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媒：入籍已变得不再纯粹，中国足球只能且行且珍惜】虎扑7月18日讯 针对近期中国足坛的“归化”潮，《北京青年报》发文指出，如果个别优质归化球员能够帮助中国足球圆梦世界杯，那么这样的试水不乏积极意义，但部分俱乐部在相关工作推进过程中，已经令外界品出些许“跟风”甚至“投机”。尚难预料，未来等这股巨浪退去，一直被名与利包裹着的中国足球是光彩照人，还是一地鸡毛？
《北京青年报》写道：
2019年2月23日，中国足协超级杯下半时，已经改名为侯永永的约翰·侯·塞特以中国足坛首位“入籍球员”的身份替补登场。此时，同样擅长弹钢琴的他才强烈感知到只有中国足球才能带给自己家族如此的“荣光”。
已经被失败打击得有些无所适从的中国足球从那一刻起，终于发现了一条迅速提升水平的捷径——归化。
几个月后，当早被中国球迷们熟悉的埃尔克森可能改名艾克森，阿洛伊西奥可能更名洛国富并极有可能于近期完成入籍手续时，“归化潮”已经在中国足坛掀起巨浪滔天。现在，中超的顶级球队依然在寻找他们的“洛国富”。但是，尚难预料，未来等这股巨浪退去，一直被名与利包裹着的中国足球是光彩照人，还是一地鸡毛？
试吃螃蟹，中赫国安成功推开归化大门
提到归化或者“入籍球员”，时针可以拨回到去年12月20日。当天在上海绿地万豪酒店举行的2018赛季中超、中甲联赛总结会的收官阶段，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表示，“未来中国足协将出台关于归化球员的实施政策，协助俱乐部试点归化具有较高水平的优秀外籍球员参加中超联赛。”
去年12月20日前大约半个月，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李明刚刚对媒体公开表示，国安的确正在试图归化两名外籍华裔球员，但一切还要等中国足协的具体政策落地。
其实，早在一年前，李明和同事们就已经踏上了华裔归化球员的寻找之旅。但因为我国法律对于国籍的严格规定，包括李明在内的所有人同样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这种忐忑和小心，甚至一直维系到了侯永永在今年2月中旬拿到自己中国身份证的那一刻，在他的身份证件被网络曝光后，中赫国安俱乐部对媒体选择了低调，甚至是不回应。因为归化这件事实在有点微妙。
国安对于归化的小心翼翼，直到今年5月底，另一位归化球员李可成为首位入选国足的入籍国脚才变成了一份值得宣传的“骄傲”。李可在国足的表现可圈可点，连主教练里皮都一再表示，拥有中国血统的华裔遍布世界，像李可这样的国脚归化是可以多进行一些尝试。
李可打开了一扇门，中国球迷则看到了孱弱国足振兴的一丝曙光，多些归化国脚的呼声在球迷当中一浪高过一浪。
为国效力，中超球队瞄准可归化国脚
中国足球归化的想法始于国足，舆论同样希望国足因此振兴，于是足球名利场中的资源率先倾斜给了国足。
在国内职业足坛，最善于把握各类政策风向的也非中赫国安。从以往俱乐部应对规则变化的实际情况看，中超七连冠得主恒大更长于“闻风、把脉”。他们在引进入籍球员方面自然也不甘落后，所以即便在本赛季中超开始前，布朗宁入籍手续未能办理完毕，恒大也毫不犹豫地将他作为外援注册到本俱乐部一线队。
在讲求“唯快不破”的今天，如果在竞争中没能抢了先，那么也许把事儿做大、做厚重也能赚足眼球。眼瞅着李可由中超新人一天天成长，逼近国足大门，恒大在“造福中国足球”方面也开始快马加鞭。
想想3年多前，恒大以超过1800万欧元的价格将埃尔克森售出，再想想今夏他们不惜重金签回已至而立之年且状态不及当年的“小熊”，就不能怪有球迷往“歪”处想——旨在抢回中超王冠的恒大理应升级“外援”，而不是降格。这样一笔非同寻常的转会自然而然地和有关国足有望征调埃尔克森的传闻合上了拍。
不得不说，在事实不充分的前提下，一切怀疑甚至阴谋论都是立不住脚的。无论埃尔克森是不是已经像坊间传说的那样，已办理了“入籍证明”，他愿意为国足踢球的强烈愿望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他已经不止一次公开表示，“愿意帮助中国足球。”
对于引进入籍球员，可能有些人出于民族情感难以接受，但如果个别优质归化球员能够帮助中国足球圆梦世界杯，那么这样的试水不乏积极意义。
争先恐后，场外竞争掀起归化外援潮
中超场外的竞争同样不乏精彩。
3月28日，中国足协推出《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通过研读规定细则不难发现，这份规定适用于正在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入籍手续或已经完成入籍手续的球员。换言之，这项规定适用的对象是那些已经完成申请入籍程序的球员。但对于那些被中超、中甲俱乐部相中，却还没有启动申请程序的入籍球员候选者而言，规定当中并没有具体的限定。
于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足球引进入籍球员的工作似乎突然变得不那么纯粹。确切地说，部分俱乐部在相关工作推进过程中，已经令外界品出些许“跟风”甚至“投机”。
近日，有媒体人列出一份球员清单，除埃尔克森、高拉特、布朗宁、萧初、阿洛伊西奥、费尔南多6名潜在入籍球员候选者（或已入籍球员）外，保利尼奥、塔利斯卡、朴志洙也在列。再加上外租的J马、阿兰、古德利，恒大如果坐拥这样一套阵容，在亚洲赛场恐怕都所向披靡。
在6名潜在候选球员当中，确认符合“变更国际足联会籍”，也就是能立刻代表国足出战的，只有埃尔克森、阿洛伊西奥两人。
由于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明年6月就结束，国足能否晋级12强赛前途未卜，因此高拉特、费尔南多等是否能够入籍，至少对国足来说短期内没有现实意义。
剑走偏锋，德尔加多引来舆论讨伐声
比起恒大在归化方面的低调或者说小心翼翼，作为中超传统豪门之一的鲁能俱乐部的风格则是直来直去。在今年夏季转会窗口开启前，俱乐部就公开宣布，22岁的原葡萄牙籍球员德尔加多正式作为入籍球员加盟本俱乐部。和李可、埃尔克森不同，没有任何华裔血统的德尔加多曾经代表葡萄牙代表队参加过世青赛，意味着他的新身份仅限于“中国大陆籍、U23本土球员”，对国家队来说毫无意义。
如果说李可作为具有华裔血统的球员入籍并因为入选国足而受到欢迎的话，那么德尔加多的到来，显然只是满足鲁能基于中超俱乐部层面的竞争考虑。从职业足球属性来说此举无可厚非，但从实际效果来说，德尔加多不啻为一名外援。引进这样的入籍球员花费甚至可能高于引进优质外援，那么这样的转会性价比高低，不言自明。
