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看待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访著名传染病学专家卢洪洲教授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上海1月27日电(孙国根 陈静)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引起民众关注。人们对“多样化”的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优势、不足有很多“疑问”。记者27日采访了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疗救治组专家、境外抗疫医疗专家组后方支持团队专家、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著名传染病学专家卢洪洲教授。
一.有关核酸检测
记者：核酸检测发现本轮西安、河南禹州疫情均超10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卢洪洲：出现疫情后，对密切人群、高危人群进行大规模的核酸筛查是早期发现感染患者的重要手段，核酸检测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发现在过去与新冠病毒的斗争的两年时间里，随着疫苗的普及以及病毒自身的进化，新型冠状病毒已变得“很聪明”，其特征在不断发生重要改变，比如无症状感染者的隐匿性感染越来越多、病毒的传播性也越来越强，同时在筛查过程中一些确诊前多次检测阴性病例也时有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在筛查的频率和规模上有所调整，目的是更快、更好地控制疫情的扩散。因此，根据国家最新版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是确诊患者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重要策略。
卢洪洲指出，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对入侵的病原体的控制能力是不一样的，因此个体之间的排毒规律存在差异。
记者：在重点人群中，比如上海的奥密克戎感染者是在14+7的最后一次检测才确诊，郑州也有一病例7天做7次核酸后才确诊的案例，为什么会有连续的假阴结果？
卢洪洲：准确地说，这种情况并不是假阴性结果。因为天然免疫是人体抵御病原体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当人体的免疫系统感知到外界病原体入侵时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抑制病毒或细菌等病原微生物的复制，只有在突破这道防线后才能建立感染，病毒载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才能被检测到。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对入侵的病原体的控制能力是不一样的，因此个体之间的排毒规律存在差异。现在随着疫苗普及，多数人群在天然免疫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体液免疫来对抗病毒的感染，因此病毒建立感染所需要的时间会更长，这就直接影响了感染者的确诊时间。
记者：在非重点人群中，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一些出差频率较高的低风险人群，几乎天天都在做核酸，并且精准到48小时内的有效期，医疗机构门诊、住院也提高了检测频率和要求。核酸检测为什么越做越频繁？
卢洪洲：中国现行的防疫政策有效控制了新型冠状病毒在国内的流行和传播。但是由于国外疫情的广泛存在，人员和进口商品为媒介的输入性风险是持续存在的。最近北京、珠海以及深圳疫情的流调数据都显示确诊病例可能经由境外物品感染病毒，且多数病例是在例行核酸检测过程中被发现的。此外，核酸检测是一种“进行时”检测，只能代表采样时的健康状况。当体内病毒浓度不够或是采样手法不规范时，都有可能出现检测不到的情况。因此，现行的核酸检测政策能够最大限度地配合我国的“动态清零”政策。
