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排名
大学声誉排名参考价值有多大？
一项全球大学声誉（Reputation）排行榜，见诸英国各大媒体的教育版头条。虽然此项调查从2011年才首次开始，历史极短，却因为英国大学的榜上表现不佳，而不断引起高教界对英国教育吸引力的担忧。而中国方面的关注，则源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中国教育界翘楚连年跻身前50名行列，风头盖过不少英国名校。
“声誉”怎么排？
全球大学声誉排名是由《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组织主导完成的，其早前推出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颇具知名度。该项排名主要包括综合排名和学科排名，2011年该组织又推出了附属并有别于主排名的声誉（Reputation）排名。排名的数据来源由英国路透社。
全球共有100所大学上榜。排名榜分为两档：1到50名，51到100名。前50名大学给出具体排行的得分；后50名没有给出具体分数，仅列出排名名次数。
今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哈佛、麻省理工、剑桥、牛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等六所大学的得分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学。在前100名大学中，美国大学优势明显，占据43席，英国仅有6所大学上榜。中国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列第35和45位，名次高过不少英国名校。
2013年的调查于2012年4月到5月以10种语言进行，共邀请来自144个国家，1.7万名曾在国际重要期刊发表论文的学术界人士参与，请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与了解，选出全球至少15所个人认为声誉最好的大学，并在地区间进行平衡而得出结果。
有效利用排名
由于声誉调查的结果都是评委以自己的意志做出的选择，因此有人质疑这项调查的客观性，负责该调查的编辑Phil Baty对媒体表示，声誉调查的确是个主观性的调查，但是受访者都是全球学术界的精英，他们对于学术与大学有很深厚的了解。主观的意见很重要，现在高等教育是个国际市场，声誉是衡量大学办学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借此吸引优秀的教职员、学生及投资。
除了声誉调查，英国的《卫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等主流报纸每年都会对英国大学进行综合排名。这些综合排名相对于强调客观调查结果，排名因素主要包括：学生满意度、研究质量、师生比例、硬件软件设施投入、毕业率、荣誉学位获得率、毕业生去向和平均入学难度等因素。而大学声誉排名的依据则更多来自于大学的品牌价值，反映各高校在吸引人才、投资、科研伙伴等方面的软实力因素。
了解综合排名和名誉排名的评估区别，可以看出，两项调查结果可以互为补充进行参考。在选择大学的时候仍然要看学生个人的实际需求、专业需求以及今后的就业需求。不能完全依赖于排名，也不能轻视排名，只有选择到最适合自己的大学才是正确的选择。
各种各样的英国大学排名
英国有很多对英国大学的综合排名，除了《完全大学指南》、《泰晤士报》、《卫报》的大学排名，还有大学纯学术比较的RAE排名，各种各样的排名让学生看到眼花缭乱，最终选择起来也是无从下手。
那到底是专业排名重要，还是综合排名重要？
留学专家认为，专业排名相对于综合排名对我们更重要一些。英国不同于国内更重视学校名气口碑，在英国，大部分人尤其是用人企业更重视的是你个人的成绩和经验。所以英国留学选择一个好的专业比选择一个排名靠前的大学重要得多。对大学进行的综合性排名并不能反应一所大学的全部，更不能反应大学的专业优秀与否。学生在进行大学的选择时，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和兴趣，然后从专业开始进行了解，最后根据自己的需要了解一下大学的综合排名、地理位置、学术实力等，千万不可仅从综合排名就决定留英去向，让自己得不偿失。
QS世界大学排名
QS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是由英国一家国际教育市场咨询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简称QS）所发表的年度世界大学排名。QS公司最初与泰晤士高等教育（简称THE）合作，共同推出《THE-QS世界大学排名》，首次发布于2004年，是相对较早的全球大学排名；2010年起，QS和THE终止合作，两者开始发表各自的世界大学排名。QS全球教育集团一般每年夏季会进行排名更新。
