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效应消失，十大“生不动”原因，哪些戳中了你的痛点？
低生育率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多个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低生育率现象在国内已经普遍化、趋势化，专家指出，提高生育意愿必须要有一系列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
浙江：放开二胎未能扭转少子化趋势
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省发改委日前联合发布了《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下称“报告”）。报告指出，新时代浙江省人口发展形势正加快转变，面临出生人口下降、人口流动分化加剧、人口老龄化加速、城镇化比例持续提高等诸多新形势和新特征。在今后一段时期，这些趋势可能进一步加剧，并对新时代该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基础性影响。
数据显示，浙江出生人口从2013年的54.9万人增至2017年的67万人，2018年回落到62.8万人，2019年进一步回落到60.9万人；人口出生率从2013年的10.01‰逐步升至2017年的11.92‰，2018年回落至11.02‰，2019年进一步回落至10.51‰。
报告指出，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后，浙江出生人口和出生率都有大幅提高，但生育高峰期很快于2017年到来，早于政策出台时的预期。2017年常住出生人口达67万人，粗出生率为11.92‰，2018年开始常住出生人口明显回落。同时，自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浙江的二孩出生比例在明显提升后趋向稳中有降。根据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结果，2017年浙江二孩出生率达到53.37%的历史新高，但2018年就下降到50.09%。
报告认为，浙江重新回到适度生育水平难度巨大。一是育龄妇女规模减少。目前的育龄妇女（15-49岁）人群自身大多为独生子女一代，其中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20-29岁）相当于俗称“90后”群体，其人数也明显减少。
二是生育意愿较低。调查显示，浙江省育龄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65个，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14个。
三是生育成本巨大。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经济负担重排名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其中，浙江省的比重虽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也达到了46.9%。此外，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学前教育支出对他们来说负担较重。而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务严重依赖家庭代际支持。
图：2017年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原因分布（%）
图片来源：《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报告指出，“全面二孩”政策下，浙江常住人口出生高峰已经在2017年出现，预计今后出生率将逐步缓慢下降。“十四五”期间，浙江年均出生人口可能在60万人左右，比“十三五”时期有所减少。0-15岁常住少年人口总量和比重将缓慢回升后转为下降，“全面二孩”政策仍然不能扭转浙江的少子化趋势。
同时，按照联合国标准，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浙江已于2019年超过这一标准。10-15年后，预计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1%-26%，进入超老龄化阶段。
二孩效应减弱后，如何刺激生育
不只是浙江，其他地区 “全面二孩”效应也在明显减弱。比如在山东，“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头两年里，山东一度成为“二孩大省”，其中2016年二孩出生占比超过六成，达到63.3％，远超一孩。当年山东出生率达17.89‰，全年出生人口177.06万人，位居全国各省份之首。2017年继续高出生率，全年出生人口174.98万人。但到了2018年，出生人口明显减少至132.95万人，2019年继续下滑至118.39万人。
今年3月，安徽省统计局发布的《人口发展现状与挑战》报告显示，2019年该省人口出生率下降，自然增长人口创40年来新低。报告指出，当前安徽育龄妇女继续减少，生育意愿持续低迷。一是育龄妇女减少。二是生育意愿低迷。受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医疗资源不足、学前教育缺乏等因素影响，适龄生育群体的生育意愿在下降。
