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百分之99的人都死在了明天晚上。刘冰：“晓明，咱们上当了！格律诗竟然值650万！一个礼拜，我白白丢掉了70万！70万呐，想想都吐血！”叶晓明：“那又怎么样呢？丁元英玩儿得真高呀，你就是想说理也找不找地方。咱们跟人家，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硬往上凑只能说明自己若智。”冯世杰：“我不认为是别人骗了咱，所有决定都是咱们自己做的，咱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他妈墙。”左起：叶晓明 刘冰 冯世杰丁元英憋了两年多的大招，格律诗商战一触即发。紧跟着，林雨峰起诉，叶冯刘退股，肖亚文入局，苏逸文收购。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短短几天的时间，剧情竟然大反转。老股东本以为墙倒屋塌，赶紧退股跑路抱头鼠窜，拿着退股换来的仨瓜俩枣，还当占了多大便宜。嗑着瓜子喝着茶水，瞪眼看着接盘侠肖亚文跳进了“火坑”。可他们连做梦也没想到，格律诗不但安然无恙，反倒身价倍增。肖亚文几天的功夫就赚了300多万，刘冰都看傻了，这种操作，压根没见过呀。刘冰 叶晓明起早贪黑2年多，叶冯刘怎么就把到手的胜利果实拱手送人了呢？几天的功夫，他们丢掉的不只是320万的现金，更是能翻身的机会。好不容易扒上了井沿，看上一眼，再掉回去，饱了眼福，苦了贪心，又往里陷了一节。不过，冯世杰是个例外。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他们都怎么想的？丁元英马云说过：“阿里人的成功，不是因为看见所以相信，而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叶冯刘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只信自己亲眼所见的。求人办事时，丁元英就是高人；利益冲突时，丁元英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无论是当初的合作，还是后来的拆伙，叶冯刘三人对丁元英的态度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简单总结了一下：叶冯刘三人思路图这么一看就有点儿意思了。叶晓明是从相信到怀疑到不信；冯世杰一直非常笃定；刘冰是压根就不信。因为老话说得好：“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丁元英 刘冰开始：他们都是：相信自己看见的。芮小丹为了定制音响，特意带叶晓明拜访丁元英，叶晓明直接就被土豪级设备给镇了，用他的话说，文化、气度、财力，都在里边呢。以他的精明，立马看出这是位低调的高手。冯世杰和丁元英在叶晓明的音响店过了一回招，丁元英对三个版本《流浪者之歌》的理解和评价给冯世杰上了一课。阴差阳错的饭局上，丁元英一对六，一首《自嘲》，骂跑了三个“文化名人”，面对欧阳雪的百般刁难，丁元英又用一只股票的50万收益，给鸿门宴买单。这些妥妥地征服了冯世杰，他相信丁元英的能耐，更佩服他的人品。至于刘冰，在丁元英古城隐居经济受困时，碰巧因为变卖唱片而结识。所以在他心目中，丁元英就是个穷困潦倒的发烧友，他眼里的高人是叶晓明。左起：丁元英 叶晓明 冯世杰 刘冰合作：他们还是：只相信自己亲眼所见。叶晓明和冯世杰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丁元英，希望高人能帮王庙村脱贫指条明路。在芮小丹的撮合下，王庙村扶贫的项目，就成了丁元英关于文化属性的社会实践，叶冯刘趁机搭上了顺风车。尽管这会儿还拿不准新项目的未来，但是以他们混迹江湖多年的经验，他知道丁元英的段位，搭上这条船，对他们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事情没有他们想象得这么美。丁元英多次到王庙村实地考察，结合实际情况、团队资源设计了格律诗的特殊商业模式。欧阳雪控股、韩楚风垫资、叶冯刘以股东身份实际参与投资和生产经营。叶晓明叶晓明：“这折腾半天，丁哥还是没出一分钱，做砸了谁担责任呐？现在倒成了他光脚咱穿鞋了，玩儿得可真高呀。”刘冰：“那咱让丁哥把车入股进来？虽然不是新车，但至少能值几十万。”“叶晓明：“我晕。入了股，这车钱不得分摊占股？你是坐得起呀，还是养得起呀？再说，这辆车也不是丁元英的名字。”冯世杰：“咱们这么猜疑人家合适吗？咱到底是请人家来帮忙？还是找个冤大头坑一把？甭管丁哥的钱从哪拉来的，总之是拉来了。再说，欧阳雪是好糊弄的？糊弄个十万八万还好说，整整一百万呢，搁谁身上不得掂量掂量？至少她相信，丁哥是诚心诚意在帮咱们。还有那辆车，要是换成咱们，咱们舍得拿出来用吗？”刘冰：“就是就是。”叶晓明：“就是什么呀。刚才当着全村人的面，是谁说的，只有丁哥投资了，心里才踏实？你以为大家伙听不出来呀？”