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偉星：香港要從施政層面實現有效治理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特聘教授胡偉星日前出席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回顧與展望”並發言表示，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多方面，不僅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還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香港的管治體制也終於有突破。在總結香港發展成就的同時，胡偉星也指出了在解決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和治理問題上值得反思之處。他認為，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為此，他還就香港有效治理體系以及行政官僚系統改革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回歸二十五年香港取得三大發展成就
胡偉星表示，回歸二十五年來，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是多方面的。主要概況為三點：第一，過去25年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香港過去25年經歷了多次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依然保持住她的繁榮穩定，保持著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金融系統穩健、資本自由流動、人才資源豐富、法治環境良好，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當然，這都得益於祖國的強有力支持，每當困難時刻香港都會得到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使香港能夠挺過難關，繼續前進。
第二，過去25年香港終於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胡偉星指出，香港經濟曾經是“亞洲四小龍”，靠著上個世紀70、80年代亞洲經濟起飛的帶動，崛起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樞紐。但是幾十年過去，地區和全球經濟環境早就時過境遷，香港的優勢不再，需要重新定位。過去25年香港有迷茫的時候，有悲觀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向何處行。最近十幾年，香港逐漸找到自己定位，這就是要背靠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香港才能保持自己發展的動力和可持續性。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出台後，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加速推進，香港與內地聯繫越來越緊密，公路鐵路網、通關設施更方便，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一小時生活圈”初步形成，服務貿易自由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使“軟聯通”進一步深化，香港今後發展前景更美好。
第三，香港的管治體制終於有突破，政治上撥亂反正，香港開啟了良政善治新局面。胡偉星認為，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這是回歸以來最嚴重挑戰。中央審時度勢，採取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舉措，止暴制亂，使香港局面得到控制，現在三個選舉完成，落實了愛國者治港，香港重回正軌。這項工作很了不起，香港經受了考驗，古人說祗有大亂才能達到大治。一個好的制度是無法設計安裝的，祗有經過風風雨雨才能脫穎而出。
三大問題值得反思：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治理問題
同時，胡偉星也認為，回歸二十五年來有三大問題值得反思：第一，過去25年雖然經濟繁榮穩定，也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包括住房問題、貧富懸殊、青年向上流動受限、公共衛生問題等等。說了很多年了，至今依然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平方米，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嚴重不符。
第二，是國家認同問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回歸”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胡偉星認為，這是香港近些年來不斷發生社會運動的根本原因，從反對23條立法，到2014年佔中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一國兩制“的“一國”根基受到挑戰和衝擊。
第三，是治理問題。胡偉星表示，回歸前，香港被看作是治理的模範，行政效率高、政府廉潔、公務員素質好、城市管理先進。但是，近些年香港治理越來越被人詬病，前面說的房屋問題、公共衛生、青年問題以及施政效率等問題，香港落後了，過去這麼多年沒有進步，其他城市和地方都在進步。香港為什麼新冠疫情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遲遲不能與內地通關？值得深思。
