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识高、手高、品高!
文艺天下 2022-07-05 19:28 发表于山东
潘天寿艺术的高度
文/童中焘
在近现代中国画发展的历史上,潘天寿先生以“强其骨”“一味霸悍”的雄强气概,独辟途径,刚健为宗,立奇达和,以“不入时”的抗争,铸就了一种使人惊动的大力和大和谐,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潘先生说,“艺术必须有独特的风格”,而“风格之难者,在于特别高,特别显”。独特风格的形成,是一件不简单的事,一要不同于西方绘画而有民族风格,二要不同于前人面目而有新的创获,三要经得起社会的评判和历史的考验而非一时哗众取宠。这三条,潘先生都实现了,并且高格调地“成其奇异”。
对潘天寿先生艺术的高度加以分析,是涉及他整个艺术人生和艺术成就的大问题,下面仅从识高、手高、品高三个方面,略述一二。
识高
潘天寿先生志向高远,识见超人。他的艺术成就,首先建立在“高峰意识”上。他那种过人的识见、高超的格趣和谨严宽宏的治学态度,感人至深。潘先生认为:“一艺术品,须能代表一民族、一时代、一地域、一作家,方为合格。”而中国的绘画,“处于东方绘画系统中最高水平的地位”,与西方的绘画系统双峰并峙。中国人从事中国画,更须有“新新不已”的精神,如无“丝毫推陈出新,足以光宗耀祖者,是一笨子孙”“倘固步自封,安于已有,诚所谓无雄心壮志之庸俗懒汉”(《听天阁画谈随笔》)。这就是说,既要继承传统,能够代表固有的成就,又要推陈出新。这是纵向言。从横向来说,“外来的传统,亦须细心吸取,丰富营养,使学术之进步,更为快速,更为茁壮”;然须坚持一个原则:不可“减去自己的高阔”(《谈谈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为高峰增高阔,这是潘天寿先生“高峰意识”学术思想的具体主张。
手高
“技艺”(技巧)必须与“画艺”区别开来。技艺是一般的。西方学者科林伍德说:“技巧是可以从仓库里取出来的工具,人人能用。”画艺则是独特的,有创造性。没有技艺,成不了第一流的画家。第一流的画家,必有超出于一般技艺的东西。所以想要更好地欣赏和理解潘先生的作品,不能不知一般性的“技艺”,即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其特征主要在“笔墨”和“章法”。笔墨在中国画的表现中,是“常”,我虽已多次谈过,此处仍需一提。所谓知常达变,不知常何来变?
笔墨由“笔·墨”(用笔·用墨)和“结体方式”两方面构成。写文章称“谋篇”,需要选词、造句、成段、成篇,画之犹如写文章,作画的一点一画,成局部,连成全体,都是“笔墨”。“笔墨”作为概念,有一发展过程:用笔——“笔·墨”(用笔·用墨)——“笔墨”。
品高
潘先生的识高和手高,终究与他的品高有关。
中国文化注重的是伦理。投射到文艺中便有“道德文章”之说,在绘画中则有“人品画品”之论。我一直认为,这一传统是中国文化之本,也是中国绘画之本。他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画的关系,同时也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黄宾虹一再强调“讲书画不能不讲品格。有了为人之道,才可讲书画之道,直达向上,以至于至善。‘真、善、美’三字为近代论画之要旨,与古圣贤言论相合”。潘先生更是极为注重人品,他在《听天阁画谈随笔》中说:吾师弘一法师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可与唐书“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一语相印证。
有至大,至刚,至中,至正之气,蕴蓄于胸中,为学必尽其极,为事必得其全,旁及艺事,不求工而自能登峰造极。
他相信,人品与画品是一致的:松树每个人都会画,而八大画起来调子高,朱梦庐(偁)调子低。这就是意境。有的人先天品格不高,而修养也不大高,那么,松树的夭矫不群、高华、挺拔的味道就抓不到……内心里有意趣,(画)才能有意趣出来……八大山人的画,看到后内心都能提高几尺。
(节选)
文艺天下 2022-07-05 19:28 发表于山东
潘天寿艺术的高度
文/童中焘
在近现代中国画发展的历史上,潘天寿先生以“强其骨”“一味霸悍”的雄强气概,独辟途径,刚健为宗,立奇达和,以“不入时”的抗争,铸就了一种使人惊动的大力和大和谐,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潘先生说,“艺术必须有独特的风格”,而“风格之难者,在于特别高,特别显”。独特风格的形成,是一件不简单的事,一要不同于西方绘画而有民族风格,二要不同于前人面目而有新的创获,三要经得起社会的评判和历史的考验而非一时哗众取宠。这三条,潘先生都实现了,并且高格调地“成其奇异”。
对潘天寿先生艺术的高度加以分析,是涉及他整个艺术人生和艺术成就的大问题,下面仅从识高、手高、品高三个方面,略述一二。
识高
潘天寿先生志向高远,识见超人。他的艺术成就,首先建立在“高峰意识”上。他那种过人的识见、高超的格趣和谨严宽宏的治学态度,感人至深。潘先生认为:“一艺术品,须能代表一民族、一时代、一地域、一作家,方为合格。”而中国的绘画,“处于东方绘画系统中最高水平的地位”,与西方的绘画系统双峰并峙。中国人从事中国画,更须有“新新不已”的精神,如无“丝毫推陈出新,足以光宗耀祖者,是一笨子孙”“倘固步自封,安于已有,诚所谓无雄心壮志之庸俗懒汉”(《听天阁画谈随笔》)。这就是说,既要继承传统,能够代表固有的成就,又要推陈出新。这是纵向言。从横向来说,“外来的传统,亦须细心吸取,丰富营养,使学术之进步,更为快速,更为茁壮”;然须坚持一个原则:不可“减去自己的高阔”(《谈谈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为高峰增高阔,这是潘天寿先生“高峰意识”学术思想的具体主张。
手高
“技艺”(技巧)必须与“画艺”区别开来。技艺是一般的。西方学者科林伍德说:“技巧是可以从仓库里取出来的工具,人人能用。”画艺则是独特的,有创造性。没有技艺,成不了第一流的画家。第一流的画家,必有超出于一般技艺的东西。所以想要更好地欣赏和理解潘先生的作品,不能不知一般性的“技艺”,即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其特征主要在“笔墨”和“章法”。笔墨在中国画的表现中,是“常”,我虽已多次谈过,此处仍需一提。所谓知常达变,不知常何来变?
