为实体定义，后者可称为功能定义。不过，由于结构和功能是紧密联系的一对范畴，因此，实体定义和功能定义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差别主要在于定义中强调的内容，强调物质结构重要的就是实体定义，强调功能重要的就是功能定义。
实体定义目前也有两种。一种把生命定义为某种特定的大分子，包括“生命—蛋白质同一说”和“生命—核酸同一说”；一种把生命定义为特殊的物质结构，特别是细胞结构，又可称为“生命—细胞同一说”。19世纪，恩格斯主要从大分子的角度定义生命。他说：“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及其遗传功能的研究进展改变了人们关于生命的本质是蛋白质的看法，从此很多人把注意力转向核酸，开始把生命的分子基础看作是具有自我复制功能和携带遗传信息的核酸。“生命—细胞同一说”认为，不存在分子状态的生命形式，所有生命都是细胞才具有的。蛋白质与核酸一旦产生，必须包含在类脂形成的膜结构之内才能形成独立的生命形式。病毒、类病毒和原体都缺少膜分隔，因此都不能在宿主细胞之外进行各种生化反应，所以它们都不是独立的生命。
与实体定义强调生命的结构特征相对，功能定义主要从生命的性质和功能来定义生命。功能定义也有两种，一种强调生命是多种性质的集合，所以又称“集合定义”；另一种强调少数几种或一种性质为生命的本质性质，可称为“根本性质定义”。
“集合定义”往往是通过列举生命的一系列特征来定义生命。如目的性、自主的形态发生和繁殖的不变性；或者自我繁殖、遗传、进化和新陈代谢。一般的生物学教科书列举的性质更多一些，比如：新陈代谢、生长、发育、遗传、进化、应激性、自稳态、自组织等等。集合定义通过各种性质的相互补充来帮助我们区分生命和非生命，这可以使我们避免过分简单地断定某种性质是否是生命的本质属性。然而，这既是它的优点，又是它的缺点。因为哪些性质可以作为生命的定义特征，哪些不能，仿佛并没有一个一致的标准。这就使我们感到集合定义有时显得相当任意。这种定义的性质列表总是变动不已，有的人的列表长一些，有的人又短一些。不同的人总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列举出不同的性质。
“根本性质定义”虽然也从功能性质出发定义生命，但主要是从少数更根本的性质来定义生命。生命有多种性质，然而，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性质集合在一起形成生命这个独特的实体呢？集合定义并不特别关心性质之间的联系，它解释不了为什么特殊的一组性质要集合在一起产生生命这样的实体。根本性质定义则力图克服集合定义的这些缺陷。根本性质定义目前主要有四种：一种是“新陈代谢说”，一种是“自创生说”，还有一种是“灵活适应说”，最后一种是“信息说”。
“新陈代谢说”是物理化学在生物学上应用的产物。19世纪，由于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的发展，人们开始把生命看作是能够通过物理化学方式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新陈代谢活动，即生命系统中看不见的组成部分的持续的同化和分解过程。新陈代谢现在可以被定义为生命系统以酶为媒质的化学的和能量的转换网络的总和。活的生命的一个基本的表现就是其体内一直在进行着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这种活动一旦停止，生命也就不复存在。所以，很多人把新陈代谢看作是生命的本质。20世纪40年代，薛定谔把这种新陈代谢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负熵说”生命定义，认为生命是一种依靠新陈代谢持续面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系统。随着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系统科学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负熵说”被人们发展成为“自创生说”。
“自创生说”是由哈姆伯图·马图拉纳和弗兰西斯科·瓦里拉等人于1974年提出的关于生命的定义。这种定义是新陈代谢定义和物理科学中的自组织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弗雷施克尔1990年进一步把这个定义加以发展和具体化。自创生系统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自我设界，即生命系统自己为自己设置边界，从而使自己与环境或其他生物区分开；二是自我产生，即生命的所有组成部分，包括它的内部物质和边界都是由系统自己转化产生的；三是自我维持，即生命内部的活动在时间中是持续不间断的。生命系统的特点在于它能够把内部各个能量转换和物质相互作用的过程相互耦联，并组织成为一个完整的过程网络。在这个过程网络中，系统的各种组成部分，包括边界膜结构本身都能自动地、连续地再生产出来。生命就是一个自我维持和自我创造的生产组织，这个组织在空间上是整体的、不可分的，在时间上又是连续运作的。一个活生命就是一个能连续地自我生产其本身结构的自组织系统。