胡偉星表示，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政制和治理的爭論長期陷入“普選迷思”，嚴重偏離了有效治理的軌道。反中亂港分子通過散布各類“雙普選”和“港獨”言論，混謠視聽，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不滿情緒，嚴重干擾了政府施政。他們通過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各級管治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讓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此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沒有得到真正落實，香港沒有真正形成“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局面，嚴重影響了回歸以來香港的有效治理。《基本法》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過去相當長時間行政受到立法會，反對派干擾政府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名存實亡。
胡偉星表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落實，香港的重要管治力量（選委會、立法會）得到重建，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局面，有了一個新管治架構。但是，他認為這只是朝著良政善治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未來還任重道遠。我們要看到香港管治架構和治理效能上仍有很多短板。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政府如何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與其他地方比較，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這次疫情讓我們認識到香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治理能力還存在很多深層次問題。他指出，香港行政管治團隊還沒有真正“升級換代”，這個體系還有制度性弊端和規範性失缺。所以，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
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
胡偉星也就香港今後的治理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認為，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治理三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從國家層面對特區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制度進行了修改，在大的制度層面上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解決了治理主體問題，即“誰治理”的問題。但是，在治理體系運行層面上並沒有完全解決“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樣”的問題。香港的治理問題和缺失有大有小，既有制度性問題，也有操作性和人事問題，特區政府行政管治團隊應當自行對未來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政策決策機制、行政執行力、政府的施政效能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全面改革。
胡偉星認為，香港治理體系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治理效能、領導能力、社會信任幾方面，改革的關鍵是要克服治理體系中的一些制度性弊端。這些弊端造成政府治理效果不彰、政府治理能力弱、領導力不強以及社會信任度低。當選行政長官人李家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要改革政府管治文化和改革公務員體制，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過去很多制度上問題導致公務員能力未充分發揮，施政效能大大打折扣。
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從三方面入手
胡偉星建議，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特區政府要與中央在治理過程中形成合力。回歸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沒有完全捋順，機制整合也不完全，運作上也不暢順。特區政府要設置政策研究和溝通的機制，可以考慮重啟“中央政策組”，承擔政府政策研究和把握民意功能，幫助特首及主要官員把握國家大政方針、國內外政治大事和社會輿情，強化戰略謀劃和整體統籌能力。
第二，行政管治團隊除了社會上愛國愛港力量穩定可靠的支持外，要與社會各界形成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擴大自己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這不光需要管治班子具備相應的政治才能，也需要制度上有所完善。