陕西省统计局今年4月发布的2019年陕西省人口发展概况显示，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减弱，2018年开始，全省人口增长进入稳定期，出生率、出生人口逐渐开始下降。2019年，全省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1.219，比上年下降0.013。2019年，全省人口出生率为10.55‰，比上年下降0.12个千分点，全年出生人口40.83万人，比上年减少0.25万人，连续第二年出生率和出生人口下降。全省人口出生率和出生总量回落，主要受育龄妇女总量规模、年龄结构和生育水平变化影响。
从全国数据来看，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首年即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达1786万人，创下了本世纪以来的新高。2017年，二孩效应延续，出生人口达到1723万人，是新世纪以来第三高的年份。但到了2018年，二孩效应明显减弱，当年出生人口仅为1523万人。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从人口出生率看，2019年为10.48‰，创历史新低。
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00后”与“10后”共有32564万人，而“80后”与“90后”合计为42393万人。如此算来，本世纪前20年，比上世纪最后20年少出生了10375万人，减少幅度约四分之一。
面对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今年以来，包括山西、河南等不少地方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措施。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鼓励生育要落到实处，对准痛点，真正解决人们“生不起、养不起”等问题。当前，我国不少农村的人口出生率还不错，但是在大都市，受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等因素影响，生育率低了很多。因此，解决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对提高生育率十分关键，“提高生育意愿必须要有一系列公共服务制度安排。”
安徽统计局的报告建议，应刺激两孩生育意愿，包括充分保障女性劳动权益，消除就业隐性性别歧视，确保生育权益的落实；建立完善并逐步实施两孩家庭生育津贴、购房补贴、奶粉补贴、税费减免、男性陪产假等奖励和优惠政策；广泛宣传“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营造良好的生育环境和社会环境，增强两孩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让适龄的生育群体愿生、敢生，等等。
https://t.cn/A6qwRoyM
低生育率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多个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低生育率现象在国内已经普遍化、趋势化，专家指出，提高生育意愿必须要有一系列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
浙江：放开二胎未能扭转少子化趋势
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省发改委日前联合发布了《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下称“报告”）。报告指出，新时代浙江省人口发展形势正加快转变，面临出生人口下降、人口流动分化加剧、人口老龄化加速、城镇化比例持续提高等诸多新形势和新特征。在今后一段时期，这些趋势可能进一步加剧，并对新时代该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基础性影响。
数据显示，浙江出生人口从2013年的54.9万人增至2017年的67万人，2018年回落到62.8万人，2019年进一步回落到60.9万人；人口出生率从2013年的10.01‰逐步升至2017年的11.92‰，2018年回落至11.02‰，2019年进一步回落至10.51‰。
报告指出，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后，浙江出生人口和出生率都有大幅提高，但生育高峰期很快于2017年到来，早于政策出台时的预期。2017年常住出生人口达67万人，粗出生率为11.92‰，2018年开始常住出生人口明显回落。同时，自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浙江的二孩出生比例在明显提升后趋向稳中有降。根据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结果，2017年浙江二孩出生率达到53.37%的历史新高，但2018年就下降到50.09%。
报告认为，浙江重新回到适度生育水平难度巨大。一是育龄妇女规模减少。目前的育龄妇女（15-49岁）人群自身大多为独生子女一代，其中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20-29岁）相当于俗称“90后”群体，其人数也明显减少。
二是生育意愿较低。调查显示，浙江省育龄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65个，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14个。