灵活适应的生命概念是由美国里德学院哲学教授马克·比多提出来的。比多认为，过去我们定义生命都是试图给日常的生命观念一个一致的解释，但这不仅非常困难，而且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生命的真实本质恰恰在很多方面是与我们的直觉相反的。比多认为，定义生命的重点应当放到生命的现象上，而不是我们直觉的生命概念上；应当关注生命现象的过程，而不是单个的生命有机体。基于这样的考虑，比多认为，与其我们把定义生命的注意力集中在个体有机体的性质上，不如把注意力集中在有机体的群体上。作为群体的生命总是能对新类型的环境挑战做出新的适应反应。从群体系统的角度出发，比多明确将其无限的不断适应新的环境的特性看作是生命的本质。比多认为，有两种类型的生命形式：一种是基本的生命形式，它们就是灵活适应系统本身；另一种是派生的或从属的生命形式，它们之所以是生命，主要是由于它们与第一种生命形式具有适当的关系。所以，比多又把他的生命定义写成这样：X是生命当且仅当：X是灵活适应系统，或X以恰当的方式与灵活适应系统相联系。
https://t.cn/AiDMXCDA
实体定义目前也有两种。一种把生命定义为某种特定的大分子，包括“生命—蛋白质同一说”和“生命—核酸同一说”；一种把生命定义为特殊的物质结构，特别是细胞结构，又可称为“生命—细胞同一说”。19世纪，恩格斯主要从大分子的角度定义生命。他说：“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及其遗传功能的研究进展改变了人们关于生命的本质是蛋白质的看法，从此很多人把注意力转向核酸，开始把生命的分子基础看作是具有自我复制功能和携带遗传信息的核酸。“生命—细胞同一说”认为，不存在分子状态的生命形式，所有生命都是细胞才具有的。蛋白质与核酸一旦产生，必须包含在类脂形成的膜结构之内才能形成独立的生命形式。病毒、类病毒和原体都缺少膜分隔，因此都不能在宿主细胞之外进行各种生化反应，所以它们都不是独立的生命。
与实体定义强调生命的结构特征相对，功能定义主要从生命的性质和功能来定义生命。功能定义也有两种，一种强调生命是多种性质的集合，所以又称“集合定义”；另一种强调少数几种或一种性质为生命的本质性质，可称为“根本性质定义”。
“集合定义”往往是通过列举生命的一系列特征来定义生命。如目的性、自主的形态发生和繁殖的不变性；或者自我繁殖、遗传、进化和新陈代谢。一般的生物学教科书列举的性质更多一些，比如：新陈代谢、生长、发育、遗传、进化、应激性、自稳态、自组织等等。集合定义通过各种性质的相互补充来帮助我们区分生命和非生命，这可以使我们避免过分简单地断定某种性质是否是生命的本质属性。然而，这既是它的优点，又是它的缺点。因为哪些性质可以作为生命的定义特征，哪些不能，仿佛并没有一个一致的标准。这就使我们感到集合定义有时显得相当任意。这种定义的性质列表总是变动不已，有的人的列表长一些，有的人又短一些。不同的人总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列举出不同的性质。
“根本性质定义”虽然也从功能性质出发定义生命，但主要是从少数更根本的性质来定义生命。生命有多种性质，然而，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性质集合在一起形成生命这个独特的实体呢？集合定义并不特别关心性质之间的联系，它解释不了为什么特殊的一组性质要集合在一起产生生命这样的实体。根本性质定义则力图克服集合定义的这些缺陷。根本性质定义目前主要有四种：一种是“新陈代谢说”，一种是“自创生说”，还有一种是“灵活适应说”，最后一种是“信息说”。
“新陈代谢说”是物理化学在生物学上应用的产物。19世纪，由于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的发展，人们开始把生命看作是能够通过物理化学方式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新陈代谢活动，即生命系统中看不见的组成部分的持续的同化和分解过程。新陈代谢现在可以被定义为生命系统以酶为媒质的化学的和能量的转换网络的总和。活的生命的一个基本的表现就是其体内一直在进行着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这种活动一旦停止，生命也就不复存在。所以，很多人把新陈代谢看作是生命的本质。20世纪40年代，薛定谔把这种新陈代谢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负熵说”生命定义，认为生命是一种依靠新陈代谢持续面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系统。随着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系统科学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负熵说”被人们发展成为“自创生说”。
“自创生说”是由哈姆伯图·马图拉纳和弗兰西斯科·瓦里拉等人于1974年提出的关于生命的定义。这种定义是新陈代谢定义和物理科学中的自组织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弗雷施克尔1990年进一步把这个定义加以发展和具体化。自创生系统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自我设界，即生命系统自己为自己设置边界，从而使自己与环境或其他生物区分开；二是自我产生，即生命的所有组成部分，包括它的内部物质和边界都是由系统自己转化产生的；三是自我维持，即生命内部的活动在时间中是持续不间断的。生命系统的特点在于它能够把内部各个能量转换和物质相互作用的过程相互耦联，并组织成为一个完整的过程网络。在这个过程网络中，系统的各种组成部分，包括边界膜结构本身都能自动地、连续地再生产出来。生命就是一个自我维持和自我创造的生产组织，这个组织在空间上是整体的、不可分的，在时间上又是连续运作的。一个活生命就是一个能连续地自我生产其本身结构的自组织系统。