第三，要改造管治文化和公務員體制中的弊病。胡偉星認為，權力間的互相制衡導致香港目前的官僚系統效率低下，管治班子難以落實有效領導。2002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之後，3位司長和13位局長均為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官員，不再是公務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治任命官員脫離公務員系統，不再是所在局政務職系首長，政務職系之首變為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如果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不咬弦”，會影響政策決策和實施，也會導致部門之間統籌和配合問題。按照目前制度安排，人事權和財政權落入常任秘書長手中，局長無權參與公務員的評核、升遷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決定財政的使用權。按照《公務員守則》規定，公務員與副局長、局長政治助理之間工作配合是基於“伙伴合作精神”進行，不構成從屬關係，這使得管治班子領導公務員工作時，常出現不協助、不配合或者不得力的情況。加上公務員“政治中立”立場，施政的效率和效果很難保障。改革香港行政官僚體制需要完善公務員隊伍的問責制度，完善與其配套的考核與激勵機制。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特聘教授胡偉星日前出席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回顧與展望”並發言表示，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多方面，不僅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還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香港的管治體制也終於有突破。在總結香港發展成就的同時，胡偉星也指出了在解決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和治理問題上值得反思之處。他認為，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為此，他還就香港有效治理體系以及行政官僚系統改革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回歸二十五年香港取得三大發展成就
胡偉星表示，回歸二十五年來，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是多方面的。主要概況為三點：第一，過去25年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香港過去25年經歷了多次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依然保持住她的繁榮穩定，保持著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金融系統穩健、資本自由流動、人才資源豐富、法治環境良好，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當然，這都得益於祖國的強有力支持，每當困難時刻香港都會得到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使香港能夠挺過難關，繼續前進。
第二，過去25年香港終於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胡偉星指出，香港經濟曾經是“亞洲四小龍”，靠著上個世紀70、80年代亞洲經濟起飛的帶動，崛起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樞紐。但是幾十年過去，地區和全球經濟環境早就時過境遷，香港的優勢不再，需要重新定位。過去25年香港有迷茫的時候，有悲觀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向何處行。最近十幾年，香港逐漸找到自己定位，這就是要背靠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香港才能保持自己發展的動力和可持續性。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出台後，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加速推進，香港與內地聯繫越來越緊密，公路鐵路網、通關設施更方便，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一小時生活圈”初步形成，服務貿易自由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使“軟聯通”進一步深化，香港今後發展前景更美好。
第三，香港的管治體制終於有突破，政治上撥亂反正，香港開啟了良政善治新局面。胡偉星認為，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這是回歸以來最嚴重挑戰。中央審時度勢，採取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舉措，止暴制亂，使香港局面得到控制，現在三個選舉完成，落實了愛國者治港，香港重回正軌。這項工作很了不起，香港經受了考驗，古人說祗有大亂才能達到大治。一個好的制度是無法設計安裝的，祗有經過風風雨雨才能脫穎而出。
三大問題值得反思：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治理問題
同時，胡偉星也認為，回歸二十五年來有三大問題值得反思：第一，過去25年雖然經濟繁榮穩定，也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包括住房問題、貧富懸殊、青年向上流動受限、公共衛生問題等等。說了很多年了，至今依然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平方米，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嚴重不符。
第二，是國家認同問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回歸”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胡偉星認為，這是香港近些年來不斷發生社會運動的根本原因，從反對23條立法，到2014年佔中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一國兩制“的“一國”根基受到挑戰和衝擊。