QS世界大学排名2010年得到了大学排名国际专家组（IREG）建立的“IREG－学术排名与卓越国际协会”承认，是参与机构最多、世界影响范围最广的排名之一，与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和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被公认为四大较为权威的世界大学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将学术声誉、雇主声誉、师生比例、研究引用率、国际化作为评分标准，因其问卷调查形式的公开透明而获评为世上最受注目的大学排行榜之一，但也因具有过多主观指标和商业化指标而受到批评。
QS世界大学排名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使用一系列学术指标来衡量世界大学的影响力，具体指标及其权重分别为：
Academic Reputation（学术领域的同行评价）40%
Global Employer Reputation（全球雇主声誉）10%
Faculty/Student Ratio（师生比例）20%
Citations per faculty （单位教职的论文引用数）20%
International Faculty Ratio（国际教职工比例）5%
International Student Ratio（国际学生比例）5%
总计100%。
目前QS排名同世界最大的学术出版集团之一爱思唯尔（ELSEVIER）合作推出，现涵盖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学科分类排名；五个持不同准则的QS洲际大学排名（QS金砖五国大学排名、QS亚洲大学排名、QS阿拉伯地区大学排名、QS新兴欧洲及中亚地区大学排名、QS拉丁美洲大学排名）、QS地区大学排名 、QS美国大学排名 、QS最佳求学城市排名、QS最佳50所创校未满50年大学（也称QS世界年轻大学排名，2019年实际排有150所大学）、QS全球MBA排名、QS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等。其中，QS金砖五国大学排名中的“中国”部分只涵盖了中国大陆的大学，其他大中华地区（香港、澳门、台湾）的大学则没有计算在内。
2021年排名情况
2021年6月9日，世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发布2022QS世界大学排名，排名共有1300所院校上榜，是QS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世界大学排名。
麻省理工学院连续第十年获得世界排名第一，牛津大学则在2006年之后首次上升到世界第二名，而斯坦福大学和剑桥大学则并列第三。亚洲排名前二的大学仍然位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位列世界第11名，南洋理工大学的排名上升1位，为世界第12名。
哈佛大学（第5名）跌至QS世界大学排名历史上的最低排位，加州理工学院（第6名）自2015年以来首次跌出前五名，而康奈尔大学（第21名）自2004年以来首次失去了前20名的位置。杜克大学也跌至历史最低点，排名第52位。牛津大学则在2006年之后首次上升到世界第二名，而剑桥大学则与斯坦福大学并列第三。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爱丁堡大学、华威大学等排名皆有提高。
中国大陆大学共有58所大学上榜，领先的高校是清华大学，世界第17名，亚洲第3名。北京大学的排名上升5位，为世界第18名（亚洲第4名）。这是北京大学在2006年之后，首次进入世界前20名，也是中国大陆首次有两所大学跻身世界前20。此外，复旦大学（第31名）、浙江大学（第45名，历史最佳）和上海交通大学（第50名）也进入世界前50名。其中武汉大学第225名。武汉大学已经成为世界上对新冠肺炎研究贡献最大的大学之一，在新冠肺炎相关论文产出方面排名前十 ，与华中科技大学并列，后者是继哈佛大学之后世界上第二大新冠肺炎研究者。
中国香港地区共有7所大学上榜，香港大学保持了第22名的位置，香港科技大学（第34名）和香港中文大学（第39名）也保持了世界前50名。中国台湾地区则有25所大学上榜，台湾大学位列第68名。中国澳门地区有2所大学上榜，最佳的是澳门大学，位列第322名。
#出国留学# #留学申请季# #美国留学[超话]# #英国留学[超话]#
大学声誉排名参考价值有多大？
一项全球大学声誉（Reputation）排行榜，见诸英国各大媒体的教育版头条。虽然此项调查从2011年才首次开始，历史极短，却因为英国大学的榜上表现不佳，而不断引起高教界对英国教育吸引力的担忧。而中国方面的关注，则源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中国教育界翘楚连年跻身前50名行列，风头盖过不少英国名校。
