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博士吗？

在中国，博士早已车载斗量，何足道哉。何况，虽有博士头衔，谁敢扪心自问“我确是‘博士’吗”？

根据教育部2010年年底统计数据，2000年毕业博士1.1万人，到2009年已有4.9万人，一过头翻升近5倍；从招生人数看，2000年招收博士生2.5万人，2009年竟达到6.2万人，增长2.5倍。仅2009年，博士学位授予数就高达4.7万人、在学博士生24.6万人。推荐阅读：全国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最多的十所大学，第一名竟然不是北大，也不是清华！

几年以前，我国博士人数跃居世界第三位，次于美国和德国。如今超德越美，成为世界第一，俨然“中华人民博士国”矣。

2010年研究生招生数目继续扩大，其中硕士研究生扩招5%、博士生扩招2.5%。这些数字，连海峡对岸都看得傻眼，台湾《旺报》10月26日转述美国德州理工大学来自中国大陆的教授蓝云之言，称与美国大学相比，大陆招收的博士生“人数多得不可想象”：这在美国大学是不可思议的。像德州理工大学3万多人，一年毕业的研究生也才200名。

我曾问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了解其博士生招生规模，得到的答案让我稍感惊讶。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每年拟招收博士生十人，但招考难度大，不但需要通过笔试，还要进行学术水准评估，以及口试，许多人知难而退，不敢问津，因此常常不能招满十人，一般招收五六人而已。

在台湾大学读博士，颇不容易，需要满足严格条件才能毕业，比如至少要到外国留学九十天以上，还要发表特定数量的论文，毕业论文的水准要求很高，决不可能蒙混过关，因此从入学到毕业一般要经过六年到八年的时间。

在台湾，一般有志于学术的才会报考博士，官场人士的博士比例不大，其中有些是学而优则仕，在学界成为知名教授、学者之后，被延请、任命为部会首长，如林山田教授、翁岳生教授、苏永钦教授等，或者自己投身政治，参加选战，马英九就属于这一类。为了仕途前程而到大学混一个博士学位的，即使有，恐怕也寥若晨星，与中国大陆的情形决不相侔。

中国大陆博士生数量庞大，这种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一味扩招，造成每年博士多则多矣，学术水平和品质却不见提升，甚至有所下降。

以法学为例，本来博士论文需确立一个命题，但几乎所有论文都只有主题没有命题，在某一主题（如“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之下，将主题涵盖的内容方方面面都写到，其中当然少不了外国资料和历史沿革的铺陈，篇章结构往往都是教科书体例，通读全文，字数不少，黑压压密麻麻，就是看不到有任何创见。

这也就罢了，有人还会拿论文集似的博士论文去蒙取学位，题目十分空泛，内容浅陋可哂。即使这样的所谓博士论文，也都能顺利通过，答辩委员会都是友好委员构成的，即使交来的是一坨屎，也都能被评定为合格。

如今博士学位的取得确实容易，在校生三年能抱得博士证书出门，在职生一般也能在四年以内胜利毕业。

本来一些学校确定了取得博士学位应在一定规格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特定数量的论文，于是有门道的学生就去拉关系、肯出钱的就去买版面，一些学校见学生不容易达到毕业标准，就降低标准，放低门槛，于是乎智愚贤不肖，皆大欢喜，毕业时都可以跳着脚向空中扔方帽了。世上无难事，才滚锅冒泡似的涌现满坑满谷的博士。

博士之所以泛滥，原因在于我们忘记了博士生培养属于精英教育而不是大众教育，培养博士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学术人才而不是各路豪杰。

曾听一位留学日本的朋友谈起，他的导师田口守一教授担任教授已经三十年，只招收过四个博士生。换了中国，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我们往往忽略的一个常识是，博士文凭既不必要也不应该普及。这个社会实际需要的博士根本就不是每年要千取万，如今博士成群，每天在校园里到处施施而行，有时蜂拥而过，到了找工作的时候就难免要愁得眼眉直往下掉毛。