三是生育成本巨大。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经济负担重排名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其中，浙江省的比重虽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也达到了46.9%。此外，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学前教育支出对他们来说负担较重。而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务严重依赖家庭代际支持。
图：2017年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原因分布（%）
图片来源：《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报告指出，“全面二孩”政策下，浙江常住人口出生高峰已经在2017年出现，预计今后出生率将逐步缓慢下降。“十四五”期间，浙江年均出生人口可能在60万人左右，比“十三五”时期有所减少。0-15岁常住少年人口总量和比重将缓慢回升后转为下降，“全面二孩”政策仍然不能扭转浙江的少子化趋势。
同时，按照联合国标准，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浙江已于2019年超过这一标准。10-15年后，预计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1%-26%，进入超老龄化阶段。
二孩效应减弱后，如何刺激生育
不只是浙江，其他地区 “全面二孩”效应也在明显减弱。比如在山东，“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头两年里，山东一度成为“二孩大省”，其中2016年二孩出生占比超过六成，达到63.3％，远超一孩。当年山东出生率达17.89‰，全年出生人口177.06万人，位居全国各省份之首。2017年继续高出生率，全年出生人口174.98万人。但到了2018年，出生人口明显减少至132.95万人，2019年继续下滑至118.39万人。
今年3月，安徽省统计局发布的《人口发展现状与挑战》报告显示，2019年该省人口出生率下降，自然增长人口创40年来新低。报告指出，当前安徽育龄妇女继续减少，生育意愿持续低迷。一是育龄妇女减少。二是生育意愿低迷。受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医疗资源不足、学前教育缺乏等因素影响，适龄生育群体的生育意愿在下降。
陕西省统计局今年4月发布的2019年陕西省人口发展概况显示，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减弱，2018年开始，全省人口增长进入稳定期，出生率、出生人口逐渐开始下降。2019年，全省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1.219，比上年下降0.013。2019年，全省人口出生率为10.55‰，比上年下降0.12个千分点，全年出生人口40.83万人，比上年减少0.25万人，连续第二年出生率和出生人口下降。全省人口出生率和出生总量回落，主要受育龄妇女总量规模、年龄结构和生育水平变化影响。
从全国数据来看，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首年即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达1786万人，创下了本世纪以来的新高。2017年，二孩效应延续，出生人口达到1723万人，是新世纪以来第三高的年份。但到了2018年，二孩效应明显减弱，当年出生人口仅为1523万人。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从人口出生率看，2019年为10.48‰，创历史新低。
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00后”与“10后”共有32564万人，而“80后”与“90后”合计为42393万人。如此算来，本世纪前20年，比上世纪最后20年少出生了10375万人，减少幅度约四分之一。
面对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今年以来，包括山西、河南等不少地方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措施。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鼓励生育要落到实处，对准痛点，真正解决人们“生不起、养不起”等问题。当前，我国不少农村的人口出生率还不错，但是在大都市，受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等因素影响，生育率低了很多。因此，解决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对提高生育率十分关键，“提高生育意愿必须要有一系列公共服务制度安排。”
安徽统计局的报告建议，应刺激两孩生育意愿，包括充分保障女性劳动权益，消除就业隐性性别歧视，确保生育权益的落实；建立完善并逐步实施两孩家庭生育津贴、购房补贴、奶粉补贴、税费减免、男性陪产假等奖励和优惠政策；广泛宣传“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营造良好的生育环境和社会环境，增强两孩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让适龄的生育群体愿生、敢生，等等。
https://t.cn/A6qwRoyM
云南高院法官执意不验证关键证据真伪，“拉偏架”式裁判结果让分包商和数百名民工欲哭无泪
【案情回放】
