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生面临吃饭难问题# 【30年未遇，全美各地学校食堂“缺粮”：没蔬菜没面包没叉子…】“食堂没蔬菜了，吃点水果代替吧”“勺子叉子没了，用手抓吧”“自带午餐吧”……
新冠疫情肆虐在美国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已危及到了包括学校食堂在内的供应链。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27日报道，美国全国各地学校正面临鸡肉、面包等食堂主食和塑料餐具的短缺，美国学生遭遇30年未遇的“吃饭难”问题。
尽管美国官员宣称，他们正在努力保障学校的食物供应，但许多美国教育工作者表示，预计供应链的问题在未来几个月内只会进一步恶化。
美国学校营养协会（SNA）针对5.5万名学校膳食营养工作人员的民调显示，约97%的受访者担心食物供应链可能持续中断。
网友对此评论称：不就少了点蔬菜和叉子吗，阿富汗的青少年可是命都没了
密苏里州北堪萨斯城学校的食品和营养服务主任珍娜·克努特（Jenna Knuth）向《纽约时报》表示，在三家大型食品分销商停止向该学区供货后，她将无法获取足够的食物来满足当地2.15万名学生的需求。为此她和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定期采购冷冻披萨、土豆泥和热狗，以备不时之需。
克努特说，批发商店的食品大多不符合美国政府的营养指导意见，但他们只能尽可能地筹备食物，她同时也在“恳求”当地分销商和供应商与她签订供货合同。
这样的情况在美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上演，例如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公立学校正在用低成本快餐食品替换食堂饭菜。
里士满宾福德中学一个名叫麦琪·科布（Maggie Cobb）的13岁学生说，她以前很喜欢自己学校做的披萨，但过去一个月她只能吃到粗制滥造的三明治，“这看起来很倒胃口。”
根据科布的说法，她以前每周至少两到三天都在学校吃饭，但如今她已经完全依赖母亲每天替她准备饭菜了。
密苏里州的利伯蒂公立学校则是自几周前开始，就鼓励学生和家长提前准备饭菜，自带午餐上学。
“如果学生在家里自备饭菜上学对你的家庭不构成负担，那么我们鼓励将其作为短期内的选择。”这家学校的通知如此写道。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官员更是已经开始储备奶酪三明治作为替代品。当地的营养服务主管斯泰西·科本（Stacy Koppen）透露，几周前这里的午餐汉堡面包饼就已经全部消耗光了，现在他们只能使用普通面包。
“我们预计无法在今年晚冬或明年初春能够放松警惕。”她说。
堪萨斯州奥拉西学区则出现了水果代替蔬菜的情况。
该学区负责食品服务的助理主任辛迪·琼斯（Cindy Jones）表示，8月蔬菜配送出现了延误，导致学区有两天时间没有蔬菜供应，当时学区只能鼓励学生多吃水果。她还说，学区的食物订单往往都不能全部送达，送货的卡车通常只能送到65%的订单。
除饭菜外，一次性勺子、刀叉等餐具也面临短缺的困境，许多美国学校不得不学会什么叫做节约。
《纽约时报》举例称，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独立学区通常会储备够用1个月的餐具，但该学区近期只能维持9天的餐具储备。因此该学区现在每周二的早午餐都只提供可以直接用手拿着吃的食物。
该学区食品和儿童营养服务执行主任迈克尔·罗森伯格（Michael Rosenberger）表示，这样的情况已经至少30年没有发生过了，“我做这行30年，从未见过供应链如此混乱。”
“吃饭难”的背后，是疫情对供应链的打击
这场突如其来的“吃饭难”问题，实际上与美国严重的新冠疫情有着密切关联。在疫情的冲击下，学校食品供应的每一环几乎都遭遇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食品分销商和制造商，劳动力短缺导致这些公司的生产线缺乏人手，也没有足够多的司机开车送货。
《纽约时报》举例称， 纽约州布法罗的理奇食品公司承担着为2000多个学区生产食品的任务，但该公司高管凯文·斯普拉特（Kevin Spratt）向美媒抱怨说，工厂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满足需求，原材料和包装材料供应也十分紧张，他们已被迫暂停了15种产品生产，转而向学校提供几种“替代产品”。
卡车司机数量的紧张也是导致供应链问题的关键因素。
例如纽约州哈德逊市金斯伯格食品公司CEO苏珊·拉杰齐（Suzanne Rajczi）表示，该公司的司机和仓库工人严重不足，不得不放弃大约80个学区的供应业务，并缩短对其他学校供应服务的时间。
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接着又直接影响到各个学区。报道提到，一些学区没有足够的工人来准备食物，这使得学区内的学校既没有能力为学生准备热的饭菜，又缺乏必要的人手来规划和准备每一天的菜单。
供应短缺同样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成本上升的问题。堪萨斯州奥拉西学区负责食品服务的助理主任辛迪·琼斯称，随着经销商将价格上涨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食物成本也一路飙升。这导致他们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面对挨饿的风险，要么接受高昂的价格。”
“当然，我们会照顾好孩子们，但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的一大担忧。”琼斯说，“如果我们得不到足够的补偿和资金来支付这些额外成本，那将来我们又要怎么办呢？”
但对于当前的困境，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却很有限。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美国农业部宣布拨款15亿美元帮助各州及各地学校采购食物，并推出豁免令宣布因供应链问题而无法满足膳食标准的学校可以免受处罚。
然而大部分教育工作者仍对前景持怀疑态度。《纽约时报》称，许多教育工作者都预计未来几个月的情况只会继续恶化。
美国学校营养协会（SNA）针对5.5万名学校膳食营养工作人员的民调也显示，约97%的受访者担心食物供应链可能持续中断。
美国营养与饮食学会高管利兹·坎贝尔（Liz Campbell）悲观地表示：“现在有供应链问题，食品分销商问题，劳动力不足问题，司机短缺问题，每周都有新的。那下一个是什么呢？”
供应链问题已造成全方位影响
事实上，新冠疫情带来的美国劳动力短缺和供应链中断问题所造成的影响，早已远远超出学生“吃饭难”的范畴。美媒指出，随着全球多地工厂在疫情的冲击下关门歇业，美国许多公司正面临商品库存不足的窘境，这进而导致发货延迟、成本上升等问题。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近日报道称，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航运成本正以惊人的速度上涨，多家美国零售企业已经发出警告，称近期美国消费者可能还要继续面对物价上涨的问题。
