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读书学典:《论语.子路》13.18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shè）公：沈诸梁，芈姓，沈尹氏，名诸梁。楚国大夫，楚僭称王，故臣称公。颇具治绩。为后世“叶公好龙”之说的来源。或说是“叶公子高”。
▲语：yù,告诉。
▲直躬：正直的人。躬，犹身也；直，言无所邪曲也。一说其人姓名不传，因其行直，故称直躬。或说其人名躬，高诱云：“直躬，楚叶县人也。”躬盖名其人，必素以直称者，故称直躬。直举其行，躬举其名。
▲攘：偷窃，盗。周生烈：“有因而盗曰攘。”高诱：“凡六畜自来而取之曰‘攘’也。”皇侃：“他人物来己家而藏隐取之，谓之攘也。”
▲证：《说文》：“证，告也。”
▲异于是：和这个不一样。是，此。蔡节：“证父攘羊则有反于天理，而非所谓直矣。”
▲隐：隐藏，说文：“蔽也”。《檀弓》云：“事亲有隐而无犯。”郑玄：“不称扬其过失。”《正义》：“盖子之事亲，当时微谏，谕父母于道，不致有过误；若不幸而亲陷不义，亦当为讳匿。”
■现代翻译：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乡里有一个能行直道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作为儿子却出来告发。”孔子说：“我们乡里正直的人和他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道就在其中了。”
●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直躬，直身而行。”周生烈曰：“有因而盗曰攘。”
●皇侃《论语义疏》：叶公称己乡党中有直躬之人，其父盗羊，而子告失羊主，证明道父之盗也。欲自矜夸于孔子也。孔子拒于叶葉公，云：吾党中有直行者，则异于证父之盗为直者。为风政者以孝悌为主，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应相隐，若隐惜则自不为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隐，则人伦之义尽矣。樊光云：“父为子隐者，欲求子孝也，父必先为慈，家风由父，故先称父。”范宁曰：“夫所谓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隐讳，则伤教破义，长不孝之风焉，以为直哉？故相隐乃可为直耳。今王法则许期亲以上得相为隐，不问其罪，盖合先王之典章。” 江熙云：“叶公见圣人之训，动有隐讳，故举直躬，欲以此言毁訾（zǐ，诋毁）儒教，抗衡中guó。夫子答之，辞正而义切，荆蛮之豪丧其夸矣。”
●刑昺《论语注疏》：此章明为直之礼也。叶公言吾乡党中有直身而行者，因羊来入己家，父即取之，而子言于失羊之主，证父之盗。叶公以此子为直行，而夸于孔子也。孔子言此，以拒叶公也。言吾党之直者，异于此证父之直也。子苟有过，父为隐之，则慈也；父苟有过，子为隐之，则孝也。孝慈则忠，忠则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隐，告言父祖者入十恶，则典礼亦尔。
●陈祥道《论语全解》：天下之所为直者，有礼义之直，有非礼义之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虽曲而直存焉，礼义之直也；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虽直而曲存焉，非礼义之直也。先王之法，父子之罪不相及则恕之，以其亲；邻比之罪相及则责之，以其友；恕之以其亲，为其可以相隐故也；责之以其友，为其不可以相隐故也。《仪》曰：“不私其父，不成其为子。”《春秋》：“为亲者讳。”今律，大功以上相隐，则不坐。皆此意也。
●朱熹《论语集注》：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谢氏曰：“顺理为直。父不为（wèi）子隐，子不为父隐，于理顺邪？瞽瞍（舜之父）杀人，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当是时，爱亲之心胜，其于直不直，何暇计哉？”
●张栻《癸巳论语解》：直者，顺其天性而不以人为害之者也。父子之亲性之理也，其更相为隐，是乃若其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加于其间也。若于所当隐而不之隐，则是逆天性之理，斯为不直矣。世之循名而不究其实者，其于君臣父子之际，咈（fú，违背）其所以为直之理，几何其不若是哉！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是明直道以示人也。直者人之生理所谓本心之自然，如子或有过也，父但尽义方之训（教人以为人之道的训言），以冀其改图，外则隐之而不使于人；父或有过也，子但尽几谏之道（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以望其迁善，外则隐之而不使彰于众。盖父自当爱子，子自当爱父，互相容隐，乃顺其本心之自然。而发之于天理为顺，于人情为安，不求为直而直即在相隐中也。奚必证父攘羊而后为直哉？可见道不远于人情，事必求夫当理。凡矫情以沽誉，立异以为高者，皆圣人之所不取也。