2013年，仙桃市鼎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后变更为湖北鼎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立公司）承接了云南昆钢机械设备制造建安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钢公司）承包的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党政机关大楼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中的部分装饰装修工程。工程总包价10876785元，施工期间根据建设方和发包方要求变更设计、材料调整、工程量增加，加上主体楼的自然沉降等因素影响，实际增加工程量共计20项，增加工程总价为6728927.67元。20项增量施工都有甲方项目经理廖某亲笔签名的《现场签证单》。（20份有廖某签名的《现场签证单》详见附件）。
昆明中院在一审中，采信了通过司法鉴定（签名真伪鉴定）的20份证明增量施工的《现场签证单》，认定昆钢公司应支付鼎立公司增量工程款4881653元。
因原被告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的某些条款，案件上诉到云南省高级法院。
云南省高级法院在终审判决中，置鼎立公司当庭验证《现场签证单》复印件真伪的要求于不顾，刻意回避复印件签名已被司法鉴定为真这个事实，拒不传召关键证人廖某到庭证明《现场签证单》复印件的真伪，直接对签证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以一句“不排除拓印的可能”的轻率判词，就将昆钢公司应付给鼎立公司的近500万（以一审确认的计算）增量工程款尽数抹去。导致鼎立公司连材料费都亏损累累，至今都无法支付完农民工工资。
【几点质疑】
1、是否存在增量工程，从昆钢公司给鼎立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上就能看出来。按照合同约定，昆钢公司是按照已完成工程量的70%支付进度款，到完工也只需支付700多万元，其余部分在工程验收合格后结算，而在完工前，昆钢公司已经支付了1172万元，这已经超过了当初的合同总额，这客观说明了工程增量的存在。
作为一家财务审计严格的国企，如果鼎立公司没有做增量工程，昆钢公司怎么会突然无理由的超额支付近400万工程款给鼎立公司？
2、应鼎立公司申请，2020年11月22日，云南高检传讯了项目负责人廖某，廖某在云南高检陈述“现场签证单材料的报送不经过我们项目部，我们在单子上签字，盖项目部章后将材料交还鼎立公司，由他们自己报送，至于鼎立公司是否交了、交给谁，我们不清楚。”廖某的这段陈述，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问题，现场签证单的确由他签字盖章交给鼎立公司了，只是不知道鼎立公司最后交给谁了。
从基本常理来说，若非已经把现场签证单原件交给昆钢公司了，鼎立公司不会放着绝对能打赢官司的现场签证单原件不用，反而给法院送交无法单独作证据的现场签证单复印件，鼎立公司向法院提交现场签证复印件实属无奈之举。
法律专家认为，对于提交的证据，法院有责任去验证其真实性，如果是拓印的，就应该去追究伪造证据者的法律责任。云南高院为什么不对能够确定增量工程是否存在的关键证据——20份《现场签证单》复印件进行司法证实或证伪？而是以“不排除拓印的可能”为由轻率做出拉偏架判决？
3、《现场签证单》是确认增量工程是否存在的有力证据。
在鼎立公司提交了关于《现场签证单》签名的司法鉴定后，一审采信了《现场签证单》复印件的真实性，判决昆钢公司继续向鼎立公司支付增量工程款。
二审则回避了对《现场签证单》复印件进行真实性验证：既不证实，也不证伪，而是直接无视。
云南高院的二审法官是法学博士刘某，聪明的博士法官当然知道，对复印件证伪的办法其实很简单，除了让有关司法机关进行笔迹鉴定之外，还可以把签字人——昆钢公司项目经理廖某传讯到庭，即可立马辨别20份《现场签证单》的真伪，至少是手写部分的真伪。因为《现场签证单》上面的内容，除了打印的部分外，还有廖某的签名和批语，如果那些手写内容都不是廖某所写，那一定是鼎立公司伪造的。如果当庭证明这些复印件是伪造的，不仅可以名正言顺的判决鼎立公司增量工程不存在，还可以扎扎实实的判鼎立公司一个伪证罪。
博士法官为何放着把案子做成铁案的明道不走，而非要剑走偏锋——无视关键证据，导致判决结果成了拉偏架？
“复印件存在拓印可能”的确不假，但也存在就是原件的镜像这种可能啊，博士法官为何就是不愿稍费气力进行验证，而是弃之一边呢？
4、昆钢公司把20份《现场签证单》原件尽数收走，又不让直接当事人廖某出庭作证，是否就是“挖坑”以待，为了方便云南博士法官以“复印件不排除拓印的可能”为由，帮其赖掉应支付的几百万工程余款？
恳请有关部门纠正云南高级法院的“拉偏架”式的终审判决，还司法一个公道！还鼎立公司一个公道！还至今还无法接到血汗钱的农民工一个公道！
湖北鼎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景思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案情回放】
2013年，仙桃市鼎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后变更为湖北鼎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立公司）承接了云南昆钢机械设备制造建安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钢公司）承包的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党政机关大楼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中的部分装饰装修工程。工程总包价10876785元，施工期间根据建设方和发包方要求变更设计、材料调整、工程量增加，加上主体楼的自然沉降等因素影响，实际增加工程量共计20项，增加工程总价为6728927.67元。20项增量施工都有甲方项目经理廖某亲笔签名的《现场签证单》。（20份有廖某签名的《现场签证单》详见附件）。
