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渔村里的新女子夜校：五六十岁的她们，第一次亲手写下自己的名字 #教育机会对女性有多重要#】在广东揭阳览表村，有一所开了七年的新女子夜校。来这里上课的是一群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潮汕女子，大部分没有上过一天学，最高学历三年级。她们来这里的愿望很简单：学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为她们担任老师的，是一群同样早年辍学，仅仅读到初中或小学毕业的女性同乡。#拥有姓名对女性意味着什么#
53岁的林赛竹是7个孩子的母亲，每天有两份工要打。她早晚6点去镇上做清洁工，其余时间在工地上做力工，负责搬砖头、和水泥、拎砂浆等等，10小时赚120块钱。每周一三五的夜晚，吃完晚饭、做完家务后，她会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骑着小电驴去览表村的新女子夜校上课，每晚学5个字。林赛竹记得，早年打工时排队领工资，领完签名，男人会签名字，她和其他女工都是按手印。5年里她因为家务迟到过，但绝不请假，女儿出嫁的前一晚，她照样来到夜校上课。
新女子夜校这个名字是一位40多岁、开五金店的妈妈起的。她说：“我们都想识字，是新时代的女子，就叫新女子夜校怎么样？”
这个名字全票通过。
夜校开班后，有70多岁的母亲来帮40岁的女儿报名，说希望弥补早年没让女儿读书的愧疚。还有60多岁的老人带着两个孙子来上课。
平日里，她们是母亲、祖母，有人60岁仍在工地做苦力，有人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和丈夫去市场卖菜。有一个50岁的学员，儿子有一次带她去广州，她想上公共厕所却不认识“男”和“女”，也不敢问别人，就一直站在厕所外面，等着有女性使用，好跟进去。她不记得自己在外面等了多久，但记住了那种每一秒都很煎熬的感觉。还有一位学员，常看到丈夫和其他女人发微信，她不识字，丈夫也不避讳她，几次后她觉得自己必须开始认字。
第一节课学写名字，很多学员连笔都没有握过，有学员用拳头圈住笔来写。老师得握住她们的手，一笔一画地教他们。有学员说：“握一支笔比握锄头还辛苦。”
但她们造出的句子令人惊叹。一位建筑女工曾这样写：
今天：我今天想去玩。
看见：我看见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
下雨：好久没下雨了，我要下雨。
美丽：世界好美丽。
眼泪：你今天为什么流眼泪？
识字是这些女性平凡生活里的壮举。很多人开始去上课时喜悦又满足，但后来还是无奈放弃了。被孩子、丈夫、家务牵绊着，她们的时间实在太紧张了。
即便坚持上课5年，林赛竹依然每天在外打两份工，在家里当勤劳的妻子和母亲。有一次老师劝她让老公在家把米饭蒸上，她回去只炒菜也会省力些，林赛竹好脾气地笑笑：“他就是不会啊。”
她们摆脱不了那种坚固的生活。并非不想改变，她们想做的事情有很多，但也真的没有办法。“潮汕女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但识字这件外在的事情，结结实实地撼动了她们的内在。
林赛竹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很久了，一直不敢在别人面前写。有一次去打疫苗，之前都是朋友帮她签字，但这次朋友有事来不了，她看周围没人，以一种近乎偷偷摸摸的姿态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林，赛，竹。她为此开心了很久，“觉得很好，很好。”
也是因为夜校，她们有了学校、同学。夜校每年会给学到最后的学员们颁发毕业奖状，有一次，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学员哭了，她说，“这么老了，还可以参加毕业晚会，还有奖状。”
有一年，一位外面的大学老师来夜校上课，她请学员们挑出最喜欢的一个字。出乎预料的是，所有人都讲起了夜校：
选择了“头”的学员说，夜校是我人生第一次上学读书，意味着从头开始，开了好头；
选择了“来”字的学员说，我即使总是读不会，我也坚持每次都来；
选择了“好”的学员说，我到夜校来认识了新朋友，真的很好；
选择了“吴”字的学员说，一个是因为我姓吴，更重要的是我在这学很“乖”（潮汕话“吴”与“乖”近似），上课认真，从不看手机；
