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连官媒都看不下去了】
最近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杂志直接开批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核酸手段，没有疫情也在疯狂地进行全民核酸。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01
全民核酸是中国抗疫的法宝
首先，我们需要肯定全民核酸这种手段，这种手段几乎是中国这两年应对零星疫情的基本手段了。
3月22日下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第三版）的通知》。
新版《指南》明确要求在划定区域范围内的核酸检测一律在24小时之内要完成。
原则上，全部采样任务应当在6小时内完成；确有困难的，可在12小时内完成。
这种要求，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是找不到的。
不但要求全部完成采集，还要求检测也要完成。各大城市面对疫情时，总是能在几小时内就组织起庞大的核酸检测队伍，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数百万人的采集与检测。
政府跨区域调动医疗人员的速度很快，中国医护人员的高速响应和配合都是重要的因素，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往往被人忽略。
那就是核酸检测企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他们不但发明了高效的混检模式（十合一，十五合一），还能在政府的要求下迅速搭建实验室，短时间完成高达数百万人的检测。
这些检测公司都是民营企业，在疫情中爆发出来的效率，令世人侧目。
更让人惊奇的是，核酸检测的政府采购价已经低至混检6元每人次的价格，单人单检的价格也降至30元以内。
而在美国，单人单检的PCR核酸检测依然要几十美元至一百多美元。
超低的核酸检测价格，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以一千万人口的超大规模检测来说，一次全民核酸6000万就可以完成。
如若不能降低价格，还是按过往一人次近百元的价格，这意味着一次检测就要十亿。只需要检测十次，这个城市的财政收入就得掏空了。
价格低就意味着效率高，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民营检测公司的降本增效在这几年的抗疫工作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也是中国政府尊重市场、依靠市场抗疫的结果。
02
全民核酸成为常态的原因
进入2022年，中国的疫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R0值高达9.5的奥密克戎病毒，成为当下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仅仅数月，就改变了原来零星感染的局面，各地感染的人数加起来已破10万。
因为这是一种更难防、传染性超高，危害也更低一些的病毒。
科学地说，我们其实面临了几种病毒的侵袭，奥密克戎显然是最难对付的一种，因为传染性太高，无症状感染占比也非常大。
病症越是轻微的病毒，就往往不容易被发现，等到发现时可能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应对举措只能是大范围的封控和管制。
各级地方政府，在这种压力下，试图抢跑，也就是不管有没有疫情先进行检测，以图在第一时间进行管控。
这就是各地主政者面对奥密克戎这种高传染性病毒的姿态，所以全民核酸甚至反复核酸，成了他们的优先选择之一。
更大的压力来源于疫情防控形势下的“疫情一票否决制“，各地皆有官员因防疫不力直接免职，这个压力下，地方主政者过度紧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当下的情势下，又要管控疫情，又要付出最小的代价，这个难度确实不低。
03
无疫情也做全民核酸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
大规模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而这也是当下中国疫情防控中最麻烦的问题。
对于地方主政官来说，他们的利益是早点发现疫情从而不被批评，而他们的风险是万一犯错就可能面临免职。
但正如《半月谈》指出的，他们这么做是在浪费财政资金。但财政资金非主政者的私有财产，他们浪费这个经费并不会给个人带来什么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倾向于用大笔财政资金的支出来换取职位的安全性，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然而财政资金是全民的税款，他应该用于合理的公共用途，而不是浪费在低效的抗疫中去。
大笔花钱来反复全民核酸，是一种懒政思维。多花钱就能解决问题，反正钱不是自己的，这也是历来大量财政资金浪费乱用的关键原因。
这种利益风险不一致还发生在民间。
大城市人员密集，与国外经济活动频繁，大部分国外返回人员都隔离在大城市，所以大城市的风险肯定要更高。
大城市的经济协作性非常强，一个环节停摆，可能全国都要受到影响。比如深圳和上海这样的城市是绝对经不起反复的封闭的，因为他们是全国的经济中心。
所以，互联网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抱怨封闭带来的经济损失，对他们来说，风险是感染危害性不是那么大的病毒，而收益则是经济生活能正常开展。
而在互联网上支持严控的人，很多来源于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疫情的小城市，他们与外界的经济协作不是那么的紧密，疫情风险本来就低，他们就更倾向于严控大城市，以减少中小城市的疫情风险。
这也是利益与风险不一致导致的行动偏好。
04
如何在疫情防控和最小程度影响中平衡
首先是要克服恐惧，现在奥密克戎不是当年的原始毒株了，他的危害有限，具体的危害多大，需要专家们进一步认证，但起码来讲，2022年以来感染超10万人，却只有一例死亡。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病毒，就不能不惜一切代价，视财政资金为粪土，只管官帽子，不管公共资金的钱袋子。
其次，地方主政者是需要努力想办法去做到更好的预防和防控，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防疫从来不能成为目标，民众的生活正常才是目标。
