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不与“垃圾人”争辩，你就赢了
我们用两年的时间学说话，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学闭嘴。
与人争辩，往往都来自于微小的事情，既消耗了时间，又浪费了好心情，还非常容易造成无法挽回的糟糕局面。
争吵就像挠痒痒，你越挠，就越痒。
有的时候，闭上嘴巴，平息头脑，反而更能一心一意做好自己，充实自己内心的力量。
《道德经》里讲：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有智慧的人，从来不屑与人争辩。
生活中，我们发现，有人特别喜欢和人争论，不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都得怼上几句。
结果消耗了自己大把时间、感情去做毫无意义的争执。
争论的最高境界就是不辩，不争辩不代表理亏，反而是内心无愧，不屑与之相争。
和智慧的人争辩，我们能从争辩中学知识，其乐无穷。
而面对有偏见的人、糊涂的人、不同层次的人，说话不对等，双方都争吵不到一起去，风马牛不相及，只能损心耗力。
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就要懒一些，不去招惹，不拉低自己。
01
不要和有偏见的人明是非
心存偏见的人对人对事都有着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事情的对与错、是与非，全凭他自己而定。
有一次，著名作家莫言请人吃饭，大家酒足饭饱之后桌子上还剩很多饭菜，农民出身的莫言不忍浪费便继续吃了起来。
这时，有人讽刺到：
“瞧瞧莫言吧，非把他那点钱吃回去不可。”
当时的莫言，好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后来，莫言在赴宴之前，喝了两碗稀饭、两个馒头，垫饱了肚子。
在宴席上，他吃得慢条斯理、温文尔雅。
结果一人却说：
“看看莫言那假模假样的劲儿，好像他只用门牙吃饭就能吃成贾宝玉似的。”
所以，我们不要和有偏见的人做多余的解释，也没必要为了迎合他们的而改变自己。
因为你无论怎么做，在有偏见的人眼里都是错的，如果你跟他解释些什么，他还会认为：“看吧，被我说中了！”
塞缪尔·约翰逊说：“心存偏见的人总是弱者。”
心存偏见的人大多都是对自己的生活不满，他不肯承认自己的偏执和软弱，就好像用言语针对一下别人，自己就会轻松地赢得什么优越感似的。
当心存偏见的人得知别人比他过得好，他认为别人是装的，得知别人比他过得不好，他认为别人是在卖可怜。
殊不知，心存偏见的人在卖弄偏见的时候，不仅失去了朋友，也失去了自身的品德。
和对的人谈论对的事，于两个人都是加法。
和错的人谈论对的事，于聪明人一定是减法。
所以，跟有偏见的人明是非，本身就是一件有失明智的事。
02
不要和糊涂的人争长短
《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桥段：
有一次，迎春的下人偷东西不承认，府上众姐妹帮迎春讨公道，迎春自己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林黛玉说：“如果二姐姐是个男人，将来一家大小如何裁治？”
我们都知道，一部《红楼梦》，千种女儿愁。女人不能披甲上阵立军功，却能在后院闯出另一番天地。
贾府管事的不是贾政，也不是贾琏，而是王熙凤。
其实，同为闺阁待嫁之女，林黛玉不好意思说迎春：“你这样，嫁人以后怎么管家？”
所以黛玉用“二姐若是男人”来规劝。
但是迎春不理解林黛玉的意思，笑着回答道：“多少男人尚于此，何况我哉。”
黛玉听了之后没再说什么，而是和旁边的宝钗相视而笑。
迎春最后的结局就是在丈夫孙绍祖的欺凌下结束了一生。
人生的一大错事：和糊涂人说明白话。
俗话说，与聪明人打交道是“如沐春风”，与糊涂人打交道却是“遇事生风”。
子曰：“不可与之言而言，谓之失言。”
孔子认为，和不通透的人共事，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因为即使说了，对方也无法理解，说多了只是徒增烦恼，甚至给自己带来没必要的麻烦。
之前听到过这样一个笑话：
古时候有两个人争执，一个人说四四十六，另一个人说四四十八，最后闹到府衙让县令明断，县令最终判四四十八的人无罪释放，判四四十六的人三十大板。
之后有人质疑县令为何如此这般，县令说：“跟糊涂的人争辩，就是更糊涂，不打他打谁。”
有智慧的人不要和糊涂的人争辩，讲道理的人也不要去糊涂的人那里寻找存在感。
因为我们无法说服一个糊涂的人，就像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个道理。
糊涂人的道理区别于哲学上的诡辩论。
诡辩论者会用一些理论去证实自己具有欺骗性的观点，这也是在辩论赛中经常被辩手使用的辩论方法。
而糊涂的人，根本就懒得证实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言论中大多充斥着“就是”“本来”“就这样”。
与糊涂的人争辩，聪明人本身就已经不占优势了，因为无论你说什么，他就说一句“事情本来就这样，你非得那样说”怼得你哑口无言。
糊涂的人有着自己的糊涂道理，在他们的世界里，那些糊涂道理就是真理。
这也是为什么不要与糊涂人争辩的原因之一，因为不会有结果，反而对方还会觉得你固执。
03
不要和无知的人辩道理
先秦神话集《齐谐》讲：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大意为：鹏往南方的大海迁徙的时候，翅膀拍打水面，能激起三千里的浪涛，环绕着旋风飞上了九万里的高空，乘着六月的风离开北海。
庄子的《逍遥游》中提到：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大意为：蝉和小斑鸠讥笑鹏，我们奋力而飞，碰到榆树和檀树就停止，有时飞不上去，落在地上就是了。何必要飞九万里到南海去呢？
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决定其自身的认知，生活中难免会遇到“蝉”和“斑鸠”的讥讽嘲笑，其实我们大可不必理会。