●刘宝楠《论语正义》：《韩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屈于父，执而罪之。”《吕氏春秋.当务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宋氏翔凤《遇庭录》：“两书所记，一诛一不诛，异者。盖其始，楚王不诛，而躬以直闻于楚，叶公闻孔子语，故当其为令尹而诛之。” 案：宋说是也。《白虎通.谏诤篇》：“君不为臣隐，父独为子隐何？以为父子一体，荣耻相及。”明父子天属，得相隐，与君臣异也。程氏瑶田《论学小记》：“人有恒言，辄曰‘一公无私’。此非过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视同仁，爱无差等之教也。其端生于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极于父攘子证，其心则陷于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公也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有自然之施为，自然之等级，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时而子私其父，时而弟私其兄。无他，爱之必不能无差等，而仁之不能一视也。此之谓公也，非‘一公无私’之谓也。子不私其父，则不成其子。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为，等级界限无意必固我于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则所谓公者，必不出于其心之诚然。不诚，则私焉而已矣。”
●钱穆《论语新解》：隐恶而扬善，亦人道之直。何况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此乃人情，而理即寓焉，不求直而直在其中。
★此章记孔子辩“直”之道也。以父子之道，引发“直者道也”。循理为直，隐恶而扬善，亦人道之直，未有逆天理而可以为直者。李炳南曰：“合乎伦常之直是为有道之直。背弃伦常之直，其直诡谲，而不可信。” https://t.cn/RxRVHIh
▲叶（shè）公：沈诸梁，芈姓，沈尹氏，名诸梁。楚国大夫，楚僭称王，故臣称公。颇具治绩。为后世“叶公好龙”之说的来源。或说是“叶公子高”。
▲语：yù,告诉。
▲直躬：正直的人。躬，犹身也；直，言无所邪曲也。一说其人姓名不传，因其行直，故称直躬。或说其人名躬，高诱云：“直躬，楚叶县人也。”躬盖名其人，必素以直称者，故称直躬。直举其行，躬举其名。
▲攘：偷窃，盗。周生烈：“有因而盗曰攘。”高诱：“凡六畜自来而取之曰‘攘’也。”皇侃：“他人物来己家而藏隐取之，谓之攘也。”
▲证：《说文》：“证，告也。”
▲异于是：和这个不一样。是，此。蔡节：“证父攘羊则有反于天理，而非所谓直矣。”
▲隐：隐藏，说文：“蔽也”。《檀弓》云：“事亲有隐而无犯。”郑玄：“不称扬其过失。”《正义》：“盖子之事亲，当时微谏，谕父母于道，不致有过误；若不幸而亲陷不义，亦当为讳匿。”
■现代翻译：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乡里有一个能行直道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作为儿子却出来告发。”孔子说：“我们乡里正直的人和他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道就在其中了。”
●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直躬，直身而行。”周生烈曰：“有因而盗曰攘。”
●皇侃《论语义疏》：叶公称己乡党中有直躬之人，其父盗羊，而子告失羊主，证明道父之盗也。欲自矜夸于孔子也。孔子拒于叶葉公，云：吾党中有直行者，则异于证父之盗为直者。为风政者以孝悌为主，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应相隐，若隐惜则自不为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隐，则人伦之义尽矣。樊光云：“父为子隐者，欲求子孝也，父必先为慈，家风由父，故先称父。”范宁曰：“夫所谓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隐讳，则伤教破义，长不孝之风焉，以为直哉？故相隐乃可为直耳。今王法则许期亲以上得相为隐，不问其罪，盖合先王之典章。” 江熙云：“叶公见圣人之训，动有隐讳，故举直躬，欲以此言毁訾（zǐ，诋毁）儒教，抗衡中guó。夫子答之，辞正而义切，荆蛮之豪丧其夸矣。”
