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菏报时政##菏泽日报##单县# 【比出新气象，比出新贡献 ——单县17名干部一线被提拔重用冲击波纪实】17名“敢扛事、愿干事、能成事”的干部被集体提拔使用、晋升职级。近日，单县推行的提报重用干部的“赛马”机制，广受关注。为此，记者深入采访了解到，2022年初以来，单县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实施“重点突破、一线赛马”机制，聚焦一线发现、识别干部，大胆重用干部，选拔使用了一批政治过硬、实干苦干、敢抓敢管的一线干部，营造了全县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
树牢实干实绩“指挥棒”
单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四级主任科员孙继辉和县里其他16名干部，被集体提拔重用了。
“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每次见到孙继辉，都是憔悴的样子。自参与单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以来，他夜以继日当好指挥调度的‘参谋助手’。每日对接上级指挥部工作部署，传达单县防控工作要求，详细了解并妥善协调解决单县疫情防控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已连续3年除夕夜在疫情防控指挥部值守。2022年4月初，单县出现首例病例，孙继辉2天仅休息4个小时，他用实际行动展示了共产党员的时代风采。”单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主任孟长青感慨道。
2022年3月，单县对干部提拔重用奖励内容、范围、数量和开展形式、时间、程序做了明确规定。近期，组织部门组成了干部调研考察组，深入到重点项目建设、信访维稳、疫情防控等急难险重任务一线，发现表现优异、实绩突出的干部。
经调研考察，对单县开发区党工委纪工委书记、二级主任科员石勇，县委政法委副书记（正科级）、县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马贺，单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四级主任科员孙继辉，黄岗镇人员政府副镇长、三级主任科员吴秋歌等17名干部进行大胆提拔使用、晋升职级。即时落实“四个一批”，即提拔重用一批、晋升职级一批、选树典型表彰一批、纳入一线优秀干部信息库储备一批。对于工作突出、做出重大贡献的，破格提拔使用。对于同等条件下的考察对象，优先提拔重用具有一线工作经历的干部。
石勇，坚守岗位，主动靠上做工作，时常与深夜相伴，他积极协调各方关系，对每个企业认真摸底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帮助企业寻找搬迁场地，为企业排忧解难，耐心细致地讲解政策；马贺，三个月来，下乡入户40余次，化解拆迁类、农民工工资类、涉法涉诉类等7个方面问题，走访130余名群众。协调公检法司等10余部门，化解信访案（事）件37起；吴秋歌，自2020年初单县疫情防控以来，三年如一日，平均每日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他们“敢扛事、愿干事、能成事”，通过 “重点突破、一线赛马”机制被大胆提拔重用。机制的实施，进一步提升了全县各级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和本领，激发了全县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打造公平公正“赛马场”
单县新一届县委成立以来，确定了“重点突破、争创一流”工作主基调，明确了“六大突破、四个保障”工作举措。在今年年初召开的重点产业五年攻坚突破行动大会上，单县县委书记耿振华提出了“一年起势、三年见效、五年实现千亿突破”的行动目标。“实现既定的任务目标，干部使用是关键，必须要敢于打破常规，最大限度地激发干事创业积极性。” 耿振华说。
为此，在干部使用中，单县勇于创新，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变“相马”为“赛马”，不看背景看实绩、不看表面看表现、不看资历看能力，对“敢扛事、愿干事、能成事”干部，优先提拔，大胆使用；对不担当不作为、失职渎职干部，严肃问责，及时调整，切实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干事创业本领，激发出县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同时，单县县委研究制定了《关于建立“一线赛马”培养识别选用干部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加强顶层设计，细化工作标准，搭建了将基层一线和重点工作前线作为干部砥砺品质、提高本领的“赛马场”。
单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县政协党组副书记黄涛介绍，在“赛马”机制的设计上，单县明确划分工业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的“考核赛场”，特别突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疫情防控、乡村振兴等方面的“能力比拼”。对重点领域“跨越障碍”情况进行“庖丁解牛”式的量化分解，对组织引领、完成时限、成果成效、经验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打分，在保障“赛马”的竞争性基础上，充分体现“赛马”的公平性。注重抓早抓小抓日常，对干部在一线实践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确保始终走在正确的赛道上。
用好干部选拔任用“测量尺”
在对干部选拔任用方面，单县将干部在实践历练一线的表现作为重要依据。不断细化一线识别干部方式方法，通过察、听、谈、评、研“五步法”开展经常性、全方位、近距离考察，发现“务实、担当、创新、高效”的好干部。“察”即对照工作清单，深入一线实地察看工作开展情况；“听”即在一定的时间节点，在听取考察对象情况介绍或述职报告的基础上，听取接收单位分管领导等负责同志意见；“谈”即在一线随机挑选谈话对象，了解一线干部的突出特点、能力和实绩；“评”即综合领导点评和群众评议情况，适时开展民主测评和专项评估；“研”即通过综合分析研判形成一线工作台账和考察结论。通过“五步法”全程跟踪了解干部工作“落实力”情况，精准掌握干部一线表现情况，为选准用好干部打下坚实基础。
“‘五步法’的实践，进一步激发了全县广大党员干部争先进位的斗志，激活了干部干事创业的‘一池春水’。”黄涛说。“下一步，单县县委将继续围绕‘重点突破、争创一流’工作主基调，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重要标准，大力选拔使用政治过硬、实干苦干、敢抓敢管的一线干部，尤其对那些任劳任怨、抗硬活、打硬仗的干部，对那些在关键时刻、重大任务中豁得出来、冲得上去的干部，对那些敢于善于斗争、积极应对风险挑战的干部，及时发现提拔使用，切实做到‘真干假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 ’，形成凭实干实绩的‘干部提拔、重在赛马 ’鲜明导向。”耿振华说。（菏泽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富刚 通 讯员 谢 丽 张 宁）