如果与其较真争辩，我们就会被对方拉低层次，在对方游刃有余的低层次认知里，我们肯定不会有胜算。
朝生暮死的菌草不知道黑夜与黎明。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蝉，不知道一年分四季。
《逍遥游》中还提到：
“古时楚国的南方有一种大树叫灵龟，它把五百年当作一个春季，五百年当作一个秋季。
上古时代有一种树叫做大椿，它把八千年当作一个春季，八千年当作一个秋季。”
永远不要和井底之蛙争吵，它看到的天空是圆规画的，而我们看到的天空是无限大的。
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我们又何必要求菌草与蝉拥有灵龟和大椿的胸怀呢?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
两个有旧仇的人在一处窄桥相遇，其中一人首先挑衅：“我从来不给狗让路。”
另一人面带微笑侧身：“而我恰恰相反，你先请吧。”
与认知层次和自己不同的人辩道理，不仅辩不出结果，也无疑是在给自己添堵。
和无知、小气的人争辩，赢的一方从来都不是那个聪明人。
不争不辩，才是最有利的回击。
放眼望去古今中外，真正成功的人从来不做没必要的事，也从来不与没必要的人争辩。
试图说服别人的功夫，倒不如自己读读书喝喝茶，陶冶一下心情，寻找自己新的提高。
反观现实中的我们，难免会与人争辩，辩生活、辩工作、辩见闻、辩真理。
既然无法避免争论，那就做一些有意义的争论。
避开那些有偏见的人、糊涂的人、见识短浅的人。只有这样，我们的每一次争论才会是正向的，于自己也是做加法的。
人这一生真正需要在意的是遵从自己的内心，看重自己的想法，内心丰盈的人从来不会活在别人眼里，更不会活在别人嘴里。
周国平说：
“每一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一定有一个对于他最合宜的位置，这个位置仿佛是在他降生时就给他准备好的，只等他有一天来认领。”
和不同位置的人争辩，是争不出个结果的。#职场那些事儿#
我们用两年的时间学说话，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学闭嘴。
与人争辩，往往都来自于微小的事情，既消耗了时间，又浪费了好心情，还非常容易造成无法挽回的糟糕局面。
争吵就像挠痒痒，你越挠，就越痒。
有的时候，闭上嘴巴，平息头脑，反而更能一心一意做好自己，充实自己内心的力量。
《道德经》里讲：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有智慧的人，从来不屑与人争辩。
生活中，我们发现，有人特别喜欢和人争论，不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都得怼上几句。
结果消耗了自己大把时间、感情去做毫无意义的争执。
争论的最高境界就是不辩，不争辩不代表理亏，反而是内心无愧，不屑与之相争。
和智慧的人争辩，我们能从争辩中学知识，其乐无穷。
而面对有偏见的人、糊涂的人、不同层次的人，说话不对等，双方都争吵不到一起去，风马牛不相及，只能损心耗力。
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就要懒一些，不去招惹，不拉低自己。
01
不要和有偏见的人明是非
心存偏见的人对人对事都有着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事情的对与错、是与非，全凭他自己而定。
有一次，著名作家莫言请人吃饭，大家酒足饭饱之后桌子上还剩很多饭菜，农民出身的莫言不忍浪费便继续吃了起来。
这时，有人讽刺到：
“瞧瞧莫言吧，非把他那点钱吃回去不可。”
当时的莫言，好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后来，莫言在赴宴之前，喝了两碗稀饭、两个馒头，垫饱了肚子。
在宴席上，他吃得慢条斯理、温文尔雅。
结果一人却说：
“看看莫言那假模假样的劲儿，好像他只用门牙吃饭就能吃成贾宝玉似的。”
所以，我们不要和有偏见的人做多余的解释，也没必要为了迎合他们的而改变自己。
因为你无论怎么做，在有偏见的人眼里都是错的，如果你跟他解释些什么，他还会认为：“看吧，被我说中了！”
塞缪尔·约翰逊说：“心存偏见的人总是弱者。”
心存偏见的人大多都是对自己的生活不满，他不肯承认自己的偏执和软弱，就好像用言语针对一下别人，自己就会轻松地赢得什么优越感似的。
当心存偏见的人得知别人比他过得好，他认为别人是装的，得知别人比他过得不好，他认为别人是在卖可怜。
殊不知，心存偏见的人在卖弄偏见的时候，不仅失去了朋友，也失去了自身的品德。
和对的人谈论对的事，于两个人都是加法。
和错的人谈论对的事，于聪明人一定是减法。
所以，跟有偏见的人明是非，本身就是一件有失明智的事。
02
不要和糊涂的人争长短
《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桥段：
有一次，迎春的下人偷东西不承认，府上众姐妹帮迎春讨公道，迎春自己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林黛玉说：“如果二姐姐是个男人，将来一家大小如何裁治？”
我们都知道，一部《红楼梦》，千种女儿愁。女人不能披甲上阵立军功，却能在后院闯出另一番天地。
贾府管事的不是贾政，也不是贾琏，而是王熙凤。
其实，同为闺阁待嫁之女，林黛玉不好意思说迎春：“你这样，嫁人以后怎么管家？”
所以黛玉用“二姐若是男人”来规劝。
但是迎春不理解林黛玉的意思，笑着回答道：“多少男人尚于此，何况我哉。”
黛玉听了之后没再说什么，而是和旁边的宝钗相视而笑。
迎春最后的结局就是在丈夫孙绍祖的欺凌下结束了一生。
人生的一大错事：和糊涂人说明白话。
俗话说，与聪明人打交道是“如沐春风”，与糊涂人打交道却是“遇事生风”。
子曰：“不可与之言而言，谓之失言。”
孔子认为，和不通透的人共事，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因为即使说了，对方也无法理解，说多了只是徒增烦恼，甚至给自己带来没必要的麻烦。