第三，是治理問題。胡偉星表示，回歸前，香港被看作是治理的模範，行政效率高、政府廉潔、公務員素質好、城市管理先進。但是，近些年香港治理越來越被人詬病，前面說的房屋問題、公共衛生、青年問題以及施政效率等問題，香港落後了，過去這麼多年沒有進步，其他城市和地方都在進步。香港為什麼新冠疫情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遲遲不能與內地通關？值得深思。
胡偉星表示，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政制和治理的爭論長期陷入“普選迷思”，嚴重偏離了有效治理的軌道。反中亂港分子通過散布各類“雙普選”和“港獨”言論，混謠視聽，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不滿情緒，嚴重干擾了政府施政。他們通過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各級管治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讓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此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沒有得到真正落實，香港沒有真正形成“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局面，嚴重影響了回歸以來香港的有效治理。《基本法》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過去相當長時間行政受到立法會，反對派干擾政府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名存實亡。
胡偉星表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落實，香港的重要管治力量（選委會、立法會）得到重建，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局面，有了一個新管治架構。但是，他認為這只是朝著良政善治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未來還任重道遠。我們要看到香港管治架構和治理效能上仍有很多短板。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政府如何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與其他地方比較，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這次疫情讓我們認識到香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治理能力還存在很多深層次問題。他指出，香港行政管治團隊還沒有真正“升級換代”，這個體系還有制度性弊端和規範性失缺。所以，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
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
胡偉星也就香港今後的治理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認為，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治理三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從國家層面對特區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制度進行了修改，在大的制度層面上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解決了治理主體問題，即“誰治理”的問題。但是，在治理體系運行層面上並沒有完全解決“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樣”的問題。香港的治理問題和缺失有大有小，既有制度性問題，也有操作性和人事問題，特區政府行政管治團隊應當自行對未來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政策決策機制、行政執行力、政府的施政效能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全面改革。
胡偉星認為，香港治理體系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治理效能、領導能力、社會信任幾方面，改革的關鍵是要克服治理體系中的一些制度性弊端。這些弊端造成政府治理效果不彰、政府治理能力弱、領導力不強以及社會信任度低。當選行政長官人李家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要改革政府管治文化和改革公務員體制，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過去很多制度上問題導致公務員能力未充分發揮，施政效能大大打折扣。
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從三方面入手
胡偉星建議，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特區政府要與中央在治理過程中形成合力。回歸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沒有完全捋順，機制整合也不完全，運作上也不暢順。特區政府要設置政策研究和溝通的機制，可以考慮重啟“中央政策組”，承擔政府政策研究和把握民意功能，幫助特首及主要官員把握國家大政方針、國內外政治大事和社會輿情，強化戰略謀劃和整體統籌能力。
第二，行政管治團隊除了社會上愛國愛港力量穩定可靠的支持外，要與社會各界形成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擴大自己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這不光需要管治班子具備相應的政治才能，也需要制度上有所完善。