灵活适应的生命概念是由美国里德学院哲学教授马克·比多提出来的。比多认为，过去我们定义生命都是试图给日常的生命观念一个一致的解释，但这不仅非常困难，而且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生命的真实本质恰恰在很多方面是与我们的直觉相反的。比多认为，定义生命的重点应当放到生命的现象上，而不是我们直觉的生命概念上；应当关注生命现象的过程，而不是单个的生命有机体。基于这样的考虑，比多认为，与其我们把定义生命的注意力集中在个体有机体的性质上，不如把注意力集中在有机体的群体上。作为群体的生命总是能对新类型的环境挑战做出新的适应反应。从群体系统的角度出发，比多明确将其无限的不断适应新的环境的特性看作是生命的本质。比多认为，有两种类型的生命形式：一种是基本的生命形式，它们就是灵活适应系统本身；另一种是派生的或从属的生命形式，它们之所以是生命，主要是由于它们与第一种生命形式具有适当的关系。所以，比多又把他的生命定义写成这样：X是生命当且仅当：X是灵活适应系统，或X以恰当的方式与灵活适应系统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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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要学期末了，今天就送给准备考试的小学生们一套@凯叔 的《口袋神探》，让你们轻松轻松~[doge]
这一套是专属于中国小学生的破案故事，没有柯南这种去哪儿哪有人当场去世的桥段，也没有吓出童年阴影的惊悚暴力元素。
书里的故事就设定在小学生日常生活里。果麦麦看了几章，竟然沉陷其中，跟着主人公一起破案，找线索……最后你会发现每个case的背后都蕴含着一定的科学道理，有趣有料还有用！
转发关注，12.10抽2位朋友送《口袋神探》系列一整套。也许你就是新一代的少年福尔摩斯喔~[并不简单] https://t.cn/Aieytz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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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应该如何处理“时间因素”——琼·罗宾逊的探索及其当代意义 时间是什么？如果没有人问我，我知道；如果我想向那些问我的人解释，我不知道！”随着17世纪动力学的发展，时间逐渐成为科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在构建经济学理论时，经济学家也开始考虑在经济分析中纳入时间因素。
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分析无法躲避时间。其一，经济学中的原因通常需要经过时间才能产生经济结果。譬如价格的波动对生产的影响，往往要进入下一期生产时才体现出来。其二，时间是部分应用经济学子领域中的关键因素。分析中较常见的是采取利息、贴现率或折旧率来处理的方法，譬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在时差利息理论中就认为，同一物品因现在与将来的时差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而存在利息。还有不少研究直接将时间作为经济分析的主角，讨论经济中的时间分配问题。其三，对某一经济关系的研究，处于不同的时间情形下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譬如对“货币幻觉”的讨论，大多认为短期中确实存在这一现象，但在长期情形下，这一现象并不显著，尤其是在经济分析从静态扩展到动态领域时，经济关系的变化可能性特别大。因此，如何适当地处理经济分析中的时间因素就成了经济学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也意味着经济学需要去定义经济领域中的时间。事实上，琼·罗宾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独具特色的探索和尝试，应当在思想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罗宾逊一生涉猎的经济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在其所有的研究中有一个主题非常突出，那便是她对当时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场旷日持久的“两个剑桥”之争。罗宾逊后来总结道，这场争论中大多都关注次要问题——资本的衡量，事实上，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理论中真正的问题是“混淆了想象的均衡位置的比较与经济历史的积累过程”。她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经济理论中的均衡分析方法是与时间脱节的。这种脱节一方面体现在，“我们可以假设拍摄一些处于静态均衡的经济的静止照片；让我们假设测量问题可以通过计算劳动时间的所有数值来解决，并且恰好可以依照人均可用资本的较大值对应于更高的同质消费品的人均净产出，将经济体排列成一系列。这正如萨缪尔森教授的‘替代生产函数’一样。尽管作为一个思想实验这未尝不可，但通过投影仪翻动静止照片来获得累积过程的运动图像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体现在当经济处于均衡之中时，将来与过去没有了区别，均衡以超时间的状态存在。所以，罗宾逊认为以这样的均衡概念为基础来分析经济变动是不可靠的。