记者：在多轮疫情中，整个核酸检测体系虽频率越来越高，但检出率和灵敏度在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卢洪洲：随着核酸检测技术的发展，核酸检测试剂盒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越来越高，目前很多厂家的试剂盒灵敏度相对于初期都有显着提升。所谓的漏检和假阴性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因为试剂盒的灵敏度造成，而主要原因还是个体之间的排毒差异以及可能存在的采样质量问题。我们医院的团队在疫情的早期系统对比过不同呼吸道样本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准确性，结果表明在采集样本用于核酸检测时，优先采集痰液，其次为鼻拭子。单纯使用咽拭子样本用于病毒筛查有可能出现假阴性。随着疫情的持续，民众的主动防控意识在不断提升，除了常规的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主动接种疫苗以外，大家也对一些可能存在感染风险的高危行为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会及时主动的参加核酸筛查和上报。这对我们更好地控制和应对疫情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记者：15日，国家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发文要求推广20混1的核酸检测，从单检、到5混1、10混1再到20混1，为什么会越混越多，这样做的优势和弊端是什么？
卢洪洲：混检是显着提高核酸筛查效率和控制成本的最好方式。目前混检的采样方式是将多个受检者的样本采集到同一个采样管中，然后提取核酸进行下一步的荧光定量PCR检测。因此，从技术角度讲这样不会降低核酸筛查的灵敏性。随着目前筛查规模和频率的增加，混检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也是提高筛查效率和控制筛查成本。20混1更加适用于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工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对我们混检采样管的更新和核酸检测人员在核酸提取前的样本预处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有关抗原检测
记者：目前，欧美、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日本等均开始了以抗原检测为核心的防控策略，这些策略是基于什么样的科学原理？这些国家有哪些必备的支持条件？这样的策略有哪些风险？中国不启动抗原检测是出于哪些考量？
卢洪洲：相对于核酸检测，抗原检测具有方便、快捷、成本低等优势，使普通民众可以非常方便地实现居家检测。目前，欧美、澳大利亚、日本等地区新型冠状病毒仍在大规模流行，受限于人力、物力成本等因素，核酸检测能力无法满足疫情防控的需要；此外，国外对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管控措施以居家隔离为主，因此抗原检测成为他们的主要检测手段。尽管一些新技术在抗原检测试剂中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灵敏度，但是仍然是显着低于核酸检测方法的，通常只能检出强阳性样本，有一定的假阴性率。在此情况下，必然存在漏检的情况。目前，中国核酸检测能力强，能够满足当前疫情防控策略的需要，因此目前还是以核酸检测结果为准。
记者：在整体流行率较低的中国，抗原检测的结果是否可信或具有可参考意义？考虑到抗原检测的便捷性，假设绿码人群以抗原自测阴性结果为由，就医、出行、进入公共场所，是否具有可行性？
卢洪洲：可靠的抗原检测试剂盒其阳性结果肯定是可信的，好的试剂特异性为99%。但按照我国目前的防控指南，核酸检测仍是金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抗原检测为阳性时，仍需核酸检测确认；同时，受限于抗原检测试剂盒的灵敏度问题，必然会漏掉一部分病毒载量较低的感染者。我认为在我国现行的防疫政策下，还不适于以抗原自测结果作为就医、出行和进入公共场所的依据。
记者：对于轻症为主、家庭续发率高的奥密克戎来说，抗原策略是否具有优势？抗原检测本身能够为我们现在核酸为主的筛检体系提供哪些补充？在中国补充抗原自测是否有必要？
卢洪洲：基于抗原检测的优势，使用抗原检测试剂盒进行自测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发现一些感染者，也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核酸采样过程中可能的暴露风险。由于国外很多地区核酸检测能力的限制，以及确诊患者的管控策略，抗原检测能为他们的疫情防控提供很好的补充。但是，基于目前中国“动态清零”的政策以及我们的核酸检测能力，目前还没有必要在我国广泛推广抗原自测。如果民众自觉有暴露和感染风险，应该及时到相关机构进行核酸检测。当然，未来随着我国防疫政策的变化，抗原自测很有希望作为核酸检测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完)
图为卢洪洲表示，出现疫情后，对密切人群、高危人群进行大规模的核酸筛查是早期发现感染患者的重要手段。 卢洪洲教授供图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上海1月27日电(孙国根 陈静)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引起民众关注。人们对“多样化”的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优势、不足有很多“疑问”。记者27日采访了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疗救治组专家、境外抗疫医疗专家组后方支持团队专家、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著名传染病学专家卢洪洲教授。