“声誉”怎么排？
全球大学声誉排名是由《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组织主导完成的，其早前推出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颇具知名度。该项排名主要包括综合排名和学科排名，2011年该组织又推出了附属并有别于主排名的声誉（Reputation）排名。排名的数据来源由英国路透社。
全球共有100所大学上榜。排名榜分为两档：1到50名，51到100名。前50名大学给出具体排行的得分；后50名没有给出具体分数，仅列出排名名次数。
今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哈佛、麻省理工、剑桥、牛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等六所大学的得分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学。在前100名大学中，美国大学优势明显，占据43席，英国仅有6所大学上榜。中国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列第35和45位，名次高过不少英国名校。
2013年的调查于2012年4月到5月以10种语言进行，共邀请来自144个国家，1.7万名曾在国际重要期刊发表论文的学术界人士参与，请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与了解，选出全球至少15所个人认为声誉最好的大学，并在地区间进行平衡而得出结果。
有效利用排名
由于声誉调查的结果都是评委以自己的意志做出的选择，因此有人质疑这项调查的客观性，负责该调查的编辑Phil Baty对媒体表示，声誉调查的确是个主观性的调查，但是受访者都是全球学术界的精英，他们对于学术与大学有很深厚的了解。主观的意见很重要，现在高等教育是个国际市场，声誉是衡量大学办学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借此吸引优秀的教职员、学生及投资。
除了声誉调查，英国的《卫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等主流报纸每年都会对英国大学进行综合排名。这些综合排名相对于强调客观调查结果，排名因素主要包括：学生满意度、研究质量、师生比例、硬件软件设施投入、毕业率、荣誉学位获得率、毕业生去向和平均入学难度等因素。而大学声誉排名的依据则更多来自于大学的品牌价值，反映各高校在吸引人才、投资、科研伙伴等方面的软实力因素。
了解综合排名和名誉排名的评估区别，可以看出，两项调查结果可以互为补充进行参考。在选择大学的时候仍然要看学生个人的实际需求、专业需求以及今后的就业需求。不能完全依赖于排名，也不能轻视排名，只有选择到最适合自己的大学才是正确的选择。
各种各样的英国大学排名
英国有很多对英国大学的综合排名，除了《完全大学指南》、《泰晤士报》、《卫报》的大学排名，还有大学纯学术比较的RAE排名，各种各样的排名让学生看到眼花缭乱，最终选择起来也是无从下手。
那到底是专业排名重要，还是综合排名重要？
留学专家认为，专业排名相对于综合排名对我们更重要一些。英国不同于国内更重视学校名气口碑，在英国，大部分人尤其是用人企业更重视的是你个人的成绩和经验。所以英国留学选择一个好的专业比选择一个排名靠前的大学重要得多。对大学进行的综合性排名并不能反应一所大学的全部，更不能反应大学的专业优秀与否。学生在进行大学的选择时，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和兴趣，然后从专业开始进行了解，最后根据自己的需要了解一下大学的综合排名、地理位置、学术实力等，千万不可仅从综合排名就决定留英去向，让自己得不偿失。
QS世界大学排名
QS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是由英国一家国际教育市场咨询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简称QS）所发表的年度世界大学排名。QS公司最初与泰晤士高等教育（简称THE）合作，共同推出《THE-QS世界大学排名》，首次发布于2004年，是相对较早的全球大学排名；2010年起，QS和THE终止合作，两者开始发表各自的世界大学排名。QS全球教育集团一般每年夏季会进行排名更新。
QS世界大学排名2010年得到了大学排名国际专家组（IREG）建立的“IREG－学术排名与卓越国际协会”承认，是参与机构最多、世界影响范围最广的排名之一，与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和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被公认为四大较为权威的世界大学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将学术声誉、雇主声誉、师生比例、研究引用率、国际化作为评分标准，因其问卷调查形式的公开透明而获评为世上最受注目的大学排行榜之一，但也因具有过多主观指标和商业化指标而受到批评。