报道指出，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将一个12米长的集装箱从上海运到纽约的成本大约在2000美元，但美国银行的数据显示现在这样跑一趟需要至少16000美元。运费的飙升和供应链环节的危机，正导致美国公司出现“供货难”的现象，运动服装品牌耐克、美国零售商Costo等业界巨头都表示了类似担忧。
Costo首席财务官理查德·加兰蒂（Richard Galanti）在近日一场电话会议上估算，Costo销售的纸制品成本已经上涨4%至8%，塑料和宠物用品的短缺更是将其价格抬高了5%至11%。加兰蒂警告说，供应链问题造成的运费、劳动力成本、运输和产品上涨都对产品价格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供应链环节问题同样严重影响美国物流行业。报道称，美国联邦快递因劳动力短缺等压力，上周宣布将美国国内服务的运费上调5.9%，其他业务运费上调7.9%。其竞争对手UPS的CEO卡罗尔·托梅（Carol Tome）也表示，UPS为应对市场需求同样作出价格调整，她坦言公司正受到供应链紧张的打击。
更麻烦的问题在于，这一系列供应链问题出现在了一个微妙的时机，万圣节、圣诞节等美国假日购物季即将到来，美国零售商必须设法备足货物。但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如今美国“扭曲”的供应链正迫使企业发出“预防性订单”以避免商品售罄，但这只会反过来加剧供应链压力。
美国咨询公司伯克利研究集团全球零售业务负责人基思·耶利内克（Keith Jelinek）告诉CNBC，商品成本、集装箱成本、运输成本的增加都在打击美国零售商的营业利润，“零售商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我能向消费者提供多少商品？又能否通过更多努力来赚取更多利润？”
不过CNBC也提到，许多公司发现，由于美国政府在疫情期间提供一些经济刺激措施，因此美国多数消费者目前依然愿意接受涨价。耶利内克预计，这种情况可能持续到圣诞节，但没人知道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久。
由于疫情仍在美国持续肆虐，美媒也不敢断言供应链问题何时会出现好转。“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过渡的年份，下个学年一切会恢复正常。”坎贝尔说，“去年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但在‘德尔塔’病毒和其他许多事情的影响下，今年的情况几乎比去年更糟。”
新冠疫情肆虐在美国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已危及到了包括学校食堂在内的供应链。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27日报道，美国全国各地学校正面临鸡肉、面包等食堂主食和塑料餐具的短缺，美国学生遭遇30年未遇的“吃饭难”问题。
尽管美国官员宣称，他们正在努力保障学校的食物供应，但许多美国教育工作者表示，预计供应链的问题在未来几个月内只会进一步恶化。
美国学校营养协会（SNA）针对5.5万名学校膳食营养工作人员的民调显示，约97%的受访者担心食物供应链可能持续中断。
网友对此评论称：不就少了点蔬菜和叉子吗，阿富汗的青少年可是命都没了
密苏里州北堪萨斯城学校的食品和营养服务主任珍娜·克努特（Jenna Knuth）向《纽约时报》表示，在三家大型食品分销商停止向该学区供货后，她将无法获取足够的食物来满足当地2.15万名学生的需求。为此她和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定期采购冷冻披萨、土豆泥和热狗，以备不时之需。
克努特说，批发商店的食品大多不符合美国政府的营养指导意见，但他们只能尽可能地筹备食物，她同时也在“恳求”当地分销商和供应商与她签订供货合同。
这样的情况在美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上演，例如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公立学校正在用低成本快餐食品替换食堂饭菜。
里士满宾福德中学一个名叫麦琪·科布（Maggie Cobb）的13岁学生说，她以前很喜欢自己学校做的披萨，但过去一个月她只能吃到粗制滥造的三明治，“这看起来很倒胃口。”
根据科布的说法，她以前每周至少两到三天都在学校吃饭，但如今她已经完全依赖母亲每天替她准备饭菜了。
密苏里州的利伯蒂公立学校则是自几周前开始，就鼓励学生和家长提前准备饭菜，自带午餐上学。
“如果学生在家里自备饭菜上学对你的家庭不构成负担，那么我们鼓励将其作为短期内的选择。”这家学校的通知如此写道。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官员更是已经开始储备奶酪三明治作为替代品。当地的营养服务主管斯泰西·科本（Stacy Koppen）透露，几周前这里的午餐汉堡面包饼就已经全部消耗光了，现在他们只能使用普通面包。
“我们预计无法在今年晚冬或明年初春能够放松警惕。”她说。
堪萨斯州奥拉西学区则出现了水果代替蔬菜的情况。
该学区负责食品服务的助理主任辛迪·琼斯（Cindy Jones）表示，8月蔬菜配送出现了延误，导致学区有两天时间没有蔬菜供应，当时学区只能鼓励学生多吃水果。她还说，学区的食物订单往往都不能全部送达，送货的卡车通常只能送到65%的订单。
除饭菜外，一次性勺子、刀叉等餐具也面临短缺的困境，许多美国学校不得不学会什么叫做节约。
《纽约时报》举例称，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独立学区通常会储备够用1个月的餐具，但该学区近期只能维持9天的餐具储备。因此该学区现在每周二的早午餐都只提供可以直接用手拿着吃的食物。
该学区食品和儿童营养服务执行主任迈克尔·罗森伯格（Michael Rosenberger）表示，这样的情况已经至少30年没有发生过了，“我做这行30年，从未见过供应链如此混乱。”
“吃饭难”的背后，是疫情对供应链的打击
这场突如其来的“吃饭难”问题，实际上与美国严重的新冠疫情有着密切关联。在疫情的冲击下，学校食品供应的每一环几乎都遭遇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食品分销商和制造商，劳动力短缺导致这些公司的生产线缺乏人手，也没有足够多的司机开车送货。
《纽约时报》举例称， 纽约州布法罗的理奇食品公司承担着为2000多个学区生产食品的任务，但该公司高管凯文·斯普拉特（Kevin Spratt）向美媒抱怨说，工厂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满足需求，原材料和包装材料供应也十分紧张，他们已被迫暂停了15种产品生产，转而向学校提供几种“替代产品”。
卡车司机数量的紧张也是导致供应链问题的关键因素。
例如纽约州哈德逊市金斯伯格食品公司CEO苏珊·拉杰齐（Suzanne Rajczi）表示，该公司的司机和仓库工人严重不足，不得不放弃大约80个学区的供应业务，并缩短对其他学校供应服务的时间。