一.有关核酸检测
记者：核酸检测发现本轮西安、河南禹州疫情均超10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卢洪洲：出现疫情后，对密切人群、高危人群进行大规模的核酸筛查是早期发现感染患者的重要手段，核酸检测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发现在过去与新冠病毒的斗争的两年时间里，随着疫苗的普及以及病毒自身的进化，新型冠状病毒已变得“很聪明”，其特征在不断发生重要改变，比如无症状感染者的隐匿性感染越来越多、病毒的传播性也越来越强，同时在筛查过程中一些确诊前多次检测阴性病例也时有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在筛查的频率和规模上有所调整，目的是更快、更好地控制疫情的扩散。因此，根据国家最新版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是确诊患者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重要策略。
卢洪洲指出，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对入侵的病原体的控制能力是不一样的，因此个体之间的排毒规律存在差异。
记者：在重点人群中，比如上海的奥密克戎感染者是在14+7的最后一次检测才确诊，郑州也有一病例7天做7次核酸后才确诊的案例，为什么会有连续的假阴结果？
卢洪洲：准确地说，这种情况并不是假阴性结果。因为天然免疫是人体抵御病原体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当人体的免疫系统感知到外界病原体入侵时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抑制病毒或细菌等病原微生物的复制，只有在突破这道防线后才能建立感染，病毒载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才能被检测到。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对入侵的病原体的控制能力是不一样的，因此个体之间的排毒规律存在差异。现在随着疫苗普及，多数人群在天然免疫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体液免疫来对抗病毒的感染，因此病毒建立感染所需要的时间会更长，这就直接影响了感染者的确诊时间。
记者：在非重点人群中，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一些出差频率较高的低风险人群，几乎天天都在做核酸，并且精准到48小时内的有效期，医疗机构门诊、住院也提高了检测频率和要求。核酸检测为什么越做越频繁？
卢洪洲：中国现行的防疫政策有效控制了新型冠状病毒在国内的流行和传播。但是由于国外疫情的广泛存在，人员和进口商品为媒介的输入性风险是持续存在的。最近北京、珠海以及深圳疫情的流调数据都显示确诊病例可能经由境外物品感染病毒，且多数病例是在例行核酸检测过程中被发现的。此外，核酸检测是一种“进行时”检测，只能代表采样时的健康状况。当体内病毒浓度不够或是采样手法不规范时，都有可能出现检测不到的情况。因此，现行的核酸检测政策能够最大限度地配合我国的“动态清零”政策。
记者：在多轮疫情中，整个核酸检测体系虽频率越来越高，但检出率和灵敏度在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卢洪洲：随着核酸检测技术的发展，核酸检测试剂盒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越来越高，目前很多厂家的试剂盒灵敏度相对于初期都有显着提升。所谓的漏检和假阴性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因为试剂盒的灵敏度造成，而主要原因还是个体之间的排毒差异以及可能存在的采样质量问题。我们医院的团队在疫情的早期系统对比过不同呼吸道样本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准确性，结果表明在采集样本用于核酸检测时，优先采集痰液，其次为鼻拭子。单纯使用咽拭子样本用于病毒筛查有可能出现假阴性。随着疫情的持续，民众的主动防控意识在不断提升，除了常规的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主动接种疫苗以外，大家也对一些可能存在感染风险的高危行为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会及时主动的参加核酸筛查和上报。这对我们更好地控制和应对疫情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记者：15日，国家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发文要求推广20混1的核酸检测，从单检、到5混1、10混1再到20混1，为什么会越混越多，这样做的优势和弊端是什么？
