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问千寻大运河# 【母亲河畔的中国：泗县跻身全国文化遗产旅游百强案例】

10月15日，在2021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期间举行了“2021全国文化遗产旅游百强案例”举行发布仪式，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通济渠（泗县段）原始活态遗址保护利用跻身全国文化遗产旅游百强案例。此次活动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文物报社主办。

“全国十佳文化遗产旅游案例推介活动”自2021年4月启动以来，共收到全国28个省（区、市）申报的146个文化遗产旅游案例，经过专家初评，遴选出在价值阐释、文物保护利用、旅游品牌营销、游客旅游体验度、促进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具有典型性和创新性的100个案例。

近年来，泗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大运河泗县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建设工作，以大运河通济渠（泗县段）原始活态遗址的保护为重点，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建设工作，举得了众多建设成效，泗县文旅工作不断得到显著提升。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加强领导协调机制建设。为统筹落实推进泗县大运河文化带相关建设工作，县委、县政府先后成立了泗县大运河文化保护利用传承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领导小组，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县委、县政府相关负责同志明确责任分工，相关县直单位明确分工，具体负责，有效进行工作推进。同时，县委、县政府成立了大运河文旅片区建设推进工作专班，专项推进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工作。

二是立足本体保护，做好日常监测管护工作。在我县运河的保护传承利用过程中，县委、县政府一直立足运河保护，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我县一直紧紧围绕大运河泗县段的科学利用、合理保护进行运河段保护传承利用。先后多次对大运河沿线环境工作进行整治，对运河沿线脏乱的棚户区进行整体异地搬迁安置，改造污水管网体系，进行雨污分流处理。同时多次对大运河周边环境和相关联水系进行整治，结合泗县河长制、林长制工作，聘请专人对运河管护工作进行巡查和管护，建立每日定点巡查，每周定段巡查，每月全面巡查的工作机制，实时开展大运河段沿线监测管理工作。

三是着眼长远发展，合理利用运河遗产。为更好的展示大运河通济渠泗县段遗址，泗县对大运河泗县段遗产区从长远角度加以规划。“十三五”期间，确定了以大运河泗县段遗址为中心的大遗址保护利用发展方向。未来的“十四五”规划中，泗县将以运河段为中心，确立了“三区一线多点”的文旅发展格局，其中大运河泗县文旅片区、大运河泗县段沿线及相关文化文物资源点，作为我县文旅融合的主要内容进行集中打造，重力打造好“水韵泗州 运河名城”这一城市品牌。

四是利用运河资源，进行文化点线打造。为做好泗县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我县正规划将县内各类特色文化和景观旅游资源与大运河泗县段遗址进行串联，逐步把大运河打造成为最富文化内涵、最具地方特色、最具观赏价值的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充分展示好泗县这一珍贵历史文化资源。目前，对运河沿线长沟镇、泗城镇、开发区进行全线环境治理工作，做好运河沿线环境保护，对沿线重要的文化资源点，如戚夫人庙、朱桥古槐、文庙大成殿、山西会馆、曹苗遗产段等重点加以展示利用，利用好文化资源。

五是打造公共文化场馆聚落，提升运河活态利用。近年来，围绕大运河泗县段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建设工作，擦亮运河名城、水韵泗州这一城市名片，泗县大力加强公共文化建设，打造公共文化场馆集聚区，在运河沿线先后建设开放“十大公共文化场馆”。自2012年以来，泗县先后建设了博物馆、图书馆、规划馆、家风馆、文化馆（少年宫）、科技馆、古鞋博物馆、泗县隋唐运河博物馆、泗县皖东北抗战革命纪念馆、泗州剧院等十大公共文化场馆，总建筑面积达30000平方米，建设投资近十亿元，集场馆游览、非遗教学、文化演出、社会教育、文化体验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文化场所，形成了泗县公共文化集聚区。泗县十大公共文化场馆建设，紧紧依据大运河安徽段保护规划和大运河安徽段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相关理念进行建设，在大运河泗县段世界文化遗产区域范围内错落分布，围绕泗县大运河的保护展示利用，充分进行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展示。这些公共文化场馆或坐落在交通便利的城市休闲广场，或坐落在大运河泗县遗址沿线，或坐落在学校周边，形成了移步换景皆有文化场所，静态展示与动态体验相结合的多样化文化体验，使广大观众能够系统性、全面性、完整性的体验了解泗县文化，充分发挥运河资源优势，活化运河遗产利用和文化传承。

