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社月刊》是王世襄的大舅——大画家金绍城先生在民国时筹办的，是以金绍城为首的湖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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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民国《湖社月刊》

文·图◎ 金鉴

我与朋友前往黄县游玩，听当地人说这里有个古玩城，很感兴趣，决定前往一探究竟。于是，我们按照手机里的地图导航寻找到了这个地方。黄县古玩城是座四层小楼，虽然不大，但密布摊位，东西也算得上琳琅满目。

我们从一楼逛到四楼，将所有摊位大致看了一遍。实话说，有品位、高档次的东西并不多，但也见到几件不错的——一件绿釉竹束笔筒，有“乾隆年制”的款识，要价在数千元；一块乾隆年制的朱砂墨，要价千元；一对档次较高的紫砂盆，要价2000元。对于我感兴趣的民国民窑的旧瓷器，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大多数摊位上，以售卖帽筒、茶壶茶碗居多，文革时的物品也有，但大多残缺。

让我感兴趣并动了心的物件，是在一个很小的摊位的玻璃柜里的9本《湖社月刊》。《湖社月刊》是王世襄的大舅——大画家金绍城先生在民国时筹办的，是以金绍城为首的湖社画会编纂的刊物，享誉当时的京城。店主是位老先生，见到有人知道《湖社月刊》，很兴奋，他小心翼翼地将9本《湖社月刊》拿出来一一展示在柜台上，口若悬河、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并且允许我们随意拍照。他说：“这可是上世纪30年代的原物，在我手中已经20多年了，这9本中的图片是珂罗版，对研究美术或绘画的人最有意义，是罕见的宝贝啊！”

几年前，我曾在北京隆福寺中国书店见到过6本精装在一起的《湖社月刊》，旁边还有两本零本的《湖社月刊》，标价竟达6000元。由于价位太高，我并不打算买，所以当时也不好意思请店员拿出来观看，只从那翻开皮的精装《湖社月刊》的封面上看，有河南图书馆的印章。虽然因为价高，没有舍得购买，但却一直惦念着。未曾想到，今日能在黄县见到了9本，这实在是一种缘分。

仔细翻看这9本刊物，其中几本各有程度不同的残缺。虽然，从刊物的内容上看，感觉不错，但摊主要价每本300元，我还是犹豫了。我请店主将那9本《湖社月刊》放回玻璃柜内，买下了这家摊位上的两套《古文释义》（八册全）及另一套《尺牍》（六册全），售价共计500元。

中午，和朋友在古玩城附近的小饭馆吃饭，朋友建议我，如果真的对那9本《湖社月刊》喜欢，不妨砍砍价将其拿了，毕竟这是第二次见到，是一场缘分，不容易。我思量着，也觉得实在难得。于是，吃完饭，我们又回到了古玩城，跟店主商量退掉刚买的两套古籍，买下9本《湖社月刊》。一番唇枪舌战，最终我以2200元价格成交。这是我多年淘书以来，花费最多的一次，可见它在我心中的分量。

浅谈9本《湖社月刊》

回到家后，迫不及待地拿出这9本刊物欣赏。《湖社月刊》每期封面都选择了一幅历史上著名的画作，每期封面都请一位名人书写刊名，例如：第30册封面插图选用了胡冷庵藏《清石涛和尚山水》。

迄今为止，湖社画会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会”。1919年列强被迫退还“庚子赔款”，当时议定该项赔款只限于兴办教育文化事业，于是兴办了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中法大学。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雅好书画，遂批准用日本退还“庚款”的一部分开办了“中国画研究会”，由金北楼（即金绍城）任会长，周肈祥任副会长。1926年，金北楼先生去世，金开藩（金北楼长子，字潜庵，号荫湖）及门人弟子多人，为继承先师遗志，于北京钱粮胡同15号，北楼先生之墨茶阁成立画会。因北楼号“藕湖”，故会员各取“湖”字为号。画会取名“湖社”。推中国画学研究会原副会长周肈祥为会长，金开藩为总干事。湖社画会同门社友200余人。《湖社月刊》宗旨是“提倡艺术，阐扬国光”，自1927年3月起至1936年3月共出刊100册，后合订成3大本，数十年来在画界广为流传。除刊登古今名人书画外，旁及历代金石文器，时贤诗词及画评画论，可以说是一本综合性图文并茂的文艺类杂志。1984年4月26日，湖社画店在北京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厂隆重开业，古建门楼上悬挂着张学良、齐白石书写的“湖社”金匾，参加开幕式的来宾达400多人。1997年，新一届的北京湖社画会领导机构成立，会长孙菊生、监事长齐良迟。