德尔加多的入籍符合法律，也不存在违规。这意味着俱乐部只要有需求、不差钱儿，就可以“砸”下优质入籍球员，甚至批量引进那些不具备华裔血统、“形式土将、内容外援”的归化球员。对于由此可能引发的“入籍球员引进泛滥”及由此造成的联赛竞争不公、对足球人才培养的打击，球迷担忧，而作为专业人士的联赛参与者们当然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
德尔加多这样的非华裔血统球员入籍，并出现在中超赛场，令舆论一片哗然。如果说，归化的初衷是振兴国足，那么此时归化的轨道已经出现偏差。
亡羊补牢，中国足协纠偏只求“加速度”
6月10日，当国足在广州备战与塔吉克斯坦队的热身赛时，中国足协在香河基地举行中超、中甲联赛阶段总结会。关于入籍球员的管理，特别是事关入籍球员资格的话题成为当天下午分组谈论过程中，总经理讨论组的重要议题。会后不久，就有部分媒体人从相识的俱乐部负责人那里品出些许“端倪”——与会者透出口风称，未来中国足协将对中超、中甲俱乐部引进、报名入籍球员的工作加以名额限制，以打击由此产生的“入籍球员蜂拥而至破坏联赛秩序”行为。
不过会后，最新的“调控政策”没有立即出台。有业内人士解读认为，足协有关入籍球员管理办法3月下旬刚刚出台，其中并没有具体限额规定，如果时隔不足3个月就出台新规，那么当初规则的制定自然会显得不细致、不严谨，朝令夕改亦会将舆论风口引向足协自身。加之作为协会新任主席候选人的换届筹备组组长陈戌源，身份刚刚转变，因此从现实条件与逻辑来看，中国足协也不宜草率出台新规。
但随着40强赛抽签日益临近，国足也需要在8月5日之前提交40强赛初选大名单，而由于每队参加40强赛每场比赛的23名球员都出自大名单之列，因此国足教练组要不要招入或者能不能招入埃尔克森甚至布朗宁？这需要注册部门快马加鞭“凿实”，足协同时还要尽可能排除各种杂音，为国足营造相对安静的备战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面对外界各类有关“入籍球员问题”的疑问甚至非议，闻听广大俱乐部、球迷有关维护公平竞争、拒绝破坏青训的呼声，中国足协客观上需要对规则加以补充、细化。
于是，一份新的入籍球员管理实施意见便“箭在弦上”。据了解，旨在制约“归化乱象”的该实施意见已经处于“待批复”状态。
在参与讨论规则各方看来，引导、协助俱乐部做好入籍球员工作，首先要在规范入籍球员申请条件上做足功课。于是在规则出台前，中国足协确认与第三方携手成立优秀外籍球员推荐审核小组。而从准备在新规则中加入“不具备华裔血统球员申请入籍必须小于26岁、必须连续在中超、中甲效力4个赛季或在中国大陆长期居住5年、没有代表现国际足联会籍代表队参加各级国际正式比赛”等内容来看，类似德尔加多式的引进案例不会复现。中超、中甲俱乐部引进入籍球员必须满足“为中国足球谋福祉”“维护职业联赛公平竞争与人才培养健康可持续”的原则。
功过是非，中国足球只能且行且珍惜
从恒大官宣埃尔克森时未明确其国籍身份、英足总通过技术总监李德向中国足协和恒大反馈有关布朗宁此前代表英格兰4级U系列代表队出战全记录来看，两人的入籍手续很可能正在办理中或者已经办理完毕。恒大在此问题上保持低调，或许也是意识到，在信息渠道通达的今天，工作稍不留神就可能为质疑者所指摘。而同样谨慎的还有中国足协，毕竟“入籍球员”对中国足球来说仍属“新鲜事物”，在具体摸索过程中，规则不尽完善不足为奇，只是任何破坏规矩、挑战公众智商的行为都不会逃过球迷的眼睛。
既然绕不开“名与利”，有关“入籍球员”话题的争论就不会因“实施意见”的出台戛然而止。从各方反映的情况看，明年中超、中甲联赛对于入籍球员引进工作的调控会加码。比如，已有业内相关人士提议，将明年中超各队单场比赛外援＋入籍球员总上场人数控制在不超过5人，其中入籍球员最多2人，仅含1名非华裔血统球员。尽管具体提议还未审议通过，但不难判断中国足协对此问题坚决治理的态度，这也意味着那些旨在通过投机牟取私利的举动很可能是徒劳的。
“归化”一旦被打上了“投机”的标签，那么便会因对公平竞争和青训可能造成破坏而遭各方质疑甚至声讨。中国足协即将推出的“关于协助办理优秀外籍球员入籍申请工作的暂行实施意见”正是在类似问题引发争议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规则能否堵住“漏洞”有待核验，但“以国足之名”这个基本原则再度被强化。俱乐部无论是顺应时势，还是存有私心，实际上也都绕不开“名与利”，由此产生的头脑风暴和博弈或许也都在所难免。有关入籍球员话题的讨论及行业部门的调控也不会一成不变。
29年前，日本男足完成了对首位归化国脚、当时33岁的拉莫斯·琉伟的“归化”，并让这支球队从亚洲二流球队蜕变为世界二流球队。中国足球一直期待着类似于日本足球那样的成功，这次来势汹涌的“归化潮”会是一个起点吗？
《北京青年报》写道：
2019年2月23日，中国足协超级杯下半时，已经改名为侯永永的约翰·侯·塞特以中国足坛首位“入籍球员”的身份替补登场。此时，同样擅长弹钢琴的他才强烈感知到只有中国足球才能带给自己家族如此的“荣光”。
已经被失败打击得有些无所适从的中国足球从那一刻起，终于发现了一条迅速提升水平的捷径——归化。
几个月后，当早被中国球迷们熟悉的埃尔克森可能改名艾克森，阿洛伊西奥可能更名洛国富并极有可能于近期完成入籍手续时，“归化潮”已经在中国足坛掀起巨浪滔天。现在，中超的顶级球队依然在寻找他们的“洛国富”。但是，尚难预料，未来等这股巨浪退去，一直被名与利包裹着的中国足球是光彩照人，还是一地鸡毛？
试吃螃蟹，中赫国安成功推开归化大门
提到归化或者“入籍球员”，时针可以拨回到去年12月20日。当天在上海绿地万豪酒店举行的2018赛季中超、中甲联赛总结会的收官阶段，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表示，“未来中国足协将出台关于归化球员的实施政策，协助俱乐部试点归化具有较高水平的优秀外籍球员参加中超联赛。”
去年12月20日前大约半个月，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李明刚刚对媒体公开表示，国安的确正在试图归化两名外籍华裔球员，但一切还要等中国足协的具体政策落地。
其实，早在一年前，李明和同事们就已经踏上了华裔归化球员的寻找之旅。但因为我国法律对于国籍的严格规定，包括李明在内的所有人同样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这种忐忑和小心，甚至一直维系到了侯永永在今年2月中旬拿到自己中国身份证的那一刻，在他的身份证件被网络曝光后，中赫国安俱乐部对媒体选择了低调，甚至是不回应。因为归化这件事实在有点微妙。
国安对于归化的小心翼翼，直到今年5月底，另一位归化球员李可成为首位入选国足的入籍国脚才变成了一份值得宣传的“骄傲”。李可在国足的表现可圈可点，连主教练里皮都一再表示，拥有中国血统的华裔遍布世界，像李可这样的国脚归化是可以多进行一些尝试。