选择了“芳”字的学员说，我以前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现在会写了，看到这个字的美好，书写也很简单，很感谢爸妈给我好名字。
“她们呈现出来的喜欢这个字都跟这个夜校有关，也就是说，这个夜校生活成为了她们生活中的一种光亮。”聊起那个场景，这位来给她们上课的大学老师胡颖华还是会想流泪。
透过她们，胡颖华好像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潮汕女性。她的外婆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女人，别人用她嫁来前的家乡郑店称呼她，叫她“郑店婶婶”。她的妈妈很早就辍学了。胡颖华是她们家唯一走出潮汕的女性，她记得那条长路上消失的女同学，她出生于70年代末，小学毕业时，很多女生就不见了，嫁人或者出去打工。到高中时，50多个人的班上只有4个女生，而隔壁班只有1个女生。胡颖华是幸运的，她在大面积的淘汰中幸存下来，获得了良好教育的机会，但她依然常常能感觉到这片土地对她的影响，对女性生命能量的禁锢，那几乎刻在她的骨子里，时刻会有声音告诉她，“不要太张扬，不要太厉害，要以家庭为重。”
那节课的最后，她们一起唱了夜校之前教大家唱的《茉莉花》。唱着唱着，胡颖华和几个工作人员都落了泪。“只有身处在这个地方的人，你才知道要挣脱这样的篱笼是多么地困难。她们本来就该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像今天的孩子一样去唱这首茉莉花，但她们被延缓了，时隔这么多年，在她们的中年之后，她才有机会一字一句地去唱，那么地用心，那么地用力，那么地真心，你就感觉她们在用生命去唱这样的歌曲。”
总有不可磨灭的东西留下。一位老师曾在菜市场遇到那位几年前带着两个孙子来上课的姑婆，当时老人怕孙子吵到大家，没上几次课就离开了。再遇，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告诉老师，当时学的字大都已经忘记了，唯一还记得的，是如何写自己的名字。#洞见计划#
阅读原文请点击：https://t.cn/A6a0CGi2
53岁的林赛竹是7个孩子的母亲，每天有两份工要打。她早晚6点去镇上做清洁工，其余时间在工地上做力工，负责搬砖头、和水泥、拎砂浆等等，10小时赚120块钱。每周一三五的夜晚，吃完晚饭、做完家务后，她会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骑着小电驴去览表村的新女子夜校上课，每晚学5个字。林赛竹记得，早年打工时排队领工资，领完签名，男人会签名字，她和其他女工都是按手印。5年里她因为家务迟到过，但绝不请假，女儿出嫁的前一晚，她照样来到夜校上课。
新女子夜校这个名字是一位40多岁、开五金店的妈妈起的。她说：“我们都想识字，是新时代的女子，就叫新女子夜校怎么样？”
这个名字全票通过。
夜校开班后，有70多岁的母亲来帮40岁的女儿报名，说希望弥补早年没让女儿读书的愧疚。还有60多岁的老人带着两个孙子来上课。
平日里，她们是母亲、祖母，有人60岁仍在工地做苦力，有人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和丈夫去市场卖菜。有一个50岁的学员，儿子有一次带她去广州，她想上公共厕所却不认识“男”和“女”，也不敢问别人，就一直站在厕所外面，等着有女性使用，好跟进去。她不记得自己在外面等了多久，但记住了那种每一秒都很煎熬的感觉。还有一位学员，常看到丈夫和其他女人发微信，她不识字，丈夫也不避讳她，几次后她觉得自己必须开始认字。
第一节课学写名字，很多学员连笔都没有握过，有学员用拳头圈住笔来写。老师得握住她们的手，一笔一画地教他们。有学员说：“握一支笔比握锄头还辛苦。”
但她们造出的句子令人惊叹。一位建筑女工曾这样写：
今天：我今天想去玩。
看见：我看见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
下雨：好久没下雨了，我要下雨。
美丽：世界好美丽。
眼泪：你今天为什么流眼泪？
识字是这些女性平凡生活里的壮举。很多人开始去上课时喜悦又满足，但后来还是无奈放弃了。被孩子、丈夫、家务牵绊着，她们的时间实在太紧张了。
即便坚持上课5年，林赛竹依然每天在外打两份工，在家里当勤劳的妻子和母亲。有一次老师劝她让老公在家把米饭蒸上，她回去只炒菜也会省力些，林赛竹好脾气地笑笑：“他就是不会啊。”