第三，要改造管治文化和公務員體制中的弊病。胡偉星認為，權力間的互相制衡導致香港目前的官僚系統效率低下，管治班子難以落實有效領導。2002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之後，3位司長和13位局長均為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官員，不再是公務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治任命官員脫離公務員系統，不再是所在局政務職系首長，政務職系之首變為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如果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不咬弦”，會影響政策決策和實施，也會導致部門之間統籌和配合問題。按照目前制度安排，人事權和財政權落入常任秘書長手中，局長無權參與公務員的評核、升遷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決定財政的使用權。按照《公務員守則》規定，公務員與副局長、局長政治助理之間工作配合是基於“伙伴合作精神”進行，不構成從屬關係，這使得管治班子領導公務員工作時，常出現不協助、不配合或者不得力的情況。加上公務員“政治中立”立場，施政的效率和效果很難保障。改革香港行政官僚體制需要完善公務員隊伍的問責制度，完善與其配套的考核與激勵機制。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秦知道#丨10亿元专项资金，将如何解陕南发展之“渴”？】“完善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功能、推进陕南交通旅游山水画卷试点工作……”
“促进陕南系统迈向绿色循环发展，加快把各区域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产业优势、综合协同优势……”
“支持陕南建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示范区……”
2022年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这些内容，为今年的陕南经济社会建设定下基调。6月份，陕西省发改委下达了2022年陕南发展专项资金10亿元，将对陕南三市——安康市、汉中市和商洛市的28个县（区）进行全覆盖支持。消息一出，经受疫情冲击的各家企业再次振奋，这为陕南多项建设和项目打上了“强心针”，给经济发展投入了“催化剂”。
长久以来，陕南在自然天堑的阻隔下，与北面的关中形成了经济发展的鸿沟。但秦岭之于陕南，既是发展的阻隔，也是其绿色发展的特色根基。如何“绘制”绿色产业，如何扶持县域经济，如何发展中心城市，如何“虹吸”外来人口……众多的发展问题盘萦在前，针对陕南的专项资金又将如何解这发展之“渴”？
陕南发展专项资金的设立要追溯至十六年前，2006年，陕西省发布了《关于陕南突破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首次提出：省政府设立陕南发展专项资金，并随财政收入增长逐步加大投入力度。
2020年陕西省发改委在《对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第606号建议的答复函》中透露，截至2019年，“陕南发展专项资金共安排资金68.5亿元，支持三市产业类项目2250个，为陕南经济增速连续11年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提供了强劲动力。”同时，省政府从2019年起将陕南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再次增加至8亿元，支持“一县一产业”发展壮大的资金打捆下达，由各市自主安排。
从2007年的2.5亿，到2019年的8亿，再到如今的10亿，陕南发展专项资金量持续稳步提升。
这10亿元，会带动出超40倍的价值——以“撬动杠杆”的模式吸引后续投资，2022年所涉及的具体项目为237个，带动总投资将高达420.5亿元。
今年4月，陕西省发改委便公示了陕南发展专项资金涉及到的其中99个项目，包括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4个，主导产业全产业链项目55个。这些项目聚焦现代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绿色食品、文旅康养等主导产业，围绕基础设施、产业链建设、“一县一业”、创新驱动试点等方向展开，意在通过产业集群化推进陕南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其中，以创新链产业链“两链”融合发展推动陕南新旧动能转换的项目不少，汉中市申报了西乡县智能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商洛市申报了洛南县县域工业集中区中小企业孵化园等项目，安康市申报了平利县工业集中区（陈家坝园区）标准化厂房建设等项目。
例如，作为陕南经济重要组成的中医药产业链，此次将投资扩建的洛南县县域工业集中区，已经囊括了洛南县多个经济主体。其中的泰华公司医药产业园区，有中成药前期处理及提取、抗肿瘤原料药、天然提取原料药等生产线，及国家级抗肿瘤药物研发中心、质量检测中心等相关设施。一年可实现产值3.2亿元，上缴税金3000余万元，能解决就业1700余人，其中吸纳了贫困劳动力650余人，对巩固提升全县脱贫攻坚成效，繁荣当地经济起到极大的作用。这片医药产业园区便是在洛南县县域工业集中区建成后由泰华公司投资建设的，是小投资“撬动”大投资的生动写照，也是推动洛南县乃至陕南发展的动力模式标杆。
此外，这笔专项资金还将首次用于“汉中区域中心城市”的建设项目中，充分利用集聚效应，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带动作用，“撬动”更多的投资汇聚于陕南，发展于陕南。
作为陕西省省会城市，西安市历史文化悠久，城市发展水平高，是陕西的代表性城市，而在陕南，汉中市则是三市中发展最为迅猛的城市，是陕南的代表性城市。
汉中市位于陕西省西南部，汉江上游，北倚秦岭、南屏大巴山，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中部是汉中盆地，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地区。汉中市与宝鸡、西安、安康接壤，是成渝经济区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重要纽带城市，也是多地往来的必经之路。