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严防死守，这种目标不是真正的目标，想尽一切办法保障民众的生活工作正常进行，才是地方主政者应该去做的。
我们当然要承认疫情凶险，防疫不易，在奥密克戎高传染性的病毒面前，如何面对它是一个当下中国最有争议性的问题。
我认为，也需要部分减轻地方官的压力，让他们有更强大的动力去保障民生，而不仅仅用一根筋的严防死守来搞严控。
既然是要求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那就应该同时考核这个指标，而不是仅仅因为防控不力就大量免职官员。
因为在这种压力下，地方上的一些人不但不会将财政资金不当回事，而且不会将民生不当一回事。
疫情三年了，防控对民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很多企业和个体受到的冲击也越来越大了。希望中国早日度过疫情，民众恢复正常生活。
#常态化核酸检测谁买单##北京新增本土感染者48例#
最近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杂志直接开批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核酸手段，没有疫情也在疯狂地进行全民核酸。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01
全民核酸是中国抗疫的法宝
首先，我们需要肯定全民核酸这种手段，这种手段几乎是中国这两年应对零星疫情的基本手段了。
3月22日下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第三版）的通知》。
新版《指南》明确要求在划定区域范围内的核酸检测一律在24小时之内要完成。
原则上，全部采样任务应当在6小时内完成；确有困难的，可在12小时内完成。
这种要求，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是找不到的。
不但要求全部完成采集，还要求检测也要完成。各大城市面对疫情时，总是能在几小时内就组织起庞大的核酸检测队伍，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数百万人的采集与检测。
政府跨区域调动医疗人员的速度很快，中国医护人员的高速响应和配合都是重要的因素，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往往被人忽略。
那就是核酸检测企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他们不但发明了高效的混检模式（十合一，十五合一），还能在政府的要求下迅速搭建实验室，短时间完成高达数百万人的检测。
这些检测公司都是民营企业，在疫情中爆发出来的效率，令世人侧目。
更让人惊奇的是，核酸检测的政府采购价已经低至混检6元每人次的价格，单人单检的价格也降至30元以内。
而在美国，单人单检的PCR核酸检测依然要几十美元至一百多美元。
超低的核酸检测价格，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以一千万人口的超大规模检测来说，一次全民核酸6000万就可以完成。
如若不能降低价格，还是按过往一人次近百元的价格，这意味着一次检测就要十亿。只需要检测十次，这个城市的财政收入就得掏空了。
价格低就意味着效率高，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民营检测公司的降本增效在这几年的抗疫工作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也是中国政府尊重市场、依靠市场抗疫的结果。
02
全民核酸成为常态的原因
进入2022年，中国的疫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R0值高达9.5的奥密克戎病毒，成为当下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仅仅数月，就改变了原来零星感染的局面，各地感染的人数加起来已破10万。
因为这是一种更难防、传染性超高，危害也更低一些的病毒。
科学地说，我们其实面临了几种病毒的侵袭，奥密克戎显然是最难对付的一种，因为传染性太高，无症状感染占比也非常大。
病症越是轻微的病毒，就往往不容易被发现，等到发现时可能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应对举措只能是大范围的封控和管制。
各级地方政府，在这种压力下，试图抢跑，也就是不管有没有疫情先进行检测，以图在第一时间进行管控。
这就是各地主政者面对奥密克戎这种高传染性病毒的姿态，所以全民核酸甚至反复核酸，成了他们的优先选择之一。
更大的压力来源于疫情防控形势下的“疫情一票否决制“，各地皆有官员因防疫不力直接免职，这个压力下，地方主政者过度紧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当下的情势下，又要管控疫情，又要付出最小的代价，这个难度确实不低。
03
无疫情也做全民核酸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
大规模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而这也是当下中国疫情防控中最麻烦的问题。
对于地方主政官来说，他们的利益是早点发现疫情从而不被批评，而他们的风险是万一犯错就可能面临免职。
但正如《半月谈》指出的，他们这么做是在浪费财政资金。但财政资金非主政者的私有财产，他们浪费这个经费并不会给个人带来什么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倾向于用大笔财政资金的支出来换取职位的安全性，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然而财政资金是全民的税款，他应该用于合理的公共用途，而不是浪费在低效的抗疫中去。
大笔花钱来反复全民核酸，是一种懒政思维。多花钱就能解决问题，反正钱不是自己的，这也是历来大量财政资金浪费乱用的关键原因。
这种利益风险不一致还发生在民间。
大城市人员密集，与国外经济活动频繁，大部分国外返回人员都隔离在大城市，所以大城市的风险肯定要更高。
大城市的经济协作性非常强，一个环节停摆，可能全国都要受到影响。比如深圳和上海这样的城市是绝对经不起反复的封闭的，因为他们是全国的经济中心。