她们摆脱不了那种坚固的生活。并非不想改变，她们想做的事情有很多，但也真的没有办法。“潮汕女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但识字这件外在的事情，结结实实地撼动了她们的内在。
林赛竹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很久了，一直不敢在别人面前写。有一次去打疫苗，之前都是朋友帮她签字，但这次朋友有事来不了，她看周围没人，以一种近乎偷偷摸摸的姿态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林，赛，竹。她为此开心了很久，“觉得很好，很好。”
也是因为夜校，她们有了学校、同学。夜校每年会给学到最后的学员们颁发毕业奖状，有一次，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学员哭了，她说，“这么老了，还可以参加毕业晚会，还有奖状。”
有一年，一位外面的大学老师来夜校上课，她请学员们挑出最喜欢的一个字。出乎预料的是，所有人都讲起了夜校：
选择了“头”的学员说，夜校是我人生第一次上学读书，意味着从头开始，开了好头；
选择了“来”字的学员说，我即使总是读不会，我也坚持每次都来；
选择了“好”的学员说，我到夜校来认识了新朋友，真的很好；
选择了“吴”字的学员说，一个是因为我姓吴，更重要的是我在这学很“乖”（潮汕话“吴”与“乖”近似），上课认真，从不看手机；
选择了“芳”字的学员说，我以前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现在会写了，看到这个字的美好，书写也很简单，很感谢爸妈给我好名字。
“她们呈现出来的喜欢这个字都跟这个夜校有关，也就是说，这个夜校生活成为了她们生活中的一种光亮。”聊起那个场景，这位来给她们上课的大学老师胡颖华还是会想流泪。
透过她们，胡颖华好像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潮汕女性。她的外婆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女人，别人用她嫁来前的家乡郑店称呼她，叫她“郑店婶婶”。她的妈妈很早就辍学了。胡颖华是她们家唯一走出潮汕的女性，她记得那条长路上消失的女同学，她出生于70年代末，小学毕业时，很多女生就不见了，嫁人或者出去打工。到高中时，50多个人的班上只有4个女生，而隔壁班只有1个女生。胡颖华是幸运的，她在大面积的淘汰中幸存下来，获得了良好教育的机会，但她依然常常能感觉到这片土地对她的影响，对女性生命能量的禁锢，那几乎刻在她的骨子里，时刻会有声音告诉她，“不要太张扬，不要太厉害，要以家庭为重。”
那节课的最后，她们一起唱了夜校之前教大家唱的《茉莉花》。唱着唱着，胡颖华和几个工作人员都落了泪。“只有身处在这个地方的人，你才知道要挣脱这样的篱笼是多么地困难。她们本来就该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像今天的孩子一样去唱这首茉莉花，但她们被延缓了，时隔这么多年，在她们的中年之后，她才有机会一字一句地去唱，那么地用心，那么地用力，那么地真心，你就感觉她们在用生命去唱这样的歌曲。”
总有不可磨灭的东西留下。一位老师曾在菜市场遇到那位几年前带着两个孙子来上课的姑婆，当时老人怕孙子吵到大家，没上几次课就离开了。再遇，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告诉老师，当时学的字大都已经忘记了，唯一还记得的，是如何写自己的名字。#洞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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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方式看报纸# #江苏黄桥镇生产世界超半数小提琴# 】窗外就是田野，麦子刚收割，更显开阔。教室里弦乐协奏，随着30多个孩子弓弦划一，小提琴和声整齐，流畅而跃动。在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的小学里，几乎每个孩子都要掌握一门乐器，不少乐感优秀的，会选小提琴。