这9本《湖社月刊》采用了大量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画作，唐韩幹画太狮少狮图；唐柳公权小楷十三行真迹；唐人画佛；五代文矩天寒翠袖图；宋尼僧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其二；宋米芾行书卷二；宋赵子固水仙卷其一；宋人画山水长卷其六、其七；宋李龙眠五马图其三、其四；元倪云林狮子林图其三；元王蒙松溪独钓图；元王若水花鸟；元任月山画马其二；明唐寅待隐图卷其一；明徐文长山水；清董邦达画观音大士；清石涛老年对题山水册其四。

《湖社月刊》中还有一部分是湖社画会同仁自己的收藏，例如：唐阎立本画后周武帝像（梁衆异藏）；唐人游骑图手卷（浩然堂藏）；唐人画佛（金蔭湖藏）；宋人画山水长卷其六（溥心畬藏）；宋许道宁山水卷其一（周大文藏）；宋赵令穰湖莊清夏图卷（浩然堂藏）；元王蒙松溪独钓图（邵和甫藏）；元朱德润山水长卷（浩然堂藏）；清郎世宁春郊阅骏图其三（金潜庵藏）。

《湖社月刊》采用的插图很大比例是金先生所绘画或是湖社同仁的绘画，如金北楼先生仿董思翁豀山图、金北楼先生《仿新罗青绿山水》《百鸟谱》《松鹰》《柿子》，等等。不仅量大且占据前页主要位置，可见北楼先生绘画之精湛。《湖社月刊》刊登了同仁所绘的大量作品，从我购买的这9本刊物中所知：除了金城先生以外，如胡佩衡先生《溪山深秀图卷前段》；惠柘湖绘《山水》；徐北汀《蜀道寒云图》；陈梅湖画马；陈少梅人物；张南湖梅花；刘饮湖丘壑听泉图；李枕湖画猴；金潜庵画猴；金陶陶女士荷花；张瘦梅刻竹；康同璧女士桐月；李绘秋女士山水；方药雨（著名钱币学家）山水；王子久人物；何练湖画松，等等。

从《湖社月刊》第53册《介绍湖社同仁鬻画启示》（即为出售画的告示），不仅可以大致了解湖社画会门人的情况（当然不是全体湖社画会之成员），而且可以进一步了解其成员的构成。除金开藩外，驰骋于我国近代画坛的著名画家胡佩衡、惠孝同、陈少梅、王雪涛、吴镜汀、徐北汀，以及著名古琴演奏家管平湖，早期都是湖社画会的重要人物。

民国时期流行的《故宫周刊》《北洋画报》《点石斋画报》等诸多刊物中，以《湖社月刊》属绘画界较为著名的刊物。湖社画会在北平经常举办展览或是笔会，因而影响较大。《湖社月刊》正刊每册16页，副刊刊登广告及润笔公告，虽然仅仅16页，关于绘画类连载极其丰富。采用较为先进的珂罗版选刊的照片，涉及范围很广，古泉、刻竹、古墨、缂丝、名瓷、青铜器，当然更多的是湖社同仁收藏的我国历朝历代的古画，及湖社同仁自己创作的绘画。它不仅仅是为专业绘画工作者出版的刊物，对于喜爱绘画类的人或是对绘画感兴趣的人，无疑是提升绘画理论水平的好刊物。