之前听到过这样一个笑话：
古时候有两个人争执，一个人说四四十六，另一个人说四四十八，最后闹到府衙让县令明断，县令最终判四四十八的人无罪释放，判四四十六的人三十大板。
之后有人质疑县令为何如此这般，县令说：“跟糊涂的人争辩，就是更糊涂，不打他打谁。”
有智慧的人不要和糊涂的人争辩，讲道理的人也不要去糊涂的人那里寻找存在感。
因为我们无法说服一个糊涂的人，就像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个道理。
糊涂人的道理区别于哲学上的诡辩论。
诡辩论者会用一些理论去证实自己具有欺骗性的观点，这也是在辩论赛中经常被辩手使用的辩论方法。
而糊涂的人，根本就懒得证实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言论中大多充斥着“就是”“本来”“就这样”。
与糊涂的人争辩，聪明人本身就已经不占优势了，因为无论你说什么，他就说一句“事情本来就这样，你非得那样说”怼得你哑口无言。
糊涂的人有着自己的糊涂道理，在他们的世界里，那些糊涂道理就是真理。
这也是为什么不要与糊涂人争辩的原因之一，因为不会有结果，反而对方还会觉得你固执。
03
不要和无知的人辩道理
先秦神话集《齐谐》讲：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大意为：鹏往南方的大海迁徙的时候，翅膀拍打水面，能激起三千里的浪涛，环绕着旋风飞上了九万里的高空，乘着六月的风离开北海。
庄子的《逍遥游》中提到：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大意为：蝉和小斑鸠讥笑鹏，我们奋力而飞，碰到榆树和檀树就停止，有时飞不上去，落在地上就是了。何必要飞九万里到南海去呢？
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决定其自身的认知，生活中难免会遇到“蝉”和“斑鸠”的讥讽嘲笑，其实我们大可不必理会。
如果与其较真争辩，我们就会被对方拉低层次，在对方游刃有余的低层次认知里，我们肯定不会有胜算。
朝生暮死的菌草不知道黑夜与黎明。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蝉，不知道一年分四季。
《逍遥游》中还提到：
“古时楚国的南方有一种大树叫灵龟，它把五百年当作一个春季，五百年当作一个秋季。
上古时代有一种树叫做大椿，它把八千年当作一个春季，八千年当作一个秋季。”
永远不要和井底之蛙争吵，它看到的天空是圆规画的，而我们看到的天空是无限大的。
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我们又何必要求菌草与蝉拥有灵龟和大椿的胸怀呢?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
两个有旧仇的人在一处窄桥相遇，其中一人首先挑衅：“我从来不给狗让路。”
另一人面带微笑侧身：“而我恰恰相反，你先请吧。”
与认知层次和自己不同的人辩道理，不仅辩不出结果，也无疑是在给自己添堵。
和无知、小气的人争辩，赢的一方从来都不是那个聪明人。
不争不辩，才是最有利的回击。
放眼望去古今中外，真正成功的人从来不做没必要的事，也从来不与没必要的人争辩。
试图说服别人的功夫，倒不如自己读读书喝喝茶，陶冶一下心情，寻找自己新的提高。
反观现实中的我们，难免会与人争辩，辩生活、辩工作、辩见闻、辩真理。
既然无法避免争论，那就做一些有意义的争论。
避开那些有偏见的人、糊涂的人、见识短浅的人。只有这样，我们的每一次争论才会是正向的，于自己也是做加法的。
人这一生真正需要在意的是遵从自己的内心，看重自己的想法，内心丰盈的人从来不会活在别人眼里，更不会活在别人嘴里。
周国平说：
“每一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一定有一个对于他最合宜的位置，这个位置仿佛是在他降生时就给他准备好的，只等他有一天来认领。”
和不同位置的人争辩，是争不出个结果的。#职场那些事儿#
#柔情史##我和妈妈的故事# 中国式母女的相爱相杀 文｜读者：款款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我和我妈 相爱相杀。”——这是电影《柔情史》印在海报上的一句宣传语，也是整部电影的故事核心所在，即一对普通母女“相爱相杀”的琐碎日常。
北漂女孩小雾是一个自由编剧，因为意外得到一笔稿费，她租下了胡同里的一个老房子，并期待着一个人的崭新生活。然而母亲却突然搬来同住，并将她荒谬的生活规则与偏执的行为方式强行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小雾备受折磨。于是独属于母女间的奇特战争开始了。她们在一蔬一饭间你来我往，仿佛乐此不疲地相互伤害着，又试图从彼此身上寻求慰藉。
电影由“奶”“羊蝎子”“瓜”三段组成，“吃”也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因为正是饭桌连缀了母亲的世界和女儿的世界，是两人之间唯一风平浪静的闲暇时刻。母亲当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对女儿目前身处的世界鞭长莫及。只有饭桌，是她唯一能找回存在感和安全感的地方。她在饭桌前将女儿一口口喂养长大，在饭桌前传递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在饭桌前成为一个母亲。
女儿小雾虽然看似独立自由，但面对生存困境和创作焦虑，她也在艰难地寻找自己的存在感。至于与母亲的争吵，尽管痛苦却也痛快，好似一场默契的游戏，让她短暂忘记外面的风雨。说到底，这其实是两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在笨拙地对抗世界、保护自己。而母女关系的微妙映照，又让女儿选择了与母亲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应对，于是矛盾、摩擦甚至战争就开始了。