李可打开了一扇门，中国球迷则看到了孱弱国足振兴的一丝曙光，多些归化国脚的呼声在球迷当中一浪高过一浪。
为国效力，中超球队瞄准可归化国脚
中国足球归化的想法始于国足，舆论同样希望国足因此振兴，于是足球名利场中的资源率先倾斜给了国足。
在国内职业足坛，最善于把握各类政策风向的也非中赫国安。从以往俱乐部应对规则变化的实际情况看，中超七连冠得主恒大更长于“闻风、把脉”。他们在引进入籍球员方面自然也不甘落后，所以即便在本赛季中超开始前，布朗宁入籍手续未能办理完毕，恒大也毫不犹豫地将他作为外援注册到本俱乐部一线队。
在讲求“唯快不破”的今天，如果在竞争中没能抢了先，那么也许把事儿做大、做厚重也能赚足眼球。眼瞅着李可由中超新人一天天成长，逼近国足大门，恒大在“造福中国足球”方面也开始快马加鞭。
想想3年多前，恒大以超过1800万欧元的价格将埃尔克森售出，再想想今夏他们不惜重金签回已至而立之年且状态不及当年的“小熊”，就不能怪有球迷往“歪”处想——旨在抢回中超王冠的恒大理应升级“外援”，而不是降格。这样一笔非同寻常的转会自然而然地和有关国足有望征调埃尔克森的传闻合上了拍。
不得不说，在事实不充分的前提下，一切怀疑甚至阴谋论都是立不住脚的。无论埃尔克森是不是已经像坊间传说的那样，已办理了“入籍证明”，他愿意为国足踢球的强烈愿望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他已经不止一次公开表示，“愿意帮助中国足球。”
对于引进入籍球员，可能有些人出于民族情感难以接受，但如果个别优质归化球员能够帮助中国足球圆梦世界杯，那么这样的试水不乏积极意义。
争先恐后，场外竞争掀起归化外援潮
中超场外的竞争同样不乏精彩。
3月28日，中国足协推出《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通过研读规定细则不难发现，这份规定适用于正在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入籍手续或已经完成入籍手续的球员。换言之，这项规定适用的对象是那些已经完成申请入籍程序的球员。但对于那些被中超、中甲俱乐部相中，却还没有启动申请程序的入籍球员候选者而言，规定当中并没有具体的限定。
于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足球引进入籍球员的工作似乎突然变得不那么纯粹。确切地说，部分俱乐部在相关工作推进过程中，已经令外界品出些许“跟风”甚至“投机”。
近日，有媒体人列出一份球员清单，除埃尔克森、高拉特、布朗宁、萧初、阿洛伊西奥、费尔南多6名潜在入籍球员候选者（或已入籍球员）外，保利尼奥、塔利斯卡、朴志洙也在列。再加上外租的J马、阿兰、古德利，恒大如果坐拥这样一套阵容，在亚洲赛场恐怕都所向披靡。
在6名潜在候选球员当中，确认符合“变更国际足联会籍”，也就是能立刻代表国足出战的，只有埃尔克森、阿洛伊西奥两人。
由于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明年6月就结束，国足能否晋级12强赛前途未卜，因此高拉特、费尔南多等是否能够入籍，至少对国足来说短期内没有现实意义。
剑走偏锋，德尔加多引来舆论讨伐声
比起恒大在归化方面的低调或者说小心翼翼，作为中超传统豪门之一的鲁能俱乐部的风格则是直来直去。在今年夏季转会窗口开启前，俱乐部就公开宣布，22岁的原葡萄牙籍球员德尔加多正式作为入籍球员加盟本俱乐部。和李可、埃尔克森不同，没有任何华裔血统的德尔加多曾经代表葡萄牙代表队参加过世青赛，意味着他的新身份仅限于“中国大陆籍、U23本土球员”，对国家队来说毫无意义。
如果说李可作为具有华裔血统的球员入籍并因为入选国足而受到欢迎的话，那么德尔加多的到来，显然只是满足鲁能基于中超俱乐部层面的竞争考虑。从职业足球属性来说此举无可厚非，但从实际效果来说，德尔加多不啻为一名外援。引进这样的入籍球员花费甚至可能高于引进优质外援，那么这样的转会性价比高低，不言自明。
德尔加多的入籍符合法律，也不存在违规。这意味着俱乐部只要有需求、不差钱儿，就可以“砸”下优质入籍球员，甚至批量引进那些不具备华裔血统、“形式土将、内容外援”的归化球员。对于由此可能引发的“入籍球员引进泛滥”及由此造成的联赛竞争不公、对足球人才培养的打击，球迷担忧，而作为专业人士的联赛参与者们当然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
德尔加多这样的非华裔血统球员入籍，并出现在中超赛场，令舆论一片哗然。如果说，归化的初衷是振兴国足，那么此时归化的轨道已经出现偏差。
亡羊补牢，中国足协纠偏只求“加速度”
6月10日，当国足在广州备战与塔吉克斯坦队的热身赛时，中国足协在香河基地举行中超、中甲联赛阶段总结会。关于入籍球员的管理，特别是事关入籍球员资格的话题成为当天下午分组谈论过程中，总经理讨论组的重要议题。会后不久，就有部分媒体人从相识的俱乐部负责人那里品出些许“端倪”——与会者透出口风称，未来中国足协将对中超、中甲俱乐部引进、报名入籍球员的工作加以名额限制，以打击由此产生的“入籍球员蜂拥而至破坏联赛秩序”行为。
不过会后，最新的“调控政策”没有立即出台。有业内人士解读认为，足协有关入籍球员管理办法3月下旬刚刚出台，其中并没有具体限额规定，如果时隔不足3个月就出台新规，那么当初规则的制定自然会显得不细致、不严谨，朝令夕改亦会将舆论风口引向足协自身。加之作为协会新任主席候选人的换届筹备组组长陈戌源，身份刚刚转变，因此从现实条件与逻辑来看，中国足协也不宜草率出台新规。
但随着40强赛抽签日益临近，国足也需要在8月5日之前提交40强赛初选大名单，而由于每队参加40强赛每场比赛的23名球员都出自大名单之列，因此国足教练组要不要招入或者能不能招入埃尔克森甚至布朗宁？这需要注册部门快马加鞭“凿实”，足协同时还要尽可能排除各种杂音，为国足营造相对安静的备战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面对外界各类有关“入籍球员问题”的疑问甚至非议，闻听广大俱乐部、球迷有关维护公平竞争、拒绝破坏青训的呼声，中国足协客观上需要对规则加以补充、细化。
于是，一份新的入籍球员管理实施意见便“箭在弦上”。据了解，旨在制约“归化乱象”的该实施意见已经处于“待批复”状态。
在参与讨论规则各方看来，引导、协助俱乐部做好入籍球员工作，首先要在规范入籍球员申请条件上做足功课。于是在规则出台前，中国足协确认与第三方携手成立优秀外籍球员推荐审核小组。而从准备在新规则中加入“不具备华裔血统球员申请入籍必须小于26岁、必须连续在中超、中甲效力4个赛季或在中国大陆长期居住5年、没有代表现国际足联会籍代表队参加各级国际正式比赛”等内容来看，类似德尔加多式的引进案例不会复现。中超、中甲俱乐部引进入籍球员必须满足“为中国足球谋福祉”“维护职业联赛公平竞争与人才培养健康可持续”的原则。
