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道# 〖《度人经》与宋元道教〗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反对神通对吗？让我们看看佛经怎么说吧！
提到神通，佛教界马上就有人反对。有人说：“持神通者就是邪教”、“只有邪师才炫耀神通”、“佛讲法从不用神通”。甚至有人说神通谈都不能谈，“谈神通会成魔”等等。而初学佛者往往对“神通”二字，既充满好奇和探秘心理，又望而生畏，谈神通色变。
那么，佛教到底是否主张神通？佛弟子应如何看待神通？让我们看看佛经怎么说吧！
佛陀住世时亲说真谛妙理，佛陀灭度后，由弟子们集结，对佛陀的教言进行复述、整理、汇集而成佛经。佛经是佛教徒学佛的理论基础和修行指南，那么佛经中是否宣说过神通？又是怎么宣说神通的？
下面摘录几段佛经中有关神通的论述。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就有释迦世尊赞叹地藏王菩萨的神通不可思议的记载。《嘱累人天品第十三》有“地藏！地藏！汝之神力不可思议”！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尔时世尊正知正念。从等持王安庠而起。以净天眼观察十方殑伽沙等诸佛世界。举身怡悦。从两足下千辐轮相。各放六十百千俱胝那庾多光。”
《大波罗波罗蜜多经》初分缘起品第一之一：“皆阿罗汉，具足成就四无碍解，凡所演说辩才无碍，于五神通自在游戏。”而且明确有一句：“尔时，世尊现神通力。”
《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一切佛法，无不修行、无不证见；以神通力，用一毛发能举阎浮提，乃至四天下、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无量百千世界；能于空中取种种宝，施诸众生。
《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皆悉住于不退转地，久已供养无量诸佛，……以自在神通游诸佛世界，放无量光明，说无尽妙法。”
《大宝积经》卷二十九：“时有菩萨名无希望垢藏。与九万二千诸菩萨众。恭敬围绕从空而来。……尔时无垢藏菩萨。手持七宝千叶莲花。至如来所头面礼足。白佛言。世尊。……致问无量。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行不。作是语已。即升虚空结跏趺坐。”
《毗婆尸佛经》：“如是彼佛为彼二人现三种神通。令发精进趣向佛慧。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一》：“诸贤比丘，神通远达，威力弘大……”
《妙法莲花经》卷一：“尔时佛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靡不周遍。”
《修行本起经卷上现变品第一》赞叹到场的都是阿罗汉：“已从先佛。净修梵行。三神满具。六通已达……”
《杂阿含经》四九四经中更为直截了当说：“比丘当知，比丘禅思，神通境界，不可思议，是故比丘当勤禅思，学诸神通。”
……
以上摘录的内容只是佛经记载佛陀在度化众生过程中宣说神通、示现神通的沧海一粟。
几乎每一部佛经中都有神通与佛陀圣迹的记载，并明确要求弟子要“学诸神通”。经中明明记载了佛陀宣说神通、运用神通的诸多实例，又怎么可以说“佛讲法从不用神通？”如果谈神通、展现神通就是魔，那么，佛经三藏十二部岂不成了最大的教众生成魔的邪书了？佛教岂不是成为最大魔教和邪教了？娑婆世界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岂不是成为最大的魔头和邪教头目了？!