刘冰无论叶晓明刘冰明示暗示都没用，丁元英组局不入局。没看到丁元英的真金白银，叶冯刘心里不踏实，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从一开始就缺乏信任，也为日后事态的发展埋下了大雷。认知层面的局限，限制的可不只是想象力。一旦如意算盘没能得逞，立马就开始阴阳怪气一通絮叨。想要搭上高人的顺风车，却嫌弃不是兰博基尼保时捷的豪华座驾；没本事自食其力，还总想着抓到从天而降的暴富良机，一个个贪婪、自私的丑陋嘴脸，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丁元英分裂：没错，还是老样子，他们只相信自己看见的。刘冰：“600万，这是往死里整呀！”叶晓明：“丁元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句难听的，他是崽卖爷田心不疼。这回咱可不能再让丁元英牵着鼻子走了。退股！”冯世杰：“退股？那咱可是把人家欧阳雪给坑了。”叶晓明：“是丁元英把她坑了，她找丁元英说理去，跟咱说不着！”叶晓明乐圣起诉格律诗，600万赔偿标的、90万訴讼费，就足以让叶晓明刘冰吓破了狗胆。为了保住一己私利，叶冯刘背着丁元英胁迫欧阳雪，求和失败就立马拆伙跑路，就为了拿走区区几万块，与大好前途擦肩而过了。更有意思的是，刘冰拿了退股的钱，还死皮赖脸的求打工，就为了能开上宝马车的虚荣。没有人算计，他们都是死在自己手里的。即便如此，当得知伯爵650万高价提出收购邀约，一切都尽在丁元英的把握时，叶冯刘的反应更是让人惊掉下巴。冯世杰愿赌服输，叶晓明压根不服，而刘冰，一万个不甘心，70万，足以让他歇斯底里。左起：叶晓明 丁元英 冯世杰这一切，丁元英从一开始就看透了。所以在他离开古城之前，在一切结束之前，丁元英决定，再给刘冰一个新的新望……叶冯刘败在哪？一句话，他们只信“眼见为实”。当初在走投无路时能够卑躬屈膝趋炎附势，又在公司关键转折来临时自作聪明作茧自缚，不仅错过了真能逆天改命的机会，更是有人再入深渊，有人命丧黄泉。丁元英为什么冯世杰是个例外？自始至终，冯世杰的动机是一心为王庙村脱贫。他是三人当中，对项目本身心思特别正的一位。个人利益的得失，他确实没有看得太重。如果通过丁元英的指点，王庙村能够找到一条脱贫的正路，对他来说就是收获。一路走来，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基于对丁元英的认可和信任。尽管在叶晓明的影响下，他也一时糊涂选择了退股，但是并没有拿钱走人，而是用自己退股的现金，保留了王庙村的关键生产线。正是这个举动，冯世杰赢得了爬出井沿的机会。肖亚文上位，格律诗胜诉，冯世杰作为链接格律诗与王庙村生产基地的纽带，20%的股份让他再一次站上了快车道。丁元英 冯世杰不禁又想起马云的话：“阿里人的成功，不是因为看见所以相信，而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其实他们一直都握着机会，你怎么看？
这两天一条马云低调参会的短视频在自媒体广泛传播。据说参加的是第七届浙商大会，以往这种场合都是绝对主角的他，现在甘当配角，全程坐在台下不发一言，聆听别人演讲，观看别人表演。
有人看到的是落寞，但我看到的却是进步和成长。是的，马云在成长，正在形成成熟的“商业人格”。在中国做生意、经商，成熟的商业人格很重要，但是包括2020年10月上海外滩金融演讲前的马云在内，太多的取得一些成绩的中国商人、企业家们，却不具备。
所谓成熟的商业人格，就是明白一个商人的本分是什么，然后安分守己，老实经商，踏实经营，做到言行不跨界、不越界，这样生意才能安全长久。
要明白中国商业的界限在哪里，首先就要吃透“士农工商”这个职业、行业排序。从文献记载上看，这个说法首先出现在春秋早期，管子时期，但是实际上这种理念在那时也是早就存在。即便从管子时算起，至晚清也有2500年了。
“士”就是官员，也可以说是政治业。注意，这个行业、职业排序意味着，在中国的古代，做官、从政是一个独立的行业，是政治业，象农业、工业、商业一样。存在独立的政治业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国有。在中国之外，从古至今没有任何的文明任何国家发展出独立的政治业，包括现在的美国。
现在的美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包括其他的服务业，都是独立的，唯独政治是不独立的，不存在独立的政治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家、官员一定都是兼职的。最典型的是其前总统特朗普，他是总统，但他还是大地产商。从其一生的职业活动看，经商是专业的，做总统则是业余的、兼职的。
美国的“伟大”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也是如此，做总统是兼职的、业余的，其全职的、专业的职业是大农场主，用现在的话就是经营农业的企业家。