不照顾社会需求胡招乱招，小则连一些自视甚高的学生也惊觉理想的工作已经没那么好找，大则使我们成为低劣文凭泛滥的大国。

我们早晚有一天将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博士吗？

　　地处首都核心区、西长安街以南的西绒线胡同，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西长安街派出所矗立其间。4.24平方公里辖区内，汇集了大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资源和8万多常住、流动人口——这个派出所是全国离“红墙”最近的派出所，也是首都公安干警践行“红墙意识”、当好“红墙卫士”的重要阵地。记者日前来此走访，了解民警们身卫红墙、心系百姓的动人故事。 　　24小时身边“好邻居” 　　做强基层、做实基础是党中央对公安工作的重点要求。如果说西长安街派出所开展基础工作是24小时“连轴转”，那也毫不为过。 　　记者14日见到青年民警姚晓腾时，他又熬了一宿，说话时嗓子已经略带沙哑。2020年来到西长安街义达里社区担任社区民警，姚晓腾边开展工作边给自己“补课”——他是全国杰出社区民警、影片《社区民警故事》原型李国平的徒弟，“师父立好了标杆，做好了铺垫，我必须把工作做得更实、更透，把老民警踏实肯干的劲头传承好、发扬好。” 　　义达里社区是典型的老旧社区，人多事杂。除了对门店、出租房、流动人口常态化开展检查、排除安全隐患等工作外，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也是姚晓腾工作的重中之重。 　　去年底，姚晓腾帮助社区内一位年近90岁的老奶奶解决了大难题：因子女赡养问题，老奶奶独居在平房，身患疾病加之生活拮据，平时生活没人照料，经常捡拾一些杂物随便堆放，不仅引来邻居投诉，还是火灾隐患。了解这一情况后，姚晓腾主动向前一步，不回避矛盾问题，找来老奶奶的子女调解纠纷，联系机构安置老人……如今，老人有了新归宿，院落也整洁了。 　　虽然来社区时间不长，居民却早就把姚晓腾当成最可依赖的“好邻居”——在他所在的社区警务室，常年放着十几把家门钥匙。“大爷大妈谁记性不好忘带钥匙了，谁需要去锁个门、送个饭，都会联系我。”姚晓腾说。 　　24小时的“全时守候”，既有社区民警们把社区警务站当成家的值守，也有派出所夜巡队员的付出：早8点到晚9点，辖区11位社区民警全员在岗，晚9点至第二天早8点，夜巡队员出征“护航”……“条块联动最大限度提升见警率，辖区可防性案件做到基本不发生。”西长安街派出所所长崔健说。 　　民生小事，件件当大事 　　百姓遇到的小案件、小纠纷，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置、解决，往往埋下隐患。身处首都特殊重要的地理位置，就是要确保此类风险动态清零。 　　六部口社区民警车志强从警已有28年，在社区工作的11年间，他最大的收获就是把群众工作捋顺了——“转变了过去老百姓对警察管得多、服务少的印象。”车志强说，实现这种观念上的改变，就要从细微处着手。 　　比如，来社区修理管道的工人，一时大意把工作用的平板电脑遗失在施工处。“穷尽手段也要帮着找。”车志强毫不搪塞，一遍遍看监控，发现是保洁人员在打扫时收走，迅速联系街道相关部门找到当事人，不到1个小时物归原主。 　　拥有法律职业资格的姚晓腾是社区居民眼中的法律专家，遇到难解的纠纷、困惑，大家总会第一时间想到他。2020年初，由姚晓腾等3名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民警和司法所人民调解员共同参加的“晓腾法治室”正式建成。 　　最近，姚晓腾就调解了一起黄城根南街租户和房东之间的纠纷：双方未签订格式合同，租户入住前进行了精装修，之后双方对租期、租金上涨差异发生纠纷，长期未能解决。姚晓腾利用自身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优势，不断走访了解实情，考虑双方利益，两个月进行了4次调解，终于促成了矛盾妥善解决。 　　“从事实出发，把工作做细致了，把法和理讲透了，才能让双方都心平气和地接受调解。”姚晓腾说，两年来，“晓腾法治室”已经摸排矛盾纠纷43起，调处化解41起，社区矛盾纠纷警情下降八成。 　　崔健介绍，西长安街派出所还在辖区11个社区分别设立居民议事厅，整合社区、楼门楼长等力量，与司法、信访、住建等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商，对摸排出的矛盾纠纷“综合会诊”，有力推动了700余件矛盾定分止争。 　　政治建警深入推进 　　推进政治建警，西长安街派出所党支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深入推进“最强党支部”创建，为各项工作开展提供坚强保障。 　　据介绍，派出所党支部推出班子成员带头出现场、值班所领导值守指挥室、备班所领导一线查勤、现职领导“后夜替岗”等制度，实现了街面24小时有干部巡控、指挥室24小时有干部盯守、敏感案事件24小时有干部盯办，充分发挥“头雁作用”，全面营造民警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激发了岗位建功的昂扬斗志。 　　社区民警们为了不耽误白天社区工作，每次排班的时候都争取把自己执勤时段安排到凌晨五、六点，多点时间和大爷大妈们聊天、了解他们的需求，多点时间给他们提供帮助。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无微不至体察民情 关爱有加胜似亲人”“为民排忧情深似海 尽职尽责关爱百姓”……在西长安街派出所，记者看到的锦旗不计其数。“帮助换来感激，感激换来配合。”崔健说，一个辖区的平安稳定，离不开多方共建共治，更离不开警民鱼水情深。