QS世界大学排名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使用一系列学术指标来衡量世界大学的影响力，具体指标及其权重分别为：
Academic Reputation（学术领域的同行评价）40%
Global Employer Reputation（全球雇主声誉）10%
Faculty/Student Ratio（师生比例）20%
Citations per faculty （单位教职的论文引用数）20%
International Faculty Ratio（国际教职工比例）5%
International Student Ratio（国际学生比例）5%
总计100%。
目前QS排名同世界最大的学术出版集团之一爱思唯尔（ELSEVIER）合作推出，现涵盖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学科分类排名；五个持不同准则的QS洲际大学排名（QS金砖五国大学排名、QS亚洲大学排名、QS阿拉伯地区大学排名、QS新兴欧洲及中亚地区大学排名、QS拉丁美洲大学排名）、QS地区大学排名 、QS美国大学排名 、QS最佳求学城市排名、QS最佳50所创校未满50年大学（也称QS世界年轻大学排名，2019年实际排有150所大学）、QS全球MBA排名、QS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等。其中，QS金砖五国大学排名中的“中国”部分只涵盖了中国大陆的大学，其他大中华地区（香港、澳门、台湾）的大学则没有计算在内。
2021年排名情况
2021年6月9日，世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发布2022QS世界大学排名，排名共有1300所院校上榜，是QS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世界大学排名。
麻省理工学院连续第十年获得世界排名第一，牛津大学则在2006年之后首次上升到世界第二名，而斯坦福大学和剑桥大学则并列第三。亚洲排名前二的大学仍然位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位列世界第11名，南洋理工大学的排名上升1位，为世界第12名。
哈佛大学（第5名）跌至QS世界大学排名历史上的最低排位，加州理工学院（第6名）自2015年以来首次跌出前五名，而康奈尔大学（第21名）自2004年以来首次失去了前20名的位置。杜克大学也跌至历史最低点，排名第52位。牛津大学则在2006年之后首次上升到世界第二名，而剑桥大学则与斯坦福大学并列第三。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爱丁堡大学、华威大学等排名皆有提高。
中国大陆大学共有58所大学上榜，领先的高校是清华大学，世界第17名，亚洲第3名。北京大学的排名上升5位，为世界第18名（亚洲第4名）。这是北京大学在2006年之后，首次进入世界前20名，也是中国大陆首次有两所大学跻身世界前20。此外，复旦大学（第31名）、浙江大学（第45名，历史最佳）和上海交通大学（第50名）也进入世界前50名。其中武汉大学第225名。武汉大学已经成为世界上对新冠肺炎研究贡献最大的大学之一，在新冠肺炎相关论文产出方面排名前十 ，与华中科技大学并列，后者是继哈佛大学之后世界上第二大新冠肺炎研究者。
中国香港地区共有7所大学上榜，香港大学保持了第22名的位置，香港科技大学（第34名）和香港中文大学（第39名）也保持了世界前50名。中国台湾地区则有25所大学上榜，台湾大学位列第68名。中国澳门地区有2所大学上榜，最佳的是澳门大学，位列第322名。
#出国留学# #留学申请季# #美国留学[超话]# #英国留学[超话]#
#轴承钢##轴承#《轴承行业对轴承钢有哪些新期许？》
在10月17日召开的2021年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上，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风力发电设备相继展出。其中，由我国轴承企业研制的国内首个陆上4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的单列圆锥结构主轴轴承正式亮相，标志着我国大功率风力发电装备技术取得了关键性进展。如今，我国轴承行业已经能够生产小至内径0.6毫米、大至外径12.37米的多种尺寸的轴承，产品规格多达9万余种。这离不开钢铁与轴承两大行业多年来在共建产业链生态圈上做出的探索。
“十三五”轴承行业震荡前行
若用一句话来概括近10年来我国轴承行业的发展，那便是“波动是常态、上涨是趋势、发展是必然”。