显然，以邪见说“神通不可持”“持神通者就是邪教”的人，已经在严重谤佛谤法，实则其自己就是邪魔妖人却不自知了。
诚然，佛陀为防止佛弟子执着神通境界，产生执相偏见，故告诫弟子不可执着神通。如《楞严经》中，针对五十阴魔出显，世尊告诫弟子：“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这段经文是指行者在禅修过程，在快要证入空性真如阶段，对自然生发的各种境界，不可执着和贪恋，不可作为证得圣道之解，此时要“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否则，“若作圣解即受群邪”，就会给邪魔以可乘之机而妄失正道。《楞严经》中讲的正是对治“受群邪”，避免入魔的方法，并不是说没有幻化神通现象，更不是否定神通、反对神通。
这犹如我们煮饭。吃到香喷喷的米饭是我们的目的。但煮饭过程中会出现水开、冒泡，蒸汽从锅盖蒸腾而出，还伴随着米饭的香味。这些都是米粒变为熟饭过程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是否我们可以说，煮饭过程中这些水蒸气，锅里飘出的饭香味等现象是不能有的，否则所煮的饭就不能吃呢？估计只有那种“白马非马”论的愚人会如此说吧。
同理，神通现象是修行人由凡转圣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中段现象，没什么可怕，也没什么好执着好奇和神秘兮兮的。执着神通会入魔犹如愚人煮饭只喜欢看蒸汽，闻香味而忘记自己目的是把饭煮熟，吃到饭，最终不仅饿肚子，还会将饭烧焦，锅烧坏一样。
佛弟子当知，不执着神通与不讲神通、不持神通、不显神通是绝然不同的概念，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成就解脱，绝对不是为了神通变化，但是如果没有中间阶段的神通现象，我们是无法成就解脱的！犹如我们煮饭目的是为了吃到饭，而不是执着煮饭过程的蒸汽现象和飘出的饭香。是故，若一知半解，把不执着神通误认为是不讲神通、不显神通、没有神通，那就大错特错了。
佛弟子当知，现在是末法时期，名声大、地位高而实际上并未证圣的“高僧大德”太多太多，他们往往乱解经义却到处“讲经说法”、出书发碟，佛弟子千万不可轻易听而信之，随而从之，以讹传讹，人云亦云，以免无明造业，犯下谤佛、谤法之罪。
敬请关注下一篇《反对神通对吗？让我们看看古今高僧怎么做吧！》
撰稿：合立
责编：佛前灯
声明：此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涉及法义问题应依佛说法为印证，
提到神通，佛教界马上就有人反对。有人说：“持神通者就是邪教”、“只有邪师才炫耀神通”、“佛讲法从不用神通”。甚至有人说神通谈都不能谈，“谈神通会成魔”等等。而初学佛者往往对“神通”二字，既充满好奇和探秘心理，又望而生畏，谈神通色变。
那么，佛教到底是否主张神通？佛弟子应如何看待神通？让我们看看佛经怎么说吧！
佛陀住世时亲说真谛妙理，佛陀灭度后，由弟子们集结，对佛陀的教言进行复述、整理、汇集而成佛经。佛经是佛教徒学佛的理论基础和修行指南，那么佛经中是否宣说过神通？又是怎么宣说神通的？
下面摘录几段佛经中有关神通的论述。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就有释迦世尊赞叹地藏王菩萨的神通不可思议的记载。《嘱累人天品第十三》有“地藏！地藏！汝之神力不可思议”！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尔时世尊正知正念。从等持王安庠而起。以净天眼观察十方殑伽沙等诸佛世界。举身怡悦。从两足下千辐轮相。各放六十百千俱胝那庾多光。”
《大波罗波罗蜜多经》初分缘起品第一之一：“皆阿罗汉，具足成就四无碍解，凡所演说辩才无碍，于五神通自在游戏。”而且明确有一句：“尔时，世尊现神通力。”
《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一切佛法，无不修行、无不证见；以神通力，用一毛发能举阎浮提，乃至四天下、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无量百千世界；能于空中取种种宝，施诸众生。
《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皆悉住于不退转地，久已供养无量诸佛，……以自在神通游诸佛世界，放无量光明，说无尽妙法。”
《大宝积经》卷二十九：“时有菩萨名无希望垢藏。与九万二千诸菩萨众。恭敬围绕从空而来。……尔时无垢藏菩萨。手持七宝千叶莲花。至如来所头面礼足。白佛言。世尊。……致问无量。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行不。作是语已。即升虚空结跏趺坐。”
《毗婆尸佛经》：“如是彼佛为彼二人现三种神通。令发精进趣向佛慧。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一》：“诸贤比丘，神通远达，威力弘大……”
《妙法莲花经》卷一：“尔时佛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靡不周遍。”
《修行本起经卷上现变品第一》赞叹到场的都是阿罗汉：“已从先佛。净修梵行。三神满具。六通已达……”
《杂阿含经》四九四经中更为直截了当说：“比丘当知，比丘禅思，神通境界，不可思议，是故比丘当勤禅思，学诸神通。”
……
以上摘录的内容只是佛经记载佛陀在度化众生过程中宣说神通、示现神通的沧海一粟。
几乎每一部佛经中都有神通与佛陀圣迹的记载，并明确要求弟子要“学诸神通”。经中明明记载了佛陀宣说神通、运用神通的诸多实例，又怎么可以说“佛讲法从不用神通？”如果谈神通、展现神通就是魔，那么，佛经三藏十二部岂不成了最大的教众生成魔的邪书了？佛教岂不是成为最大魔教和邪教了？娑婆世界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岂不是成为最大的魔头和邪教头目了？!