中央级媒体关注我县“田管家”种田组织管理创新模式

3月17日，中央级媒体《新华每日电讯》《科技日报》同一天在3版头条，刊登全国种粮大户金川镇魏仕连创新运用“田管家”种田组织管理模式，有效推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乡村振兴。新华网、今日头条等媒体纷纷转载。

金川长港 “田管家”管好“春耕田”
“突！突！突！”一台耕田机翻滚着齿轮，机械手操纵着机器，在田野里来回“奔跑”，几分钟后，偌大的一块田地被翻耕得疏松平整。在江西省新干县金川镇长港村，春耕备耕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经过春风细雨滋润的田野散发着泥土的清香，农户和“田管家”们抢抓农时整地、育苗、覆膜，一片片良田沃土焕发出勃勃生机。

“田管家”走马上任保春耕
一年之计在于春，农时不等人。
3月16日一早，趁着晴好天气，江西省新干县金川镇长港村种粮大户魏仕连带着记者和村民一起下了田，离田地还有一段距离，油菜花香夹杂着浓郁泥土的气味就扑鼻而来,仿佛迫不及待地告诉人们春天来了。“我们农场今年流转了土地2860亩，还有新购了10台高速插秧机，以备今年的早稻生产，今年在早稻种植面积上比去年增加10%左右。”魏仕连带着“田管家”一边犁地一边与记者聊到，春耕的育种现在已经启动，第一批种子在3月9日之前就已经通过机器插秧播下了，他现在采取“田管家”的种田组织管理新模式，依托他创办的新干县华鑫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实行了“总部”主导——层级分管——工资保障——利益分红的组织管理模式。

王园儿是魏仕连委托的一名资深“田管家”，两人合作了好多年，每年托管水田1000多亩。王园儿之前也在外承包过地，由于各方面原因，亏得一蹶不振，处于“失业”状态。魏仕连看中他有技术肯做事，邀请他当“田管家”。水田机耕、育种插苗、农药播撒等，只要王园儿能做的，都由他亲自管理。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或一些田间杂事，王园儿则再细分给一些“小管家”。“我每月工资3000元左右，加上分红，一年收入12万多元，比之前自己创业收入高多了。”谈起自己的新职业，王园儿笑着说道。

齐抓田间事儿共管“饭碗田”
忙完了田里的活儿，魏仕连与“田管家”们一起讨论春耕相关事宜，在其讨论的分工图上记者看到，家庭农场的场长为魏仕连，其下面分为了4个分场，每个分场都有2名负责人，这4个分场下还划分了4名责任人。在另一张图上则用圆点标注着魏仕连承包水田的位置，位置旁边则写着各区域“田管家”的名单。记者数了数，大小“管家”有近20名。
“田管家”的“管”在哪？“‘田管家’模式有大队长、小队长、组长还有包片人。”魏仕连介绍说，“我们2800亩田的运作模式就是由两名大队长总承包，然后他们再划分了4个小队长，小队长又有5-6个小组长的模式，带他们建立田间管理。”小组长在具体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呢？“放水、处理病虫害、施肥、打药等，主要是围绕着我们水稻生产方面的一些细节上做好技术工作。”魏仕连说，“田管家”们各司其职，从种子购买到农资购进、田间管理，再到收割销售，为“总部”提供“一条龙”服务。

据了解，在收入方面，“田管家”们既拿工资，又有分红，比自己种地要划算得多。“田管家”通过在合作社务工，每年可以实现增收4万余元，一些“田管家”通过年底分红收入可超过10万元。魏仕连笑着对记者说，有了“田管家”，他当起了“甩手掌柜”，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研究国家惠农政策、规模化经营、现代化管理和水稻种植技术。
近年来，江西一些地区粮食生产正在经历从“散户”向“大户”的转变，“田管家”这种新颖的种田组织管理模式在各个产粮区颇受种粮大户们的青睐。
新干县的“田管家”模式仅仅是创新春耕的一个缩影。这个春天，一场春耕保护战，正在江西全面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