功过是非，中国足球只能且行且珍惜
从恒大官宣埃尔克森时未明确其国籍身份、英足总通过技术总监李德向中国足协和恒大反馈有关布朗宁此前代表英格兰4级U系列代表队出战全记录来看，两人的入籍手续很可能正在办理中或者已经办理完毕。恒大在此问题上保持低调，或许也是意识到，在信息渠道通达的今天，工作稍不留神就可能为质疑者所指摘。而同样谨慎的还有中国足协，毕竟“入籍球员”对中国足球来说仍属“新鲜事物”，在具体摸索过程中，规则不尽完善不足为奇，只是任何破坏规矩、挑战公众智商的行为都不会逃过球迷的眼睛。
既然绕不开“名与利”，有关“入籍球员”话题的争论就不会因“实施意见”的出台戛然而止。从各方反映的情况看，明年中超、中甲联赛对于入籍球员引进工作的调控会加码。比如，已有业内相关人士提议，将明年中超各队单场比赛外援＋入籍球员总上场人数控制在不超过5人，其中入籍球员最多2人，仅含1名非华裔血统球员。尽管具体提议还未审议通过，但不难判断中国足协对此问题坚决治理的态度，这也意味着那些旨在通过投机牟取私利的举动很可能是徒劳的。
“归化”一旦被打上了“投机”的标签，那么便会因对公平竞争和青训可能造成破坏而遭各方质疑甚至声讨。中国足协即将推出的“关于协助办理优秀外籍球员入籍申请工作的暂行实施意见”正是在类似问题引发争议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规则能否堵住“漏洞”有待核验，但“以国足之名”这个基本原则再度被强化。俱乐部无论是顺应时势，还是存有私心，实际上也都绕不开“名与利”，由此产生的头脑风暴和博弈或许也都在所难免。有关入籍球员话题的讨论及行业部门的调控也不会一成不变。
29年前，日本男足完成了对首位归化国脚、当时33岁的拉莫斯·琉伟的“归化”，并让这支球队从亚洲二流球队蜕变为世界二流球队。中国足球一直期待着类似于日本足球那样的成功，这次来势汹涌的“归化潮”会是一个起点吗？
地下室规划建自行车库 最后成群租房
新京报
丰台一小区地下室被建成14套房，购房者打隔断后外租，被清退后又恢复；目前已再次被清退
博龙家园小区1号楼、2号楼地下一层原规划为自行车库，却被开发商建成14套居室房，购房者打了隔断后出租。租户曾被执法人员清走，但此后，群租现象又“死灰复燃”。
7月5日下午，丰台区卢沟桥街道办事处依法将居住人员清走。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表示，居民可通过诉讼维权，地下住户被依法清走后，地下室应按原规划恢复其用途。
地下室隔成多个房间外租
位于丰台区小屯路2号的博龙家园小区，建成于2004年，开发商是北京博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小区内，所有住房皆为商品房。
业主柯涛（化名）于2004年入住该小区。他告诉记者，当年购房时，开发商工作人员曾表示，小区原4号楼（现1号楼）、原3号楼（现2号楼）地下一层是自行车库，但入住至今，他并未见到两栋楼下有自行车库，而是被建成地下室。
多名小区业主称，2006年，他们陆续发现1号楼、2号的地下房间在对外出租。业主文峰（化名）说，根据业委会掌握的情况，两栋楼地下室共14套房，分属8个购房者所有。这14套房陆续隔为近70个房间，“面积一般是五六平米，大的有十几平米”。居民曾向物业公司反映，但当时的物业公司置之不理，此现象长期存在。
文峰曾到过地下室。他看到租户使用煤气罐做饭。私拉的电线纵横交错，且没有看到灭火器等消防设备。
“因为没有地下自行车库，业主们的自行车只能停在路面。地下室的租户还在小区绿地上随意晾晒衣服、被单。地下室住进这么多人，也给小区带来了治安隐患。”文峰说。
整治后又出现群租情况
小区业委会提供的该小区建设工程许可证复印件印证了柯涛的说法，且规划图显示，在两栋楼的旁边，还规划有车库入口坡道。
另一份《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审定设计方案通知书稿（居住建筑）》，系小区业主通过信息公开从规划部门申请获得。该文件显示，小区配套公共建筑面积中，包含地下车库、自行车库共15104.9平方米。
记者检索发现，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官网显示，该委丰台分局今年4月曾就此事答复称，上述两栋楼的地下自行车库在审批时已有部分隔断，在规划验收时，又增加了部分隔断。但是，两栋楼并未办理改变使用性质的相关规划手续。
据媒体公开报道，2017年11月，卢沟桥街道办事处及丰台区房管局、公安等多部门联合执法，对居民反映的1号楼、2号楼地下室进行排查，并清退了地下室租户。
但多位业主表示，此次整治后，地下室房间并未拆除，后续又有租户入住，群租现象再次出现。他们如今的诉求是，将这两栋楼的地下空间恢复为原规划的自行车库。
■ 探访
地下室电线交错 存在安全隐患
7月1日，记者探访看到，被指对外出租的地下室两处入口，两扇绿色铁门紧闭。敲门后无人应答，其中一扇门内，传来阵阵狗吠。
其中一扇门上，贴着一张加盖丰台房屋管理局、卢沟桥街道办公章的《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自6月20日起至6月26日，地下室居住人员须自行搬离，逾期不搬者，“造成一切损失及相应法律责任应由个人承担。”
在2号楼3单元、1号楼2单元的地下室入口，同样贴有上述告知书。记者发现，这些地下室入口处，粗细不一的电线纵横交错，延伸至地下室内。有的电线外塑料皮管已脱落，电线裸露在外。
小区物业公司一位负责人表示，他们多次尝试与地下室住户沟通，但敲门后，往往无人应答。“我们曾进去过，地下室里头没有灭火器材，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而且入口处安装铁门之后，遇到紧急状况，人员很难疏散。”
当日中午，在小区1号楼2单元内的地下室，记者敲门后，一男子开门，称自己是业主而非租户，地下室是其购买，且有购房合同。记者目测发现，其房屋内至少有3个房间。“租在我这的人都搬走了，现在是我自己在住。至于我的房间是不是打了隔断，和你没关系。”
记者注意到，在2号楼外，透过地下室窗户可看到，地下室内一个阳台，白色绳子纵横交错，上面挂着衣架、衣服和毛巾。阳台墙壁，则挂着锅、铲、勺子、砧板等烹饪用具。
在被指违规住人的地下室其他阳台，同样可看到晾晒的衣物。
■ 回应
系开发商违反规划建造 已再次清走租户
今年1月，博龙家园小区所属的卢沟桥街道办事处，曾就此事答复小区居民。
小区居民提供的一份加盖该街道办公章的《情况回复》显示，开发商未按规划施工，而是建设为14套居室房，并对外销售给8个购房人。8个购房者均有购房合同，但无房屋产权证。