这不是一节简单的音乐课。在黄桥，从对音乐“无从下手”的农民，到制造乐器畅销全球的工人，进而让孩子们乘着音乐的翅膀“起飞”，凝聚着三代人的奋斗。如今，这座相对后发的老区乡镇，竟生产了中国70%、全世界过半数的小提琴，每年还产出约70万把吉他。全镇遍布230余家制琴相关企业，在20多万人口中，3万多人从事制琴行业。
又是一年盛夏，当老琴工的家里响起悠扬的琴声，时光不觉已过去了60年。
序曲
老乡跟着琴厂工人学削琴头，衍生出全国大厂
60年前，黄桥农民试着削琴头时，没人能想到，这里的小提琴将畅销世界。
黄桥是老区，相对偏僻。1940年新四军以少胜多，在这里打了场著名的黄桥战役。
1962年，有两名上海提琴厂的工人分流回乡到黄桥。渐渐地，一些老乡开始跟着琴厂工人学削琴头，一个5毛钱，是制琴技术最基础的工。在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国家困难，老百姓日子也过得紧巴。有个手工活，多一点收入，成为很多家庭的意外之喜。
无意间的涓滴之水，竟滋养出一片绿洲。1971年，溪桥公社乐器厂成立，为上海供应琴头、弓杆等配件。第二年，一个叫李书的小伙子来当学徒。他刻苦能干，别人练6个月的活，他起早贪黑两个月就练成了熟练工。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竞争的时代即将到来。1980年，李书升任生产厂长。他是个有心人，悄悄买了一把整琴回来，琢磨怎么把挣配件的钱变为挣整琴的钱。1983年，李书接任厂长时，厂里形势不好，欠银行54万元外债还不上，连他去上海出差几块钱的车票钱，账上都没钱支取。
李书辗转找到上海提琴厂，希望能拿到做整琴的活儿。他历数当时小提琴制作的184道工序，算材料、算工资，告诉对方，“我做一把琴的成本是你的1/3”。
没做过整琴，但李书心里不虚。只要有出路，黄桥农民吃得了苦，学得了手艺。
上海提琴厂被他们的诚意所打动，1985年，溪桥公社乐器厂正式成为上海提琴厂泰兴分厂，并签下10年合约。
外面的市场真大。当年，厂子销售收入就达到200多万元，利润30多万元。每到招工的时候，当地农民就像赶集一样汇聚而来。被选中的人可谓百里挑一，令人羡慕。随着产业旺起来，当地农民的腰包也鼓起来。
就制造工艺而言，提琴是非常复杂的乐器。黄桥农民有韧劲，在与上海提琴厂合作期间，一点一点消化、吸收着制琴技术，积蓄着力量。他们把制琴拆分出多道工序，分头练到精熟。那段时间，时常能看到，在工厂里，他们刨板、削边、上胶、刷漆，兢兢业业；回到家，晚上唠嗑、看电视，手里也不停活。
1995年，黄桥这家小小的琴厂振翅单飞，恰好赶上乡镇企业蓬勃生长的年代。当年，他们就独立做出了6万多把提琴，一下超越了位于上海、广州的“头雁”，成了全国第一。
高潮
每年生产80多万把小提琴，占国内总产量70%，占全球总产量超半数
提琴是洋乐器。新中国成立之初，需求不大，能生产的厂子也不多。国家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营口等地布局提琴厂。随着市场化大潮涌动，民间琴厂逐渐代替了老厂，目光也逐渐聚往更广阔的国外市场。
1992年，李书跟着原轻工业部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了国际乐器展销会。他带了把自己厂里做的琴，但在展销会上没拿出手——国外厂商做的琴怎么那么好！李书买了德国琴、日本琴、韩国琴带回来，拿给全厂职工看，让各车间对标学习。
当他再度参会，已对各家所长了然于胸。李书拿着自己的琴，一家家推销。他给出的价格令人震惊——15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百余元，自己还留有三四成利润。这次亮相，黄桥提琴给世界乐器市场留下深刻印象。
1995年春节期间，美国AXL乐器公司要参加世界乐器博览会，95种样品必须在两个月内出样。正常要3个月的工作，黄桥的制琴师傅们加班加点，硬是用53天赶工出货。感动不已的客商主动注资，双方成立了凤灵乐器有限公司。
中外合作打通了销售渠道，凤灵一半的产量通过AXL销往欧美，而国际流行的行业标准，则通过AXL被带到了凤灵。由此，凤灵成了黄桥制琴业的“黄埔军校”，成就了一群农民的传奇。靠着质优价廉，黄桥提琴一路乘风破浪，横扫全球。
在生产规模巅峰，凤灵有多达1100多名员工，一年生产了30多万把小提琴。黄桥镇60多位制琴厂厂长出自凤灵。全镇每年生产小提琴80多万把，占国内总产量的70%、占全球总产量半数以上。还有英国企业不远万里，到黄桥建立提琴厂。
2007年，有外媒描述了小镇的产业：由于采用流水线生产并拥有熟练工人，他们能以低于25美元的价格出售产品，把很多外国企业挤出了低价小提琴市场。