2021年，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行动指南”正式出炉，汉中市印发了《汉中市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战略规划（2021-2035）》（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汉中至2025年并远景展望2035年的总体目标、空间格局、发展任务和主要举措。
今年是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行动指南出台后的第一年，今年的陕南发展专项资金着重倾斜支持汉中市“汉台—南郑—城固”中心城区重点项目，目标以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引领带动陕南加快发展。
根据《规划》要求，汉中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全面融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造陕甘川渝4省市交汇的区域中心城市，不断增强区域生态经济、教育科创、金融服务、人文交流、内外开放、综合交通的引领、辐射、集散功能，形成带动区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劲增长极。
城固县是此次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之一，其位于汉中盆地东部，与中心城区汉台区接壤。位于2020年汉中区县生产总值全市第一位，超过南郑区，作为陕南第一经济强县，全省第三大农业县，城固的工业和农业都是可圈可点的。此外，城固交通非常有优势，坐拥火车站，高铁站，动车站（治江站-在建），飞机场，两条高速过境——京昆高速和十天高速，两条国道——G316和G108，是陕南交通最便捷的县。城固经济发展有利，面积大，人口多，与汉台区和南郑区形成了三个发展“热点”，构建出汉中区域中心城市的大致发展格局。
《规划》强调加快推动汉台—南郑—城固交通运输一体化、城市建设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统筹布局中央文体区、中央商务区、中央金融区、中央创新区“四大中央区”，打造综合服务功能板块。以汉江为轴线，打造汉江生态文化廊道；以108国道为轴线，构建绿色制造产业带，串联南北方向的高校、产业园等，打造科技创新服务轴，形成“一带一廊一轴”功能布局。
《规划》支持城固加快推动沙河营、博望、莲花、三合一体化发展，形成城市东部强劲增长极。到2035年，形成中心城区面积达到200平方公里、可承载200万人口的“双200”大城市。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汉中市布局了36个重大平台，谋划了18项重点工程，包装了7大类254个重大项目，总投资6705亿元，形成推动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坚实支撑。陕南发展专项资金将在其中带动投资，加快发展，促进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城市的发展全速推进，县域的发展也不遑多让。陕南地处地大物博的秦岭，自然资源和物产丰富，具有极强的“天赋”，但要将天赋挖掘出来，利用出来，同样需要资金的倾斜支持与全方位的管理和规划。
县域经济是区域发展的基石，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陕西79.8%的土地面积、55.2%的常住人口、40.8%的经济总量都在县域。今年的这10亿元陕南发展专项资金，也包括县域高质量发展专项，这是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陕西省县域经济实力、竞争力和城镇建设水平而设立的。
陕南县域高质量发展，少不了“一县一业”的精准投资发展战略。在推进“一县一业”的过程中，如何打造县域产业集群，推动县域传统产业向新发展，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霍学喜认为，打造“一县一业”，要借鉴我国在创建产业开发区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创建特色明显和优势突出的县域产业园区，并创新和完善县域产业服务功能。这样有助于形成促进龙头企业成长的经营环境，形成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布局集中化的县域经济竞争格局，并持续、系统地拉动乡村产业兴旺。
陕西省发展改革委与76个县（市）政府逐一确定首位产业，促进发展“一县一业”。76个县（市）中，32个县（市）首位产业确定为工业，27个县（市）确定首位产业为现代农业（三产融合），17个县（市）首位产业确定为文化旅游产业。
以陕南三市中的安康市为例，宁陕县为生态旅游业，镇坪县为生猪产业，石泉县为蚕桑产业，旬阳县为烤烟产业，紫阳、平利两县为茶饮产业基础，岚皋县为魔芋产业、白河县为木瓜产业、汉阴县为油脂产业。将全县力量集中于一种产业，更有利于该地特色产品“突围出圈”，走出陕西，迈向全国，形成有力的竞争态势。
其中，石泉县作为西部第一蚕桑产业大县，被誉为“金蚕之乡”。因其水热同季的鲜明特点，既不象南方那样潮湿，也不象北方那样干燥，桑树旺盛生长的需求完全得以满足，养蚕环境优于南北方蚕区。丝绸产品拥有雍容华贵、飘逸轻柔的质地，市场需求常年旺盛，本不愁销路。但曾经，石泉县的桑果利用率低，分散的农户没有统一规划的生产和销路，造成了大面积优质桑叶桑果资源的浪费，在投资建立了多个产业园后，石泉县有效解决了蚕桑产业中富裕桑叶桑果资源的浪费及农产品销路不畅的难题，为农民们致富增收，为石泉县打造了优质特色的品牌。
“一县一业”既符合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是贫困山区摆脱经济滞后的必由之路。陕南三市是我国典型的山区城镇集群，更是要通过把握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陕南发展专项资金亦是以此为目标展开运转的。