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接着又直接影响到各个学区。报道提到，一些学区没有足够的工人来准备食物，这使得学区内的学校既没有能力为学生准备热的饭菜，又缺乏必要的人手来规划和准备每一天的菜单。
供应短缺同样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成本上升的问题。堪萨斯州奥拉西学区负责食品服务的助理主任辛迪·琼斯称，随着经销商将价格上涨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食物成本也一路飙升。这导致他们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面对挨饿的风险，要么接受高昂的价格。”
“当然，我们会照顾好孩子们，但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的一大担忧。”琼斯说，“如果我们得不到足够的补偿和资金来支付这些额外成本，那将来我们又要怎么办呢？”
但对于当前的困境，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却很有限。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美国农业部宣布拨款15亿美元帮助各州及各地学校采购食物，并推出豁免令宣布因供应链问题而无法满足膳食标准的学校可以免受处罚。
然而大部分教育工作者仍对前景持怀疑态度。《纽约时报》称，许多教育工作者都预计未来几个月的情况只会继续恶化。
美国学校营养协会（SNA）针对5.5万名学校膳食营养工作人员的民调也显示，约97%的受访者担心食物供应链可能持续中断。
美国营养与饮食学会高管利兹·坎贝尔（Liz Campbell）悲观地表示：“现在有供应链问题，食品分销商问题，劳动力不足问题，司机短缺问题，每周都有新的。那下一个是什么呢？”
供应链问题已造成全方位影响
事实上，新冠疫情带来的美国劳动力短缺和供应链中断问题所造成的影响，早已远远超出学生“吃饭难”的范畴。美媒指出，随着全球多地工厂在疫情的冲击下关门歇业，美国许多公司正面临商品库存不足的窘境，这进而导致发货延迟、成本上升等问题。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近日报道称，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航运成本正以惊人的速度上涨，多家美国零售企业已经发出警告，称近期美国消费者可能还要继续面对物价上涨的问题。
报道指出，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将一个12米长的集装箱从上海运到纽约的成本大约在2000美元，但美国银行的数据显示现在这样跑一趟需要至少16000美元。运费的飙升和供应链环节的危机，正导致美国公司出现“供货难”的现象，运动服装品牌耐克、美国零售商Costo等业界巨头都表示了类似担忧。
Costo首席财务官理查德·加兰蒂（Richard Galanti）在近日一场电话会议上估算，Costo销售的纸制品成本已经上涨4%至8%，塑料和宠物用品的短缺更是将其价格抬高了5%至11%。加兰蒂警告说，供应链问题造成的运费、劳动力成本、运输和产品上涨都对产品价格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供应链环节问题同样严重影响美国物流行业。报道称，美国联邦快递因劳动力短缺等压力，上周宣布将美国国内服务的运费上调5.9%，其他业务运费上调7.9%。其竞争对手UPS的CEO卡罗尔·托梅（Carol Tome）也表示，UPS为应对市场需求同样作出价格调整，她坦言公司正受到供应链紧张的打击。
更麻烦的问题在于，这一系列供应链问题出现在了一个微妙的时机，万圣节、圣诞节等美国假日购物季即将到来，美国零售商必须设法备足货物。但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如今美国“扭曲”的供应链正迫使企业发出“预防性订单”以避免商品售罄，但这只会反过来加剧供应链压力。
美国咨询公司伯克利研究集团全球零售业务负责人基思·耶利内克（Keith Jelinek）告诉CNBC，商品成本、集装箱成本、运输成本的增加都在打击美国零售商的营业利润，“零售商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我能向消费者提供多少商品？又能否通过更多努力来赚取更多利润？”
不过CNBC也提到，许多公司发现，由于美国政府在疫情期间提供一些经济刺激措施，因此美国多数消费者目前依然愿意接受涨价。耶利内克预计，这种情况可能持续到圣诞节，但没人知道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久。
由于疫情仍在美国持续肆虐，美媒也不敢断言供应链问题何时会出现好转。“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过渡的年份，下个学年一切会恢复正常。”坎贝尔说，“去年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但在‘德尔塔’病毒和其他许多事情的影响下，今年的情况几乎比去年更糟。”
这是1974年3月3日，邓小平在北京体育学院国家击剑集训队李秋诚、金龙根要求用国产击剑器材参加亚运会比赛来信摘报上的批示。
李、金在来信中说，“文化大革命”前，上海曾经生产过整套击剑器材，产品质量超过苏联，赶上匈牙利，并曾出过口。但是国家体委对此项工作抓得不得力，现在还准备从伊朗进口西德的击剑器材。来信要求责成国家体委和轻工部委托上海工交组自己生产击剑器材。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邓小平对体育运动有着特殊爱好，也推动了中国体育运动尤其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为体育工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指出了新中国体育工作的方向和根本任务。对此，邓小平深刻领会并认真执行。1952年，他为第一届西南地区运动会题词:“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后来，又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我国成立了中央体委(即后来的国家体委，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
1954年国家体委在酝酿机关编制时，拟成立一个群众体育处，隶属办公厅，并呈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审批。邓小平阅后指示说:“不行，不能是处，要成立司。”根据他的指示，国家体委才成立了群众体育司。中国的老百姓第一次有了政府部门职能司管理这个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大事情。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之时，邓小平就积极提倡和指导创建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和体育学院，批准扩大优秀运动员队伍和举行全国运动会，筹划兴建体育设施，经常亲临现场观看体育比赛，并为获胜者发奖。