美国心理学与女性研究荣誉教授菲利斯·切斯勒在《女性的负面》一书中，专门用了三个章节来讨论母女关系。在第五章中，她提到了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阿德里安城·里奇（Adrienne Rich）在其著作《女人所生：母性作为一种经验与制度》里引出的“惧母症”（matrophobia）概念。这是一种“愿望”，“彻底肃清母亲的所有束缚，成为个性鲜明的人、自由人”。对此，她还借另一位女性评论家的观点进一步阐释道：“在俄狄浦斯神话中，亲子杀父以便取而代之。相比之下，在新女性神话中，女儿‘弑’母是为了不必取而代之。”
然而大部分情况下，悲剧的宿命论都占了上风，那些女儿们一直努力想要逃离的，反而被根深蒂固地继承下来。在电影《春潮》里，金燕玲饰演的纪母和郝蕾饰演的建波，在将母女之间的角力升级的同时，也将不幸的人生延续。
比起小雾和母亲的“相爱相杀”，建波和母亲更像是仇敌，剩下的只有“相杀”。小雾和母亲会争吵翻脸，也会相携逛街，而在面对母亲如魔咒般喋喋不休的抱怨、控诉乃至谩骂时，建波早就放弃了言语的回击，始终保持冰冷的沉默。因为对于亲手砌起围墙，将自己围困在不幸过往里的母亲，言语是无效的。真正有力的回击或者说报复，是竖起浑身的刺，凡事叛逆而行。
战争止于母亲的病倒。背对母亲的病榻，看着窗外夜色里的霓虹，建波终于开口了。她诉说了从小被母亲漠然以对的委屈，以及母女矛盾的症结所在——父亲。尽管于母亲而言，父亲是罪恶和羞辱般的存在，但于她而言，父亲却是唯一给过她点滴温暖的人。可母亲却硬要摧毁这一点温暖，只为证明自己有多么地不幸。
“你想让我找一个好男人，有一个家，过体面的生活。我不，我就要你看见我现在的样子。”
是的，建波用承袭不幸的方式去反抗母亲的不幸，通过摧毁自己的人生来摧毁母亲的人生。这无疑是双输的惨烈结果。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惨烈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纵使没有如此激烈的冲突，相信每对母女也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类似的“紧迫”时刻。
爱恨交织，情仇难分。因为同性的境遇投射，尤其在父权和男权之下，处于弱势地位且面临纷繁压力的女性又普遍缺乏安全感，母女关系在所有家庭关系里也最为复杂和幽深。
香港大学婚姻与家族治疗硕士、简单心理认证心理咨询师李惠珠在《母女关系交织着复杂的爱恨情仇》一文中曾写道：“在成长的过程中，通常女儿与妈妈的关系紧密，边界模糊的关系使得彼此情绪相互影响着，女儿一方面要安抚妈妈的情绪，另一方面又吸收妈妈的情绪，融合分不出来。身为女儿，随着年龄增长，渐渐会觉得这个情绪似乎不是自己的，很想摆脱可又摆脱不了，觉得陷入母亲情绪的洞里，但是离开这个洞，似乎又背叛母亲。这样的矛盾挣扎，以及脱离不了的愤怒与无力感，让她纠缠而且进退两难。”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孝顺美德影响下，中国式母女关系更容易深陷这种“逃离-内疚-挣扎/争吵-逃离”的负性情绪循环，难以找到出口。而面对成年女儿的反抗，母亲的口头禅除了“都是为你好”，就是“再也不管你”。比起前者，后者杀伤力更大。因为它唤起的是孩童期的生存恐惧。
在《春潮》里，母亲会骂“白眼狼”，“你从小吃我的，喝我的，合着我养你就是让你来跟我顶嘴”；在《柔情史》里，母亲会大喊“你以为你的自由是什么换来的，你早该挣钱养活我了” 。
因为养育之恩，所以有了“管”的权力。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很多人都经历过被父母支配的恐惧。而作为母亲一生的投射和焦点，独生女所经历的被控制感只会更加强烈。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居家的人，称得上典型的贤妻良母。小的时候，尽管经济条件不好，母亲却总能把家里料理得妥帖温馨，而且常常用一双巧手制造着小小的惊喜。母亲尤擅织毛衣和扎辫子，我也因此经常被同学羡慕。母亲用浓浓的爱意将我包裹，但与此同时，也将我重重围困。
除了上学，只要我一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她就会恐慌。用我四婶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恨不得把你拴在裤腰带上”。整个成长期，我都在这张爱的罗网里左突右撞。直到进入大学，除了遵守至少每两天打一个电话的约定，作为反抗，我开始一两个月不回家。有一次，因为跟同学在外吃晚饭，我没有接母亲的电话。等再拿起手机，有18个未接来电。那一瞬间，往事历历，汹涌而来，我终于忍不住情绪崩溃。
如今回想起来，我才发现，那时的母亲是孤独的。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作为家庭主妇，母亲也没什么朋友。加上那个年代经济拮据、娱乐匮乏，我既是母亲的女儿，又是她的朋友、她的玩伴、她的生活目的、她的情感寄托。也正是因为慢慢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年来，我开始跟母亲真的像朋友那样相处，从前的那种紧张感也逐渐变得轻盈。
当然，物理距离的拉开是先决条件。远离之后，爱才能自由呼吸，否则就会在密闭空间里发酵成复杂难言的恨意。中国式母女关系，以及所有代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其实都源自界限感的缺失。而无论是痛苦转嫁还是爱的捆绑，都不过是具体表现形式而已。关于这一点，需要强调的是，“界限感”是对关系双方的要求。当我们想让母亲把女儿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时，我们也应该撕掉母亲的标签，把她也当作一个人、一个女人来看待。