●刑昺《论语注疏》：此章明为直之礼也。叶公言吾乡党中有直身而行者，因羊来入己家，父即取之，而子言于失羊之主，证父之盗。叶公以此子为直行，而夸于孔子也。孔子言此，以拒叶公也。言吾党之直者，异于此证父之直也。子苟有过，父为隐之，则慈也；父苟有过，子为隐之，则孝也。孝慈则忠，忠则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隐，告言父祖者入十恶，则典礼亦尔。
●陈祥道《论语全解》：天下之所为直者，有礼义之直，有非礼义之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虽曲而直存焉，礼义之直也；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虽直而曲存焉，非礼义之直也。先王之法，父子之罪不相及则恕之，以其亲；邻比之罪相及则责之，以其友；恕之以其亲，为其可以相隐故也；责之以其友，为其不可以相隐故也。《仪》曰：“不私其父，不成其为子。”《春秋》：“为亲者讳。”今律，大功以上相隐，则不坐。皆此意也。
●朱熹《论语集注》：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谢氏曰：“顺理为直。父不为（wèi）子隐，子不为父隐，于理顺邪？瞽瞍（舜之父）杀人，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当是时，爱亲之心胜，其于直不直，何暇计哉？”
●张栻《癸巳论语解》：直者，顺其天性而不以人为害之者也。父子之亲性之理也，其更相为隐，是乃若其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加于其间也。若于所当隐而不之隐，则是逆天性之理，斯为不直矣。世之循名而不究其实者，其于君臣父子之际，咈（fú，违背）其所以为直之理，几何其不若是哉！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是明直道以示人也。直者人之生理所谓本心之自然，如子或有过也，父但尽义方之训（教人以为人之道的训言），以冀其改图，外则隐之而不使于人；父或有过也，子但尽几谏之道（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以望其迁善，外则隐之而不使彰于众。盖父自当爱子，子自当爱父，互相容隐，乃顺其本心之自然。而发之于天理为顺，于人情为安，不求为直而直即在相隐中也。奚必证父攘羊而后为直哉？可见道不远于人情，事必求夫当理。凡矫情以沽誉，立异以为高者，皆圣人之所不取也。
●刘宝楠《论语正义》：《韩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屈于父，执而罪之。”《吕氏春秋.当务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宋氏翔凤《遇庭录》：“两书所记，一诛一不诛，异者。盖其始，楚王不诛，而躬以直闻于楚，叶公闻孔子语，故当其为令尹而诛之。” 案：宋说是也。《白虎通.谏诤篇》：“君不为臣隐，父独为子隐何？以为父子一体，荣耻相及。”明父子天属，得相隐，与君臣异也。程氏瑶田《论学小记》：“人有恒言，辄曰‘一公无私’。此非过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视同仁，爱无差等之教也。其端生于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极于父攘子证，其心则陷于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公也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有自然之施为，自然之等级，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时而子私其父，时而弟私其兄。无他，爱之必不能无差等，而仁之不能一视也。此之谓公也，非‘一公无私’之谓也。子不私其父，则不成其子。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为，等级界限无意必固我于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则所谓公者，必不出于其心之诚然。不诚，则私焉而已矣。”
●钱穆《论语新解》：隐恶而扬善，亦人道之直。何况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此乃人情，而理即寓焉，不求直而直在其中。
★此章记孔子辩“直”之道也。以父子之道，引发“直者道也”。循理为直，隐恶而扬善，亦人道之直，未有逆天理而可以为直者。李炳南曰：“合乎伦常之直是为有道之直。背弃伦常之直，其直诡谲，而不可信。” https://t.cn/RxRVHIh