摆在我书桌上的这9本《湖社月刊》，虽然品相不尽如人意，但几个月来，我越看越感觉内容浩瀚，因时隔近百年，阅读时要经常借助一些必要的工具书查阅在这9本《湖社月刊》中书画类信息量很大。用大量的篇幅刊载吴兴金绍城著的《画学讲义》《藕庐诗草》，以及同仁刊载的画学理论，如王拱之《中国美术史讲义》、金潜庵《略述绘画源流》及《六法分诠》等论画著述，均以连载形式刊载。

《湖社月刊》20世纪30年代初的抗日行动

我淘到的这 9本《湖社月刊》，时间大致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之间，正好在1931年9月18日事变前后。“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这9期《湖社月刊》的内容，记录了当时北平文化界同仇敌忾，抗日的决心与举动。他们声讨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之野心，抵制日货，举行义卖筹得重金寄往抗战前线等动人故事，令人感佩。

《湖社月刊》第50册扉页有《反日连索》一文，文中写道：“在我举国上下救灾奔走不暇的今日，那穷凶极恶的日帝国主义居然乘火打劫，大规模地来蹂躏我国领土了……我们要知道，光是愤慨是没有用的，我们应该在自己能力范围以内，尽量推行下列几件事：一绝对不买日本商店的货物；二同日人断绝一切经济关系；三将日本人暴行的经过及民族存亡的危机宣传给一般无知识的民众；四自今以后对于中日关系当尽心研究，至少也须有一些的了解。最后望你本着爱国的热忱，将此连索照录几封，或以此信转寄给你的亲友，那么多一封信，便可以多一个人的醒觉了。湖社同人敬传。

这篇发布在第50册中的《反日连索》，不仅放在扉页第二面且通篇套红，可见《湖社月刊》对其重视，这期正好赶上是刊物百号，金开藩（荫湖）《本刊百号纪念感言》中所说：“恰值壹佰号出版，回春梅柳，敷采江山，其盛事也，虽然国难未已，外事方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反映了北平画界文人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精神。

同样在第50册《画界琐闻》中有：“画家何叙甫，自暴日侵我东三省以来，各界均极力抗日敝社义愤填胸，何敢后人，自应对日经济绝交，根本不用日货。敝刊因事曾屡向印刷局，催换他国纸料，宁愿甘受损失，以尽国民天职，惟值此纸料缺乏之时，不止敝刊，对此抱憾，阅者高明当必有以谅之。”从这条消息可以看出，当时《湖社月刊》使用的是日本纸印刷的刊物。不仅如此，当时不少物品我国是从受汉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购进的，当然是物美价廉了，否则不会舍近求远使用进口货。《湖社月刊》在当时宁愿调用他国原料自己受损，也不使用日本纸，并将为此耽误读者阅刊敬请读者谅之的精神，实在可敬可佩。

《湖社月刊》第51期中有胡佩衡一文《问作画宜用何种笔？》，从中看到著名画家胡佩衡先生以前一直喜欢用日本鹿毫笔，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之后，先生毅然抵制日货，改用李福寿制作的书画用笔中的大白云、中白云、獬爪等笔。胡佩衡先生号召大家使用国产的画笔，并向众同仁推荐李福寿研制的适于书画用笔，盛赞它们不仅刚柔适中，且能耐久，价亦极廉。

《湖社画刊》第53册《画界琐闻》中有：“近日北平诗家李释堪、曹纕蘅、暨寿石工等，筹备慰劳前敌将士救济伤兵难民之书画筹款会，预定借公园董事会为会址，征求名家自作书画，当场售卖所得之款，随时汇往前方收件处，成绩甚佳。”

以上这条《画界琐闻》报道，请大家注意，这种自发地在公园董事会会址征求名家画作举办义卖，以慰劳前敌将士及伤病难民的筹款会，不是举办一次，而是“随时汇往前方收件处”，可见当时北平文化界在民族危亡、大敌当前、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可贵精神。寿石工（1885—1950），浙江绍兴人，定居北平。工诗词、书法、篆刻，均自成一家。寿石工于中国传统书法和篆刻有独到的创造。寿石工是民国时活跃在北平文化界的人物。