卢洪洲：混检是显着提高核酸筛查效率和控制成本的最好方式。目前混检的采样方式是将多个受检者的样本采集到同一个采样管中，然后提取核酸进行下一步的荧光定量PCR检测。因此，从技术角度讲这样不会降低核酸筛查的灵敏性。随着目前筛查规模和频率的增加，混检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也是提高筛查效率和控制筛查成本。20混1更加适用于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工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对我们混检采样管的更新和核酸检测人员在核酸提取前的样本预处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有关抗原检测
记者：目前，欧美、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日本等均开始了以抗原检测为核心的防控策略，这些策略是基于什么样的科学原理？这些国家有哪些必备的支持条件？这样的策略有哪些风险？中国不启动抗原检测是出于哪些考量？
卢洪洲：相对于核酸检测，抗原检测具有方便、快捷、成本低等优势，使普通民众可以非常方便地实现居家检测。目前，欧美、澳大利亚、日本等地区新型冠状病毒仍在大规模流行，受限于人力、物力成本等因素，核酸检测能力无法满足疫情防控的需要；此外，国外对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管控措施以居家隔离为主，因此抗原检测成为他们的主要检测手段。尽管一些新技术在抗原检测试剂中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灵敏度，但是仍然是显着低于核酸检测方法的，通常只能检出强阳性样本，有一定的假阴性率。在此情况下，必然存在漏检的情况。目前，中国核酸检测能力强，能够满足当前疫情防控策略的需要，因此目前还是以核酸检测结果为准。
记者：在整体流行率较低的中国，抗原检测的结果是否可信或具有可参考意义？考虑到抗原检测的便捷性，假设绿码人群以抗原自测阴性结果为由，就医、出行、进入公共场所，是否具有可行性？
卢洪洲：可靠的抗原检测试剂盒其阳性结果肯定是可信的，好的试剂特异性为99%。但按照我国目前的防控指南，核酸检测仍是金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抗原检测为阳性时，仍需核酸检测确认；同时，受限于抗原检测试剂盒的灵敏度问题，必然会漏掉一部分病毒载量较低的感染者。我认为在我国现行的防疫政策下，还不适于以抗原自测结果作为就医、出行和进入公共场所的依据。
记者：对于轻症为主、家庭续发率高的奥密克戎来说，抗原策略是否具有优势？抗原检测本身能够为我们现在核酸为主的筛检体系提供哪些补充？在中国补充抗原自测是否有必要？
卢洪洲：基于抗原检测的优势，使用抗原检测试剂盒进行自测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发现一些感染者，也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核酸采样过程中可能的暴露风险。由于国外很多地区核酸检测能力的限制，以及确诊患者的管控策略，抗原检测能为他们的疫情防控提供很好的补充。但是，基于目前中国“动态清零”的政策以及我们的核酸检测能力，目前还没有必要在我国广泛推广抗原自测。如果民众自觉有暴露和感染风险，应该及时到相关机构进行核酸检测。当然，未来随着我国防疫政策的变化，抗原自测很有希望作为核酸检测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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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央行：将把数字人民币研发试点落脚到服务实体经济和百姓生活上去】
1月18日，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央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上海、海南、长沙、西安、青岛、大连等地方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场景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基本涵盖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部、西部、东北、西北等不同地区。截至2021年12月31日，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超过808.51万个，累计开立个人钱包2.61亿个，交易金额875.65亿元。试点有效验证了数字人民币业务技术设计及系统的稳定性、产品的易用性和场景的适用性，增进了社会公众对数字人民币设计理念的理解。下一步，央行将把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试点落脚到服务实体经济和百姓生活上去，让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感受到数字人民币的价值，充分激发产业各方积极性。（第一财经）