所以，互联网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抱怨封闭带来的经济损失，对他们来说，风险是感染危害性不是那么大的病毒，而收益则是经济生活能正常开展。
而在互联网上支持严控的人，很多来源于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疫情的小城市，他们与外界的经济协作不是那么的紧密，疫情风险本来就低，他们就更倾向于严控大城市，以减少中小城市的疫情风险。
这也是利益与风险不一致导致的行动偏好。
04
如何在疫情防控和最小程度影响中平衡
首先是要克服恐惧，现在奥密克戎不是当年的原始毒株了，他的危害有限，具体的危害多大，需要专家们进一步认证，但起码来讲，2022年以来感染超10万人，却只有一例死亡。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病毒，就不能不惜一切代价，视财政资金为粪土，只管官帽子，不管公共资金的钱袋子。
其次，地方主政者是需要努力想办法去做到更好的预防和防控，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防疫从来不能成为目标，民众的生活正常才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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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也需要部分减轻地方官的压力，让他们有更强大的动力去保障民生，而不仅仅用一根筋的严防死守来搞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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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三年了，防控对民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很多企业和个体受到的冲击也越来越大了。希望中国早日度过疫情，民众恢复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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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会计培训机构—管理会计—做账能做一辈子？
来看企业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融合
“管理会计对内，财务会计对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了企业管理者们的共识。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分别以内部管理和对外报告为目标，按照各自的核算方法体系，进行双重核算。然而，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正在逐步趋于融合，二者的边界逐渐消失。
在这个融合的大背景下，企业没有做好财务会计核算，管理决策犹如无源之水；没有管理会计职能，财务部门则沦为基础工具，地位将岌岌可危。
一、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联系和区别
1.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联系
企业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处于相同的环境中，都为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服务。二者都能够记录、计算、分析、评价企业的经济活动，为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提供客观依据，有助于企业实现经济价值最大化的发展目标。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都源于传统的会计，二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一起构成了企业财务活动的有机整体。管理会计的一些资料数据来源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运用了大致相同的原始资料。
例如，为了制定投资决策，需要收集相关的成本数据;为了控制存货，需要收集历史存货量、存货费用、材料消耗等数据。而这些数据均可以从财务会计的报表或记录账簿中获得。这些数据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对财务预测、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企业经营的成败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企业的资金运动是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工作客体，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均需要记录、评价、考核、控制企业资金，从而促进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能够做出最优决策，合理利用企业资源。
2.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区别
企业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内容不同。管理会计的内容主要包括规划决策、业绩评价和控制，是对资金的分析、评价、控制、预测和决策，用于管理企业经济活动。财务会计的内容主要包括负债、资产、所有者权益、费用、收入以及利润的核算，是对资金的确认、记录、计量及汇报，用于反映企业的资金运动。
其次，服务对象不同。企业管理会计能够提供最优化决策和有效经营的管理信息，为企业内部管理人员提供参考依据，是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服务的，常常被称为内部会计。企业财务会计能够提供最基本的财务信息，侧重于服务和企业有联系的个人或团体，常常被称为外部会计。
第三，工作重点不同。经营管理型的企业管理会计需要在反映过去的基础上，强化前景预测、规划、决策等功能，面向未来是其工作的重点。而报账型的财务会计只是提供历史资金信息，面向过去是其工作重点。