六是加强项目建设，注重遗产保护利用。为进一步推进我县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工作，通过项目建设，发挥运河文化价值，近年来，我县谋划以泗县大运河遗址公园、运河特色小镇等在内的各类项目50余个，项目规划总投资200多亿元。目前，泗县运河保护展示、运河特色小镇、运河人家景区、泗县运河博物馆、中国古鞋博物馆、中央公园、运河森林公园、运河文化艺术街区、运河漕运公园、运河黑臭水体治理及水环境整治提升等重点项目陆续完成，泗县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虹乡剧场、泗县皖东北抗战革命纪念馆等重点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实施。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建设工作，已作为我县“十四五”期间一项重要文旅工作进行主抓，积极推进我县大运河保护与利用。

七是加强考古勘探工作。为做好运河基础资料建设，2019年以来，经向省文物局申请，委托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运河泗县段故道全境进行考古勘探工作，基本摸清了泗县运河的基本走向、河床、河坡等故道情况，证实了泗县运河故道的完整性，为泗县运河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八是重点谋划泗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2020年，在国家大运河文化公园实施方案的基础上，泗县高度重视相关工作，积极编制相关建设规划，以泗县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段为核心，规划打造泗县大运河文化公园，利用其特有的运河资源优势，着力进行打造，主要建设隋唐大运河 (泗县段)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围绕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5大工程提出具体重点建设项目。保护传承工程建设项目包括泗县民俗博物馆运河故道生态长廊及运河文化创意中心等项目建设内容；研究发掘工程建设项目包括运河研学营地等项目建设内容；环境配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景区内道路及绿化建设、运河生态林带等项目建设内容；文旅融合工程建设项目包括精品农业展示园、城市菜园、自驾营地、户外拓展、康养中心、运河精品酒店民宿等项目；数字再现工程建设项目包括泗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运河之夜3D运河体验区等项目建设内容。现前期交通路网、水电设施、关联水系环境整治、运河本体水体治理提升、周边土地规划建设等部分已完成，建设条件优势突出，建设规划方案初步完成。

此次大运河通济渠（泗县段）原始活态遗址保护利用建设入选全国百强的文化遗产旅游案例，是我县文旅工作取得了又一重大荣誉，是对我县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的成分充分肯定。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泗县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不断进行提升建设，打造具有皖北地域文化特色的运河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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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CBD地区，以前就没有这个概念。”北京民俗学会会长、民俗文化专家高巍表示，地名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意味着就不保护了，老地名的变迁应该被记录下来，建立包含地名名称、来历、沿革、含义、地理信息在内的完整数据库，方便后人了解区域发展的历史沿革。

高巍认为，北京的老地名与北京的老居民、老建筑一样，都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北京地名的变化，就像看到北京的发展史。“这和人口变迁是一个道理，随着城市的变化，不断有老人淡出，也有新人加入，这是一个城市有生命力的体现。但是老地名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传承或积淀，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地名有相对稳定性，但变化也是必然的。”孙冬虎认为，应该强调“能不改就不改”，保护地名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



9月24日，史家胡同。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留住城市历史文化的命脉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地名会议就提出“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

首都功能核心区第一批传统地名保护名录，东城区府学胡同名列其中。这条胡同的63号，是宋末爱国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祠堂，其旧址是文天祥被囚于大都时的土牢。这座四合院曾在明、清、民国时期几经修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在“文天祥祠”这一名称下传承至今。

翻看名录，会发现被列入其中的胡同、街巷大多分布在中轴线沿线。“对照北京文化遗产保护设置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北京老城里的33个片区跟首批发布的名字基本能对得上。”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理事胡新宇说。