总而言之，陕南的发展脉搏需要靠规划和投资引势蓄能。无论是从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还是“一县一业”特色产业发展，不难看出，陕南的发展路线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念高度契合，陕南发展专项资金更是撬动发展“锁芯”的“钥匙”。陕南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而是重振山区城镇经济的“持久战”，重视陕南的发展，不止是有利于陕南千万群众的立身大业，更是陕西经济“蛋糕”做大做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陕南又将有怎样的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促进陕南系统迈向绿色循环发展，加快把各区域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产业优势、综合协同优势……”
“支持陕南建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示范区……”
2022年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这些内容，为今年的陕南经济社会建设定下基调。6月份，陕西省发改委下达了2022年陕南发展专项资金10亿元，将对陕南三市——安康市、汉中市和商洛市的28个县（区）进行全覆盖支持。消息一出，经受疫情冲击的各家企业再次振奋，这为陕南多项建设和项目打上了“强心针”，给经济发展投入了“催化剂”。
长久以来，陕南在自然天堑的阻隔下，与北面的关中形成了经济发展的鸿沟。但秦岭之于陕南，既是发展的阻隔，也是其绿色发展的特色根基。如何“绘制”绿色产业，如何扶持县域经济，如何发展中心城市，如何“虹吸”外来人口……众多的发展问题盘萦在前，针对陕南的专项资金又将如何解这发展之“渴”？
陕南发展专项资金的设立要追溯至十六年前，2006年，陕西省发布了《关于陕南突破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首次提出：省政府设立陕南发展专项资金，并随财政收入增长逐步加大投入力度。
2020年陕西省发改委在《对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第606号建议的答复函》中透露，截至2019年，“陕南发展专项资金共安排资金68.5亿元，支持三市产业类项目2250个，为陕南经济增速连续11年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提供了强劲动力。”同时，省政府从2019年起将陕南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再次增加至8亿元，支持“一县一产业”发展壮大的资金打捆下达，由各市自主安排。
从2007年的2.5亿，到2019年的8亿，再到如今的10亿，陕南发展专项资金量持续稳步提升。
这10亿元，会带动出超40倍的价值——以“撬动杠杆”的模式吸引后续投资，2022年所涉及的具体项目为237个，带动总投资将高达420.5亿元。
今年4月，陕西省发改委便公示了陕南发展专项资金涉及到的其中99个项目，包括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4个，主导产业全产业链项目55个。这些项目聚焦现代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绿色食品、文旅康养等主导产业，围绕基础设施、产业链建设、“一县一业”、创新驱动试点等方向展开，意在通过产业集群化推进陕南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其中，以创新链产业链“两链”融合发展推动陕南新旧动能转换的项目不少，汉中市申报了西乡县智能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商洛市申报了洛南县县域工业集中区中小企业孵化园等项目，安康市申报了平利县工业集中区（陈家坝园区）标准化厂房建设等项目。
例如，作为陕南经济重要组成的中医药产业链，此次将投资扩建的洛南县县域工业集中区，已经囊括了洛南县多个经济主体。其中的泰华公司医药产业园区，有中成药前期处理及提取、抗肿瘤原料药、天然提取原料药等生产线，及国家级抗肿瘤药物研发中心、质量检测中心等相关设施。一年可实现产值3.2亿元，上缴税金3000余万元，能解决就业1700余人，其中吸纳了贫困劳动力650余人，对巩固提升全县脱贫攻坚成效，繁荣当地经济起到极大的作用。这片医药产业园区便是在洛南县县域工业集中区建成后由泰华公司投资建设的，是小投资“撬动”大投资的生动写照，也是推动洛南县乃至陕南发展的动力模式标杆。
此外，这笔专项资金还将首次用于“汉中区域中心城市”的建设项目中，充分利用集聚效应，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带动作用，“撬动”更多的投资汇聚于陕南，发展于陕南。
作为陕西省省会城市，西安市历史文化悠久，城市发展水平高，是陕西的代表性城市，而在陕南，汉中市则是三市中发展最为迅猛的城市，是陕南的代表性城市。
汉中市位于陕西省西南部，汉江上游，北倚秦岭、南屏大巴山，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中部是汉中盆地，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地区。汉中市与宝鸡、西安、安康接壤，是成渝经济区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重要纽带城市，也是多地往来的必经之路。
2021年，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行动指南”正式出炉，汉中市印发了《汉中市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战略规划（2021-2035）》（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汉中至2025年并远景展望2035年的总体目标、空间格局、发展任务和主要举措。
今年是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行动指南出台后的第一年，今年的陕南发展专项资金着重倾斜支持汉中市“汉台—南郑—城固”中心城区重点项目，目标以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引领带动陕南加快发展。