显然，以邪见说“神通不可持”“持神通者就是邪教”的人，已经在严重谤佛谤法，实则其自己就是邪魔妖人却不自知了。
诚然，佛陀为防止佛弟子执着神通境界，产生执相偏见，故告诫弟子不可执着神通。如《楞严经》中，针对五十阴魔出显，世尊告诫弟子：“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这段经文是指行者在禅修过程，在快要证入空性真如阶段，对自然生发的各种境界，不可执着和贪恋，不可作为证得圣道之解，此时要“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否则，“若作圣解即受群邪”，就会给邪魔以可乘之机而妄失正道。《楞严经》中讲的正是对治“受群邪”，避免入魔的方法，并不是说没有幻化神通现象，更不是否定神通、反对神通。
这犹如我们煮饭。吃到香喷喷的米饭是我们的目的。但煮饭过程中会出现水开、冒泡，蒸汽从锅盖蒸腾而出，还伴随着米饭的香味。这些都是米粒变为熟饭过程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是否我们可以说，煮饭过程中这些水蒸气，锅里飘出的饭香味等现象是不能有的，否则所煮的饭就不能吃呢？估计只有那种“白马非马”论的愚人会如此说吧。
同理，神通现象是修行人由凡转圣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中段现象，没什么可怕，也没什么好执着好奇和神秘兮兮的。执着神通会入魔犹如愚人煮饭只喜欢看蒸汽，闻香味而忘记自己目的是把饭煮熟，吃到饭，最终不仅饿肚子，还会将饭烧焦，锅烧坏一样。
佛弟子当知，不执着神通与不讲神通、不持神通、不显神通是绝然不同的概念，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成就解脱，绝对不是为了神通变化，但是如果没有中间阶段的神通现象，我们是无法成就解脱的！犹如我们煮饭目的是为了吃到饭，而不是执着煮饭过程的蒸汽现象和飘出的饭香。是故，若一知半解，把不执着神通误认为是不讲神通、不显神通、没有神通，那就大错特错了。
佛弟子当知，现在是末法时期，名声大、地位高而实际上并未证圣的“高僧大德”太多太多，他们往往乱解经义却到处“讲经说法”、出书发碟，佛弟子千万不可轻易听而信之，随而从之，以讹传讹，人云亦云，以免无明造业，犯下谤佛、谤法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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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合立
责编：佛前灯
声明：此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涉及法义问题应依佛说法为印证，
会稽大禹陵庙历史悠久，地位崇高，除受到历代朝廷的祭祀与修缮之外，其位于稽山鉴水的地理环境，旖旎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竞相来此拜谒、雅游、赋诗作词，从而成为禹陵乃至越地历史上一道璀璨而悠远的人文风景线。宋代作为一个文化鼎盛、文人辈出的时代，在禹陵的悠久历史上自然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然而毕竟时隔近千年，宋代留下的遗迹已寥寥可数，因此尽可能从禹陵至今仍存的实物、或者可身临其境的环境出发，去真切体验和感悟宋韵文化，还原一场“千回大宋”的禹陵雅游。
一、千年雅游图
北宋时期，鉴湖面积广阔，水域种植十分普遍，莲藕与菱角的种植量尤其大。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游览鉴湖时题诗，“天风吹到芰荷乡。”①关于芰荷究竟是菱与荷两种植物，还是专指荷的一种类别，当时就有人专门就此物进行辨别，陆游便是其一，“芰，菱也。今人谓卷荷为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谓之伎荷。或作芰，非是。”②芰，指的是菱；荷，指的是莲。因有一种卷荷长出水面之后十分笔直，便被称作伎荷。但有时被误作芰荷，以致混淆视听了。秦观称越州（今浙江绍兴）为菱与荷的故乡，足见鉴湖等水域种植了大量的菱角与莲藕。