1月18日，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央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上海、海南、长沙、西安、青岛、大连等地方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场景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基本涵盖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部、西部、东北、西北等不同地区。截至2021年12月31日，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超过808.51万个，累计开立个人钱包2.61亿个，交易金额875.65亿元。试点有效验证了数字人民币业务技术设计及系统的稳定性、产品的易用性和场景的适用性，增进了社会公众对数字人民币设计理念的理解。下一步，央行将把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试点落脚到服务实体经济和百姓生活上去，让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感受到数字人民币的价值，充分激发产业各方积极性。（第一财经）
#陕西考古#
【“地图”在缓缓铺开 ——镐京遗址近40年考古发现荟萃】
在介绍西安时，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提到“十三朝古都”，但你知道“十三朝”的第一朝是西周吗？
你知道西周王朝的都城镐京是怎样一座都城吗？哪里是宫殿？哪里是宗庙？哪里是手工作坊区？如果今天要绘制一幅镐京的地图，有没有可能呢？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镐京遗址文物勘探和发掘项目负责人岳连建，讲述考古人员是如何一点点“绘制”这幅距今3000年左右的都城的地图。
谈到镐京遗址近40年的考古发掘，岳连建如数家珍，哪一年开始勘探，哪一年正式发掘，哪一年又有什么重要发现……这些资料仿佛印在了他的脑海中。
“镐京遗址是西周王朝都城镐京的核心区域。丰邑和镐京共同组成了我们熟悉的丰镐遗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镐京考古队1983年开始在镐京遗址进行调查勘探，1984年正式开始发掘……”伴随着岳连建的讲述，这座距今3000年左右的“帝王都”的宫殿、宗庙、手工作坊渐渐清晰起来。
●镐京遗址现存总面积9.2平方公里
●遗址内发现了房址、灰坑、墓葬、水井、陶窑等一大批西周重要遗迹
●灰坑H270出土的炭化小麦颗粒，是陕西境内首次发现的西周小麦
●镐京城内可能有宗庙，而且是天子级别的宗庙
据史书记载，周文王伐灭商王朝的诸侯国崇侯国后，将国都从岐下（周原）迁至丰邑。周武王即位后，又在沣河东岸营建了镐京。
镐京遗址位于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办辖区。遗址现存总面积9.2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花园村、白家庄、官庄、普渡村、上泉村、落水村等村庄。
“1983年，镐京考古队开始对镐京遗址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至1990年底，镐京遗址共发现有11座大型建筑基址。最重要的、最大的建筑基址便是5号宫室。”岳连建介绍。
5号宫室建筑基址位于花楼子台地东北，距4号建筑基址约50米，建于周懿王和周孝王时期，毁于周厉王或周幽王时期。该建筑基址规模较大，夯土台基总面积为 3393平方米，建筑总面积为2891平方米。宫室主体建筑居中，面积为1357平方米。
5号宫室坐西北朝东南，平面呈“工”字形，中间为宫室主体建筑，两端为左右对称的附属建筑，在附属建筑中共发现残墙28道。该建筑基址出土的瓦片数以千计，其中有板瓦、筒瓦、槽瓦，所附瓦钉有柱钉、乳钉等。
谈到5号宫室的重要性时，岳连建介绍：“镐京遗址5号宫室属首次大规模发掘和全面揭露的西周大型建筑基址，为研究西周时期宫室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考古成果“大丰收”
2012年至2018年，是镐京遗址考古成果“大丰收”的几年。