母亲也是人，会有脆弱、愤怒、嫉妒、自私的时候；母亲也是第一次做母亲，会有彷徨、无助、忧郁、想要放弃的时候。中国的很多父母，其实并不清楚为什么要生孩子，或者在根本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成为了父母。而流传千年的“慈母”圣像塑造和主流文化里对“母爱伟大”的讴歌，都让母亲面临更大的压力。
我跟母亲关系的真正缓解，是从第一次明显看出她的衰老开始的。当我惊讶地发现母亲的模样变得比我记忆中瘦小时，就好像褪下了“母亲”这个壳，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母亲也是个普通人。前两年过年回家，如同当初她教我背唐诗一样，我教她使用智能手机，从那笨拙又用力的模样里，我瞥见了幼时的自己。有次国庆回家，我看懂了她眼里的喜欢，于是将口红送给她，并让出梳妆台，让她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开始涂抹，就像小时候我偷偷穿她的高跟鞋一样。与此同时，借助微信的文字和表情包，母亲的爱意有了更多的外露表达，而我也开始学着对母亲进行哄劝式的赞赏，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在乎。
在前述提到的两部电影里，两对母女的“相杀”也都因为母亲的“示弱”戛然而止。《柔情史》里是母亲黄昏恋的失败，《春潮》里是母亲的病倒。在《亲情无价》《热泪伤痕》《母女情深》等多部讲述母女关系的经典美国电影里，这也是让矛盾暂歇的通用情节。因为借由危机或生病而来的，其实是一次角色互换，一次婴儿回归。
随着母亲衰老，女儿成熟。身体、经济、认知、地位，在时间的催化下，母女关系也发生了调转。女儿变成母亲，母亲变成女儿，从而获得一次和解的机会。本质上母女一直互为镜像，是某种意义上的双生子。
从这个角度来说，看清自己身为人、身为女人的局限，才能找到一种自洽的方式，更好地与母亲相处。抛下“母爱是最伟大的”双重束缚，才能减轻女儿反抗的愧疚，并卸下母亲圣像的枷锁，真正透过“母亲”，看见母亲。
我和我妈 相爱相杀。”——这是电影《柔情史》印在海报上的一句宣传语，也是整部电影的故事核心所在，即一对普通母女“相爱相杀”的琐碎日常。
北漂女孩小雾是一个自由编剧，因为意外得到一笔稿费，她租下了胡同里的一个老房子，并期待着一个人的崭新生活。然而母亲却突然搬来同住，并将她荒谬的生活规则与偏执的行为方式强行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小雾备受折磨。于是独属于母女间的奇特战争开始了。她们在一蔬一饭间你来我往，仿佛乐此不疲地相互伤害着，又试图从彼此身上寻求慰藉。
电影由“奶”“羊蝎子”“瓜”三段组成，“吃”也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因为正是饭桌连缀了母亲的世界和女儿的世界，是两人之间唯一风平浪静的闲暇时刻。母亲当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对女儿目前身处的世界鞭长莫及。只有饭桌，是她唯一能找回存在感和安全感的地方。她在饭桌前将女儿一口口喂养长大，在饭桌前传递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在饭桌前成为一个母亲。
女儿小雾虽然看似独立自由，但面对生存困境和创作焦虑，她也在艰难地寻找自己的存在感。至于与母亲的争吵，尽管痛苦却也痛快，好似一场默契的游戏，让她短暂忘记外面的风雨。说到底，这其实是两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在笨拙地对抗世界、保护自己。而母女关系的微妙映照，又让女儿选择了与母亲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应对，于是矛盾、摩擦甚至战争就开始了。
美国心理学与女性研究荣誉教授菲利斯·切斯勒在《女性的负面》一书中，专门用了三个章节来讨论母女关系。在第五章中，她提到了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阿德里安城·里奇（Adrienne Rich）在其著作《女人所生：母性作为一种经验与制度》里引出的“惧母症”（matrophobia）概念。这是一种“愿望”，“彻底肃清母亲的所有束缚，成为个性鲜明的人、自由人”。对此，她还借另一位女性评论家的观点进一步阐释道：“在俄狄浦斯神话中，亲子杀父以便取而代之。相比之下，在新女性神话中，女儿‘弑’母是为了不必取而代之。”
然而大部分情况下，悲剧的宿命论都占了上风，那些女儿们一直努力想要逃离的，反而被根深蒂固地继承下来。在电影《春潮》里，金燕玲饰演的纪母和郝蕾饰演的建波，在将母女之间的角力升级的同时，也将不幸的人生延续。
比起小雾和母亲的“相爱相杀”，建波和母亲更像是仇敌，剩下的只有“相杀”。小雾和母亲会争吵翻脸，也会相携逛街，而在面对母亲如魔咒般喋喋不休的抱怨、控诉乃至谩骂时，建波早就放弃了言语的回击，始终保持冰冷的沉默。因为对于亲手砌起围墙，将自己围困在不幸过往里的母亲，言语是无效的。真正有力的回击或者说报复，是竖起浑身的刺，凡事叛逆而行。
战争止于母亲的病倒。背对母亲的病榻，看着窗外夜色里的霓虹，建波终于开口了。她诉说了从小被母亲漠然以对的委屈，以及母女矛盾的症结所在——父亲。尽管于母亲而言，父亲是罪恶和羞辱般的存在，但于她而言，父亲却是唯一给过她点滴温暖的人。可母亲却硬要摧毁这一点温暖，只为证明自己有多么地不幸。
“你想让我找一个好男人，有一个家，过体面的生活。我不，我就要你看见我现在的样子。”
是的，建波用承袭不幸的方式去反抗母亲的不幸，通过摧毁自己的人生来摧毁母亲的人生。这无疑是双输的惨烈结果。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惨烈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纵使没有如此激烈的冲突，相信每对母女也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类似的“紧迫”时刻。
爱恨交织，情仇难分。因为同性的境遇投射，尤其在父权和男权之下，处于弱势地位且面临纷繁压力的女性又普遍缺乏安全感，母女关系在所有家庭关系里也最为复杂和幽深。