第四，不同的时间跨度。编制企业管理会计报告有着较大的时间弹性，编制的时间可以短至一天，也可以长达几年，在实际运用中常常按照管理者的需求进行。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的时间往往有着硬性规定，通常情况下编制对外财务报表的时间为一年、一季或一个月。第五，企业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在会计程序、会计方法、精确程度和信息特征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二、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融合的基础
作为企业管理重要手段的会计，它是一种按照预定目标，收集、反映、处理经济信息，指导、调节、控制与组织经济活动，促进企业经营讲究效果、权衡利弊的管理活动与社会实践。会计体现了社会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发展。传统会计认为资金运动是唯一的会计对象，过于重视资金、资产等在生产经营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决定、主宰物资资本的人为因素的作用。随着会计相关理论的不断完善，会计客体范围不断扩大。会计管理的内容不断扩展，不但包括了传统的会计管理内容，还包涵了智力资本、人力资源成本的控制、监督、核算等内容。
企业会计更加注重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融合。从本质上来讲，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都是对资源要素的交易和产权变动的确认、计量和控制。二者由于不同的分工，在会计方面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是财务会计的主要对象，而管理会计是对财务会计对象的再加工，是利用财务会计相关信息指导、控制、组织企业经营管理活动。
在职能方向上，管理会计是对财务会计的延伸和发展；在工作内容上，管理会计是对财务会计的深化；在最终目标上，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始终保持一致，都是为了提高企业效益，维护相关利益者的权益。
三、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融合措施
1.构建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融合体系
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融合是对企业会计的进一步完善，是会计发展的一项突破。通过构建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融合体系，使企业会计活动不但能够满足信息使用者的多方面需求，还能够有效防止不必要的浪费与重复状态。由于目前在企业会计中，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相比还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因此，可以采用以下措施弥补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不平衡，以促进二者的有效融合。
首先，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应当重视企业决策中管理会计的作用。企业高层的重视能够促进管理会计在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有效运用，促进企业利用管理会计信息进行控制、管理、决策。
其次，提高企业会计人员素质，强化管理会计教育。企业应当开展管理会计培训，对会计人员和相关的管理者加强工作指导和业务培训，促使企业各级人员都能够了解、懂得管理会计，建立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队伍。
第三，采用恰当的方法采集基础数据，确保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有效融合。
第四，细化会计基础工作，优化财务资料，促进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融合。
2.合理构建确认基础和计量模式
财务会计应当突破单一的权责发生制基础模式，在确认基础时需要充分考虑现金流量，努力构建权责发生制和现金流量相结合的会计确认基础。这样既能够协调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确认基础，还能够降低管理会计的工作量，有利于企业对外报告现金流量信息，更好地满足外部信息需求。
在计量方面，财务会计需要使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现净值、现行市价等多种计量模式相互配合。随着新金融工具的不断出现，企业财务会计计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单一计量基础逐步扩展到物种不同的计量基础，例如，采用现行成本计量存货，采用现行市价计量短期有价证劵，采用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量长期负债与资产，这有利于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进一步融合。
3.运用变动成本法进行有效衔接
变动成本法能够提供变动成本资料，有利于管理会计的量本利分析与盈亏临界分析，能够为成本控制、计划以及经营决策提供客观参考依据。变动成本还能够和责任会计、弹性预算、标准成本等直接结合，从而在生产经营与计划控制等环节发挥重要的作用。将变动成本法引入到财务会计当中，能够促使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衔接，促进企业运用会计更好地服务经营管理活动。
结语
综上所述，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差别。随着企业管理的不断发展，二者在企业内部呈现不断融合的趋势。在具体实践中，企业应当合理构建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融合体系，合理构建确认基础和计量模式，运用变动成本法进行有效衔接，从而促进二者的有机融合。