2012年起，岳连建担任省考古研究院镐京考古队队长，负责镐京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项目。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现了房址、灰坑、墓葬、水井、陶窑等一大批西周重要遗迹，发掘出土了大量陶、铜、石、骨、蚌、角等各类材质文物，以及一条长度约4公里的壕沟。经研究，这条壕沟可能为西周时期镐京城的南部界壕。
在遗迹中，一套“两室一厅”的“套房”尤为引人注意。岳连建说：“该房址是丰镐遗址乃至陕西西周遗址发现的唯一一处三套间式的半地穴式房子，填补了陕西该类遗存的空白，为研究西周时期的房屋建筑形式及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
可这座造型独特的房址是作何用途呢？随着考古人员的发掘，答案呼之欲出。“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与铸造青铜器有关的青铜工具、陶模、陶范芯及陶窑等。铸铜和工匠们的日常生活都需要大量的水，考古工作者在这片遗址内还发现了很多水井。因此，‘套房’基本可以确定为镐京遗址铸铜作坊。”岳连建说。这一发现为研究西周都城的聚落结构及手工业作坊分布提供了宝贵资料，该项目也因此获201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奖。
民以食为天，这些铸铜作坊的工匠们“下班”后，又会享用什么美食呢？铸铜作坊遗址内多座灰坑出土的大量田螺壳、动物骨及浮选出的谷类、豆类等作物，特别是灰坑H270出土的数量较多的炭化小麦颗粒，给了考古人员一个惊喜。小麦颗粒是陕西境内首次发现的西周小麦，该发现对研究西周时期的小麦种植、粮食作物种类以及小麦在关中地区的种植历史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镐京遗址进行调查勘探时，考古人员还有一个更新学术界认识的大发现。
2012年，岳连建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白家庄北地有一条大致呈南北向的不寻常的断坎，落差近2米，而此处之前曾被认为是汉代昆明池的内部。昆明池内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落差？这引起了岳连建的好奇。之后，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考古专家确定了此处为汉代昆明池的西北部边界，并发掘出了池岸线，更新了学术界对汉代昆明池西北部边界的认识。
“汉代昆明池西北部边界的确定，更新了之前学术界认为汉代人修昆明池将镐京遗址破坏大半甚至破坏殆尽的观点。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昆明池对镐京遗址的破坏最多只有三分之一。”岳连建说。
14号大型建筑基址的用途
2018年夏，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这是继20世纪80年代在镐京遗址发现11座西周夯土建筑基址以来的又一次重要发现。
201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镐京考古队开始对该建筑基址进行发掘，并取得重要成果。2020年，镐京考古队报请国家文物局扩大发掘面积，考古人员发现了西周14号大型建筑基址，考古成果喜人。
14号大型建筑基址位于镐京遗址中西部滈河故道南岸的郿坞岭高地，与镐京5号、11号西周建筑基址相距不足百米，应为同一组建筑。夯土基址大致为南北向的长方形，长约53米，宽约34米，总面积1800多平方米，是一座高等级的大型建筑。另外，在该建筑基址的西北部，考古人员还揭露出一条长40多米、宽约4米、落差约2米的夯土护坡（墙）。
如此大型且高规格的建筑是作何用途的？14号大型建筑基址东南角的一座祭祀坑为考古学家提供了重要线索。祭祀坑略呈长方形，里面出土了许多动物骨骼。省考古研究院古动物研究专家胡松梅研究员将其鉴定为牛、羊、猪、鹿的头骨及少量动物肢骨。
之所以判断其为祭祀坑，岳连建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首先，坑里主要为动物的头骨，未发现大量其他部位的骨头，不符合自然死亡或食用后被埋葬的动物骨情况。其次，牛、羊、猪这三种动物与周天子祭祀天地、祖先、神灵所用最高级别祭品“太牢”的用牲种类相吻合。“该祭祀坑可能是周人完成祭祀后，将所剩祭品就近掩埋而形成的。”岳连建推测。
“该祭祀坑出土的动物骨与周天子祭祀所用的动物相吻合，因此推测这里可能有宗庙，而且是天子级别的宗庙。距离该祭祀坑最近的14号大型建筑是宗庙的可能性较大。”岳连建说。
岳连建介绍，西周时期的宗庙有不同的等级。天子级别的宗庙作为礼制性建筑，一般都是在最重要的区域，而宗庙和宫室一般也不会相距太远。如果14号大型建筑基址或附近其他建筑基址能确定是天子级别的宗庙所在，将对进一步确定西周都城镐京的中心位置以及都城布局、功能分区等提供非常重要的资料。
西周都城的分区
“按照西周都城镐京的聚落布局和发现遗存重要程度的差别，我们初步将镐京遗址划分为四大区块，各区块既独立又有联系。”岳连建说。
第一区块为周王宫室、礼制建筑及贵族居所，这类基址主要为1983年至1990年考古调查、钻探、发掘发现。这些基址沿郿坞岭走向分布在滈河故道南岸高地上，是整个镐京都城内最好的地域。