但是在中国，无论是当下的中国，还是古代的中国，做官、从政绝对不允许兼职，绝对不允许业余，必须是全职的、专业的，不仅理念上如此，而且更有制度保障：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业。
现在我们对“不与民争利”这句话理解得太白了，认为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说教，其实其本义是“不与民争业”，不仅是一个制度设计，而且是中国政治业最核心的制度，是宪法、立宪。它的意思是说，一旦选择做官、从政，就禁止从事任何的谋求私利的其他职业、行业，你的收入只能靠国家俸禄，而俸禄则来自人民的纳税。
中国的政治业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行业，就是靠这个“不与民争业（利）”，因为它实际上切断了政治与其他经济行业的直接联系，使得政治从其他经济行业中脱离出来，实现了独立，成为政治业。
用现在的权力式的语言，独立的政治业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制度设计，官员的经济经营权被剥夺了，但同时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权力，就是义理权，或者义理评判权。经济权是私权，义理权是公权。官员的私权被剥夺了，但是被赋予了公权。这种制度设计就保障了政治业是“有公而无私”。
经济业是私业，政治业是义理业，也是公业。
人民的经济经营权则继续保留，注意是继续保留，而非被任何的外在权威所授予，更非被政府和法律授予，是人民所本有、固有。但是，人民却没有被赋予义理权、公权。人民可以继续合法地从事经济经营，合法地谋求私利，但是却不能干涉、干预政府的公权的执行。
为何作为政治业的“士”排在各业之首，原因很简单，因为政治业是义理业，是公业，代表着义理，代表着公，而其他行业都是经济业，都是利益业，都是私业。中国文化重义而轻利，尊公和卑私。
尽管政治业排在第一，但它依然是一个行业，既然是一个行业，也就象其他行业一样，对人民又是开放的，人人皆可选择进入，是经商还是入仕途。当然，作为排名第一的行业，想进入要比其他行业难，是“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可进入。这个“优”，是从义理、道德层面说的。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国的这种公私兼备、义利兼备，且重公轻私、重义轻利的制度设计，是最先进的、最合理的、最优秀的、最伟大的。
然而遗憾的是，自民国以来，尤其是改开以来，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学者、企业家，被西方的、美国的表面的、暂时的技术和经济领先所蛊惑，盲目羡慕其制度，其实，与中国相比，其制度是落后的、畸形的、低级的、卑劣的。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曾经提出，“为钱正名”，而马云们则步其后尘，说“为商人正名”。
“为商人正名”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修正中国自古以来的行业、职业排序，认为“士农工商”排序是错误的、落后的，应该象美国一样，将商排在第一位，“士”应该排在商之后。他们却不知道美国是压根没有义理概念的，压根没有公的概念的。在工业化经济化的现代社会，“农工商”可合并而统称为商。
这是中国现代商人缺失“商业人格”之根源。他们颠倒黑白以美国制度为先进，以中国古代制度为落后，要美国化，要推翻中国自古以来的士商排序。
有人看到的是落寞，但我看到的却是进步和成长。是的，马云在成长，正在形成成熟的“商业人格”。在中国做生意、经商，成熟的商业人格很重要，但是包括2020年10月上海外滩金融演讲前的马云在内，太多的取得一些成绩的中国商人、企业家们，却不具备。
所谓成熟的商业人格，就是明白一个商人的本分是什么，然后安分守己，老实经商，踏实经营，做到言行不跨界、不越界，这样生意才能安全长久。
要明白中国商业的界限在哪里，首先就要吃透“士农工商”这个职业、行业排序。从文献记载上看，这个说法首先出现在春秋早期，管子时期，但是实际上这种理念在那时也是早就存在。即便从管子时算起，至晚清也有2500年了。
“士”就是官员，也可以说是政治业。注意，这个行业、职业排序意味着，在中国的古代，做官、从政是一个独立的行业，是政治业，象农业、工业、商业一样。存在独立的政治业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国有。在中国之外，从古至今没有任何的文明任何国家发展出独立的政治业，包括现在的美国。
现在的美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包括其他的服务业，都是独立的，唯独政治是不独立的，不存在独立的政治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家、官员一定都是兼职的。最典型的是其前总统特朗普，他是总统，但他还是大地产商。从其一生的职业活动看，经商是专业的，做总统则是业余的、兼职的。
