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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给我们贴上标签，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更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而不是你最了解我，所以我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我有我自己，我是我自己最大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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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莫名感到孤独# 开始独居的第一年，曾有朋友告诫我，一个人在家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最好不要在下午4点左右独自入眠，否则你将在黄昏之际醒来，躺在床上听见窗外孩子们的玩耍声，楼下老人的聊天声，看着夕阳一点点落尽，继而感觉无比孤独。
在诸多深刻的情感反应中，孤独并不是最特别的一种。事实上，它在生命之初就已经与我们相伴，当父母把婴儿从怀中放到一旁，他/她会第一次体会到孤独的感觉。之后随着缓慢与他人建立联结，结成各种社会关系，物理意义上“缺乏陪伴”带来的孤独感可能会逐渐消退，但精神上无所依凭的感受却会出现在一生中的各个阶段，比如骤然失去具有意义的人，各种原因导致社会关系重大变动，都会让人在悲伤之余感到孤独。
不仅如此，即使是那些身处关系中的人也会感受到孤独。《庄子·则阳》中曾写到一种叫作“陆沉”的状态，即“自埋于民，自藏于畔⋯⋯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比喻人虽然在人群中，却不愿与周围的人相互融合，好像沉入陆地一般。这或许是对“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最古老的描述之一，因为自觉不被理解，或是说出的话得不到预期回应，期待落空后的孤独感往往更为强烈。更多时候，它还会来自带有缺陷的亲密关系，身处这种境遇中的人会觉得无法与身边的人进行情感或观念上的沟通，从而带来“同床异梦”的不适体验。
现代社会中，孤独也是最早被观察到的时代症候。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孤独”一词成为社会研究者和文学家们使用的高频词，并被不断诗化、浪漫化和标签化，以致如今人们提到大都会中相互隔绝的个体，脑中总会出现爱德华·霍珀的那些经典画作：一间房、一扇窗、一盏灯、一个失神的人。也是从这时开始，孤独不再属于“老而无子”“幼而无父”的社会边缘群体，而是成了属于全社会大众的日常经验。
人们也开始思考孤独带来的麻烦。从个体意义上说，孤独感会缓慢损害个人身心健康，世界不同地区的跟踪调查都表明，它对大脑、心脏和免疫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降低预期寿命，由孤独带来的情感空白还会加大陷入不良生活方式的风险；而在更广泛的层面，孤独还可能诱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就认为，孤独正是极权统治的根基。孤独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孤独中，人们丧失了体验其他事物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样的个体，更容易被极权的强制性逻辑和集体激情所吸引。
不幸的是，如今我们或许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孤独的时代。英国经济学者诺瑞纳·赫兹在2020年的作品《孤独世纪》中指出，早在疫情前，孤独已经成为21世纪的代名词。在美国，每五个人中有三个人觉得孤独；在英国，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可依靠的朋友；在日本，有老年人为了缓解社会孤立感，不惜选择犯罪入狱。
为什么当代社会的孤独有增无减？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瑞茨曼认为，孤独作为一种主观的情绪感受，实际来自于人们“拥有的联结”与“渴望的联结”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也许不仅是因为我们拥有的更少，也是因为我们渴望的更多了。
比如，全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社交媒体究竟是孤独的成因，还是孤独的结果？过往的研究者认为，数字化的社交关系有时会让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因此会带来更彻底的孤独。如果说个体的人际网络原本可以分为内中外三层，最能影响人们联结感的主要是最内侧的亲密层，社交媒体则将中层和外层的弱关系通通拉进了我们的日常范畴，产生一种“被陪伴”的幻觉。当这种幻觉被打破时，就更容易产生身处“人群”中却倍感孤独的感觉。