大家知道寿石工以书法、篆刻卓立于当时的北平，其书法金石味浓厚，琉璃厂现在还挂有他书写的匾额“萃珍斋”，为这条文化街增辉。寿石工先生是当时享誉京城的书法金石大家。先生不仅内修高尚，还具有高度的爱国热忱，在大敌当前，组织举办名家书画品义卖筹金支援前线，精神实在可圈可点。

正像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北平的画界同仁通过《湖社月刊》积极筹资抗战，我以为这是最值得称道的！

丝竹管弦曼舞轻歌——敦煌飞天礼赞

当您来到丝绸之路上的咽喉城市敦煌时，那尊位于城市中心的高大的反弹琵琶女神雕塑会映入您的眼帘;当您经过大约半小时的汽车行程，来到举世闻名的鸣沙山前，步入莫高窟大门时，将会有两尊飞天女神友好地迎接您。为什么要在敦煌重新塑立飞天呢?因为她是雅俗共赏、妇孺皆知的，她是人们心目中最美好的敦煌艺术形象。在有些城市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用飞天的形象制做的商品广告，这是因为敦煌代表着中国古老的艺术成就，而飞天在很多人的眼里，早已成了敦煌的象征了。舞剧《丝路花雨》的上演，又使敦煌可爱的反弹琵琶女神普遍受到人们的赞叹!

　　当空飘舞的飞天，和演奏乐器的伎乐，并不为敦煌所特有，在中国大地的许多石窟寺院中，都有她们的形象，但以莫高窟的数量最多，现存大约有4500多身。在石窟寺里的各路神灵中，飞天伎乐的地位是那么渺小，但又是那么的美丽，以致于被人们所普遍喜爱、接受。飞天伎乐虽然和我们心目中的仙女形象没什么差别，但他们的故乡却在印度，她们是伴随着佛教向东传播，才飞到中国大地的。在佛教的众神世界里，每当佛陀向众生说法时，都会有八部天龙前来充当他的护法神，他们是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侯罗迦，又称作“天龙八部”。其中的乾闼婆和紧那罗，就是飞天伎乐的原型。

　　乾闼婆，是梵文天歌神的音译，因为他周身散发着香气，所以又叫香音神。《慧苑音义》中说：在十宝山间，有一种音乐神，名叫乾闼婆。上界的诸天神如果需要音乐娱乐，这种神通过他们的特异功能了解天神们的意思，立即飞往那里演奏快乐的音乐。乾闼婆王是这种神的首领，又称作音乐天，他头戴八角冠，长着一身红色的肌肉，左手拿箫笛，右手持宝剑，体态魁梧，威力十足。相传，他曾经率领无数的乾闼婆神到释迦佛那里去奏乐，赞美佛的功德无量，他们的音响使三千大千世界都受到了震动，闹得大弟子迦叶坐立不安，无法修行。乾闼婆王还会变幻魔法，他能使大海上空现出城市宫殿，如同海市蜃楼一般，可望而不可及。

　　紧那罗，是梵文天乐神的音译，唐代的《慧琳音义》说这种神很擅长歌舞，能发出微妙的音响。他们也住在十宝山中，紧那罗的男性是马头人身的形象，不太雅观;而女性紧那罗则相貌端丽，能歌善舞，多嫁给乾闼婆为妻。相传，曾经有五百位仙人正在山中虔诚修道，恰巧有位紧那罗女也正在天池中沐浴唱歌，她的歌声如莺啼燕语，美妙无比，回旋于两山之间。那五百仙人听到歌声，顿时心慌意乱，再也无法进行禅定了。不过，紧那罗的主要职责，就是与乾闼婆一道，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国土里弹琴歌唱，为佛娱乐的。我们通常所说的飞天伎乐，就是乾闼婆与紧那罗的合称。