美国的“伟大”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也是如此，做总统是兼职的、业余的，其全职的、专业的职业是大农场主，用现在的话就是经营农业的企业家。
但是在中国，无论是当下的中国，还是古代的中国，做官、从政绝对不允许兼职，绝对不允许业余，必须是全职的、专业的，不仅理念上如此，而且更有制度保障：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业。
现在我们对“不与民争利”这句话理解得太白了，认为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说教，其实其本义是“不与民争业”，不仅是一个制度设计，而且是中国政治业最核心的制度，是宪法、立宪。它的意思是说，一旦选择做官、从政，就禁止从事任何的谋求私利的其他职业、行业，你的收入只能靠国家俸禄，而俸禄则来自人民的纳税。
中国的政治业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行业，就是靠这个“不与民争业（利）”，因为它实际上切断了政治与其他经济行业的直接联系，使得政治从其他经济行业中脱离出来，实现了独立，成为政治业。
用现在的权力式的语言，独立的政治业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制度设计，官员的经济经营权被剥夺了，但同时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权力，就是义理权，或者义理评判权。经济权是私权，义理权是公权。官员的私权被剥夺了，但是被赋予了公权。这种制度设计就保障了政治业是“有公而无私”。
经济业是私业，政治业是义理业，也是公业。
人民的经济经营权则继续保留，注意是继续保留，而非被任何的外在权威所授予，更非被政府和法律授予，是人民所本有、固有。但是，人民却没有被赋予义理权、公权。人民可以继续合法地从事经济经营，合法地谋求私利，但是却不能干涉、干预政府的公权的执行。
为何作为政治业的“士”排在各业之首，原因很简单，因为政治业是义理业，是公业，代表着义理，代表着公，而其他行业都是经济业，都是利益业，都是私业。中国文化重义而轻利，尊公和卑私。
尽管政治业排在第一，但它依然是一个行业，既然是一个行业，也就象其他行业一样，对人民又是开放的，人人皆可选择进入，是经商还是入仕途。当然，作为排名第一的行业，想进入要比其他行业难，是“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可进入。这个“优”，是从义理、道德层面说的。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国的这种公私兼备、义利兼备，且重公轻私、重义轻利的制度设计，是最先进的、最合理的、最优秀的、最伟大的。
然而遗憾的是，自民国以来，尤其是改开以来，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学者、企业家，被西方的、美国的表面的、暂时的技术和经济领先所蛊惑，盲目羡慕其制度，其实，与中国相比，其制度是落后的、畸形的、低级的、卑劣的。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曾经提出，“为钱正名”，而马云们则步其后尘，说“为商人正名”。
“为商人正名”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修正中国自古以来的行业、职业排序，认为“士农工商”排序是错误的、落后的，应该象美国一样，将商排在第一位，“士”应该排在商之后。他们却不知道美国是压根没有义理概念的，压根没有公的概念的。在工业化经济化的现代社会，“农工商”可合并而统称为商。
这是中国现代商人缺失“商业人格”之根源。他们颠倒黑白以美国制度为先进，以中国古代制度为落后，要美国化，要推翻中国自古以来的士商排序。
这两天一条马云低调参会的短视频在自媒体广泛传播。据说参加的是第七届浙商大会，以往这种场合都是绝对主角的他，现在甘当配角，全程坐在台下不发一言，聆听别人演讲，观看别人表演。
有人看到的是落寞，但我看到的却是进步和成长。是的，马云在成长，正在形成成熟的“商业人格”。在中国做生意、经商，成熟的商业人格很重要，但是包括2020年10月上海外滩金融演讲前的马云在内，太多的取得一些成绩的中国商人、企业家们，却不具备。
所谓成熟的商业人格，就是明白一个商人的本分是什么，然后安分守己，老实经商，踏实经营，做到言行不跨界、不越界，这样生意才能安全长久。
要明白中国商业的界限在哪里，首先就要吃透“士农工商”这个职业、行业排序。从文献记载上看，这个说法首先出现在春秋早期，管子时期，但是实际上这种理念在那时也是早就存在。即便从管子时算起，至晚清也有2500年了。