他在会见外国友人时这样介绍新中国的体育事业:“过去西方有人称中国是'东亚病夫’。中国的体育过去很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才开始的。毛主席发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也可以说是个群众运动，体育是个群众性的东西。”
邓小平十分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活动，尤其关心青少年儿童。他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在这“四有”中，他把“有体力”作为为人民、为人类贡献的基础。他曾经多次告诫国家体委的领导同志:“就是要加强学校的体育嘛!要把学校的体育工作搞好。”
1974年8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我国参加第七届亚运会代表团全体成员时强调:“毛主席向来主张，体育方面主要是群众运动，就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就是群众性问题。当然，这就是广泛的群众体育运动。体委应该主要在这方面搞好。”一次，在他复出后会见体育界外宾时说:“过去我们是‘东亚病夫’，以后要做‘东亚强人’。”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曾多次指示要加强体育工作，他把体育作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示国家体委:“体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要进一步研究，提出方针，制订规划。”
曾有一段时间，中国乒乓球队走下坡路，邓小平也很着急，便开玩笑似的埋怨家人:“中国乒乓球打不赢，就是因为你们不看。”女排姑娘为国家争得了荣誉，邓小平很关心她们。1981年10月19日，邓小平专门让秘书给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打电话，询问中国排球队伙食不好、运动员吃不饱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1982年4月，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体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举办期间，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中央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提出在中国举办奥运会。1979年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共同通讯社社长渡边孟次时，阐述了中国在十年之内举办奥运会的设想。他说:“奥运会4年一次，1984年和1988年都要举行。1984年不一定行，但到1988年时，也许我们可以承担在中国举办奥运会。1984年办奥运条件困难一点，1988年条件就成熟了。”此后，邓小平在会见朝鲜、柬埔寨领导人和拳王阿里时，都提到了中国要办奥运会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举办奥运会的条件尚不成熟。
奥运会是衡量举办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水平，申办奥运会是不可能成功的。为了为申办奥运会作准备，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成功申办了1990年亚运会。邓小平对亚运会特别关注，他于1989年4月亲自到亚运工地参加义务植树，并视察了亚运工程。在向有关领导同志询问了亚运会资金的筹集等情况后，邓小平关切地问亚运工程总指挥张百发:“我们的建设比汉城怎么样？”
1990年5月，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馆名。同年7月3日，邓小平来到刚落成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视察。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向邓小平汇报了亚运会的筹备情况。邓小平想得更远一些，没有谈亚运会，却关切地问起另一个问题:“中国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邓小平关切地问:“办了亚运会，还要办奥运会，你们下决心了没有?”后来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都赞同邓小平的意见。1990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由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伍绍祖后来回忆说:“我知道，小平同志早在70年代就表示过，中国应该办奥运会。但在亚运会还没有办完的情况下，是否申办奥运会，有些同志还有疑虑。由于小平同志的过问，促成了申办奥运会的决策。事后证明申办奥运会是深得全国人民拥护的，群众热情很高，尽管申办之路出现过挫折。”
1993年9月23日，北京以两票之差与2000年奥运会失之交臂。10月1日，邓小平就中国申请举办2000年奥运会未能成功一事，对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说:“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他告诫伍绍祖说，西方“什么许诺都靠不住，这个道理要管好多年，不要轻易相信许诺，拿到东西才算数，没有拿到的就不要信”。
1993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的陪同下乘车考察北京城。谈话间，邓小平又问到申办奥运会的事情。在车上，邓小平向张百发提起了奥运会。张百发简要地介绍了最后投票的情况。当讲到主要是西方一些国家反对时，邓小平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陪同的医生告诉张百发:“投票那天，老人家还想看电视实况转播呢，我们动员他睡觉。可早上起来，第一句话就问投票结果怎样，我们回答没有成功。他说:'预料中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
五年后，1998年11月，经中央批准，北京宣布申办2008年奥运会。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宣布:北京获得第29届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