香港大学婚姻与家族治疗硕士、简单心理认证心理咨询师李惠珠在《母女关系交织着复杂的爱恨情仇》一文中曾写道：“在成长的过程中，通常女儿与妈妈的关系紧密，边界模糊的关系使得彼此情绪相互影响着，女儿一方面要安抚妈妈的情绪，另一方面又吸收妈妈的情绪，融合分不出来。身为女儿，随着年龄增长，渐渐会觉得这个情绪似乎不是自己的，很想摆脱可又摆脱不了，觉得陷入母亲情绪的洞里，但是离开这个洞，似乎又背叛母亲。这样的矛盾挣扎，以及脱离不了的愤怒与无力感，让她纠缠而且进退两难。”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孝顺美德影响下，中国式母女关系更容易深陷这种“逃离-内疚-挣扎/争吵-逃离”的负性情绪循环，难以找到出口。而面对成年女儿的反抗，母亲的口头禅除了“都是为你好”，就是“再也不管你”。比起前者，后者杀伤力更大。因为它唤起的是孩童期的生存恐惧。
在《春潮》里，母亲会骂“白眼狼”，“你从小吃我的，喝我的，合着我养你就是让你来跟我顶嘴”；在《柔情史》里，母亲会大喊“你以为你的自由是什么换来的，你早该挣钱养活我了” 。
因为养育之恩，所以有了“管”的权力。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很多人都经历过被父母支配的恐惧。而作为母亲一生的投射和焦点，独生女所经历的被控制感只会更加强烈。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居家的人，称得上典型的贤妻良母。小的时候，尽管经济条件不好，母亲却总能把家里料理得妥帖温馨，而且常常用一双巧手制造着小小的惊喜。母亲尤擅织毛衣和扎辫子，我也因此经常被同学羡慕。母亲用浓浓的爱意将我包裹，但与此同时，也将我重重围困。
除了上学，只要我一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她就会恐慌。用我四婶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恨不得把你拴在裤腰带上”。整个成长期，我都在这张爱的罗网里左突右撞。直到进入大学，除了遵守至少每两天打一个电话的约定，作为反抗，我开始一两个月不回家。有一次，因为跟同学在外吃晚饭，我没有接母亲的电话。等再拿起手机，有18个未接来电。那一瞬间，往事历历，汹涌而来，我终于忍不住情绪崩溃。
如今回想起来，我才发现，那时的母亲是孤独的。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作为家庭主妇，母亲也没什么朋友。加上那个年代经济拮据、娱乐匮乏，我既是母亲的女儿，又是她的朋友、她的玩伴、她的生活目的、她的情感寄托。也正是因为慢慢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年来，我开始跟母亲真的像朋友那样相处，从前的那种紧张感也逐渐变得轻盈。
当然，物理距离的拉开是先决条件。远离之后，爱才能自由呼吸，否则就会在密闭空间里发酵成复杂难言的恨意。中国式母女关系，以及所有代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其实都源自界限感的缺失。而无论是痛苦转嫁还是爱的捆绑，都不过是具体表现形式而已。关于这一点，需要强调的是，“界限感”是对关系双方的要求。当我们想让母亲把女儿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时，我们也应该撕掉母亲的标签，把她也当作一个人、一个女人来看待。
母亲也是人，会有脆弱、愤怒、嫉妒、自私的时候；母亲也是第一次做母亲，会有彷徨、无助、忧郁、想要放弃的时候。中国的很多父母，其实并不清楚为什么要生孩子，或者在根本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成为了父母。而流传千年的“慈母”圣像塑造和主流文化里对“母爱伟大”的讴歌，都让母亲面临更大的压力。
我跟母亲关系的真正缓解，是从第一次明显看出她的衰老开始的。当我惊讶地发现母亲的模样变得比我记忆中瘦小时，就好像褪下了“母亲”这个壳，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母亲也是个普通人。前两年过年回家，如同当初她教我背唐诗一样，我教她使用智能手机，从那笨拙又用力的模样里，我瞥见了幼时的自己。有次国庆回家，我看懂了她眼里的喜欢，于是将口红送给她，并让出梳妆台，让她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开始涂抹，就像小时候我偷偷穿她的高跟鞋一样。与此同时，借助微信的文字和表情包，母亲的爱意有了更多的外露表达，而我也开始学着对母亲进行哄劝式的赞赏，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在乎。
在前述提到的两部电影里，两对母女的“相杀”也都因为母亲的“示弱”戛然而止。《柔情史》里是母亲黄昏恋的失败，《春潮》里是母亲的病倒。在《亲情无价》《热泪伤痕》《母女情深》等多部讲述母女关系的经典美国电影里，这也是让矛盾暂歇的通用情节。因为借由危机或生病而来的，其实是一次角色互换，一次婴儿回归。
随着母亲衰老，女儿成熟。身体、经济、认知、地位，在时间的催化下，母女关系也发生了调转。女儿变成母亲，母亲变成女儿，从而获得一次和解的机会。本质上母女一直互为镜像，是某种意义上的双生子。
从这个角度来说，看清自己身为人、身为女人的局限，才能找到一种自洽的方式，更好地与母亲相处。抛下“母爱是最伟大的”双重束缚，才能减轻女儿反抗的愧疚，并卸下母亲圣像的枷锁，真正透过“母亲”，看见母亲。
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
黑格尔的辩证法
黑格尔也称这三个知识的阶段为“正”、“反”、“合”。举例来说，你可以称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为“正”，那么与他正好相反的休谟的经验主义就是“反”，但这两种思潮之间的矛盾或紧张状态，后来被康德的“合”给消除了。康德同意理性主义者的部分论点，但也同意经验主义者的部分论点。康德的“合”现在成了另外一个三段式发展的起点，因为一个“合”也会有另一个新的“反”与它相抵触。