《孤独传》的作者费伊·邦德·艾伯蒂则发现，线上社交分享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的孤独感，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拥有相应程度的线下关系——“当社交媒体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之间唯一的沟通方式，孤独的现象就会更常见。”
2020年后，疫情进一步加重了线下联结的缺失，面对面互动的减少，使孤独成为伴随新冠而来的“时代瘟疫”。2022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简报称，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大幅增加了25%，在那些社交互动受到限制的地区，心理健康恶化情况也更加严重。
同时，经由互联网实时传播，比过去更密集的新闻事件也可能加重个体的孤独感。在极短时间内发酵的全民话题和日趋极化的网络发声，有时会引发自我怀疑和对群体的不信任感，从而产生强烈的孤独情绪。更严重的是，这类观点讨论还会带来个人与线下社会支持之间的撕裂，因此有人选择不与家人、朋友和伴侣讨论新闻和社会事件，以此规避意见分歧，这又带来了新的不被理解的感受。
不过，最感孤独的时候，往往也是最需要我们主动建立联结的时刻。无论是世卫组织还是阿伦特，面对孤独给出的第一个建议都是重建社群联结。在新冠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努力巩固原有的亲密关系，和最亲近的家人、朋友保持哪怕每周一次的会面和通信，也可以通过与熟人以外的人交往来重建对社群的信任。比如加入某个线上社区，对楼下的邻居问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孤独感。
孤独本质上是自省，或者说是自我凝视的结果。日本汉学家斯波六郎认为，孤独感是“自己的想法无法与他人相通，感觉到只有自己被遗弃后，自己看着自己时，生发出的一种心境”。因此，避免孤独——如果你愿意的话——可行方法之一是停止自我凝视。很多空巢老人在描述自己的孤独时，都会说一切是从孩子离家的时候开始，孩子的离开不仅带走了陪伴，也使他们丧失了一部分生活的意义，而后者带来的孤独感更为强烈。因此也有心理学家建议，挑战孤独的第一步是主动释放善意，试着像一个怀抱孩子的母亲那样去爱和关注某个人、某件事，个人的孤独感也会随之减轻
最后，自我凝视有时也可以成为自我关怀的契机。精神分析学家提出，人之所以能够忍受孤独，得益于童年时获得了父母的积极照料，他们最终会将这种照料内化成自我关爱和自我陪伴，将孤独时期视为一段无人干扰，完全属于自我的时光。这就是变“消极孤独”为“积极独处”的第一步——就像伊丽莎白·毕肖普在49岁那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提到的那样——“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灯塔看守人，绝对孤独，没有人打扰我读书，或只是坐在那儿，虽然这样的梦想在16岁左右被严厉驳回，但它总在我心里盘旋⋯⋯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经历孤独，或者至少经历一段时间⋯⋯也许它是一种经常性的需要。”
《为什么我会莫名感到孤独？》 文 | 魏倩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16期）
在诸多深刻的情感反应中，孤独并不是最特别的一种。事实上，它在生命之初就已经与我们相伴，当父母把婴儿从怀中放到一旁，他/她会第一次体会到孤独的感觉。之后随着缓慢与他人建立联结，结成各种社会关系，物理意义上“缺乏陪伴”带来的孤独感可能会逐渐消退，但精神上无所依凭的感受却会出现在一生中的各个阶段，比如骤然失去具有意义的人，各种原因导致社会关系重大变动，都会让人在悲伤之余感到孤独。
不仅如此，即使是那些身处关系中的人也会感受到孤独。《庄子·则阳》中曾写到一种叫作“陆沉”的状态，即“自埋于民，自藏于畔⋯⋯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比喻人虽然在人群中，却不愿与周围的人相互融合，好像沉入陆地一般。这或许是对“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最古老的描述之一，因为自觉不被理解，或是说出的话得不到预期回应，期待落空后的孤独感往往更为强烈。更多时候，它还会来自带有缺陷的亲密关系，身处这种境遇中的人会觉得无法与身边的人进行情感或观念上的沟通，从而带来“同床异梦”的不适体验。
现代社会中，孤独也是最早被观察到的时代症候。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孤独”一词成为社会研究者和文学家们使用的高频词，并被不断诗化、浪漫化和标签化，以致如今人们提到大都会中相互隔绝的个体，脑中总会出现爱德华·霍珀的那些经典画作：一间房、一扇窗、一盏灯、一个失神的人。也是从这时开始，孤独不再属于“老而无子”“幼而无父”的社会边缘群体，而是成了属于全社会大众的日常经验。
人们也开始思考孤独带来的麻烦。从个体意义上说，孤独感会缓慢损害个人身心健康，世界不同地区的跟踪调查都表明，它对大脑、心脏和免疫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降低预期寿命，由孤独带来的情感空白还会加大陷入不良生活方式的风险；而在更广泛的层面，孤独还可能诱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就认为，孤独正是极权统治的根基。孤独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孤独中，人们丧失了体验其他事物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样的个体，更容易被极权的强制性逻辑和集体激情所吸引。