以后，管理会计将是财务人员必备知识。不懂管理会计，这核算工作恐怕也坐不下去了。
来看企业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融合
“管理会计对内，财务会计对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了企业管理者们的共识。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分别以内部管理和对外报告为目标，按照各自的核算方法体系，进行双重核算。然而，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正在逐步趋于融合，二者的边界逐渐消失。
在这个融合的大背景下，企业没有做好财务会计核算，管理决策犹如无源之水；没有管理会计职能，财务部门则沦为基础工具，地位将岌岌可危。
一、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联系和区别
1.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联系
企业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处于相同的环境中，都为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服务。二者都能够记录、计算、分析、评价企业的经济活动，为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提供客观依据，有助于企业实现经济价值最大化的发展目标。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都源于传统的会计，二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一起构成了企业财务活动的有机整体。管理会计的一些资料数据来源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运用了大致相同的原始资料。
例如，为了制定投资决策，需要收集相关的成本数据;为了控制存货，需要收集历史存货量、存货费用、材料消耗等数据。而这些数据均可以从财务会计的报表或记录账簿中获得。这些数据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对财务预测、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企业经营的成败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企业的资金运动是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工作客体，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均需要记录、评价、考核、控制企业资金，从而促进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能够做出最优决策，合理利用企业资源。
2.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区别
企业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内容不同。管理会计的内容主要包括规划决策、业绩评价和控制，是对资金的分析、评价、控制、预测和决策，用于管理企业经济活动。财务会计的内容主要包括负债、资产、所有者权益、费用、收入以及利润的核算，是对资金的确认、记录、计量及汇报，用于反映企业的资金运动。
其次，服务对象不同。企业管理会计能够提供最优化决策和有效经营的管理信息，为企业内部管理人员提供参考依据，是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服务的，常常被称为内部会计。企业财务会计能够提供最基本的财务信息，侧重于服务和企业有联系的个人或团体，常常被称为外部会计。
第三，工作重点不同。经营管理型的企业管理会计需要在反映过去的基础上，强化前景预测、规划、决策等功能，面向未来是其工作的重点。而报账型的财务会计只是提供历史资金信息，面向过去是其工作重点。
第四，不同的时间跨度。编制企业管理会计报告有着较大的时间弹性，编制的时间可以短至一天，也可以长达几年，在实际运用中常常按照管理者的需求进行。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的时间往往有着硬性规定，通常情况下编制对外财务报表的时间为一年、一季或一个月。第五，企业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在会计程序、会计方法、精确程度和信息特征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二、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融合的基础
作为企业管理重要手段的会计，它是一种按照预定目标，收集、反映、处理经济信息，指导、调节、控制与组织经济活动，促进企业经营讲究效果、权衡利弊的管理活动与社会实践。会计体现了社会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发展。传统会计认为资金运动是唯一的会计对象，过于重视资金、资产等在生产经营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决定、主宰物资资本的人为因素的作用。随着会计相关理论的不断完善，会计客体范围不断扩大。会计管理的内容不断扩展，不但包括了传统的会计管理内容，还包涵了智力资本、人力资源成本的控制、监督、核算等内容。
企业会计更加注重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融合。从本质上来讲，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都是对资源要素的交易和产权变动的确认、计量和控制。二者由于不同的分工，在会计方面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是财务会计的主要对象，而管理会计是对财务会计对象的再加工，是利用财务会计相关信息指导、控制、组织企业经营管理活动。
在职能方向上，管理会计是对财务会计的延伸和发展；在工作内容上，管理会计是对财务会计的深化；在最终目标上，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始终保持一致，都是为了提高企业效益，维护相关利益者的权益。