南宋绍熙元年（1190），洪迈出知绍兴府（今浙江绍兴），称“会稽镜湖，在唐日广袤三百里。后来贫民盗占为田，今之视昔，不及十分之一也”。③南宋中期的鉴湖已被侵盗得支离破碎，然而荷花的种植面积仍旧很大，“大率越多陂湖，莲最富”。④以鉴湖为代表的越州湖泊大都种有荷花，莲藕的产量极高。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盗湖除了种植水稻外，也用于种植莲藕等经济作物。禹陵所处的会稽山脚正是鉴湖南端的湖岸线，禹池也属于鉴湖水域，其中特产一种罗文藕，“它皆不逮，其梢纤细者，可和芥为菹，甚美。”⑤挑选比较细长的罗文藕，可以和芥菜一起制成腌菜，味道鲜美、爽口，是别的藕无法相比的。
同年，秦观游历会稽禹庙，留下了经典诗句，“碧云暮合稽山暗，红芰秋开鉴水香。”⑥时值夏秋之交，禹庙下的鉴湖禹池中正是菱花盛开的季节，傍晚时分太阳渐渐下山，会稽山也变得黯淡，湖面上盛开的菱花，阵阵清香向坐在船上的秦观扑面而来。
这已是诗中有画，这幅千年前的宋韵雅游图，试问谁人不向往呢？机缘巧合的是，千年后的大禹陵景区仍然保留了这一画面。夏季，湖面上开满了“莲叶何田田”的荷花，还有那青黄不一的莲蓬，拗一个下来，不免有辛弃疾笔下“溪头卧剥莲蓬”的悠闲自得。秋天，湖面上早已铺满了碧绿的菱叶，间或点缀着红白相间的菱花。两者竞相生长，俨然仅留下容一条乌篷船穿梭其间的水路。如果坐在乌篷船上，在会稽山的掩映之下，此情此景已然回到了千年前。
二、摩崖、石刻
“窆石”和“梅梁”分别是会稽大禹陵、庙的代名词，秦观在《谒禹庙》一诗中以“一代衣冠埋石窆，千年风雨锁梅梁。”之句将二者作为兴象，凸出了会稽大禹陵庙的悠久历史，用典也十分贴切。
窆石上曾有一处北宋晚期的题刻。“宣和中，杨时有题名。”⑦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世称龟山先生，北宋理学家。杨时四十多岁时，仍励志求学，专程跑到洛阳去拜理学家程颐为师。一天，他便与朋友游酢一起去拜见程颐，但恰巧遇上程老先生闭目养神。当时外面开始下雪，但二人求师心切，便恭敬地站在门外，不言不动。等了大半天之后，程颐才醒过来。这时，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厚，而二人并没有一丝疲倦和不耐烦的神情。成语“程门立雪”就源于此，表示求学者尊师重教和虔诚求学的品质。只可惜在后代不断地翻拓与摩挲间，这处题刻已无法辨识。
窆石上还保留着一处高四十四公分，宽八公分的隶书阴刻，“会稽令赵与陞来游，男孟握侍。”赵与陞，嘉兴府（今浙江嘉兴）人，宝庆二年（1226）进士；赵孟握，绍定二年（1229）进士。赵与陞是宋太祖的第十世孙，与宋理宗同一辈；其子赵孟握是宋太祖的第十一世孙，与书法大家赵孟頫同一辈。南宋中后期，当时在会稽县任职的赵与陞带着儿子游览会稽禹庙，在窆石亭驻足良久，最终写下此句刻于窆石上。
位于禹庙宰牲房旁的山脚下，有一处隶书阳刻“菲饮泉”三字的摩崖石刻，高二十六公分，宽六十二公分。“大禹寺在县南一十二里……西偏有泉名菲饮，有亭覆之。绍兴中，王编修钰题名大字刻泉上。”⑧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由负责文史修撰工作的编修官王钰题写，至今保存完好。
“菲饮”二字出自《论语·泰伯篇第八》。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孔子认为，禹是无可挑剔的：吃得很节俭，祭祀祖先却很丰盛；穿得很朴素，礼服的衣帽却很华美；住得很简陋，农田水利却尽力修好。孔子以夏禹为榜样，为后世帝王树立了标杆。
三、咸若亭
现在“大禹陵”碑一侧的咸若亭，年岁由来已久。置身青松翠柏之间，同时在蓝天绿竹的映衬之下，此处意境之高雅，实在是别处无法媲美的。
古代设立放生池的做法十分普遍，咸若亭则是其配套建筑，宋代也不例外。在越州设立放生池的历史，现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天宝二年（743）贺知章乞求设立。随着岁月的变迁，鉴湖被不断蚕食，以致宋代重大节日期间放生没有固定场所。隆兴二年（1164），朝廷允许在绍兴府东南一十里划出二百七十顷作为放生池，并在池边修建咸若亭一座，并由陆游的老师曾几写文章记录这件事情。⑨绍兴末年，曾几迁居到绍兴府城内的大中禹迹寺，过着十分清雅朴素的生活，平时就在寺内种些竹子，看书赋诗，作诗曰：“手自栽培千箇竹，身常枕藉一床书。”此外，亭楣上还有两处题刻：一处“咸若古亭”，另一处“好生遗化”。大意是万物都能够尽享生命；牢记前人教化，爱惜生命，不杀生，转而放生。