李、金在来信中说，“文化大革命”前，上海曾经生产过整套击剑器材，产品质量超过苏联，赶上匈牙利，并曾出过口。但是国家体委对此项工作抓得不得力，现在还准备从伊朗进口西德的击剑器材。来信要求责成国家体委和轻工部委托上海工交组自己生产击剑器材。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邓小平对体育运动有着特殊爱好，也推动了中国体育运动尤其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为体育工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指出了新中国体育工作的方向和根本任务。对此，邓小平深刻领会并认真执行。1952年，他为第一届西南地区运动会题词:“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后来，又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我国成立了中央体委(即后来的国家体委，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
1954年国家体委在酝酿机关编制时，拟成立一个群众体育处，隶属办公厅，并呈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审批。邓小平阅后指示说:“不行，不能是处，要成立司。”根据他的指示，国家体委才成立了群众体育司。中国的老百姓第一次有了政府部门职能司管理这个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大事情。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之时，邓小平就积极提倡和指导创建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和体育学院，批准扩大优秀运动员队伍和举行全国运动会，筹划兴建体育设施，经常亲临现场观看体育比赛，并为获胜者发奖。
他在会见外国友人时这样介绍新中国的体育事业:“过去西方有人称中国是'东亚病夫’。中国的体育过去很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才开始的。毛主席发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也可以说是个群众运动，体育是个群众性的东西。”
邓小平十分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活动，尤其关心青少年儿童。他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在这“四有”中，他把“有体力”作为为人民、为人类贡献的基础。他曾经多次告诫国家体委的领导同志:“就是要加强学校的体育嘛!要把学校的体育工作搞好。”
1974年8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我国参加第七届亚运会代表团全体成员时强调:“毛主席向来主张，体育方面主要是群众运动，就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就是群众性问题。当然，这就是广泛的群众体育运动。体委应该主要在这方面搞好。”一次，在他复出后会见体育界外宾时说:“过去我们是‘东亚病夫’，以后要做‘东亚强人’。”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曾多次指示要加强体育工作，他把体育作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示国家体委:“体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要进一步研究，提出方针，制订规划。”
曾有一段时间，中国乒乓球队走下坡路，邓小平也很着急，便开玩笑似的埋怨家人:“中国乒乓球打不赢，就是因为你们不看。”女排姑娘为国家争得了荣誉，邓小平很关心她们。1981年10月19日，邓小平专门让秘书给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打电话，询问中国排球队伙食不好、运动员吃不饱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1982年4月，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体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举办期间，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中央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提出在中国举办奥运会。1979年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共同通讯社社长渡边孟次时，阐述了中国在十年之内举办奥运会的设想。他说:“奥运会4年一次，1984年和1988年都要举行。1984年不一定行，但到1988年时，也许我们可以承担在中国举办奥运会。1984年办奥运条件困难一点，1988年条件就成熟了。”此后，邓小平在会见朝鲜、柬埔寨领导人和拳王阿里时，都提到了中国要办奥运会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举办奥运会的条件尚不成熟。
奥运会是衡量举办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水平，申办奥运会是不可能成功的。为了为申办奥运会作准备，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成功申办了1990年亚运会。邓小平对亚运会特别关注，他于1989年4月亲自到亚运工地参加义务植树，并视察了亚运工程。在向有关领导同志询问了亚运会资金的筹集等情况后，邓小平关切地问亚运工程总指挥张百发:“我们的建设比汉城怎么样？”
1990年5月，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馆名。同年7月3日，邓小平来到刚落成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视察。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向邓小平汇报了亚运会的筹备情况。邓小平想得更远一些，没有谈亚运会，却关切地问起另一个问题:“中国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邓小平关切地问:“办了亚运会，还要办奥运会，你们下决心了没有?”后来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都赞同邓小平的意见。1990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由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伍绍祖后来回忆说:“我知道，小平同志早在70年代就表示过，中国应该办奥运会。但在亚运会还没有办完的情况下，是否申办奥运会，有些同志还有疑虑。由于小平同志的过问，促成了申办奥运会的决策。事后证明申办奥运会是深得全国人民拥护的，群众热情很高，尽管申办之路出现过挫折。”