第二区块为平民生活居住区，主要分布在斗门镇、白家庄、花园村东、普渡村、上泉村、下泉村、落水村等地。平民生活居住区是镐京都城内最普遍、最基本的构成部分。
第三区块为贵族和平民墓葬区。根据目前发现的西周遗存判断，这一区域主要分布在斗门镇东、花园村西南、普渡村东南等地，如花园村贵族及平民墓群、普渡村贵族及平民墓群等。
第四区块为手工业生产区，主要分布在花园村东、普渡村南、白家庄北、落水村等地。考古人员在这些地方发现有铸铜、制陶（瓦）、制骨作坊等遗址。
近40年，镐京遗址的考古工作者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今，镐京遗址的“地图”已经缓缓铺开，那3000多年前的都城布局分区也逐渐明朗。期待考古人员未来能在镐京遗址有更多重要的发现，让这幅西周都城的“地图”更精细、更准确。（来源陕西日报） https://t.cn/zRNQ8mW
【“地图”在缓缓铺开 ——镐京遗址近40年考古发现荟萃】
在介绍西安时，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提到“十三朝古都”，但你知道“十三朝”的第一朝是西周吗？
你知道西周王朝的都城镐京是怎样一座都城吗？哪里是宫殿？哪里是宗庙？哪里是手工作坊区？如果今天要绘制一幅镐京的地图，有没有可能呢？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镐京遗址文物勘探和发掘项目负责人岳连建，讲述考古人员是如何一点点“绘制”这幅距今3000年左右的都城的地图。
谈到镐京遗址近40年的考古发掘，岳连建如数家珍，哪一年开始勘探，哪一年正式发掘，哪一年又有什么重要发现……这些资料仿佛印在了他的脑海中。
“镐京遗址是西周王朝都城镐京的核心区域。丰邑和镐京共同组成了我们熟悉的丰镐遗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镐京考古队1983年开始在镐京遗址进行调查勘探，1984年正式开始发掘……”伴随着岳连建的讲述，这座距今3000年左右的“帝王都”的宫殿、宗庙、手工作坊渐渐清晰起来。
●镐京遗址现存总面积9.2平方公里
●遗址内发现了房址、灰坑、墓葬、水井、陶窑等一大批西周重要遗迹
●灰坑H270出土的炭化小麦颗粒，是陕西境内首次发现的西周小麦
●镐京城内可能有宗庙，而且是天子级别的宗庙
据史书记载，周文王伐灭商王朝的诸侯国崇侯国后，将国都从岐下（周原）迁至丰邑。周武王即位后，又在沣河东岸营建了镐京。
镐京遗址位于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办辖区。遗址现存总面积9.2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花园村、白家庄、官庄、普渡村、上泉村、落水村等村庄。
“1983年，镐京考古队开始对镐京遗址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至1990年底，镐京遗址共发现有11座大型建筑基址。最重要的、最大的建筑基址便是5号宫室。”岳连建介绍。
5号宫室建筑基址位于花楼子台地东北，距4号建筑基址约50米，建于周懿王和周孝王时期，毁于周厉王或周幽王时期。该建筑基址规模较大，夯土台基总面积为 3393平方米，建筑总面积为2891平方米。宫室主体建筑居中，面积为1357平方米。
5号宫室坐西北朝东南，平面呈“工”字形，中间为宫室主体建筑，两端为左右对称的附属建筑，在附属建筑中共发现残墙28道。该建筑基址出土的瓦片数以千计，其中有板瓦、筒瓦、槽瓦，所附瓦钉有柱钉、乳钉等。
谈到5号宫室的重要性时，岳连建介绍：“镐京遗址5号宫室属首次大规模发掘和全面揭露的西周大型建筑基址，为研究西周时期宫室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考古成果“大丰收”
2012年至2018年，是镐京遗址考古成果“大丰收”的几年。
2012年起，岳连建担任省考古研究院镐京考古队队长，负责镐京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项目。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现了房址、灰坑、墓葬、水井、陶窑等一大批西周重要遗迹，发掘出土了大量陶、铜、石、骨、蚌、角等各类材质文物，以及一条长度约4公里的壕沟。经研究，这条壕沟可能为西周时期镐京城的南部界壕。
在遗迹中，一套“两室一厅”的“套房”尤为引人注意。岳连建说：“该房址是丰镐遗址乃至陕西西周遗址发现的唯一一处三套间式的半地穴式房子，填补了陕西该类遗存的空白，为研究西周时期的房屋建筑形式及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
可这座造型独特的房址是作何用途呢？随着考古人员的发掘，答案呼之欲出。“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与铸造青铜器有关的青铜工具、陶模、陶范芯及陶窑等。铸铜和工匠们的日常生活都需要大量的水，考古工作者在这片遗址内还发现了很多水井。因此，‘套房’基本可以确定为镐京遗址铸铜作坊。”岳连建说。这一发现为研究西周都城的聚落结构及手工业作坊分布提供了宝贵资料，该项目也因此获201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奖。