昆明中院在一审中，采信了通过司法鉴定（签名真伪鉴定）的20份证明增量施工的《现场签证单》，认定昆钢公司应支付鼎立公司增量工程款4881653元。
因原被告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的某些条款，案件上诉到云南省高级法院。
云南省高级法院在终审判决中，置鼎立公司当庭验证《现场签证单》复印件真伪的要求于不顾，刻意回避复印件签名已被司法鉴定为真这个事实，拒不传召关键证人廖某到庭证明《现场签证单》复印件的真伪，直接对签证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以一句“不排除拓印的可能”的轻率判词，就将昆钢公司应付给鼎立公司的近500万（以一审确认的计算）增量工程款尽数抹去。导致鼎立公司连材料费都亏损累累，至今都无法支付完农民工工资。
【几点质疑】
1、是否存在增量工程，从昆钢公司给鼎立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上就能看出来。按照合同约定，昆钢公司是按照已完成工程量的70%支付进度款，到完工也只需支付700多万元，其余部分在工程验收合格后结算，而在完工前，昆钢公司已经支付了1172万元，这已经超过了当初的合同总额，这客观说明了工程增量的存在。
作为一家财务审计严格的国企，如果鼎立公司没有做增量工程，昆钢公司怎么会突然无理由的超额支付近400万工程款给鼎立公司？
2、应鼎立公司申请，2020年11月22日，云南高检传讯了项目负责人廖某，廖某在云南高检陈述“现场签证单材料的报送不经过我们项目部，我们在单子上签字，盖项目部章后将材料交还鼎立公司，由他们自己报送，至于鼎立公司是否交了、交给谁，我们不清楚。”廖某的这段陈述，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问题，现场签证单的确由他签字盖章交给鼎立公司了，只是不知道鼎立公司最后交给谁了。
从基本常理来说，若非已经把现场签证单原件交给昆钢公司了，鼎立公司不会放着绝对能打赢官司的现场签证单原件不用，反而给法院送交无法单独作证据的现场签证单复印件，鼎立公司向法院提交现场签证复印件实属无奈之举。
法律专家认为，对于提交的证据，法院有责任去验证其真实性，如果是拓印的，就应该去追究伪造证据者的法律责任。云南高院为什么不对能够确定增量工程是否存在的关键证据——20份《现场签证单》复印件进行司法证实或证伪？而是以“不排除拓印的可能”为由轻率做出拉偏架判决？
3、《现场签证单》是确认增量工程是否存在的有力证据。
在鼎立公司提交了关于《现场签证单》签名的司法鉴定后，一审采信了《现场签证单》复印件的真实性，判决昆钢公司继续向鼎立公司支付增量工程款。
二审则回避了对《现场签证单》复印件进行真实性验证：既不证实，也不证伪，而是直接无视。
云南高院的二审法官是法学博士刘某，聪明的博士法官当然知道，对复印件证伪的办法其实很简单，除了让有关司法机关进行笔迹鉴定之外，还可以把签字人——昆钢公司项目经理廖某传讯到庭，即可立马辨别20份《现场签证单》的真伪，至少是手写部分的真伪。因为《现场签证单》上面的内容，除了打印的部分外，还有廖某的签名和批语，如果那些手写内容都不是廖某所写，那一定是鼎立公司伪造的。如果当庭证明这些复印件是伪造的，不仅可以名正言顺的判决鼎立公司增量工程不存在，还可以扎扎实实的判鼎立公司一个伪证罪。
博士法官为何放着把案子做成铁案的明道不走，而非要剑走偏锋——无视关键证据，导致判决结果成了拉偏架？
“复印件存在拓印可能”的确不假，但也存在就是原件的镜像这种可能啊，博士法官为何就是不愿稍费气力进行验证，而是弃之一边呢？
4、昆钢公司把20份《现场签证单》原件尽数收走，又不让直接当事人廖某出庭作证，是否就是“挖坑”以待，为了方便云南博士法官以“复印件不排除拓印的可能”为由，帮其赖掉应支付的几百万工程余款？
恳请有关部门纠正云南高级法院的“拉偏架”式的终审判决，还司法一个公道！还鼎立公司一个公道！还至今还无法接到血汗钱的农民工一个公道！
湖北鼎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景思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Jungkook，被称为组合的“黄金忙内”，因为他天生擅长，嗯，每一件事。所以这次由他担任BE的lead single“Life Goes On”MV导演一职。
但即使是这样一个斜杠青年——“既有着简单的思考方式又有深刻的思想”——也免不了感到肩负重任。
“这是我第一次当导演，所以不太容易，感受到了一些压力。不过，我从这段经历中学到了很多。”Jungkook说。
7年前初登舞台的15岁柾国，如果能知道自己的才能会得以这样的发展，会作何感想呢？
“我不确定2013年的柾国愿不愿意看到现在这样的自己，”Jungkook开玩笑的说，“如果我早知道现在的自己，就不会这么努力了。”
他在做一件大胆的事：这支MV与防弹以往MV比起来，或许没那么多精美的大场面制作，但这正是MV的特别之处。我们可以透过MV，从防弹的视角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但即使是这样一个斜杠青年——“既有着简单的思考方式又有深刻的思想”——也免不了感到肩负重任。
“这是我第一次当导演，所以不太容易，感受到了一些压力。不过，我从这段经历中学到了很多。”Jungkook说。
7年前初登舞台的15岁柾国，如果能知道自己的才能会得以这样的发展，会作何感想呢？
“我不确定2013年的柾国愿不愿意看到现在这样的自己，”Jungkook开玩笑的说，“如果我早知道现在的自己，就不会这么努力了。”
他在做一件大胆的事：这支MV与防弹以往MV比起来，或许没那么多精美的大场面制作，但这正是MV的特别之处。我们可以透过MV，从防弹的视角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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