据《情况回复》，卢沟桥街道曾多次协调房管、公安等部门联合执法，并于2017年11月26日，彻底将租住人员清走。近期，在接到业主关于群租现象又冒头的举报后，他们曾入户检查，发现个别单元有人居住。
据介绍，群租现象出现反弹，正是因为开发商此前建成地下房屋后，将之出售给个人。而小区建成后，开发商博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便已注销。目前，地下室中有的用于房主自住；有的被当成仓库，虽不住人但有人员出入。此外，还有部分地下室出租给餐馆、房屋中介等人员居住。
丰台区房管局地下空间管理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近日表示，他们曾到现场执法，但敲门后，有租户拒绝开门。他说，房管部门已张贴公告，告知租户搬离。“地下室原规划是自行车库，并非用于居住。所以，这些租户就不能住在这里。”
7月5日下午，记者从卢沟桥街道办事处了解到，截至当日，地下室所有租户已全部搬离。
此次整治后，是否将地下空间恢复为原规划？针对上述问题，记者连日来多次咨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回复。
■ 律师说法
地下空间应恢复原规划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表示，根据相关规定，商品房预售后，开发商不得擅自变更规划、设计。实需变更的话，开发商必须按原审批程序报经审批。否则，擅自变更规划的开发商，可能会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还可能被责令拆除违法建筑物。
而根据《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开发商不得将违背原规划改建的隔断套房即违法建筑用于群租，且应当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开发商违法群租，可能会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有关主管部门可以依法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罚款。
地下居室的购房者，是否可自住在地下室内？韩骁表示，开发商违反原规划改建的隔断套房属于违法建筑，会面临被依法拆除等的行政处罚。且因为是违法建筑，所以无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不能办理房地产登记，也无法正常上市交易流转。因此，这些违法建筑的买受人应当及时搬离。但可以根据与开发商的购房合同，向开发商主张违约责任。
记者检索发现，《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第七条也规定，禁止将规划用途为非居住用途的地下空间用于居住。
韩骁建议，小区业主可以采取投诉、举报、诉讼等方式维权，若提起诉讼，原则以开发商为被告，如果开发商已经注销，可以开发商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被告，要求其按合同约定交付自行车库，并承担违约责任。
韩骁还称，依据《城市规划法》，住户被依法清走后，地下室应按原规划恢复其用途，防止违法群租。
新京报
丰台一小区地下室被建成14套房，购房者打隔断后外租，被清退后又恢复；目前已再次被清退
博龙家园小区1号楼、2号楼地下一层原规划为自行车库，却被开发商建成14套居室房，购房者打了隔断后出租。租户曾被执法人员清走，但此后，群租现象又“死灰复燃”。
7月5日下午，丰台区卢沟桥街道办事处依法将居住人员清走。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表示，居民可通过诉讼维权，地下住户被依法清走后，地下室应按原规划恢复其用途。
地下室隔成多个房间外租
位于丰台区小屯路2号的博龙家园小区，建成于2004年，开发商是北京博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小区内，所有住房皆为商品房。
业主柯涛（化名）于2004年入住该小区。他告诉记者，当年购房时，开发商工作人员曾表示，小区原4号楼（现1号楼）、原3号楼（现2号楼）地下一层是自行车库，但入住至今，他并未见到两栋楼下有自行车库，而是被建成地下室。
多名小区业主称，2006年，他们陆续发现1号楼、2号的地下房间在对外出租。业主文峰（化名）说，根据业委会掌握的情况，两栋楼地下室共14套房，分属8个购房者所有。这14套房陆续隔为近70个房间，“面积一般是五六平米，大的有十几平米”。居民曾向物业公司反映，但当时的物业公司置之不理，此现象长期存在。
文峰曾到过地下室。他看到租户使用煤气罐做饭。私拉的电线纵横交错，且没有看到灭火器等消防设备。
“因为没有地下自行车库，业主们的自行车只能停在路面。地下室的租户还在小区绿地上随意晾晒衣服、被单。地下室住进这么多人，也给小区带来了治安隐患。”文峰说。
整治后又出现群租情况
小区业委会提供的该小区建设工程许可证复印件印证了柯涛的说法，且规划图显示，在两栋楼的旁边，还规划有车库入口坡道。
另一份《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审定设计方案通知书稿（居住建筑）》，系小区业主通过信息公开从规划部门申请获得。该文件显示，小区配套公共建筑面积中，包含地下车库、自行车库共15104.9平方米。
记者检索发现，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官网显示，该委丰台分局今年4月曾就此事答复称，上述两栋楼的地下自行车库在审批时已有部分隔断，在规划验收时，又增加了部分隔断。但是，两栋楼并未办理改变使用性质的相关规划手续。
据媒体公开报道，2017年11月，卢沟桥街道办事处及丰台区房管局、公安等多部门联合执法，对居民反映的1号楼、2号楼地下室进行排查，并清退了地下室租户。
但多位业主表示，此次整治后，地下室房间并未拆除，后续又有租户入住，群租现象再次出现。他们如今的诉求是，将这两栋楼的地下空间恢复为原规划的自行车库。
■ 探访
地下室电线交错 存在安全隐患
7月1日，记者探访看到，被指对外出租的地下室两处入口，两扇绿色铁门紧闭。敲门后无人应答，其中一扇门内，传来阵阵狗吠。
其中一扇门上，贴着一张加盖丰台房屋管理局、卢沟桥街道办公章的《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自6月20日起至6月26日，地下室居住人员须自行搬离，逾期不搬者，“造成一切损失及相应法律责任应由个人承担。”