不幸的是，如今我们或许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孤独的时代。英国经济学者诺瑞纳·赫兹在2020年的作品《孤独世纪》中指出，早在疫情前，孤独已经成为21世纪的代名词。在美国，每五个人中有三个人觉得孤独；在英国，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可依靠的朋友；在日本，有老年人为了缓解社会孤立感，不惜选择犯罪入狱。
为什么当代社会的孤独有增无减？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瑞茨曼认为，孤独作为一种主观的情绪感受，实际来自于人们“拥有的联结”与“渴望的联结”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也许不仅是因为我们拥有的更少，也是因为我们渴望的更多了。
比如，全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社交媒体究竟是孤独的成因，还是孤独的结果？过往的研究者认为，数字化的社交关系有时会让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因此会带来更彻底的孤独。如果说个体的人际网络原本可以分为内中外三层，最能影响人们联结感的主要是最内侧的亲密层，社交媒体则将中层和外层的弱关系通通拉进了我们的日常范畴，产生一种“被陪伴”的幻觉。当这种幻觉被打破时，就更容易产生身处“人群”中却倍感孤独的感觉。
《孤独传》的作者费伊·邦德·艾伯蒂则发现，线上社交分享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的孤独感，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拥有相应程度的线下关系——“当社交媒体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之间唯一的沟通方式，孤独的现象就会更常见。”
2020年后，疫情进一步加重了线下联结的缺失，面对面互动的减少，使孤独成为伴随新冠而来的“时代瘟疫”。2022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简报称，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大幅增加了25%，在那些社交互动受到限制的地区，心理健康恶化情况也更加严重。
同时，经由互联网实时传播，比过去更密集的新闻事件也可能加重个体的孤独感。在极短时间内发酵的全民话题和日趋极化的网络发声，有时会引发自我怀疑和对群体的不信任感，从而产生强烈的孤独情绪。更严重的是，这类观点讨论还会带来个人与线下社会支持之间的撕裂，因此有人选择不与家人、朋友和伴侣讨论新闻和社会事件，以此规避意见分歧，这又带来了新的不被理解的感受。
不过，最感孤独的时候，往往也是最需要我们主动建立联结的时刻。无论是世卫组织还是阿伦特，面对孤独给出的第一个建议都是重建社群联结。在新冠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努力巩固原有的亲密关系，和最亲近的家人、朋友保持哪怕每周一次的会面和通信，也可以通过与熟人以外的人交往来重建对社群的信任。比如加入某个线上社区，对楼下的邻居问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孤独感。
孤独本质上是自省，或者说是自我凝视的结果。日本汉学家斯波六郎认为，孤独感是“自己的想法无法与他人相通，感觉到只有自己被遗弃后，自己看着自己时，生发出的一种心境”。因此，避免孤独——如果你愿意的话——可行方法之一是停止自我凝视。很多空巢老人在描述自己的孤独时，都会说一切是从孩子离家的时候开始，孩子的离开不仅带走了陪伴，也使他们丧失了一部分生活的意义，而后者带来的孤独感更为强烈。因此也有心理学家建议，挑战孤独的第一步是主动释放善意，试着像一个怀抱孩子的母亲那样去爱和关注某个人、某件事，个人的孤独感也会随之减轻
最后，自我凝视有时也可以成为自我关怀的契机。精神分析学家提出，人之所以能够忍受孤独，得益于童年时获得了父母的积极照料，他们最终会将这种照料内化成自我关爱和自我陪伴，将孤独时期视为一段无人干扰，完全属于自我的时光。这就是变“消极孤独”为“积极独处”的第一步——就像伊丽莎白·毕肖普在49岁那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提到的那样——“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灯塔看守人，绝对孤独，没有人打扰我读书，或只是坐在那儿，虽然这样的梦想在16岁左右被严厉驳回，但它总在我心里盘旋⋯⋯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经历孤独，或者至少经历一段时间⋯⋯也许它是一种经常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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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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