铃木提琴厂是日本百年企业，曾是全球销量冠军。他们到凤灵参观，李书毫无保留，让他们“随便看”。这里没有什么商业机密，只有一群最勤奋的工人。日本客人们心服口服，同样成本，同等劳动强度，“只有中国做得到”。
往事如烟，在夜以继日的全球竞争中，不少提琴厂商都难以为继，黄桥提琴小镇却屹立不倒。李书很感慨，“幸福是奋斗来的，一切成绩是干出来的！”
变奏
曾经困于低端市场、人工成本上升，新一代黄桥人补齐短板，转型升级
中国小提琴价格不高，质量优良。有外国制琴师，来黄桥购买未上漆的白坯琴，用自己的工艺完成其他工序，上漆调弦，进入市场就成了受追捧的高端琴。
根据销售数据，2001年以前，欧美市场是提琴消费主体，中国买提琴、学提琴的人数不多。2001年以后，中国学琴潮不断升温。当我们忙着打开国外市场，国外却来打开中国市场了。所不同的是，我们卖出去的是百元、千元的学习琴；别人卖进来的，却是上万元的高端琴。
2010年，在一场中国国际提琴制作大赛上，黄桥人很直观地被刺激了。同等用料，同等工艺，黄桥的琴只卖1000多元，进口琴则2000多欧元起步，合1.8万元人民币。
吴建新是黄桥琴艺公司的董事长，一开始给琴厂提供配件，后来经营一家整琴大厂。他认为学习琴和演奏琴本就不同。演奏琴像艺术品，价高而量少；学习琴是商品，利薄但量大。“要守住份额，这才是市场的大头。应该建立品牌价值，逐渐向中高端进发。”因此，他每年认真做两万多把琴，控制数量，确保品质，逐渐在英美国家建立了稳定的渠道，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徐小峰是年轻工匠的代表，他认为要立起好琴的标杆，不能只打价格战。作为土生土长的黄桥人，他从小熟识提琴的每个部件。退伍后，这位安静的年轻人走上了制琴求学的路。他先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又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10多年历练，他在业内积攒起名声，斩获不少制琴大赛奖项，他制作的琴拍卖出十几万元的价格。
拿起徐小峰做的琴，曲线细腻，弯角稳重，琴身油光精致，上漆如透亮的琥珀，如同一件优雅的艺术品。
如果他去国外或国内一线城市，开工作室，修古琴、主打高端线路，应该能获得相当不错的收入。但他还是选择回黄桥，这里的产业正完成代际交棒。
虽然市场份额还在，但人工成本正在上升。近些年，黄桥装备制造、生物制造、新型电池制造等产业纷纷崛起。相比之下，制琴吃苦不少，利润不高，对年轻人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好在制琴业数控技术兴起，可以替代不少人工，但如何把材料运用得恰到好处，却是机器的短板，只能靠工匠的经验和才华。市场在分化，工作室兴起，电商销售联接起国内国外市场……新一代黄桥人面前，变量加剧。
徐小峰最终在凤灵集团成立工作室，带着一群年轻人专注于承前启后，开拓创新，他们身上的担子很重。
交响
做了一辈子乐器的人，身边终于有了越来越多使用乐器的人
一把优秀的提琴，音质清澈，乐音轻盈而富有张力，音色饱满而宽广。那是良工运用材料学、力学、声学，乃至数学、美学，加上时间的打磨，共同完成的作品。因此，那些传世古琴，会卖出数百万元的价格。
这对于黄桥，甚至对于中国的提琴工匠，尚是遥不可及的事。中国的琴师每天花十余小时制琴，讲用料、讲精工、听音质，卖十余万元几乎就触到了天花板。可是看看意大利的老师傅，常常卖出数倍于我们的价钱。
“制琴，对我们是产业，对人家是文化；对我们是产品，对人家是作品。文化只能在时间里沉下来，急不得。”吕官宝是黄桥的“琴二代”，住在古镇的深巷里，喜欢安静，最大的爱好是画画、做琴。
吕官宝头发花白，一身工装，说起话来神采飞扬，眼睛闪亮。他打开屋门，头顶上挂满精制的提琴。他的父亲吕伯健曾担任凤灵集团的技术员，今年82岁了，仍在制琴。父子两代人，都做了一辈子琴，如今对琴的理解，却各有不同。
在吕官宝看来，从技艺上说，中国与意大利的制琴工艺没有鸿沟。所不同的是，产业升级依靠的将是文化浸润，需要加强对材料、对自然、对美的理解。“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黄桥，可修可接触的古琴少，能汲取的养分就少。哪里古琴多？巴黎、纽约、上海，文化富集的地方自然就多，最终是文化在起作用。”
女儿吕逸菲今年读小学六年级，看起来漫不经心。可当她拉起父亲做的大提琴，琴弓游走在弦上，瞬时就像换了一个人，她也像穿越进了巴赫的世界，四周只有乐声。