在2号楼3单元、1号楼2单元的地下室入口，同样贴有上述告知书。记者发现，这些地下室入口处，粗细不一的电线纵横交错，延伸至地下室内。有的电线外塑料皮管已脱落，电线裸露在外。
小区物业公司一位负责人表示，他们多次尝试与地下室住户沟通，但敲门后，往往无人应答。“我们曾进去过，地下室里头没有灭火器材，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而且入口处安装铁门之后，遇到紧急状况，人员很难疏散。”
当日中午，在小区1号楼2单元内的地下室，记者敲门后，一男子开门，称自己是业主而非租户，地下室是其购买，且有购房合同。记者目测发现，其房屋内至少有3个房间。“租在我这的人都搬走了，现在是我自己在住。至于我的房间是不是打了隔断，和你没关系。”
记者注意到，在2号楼外，透过地下室窗户可看到，地下室内一个阳台，白色绳子纵横交错，上面挂着衣架、衣服和毛巾。阳台墙壁，则挂着锅、铲、勺子、砧板等烹饪用具。
在被指违规住人的地下室其他阳台，同样可看到晾晒的衣物。
■ 回应
系开发商违反规划建造 已再次清走租户
今年1月，博龙家园小区所属的卢沟桥街道办事处，曾就此事答复小区居民。
小区居民提供的一份加盖该街道办公章的《情况回复》显示，开发商未按规划施工，而是建设为14套居室房，并对外销售给8个购房人。8个购房者均有购房合同，但无房屋产权证。
据《情况回复》，卢沟桥街道曾多次协调房管、公安等部门联合执法，并于2017年11月26日，彻底将租住人员清走。近期，在接到业主关于群租现象又冒头的举报后，他们曾入户检查，发现个别单元有人居住。
据介绍，群租现象出现反弹，正是因为开发商此前建成地下房屋后，将之出售给个人。而小区建成后，开发商博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便已注销。目前，地下室中有的用于房主自住；有的被当成仓库，虽不住人但有人员出入。此外，还有部分地下室出租给餐馆、房屋中介等人员居住。
丰台区房管局地下空间管理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近日表示，他们曾到现场执法，但敲门后，有租户拒绝开门。他说，房管部门已张贴公告，告知租户搬离。“地下室原规划是自行车库，并非用于居住。所以，这些租户就不能住在这里。”
7月5日下午，记者从卢沟桥街道办事处了解到，截至当日，地下室所有租户已全部搬离。
此次整治后，是否将地下空间恢复为原规划？针对上述问题，记者连日来多次咨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回复。
■ 律师说法
地下空间应恢复原规划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表示，根据相关规定，商品房预售后，开发商不得擅自变更规划、设计。实需变更的话，开发商必须按原审批程序报经审批。否则，擅自变更规划的开发商，可能会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还可能被责令拆除违法建筑物。
而根据《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开发商不得将违背原规划改建的隔断套房即违法建筑用于群租，且应当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开发商违法群租，可能会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有关主管部门可以依法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罚款。
地下居室的购房者，是否可自住在地下室内？韩骁表示，开发商违反原规划改建的隔断套房属于违法建筑，会面临被依法拆除等的行政处罚。且因为是违法建筑，所以无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不能办理房地产登记，也无法正常上市交易流转。因此，这些违法建筑的买受人应当及时搬离。但可以根据与开发商的购房合同，向开发商主张违约责任。
记者检索发现，《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第七条也规定，禁止将规划用途为非居住用途的地下空间用于居住。
韩骁建议，小区业主可以采取投诉、举报、诉讼等方式维权，若提起诉讼，原则以开发商为被告，如果开发商已经注销，可以开发商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被告，要求其按合同约定交付自行车库，并承担违约责任。
韩骁还称，依据《城市规划法》，住户被依法清走后，地下室应按原规划恢复其用途，防止违法群租。
姓名大数据报告发布：“父姓加母姓”起名现象悄然兴起
澎湃新闻
“那个超过30万人叫‘张伟’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
近日发布的姓名大数据报告《2019姓名全景报告-中国人起名质量首次量化揭示》（简称“报告”）显示，2018年新生儿热度最高的名字分别是“子墨”（男宝宝）和“一诺”（女宝宝）；最受欢迎的男宝宝名读音为“yìchén”，女宝宝名读音为yǔ tóng。
报告还分析，“10后”名字的性别区分度正越来越泾渭分明，“男起女名”和“女起男名”比例都有所下降。此外，2014年以来，新生儿尝试“新复姓”（父姓+母姓）的比例也有所增长。
2018年男女宝宝热名第一分别为“子墨”、“一诺”
近几年宝宝起名最喜欢用什么字？
报告显示，2018年，子墨、宇轩、浩宇排行男宝宝热名前三，一诺、梓涵、诗涵排行女宝宝热名前三。这一年，最受欢迎的男宝宝名读音为“yìchén”，女宝宝名读音为yǔtóng。
报告还评选了2018起名“年度字”和“年度名”。
男宝宝起名年度字为“奕”，年度名为“晟睿”； 女宝宝起名年度字为“彤”，年度名为“雨彤。
报告分析称，“奕”有光明、俊逸的含义，自带正能量和精气神。众多家长青睐它入名，寄望宝宝神采奕奕、光明坦途。对于“彤”字，报告称，不同于上世纪60-80年代时代烙印挤占了家长思考的“红”和“丹”，新一代父母更关注生活和育儿，在孩子名字中寄予了对“燃”的呼唤。
同一个时代，最受家长欢迎的起名用字，通常都会比较趋同。但每年新生儿起名，也有各自的特点。
报告显示，2014马年，快速崛起的是“骏腾”、“骏驰”、“子骏”等名。2015羊年则流行“梓洋”、“沐阳”、“梓芃”等。2016猴年时兴“梓林”、“宇森”、“森”。2017鸡年最显著的新晋字，是一批别开生面的“米家军”：米、禾、籽、粒。到了2018狗年，备受家长青睐的是“鑫、鑫源、鑫泽、锦哲、锦泽、锦浩”等名，以及“心、沁 、忻、 惜、宏”等字。