罗宾逊关于经济学的这些反思分散体现在她20世纪50年代作为英国剑桥学派主将与以保罗·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美国剑桥学派的论争性学术作品中，而集中的体现便是她晚年与自己的学生伊特维尔合著的《现代经济学导论》。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经济学的初学者，但普遍认为它对初学者来说太难了。作为罗宾逊试图对抗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综合著作，《现代经济学导论》是罗宾逊对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理论的回应，书中相对系统地呈现了罗宾逊所认可的经济研究的基本范式及其具体应用。该书非常值得用来研究和探讨罗宾逊的经济思想，尤其是考察经济理论中的时间处理问题。
本文首先梳理了自亚当·斯密以后，从阿弗里德·马歇尔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关于时间处理的思想资源，接着主要基于《现代经济学导论》的文本来梳理罗宾逊经济思想中时间的特殊性质与内涵，进而考察罗宾逊是如何在经济分析中应用她的分析方法的。本文还初步就这种分析方法采取的经济分析模式，特别是现代经济分析应该如何正确处理时间因素提出若干思考。
二、经济学中的时间：问题的背景和思想沿革
由于问题的关注点和分析技术的变化，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在其学术作品中对时间因素表现出不同的关注、理解与处理方式。其中，值得重点讨论的，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是斯密、马歇尔以及凯恩斯。而在此之后，影响最大、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然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
古典时代的经济学家探讨的主要是当时经济制度下经济积累的历史过程以及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产品分配问题，并没有特意、更没有重点对经济活动中的时间因素进行讨论。不过，从经验出发，他们关注了经济活动中时间因素的作用。
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很多涉及时间因素的论述，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时间是一种有限要素，斯密谈到劳动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第二种情况是因为劳动分工“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通常损失的时间”；第二，时间是经济因素起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斯密认为高工资可以吸引劳动者进入新的行业，但“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才能将其降低到普通的水平”；第三，对于特定的经济分析须界定其所处的时间，斯密在分析银价的变化时就先明确了所涉及的具体历史时期及其相应的经济情景，再进行分析。类似的情况在《国富论》中可以找到许多，不过，这些论述既不集中，也没有统一的结构，只能说是一些有价值的散论。
“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是经济学史上首个对时间问题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及其科学处理的困难有清醒认识的经济学家。不仅如此，他也迎难而上，最大程度地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处理时间问题。
首先，马歇尔认为“时间因素是经济学上许多最大的困难的根源”。譬如，假定其他情况不变事实上在长时期内是无法做到的，随时间而产生的新的干扰会影响被独立出来的研究主体以及经济结果的时滞。其次，马歇尔在理论展开时谈到“时间因素对供求有着巨大的重要性”。通过区分不同时间长度对经济系统的影响，主要是生产与时间的关系，试图处理经济分析涉及时间的情境。他将时间区分为市场周期、短期、长期和长周期，分别代表了供给不变或完全没有弹性、生产规模无法改变、生产规模可以改变，以及允许技术和人口发生变化的情形。在涉及时间因素的分析中，马歇尔的划分依据不是简单地按照自然时间的长度，而是依据该经济体中时间对厂商乃至整个行业供给条件的影响。
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一直试图让经济学科学化，并力图在科学的标准下考察时间因素对经济分析的影响。我们可以在该书中多次发现他调和时间与科学化的经济学分析的尝试。只是这些尝试大多作为一种特殊情况的预案，或者虚置为一种关于“常识”“正常状态”的讨论，而在事实上被隔离于正式的经济分析外。直到晚年，马歇尔仍对自己未能妥善处理经济分析中的时间因素而耿耿于怀。此外，同时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开始在经济分析中区分静态和动态，他在《财富的分配》中以海为例，逐步深入地讨论了静态与动态分析的区别及其必要性与重要性。但其解决方案与马歇尔较为相似，而且在他的实际理论分析中更多的是静态分析。