“十二五”期间，我国轴承行业稳步发展，轴承行业主营业收入年均增长率为4.45%。“十三五”期间，轴承行业发展波动较大，但总体仍然稳中有进、震荡前行，5年间主营业收入保持了4.35%的年均增长率。
“虽然我国轴承产业规模、进出口量均较大，但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轴承钢技术质量水平不断提高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来，钢铁行业在轴承钢领域的创新与突破支撑了轴承行业的发展，我国轴承钢技术质量水平特别是纯净度与夹杂物控制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是轴承钢标准水平显著提升。我国现行轴承钢标准共有15项，其中国标12项、冶金行业标准3项。
以《高碳铬轴承钢标准（GB/T 18254-2016）》为例，这项标准自颁布以来，极大地推进了我国轴承钢生产装备和工艺技术改进的步伐，实现了以真空脱气轴承钢取代电炉钢的冶炼工艺，从而保证了我国轴承钢品种质量稳步提高。
去年6月份颁布的《超高洁净高碳铬轴承钢通用技术条件（GB/T 38885-2020）》更是在《高碳铬轴承钢标准（GB/T 18254-2016）》中特级优质轴承钢的基础上，对材料接触疲劳寿命的控制指标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在国内外尚属首次。
二是轴承钢实物质量极大提升。由于技术装备水平的不断提升，特别是真空脱气技术和装备的应用，我国轴承钢在纯净度与夹杂物控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关键技术指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高端轴承钢研发力度尚需加大
“目前，国内普通轴承钢已经基本满足市场需求，但也存在鱼龙混杂的现象，这就要求为国家重大装备和重点主机配套的高端轴承钢研发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
从技术层面来看，一是要开展轴承钢冶金质量一致性的系统研究。二是要对特级优质钢的生产工艺技术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以特级优质钢的生产工艺技术突破为基础，带动高级优质钢、优质钢整体实现质量提升。三是要推广应用洁净钢冶炼技术、连铸保护渣技术、微合金化技术、大规格轴承钢锻造技术等。
从产品层面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研发应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制造强国战略重点领域需求的新型高端特种轴承钢，包括制造风电增速器轴承、汽车变速箱轴承用轴承钢，适用于制造2.0兆瓦以上风力发电机主轴轴承用轴承钢，盾构机主轴轴承、高档数控机床主轴轴承用轴承钢，在150摄氏度～180摄氏度的准高温区工作的准高温用轴承钢，以及用于制造航空发动机轴承的高氮不锈轴承钢。
轴承与钢铁两大行业合作空间广阔
当前市场的竞争已经转化为产业链的竞争，因此，产业链携手合作是上下游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轴承行业与钢铁行业尤其在特钢领域的合作有着巨大的空间。
一是要大力推进高碳铬轴承钢标准中高质量等级轴承钢的应用。《高碳铬轴承钢标准（GB/T 18254-2016）》与《超高洁净高碳铬轴承钢通用技术条件（GB/T 38885-2020）》的发布与实施，对轴承行业的产品质量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新标准在轴承行业全面、深入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是要推动新型轴承钢产业化应用攻关。特钢企业可以根据轴承企业的用料需求，进一步进行新型轴承钢冶炼和轧制工业性试验。轴承企业可以进行制造轴承的冷加工、热加工工艺技术研究，进行轴承各项性能台架对比试验等。
三是要做好轴承钢产品质量能力分级工作。要认真实施国家首个质量分级专项——工信部“钢铁产品质量分级评价与示范应用”项目，做好由中国轴承工业协会和钢铁研究总院牵头，兴澄特钢、钢研新材、洛阳轴承研究所及相关钢铁企业、轴承企业参与的民用轴承钢质量能力分级工作，并促成下游轴承制造与应用厂家的采信与应用。
四是要加强轴承钢质量第二方（用户）的监督。在轴承钢质量问题上要“自律”和“他律”双管齐下。“自律”就是自我约束，即坚决不使用劣质钢材；“他律”就是加强对特钢企业的第二方（用户）的质量监督。通过建立轴承钢第二方（用户）监督评价体系，促进特钢企业实现技术进步，努力提高轴承钢质量；促进轴承钢市场形成优胜劣汰机制，使优势轴承钢生产企业通过有序的市场竞争扩大市场份额，使不具备生产高品质轴承钢能力的企业淘汰出局.