吕官宝常驱车，带全家到周边大城市听音乐会。发现女儿的音乐天分后，他常常带孩子奔波在上海、南京，请优秀的老师授课。“能做出好的乐器，还要有好的作曲、好的演奏，然后才有一座不朽的音乐小镇。”
其实，黄桥镇也早有行动。多年前，黄桥在小学普及了乐器教育，课程从葫芦丝、尤克里里、吉他到小提琴，因材施教。做了多年提琴培训的尹波老师被聘到学校，从此就扑在这件事上。
“大班教小提琴是很难的，孩子们半年拉不出调，刚开始连纪律都不好维持。”尹波说。为此，他们每周开家长会，教调音。很多老琴工，家里第一次响起了提琴演奏声。后来，一、二年级可以拉《龙的传人》，三、四年级就能拉《我和我的祖国》，五年级就能掌握《新春乐》。最后，他们实现了400人的小提琴合奏，在乡村小学组织起60人涵盖5个声部的弦乐乐团。
黄桥正努力成为一座“爱乐之城”。有的饭店，大堂经理、服务员一换衣服就能组起一支小乐队。街头，常有人拿起提琴、吉他露上一手。做了一辈子乐器的人，身边终于有了越来越多使用乐器的人。
每年6月21日，中国“国际乐器演奏日”的主会场都放在黄桥。这项活动1982年起源于法国，今年已是进入中国的第七个年头。每到这时，许多黄桥人操起各式乐器，在古镇、在闹市、在湖边，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乐手一道，尽情演奏。7年来，这天成了黄桥的节日。
6月中旬开始，黄桥老老少少，都忙着筹备这场属于他们的盛宴。在凤灵集团，新任负责人李晓晨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音乐就是未来的刚需。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乐器像家具一样必不可少，越来越多人享受音乐。”（《人民日报》7月14日）
这不是一节简单的音乐课。在黄桥，从对音乐“无从下手”的农民，到制造乐器畅销全球的工人，进而让孩子们乘着音乐的翅膀“起飞”，凝聚着三代人的奋斗。如今，这座相对后发的老区乡镇，竟生产了中国70%、全世界过半数的小提琴，每年还产出约70万把吉他。全镇遍布230余家制琴相关企业，在20多万人口中，3万多人从事制琴行业。
又是一年盛夏，当老琴工的家里响起悠扬的琴声，时光不觉已过去了60年。
序曲
老乡跟着琴厂工人学削琴头，衍生出全国大厂
60年前，黄桥农民试着削琴头时，没人能想到，这里的小提琴将畅销世界。
黄桥是老区，相对偏僻。1940年新四军以少胜多，在这里打了场著名的黄桥战役。
1962年，有两名上海提琴厂的工人分流回乡到黄桥。渐渐地，一些老乡开始跟着琴厂工人学削琴头，一个5毛钱，是制琴技术最基础的工。在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国家困难，老百姓日子也过得紧巴。有个手工活，多一点收入，成为很多家庭的意外之喜。
无意间的涓滴之水，竟滋养出一片绿洲。1971年，溪桥公社乐器厂成立，为上海供应琴头、弓杆等配件。第二年，一个叫李书的小伙子来当学徒。他刻苦能干，别人练6个月的活，他起早贪黑两个月就练成了熟练工。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竞争的时代即将到来。1980年，李书升任生产厂长。他是个有心人，悄悄买了一把整琴回来，琢磨怎么把挣配件的钱变为挣整琴的钱。1983年，李书接任厂长时，厂里形势不好，欠银行54万元外债还不上，连他去上海出差几块钱的车票钱，账上都没钱支取。
李书辗转找到上海提琴厂，希望能拿到做整琴的活儿。他历数当时小提琴制作的184道工序，算材料、算工资，告诉对方，“我做一把琴的成本是你的1/3”。
没做过整琴，但李书心里不虚。只要有出路，黄桥农民吃得了苦，学得了手艺。
上海提琴厂被他们的诚意所打动，1985年，溪桥公社乐器厂正式成为上海提琴厂泰兴分厂，并签下10年合约。
外面的市场真大。当年，厂子销售收入就达到200多万元，利润30多万元。每到招工的时候，当地农民就像赶集一样汇聚而来。被选中的人可谓百里挑一，令人羡慕。随着产业旺起来，当地农民的腰包也鼓起来。
就制造工艺而言，提琴是非常复杂的乐器。黄桥农民有韧劲，在与上海提琴厂合作期间，一点一点消化、吸收着制琴技术，积蓄着力量。他们把制琴拆分出多道工序，分头练到精熟。那段时间，时常能看到，在工厂里，他们刨板、削边、上胶、刷漆，兢兢业业；回到家，晚上唠嗑、看电视，手里也不停活。
1995年，黄桥这家小小的琴厂振翅单飞，恰好赶上乡镇企业蓬勃生长的年代。当年，他们就独立做出了6万多把提琴，一下超越了位于上海、广州的“头雁”，成了全国第一。
高潮