随后，作为马歇尔最伟大的学生，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为了解决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出现的周期性失业和经济萧条状况，将理论的目光聚焦于短期总需求分析，而货币供求成为其考察宏观经济运行的核心变量。凯恩斯指出，由于短期内总供给并不会发生大变动，供需分析中的关键就在于有效需求的变动。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其根源在于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这三个方面。消费倾向的改变受客观和主观两大类因素的影响，客观因素中涉及对时间折算的贴现率的改变，主观因素中涉及的所有动机都“取决于现在的希望和过去的经验”等。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部分取决于既存的事实，部分取决于将来的事件”。而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同样与对经济的预期有关。可见，这三个基本因素都与时间有关。因此，凯恩斯对时间有着清醒的自觉，并试图在经济分析中对其进行有效处理。但是，和马歇尔一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为了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而写的，对时间问题的基础性分析并非重点，因此并没有特意在其理论中突出地处理时间因素。
相对而言，20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对经济分析中时间因素的处理则更偏标准化。依据是否在分析中纳入时间因素，经济分析模式主要可以分为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静态分析一般不考虑时间因素，只研究某一静止状态下的情形；而动态分析则多是通过时间序列的方式将自然时间引入分析，考虑经济的动态发展情况，较少涉及标的时间刻度的外延部分。在这里，经济分析中对时间因素的处理更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处理方式，表现得更加逻辑化、形式化和标准化。更多时候，主流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是模型本身的逻辑自洽，而不是模型与现实的关系。
总之，自古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以来，直到罗宾逊之前，不乏关注并不同程度地致力于处理时间问题的经济学家，但时间并未成为经济分析的关键问题，自然也没有得到集中、专门和系统的研究。
作为马歇尔的徒孙以及凯恩斯最青睐的弟子，琼·罗宾逊这位承袭了“剑桥学派”正宗血脉的经济学家，深刻认识到了经济学分析中如何正确处理时间因素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她看来，这是如日中天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经济学的“阿基里斯之踵”。在晚年时期，她将学术思考和研究重点放到了经济分析中的时间问题上，并对此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在这个领域，她所进行的探索虽然没有产生她自己所希望达到的影响，但却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值得认真对待。 https://t.cn/AidXG5aa
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分析无法躲避时间。其一，经济学中的原因通常需要经过时间才能产生经济结果。譬如价格的波动对生产的影响，往往要进入下一期生产时才体现出来。其二，时间是部分应用经济学子领域中的关键因素。分析中较常见的是采取利息、贴现率或折旧率来处理的方法，譬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在时差利息理论中就认为，同一物品因现在与将来的时差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而存在利息。还有不少研究直接将时间作为经济分析的主角，讨论经济中的时间分配问题。其三，对某一经济关系的研究，处于不同的时间情形下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譬如对“货币幻觉”的讨论，大多认为短期中确实存在这一现象，但在长期情形下，这一现象并不显著，尤其是在经济分析从静态扩展到动态领域时，经济关系的变化可能性特别大。因此，如何适当地处理经济分析中的时间因素就成了经济学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也意味着经济学需要去定义经济领域中的时间。