三、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融合措施
1.构建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融合体系
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融合是对企业会计的进一步完善，是会计发展的一项突破。通过构建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融合体系，使企业会计活动不但能够满足信息使用者的多方面需求，还能够有效防止不必要的浪费与重复状态。由于目前在企业会计中，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相比还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因此，可以采用以下措施弥补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不平衡，以促进二者的有效融合。
首先，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应当重视企业决策中管理会计的作用。企业高层的重视能够促进管理会计在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有效运用，促进企业利用管理会计信息进行控制、管理、决策。
其次，提高企业会计人员素质，强化管理会计教育。企业应当开展管理会计培训，对会计人员和相关的管理者加强工作指导和业务培训，促使企业各级人员都能够了解、懂得管理会计，建立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队伍。
第三，采用恰当的方法采集基础数据，确保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有效融合。
第四，细化会计基础工作，优化财务资料，促进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融合。
2.合理构建确认基础和计量模式
财务会计应当突破单一的权责发生制基础模式，在确认基础时需要充分考虑现金流量，努力构建权责发生制和现金流量相结合的会计确认基础。这样既能够协调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确认基础，还能够降低管理会计的工作量，有利于企业对外报告现金流量信息，更好地满足外部信息需求。
在计量方面，财务会计需要使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现净值、现行市价等多种计量模式相互配合。随着新金融工具的不断出现，企业财务会计计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单一计量基础逐步扩展到物种不同的计量基础，例如，采用现行成本计量存货，采用现行市价计量短期有价证劵，采用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量长期负债与资产，这有利于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进一步融合。
3.运用变动成本法进行有效衔接
变动成本法能够提供变动成本资料，有利于管理会计的量本利分析与盈亏临界分析，能够为成本控制、计划以及经营决策提供客观参考依据。变动成本还能够和责任会计、弹性预算、标准成本等直接结合，从而在生产经营与计划控制等环节发挥重要的作用。将变动成本法引入到财务会计当中，能够促使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衔接，促进企业运用会计更好地服务经营管理活动。
结语
综上所述，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差别。随着企业管理的不断发展，二者在企业内部呈现不断融合的趋势。在具体实践中，企业应当合理构建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融合体系，合理构建确认基础和计量模式，运用变动成本法进行有效衔接，从而促进二者的有机融合。
以后，管理会计将是财务人员必备知识。不懂管理会计，这核算工作恐怕也坐不下去了。
【终于，连官媒都看不下去了】
最近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杂志直接开批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核酸手段，没有疫情也在疯狂地进行全民核酸。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01
全民核酸是中国抗疫的法宝
首先，我们需要肯定全民核酸这种手段，这种手段几乎是中国这两年应对零星疫情的基本手段了。
3月22日下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第三版）的通知》。
新版《指南》明确要求在划定区域范围内的核酸检测一律在24小时之内要完成。
原则上，全部采样任务应当在6小时内完成；确有困难的，可在12小时内完成。
这种要求，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是找不到的。
不但要求全部完成采集，还要求检测也要完成。各大城市面对疫情时，总是能在几小时内就组织起庞大的核酸检测队伍，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数百万人的采集与检测。
政府跨区域调动医疗人员的速度很快，中国医护人员的高速响应和配合都是重要的因素，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往往被人忽略。
那就是核酸检测企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他们不但发明了高效的混检模式（十合一，十五合一），还能在政府的要求下迅速搭建实验室，短时间完成高达数百万人的检测。
这些检测公司都是民营企业，在疫情中爆发出来的效率，令世人侧目。
更让人惊奇的是，核酸检测的政府采购价已经低至混检6元每人次的价格，单人单检的价格也降至30元以内。
而在美国，单人单检的PCR核酸检测依然要几十美元至一百多美元。
超低的核酸检测价格，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以一千万人口的超大规模检测来说，一次全民核酸6000万就可以完成。
如若不能降低价格，还是按过往一人次近百元的价格，这意味着一次检测就要十亿。只需要检测十次，这个城市的财政收入就得掏空了。