每年生产80多万把小提琴，占国内总产量70%，占全球总产量超半数
提琴是洋乐器。新中国成立之初，需求不大，能生产的厂子也不多。国家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营口等地布局提琴厂。随着市场化大潮涌动，民间琴厂逐渐代替了老厂，目光也逐渐聚往更广阔的国外市场。
1992年，李书跟着原轻工业部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了国际乐器展销会。他带了把自己厂里做的琴，但在展销会上没拿出手——国外厂商做的琴怎么那么好！李书买了德国琴、日本琴、韩国琴带回来，拿给全厂职工看，让各车间对标学习。
当他再度参会，已对各家所长了然于胸。李书拿着自己的琴，一家家推销。他给出的价格令人震惊——15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百余元，自己还留有三四成利润。这次亮相，黄桥提琴给世界乐器市场留下深刻印象。
1995年春节期间，美国AXL乐器公司要参加世界乐器博览会，95种样品必须在两个月内出样。正常要3个月的工作，黄桥的制琴师傅们加班加点，硬是用53天赶工出货。感动不已的客商主动注资，双方成立了凤灵乐器有限公司。
中外合作打通了销售渠道，凤灵一半的产量通过AXL销往欧美，而国际流行的行业标准，则通过AXL被带到了凤灵。由此，凤灵成了黄桥制琴业的“黄埔军校”，成就了一群农民的传奇。靠着质优价廉，黄桥提琴一路乘风破浪，横扫全球。
在生产规模巅峰，凤灵有多达1100多名员工，一年生产了30多万把小提琴。黄桥镇60多位制琴厂厂长出自凤灵。全镇每年生产小提琴80多万把，占国内总产量的70%、占全球总产量半数以上。还有英国企业不远万里，到黄桥建立提琴厂。
2007年，有外媒描述了小镇的产业：由于采用流水线生产并拥有熟练工人，他们能以低于25美元的价格出售产品，把很多外国企业挤出了低价小提琴市场。
铃木提琴厂是日本百年企业，曾是全球销量冠军。他们到凤灵参观，李书毫无保留，让他们“随便看”。这里没有什么商业机密，只有一群最勤奋的工人。日本客人们心服口服，同样成本，同等劳动强度，“只有中国做得到”。
往事如烟，在夜以继日的全球竞争中，不少提琴厂商都难以为继，黄桥提琴小镇却屹立不倒。李书很感慨，“幸福是奋斗来的，一切成绩是干出来的！”
变奏
曾经困于低端市场、人工成本上升，新一代黄桥人补齐短板，转型升级
中国小提琴价格不高，质量优良。有外国制琴师，来黄桥购买未上漆的白坯琴，用自己的工艺完成其他工序，上漆调弦，进入市场就成了受追捧的高端琴。
根据销售数据，2001年以前，欧美市场是提琴消费主体，中国买提琴、学提琴的人数不多。2001年以后，中国学琴潮不断升温。当我们忙着打开国外市场，国外却来打开中国市场了。所不同的是，我们卖出去的是百元、千元的学习琴；别人卖进来的，却是上万元的高端琴。
2010年，在一场中国国际提琴制作大赛上，黄桥人很直观地被刺激了。同等用料，同等工艺，黄桥的琴只卖1000多元，进口琴则2000多欧元起步，合1.8万元人民币。
吴建新是黄桥琴艺公司的董事长，一开始给琴厂提供配件，后来经营一家整琴大厂。他认为学习琴和演奏琴本就不同。演奏琴像艺术品，价高而量少；学习琴是商品，利薄但量大。“要守住份额，这才是市场的大头。应该建立品牌价值，逐渐向中高端进发。”因此，他每年认真做两万多把琴，控制数量，确保品质，逐渐在英美国家建立了稳定的渠道，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徐小峰是年轻工匠的代表，他认为要立起好琴的标杆，不能只打价格战。作为土生土长的黄桥人，他从小熟识提琴的每个部件。退伍后，这位安静的年轻人走上了制琴求学的路。他先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又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10多年历练，他在业内积攒起名声，斩获不少制琴大赛奖项，他制作的琴拍卖出十几万元的价格。
拿起徐小峰做的琴，曲线细腻，弯角稳重，琴身油光精致，上漆如透亮的琥珀，如同一件优雅的艺术品。
如果他去国外或国内一线城市，开工作室，修古琴、主打高端线路，应该能获得相当不错的收入。但他还是选择回黄桥，这里的产业正完成代际交棒。