事实上，琼·罗宾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独具特色的探索和尝试，应当在思想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罗宾逊一生涉猎的经济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在其所有的研究中有一个主题非常突出，那便是她对当时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场旷日持久的“两个剑桥”之争。罗宾逊后来总结道，这场争论中大多都关注次要问题——资本的衡量，事实上，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理论中真正的问题是“混淆了想象的均衡位置的比较与经济历史的积累过程”。她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经济理论中的均衡分析方法是与时间脱节的。这种脱节一方面体现在，“我们可以假设拍摄一些处于静态均衡的经济的静止照片；让我们假设测量问题可以通过计算劳动时间的所有数值来解决，并且恰好可以依照人均可用资本的较大值对应于更高的同质消费品的人均净产出，将经济体排列成一系列。这正如萨缪尔森教授的‘替代生产函数’一样。尽管作为一个思想实验这未尝不可，但通过投影仪翻动静止照片来获得累积过程的运动图像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体现在当经济处于均衡之中时，将来与过去没有了区别，均衡以超时间的状态存在。所以，罗宾逊认为以这样的均衡概念为基础来分析经济变动是不可靠的。
罗宾逊关于经济学的这些反思分散体现在她20世纪50年代作为英国剑桥学派主将与以保罗·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美国剑桥学派的论争性学术作品中，而集中的体现便是她晚年与自己的学生伊特维尔合著的《现代经济学导论》。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经济学的初学者，但普遍认为它对初学者来说太难了。作为罗宾逊试图对抗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综合著作，《现代经济学导论》是罗宾逊对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理论的回应，书中相对系统地呈现了罗宾逊所认可的经济研究的基本范式及其具体应用。该书非常值得用来研究和探讨罗宾逊的经济思想，尤其是考察经济理论中的时间处理问题。
本文首先梳理了自亚当·斯密以后，从阿弗里德·马歇尔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关于时间处理的思想资源，接着主要基于《现代经济学导论》的文本来梳理罗宾逊经济思想中时间的特殊性质与内涵，进而考察罗宾逊是如何在经济分析中应用她的分析方法的。本文还初步就这种分析方法采取的经济分析模式，特别是现代经济分析应该如何正确处理时间因素提出若干思考。
二、经济学中的时间：问题的背景和思想沿革
由于问题的关注点和分析技术的变化，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在其学术作品中对时间因素表现出不同的关注、理解与处理方式。其中，值得重点讨论的，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是斯密、马歇尔以及凯恩斯。而在此之后，影响最大、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然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
古典时代的经济学家探讨的主要是当时经济制度下经济积累的历史过程以及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产品分配问题，并没有特意、更没有重点对经济活动中的时间因素进行讨论。不过，从经验出发，他们关注了经济活动中时间因素的作用。
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很多涉及时间因素的论述，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时间是一种有限要素，斯密谈到劳动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第二种情况是因为劳动分工“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通常损失的时间”；第二，时间是经济因素起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斯密认为高工资可以吸引劳动者进入新的行业，但“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才能将其降低到普通的水平”；第三，对于特定的经济分析须界定其所处的时间，斯密在分析银价的变化时就先明确了所涉及的具体历史时期及其相应的经济情景，再进行分析。类似的情况在《国富论》中可以找到许多，不过，这些论述既不集中，也没有统一的结构，只能说是一些有价值的散论。
“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是经济学史上首个对时间问题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及其科学处理的困难有清醒认识的经济学家。不仅如此，他也迎难而上，最大程度地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处理时间问题。