笔墨由“笔·墨”(用笔·用墨)和“结体方式”两方面构成。写文章称“谋篇”,需要选词、造句、成段、成篇,画之犹如写文章,作画的一点一画,成局部,连成全体,都是“笔墨”。“笔墨”作为概念,有一发展过程:用笔——“笔·墨”(用笔·用墨)——“笔墨”。
品高
潘先生的识高和手高,终究与他的品高有关。
中国文化注重的是伦理。投射到文艺中便有“道德文章”之说,在绘画中则有“人品画品”之论。我一直认为,这一传统是中国文化之本,也是中国绘画之本。他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画的关系,同时也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黄宾虹一再强调“讲书画不能不讲品格。有了为人之道,才可讲书画之道,直达向上,以至于至善。‘真、善、美’三字为近代论画之要旨,与古圣贤言论相合”。潘先生更是极为注重人品,他在《听天阁画谈随笔》中说:吾师弘一法师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可与唐书“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一语相印证。
有至大,至刚,至中,至正之气,蕴蓄于胸中,为学必尽其极,为事必得其全,旁及艺事,不求工而自能登峰造极。
他相信,人品与画品是一致的:松树每个人都会画,而八大画起来调子高,朱梦庐(偁)调子低。这就是意境。有的人先天品格不高,而修养也不大高,那么,松树的夭矫不群、高华、挺拔的味道就抓不到……内心里有意趣,(画)才能有意趣出来……八大山人的画,看到后内心都能提高几尺。
(节选)
【太极教育李老师●文摘分享】
太极寄宿考研李老师,给大家分享一段文摘:文化自信优美文案。
1.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
2.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
3.人无德不立,品德是为人之本。止于至善,是中华民族始终不变的人格追求。
4.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
5.中国有句古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
太极寄宿考研李老师,给大家分享一段文摘:文化自信优美文案。
1.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
2.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
3.人无德不立,品德是为人之本。止于至善,是中华民族始终不变的人格追求。
4.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
5.中国有句古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
在学术界,张政烺向来有“小王国维”和“活字典”的美誉,了解他的学者都佩服其学识渊博,以及研究问题中的钩稽贯串、抉幽阐微。张政烺的著述不以量多取胜,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不勤奋,而是他对学术论著立有很高的标准,故不轻易下笔。他认为,除非是某些甲骨文或金文材料难以释读,影响学术研究的进展,才有加以阐释的必要;或者是对长期以来因史料不足而未撰之文,对史料的搜集、研究已经“竭泽而渔”时方才下笔。他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撰著的有关甲骨文、金文考释的篇章,均是为解决某一学术难题而发,所以其结论能够历久弥新,长期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仅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所撰写的两篇小说史《〈封神演义〉的作者》和《讲史与咏史诗》而言,顾颉刚即称“其见解均精确不易”。史学界同行并不以论著数量衡量他,而是重视他撰写的每一篇文章的分量,服膺其才学与见识。20世纪50年代,童书业曾将张政烺与顾颉刚、吕思勉、陈寅恪、杨宽四位考证名家的学术风格作一比较,其见解值得我们珍视:“现在人所作历史研究文字,大都经不起复案,一复便不是这回事。其经得起复案者只五人:先生(指顾颉刚)、吕诚之、陈寅恪、杨宽、张政烺也。然吕先生有时只凭记忆,因以致误。陈先生集材,大抵只凭主要部分而忽其余,如正史中,只从《志》中搜集制度材料,而忘记《列传》中尚有许多零星材料,先生亦然,不能将细微资料搜罗净尽,以是结论有不正确者。杨宽所作,巨细无遗矣,而结论却下得粗。其无病者,仅张政烺一人而已。”顾颉刚听完童书业所言后,也说:“予之文字做得太快,故有此病,不若苑峰之谨慎与细密也。”当然,顾氏虚怀若谷不免谦辞,但二位先生对张政烺治学态度、方法与严谨求实学风的高度评价,对我们深刻认识张氏的严谨学风及对其治学的影响,实有重要意义。张政烺的文献学、目录学造诣也一向备受称赞。他曾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讲授文献学课程,甚获好评。杨向奎曾对其研究生说:“在中国,听过张政烺的古文献课,别人的文献课就不必听了。”他的目录学名作《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对《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的作者及相台本群经刊刻者进行了深入研究,长期以来为学界称道。此稿初撰于1943年,至1991年臻于完善之后才与读者见面。在这期间,他的学术观点早在学界得到普遍认可,并被赵万里编辑的《中国版刻图录》所采纳。他的广博学识与严谨学风在《宋江考》一文中同样得到充分的体现。此文撰于1953年,但几十年过去了,后人仅仅能为之增补一条史料。可见科学严谨的治史态度要求他“竭泽而渔”地搜集史料,对材料占有的充分、翔实恰恰体现了他严谨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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