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讲伞护种 大家较为熟悉的就是大熊猫 东北虎 雪豹等珍稀的野生动物 通过针对它们设立的保护区也同时保护了所在区域的其他动植物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另一个层面的保护伞物种 牧羊犬
众所周知 人类通过几万年的驯化 选择性育种 使犬有了不同的的用处 其中牧羊犬是公认的最聪明最尽职的工作犬 它们保护羊群抵御狼群 有着非常正面的形象 然而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更为聪明的牧羊犬 它们表面上尽职尽责的看护羊群 享受着人类提供给它们的食物住所 与其他牧羊犬没什么区别 然而却偷偷的与狼为伍 为强大的狼大开方便之门 甚至帮它们伪装成狗方便偷羊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 这种牧羊犬就是狼的保护伞物种 算是协同进化吧 大自然中的动物关系就是这么的奇妙

（毫无意义的行为）

昨天转发评价的那个猪笼草的故事，今天得到老师上传的PPT后找到了参考资料。
文献是这个：Thorogood et al New Phytologist 2017
https://t.cn/Ai1w4fTK
一篇讲猪笼草科、瓶子草科植物的罐子协同进化的故事。

用猪笼草当马桶的小朋友是山地树鼩tree shrew (Tupaia montana)。不同的树鼩有不同的马桶[允悲]

图片来自文献

* 看心情可能想翻译一下这个好玩的故事（？），无限咕咕咕警告

** 好了。摸鱼结束，去写作业。。。

#张鸿雁# #城市文化资本#

张鸿雁教授：城市社会来临语境下的新型城镇化理论价值 |《城市文化资本与文化软实力——特色文化城市研究》选读

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形成世界性影响，为中国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平台和动力。要保证新型城市化的健康发展，首先，要从法治和法理的高度，推行国家级城镇化顶层设计的规划和战略模式；其次，必须从学理性和科学性的双重视角认识其发展的本质，从社会结构变迁的高度理解城市化与城镇化在本质上的同一性意义。其三，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面，根据自然地理环境、区位特点、资源秉赋、历史文化传承和地域生产力结构差异等要素对新型城镇化进行法治化的精准管理、分类指导和分层建设，严格杜绝以往“一刀切”、“运动式”的城镇化运作方式。另外，必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依据中国国情对新型城镇化进行包括社会规划层面的综合性系统化设计，通过“行动纲领”式的政策模式和“解决方案式的规划”管理方法，建构一个以都市圈“发展极”城市为引领的，大中小城市（镇）并举发展的，具有地域差序化格局的空间网状一体化城镇化体系，这是建设具有强可持续发展动力的新型城镇化的前提。

当代中国正处于“城市社会来临”背景下的新的发展时期，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具有“文化自觉性”和现代性的自为性。对传统社会来说，社会整体变迁意义上的进步莫过于城市社会取代农业社会，城镇化是社会进化型的进步过程，并在本质说明了人类现代化的过程和结果就是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社会生活的民主、社会保障的公平、生活的多元化、人生价值的多元化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化、法制化的契约关系及市场性取向，是新型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内涵、目标和前提。

近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增长率是每25年左右人口翻一番。如果按照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规律每25年左右翻一番的话，中国在2038年前后城市化水平至少要达到85%左右，也就是说在未来的20多年里中国将全面处于从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向城市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结构变迁期，选择新型的城镇化道路作为国策之一，是适应这一变迁的有效举措。“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来后，出现了聚讼纷纭的现象，有人把“城市化”与“城镇化”严格对立起来，这一看似十分简单的争论，却说明了一个很深刻又严肃的问题：对当代新型城镇的误读，在很大程度来上是因为对城市化与城镇化内涵和本质的同一性缺乏科学的认识所致。这种“误读”的主要分歧核心是新型城镇化走“以小城镇为主的道路”，还是走以“大城市为主的道路”？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有明显的认识失误和偏颇，对中国来说，选择其中任何一条道路都不符合中国国情，依据中国“多梯度社会结”发展现状，应该走“复合型的城市化道路”。显然，从现实应用的角度看，系统地提出和建构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理论、行动纲领和实施指导细则已经显得是十分必要了。本文从三个关系的视角提出讨论，这也是现在城镇化健康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是城镇化与城镇群的关系。古今中外城镇化的历史证明，独立于大中城市体系之外的传统小城镇是缺乏自我发展动力和再生机能的。离开了大中城市地域生产力构成体系，小城镇就会出现“孤岛效应”——缺乏就业能力、产品输出能力和商品消费能力，自然也就缺乏可持续的发展能力。没有相对较充分就业能力的小城镇就等于没有了充分发展的“动力因”，而相对充分的城镇就业，是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城镇群地域产业分工来实现的。中国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区一些城镇发展的成功经验也已经证明：凡是具有可持续发展力的城镇化地区，往往也是在大城市地域结构体系内的地域分工区，从而形成“一镇一品”的地域生产体系。此类城镇，要么是在一定地域空间形成了“城镇群空间一体化发展的模式”；要么是在“大中城市群（带）中被地域结构化的，具有合理差序格局的城镇群模式”。换言之，如果仅仅发展单纯、孤立的、分散的城镇体系（如我们看到山西、云南和河南的某些地区那样），就会必然重新出现“几乎无业可就的孤立城镇困境”，从而会导致新的、更多的社会问题的发生，简单说，城镇化在空间意义上就是城镇“群”“带”化。