树牢实干实绩“指挥棒”
单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四级主任科员孙继辉和县里其他16名干部，被集体提拔重用了。
“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每次见到孙继辉，都是憔悴的样子。自参与单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以来，他夜以继日当好指挥调度的‘参谋助手’。每日对接上级指挥部工作部署，传达单县防控工作要求，详细了解并妥善协调解决单县疫情防控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已连续3年除夕夜在疫情防控指挥部值守。2022年4月初，单县出现首例病例，孙继辉2天仅休息4个小时，他用实际行动展示了共产党员的时代风采。”单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主任孟长青感慨道。
2022年3月，单县对干部提拔重用奖励内容、范围、数量和开展形式、时间、程序做了明确规定。近期，组织部门组成了干部调研考察组，深入到重点项目建设、信访维稳、疫情防控等急难险重任务一线，发现表现优异、实绩突出的干部。
经调研考察，对单县开发区党工委纪工委书记、二级主任科员石勇，县委政法委副书记（正科级）、县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马贺，单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四级主任科员孙继辉，黄岗镇人员政府副镇长、三级主任科员吴秋歌等17名干部进行大胆提拔使用、晋升职级。即时落实“四个一批”，即提拔重用一批、晋升职级一批、选树典型表彰一批、纳入一线优秀干部信息库储备一批。对于工作突出、做出重大贡献的，破格提拔使用。对于同等条件下的考察对象，优先提拔重用具有一线工作经历的干部。
石勇，坚守岗位，主动靠上做工作，时常与深夜相伴，他积极协调各方关系，对每个企业认真摸底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帮助企业寻找搬迁场地，为企业排忧解难，耐心细致地讲解政策；马贺，三个月来，下乡入户40余次，化解拆迁类、农民工工资类、涉法涉诉类等7个方面问题，走访130余名群众。协调公检法司等10余部门，化解信访案（事）件37起；吴秋歌，自2020年初单县疫情防控以来，三年如一日，平均每日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他们“敢扛事、愿干事、能成事”，通过 “重点突破、一线赛马”机制被大胆提拔重用。机制的实施，进一步提升了全县各级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和本领，激发了全县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打造公平公正“赛马场”
单县新一届县委成立以来，确定了“重点突破、争创一流”工作主基调，明确了“六大突破、四个保障”工作举措。在今年年初召开的重点产业五年攻坚突破行动大会上，单县县委书记耿振华提出了“一年起势、三年见效、五年实现千亿突破”的行动目标。“实现既定的任务目标，干部使用是关键，必须要敢于打破常规，最大限度地激发干事创业积极性。” 耿振华说。
为此，在干部使用中，单县勇于创新，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变“相马”为“赛马”，不看背景看实绩、不看表面看表现、不看资历看能力，对“敢扛事、愿干事、能成事”干部，优先提拔，大胆使用；对不担当不作为、失职渎职干部，严肃问责，及时调整，切实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干事创业本领，激发出县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同时，单县县委研究制定了《关于建立“一线赛马”培养识别选用干部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加强顶层设计，细化工作标准，搭建了将基层一线和重点工作前线作为干部砥砺品质、提高本领的“赛马场”。
单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县政协党组副书记黄涛介绍，在“赛马”机制的设计上，单县明确划分工业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的“考核赛场”，特别突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疫情防控、乡村振兴等方面的“能力比拼”。对重点领域“跨越障碍”情况进行“庖丁解牛”式的量化分解，对组织引领、完成时限、成果成效、经验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打分，在保障“赛马”的竞争性基础上，充分体现“赛马”的公平性。注重抓早抓小抓日常，对干部在一线实践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确保始终走在正确的赛道上。
用好干部选拔任用“测量尺”
在对干部选拔任用方面，单县将干部在实践历练一线的表现作为重要依据。不断细化一线识别干部方式方法，通过察、听、谈、评、研“五步法”开展经常性、全方位、近距离考察，发现“务实、担当、创新、高效”的好干部。“察”即对照工作清单，深入一线实地察看工作开展情况；“听”即在一定的时间节点，在听取考察对象情况介绍或述职报告的基础上，听取接收单位分管领导等负责同志意见；“谈”即在一线随机挑选谈话对象，了解一线干部的突出特点、能力和实绩；“评”即综合领导点评和群众评议情况，适时开展民主测评和专项评估；“研”即通过综合分析研判形成一线工作台账和考察结论。通过“五步法”全程跟踪了解干部工作“落实力”情况，精准掌握干部一线表现情况，为选准用好干部打下坚实基础。
“‘五步法’的实践，进一步激发了全县广大党员干部争先进位的斗志，激活了干部干事创业的‘一池春水’。”黄涛说。“下一步，单县县委将继续围绕‘重点突破、争创一流’工作主基调，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重要标准，大力选拔使用政治过硬、实干苦干、敢抓敢管的一线干部，尤其对那些任劳任怨、抗硬活、打硬仗的干部，对那些在关键时刻、重大任务中豁得出来、冲得上去的干部，对那些敢于善于斗争、积极应对风险挑战的干部，及时发现提拔使用，切实做到‘真干假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 ’，形成凭实干实绩的‘干部提拔、重在赛马 ’鲜明导向。”耿振华说。（菏泽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富刚 通 讯员 谢 丽 张 宁）
（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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