根据《规划》要求，汉中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全面融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造陕甘川渝4省市交汇的区域中心城市，不断增强区域生态经济、教育科创、金融服务、人文交流、内外开放、综合交通的引领、辐射、集散功能，形成带动区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劲增长极。
城固县是此次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之一，其位于汉中盆地东部，与中心城区汉台区接壤。位于2020年汉中区县生产总值全市第一位，超过南郑区，作为陕南第一经济强县，全省第三大农业县，城固的工业和农业都是可圈可点的。此外，城固交通非常有优势，坐拥火车站，高铁站，动车站（治江站-在建），飞机场，两条高速过境——京昆高速和十天高速，两条国道——G316和G108，是陕南交通最便捷的县。城固经济发展有利，面积大，人口多，与汉台区和南郑区形成了三个发展“热点”，构建出汉中区域中心城市的大致发展格局。
《规划》强调加快推动汉台—南郑—城固交通运输一体化、城市建设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统筹布局中央文体区、中央商务区、中央金融区、中央创新区“四大中央区”，打造综合服务功能板块。以汉江为轴线，打造汉江生态文化廊道；以108国道为轴线，构建绿色制造产业带，串联南北方向的高校、产业园等，打造科技创新服务轴，形成“一带一廊一轴”功能布局。
《规划》支持城固加快推动沙河营、博望、莲花、三合一体化发展，形成城市东部强劲增长极。到2035年，形成中心城区面积达到200平方公里、可承载200万人口的“双200”大城市。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汉中市布局了36个重大平台，谋划了18项重点工程，包装了7大类254个重大项目，总投资6705亿元，形成推动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坚实支撑。陕南发展专项资金将在其中带动投资，加快发展，促进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城市的发展全速推进，县域的发展也不遑多让。陕南地处地大物博的秦岭，自然资源和物产丰富，具有极强的“天赋”，但要将天赋挖掘出来，利用出来，同样需要资金的倾斜支持与全方位的管理和规划。
县域经济是区域发展的基石，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陕西79.8%的土地面积、55.2%的常住人口、40.8%的经济总量都在县域。今年的这10亿元陕南发展专项资金，也包括县域高质量发展专项，这是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陕西省县域经济实力、竞争力和城镇建设水平而设立的。
陕南县域高质量发展，少不了“一县一业”的精准投资发展战略。在推进“一县一业”的过程中，如何打造县域产业集群，推动县域传统产业向新发展，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霍学喜认为，打造“一县一业”，要借鉴我国在创建产业开发区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创建特色明显和优势突出的县域产业园区，并创新和完善县域产业服务功能。这样有助于形成促进龙头企业成长的经营环境，形成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布局集中化的县域经济竞争格局，并持续、系统地拉动乡村产业兴旺。
陕西省发展改革委与76个县（市）政府逐一确定首位产业，促进发展“一县一业”。76个县（市）中，32个县（市）首位产业确定为工业，27个县（市）确定首位产业为现代农业（三产融合），17个县（市）首位产业确定为文化旅游产业。
以陕南三市中的安康市为例，宁陕县为生态旅游业，镇坪县为生猪产业，石泉县为蚕桑产业，旬阳县为烤烟产业，紫阳、平利两县为茶饮产业基础，岚皋县为魔芋产业、白河县为木瓜产业、汉阴县为油脂产业。将全县力量集中于一种产业，更有利于该地特色产品“突围出圈”，走出陕西，迈向全国，形成有力的竞争态势。
其中，石泉县作为西部第一蚕桑产业大县，被誉为“金蚕之乡”。因其水热同季的鲜明特点，既不象南方那样潮湿，也不象北方那样干燥，桑树旺盛生长的需求完全得以满足，养蚕环境优于南北方蚕区。丝绸产品拥有雍容华贵、飘逸轻柔的质地，市场需求常年旺盛，本不愁销路。但曾经，石泉县的桑果利用率低，分散的农户没有统一规划的生产和销路，造成了大面积优质桑叶桑果资源的浪费，在投资建立了多个产业园后，石泉县有效解决了蚕桑产业中富裕桑叶桑果资源的浪费及农产品销路不畅的难题，为农民们致富增收，为石泉县打造了优质特色的品牌。
“一县一业”既符合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是贫困山区摆脱经济滞后的必由之路。陕南三市是我国典型的山区城镇集群，更是要通过把握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陕南发展专项资金亦是以此为目标展开运转的。
总而言之，陕南的发展脉搏需要靠规划和投资引势蓄能。无论是从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还是“一县一业”特色产业发展，不难看出，陕南的发展路线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念高度契合，陕南发展专项资金更是撬动发展“锁芯”的“钥匙”。陕南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而是重振山区城镇经济的“持久战”，重视陕南的发展，不止是有利于陕南千万群众的立身大业，更是陕西经济“蛋糕”做大做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陕南又将有怎样的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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