这一切都非常理论。可是，黑格尔并不认为这样的描述是把历史压缩为某种架构。他认为历史本身就展现了这种辩证模式。他并因此宣称他已经发现了理性发展（或世界精神透过历史进展）的若干法则。
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仅适用于历史。当我们讨论事情时，我们也是以辩证的方式来思考。我们会试着在别人所说的道理中找出缺失。黑格尔称之为“否定的思考”。可是当我们在一个道理中找到缺点时，我们也会把它的优点保存下来。
例如：当社会主义者和保守派人士一起坐下来讨论如何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由于他们的思想形态互相矛盾，因此彼此间很快就会出现紧张状态。在争辩的过程中，双方的论点中最佳的部分通常都会显现出来。当我们正在讨论问题时，并不容易看出哪一方的说法比较合理。可以说，究竟谁是谁非，必须用历史来决定。可以站得住脚的就是有道理的。
也就是说，能够留存下来的观点就是对的。反过来说也就是：对的才能留存下来。
比如在150年前，有很多人为妇女争取权益，但也有许多人激烈反对。今天我们阅读双方的论点是，并不难看出哪一方的意见比较“有道理”，但不要忘了我们这是后见之明，“事实证明”，那些争取两性平等的人是对的，如果我们在书上读到自己的祖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定有很多人会觉得很难为情。
黑格尔说，男女之不同犹如植物与动物之不同，动物具有较多的男人性格，植物则较具女人性格，因为女人的发展基本上属于静态的。在本质上她是一个犹豫不决的感情体系。如果有女性来领到领导政府，则国家将有覆亡之虞，因为她们并不是依据整体的需求行动。而是随兴之所至而决定的。女人主要是透过生活而非读书吸收思想，借此获得某种教育。相反的，男人为了在社会上争取一席之地，则必须勤练技能，苦心研读。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足以证明人们对于事情合理与否的观念一直都是随时间改变。它显示黑格尔也会受到当代观念的影响。我们也是。我们心中“很理所当然”的看法也不一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黑格尔时代有许多男人大放厥厥辞，声称女人不如男人，但事实上，他们这种做法正加速了女权运动的发展。
他们提出了一个“正题”，为什么呢，因为妇女已经开始反抗了。否则如果大家的看法一致，就没有必要再发表意见了。而他们愈是高唱女人不如男人的论调，否定的力量也就变得更强。
可以说一种意见，如果能受到激烈的反对，那是再好不过的是。因为反对者愈极端，他们所激发的反应也就愈强，有人说这是“谷子越多，磨坊就磨得越起劲”。
从纯粹逻辑或哲学的观点来看，两个观念之间总是存在有一种辩证式的紧张关系，
例如：如果我思考“存在”这个概念，我势必需要引进“不存”在这个相反的概念。你不可能思考自我的存在而不立即体悟自己不会永远存在的事实。然后“存在”和“不存在”之间的紧张关系被“变化”这个观念消除了。因为如果某件事物正在变化的过程中，则它可以算是“存在”，也可以算是“不存在”。
因此，黑格尔的理性有一种动态的逻辑，既然“事实”的特性就是会有相反的事物，因此要描述事实就必须同样描述与事实相反的事物。
浪漫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吗？这种个人主义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也遇到了它的否定或相反，黑格尔强调他所谓的“客观的”力量，意思就是家庭和国家。你也可以说黑格尔对个人保持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他认为个人是团体的一个有机的部分。理性（或世界精神）必须透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能彰显。
理性最主要是透过语言而显现，而我们说什么语言是一出生就注定的。即使没有汉生先生这个人，挪威语也一样很好，但汉生先生没有挪威话就不行了。因此，并不是个人造就语言，而是语言造就个人。
除了语言之外，我们会有哪一种历史背景也是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没有人和这类背景之间有一种“自由”的关系。因此，那些无法在国家中找到定位的人就是没有历史的人。你也许还记得这种观点也是雅典哲学家的重点。没有人民，固然就没有国家，但如果没有国家，也就没有人民。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国家并不只是由人民形成的一个集合。因此，黑格尔说人不能“舍弃社会”。因此，如果有人对他们所生长的社会不屑一顾，而一心一意只想“寻找自己的灵魂”是会受到耻笑的。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个人不能发现自我，只有世界精神能够发现自我。
黑格尔说，世界精神回到自我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说，世界精神在经历三个阶段后才意识到自我。
首先世界精神意识到自我在个人中的存在。黑格尔称此为主观精神。然后它在家庭、社会与国家之中达到最高的意识。黑格尔称之为客观精神，因为它在人与人之间互动显现。第三个阶段就是世界精神是“绝对的精神”中达到最高形式的自我实现。这个“绝对精神”就是艺术、宗教或哲学。其中又以哲学为最高形式的知识，因为，在哲学中，世界精神思考它对于历史的冲击，因此，世界精神是最先在哲学家中发现了它的自我。不妨说，哲学是世界精神的镜子。
黑格尔的辩证法
黑格尔也称这三个知识的阶段为“正”、“反”、“合”。举例来说，你可以称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为“正”，那么与他正好相反的休谟的经验主义就是“反”，但这两种思潮之间的矛盾或紧张状态，后来被康德的“合”给消除了。康德同意理性主义者的部分论点，但也同意经验主义者的部分论点。康德的“合”现在成了另外一个三段式发展的起点，因为一个“合”也会有另一个新的“反”与它相抵触。