无独有偶，淳祐八年（1248），肇庆府（今广东肇庆）也在放生池处修建了一座亭子，并撰写文章记录了这件事。“其后役起，重阳而落之，腊题曰咸若，谓万物无不蒙被帝泽，非止斯亭岁所放者也。”⑩九月初九日亭子落成，十二月题名“咸若亭”，寓意天地万物都处在皇帝的恩泽之下，不仅限于在咸若亭放生的动物。
禹陵内的这座咸若亭，从石工及保存的程度看，上层屋檐部分为清代中后期风格，宋元时期风格的六根六边形石柱以及基座部分的年代暂时无法确定。虽有一部分为后代修缮，但从历史源流的角度讲仍属于宋代建筑。这与今位于绍兴城内的八字桥、广宁桥如出一辙，虽然经过后代多次修缮，但仍将它们视作宋代桥梁。
四、禹陵宋韵传千年
宋代距今已千年，多少宋代遗迹已堙没在过往的岁月中，因此仍保留在大禹陵庙内为数不多的南宋遗迹，便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既可以坐在乌篷船中，观赏禹池内的荷花与菱花，也可以到咸若亭处抚松听竹，或者观摩窆石宋刻、“菲饮泉”摩崖。禹陵宋韵的故事在古籍经典中更是俯拾皆是。大到朝廷、官府对大禹陵庙的告祭、修缮，小到乡野百姓拜禹王、逛庙会等等，不胜枚举。亲身感受之余，静静聆听那一段史实往事，不经意间使这段穿越之旅的意境得到了升华，犹如置身于那高贵典雅，又不失人间烟火气的岁月当中。正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俨然是一场集可观、可玩、可品、可悟于一体的穿越千年的“禹陵宋韵游”。
［参考文献］
①（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8《游鉴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38页。
②（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北京：中华书局，第126页。
③（宋）洪迈：《夷坚志》己卷8《镜湖大镜》，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64页。
④（宋）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4《果》，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139页。
⑤（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7《草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030页。
⑥（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8《谒禹庙》，第340页。
⑦（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1《石》，第6909页。
⑧（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7《寺院》，第6830页。
⑨（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0《池》，第6899页。
⑩曾枣庄、刘琳等编：《全宋文》卷7943《肇庆府放生咸若亭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90页。
此文原创：柳哲霖 转发至绍兴市大禹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寻美绍兴# #寻美浙江# #寻美中国# #绍兴风景看不停#
一、千年雅游图