　　飞天伎乐一词，最早是出现在东魏《洛阳伽蓝记》一书中。但在甘肃永靖炳灵寺具有公元420年纪年的第169窟里，就已经用美女的形象来表现了，也许只有这样做，中国的佛教徒们才能接受这些印度佛教中的歌舞音乐神。莫高窟的飞天伎乐，是与洞窟同时出现的，主要是在佛传、本生故事中，为表示对佛行善情节的礼赞与歌颂，将飞天以散花祝愿的形式绘制在画面上方的虚空中。或是在释迦牟尼的说法图中，飞天也会以侍从、护法的形象出现在空中。早期的飞天伎乐一般都有健硕的型体，身体扭动成V字形，再经过西域式的凹凸晕染，给人一种朴拙的情趣。北魏晚期以后，随着秀骨清象造型的流行，飞天伎乐也完全吸收了当时在南朝流行的飞仙形象，而变得清秀、潇洒了，但是人物身体的动感仍不太多样化。到了北周时代，在环绕佛殿窟四壁上方一周的宫殿里，飞天伎乐腾空而起，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歌舞队伍，至少也有三五十身。她们有的吹笛，有的击鼓，有的弹筝，有的托盘献花，有的挥臂跳跃，有的扬手散花，飞飘在天空中。形象地展现了《妙法莲华经》中所说的“诸天伎乐，百千万种于虚空中一时俱起，雨诸天花”的欢乐景象。

　　隋代莫高窟中的飞天，除了依然绘制绕窟一周的行列外，还出现了绘制在大龛顶部的自由活泼的飞天。另外，在窟顶华盖式的藻井中心，变成了蔚蓝的天空，有的在莲花中心画三只白兔，它们循环奔跑，互相追逐。莲花的四周围绕着一群飞天，其中还有裸体童子，他们一起在彩云中飘荡，在天空中旋转起舞。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一篇《阿弥陀经讲经文》变文中，有这样一句：“化生童子见飞天，落花空中左右旋。”这些画面所要表现的，正是这样一个艺术境界。

　　人们会问：飞天的“天”是什么意思呢?唐代的吉藏和尚在《金光明经疏》中曾解释说：“外国呼神亦为天。”可见，这些飞行散花奏乐的美女们，是有别于世间凡人的。她们虽然代表着佛教里的歌舞音乐神，可在我们一般人眼里，她们是天真无邪、纯洁可爱的美丽女神，是天上的仙女。而人们心中这种美好的形象，只是针对莫高窟唐代飞天伎乐而言的。我们在开篇提到的现代敦煌的飞天雕塑，以及《丝路花雨》中的反弹琵琶女子，都是取材于唐代莫高窟中的艺术形象。

　　唐代的飞天的确是不同凡响的，她们在活动领域与艺术形象方面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首先，佛殿窟顶的藻井四周，仍然是飞天伎乐的活动空间;在正壁大龛的顶部，也有一些飞天在自由地飞翔，快乐地弹唱。除此之外，唐代石窟盛行的经变画中，那象征着西方极乐世界的蔚蓝天空，也成了飞天们翱翔的领域，她们有的脚踏彩云，徐徐降落;有的昂首挥臂，如同在大海里潜游;有的手捧鲜花，直冲云霄;有的手托花盘，疾速地横跨长空;有的挥舞长飘带，在重楼高阁之上腾空而起;有的奔腾自如，凌空回首。唐代诗人韦渠牟在《步虚词》中描写仙女说：“飘飘九霄外，下视望仙宫。”唐代莫高窟中的飞天，正是这些仙女们的生动写照。

　　除了单身独自遨游的飞天外，唐代还出现了成对的双飞天，她们有的互相追赶，形成一个疾速旋转的圆圈;有的手挥莲蕾，并肩从碧空悠悠降落;有的一个在前面飞，扬手散花，回首呼应，另一个在后面追，彩带随风飘向了身后，使我们如睹仙女们追逐嬉戏。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就有一首咏叹仙女的诗句：“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飞行。”相比之下，敦煌唐代的飞天意境，更是一首难以言传的有形诗篇。