“生肖对老百姓的影响非常大，从报告可以看出，每年起名潮流最大的变量就是生肖。但生肖的本质是一种动物纪时法，并不是说生在什么年份，就跟当年的生肖有什么相似之处。至于网上的生肖起名宜忌，更是牵强附会，它是人为编造出来、吸引眼球用的，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报告发布方、起名通创始人张襦心表示。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了解到，此次报告基础数据来源于该平台2010年-2018年4340万条新生儿起名意向以及2008年以前的部分历史数据。
起名品质不断提升
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起名品质如何？
“对特定群体的起名品质的宏观衡量，从前一直是一个难题。为此我们拟定了一个衡量指标——名字集中度。集中度越低，代表名字的多样性更好，某种程度也意味着品质越高。”主导该报告大数据分析的起名通创始人陈俊称。
报告显示：从上世纪60年代起，我国新生儿起名质量呈渐次下降趋势，到达一个节点后又持续上升。上世纪90年代以来，起名品质有所上升，00年代以后，起名品质不再有飞跃变化。到2017、2018年，新生儿起名品质再度显著提升。
报告还披露了不同地域的起名品质差异。
2017、2018年，男宝宝起名质量最好的是福建、上海。女宝名起名质量最好的同样有福建，另外一个是广东。以贵州、甘肃、四川等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以及以辽宁、黑龙江为代表的东北地区，起名质量不够理想。
报告认为，造成以上差异的因素比较复杂，其中经济驱动是比较明显的原因之一。经济发展迅速、有活力的地区，往往包容度越大，人口构成也越趋多元，为名字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持续发酵的有利环境。
“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不断上升，社会越来越多元化，这些都会体现在名字中。”张襦心称，相比于该机构此前发布的第一份报告以“热名排行榜”引导人们去关注重名现象和名字背后的社会文化现象，第二份报告更侧重于深度和宏观地分析起名质量。随着中国父母文化素养和思想开放程度逐步提升，家长对名字更为求新求变、追求多元表达，新生儿的名字也越来越多样化，起名质量提高成为一个总体趋势。
“父姓加母姓”起名现象悄然兴起
针对女起男名、男起女名的现象，该报告也做了一定剖析。
报告称，“男起女名”和“女起男名”最突出严重的是1990 、2000年代，而“2010后”名字的“性别区分度”已越来越泾渭分明。“男起女名”的比例减少了一半，“女起男名”的比例也下跌了三分之一。人们担心中的“更娘化”、“更men化”的趋势并不存在。
“近些年，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新的现象在悄然快速兴起——名字为父姓加母姓。这是一个体现女性地位提高、性别公平的现象。” 张襦心介绍，“父姓+母姓”这种“新复姓”起名方式也是报告关注的内容。
报告显示，2014年到2017年，新生儿尝试“新复姓”的比例快速增长，四年即实现了翻倍，男宝宝达到了2.51%。女宝宝也上升到了1.73%。
地域方面，“新复姓”走在最前面的是云南。京津冀、东三省、山东、河南这些区域，尝试比例则多年低于全国均值。
针对新复姓，报告还发现了两个特别现象。
首先，男孩新复姓比例一直明显高于女孩，但两者的比例差距在持续缩小。报告认为这反映了部分家长的意识里，“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存在，但是程度在减轻。
其次，2014年-2017年，新复姓比例都在节节攀升，但到了2018年，无论男孩还是女孩，新复姓比例双双下降。报告认为该现象与生育政策的变化有关：随着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一些心态开放的家庭开始让其中一个孩子直接随妈妈的姓，从而导致新复姓的比例不升反降。
最热四字名背后的“尬名现象”
伴随着新复姓现象，四字名也在当下占有一席之地。
报告显示，2018年起四字名（包含复姓、新复姓）的意愿，在女孩中占比约0.29%（包含复姓、新复姓），在男孩中占比约0.35%。
四字名中，以复姓“欧阳”的最多。排除复姓后，2017-2018，男宝宝家长最想起的四字名是“王者荣耀”。而女宝宝家长近三年最想起的四字名，都是“杨柳依依”。
报告认为，“王者荣耀”荣登男宝四字名榜首，明显是受到了“网游热”的影响，而“王”姓又为中国大姓，给了这类家长倾向如此命名的更多机会。
报告指出，排名第一的女宝宝四字名，出处是中国第一部诗词典籍《诗经》。2016、2017连续两年，央视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在社会上掀起了品读诗词热潮，也影响了一些正在起名的年轻父母。
不过，四字名在开启“起名新大陆”的同时，也给父母的起名水准带来了更高的挑战：如果创意巧妙得当，自能令人拍案叫绝。如把握不当，出现违和感的比例也会更高。如“王者荣耀”、“王子殿下”、“兰博基尼”、“谢主隆恩”，正是新一代尬名（令人觉得尴尬的名字）的代表。
“起名者想要追求独特个性，这无可厚非。但如果对名字的育儿引导作用、形象塑造作用不了解，又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就很容易跑偏，把孩子的名字变成文字游戏。” 张襦心认为。
澎湃新闻
“那个超过30万人叫‘张伟’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
近日发布的姓名大数据报告《2019姓名全景报告-中国人起名质量首次量化揭示》（简称“报告”）显示，2018年新生儿热度最高的名字分别是“子墨”（男宝宝）和“一诺”（女宝宝）；最受欢迎的男宝宝名读音为“yìchén”，女宝宝名读音为yǔ tóng。
报告还分析，“10后”名字的性别区分度正越来越泾渭分明，“男起女名”和“女起男名”比例都有所下降。此外，2014年以来，新生儿尝试“新复姓”（父姓+母姓）的比例也有所增长。
2018年男女宝宝热名第一分别为“子墨”、“一诺”
近几年宝宝起名最喜欢用什么字？
报告显示，2018年，子墨、宇轩、浩宇排行男宝宝热名前三，一诺、梓涵、诗涵排行女宝宝热名前三。这一年，最受欢迎的男宝宝名读音为“yìchén”，女宝宝名读音为yǔtóng。
报告还评选了2018起名“年度字”和“年度名”。