这一切都非常理论。可是，黑格尔并不认为这样的描述是把历史压缩为某种架构。他认为历史本身就展现了这种辩证模式。他并因此宣称他已经发现了理性发展（或世界精神透过历史进展）的若干法则。
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仅适用于历史。当我们讨论事情时，我们也是以辩证的方式来思考。我们会试着在别人所说的道理中找出缺失。黑格尔称之为“否定的思考”。可是当我们在一个道理中找到缺点时，我们也会把它的优点保存下来。
例如：当社会主义者和保守派人士一起坐下来讨论如何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由于他们的思想形态互相矛盾，因此彼此间很快就会出现紧张状态。在争辩的过程中，双方的论点中最佳的部分通常都会显现出来。当我们正在讨论问题时，并不容易看出哪一方的说法比较合理。可以说，究竟谁是谁非，必须用历史来决定。可以站得住脚的就是有道理的。
也就是说，能够留存下来的观点就是对的。反过来说也就是：对的才能留存下来。
比如在150年前，有很多人为妇女争取权益，但也有许多人激烈反对。今天我们阅读双方的论点是，并不难看出哪一方的意见比较“有道理”，但不要忘了我们这是后见之明，“事实证明”，那些争取两性平等的人是对的，如果我们在书上读到自己的祖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定有很多人会觉得很难为情。
黑格尔说，男女之不同犹如植物与动物之不同，动物具有较多的男人性格，植物则较具女人性格，因为女人的发展基本上属于静态的。在本质上她是一个犹豫不决的感情体系。如果有女性来领到领导政府，则国家将有覆亡之虞，因为她们并不是依据整体的需求行动。而是随兴之所至而决定的。女人主要是透过生活而非读书吸收思想，借此获得某种教育。相反的，男人为了在社会上争取一席之地，则必须勤练技能，苦心研读。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足以证明人们对于事情合理与否的观念一直都是随时间改变。它显示黑格尔也会受到当代观念的影响。我们也是。我们心中“很理所当然”的看法也不一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黑格尔时代有许多男人大放厥厥辞，声称女人不如男人，但事实上，他们这种做法正加速了女权运动的发展。
他们提出了一个“正题”，为什么呢，因为妇女已经开始反抗了。否则如果大家的看法一致，就没有必要再发表意见了。而他们愈是高唱女人不如男人的论调，否定的力量也就变得更强。
可以说一种意见，如果能受到激烈的反对，那是再好不过的是。因为反对者愈极端，他们所激发的反应也就愈强，有人说这是“谷子越多，磨坊就磨得越起劲”。
从纯粹逻辑或哲学的观点来看，两个观念之间总是存在有一种辩证式的紧张关系，
例如：如果我思考“存在”这个概念，我势必需要引进“不存”在这个相反的概念。你不可能思考自我的存在而不立即体悟自己不会永远存在的事实。然后“存在”和“不存在”之间的紧张关系被“变化”这个观念消除了。因为如果某件事物正在变化的过程中，则它可以算是“存在”，也可以算是“不存在”。
因此，黑格尔的理性有一种动态的逻辑，既然“事实”的特性就是会有相反的事物，因此要描述事实就必须同样描述与事实相反的事物。
浪漫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吗？这种个人主义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也遇到了它的否定或相反，黑格尔强调他所谓的“客观的”力量，意思就是家庭和国家。你也可以说黑格尔对个人保持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他认为个人是团体的一个有机的部分。理性（或世界精神）必须透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能彰显。
理性最主要是透过语言而显现，而我们说什么语言是一出生就注定的。即使没有汉生先生这个人，挪威语也一样很好，但汉生先生没有挪威话就不行了。因此，并不是个人造就语言，而是语言造就个人。
除了语言之外，我们会有哪一种历史背景也是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没有人和这类背景之间有一种“自由”的关系。因此，那些无法在国家中找到定位的人就是没有历史的人。你也许还记得这种观点也是雅典哲学家的重点。没有人民，固然就没有国家，但如果没有国家，也就没有人民。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国家并不只是由人民形成的一个集合。因此，黑格尔说人不能“舍弃社会”。因此，如果有人对他们所生长的社会不屑一顾，而一心一意只想“寻找自己的灵魂”是会受到耻笑的。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个人不能发现自我，只有世界精神能够发现自我。
黑格尔说，世界精神回到自我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说，世界精神在经历三个阶段后才意识到自我。
首先世界精神意识到自我在个人中的存在。黑格尔称此为主观精神。然后它在家庭、社会与国家之中达到最高的意识。黑格尔称之为客观精神，因为它在人与人之间互动显现。第三个阶段就是世界精神是“绝对的精神”中达到最高形式的自我实现。这个“绝对精神”就是艺术、宗教或哲学。其中又以哲学为最高形式的知识，因为，在哲学中，世界精神思考它对于历史的冲击，因此，世界精神是最先在哲学家中发现了它的自我。不妨说，哲学是世界精神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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