价格低就意味着效率高，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民营检测公司的降本增效在这几年的抗疫工作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也是中国政府尊重市场、依靠市场抗疫的结果。
02
全民核酸成为常态的原因
进入2022年，中国的疫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R0值高达9.5的奥密克戎病毒，成为当下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仅仅数月，就改变了原来零星感染的局面，各地感染的人数加起来已破10万。
因为这是一种更难防、传染性超高，危害也更低一些的病毒。
科学地说，我们其实面临了几种病毒的侵袭，奥密克戎显然是最难对付的一种，因为传染性太高，无症状感染占比也非常大。
病症越是轻微的病毒，就往往不容易被发现，等到发现时可能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应对举措只能是大范围的封控和管制。
各级地方政府，在这种压力下，试图抢跑，也就是不管有没有疫情先进行检测，以图在第一时间进行管控。
这就是各地主政者面对奥密克戎这种高传染性病毒的姿态，所以全民核酸甚至反复核酸，成了他们的优先选择之一。
更大的压力来源于疫情防控形势下的“疫情一票否决制“，各地皆有官员因防疫不力直接免职，这个压力下，地方主政者过度紧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当下的情势下，又要管控疫情，又要付出最小的代价，这个难度确实不低。
03
无疫情也做全民核酸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
大规模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而这也是当下中国疫情防控中最麻烦的问题。
对于地方主政官来说，他们的利益是早点发现疫情从而不被批评，而他们的风险是万一犯错就可能面临免职。
但正如《半月谈》指出的，他们这么做是在浪费财政资金。但财政资金非主政者的私有财产，他们浪费这个经费并不会给个人带来什么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倾向于用大笔财政资金的支出来换取职位的安全性，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然而财政资金是全民的税款，他应该用于合理的公共用途，而不是浪费在低效的抗疫中去。
大笔花钱来反复全民核酸，是一种懒政思维。多花钱就能解决问题，反正钱不是自己的，这也是历来大量财政资金浪费乱用的关键原因。
这种利益风险不一致还发生在民间。
大城市人员密集，与国外经济活动频繁，大部分国外返回人员都隔离在大城市，所以大城市的风险肯定要更高。
大城市的经济协作性非常强，一个环节停摆，可能全国都要受到影响。比如深圳和上海这样的城市是绝对经不起反复的封闭的，因为他们是全国的经济中心。
所以，互联网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抱怨封闭带来的经济损失，对他们来说，风险是感染危害性不是那么大的病毒，而收益则是经济生活能正常开展。
而在互联网上支持严控的人，很多来源于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疫情的小城市，他们与外界的经济协作不是那么的紧密，疫情风险本来就低，他们就更倾向于严控大城市，以减少中小城市的疫情风险。
这也是利益与风险不一致导致的行动偏好。
04
如何在疫情防控和最小程度影响中平衡
首先是要克服恐惧，现在奥密克戎不是当年的原始毒株了，他的危害有限，具体的危害多大，需要专家们进一步认证，但起码来讲，2022年以来感染超10万人，却只有一例死亡。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病毒，就不能不惜一切代价，视财政资金为粪土，只管官帽子，不管公共资金的钱袋子。
其次，地方主政者是需要努力想办法去做到更好的预防和防控，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防疫从来不能成为目标，民众的生活正常才是目标。
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严防死守，这种目标不是真正的目标，想尽一切办法保障民众的生活工作正常进行，才是地方主政者应该去做的。
我们当然要承认疫情凶险，防疫不易，在奥密克戎高传染性的病毒面前，如何面对它是一个当下中国最有争议性的问题。
我认为，也需要部分减轻地方官的压力，让他们有更强大的动力去保障民生，而不仅仅用一根筋的严防死守来搞严控。
既然是要求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那就应该同时考核这个指标，而不是仅仅因为防控不力就大量免职官员。
因为在这种压力下，地方上的一些人不但不会将财政资金不当回事，而且不会将民生不当一回事。
疫情三年了，防控对民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很多企业和个体受到的冲击也越来越大了。希望中国早日度过疫情，民众恢复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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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杂志直接开批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核酸手段，没有疫情也在疯狂地进行全民核酸。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01
全民核酸是中国抗疫的法宝
首先，我们需要肯定全民核酸这种手段，这种手段几乎是中国这两年应对零星疫情的基本手段了。
3月22日下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第三版）的通知》。
新版《指南》明确要求在划定区域范围内的核酸检测一律在24小时之内要完成。
原则上，全部采样任务应当在6小时内完成；确有困难的，可在12小时内完成。
这种要求，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是找不到的。
不但要求全部完成采集，还要求检测也要完成。各大城市面对疫情时，总是能在几小时内就组织起庞大的核酸检测队伍，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数百万人的采集与检测。