首先，马歇尔认为“时间因素是经济学上许多最大的困难的根源”。譬如，假定其他情况不变事实上在长时期内是无法做到的，随时间而产生的新的干扰会影响被独立出来的研究主体以及经济结果的时滞。其次，马歇尔在理论展开时谈到“时间因素对供求有着巨大的重要性”。通过区分不同时间长度对经济系统的影响，主要是生产与时间的关系，试图处理经济分析涉及时间的情境。他将时间区分为市场周期、短期、长期和长周期，分别代表了供给不变或完全没有弹性、生产规模无法改变、生产规模可以改变，以及允许技术和人口发生变化的情形。在涉及时间因素的分析中，马歇尔的划分依据不是简单地按照自然时间的长度，而是依据该经济体中时间对厂商乃至整个行业供给条件的影响。
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一直试图让经济学科学化，并力图在科学的标准下考察时间因素对经济分析的影响。我们可以在该书中多次发现他调和时间与科学化的经济学分析的尝试。只是这些尝试大多作为一种特殊情况的预案，或者虚置为一种关于“常识”“正常状态”的讨论，而在事实上被隔离于正式的经济分析外。直到晚年，马歇尔仍对自己未能妥善处理经济分析中的时间因素而耿耿于怀。此外，同时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开始在经济分析中区分静态和动态，他在《财富的分配》中以海为例，逐步深入地讨论了静态与动态分析的区别及其必要性与重要性。但其解决方案与马歇尔较为相似，而且在他的实际理论分析中更多的是静态分析。
随后，作为马歇尔最伟大的学生，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为了解决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出现的周期性失业和经济萧条状况，将理论的目光聚焦于短期总需求分析，而货币供求成为其考察宏观经济运行的核心变量。凯恩斯指出，由于短期内总供给并不会发生大变动，供需分析中的关键就在于有效需求的变动。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其根源在于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这三个方面。消费倾向的改变受客观和主观两大类因素的影响，客观因素中涉及对时间折算的贴现率的改变，主观因素中涉及的所有动机都“取决于现在的希望和过去的经验”等。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部分取决于既存的事实，部分取决于将来的事件”。而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同样与对经济的预期有关。可见，这三个基本因素都与时间有关。因此，凯恩斯对时间有着清醒的自觉，并试图在经济分析中对其进行有效处理。但是，和马歇尔一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为了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而写的，对时间问题的基础性分析并非重点，因此并没有特意在其理论中突出地处理时间因素。
相对而言，20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对经济分析中时间因素的处理则更偏标准化。依据是否在分析中纳入时间因素，经济分析模式主要可以分为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静态分析一般不考虑时间因素，只研究某一静止状态下的情形；而动态分析则多是通过时间序列的方式将自然时间引入分析，考虑经济的动态发展情况，较少涉及标的时间刻度的外延部分。在这里，经济分析中对时间因素的处理更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处理方式，表现得更加逻辑化、形式化和标准化。更多时候，主流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是模型本身的逻辑自洽，而不是模型与现实的关系。
总之，自古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以来，直到罗宾逊之前，不乏关注并不同程度地致力于处理时间问题的经济学家，但时间并未成为经济分析的关键问题，自然也没有得到集中、专门和系统的研究。
作为马歇尔的徒孙以及凯恩斯最青睐的弟子，琼·罗宾逊这位承袭了“剑桥学派”正宗血脉的经济学家，深刻认识到了经济学分析中如何正确处理时间因素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她看来，这是如日中天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经济学的“阿基里斯之踵”。在晚年时期，她将学术思考和研究重点放到了经济分析中的时间问题上，并对此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在这个领域，她所进行的探索虽然没有产生她自己所希望达到的影响，但却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值得认真对待。 https://t.cn/AidXG5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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