来源:中国冶金报
在10月17日召开的2021年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上，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风力发电设备相继展出。其中，由我国轴承企业研制的国内首个陆上4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的单列圆锥结构主轴轴承正式亮相，标志着我国大功率风力发电装备技术取得了关键性进展。如今，我国轴承行业已经能够生产小至内径0.6毫米、大至外径12.37米的多种尺寸的轴承，产品规格多达9万余种。这离不开钢铁与轴承两大行业多年来在共建产业链生态圈上做出的探索。
“十三五”轴承行业震荡前行
若用一句话来概括近10年来我国轴承行业的发展，那便是“波动是常态、上涨是趋势、发展是必然”。
“十二五”期间，我国轴承行业稳步发展，轴承行业主营业收入年均增长率为4.45%。“十三五”期间，轴承行业发展波动较大，但总体仍然稳中有进、震荡前行，5年间主营业收入保持了4.35%的年均增长率。
“虽然我国轴承产业规模、进出口量均较大，但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轴承钢技术质量水平不断提高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来，钢铁行业在轴承钢领域的创新与突破支撑了轴承行业的发展，我国轴承钢技术质量水平特别是纯净度与夹杂物控制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是轴承钢标准水平显著提升。我国现行轴承钢标准共有15项，其中国标12项、冶金行业标准3项。
以《高碳铬轴承钢标准（GB/T 18254-2016）》为例，这项标准自颁布以来，极大地推进了我国轴承钢生产装备和工艺技术改进的步伐，实现了以真空脱气轴承钢取代电炉钢的冶炼工艺，从而保证了我国轴承钢品种质量稳步提高。
去年6月份颁布的《超高洁净高碳铬轴承钢通用技术条件（GB/T 38885-2020）》更是在《高碳铬轴承钢标准（GB/T 18254-2016）》中特级优质轴承钢的基础上，对材料接触疲劳寿命的控制指标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在国内外尚属首次。
二是轴承钢实物质量极大提升。由于技术装备水平的不断提升，特别是真空脱气技术和装备的应用，我国轴承钢在纯净度与夹杂物控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关键技术指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高端轴承钢研发力度尚需加大
“目前，国内普通轴承钢已经基本满足市场需求，但也存在鱼龙混杂的现象，这就要求为国家重大装备和重点主机配套的高端轴承钢研发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
从技术层面来看，一是要开展轴承钢冶金质量一致性的系统研究。二是要对特级优质钢的生产工艺技术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以特级优质钢的生产工艺技术突破为基础，带动高级优质钢、优质钢整体实现质量提升。三是要推广应用洁净钢冶炼技术、连铸保护渣技术、微合金化技术、大规格轴承钢锻造技术等。
从产品层面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研发应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制造强国战略重点领域需求的新型高端特种轴承钢，包括制造风电增速器轴承、汽车变速箱轴承用轴承钢，适用于制造2.0兆瓦以上风力发电机主轴轴承用轴承钢，盾构机主轴轴承、高档数控机床主轴轴承用轴承钢，在150摄氏度～180摄氏度的准高温区工作的准高温用轴承钢，以及用于制造航空发动机轴承的高氮不锈轴承钢。
轴承与钢铁两大行业合作空间广阔
当前市场的竞争已经转化为产业链的竞争，因此，产业链携手合作是上下游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轴承行业与钢铁行业尤其在特钢领域的合作有着巨大的空间。
一是要大力推进高碳铬轴承钢标准中高质量等级轴承钢的应用。《高碳铬轴承钢标准（GB/T 18254-2016）》与《超高洁净高碳铬轴承钢通用技术条件（GB/T 38885-2020）》的发布与实施，对轴承行业的产品质量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新标准在轴承行业全面、深入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是要推动新型轴承钢产业化应用攻关。特钢企业可以根据轴承企业的用料需求，进一步进行新型轴承钢冶炼和轧制工业性试验。轴承企业可以进行制造轴承的冷加工、热加工工艺技术研究，进行轴承各项性能台架对比试验等。
三是要做好轴承钢产品质量能力分级工作。要认真实施国家首个质量分级专项——工信部“钢铁产品质量分级评价与示范应用”项目，做好由中国轴承工业协会和钢铁研究总院牵头，兴澄特钢、钢研新材、洛阳轴承研究所及相关钢铁企业、轴承企业参与的民用轴承钢质量能力分级工作，并促成下游轴承制造与应用厂家的采信与应用。
四是要加强轴承钢质量第二方（用户）的监督。在轴承钢质量问题上要“自律”和“他律”双管齐下。“自律”就是自我约束，即坚决不使用劣质钢材；“他律”就是加强对特钢企业的第二方（用户）的质量监督。通过建立轴承钢第二方（用户）监督评价体系，促进特钢企业实现技术进步，努力提高轴承钢质量；促进轴承钢市场形成优胜劣汰机制，使优势轴承钢生产企业通过有序的市场竞争扩大市场份额，使不具备生产高品质轴承钢能力的企业淘汰出局.
来源:中国冶金报
【#官方回应四川不能自家杀年猪#】“就这样吧。”近日，巴中市通江县泥溪镇大柏树村屠宰户杨波，封存了自家的杀猪刀。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新闻多一点
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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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你家杀年猪吗？（四川日报微信公众号）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新闻多一点
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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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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