男宝宝起名年度字为“奕”，年度名为“晟睿”； 女宝宝起名年度字为“彤”，年度名为“雨彤。
报告分析称，“奕”有光明、俊逸的含义，自带正能量和精气神。众多家长青睐它入名，寄望宝宝神采奕奕、光明坦途。对于“彤”字，报告称，不同于上世纪60-80年代时代烙印挤占了家长思考的“红”和“丹”，新一代父母更关注生活和育儿，在孩子名字中寄予了对“燃”的呼唤。
同一个时代，最受家长欢迎的起名用字，通常都会比较趋同。但每年新生儿起名，也有各自的特点。
报告显示，2014马年，快速崛起的是“骏腾”、“骏驰”、“子骏”等名。2015羊年则流行“梓洋”、“沐阳”、“梓芃”等。2016猴年时兴“梓林”、“宇森”、“森”。2017鸡年最显著的新晋字，是一批别开生面的“米家军”：米、禾、籽、粒。到了2018狗年，备受家长青睐的是“鑫、鑫源、鑫泽、锦哲、锦泽、锦浩”等名，以及“心、沁 、忻、 惜、宏”等字。
“生肖对老百姓的影响非常大，从报告可以看出，每年起名潮流最大的变量就是生肖。但生肖的本质是一种动物纪时法，并不是说生在什么年份，就跟当年的生肖有什么相似之处。至于网上的生肖起名宜忌，更是牵强附会，它是人为编造出来、吸引眼球用的，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报告发布方、起名通创始人张襦心表示。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了解到，此次报告基础数据来源于该平台2010年-2018年4340万条新生儿起名意向以及2008年以前的部分历史数据。
起名品质不断提升
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起名品质如何？
“对特定群体的起名品质的宏观衡量，从前一直是一个难题。为此我们拟定了一个衡量指标——名字集中度。集中度越低，代表名字的多样性更好，某种程度也意味着品质越高。”主导该报告大数据分析的起名通创始人陈俊称。
报告显示：从上世纪60年代起，我国新生儿起名质量呈渐次下降趋势，到达一个节点后又持续上升。上世纪90年代以来，起名品质有所上升，00年代以后，起名品质不再有飞跃变化。到2017、2018年，新生儿起名品质再度显著提升。
报告还披露了不同地域的起名品质差异。
2017、2018年，男宝宝起名质量最好的是福建、上海。女宝名起名质量最好的同样有福建，另外一个是广东。以贵州、甘肃、四川等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以及以辽宁、黑龙江为代表的东北地区，起名质量不够理想。
报告认为，造成以上差异的因素比较复杂，其中经济驱动是比较明显的原因之一。经济发展迅速、有活力的地区，往往包容度越大，人口构成也越趋多元，为名字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持续发酵的有利环境。
“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不断上升，社会越来越多元化，这些都会体现在名字中。”张襦心称，相比于该机构此前发布的第一份报告以“热名排行榜”引导人们去关注重名现象和名字背后的社会文化现象，第二份报告更侧重于深度和宏观地分析起名质量。随着中国父母文化素养和思想开放程度逐步提升，家长对名字更为求新求变、追求多元表达，新生儿的名字也越来越多样化，起名质量提高成为一个总体趋势。
“父姓加母姓”起名现象悄然兴起
针对女起男名、男起女名的现象，该报告也做了一定剖析。
报告称，“男起女名”和“女起男名”最突出严重的是1990 、2000年代，而“2010后”名字的“性别区分度”已越来越泾渭分明。“男起女名”的比例减少了一半，“女起男名”的比例也下跌了三分之一。人们担心中的“更娘化”、“更men化”的趋势并不存在。
“近些年，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新的现象在悄然快速兴起——名字为父姓加母姓。这是一个体现女性地位提高、性别公平的现象。” 张襦心介绍，“父姓+母姓”这种“新复姓”起名方式也是报告关注的内容。
报告显示，2014年到2017年，新生儿尝试“新复姓”的比例快速增长，四年即实现了翻倍，男宝宝达到了2.51%。女宝宝也上升到了1.73%。
地域方面，“新复姓”走在最前面的是云南。京津冀、东三省、山东、河南这些区域，尝试比例则多年低于全国均值。
针对新复姓，报告还发现了两个特别现象。
首先，男孩新复姓比例一直明显高于女孩，但两者的比例差距在持续缩小。报告认为这反映了部分家长的意识里，“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存在，但是程度在减轻。
其次，2014年-2017年，新复姓比例都在节节攀升，但到了2018年，无论男孩还是女孩，新复姓比例双双下降。报告认为该现象与生育政策的变化有关：随着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一些心态开放的家庭开始让其中一个孩子直接随妈妈的姓，从而导致新复姓的比例不升反降。
最热四字名背后的“尬名现象”
伴随着新复姓现象，四字名也在当下占有一席之地。
报告显示，2018年起四字名（包含复姓、新复姓）的意愿，在女孩中占比约0.29%（包含复姓、新复姓），在男孩中占比约0.35%。
四字名中，以复姓“欧阳”的最多。排除复姓后，2017-2018，男宝宝家长最想起的四字名是“王者荣耀”。而女宝宝家长近三年最想起的四字名，都是“杨柳依依”。
报告认为，“王者荣耀”荣登男宝四字名榜首，明显是受到了“网游热”的影响，而“王”姓又为中国大姓，给了这类家长倾向如此命名的更多机会。
报告指出，排名第一的女宝宝四字名，出处是中国第一部诗词典籍《诗经》。2016、2017连续两年，央视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在社会上掀起了品读诗词热潮，也影响了一些正在起名的年轻父母。
不过，四字名在开启“起名新大陆”的同时，也给父母的起名水准带来了更高的挑战：如果创意巧妙得当，自能令人拍案叫绝。如把握不当，出现违和感的比例也会更高。如“王者荣耀”、“王子殿下”、“兰博基尼”、“谢主隆恩”，正是新一代尬名（令人觉得尴尬的名字）的代表。
“起名者想要追求独特个性，这无可厚非。但如果对名字的育儿引导作用、形象塑造作用不了解，又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就很容易跑偏，把孩子的名字变成文字游戏。” 张襦心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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