1993年9月23日，北京以两票之差与2000年奥运会失之交臂。10月1日，邓小平就中国申请举办2000年奥运会未能成功一事，对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说:“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他告诫伍绍祖说，西方“什么许诺都靠不住，这个道理要管好多年，不要轻易相信许诺，拿到东西才算数，没有拿到的就不要信”。
1993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的陪同下乘车考察北京城。谈话间，邓小平又问到申办奥运会的事情。在车上，邓小平向张百发提起了奥运会。张百发简要地介绍了最后投票的情况。当讲到主要是西方一些国家反对时，邓小平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陪同的医生告诉张百发:“投票那天，老人家还想看电视实况转播呢，我们动员他睡觉。可早上起来，第一句话就问投票结果怎样，我们回答没有成功。他说:'预料中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
五年后，1998年11月，经中央批准，北京宣布申办2008年奥运会。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宣布:北京获得第29届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
【“动态清零”和“与病毒共存”不矛盾——#为张文宏说句公道话#】
#动态清零和与病毒共存不矛盾#
张文宏所表达的“与病毒共存”是指“新冠病毒会在地球上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由于这一现状存在，他一直呼吁大家在尽快接种疫苗的同时，积极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不断修补被病毒突破的防线薄弱点。
@王慧opinion ：8月7日，中国卫生经济学会总顾问、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撰文，痛批英美等国将政府防疫失策“甩锅”给病毒变异，并指出我国必须坚持严格防控，必须打消“与病毒共存”的想法。
此观点一出，立刻在互联网引发热议，网友们在有关防疫的讨论中大致分成了两大“阵营”——“主张清零派”和“支持共存派”。
“主张清零派”将矛头直指近期针对南京疫情在微博发声的张文宏医生，声称他所说的“世界要学会与这个（新冠）病毒共存”是宣布向病毒投降，甚至有人直接给张文宏扣上了“投降主义”的大帽子。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并报道新冠疫情的媒体工作者，看到这些网上评论我无比震惊，想借此机会说句公道话。
高强在文章中所提到的“与病毒共存”是指英、美等国盲目解除或放松对疫情的管控措施，单纯依靠疫苗接种的抗疫模式。经历了一年半的疫情，大家有些疲惫，甚至麻痹，在国内散发疫情不断之际，高强提出我们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在接种疫苗之后消极抗疫，还是及时的。
而张文宏所表达的“与病毒共存”是指“新冠病毒会在地球上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由于这一现状存在，他一直呼吁大家在尽快接种疫苗的同时，积极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不断修补被病毒突破的防线薄弱点。
今年（2021年）6月6日张文宏在观察者网的专访中明确指出，今天，中国可以说是彻底消灭了新冠病毒，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中国发生的疫情都是从境外传入的。但是，中国可以做到清零，不代表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能做到。只要其他地方清不了零，那么这个病毒就会在世界上一直传播，流转。从原则上讲，目前为止，只有中国可以做到消灭新冠病毒。其他地方的社区管理、城市管理可能达不到这个水平，那么就不能做到清零，因此这个病毒就会一直在地球上存在。
张文宏在上述采访中说，全世界真正达到清零的只有一个病毒——天花病毒。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解释道：“首先全世界每个人都去打疫苗。第二，天花疫苗打过一针之后可以永久保护。”“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新冠病毒，实现人人打疫苗现在还做不到。另外，它给大家提示的特点就是，打了疫苗可能也无法实现永久保护。生过天花的人不会再生天花，但是今天我们发现，生过新冠的人会再生新冠，这就意味着疫苗提供的免疫不是永久的。”
“所以，如果不能在一定的时间内，让全人类都打一遍新冠疫苗，把R0值控到很低的水平，那么新冠病毒就不能被剿灭。这些特征告诉我们，这是个常驻病毒，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全球性的疫情一直会存在。”张文宏补充道。
所以，只有中国做到“清零”是远远不够的，只要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清零，只要这个病毒依然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存在，通过世界各国人与物的交流，病毒就有传播的机会，客观上人类就是在和病毒“共存”的。
但是相对于放松疫情管控、主要靠接种疫苗抗疫的西方国家，这一年多来，中国多个城市的散发疫情都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清零的最终结果，这得益于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动态清零”策略。
张文宏医生在号召大家尽快接种疫苗的同时，也反复强调这一策略。他曾在观察者网的专访中说：“中国一直采取坚决清零的策略，在实现和全世界互动之前，一般来说会一直维持这个策略。”
而张文宏所说的“动态清零”策略与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在文章中所说的“必须坚持严格防控”的措施非常相似。高强在文中写到，“通过严格的隔离控制措施，以最快的速度切断病毒的传播链，把病毒封锁在最小的范围内‘自消自灭’。”
所以，“与病毒共存”的现状和“动态清零”的策略并不矛盾。“与病毒共存”是病毒尚在地球存在，且很可能很长时间会一直存在的客观事实，而“动态清零”是中国与英、美等西方国家不同的积极的抗疫战略。
当然，也无须讳言，在人类与病毒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张文宏和高强的观点是相左的。高强在文章中说：“人类与病毒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关系。人类生存繁衍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部与病毒拼死相争的历史，不是人类消灭病毒，就是人类被病毒吞噬，从来没有人类‘与病毒长期共存’”。而张文宏的观点如同上述：“全世界真正达到清零的只有一个病毒——天花病毒。”