虽然市场份额还在，但人工成本正在上升。近些年，黄桥装备制造、生物制造、新型电池制造等产业纷纷崛起。相比之下，制琴吃苦不少，利润不高，对年轻人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好在制琴业数控技术兴起，可以替代不少人工，但如何把材料运用得恰到好处，却是机器的短板，只能靠工匠的经验和才华。市场在分化，工作室兴起，电商销售联接起国内国外市场……新一代黄桥人面前，变量加剧。
徐小峰最终在凤灵集团成立工作室，带着一群年轻人专注于承前启后，开拓创新，他们身上的担子很重。
交响
做了一辈子乐器的人，身边终于有了越来越多使用乐器的人
一把优秀的提琴，音质清澈，乐音轻盈而富有张力，音色饱满而宽广。那是良工运用材料学、力学、声学，乃至数学、美学，加上时间的打磨，共同完成的作品。因此，那些传世古琴，会卖出数百万元的价格。
这对于黄桥，甚至对于中国的提琴工匠，尚是遥不可及的事。中国的琴师每天花十余小时制琴，讲用料、讲精工、听音质，卖十余万元几乎就触到了天花板。可是看看意大利的老师傅，常常卖出数倍于我们的价钱。
“制琴，对我们是产业，对人家是文化；对我们是产品，对人家是作品。文化只能在时间里沉下来，急不得。”吕官宝是黄桥的“琴二代”，住在古镇的深巷里，喜欢安静，最大的爱好是画画、做琴。
吕官宝头发花白，一身工装，说起话来神采飞扬，眼睛闪亮。他打开屋门，头顶上挂满精制的提琴。他的父亲吕伯健曾担任凤灵集团的技术员，今年82岁了，仍在制琴。父子两代人，都做了一辈子琴，如今对琴的理解，却各有不同。
在吕官宝看来，从技艺上说，中国与意大利的制琴工艺没有鸿沟。所不同的是，产业升级依靠的将是文化浸润，需要加强对材料、对自然、对美的理解。“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黄桥，可修可接触的古琴少，能汲取的养分就少。哪里古琴多？巴黎、纽约、上海，文化富集的地方自然就多，最终是文化在起作用。”
女儿吕逸菲今年读小学六年级，看起来漫不经心。可当她拉起父亲做的大提琴，琴弓游走在弦上，瞬时就像换了一个人，她也像穿越进了巴赫的世界，四周只有乐声。
吕官宝常驱车，带全家到周边大城市听音乐会。发现女儿的音乐天分后，他常常带孩子奔波在上海、南京，请优秀的老师授课。“能做出好的乐器，还要有好的作曲、好的演奏，然后才有一座不朽的音乐小镇。”
其实，黄桥镇也早有行动。多年前，黄桥在小学普及了乐器教育，课程从葫芦丝、尤克里里、吉他到小提琴，因材施教。做了多年提琴培训的尹波老师被聘到学校，从此就扑在这件事上。
“大班教小提琴是很难的，孩子们半年拉不出调，刚开始连纪律都不好维持。”尹波说。为此，他们每周开家长会，教调音。很多老琴工，家里第一次响起了提琴演奏声。后来，一、二年级可以拉《龙的传人》，三、四年级就能拉《我和我的祖国》，五年级就能掌握《新春乐》。最后，他们实现了400人的小提琴合奏，在乡村小学组织起60人涵盖5个声部的弦乐乐团。
黄桥正努力成为一座“爱乐之城”。有的饭店，大堂经理、服务员一换衣服就能组起一支小乐队。街头，常有人拿起提琴、吉他露上一手。做了一辈子乐器的人，身边终于有了越来越多使用乐器的人。
每年6月21日，中国“国际乐器演奏日”的主会场都放在黄桥。这项活动1982年起源于法国，今年已是进入中国的第七个年头。每到这时，许多黄桥人操起各式乐器，在古镇、在闹市、在湖边，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乐手一道，尽情演奏。7年来，这天成了黄桥的节日。
6月中旬开始，黄桥老老少少，都忙着筹备这场属于他们的盛宴。在凤灵集团，新任负责人李晓晨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音乐就是未来的刚需。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乐器像家具一样必不可少，越来越多人享受音乐。”（《人民日报》7月14日）
#面崽的不定期record#
21岁，早上去拍了照片，妹妹人很好，拍得也很开心！！虽然热得要死[苦涩]
中午跟舍友吃片皮鸭还不错，宿舍就我们两个人哈哈哈哈哈哈好快乐[抱一抱]
下午兵荒马乱收拾东西，舍友要跟团去附近玩一晚上，我明天坐车去成都。虽然没办法一起玩，但是一个人也可以[哇]
现在差不多收拾好啦，打算出门吃点东西然后去买东西剪头发做美甲嘿嘿嘿，晚上就跑民宿住了，为了方便明天去高铁站[拳头]
生日愿望就是：一切顺利[抱一抱]顺利去见胡宇桐田鸿杰顺利跟姐妹们见面相处顺利抵达成都顺利回家[开学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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