民以食为天，这些铸铜作坊的工匠们“下班”后，又会享用什么美食呢？铸铜作坊遗址内多座灰坑出土的大量田螺壳、动物骨及浮选出的谷类、豆类等作物，特别是灰坑H270出土的数量较多的炭化小麦颗粒，给了考古人员一个惊喜。小麦颗粒是陕西境内首次发现的西周小麦，该发现对研究西周时期的小麦种植、粮食作物种类以及小麦在关中地区的种植历史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镐京遗址进行调查勘探时，考古人员还有一个更新学术界认识的大发现。
2012年，岳连建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白家庄北地有一条大致呈南北向的不寻常的断坎，落差近2米，而此处之前曾被认为是汉代昆明池的内部。昆明池内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落差？这引起了岳连建的好奇。之后，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考古专家确定了此处为汉代昆明池的西北部边界，并发掘出了池岸线，更新了学术界对汉代昆明池西北部边界的认识。
“汉代昆明池西北部边界的确定，更新了之前学术界认为汉代人修昆明池将镐京遗址破坏大半甚至破坏殆尽的观点。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昆明池对镐京遗址的破坏最多只有三分之一。”岳连建说。
14号大型建筑基址的用途
2018年夏，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这是继20世纪80年代在镐京遗址发现11座西周夯土建筑基址以来的又一次重要发现。
201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镐京考古队开始对该建筑基址进行发掘，并取得重要成果。2020年，镐京考古队报请国家文物局扩大发掘面积，考古人员发现了西周14号大型建筑基址，考古成果喜人。
14号大型建筑基址位于镐京遗址中西部滈河故道南岸的郿坞岭高地，与镐京5号、11号西周建筑基址相距不足百米，应为同一组建筑。夯土基址大致为南北向的长方形，长约53米，宽约34米，总面积1800多平方米，是一座高等级的大型建筑。另外，在该建筑基址的西北部，考古人员还揭露出一条长40多米、宽约4米、落差约2米的夯土护坡（墙）。
如此大型且高规格的建筑是作何用途的？14号大型建筑基址东南角的一座祭祀坑为考古学家提供了重要线索。祭祀坑略呈长方形，里面出土了许多动物骨骼。省考古研究院古动物研究专家胡松梅研究员将其鉴定为牛、羊、猪、鹿的头骨及少量动物肢骨。
之所以判断其为祭祀坑，岳连建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首先，坑里主要为动物的头骨，未发现大量其他部位的骨头，不符合自然死亡或食用后被埋葬的动物骨情况。其次，牛、羊、猪这三种动物与周天子祭祀天地、祖先、神灵所用最高级别祭品“太牢”的用牲种类相吻合。“该祭祀坑可能是周人完成祭祀后，将所剩祭品就近掩埋而形成的。”岳连建推测。
“该祭祀坑出土的动物骨与周天子祭祀所用的动物相吻合，因此推测这里可能有宗庙，而且是天子级别的宗庙。距离该祭祀坑最近的14号大型建筑是宗庙的可能性较大。”岳连建说。
岳连建介绍，西周时期的宗庙有不同的等级。天子级别的宗庙作为礼制性建筑，一般都是在最重要的区域，而宗庙和宫室一般也不会相距太远。如果14号大型建筑基址或附近其他建筑基址能确定是天子级别的宗庙所在，将对进一步确定西周都城镐京的中心位置以及都城布局、功能分区等提供非常重要的资料。
西周都城的分区
“按照西周都城镐京的聚落布局和发现遗存重要程度的差别，我们初步将镐京遗址划分为四大区块，各区块既独立又有联系。”岳连建说。
第一区块为周王宫室、礼制建筑及贵族居所，这类基址主要为1983年至1990年考古调查、钻探、发掘发现。这些基址沿郿坞岭走向分布在滈河故道南岸高地上，是整个镐京都城内最好的地域。
第二区块为平民生活居住区，主要分布在斗门镇、白家庄、花园村东、普渡村、上泉村、下泉村、落水村等地。平民生活居住区是镐京都城内最普遍、最基本的构成部分。
第三区块为贵族和平民墓葬区。根据目前发现的西周遗存判断，这一区域主要分布在斗门镇东、花园村西南、普渡村东南等地，如花园村贵族及平民墓群、普渡村贵族及平民墓群等。
第四区块为手工业生产区，主要分布在花园村东、普渡村南、白家庄北、落水村等地。考古人员在这些地方发现有铸铜、制陶（瓦）、制骨作坊等遗址。
近40年，镐京遗址的考古工作者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今，镐京遗址的“地图”已经缓缓铺开，那3000多年前的都城布局分区也逐渐明朗。期待考古人员未来能在镐京遗址有更多重要的发现，让这幅西周都城的“地图”更精细、更准确。（来源陕西日报） https://t.cn/zRNQ8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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