还需要指出的是，个别自媒体动辄给张文宏这样的专家扣上“投降主义”的大帽子，是极不妥当的。张文宏医生作为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既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医生，还是一位爱国者。在一年多防疫抗疫期间，他对民众、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有目共睹。
在疫情初期，他用最朴素的语言鼓励大家，“再闷2周，把病毒‘闷死’”；作为华山医院感染科的党支部书记，他让党员医生先上一线，没有讨价还价；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他始终在提出自己的科学预判；最近上海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现在一些人对他的话有些误解，尽管如此，讲科学仍然是科学家的使命。7月30日，张文宏在微博中写道，“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病毒学家都认可这是一个常驻病毒，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
的确，除了他之外，不少专家在疫情发展的不同时期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2020年2月19日，央视新闻频道《新闻1+1》连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王辰院士说，新冠肺炎病毒有可能转成慢性的，像流感一样长期在人间存在的病。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对此我们要做好准备。
2021年3月20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分论坛上，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主任高福表示，新冠病毒走到今天，没有证据表明它将消失，很可能将会和人类共存，就像流感一样，而且还会出现新的冠状病毒。
2021年5月19日，钟南山院士说，如果新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慢慢降低的话，那么新冠与人类的长期共存将成为可能。我们可能要像预防流感那样，定期打疫苗。
2021年8月4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副主任石正丽研究员指出，“德尔塔”变体进一步变异衍生出“德尔塔+”或“AY.1”变体。德尔塔变异株已在至少98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且还在继续变异和进化。“我们要放下恐慌心理，做好和新冠病毒共存一段时间的准备。”
在全球疫情仍在持续的当下，国家和社会更需要广开言路，包括专家和官员等在内的理性探讨和思考有助于我们认清疫情的当下形势和未来走向，未雨绸缪，形成科学的共识，有利于集思广益和决策层形成正确的决策。
对任何人讲的话进行脱离语境的简化、情绪化转述和讨论，作泛政治化甚至意识形态化的解读，甚至乱扣帽子，这是要不得的，是对眼下抗疫大局有害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就是因无度的疫情争论，泛政治化的揣测，造成了社会撕裂而吃了大亏。
与新冠疫情的争斗，是一场持久战。张文宏的观点，高强的意见，有共通之处，也有明显的区别。今后，随着疫情的变化，类似的不同见解和争论可能会更多地出现，彼此都是一家之言，都只代表个人，不代表机构，更不代表组织，民众、社会和政府亦“兼听则明”，这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所应有的正常现象，也是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最大公约数的必然途径。
#动态清零和与病毒共存不矛盾#
张文宏所表达的“与病毒共存”是指“新冠病毒会在地球上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由于这一现状存在，他一直呼吁大家在尽快接种疫苗的同时，积极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不断修补被病毒突破的防线薄弱点。
@王慧opinion ：8月7日，中国卫生经济学会总顾问、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撰文，痛批英美等国将政府防疫失策“甩锅”给病毒变异，并指出我国必须坚持严格防控，必须打消“与病毒共存”的想法。
此观点一出，立刻在互联网引发热议，网友们在有关防疫的讨论中大致分成了两大“阵营”——“主张清零派”和“支持共存派”。
“主张清零派”将矛头直指近期针对南京疫情在微博发声的张文宏医生，声称他所说的“世界要学会与这个（新冠）病毒共存”是宣布向病毒投降，甚至有人直接给张文宏扣上了“投降主义”的大帽子。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并报道新冠疫情的媒体工作者，看到这些网上评论我无比震惊，想借此机会说句公道话。
高强在文章中所提到的“与病毒共存”是指英、美等国盲目解除或放松对疫情的管控措施，单纯依靠疫苗接种的抗疫模式。经历了一年半的疫情，大家有些疲惫，甚至麻痹，在国内散发疫情不断之际，高强提出我们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在接种疫苗之后消极抗疫，还是及时的。
而张文宏所表达的“与病毒共存”是指“新冠病毒会在地球上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由于这一现状存在，他一直呼吁大家在尽快接种疫苗的同时，积极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不断修补被病毒突破的防线薄弱点。
今年（2021年）6月6日张文宏在观察者网的专访中明确指出，今天，中国可以说是彻底消灭了新冠病毒，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中国发生的疫情都是从境外传入的。但是，中国可以做到清零，不代表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能做到。只要其他地方清不了零，那么这个病毒就会在世界上一直传播，流转。从原则上讲，目前为止，只有中国可以做到消灭新冠病毒。其他地方的社区管理、城市管理可能达不到这个水平，那么就不能做到清零，因此这个病毒就会一直在地球上存在。