“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地名或许是北京留住历史文化命脉的最后一个希望。”在孙冬虎看来，一座城市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必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地名也应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受到重视。他认为，发布保护名录是北京推进地名保护工作的“重要一步”，也是延续北京城历史文化名城文脉的一部分。

今年发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强调，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大重点保护对象便是地名。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还将传统地名的保护、传承工作纳入《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2022年）》《2021年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重点任务清单》。

“很多城市都会经历地名的变化，中外皆然，古今皆然。建筑会消失，但地名会留下。”胡新宇认为，地名反映了城市发展的脉络，告诉后代人这座城市经历了什么。传统地名保护名录是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有益补充，让已经消失的历史建筑、遗产得到某种程度的延续和传承。这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锦上添花，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雪中送炭。

承载城市乡愁

1980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地名普查，涉及地名的来源、含义、历史变迁和地理位置等。“普查发现，一些地方的地名消失得非常快，这也让很多学者意识到，对待传统地名，要像对待其他历史文化遗产一样保护起来。”孙冬虎说。

看到地名保护重要性的不仅是学者。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上世纪60年代前，北京没有专门的地名管理机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北京建设事业的发展，加强地名管理已日益迫切。

1978年，北京市地名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立，对全市地名进行全面整顿，制定《北京市地名管理办法》，使地名管理工作步入法治化。1988年，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成立地名规划管理处，专门负责地名工作。

地名于一个城市有何意义？作家冯骥才曾写道：城市是有生命的，地名便有了生命的意义，也就是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含义。如果这地方有其独有的历史与命运，地名便是这历史命运的容器。

“老地名作为特色文化遗留与传承载体，也是留住历史文化记忆与城市乡愁的重要组成。”京文创研究院院长、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专家顾问奚大龙说，老地名承载着浓厚的文化归属感，是基于传统社会文化结构而形成的一种特有的对土地的深情、故土的情结、国家的热爱，成为每一个时代吸引人、凝聚人的独有精神资源。

2000年以来，我国制定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制度，推进“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保护名录、保护规划等工作。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印发，提出“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对传统地名，不能竖个牌子了事”

“老地名是见证城市发展的文化符号，也是打造城市文化地标的有效路径。”奚大龙认为，老城区的地名是地域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可借此进行对外宣传、提升文化软实力，还可依托老地名的文化内在价值，积极赋能城市发展。

2016年，一项名为“老北京遛弯儿计划”的活动启动，项目在网上招募志愿者并进行培训，让志愿者去胡同遛弯儿，进行拍照、访谈、记录等，记录老城区的细微变化。

作为“老北京遛弯儿计划”的联合发起人，胡新宇对老北京地名的保护和利用有独到的观察。

近几年，北京开始推广文化探访路活动。通过挖掘历史街区的文化内涵，串联散落的历史街区、文物古迹、名人故居等，提炼文化价值，设计特色主题，对线路进行整体推介。

胡新宇认为，文化探访路是个好创意，但也有需要改进的环节。比如，文化探访路上有的点位目前仅遗存一间房或一个门楼，对这种历史信息展示过少的情况，他建议通过竖牌等方式增加说明。另一方面，一些介绍用的是篆书，他建议把字体改为当代人能看懂的字体。“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对传统地名的阐释和展示，就是要以公众便于理解的方式去传达。”

“对传统地名，也不能竖个牌子了事。”胡新宇说，传统地名的介绍方式可以多元化，各有特点。对居民，要有社区自豪感；对游客，要有获取新知的好奇感。如果能让公众有参与感，就更好了。对地名的保护，要能让人们对老城增加了解，增加感情。

传统地名要保护，更要多运用。胡新宇建议，今后公共交通站点的设置，可以考虑多用传统地名，一来约定俗成，便于认知，二来体现历史文化内涵，利于传播。“保护传统文化，重点是要推动公众关注和参与，这也适用于传统地名的保护和利用。”

新京报记者 徐美慧 沙雪良 陈琳

摄影记者 王子诚 https://t.cn/RI7nY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