“士”就是官员，也可以说是政治业。注意，这个行业、职业排序意味着，在中国的古代，做官、从政是一个独立的行业，是政治业，象农业、工业、商业一样。存在独立的政治业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国有。在中国之外，从古至今没有任何的文明任何国家发展出独立的政治业，包括现在的美国。
现在的美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包括其他的服务业，都是独立的，唯独政治是不独立的，不存在独立的政治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家、官员一定都是兼职的。最典型的是其前总统特朗普，他是总统，但他还是大地产商。从其一生的职业活动看，经商是专业的，做总统则是业余的、兼职的。
美国的“伟大”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也是如此，做总统是兼职的、业余的，其全职的、专业的职业是大农场主，用现在的话就是经营农业的企业家。
但是在中国，无论是当下的中国，还是古代的中国，做官、从政绝对不允许兼职，绝对不允许业余，必须是全职的、专业的，不仅理念上如此，而且更有制度保障：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业。
现在我们对“不与民争利”这句话理解得太白了，认为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说教，其实其本义是“不与民争业”，不仅是一个制度设计，而且是中国政治业最核心的制度，是宪法、立宪。它的意思是说，一旦选择做官、从政，就禁止从事任何的谋求私利的其他职业、行业，你的收入只能靠国家俸禄，而俸禄则来自人民的纳税。
中国的政治业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行业，就是靠这个“不与民争业（利）”，因为它实际上切断了政治与其他经济行业的直接联系，使得政治从其他经济行业中脱离出来，实现了独立，成为政治业。
用现在的权力式的语言，独立的政治业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制度设计，官员的经济经营权被剥夺了，但同时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权力，就是义理权，或者义理评判权。经济权是私权，义理权是公权。官员的私权被剥夺了，但是被赋予了公权。这种制度设计就保障了政治业是“有公而无私”。
经济业是私业，政治业是义理业，也是公业。
人民的经济经营权则继续保留，注意是继续保留，而非被任何的外在权威所授予，更非被政府和法律授予，是人民所本有、固有。但是，人民却没有被赋予义理权、公权。人民可以继续合法地从事经济经营，合法地谋求私利，但是却不能干涉、干预政府的公权的执行。
为何作为政治业的“士”排在各业之首，原因很简单，因为政治业是义理业，是公业，代表着义理，代表着公，而其他行业都是经济业，都是利益业，都是私业。中国文化重义而轻利，尊公和卑私。
尽管政治业排在第一，但它依然是一个行业，既然是一个行业，也就象其他行业一样，对人民又是开放的，人人皆可选择进入，是经商还是入仕途。当然，作为排名第一的行业，想进入要比其他行业难，是“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可进入。这个“优”，是从义理、道德层面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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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业是私业，政治业是义理业，也是公业。
人民的经济经营权则继续保留，注意是继续保留，而非被任何的外在权威所授予，更非被政府和法律授予，是人民所本有、固有。但是，人民却没有被赋予义理权、公权。人民可以继续合法地从事经济经营，合法地谋求私利，但是却不能干涉、干预政府的公权的执行。
为何作为政治业的“士”排在各业之首，原因很简单，因为政治业是义理业，是公业，代表着义理，代表着公，而其他行业都是经济业，都是利益业，都是私业。中国文化重义而轻利，尊公和卑私。
尽管政治业排在第一，但它依然是一个行业，既然是一个行业，也就象其他行业一样，对人民又是开放的，人人皆可选择进入，是经商还是入仕途。当然，作为排名第一的行业，想进入要比其他行业难，是“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可进入。这个“优”，是从义理、道德层面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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