北宋时期，鉴湖面积广阔，水域种植十分普遍，莲藕与菱角的种植量尤其大。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游览鉴湖时题诗，“天风吹到芰荷乡。”①关于芰荷究竟是菱与荷两种植物，还是专指荷的一种类别，当时就有人专门就此物进行辨别，陆游便是其一，“芰，菱也。今人谓卷荷为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谓之伎荷。或作芰，非是。”②芰，指的是菱；荷，指的是莲。因有一种卷荷长出水面之后十分笔直，便被称作伎荷。但有时被误作芰荷，以致混淆视听了。秦观称越州（今浙江绍兴）为菱与荷的故乡，足见鉴湖等水域种植了大量的菱角与莲藕。南宋绍熙元年（1190），洪迈出知绍兴府（今浙江绍兴），称“会稽镜湖，在唐日广袤三百里。后来贫民盗占为田，今之视昔，不及十分之一也”。③南宋中期的鉴湖已被侵盗得支离破碎，然而荷花的种植面积仍旧很大，“大率越多陂湖，莲最富”。④以鉴湖为代表的越州湖泊大都种有荷花，莲藕的产量极高。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盗湖除了种植水稻外，也用于种植莲藕等经济作物。禹陵所处的会稽山脚正是鉴湖南端的湖岸线，禹池也属于鉴湖水域，其中特产一种罗文藕，“它皆不逮，其梢纤细者，可和芥为菹，甚美。”⑤挑选比较细长的罗文藕，可以和芥菜一起制成腌菜，味道鲜美、爽口，是别的藕无法相比的。
同年，秦观游历会稽禹庙，留下了经典诗句，“碧云暮合稽山暗，红芰秋开鉴水香。”⑥时值夏秋之交，禹庙下的鉴湖禹池中正是菱花盛开的季节，傍晚时分太阳渐渐下山，会稽山也变得黯淡，湖面上盛开的菱花，阵阵清香向坐在船上的秦观扑面而来。
这已是诗中有画，这幅千年前的宋韵雅游图，试问谁人不向往呢？机缘巧合的是，千年后的大禹陵景区仍然保留了这一画面。夏季，湖面上开满了“莲叶何田田”的荷花，还有那青黄不一的莲蓬，拗一个下来，不免有辛弃疾笔下“溪头卧剥莲蓬”的悠闲自得。秋天，湖面上早已铺满了碧绿的菱叶，间或点缀着红白相间的菱花。两者竞相生长，俨然仅留下容一条乌篷船穿梭其间的水路。如果坐在乌篷船上，在会稽山的掩映之下，此情此景已然回到了千年前。
二、摩崖、石刻
“窆石”和“梅梁”分别是会稽大禹陵、庙的代名词，秦观在《谒禹庙》一诗中以“一代衣冠埋石窆，千年风雨锁梅梁。”之句将二者作为兴象，凸出了会稽大禹陵庙的悠久历史，用典也十分贴切。
窆石上曾有一处北宋晚期的题刻。“宣和中，杨时有题名。”⑦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世称龟山先生，北宋理学家。杨时四十多岁时，仍励志求学，专程跑到洛阳去拜理学家程颐为师。一天，他便与朋友游酢一起去拜见程颐，但恰巧遇上程老先生闭目养神。当时外面开始下雪，但二人求师心切，便恭敬地站在门外，不言不动。等了大半天之后，程颐才醒过来。这时，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厚，而二人并没有一丝疲倦和不耐烦的神情。成语“程门立雪”就源于此，表示求学者尊师重教和虔诚求学的品质。只可惜在后代不断地翻拓与摩挲间，这处题刻已无法辨识。
窆石上还保留着一处高四十四公分，宽八公分的隶书阴刻，“会稽令赵与陞来游，男孟握侍。”赵与陞，嘉兴府（今浙江嘉兴）人，宝庆二年（1226）进士；赵孟握，绍定二年（1229）进士。赵与陞是宋太祖的第十世孙，与宋理宗同一辈；其子赵孟握是宋太祖的第十一世孙，与书法大家赵孟頫同一辈。南宋中后期，当时在会稽县任职的赵与陞带着儿子游览会稽禹庙，在窆石亭驻足良久，最终写下此句刻于窆石上。
位于禹庙宰牲房旁的山脚下，有一处隶书阳刻“菲饮泉”三字的摩崖石刻，高二十六公分，宽六十二公分。“大禹寺在县南一十二里……西偏有泉名菲饮，有亭覆之。绍兴中，王编修钰题名大字刻泉上。”⑧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由负责文史修撰工作的编修官王钰题写，至今保存完好。
“菲饮”二字出自《论语·泰伯篇第八》。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孔子认为，禹是无可挑剔的：吃得很节俭，祭祀祖先却很丰盛；穿得很朴素，礼服的衣帽却很华美；住得很简陋，农田水利却尽力修好。孔子以夏禹为榜样，为后世帝王树立了标杆。
三、咸若亭
现在“大禹陵”碑一侧的咸若亭，年岁由来已久。置身青松翠柏之间，同时在蓝天绿竹的映衬之下，此处意境之高雅，实在是别处无法媲美的。