张文宏在上述采访中说，全世界真正达到清零的只有一个病毒——天花病毒。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解释道：“首先全世界每个人都去打疫苗。第二，天花疫苗打过一针之后可以永久保护。”“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新冠病毒，实现人人打疫苗现在还做不到。另外，它给大家提示的特点就是，打了疫苗可能也无法实现永久保护。生过天花的人不会再生天花，但是今天我们发现，生过新冠的人会再生新冠，这就意味着疫苗提供的免疫不是永久的。”
“所以，如果不能在一定的时间内，让全人类都打一遍新冠疫苗，把R0值控到很低的水平，那么新冠病毒就不能被剿灭。这些特征告诉我们，这是个常驻病毒，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全球性的疫情一直会存在。”张文宏补充道。
所以，只有中国做到“清零”是远远不够的，只要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清零，只要这个病毒依然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存在，通过世界各国人与物的交流，病毒就有传播的机会，客观上人类就是在和病毒“共存”的。
但是相对于放松疫情管控、主要靠接种疫苗抗疫的西方国家，这一年多来，中国多个城市的散发疫情都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清零的最终结果，这得益于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动态清零”策略。
张文宏医生在号召大家尽快接种疫苗的同时，也反复强调这一策略。他曾在观察者网的专访中说：“中国一直采取坚决清零的策略，在实现和全世界互动之前，一般来说会一直维持这个策略。”
而张文宏所说的“动态清零”策略与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在文章中所说的“必须坚持严格防控”的措施非常相似。高强在文中写到，“通过严格的隔离控制措施，以最快的速度切断病毒的传播链，把病毒封锁在最小的范围内‘自消自灭’。”
所以，“与病毒共存”的现状和“动态清零”的策略并不矛盾。“与病毒共存”是病毒尚在地球存在，且很可能很长时间会一直存在的客观事实，而“动态清零”是中国与英、美等西方国家不同的积极的抗疫战略。
当然，也无须讳言，在人类与病毒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张文宏和高强的观点是相左的。高强在文章中说：“人类与病毒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关系。人类生存繁衍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部与病毒拼死相争的历史，不是人类消灭病毒，就是人类被病毒吞噬，从来没有人类‘与病毒长期共存’”。而张文宏的观点如同上述：“全世界真正达到清零的只有一个病毒——天花病毒。”
还需要指出的是，个别自媒体动辄给张文宏这样的专家扣上“投降主义”的大帽子，是极不妥当的。张文宏医生作为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既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医生，还是一位爱国者。在一年多防疫抗疫期间，他对民众、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有目共睹。
在疫情初期，他用最朴素的语言鼓励大家，“再闷2周，把病毒‘闷死’”；作为华山医院感染科的党支部书记，他让党员医生先上一线，没有讨价还价；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他始终在提出自己的科学预判；最近上海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现在一些人对他的话有些误解，尽管如此，讲科学仍然是科学家的使命。7月30日，张文宏在微博中写道，“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病毒学家都认可这是一个常驻病毒，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
的确，除了他之外，不少专家在疫情发展的不同时期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2020年2月19日，央视新闻频道《新闻1+1》连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王辰院士说，新冠肺炎病毒有可能转成慢性的，像流感一样长期在人间存在的病。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对此我们要做好准备。
2021年3月20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分论坛上，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主任高福表示，新冠病毒走到今天，没有证据表明它将消失，很可能将会和人类共存，就像流感一样，而且还会出现新的冠状病毒。
2021年5月19日，钟南山院士说，如果新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慢慢降低的话，那么新冠与人类的长期共存将成为可能。我们可能要像预防流感那样，定期打疫苗。
2021年8月4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副主任石正丽研究员指出，“德尔塔”变体进一步变异衍生出“德尔塔+”或“AY.1”变体。德尔塔变异株已在至少98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且还在继续变异和进化。“我们要放下恐慌心理，做好和新冠病毒共存一段时间的准备。”
在全球疫情仍在持续的当下，国家和社会更需要广开言路，包括专家和官员等在内的理性探讨和思考有助于我们认清疫情的当下形势和未来走向，未雨绸缪，形成科学的共识，有利于集思广益和决策层形成正确的决策。
对任何人讲的话进行脱离语境的简化、情绪化转述和讨论，作泛政治化甚至意识形态化的解读，甚至乱扣帽子，这是要不得的，是对眼下抗疫大局有害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就是因无度的疫情争论，泛政治化的揣测，造成了社会撕裂而吃了大亏。
与新冠疫情的争斗，是一场持久战。张文宏的观点，高强的意见，有共通之处，也有明显的区别。今后，随着疫情的变化，类似的不同见解和争论可能会更多地出现，彼此都是一家之言，都只代表个人，不代表机构，更不代表组织，民众、社会和政府亦“兼听则明”，这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所应有的正常现象，也是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最大公约数的必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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