政府跨区域调动医疗人员的速度很快，中国医护人员的高速响应和配合都是重要的因素，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往往被人忽略。
那就是核酸检测企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他们不但发明了高效的混检模式（十合一，十五合一），还能在政府的要求下迅速搭建实验室，短时间完成高达数百万人的检测。
这些检测公司都是民营企业，在疫情中爆发出来的效率，令世人侧目。
更让人惊奇的是，核酸检测的政府采购价已经低至混检6元每人次的价格，单人单检的价格也降至30元以内。
而在美国，单人单检的PCR核酸检测依然要几十美元至一百多美元。
超低的核酸检测价格，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以一千万人口的超大规模检测来说，一次全民核酸6000万就可以完成。
如若不能降低价格，还是按过往一人次近百元的价格，这意味着一次检测就要十亿。只需要检测十次，这个城市的财政收入就得掏空了。
价格低就意味着效率高，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民营检测公司的降本增效在这几年的抗疫工作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也是中国政府尊重市场、依靠市场抗疫的结果。
02
全民核酸成为常态的原因
进入2022年，中国的疫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R0值高达9.5的奥密克戎病毒，成为当下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仅仅数月，就改变了原来零星感染的局面，各地感染的人数加起来已破10万。
因为这是一种更难防、传染性超高，危害也更低一些的病毒。
科学地说，我们其实面临了几种病毒的侵袭，奥密克戎显然是最难对付的一种，因为传染性太高，无症状感染占比也非常大。
病症越是轻微的病毒，就往往不容易被发现，等到发现时可能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应对举措只能是大范围的封控和管制。
各级地方政府，在这种压力下，试图抢跑，也就是不管有没有疫情先进行检测，以图在第一时间进行管控。
这就是各地主政者面对奥密克戎这种高传染性病毒的姿态，所以全民核酸甚至反复核酸，成了他们的优先选择之一。
更大的压力来源于疫情防控形势下的“疫情一票否决制“，各地皆有官员因防疫不力直接免职，这个压力下，地方主政者过度紧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当下的情势下，又要管控疫情，又要付出最小的代价，这个难度确实不低。
03
无疫情也做全民核酸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
大规模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而这也是当下中国疫情防控中最麻烦的问题。
对于地方主政官来说，他们的利益是早点发现疫情从而不被批评，而他们的风险是万一犯错就可能面临免职。
但正如《半月谈》指出的，他们这么做是在浪费财政资金。但财政资金非主政者的私有财产，他们浪费这个经费并不会给个人带来什么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倾向于用大笔财政资金的支出来换取职位的安全性，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然而财政资金是全民的税款，他应该用于合理的公共用途，而不是浪费在低效的抗疫中去。
大笔花钱来反复全民核酸，是一种懒政思维。多花钱就能解决问题，反正钱不是自己的，这也是历来大量财政资金浪费乱用的关键原因。
这种利益风险不一致还发生在民间。
大城市人员密集，与国外经济活动频繁，大部分国外返回人员都隔离在大城市，所以大城市的风险肯定要更高。
大城市的经济协作性非常强，一个环节停摆，可能全国都要受到影响。比如深圳和上海这样的城市是绝对经不起反复的封闭的，因为他们是全国的经济中心。
所以，互联网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抱怨封闭带来的经济损失，对他们来说，风险是感染危害性不是那么大的病毒，而收益则是经济生活能正常开展。
而在互联网上支持严控的人，很多来源于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疫情的小城市，他们与外界的经济协作不是那么的紧密，疫情风险本来就低，他们就更倾向于严控大城市，以减少中小城市的疫情风险。
这也是利益与风险不一致导致的行动偏好。
04
如何在疫情防控和最小程度影响中平衡
首先是要克服恐惧，现在奥密克戎不是当年的原始毒株了，他的危害有限，具体的危害多大，需要专家们进一步认证，但起码来讲，2022年以来感染超10万人，却只有一例死亡。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病毒，就不能不惜一切代价，视财政资金为粪土，只管官帽子，不管公共资金的钱袋子。
其次，地方主政者是需要努力想办法去做到更好的预防和防控，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防疫从来不能成为目标，民众的生活正常才是目标。
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严防死守，这种目标不是真正的目标，想尽一切办法保障民众的生活工作正常进行，才是地方主政者应该去做的。
我们当然要承认疫情凶险，防疫不易，在奥密克戎高传染性的病毒面前，如何面对它是一个当下中国最有争议性的问题。
我认为，也需要部分减轻地方官的压力，让他们有更强大的动力去保障民生，而不仅仅用一根筋的严防死守来搞严控。
既然是要求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那就应该同时考核这个指标，而不是仅仅因为防控不力就大量免职官员。
因为在这种压力下，地方上的一些人不但不会将财政资金不当回事，而且不会将民生不当一回事。
疫情三年了，防控对民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很多企业和个体受到的冲击也越来越大了。希望中国早日度过疫情，民众恢复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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