古代设立放生池的做法十分普遍，咸若亭则是其配套建筑，宋代也不例外。在越州设立放生池的历史，现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天宝二年（743）贺知章乞求设立。随着岁月的变迁，鉴湖被不断蚕食，以致宋代重大节日期间放生没有固定场所。隆兴二年（1164），朝廷允许在绍兴府东南一十里划出二百七十顷作为放生池，并在池边修建咸若亭一座，并由陆游的老师曾几写文章记录这件事情。⑨绍兴末年，曾几迁居到绍兴府城内的大中禹迹寺，过着十分清雅朴素的生活，平时就在寺内种些竹子，看书赋诗，作诗曰：“手自栽培千箇竹，身常枕藉一床书。”此外，亭楣上还有两处题刻：一处“咸若古亭”，另一处“好生遗化”。大意是万物都能够尽享生命；牢记前人教化，爱惜生命，不杀生，转而放生。
无独有偶，淳祐八年（1248），肇庆府（今广东肇庆）也在放生池处修建了一座亭子，并撰写文章记录了这件事。“其后役起，重阳而落之，腊题曰咸若，谓万物无不蒙被帝泽，非止斯亭岁所放者也。”⑩九月初九日亭子落成，十二月题名“咸若亭”，寓意天地万物都处在皇帝的恩泽之下，不仅限于在咸若亭放生的动物。
禹陵内的这座咸若亭，从石工及保存的程度看，上层屋檐部分为清代中后期风格，宋元时期风格的六根六边形石柱以及基座部分的年代暂时无法确定。虽有一部分为后代修缮，但从历史源流的角度讲仍属于宋代建筑。这与今位于绍兴城内的八字桥、广宁桥如出一辙，虽然经过后代多次修缮，但仍将它们视作宋代桥梁。
四、禹陵宋韵传千年
宋代距今已千年，多少宋代遗迹已堙没在过往的岁月中，因此仍保留在大禹陵庙内为数不多的南宋遗迹，便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既可以坐在乌篷船中，观赏禹池内的荷花与菱花，也可以到咸若亭处抚松听竹，或者观摩窆石宋刻、“菲饮泉”摩崖。禹陵宋韵的故事在古籍经典中更是俯拾皆是。大到朝廷、官府对大禹陵庙的告祭、修缮，小到乡野百姓拜禹王、逛庙会等等，不胜枚举。亲身感受之余，静静聆听那一段史实往事，不经意间使这段穿越之旅的意境得到了升华，犹如置身于那高贵典雅，又不失人间烟火气的岁月当中。正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俨然是一场集可观、可玩、可品、可悟于一体的穿越千年的“禹陵宋韵游”。
［参考文献］
①（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8《游鉴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38页。
②（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北京：中华书局，第126页。
③（宋）洪迈：《夷坚志》己卷8《镜湖大镜》，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64页。
④（宋）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4《果》，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139页。
⑤（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7《草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030页。
⑥（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8《谒禹庙》，第340页。
⑦（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1《石》，第6909页。
⑧（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7《寺院》，第6830页。
⑨（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0《池》，第6899页。
⑩曾枣庄、刘琳等编：《全宋文》卷7943《肇庆府放生咸若亭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90页。
此文原创：柳哲霖 转发至绍兴市大禹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寻美绍兴# #寻美浙江# #寻美中国# #绍兴风景看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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