　　唐代飞天的飞动之美是富于变幻的，她们在空中跳跃、悬游、浮游、翻飞，或冉冉上升，或舒展自如，有着各种各样丰富的动势。更主要的还是表现在升腾和俯冲的姿式上，她们有的象飞鸟从高空俯冲直下，有的则斜掠疾扫，翩然回翔，动作虽然惊险，却绝不会给人以即将坠落的感觉。很多人都见过西方基督教世界里的天使画像，那些可爱的金发裸体童子们是靠着身体上的双翼来飞翔的。敦煌的飞天们却没有生出两只翅膀，但人们相信她们与生俱来的飞行神通。为了能表现出飞天飞行的动感，画家们特意在她们的衣裙飘带和天空中的流云上下功夫：人体的动势和衣带、云气、飞花构成了和谐的飞行韵律，好像是人体的动势导致了衣带的飘动，微风的荡漾又使飞花随意飘浮;又好像是风吹云动才导致了衣带的飘举，云动带飘又推动着人体的飞翔。有形的人、带、云、花和无形的风互相影响渗透，形成一组永远飞升的统一旋律。

　　“飘然转旋回雪轻，嫣娥纵送惊游龙。

　　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裙时云欲生。

　　烟娥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

　　白居易《霓裳羽衣歌》中的诗句，使人们惊奇：怎么同飞天的动作很相像呢?的确，飞天动作的轻迅优美，就是唐代舞蹈艺术的一种升华，它是人间的舞蹈在佛教世界里的折射。以舞蹈动作中那一个个美的瞬间为蓝本，就形成了那些颇具艺术魅力的飞天动作。在大型经变场景中，那些与空中的飞天相呼应的地面乐舞行列，更直接形象地描绘出了唐代的音乐舞蹈场面。

　　在唐代经变画的中、下部比较显著的部位，一般都画着伎乐们跳舞弹琴的场面，大部分是一组，个别的有二组、三组。每组都有一个或两个跳舞的舞伎，两边是伴奏音乐的乐伎，少的有两人，多的可达30人。画面上出现的每个舞伎的舞姿，只是表现了舞蹈过程中那优美的一瞬间，她们大多双手拿着长长的锦带，在身体周围上下飘举、左右回旋。这种持锦带而舞，正是唐代流行的一种舞蹈形式，在唐代墓室壁画中，可以见到女子持帔帛翩翩起舞的形象。她们有的动作疾驰矫健，有的轻盈舒缓，有的跳跃，有的旋转，在这些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舞姿中，又都具有着妩媚动人的风韵，娴雅温婉的神情。柔曼的手臂，扭摆的腰枝，勾脚的动作，都贯穿着女舞蹈艺人们所特有的柔媚多姿的体态。这些优美的舞蹈艺术形象，与唐人诗句中的“纤腰弄明月，长袖舞春风”、“细腰争舞君沉醉”、“愿对君王舞细腰”，正好相映成趣。中唐第112窟经变画中的反弹琵琶舞伎，更是唐代舞蹈人物中的代表作。初唐第220窟北壁《东方药师变》中，还画着唐代唯一的一组四舞伎振臂共舞的场面。

　　为舞伎伴奏音乐的乐伎，都是席地坐在舞伎的两旁，弹奏的乐器有琵琶、阮咸、横笛、排箫、笙、竽、箜篌、拍板、方响、小钹、腰鼓、鸡娄鼓等等，均为唐代十部乐中使用的乐器。另外，这些伎乐们演奏的神态和乐队的排列方式，都同唐墓壁画中的乐舞场面十分相似，可以说，他们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唐代交响乐队的表演盛况。敦煌变文中的《维摩诘经讲经文》有“无限乾闼婆，争捻乐器行。琵琶弘上急，羯鼓杖头忙。并吹箫兼笛，齐奏笙与簧”等诗句，相比之下，画面给人的艺术感染力就更强烈了。也正是这些伎乐们的表演，给庄严的极乐国土增添了无限的欢乐气氛。

　　飞天伎乐在佛国世界中的地位是卑微的，在各种佛教活动中，她们只能担任配角，起烘托气氛的作用。但我们谁也不会否认，她们在佛国诸神世界中是最美的，因为唐代的画工们在塑造她们的艺术形象时，是以人世间最美丽的女子为蓝本的，同时也倾注着艺术家们内心深处的爱。她们的神情与风采，受到今日众生的普遍赞美。如果说，正是飞天伎乐之美，才为敦煌的艺术带来了强大的生命力，也是毫不夸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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