二是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对于城市化而言，城镇化的重点在“化”“镇”，但其本质是具有同一性的。首先，城市化与城镇化在生活方式变革上具有本质同一性。无论是在外在形式上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还在内在本质上一种以非农业劳动方式为主体的生活空间，城市化和城镇化都是城市生活方式的地域性扩张，是城市文明的一种普及方式。城市与传统农村是此消彼长的对应范畴。其次，城市化与城镇化作为商品经济的载体具有本质同一性。城市是商品经济的载体，而传统乡村是自然经济的载体。城市化与城镇化过程都是在摒弃传统社会的地域血缘关系的过程，创造了以货币关系为纽带的“异质性”生产关系综合生活体。传统乡村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同质性”的共同体。发达国家的小城镇，在“农民终结”的社会变迁中，小城镇与大中城市构成地域统一体，城市生活方式在原来农业地带广阔地展开，城镇体系成为了城市生活方式再现现代化过程的集聚地，美国接近76%的人生活中小城镇里，其原因就在这里。其三，城市化与城镇化作为“适应性开放功能体”具有本质的同一性。“城市人”通过商品交换过程在确立了主体间的平等的同时，形成相互全面依赖生活体系。所以，以非农业生产而存在的城市（镇）经济体，无论其大小都必须与周围进行大量商品进行“能量交换”——输出和吸纳劳动力、原材料、生活与生产资料……，这些城镇必须是某一区域产业分工的一部分，否则，就会被排除在经济与社会的主流体系之外。世界历史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凡是衰败下去的城镇，都是没有或者没有能力参与地域分工的孤立城镇，因为没有能力参与地域生产力分工，也就没有了合理的就业机制，因而形成封闭的“恶的循环过程”。

三是城镇化与现代化。在一个民族中实行“现代化”，就意味着他们处于一种从“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过程。城镇化过程通过现代性的空间再造，“通过循环累积性的自组织功能”对传统社会进行解构，在城镇体系内整合、建构并演化出共享的文化与消费空间、相对丰富享受教育的空间、相对充分的竞争机制和空间、不断增长和变迁的职业阶梯与空间、休闲与工作分离时间和空间以及每个人可以向上流动与发展的选择机会与不同的价值空间等……。这些都是传统农业社会不能够有效提供的。马歇尔（Marshall）认为城市在空间上的集聚有积极的意义：包括“知识和信息传递更容易，营造了协同创新的环境”和“提供了共享的专业劳动力市场”等。这些“集中性空间”构成了城市生活方式的“文化场”，通过个人的努力如升学、创造个体的文化资本以及创造特有生存技能——个体“工具所有制”等，就可以创造向上流动的通道并实现个人价值和理想。城市越大，所表现的职业分工越深刻，18世纪的伦敦有近两千个职业名称，形成了一个长长的“异质性”的职业分层化社会，与城市比较，传统乡村几乎没有典型的社会分工，是一个“同质性”职业——以农民为主的乡土社会，所以其具有封闭性和落后性。正因为如此，所在城市里才有农民工、理发师、大学教授、小老板、董事长、IT师……股评家等形形色色的职业人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这是城市化所体现的现代性的“共容性”。伴随城镇化的发展，日益增长的职业名称是城市社会给每个人创造个人价值空间的符号的表达，这也是城市现代性的“共容性价值”，城镇化就是在创造更多的现代性“共容空间”，让更多的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城市是“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格在这里得以充分发展”。从乡村到城市里生活，在都市生活环境中，各种传播媒介、教育、文化和现代通讯事业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新的城镇，也会体现出同社会组织中的现代观念有关的原则，如合理性、秩序和效率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城镇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学校。”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创新载体改变着每一人，又给每一人适应其生活的机会。

因篇幅限制，注释详见原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