人一旦学会放下，就好似老了，不再有年轻时的那份冲劲，也不再去羡慕那些优越，反而喜欢上了平淡，因为它的真实和安详，令人很是舒心。在《与君初相识》中，空明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活出了自我之人，因看不惯天师府的暴虐统治而选择离开，做一个悬壶济世的散仙，余生只会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不再受任何人和事的束缚。而洛锦桑只是万花谷御灵师纪云禾身边仙侍，在她的思想中除了纪云禾就只剩下对财富的迷恋，但这也不是欲望，而是想依靠财富去谋得自由的出路，是个简单但重情的女人。这样的两个人碰在一起，可以想象得到，她们之间能走上的生活，必然是平凡而简单的，但它一定会成为被大多数人所羡慕的关系，原因在这几点。01、少欲则心安不管在任何时代，我们在人群中见过最多的形象，就是疲惫，每个人身上都好似背了沉重的包袱而活，原因无外乎就是财和权。金钱能给人们带来很多好处，但归根结底就是服务于己，因为它的存在能让人去做好他的角色，为人父为人子为人夫这种种的身份都需要它去维持着。在做好了这个身份之后，人们才会选择做一些于他的好，而这也是考验一个人的开始，有的会因为欲望而成为了金钱的奴隶，有的会因为金钱而打出了人品，但有极少一部分人可以跳出这个逻辑关系，成就了真正的侠。空明就好比一个侠一样，在他的世界中，活出性情的模样，做自己想做之事，这样的人，他的内心是干净的，且能带给身边之人以阳光积极的一面。虽然平时不修边幅，身着朴素，但他的心绝不是如他表面那般邋遢，反而是一种生命本质活力的体现。而与之组合成情侣关系的洛锦桑，这个由蝴蝶化成的仙灵，骨子里爱财，但心思却尤为率真，喜欢和愤怒一眼就能看穿，没什么藏着掖着的。如她这样的人，对待情感会显得很是单纯，没有任何的别有用心，和她在一起，会减少很多猜忌，如今遇到了空明可谓说是恰到好处的一对。少欲会让人心安，它会让一段关系能够长时间处在一个平衡，那就是你无需费脑去思考她的存在理由，一切都是那么简单而温馨。02、无需迁就或讨好在情感中，较为稳定的相处方式是和谐，可以用包容去面对彼此，可以用仰仗去促就平衡，也同样可以用感恩去稳固局势，但最让人宽心的却是无需迁就和讨好。空明与洛锦桑之间的能力没有可比性，一个是攘外一个是安内，各有千秋，她们在一起没有任何的冲突，反而相得益彰，这就很难产生地位之间认知。不得不承认，大多数情侣的相处模式都会存在着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于彼此能力的不平衡，也就是妻管严或者大男子，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梳理出一种平衡，很有可能会让她们的关系走向了末路。男人变心的背后大体上是因为局势的不可控，而女人出轨的背后往往是因为需求感的缺失。对于局势来说，在一段关系中，如果能明显的感受到和某人如果再这样走下去，会造就什么样的后果，而做了预防的准备，在确认无法挽回这个局面时，会率先退出对方的世界。而需求感的缺失，往往是因为预判了自己在对方的身上已经没有了价值，会选择了有价值存在的方式，于是就会萌生出了出轨的念头，而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能够在这个念头之下胜出，往往会再次陷入循环之中。想要一段关系能够长久，必然会丢掉地位之别，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都需要放下这样的成见，并不是谁依靠随而生活的，而是两个人都只有一个态度，就是经营好她们的感情。03、保持自我形态空明与洛近桑的情感来得很突然，却正是这样的突然才印证了缘分这么一说，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去了解对方，在遇到了认定的一个后，就不再去计较其它。走完一生的爱情，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最初的他还是他，最后的自己还是自己，这样的不忘初心，相爱方得始终。没有完美的一个人，不管他的内外如何的优越，都是带着杂质的，而在这个杂质的衬托下，显现出来的影像才是自我。不需要活成别人期待中的样子，也不刻意去改变本真，如果遇到对的人，她愿意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那么，就可以和她走一程人生，不管要经历什么样的故事，都会有原谅的机会。正如空明与洛锦桑，她们本就是两个不同的自我，而因此碰撞出来的爱情烟火，就会显得很是真诚，因为明知道对方的差劲，依旧会接受了当下的彼此。那个被邋遢的外表隐藏起来的仁善，一眼就被洛锦桑扑捉到，而自己那些无理取闹的现状下，藏着一个慈悲心肠的自我，也被空明看到眼里。你说，这样的两个人，能够相遇，岂非是被注定好的情缘，而最为重要的是，她们在走这条情路的时候，依旧没有违背当初的自己，只是找到了一个相称的影子，就足以安慰了余生。很多人说爱情可以改变一个人，可却不知道，它并不是改变了这个人，而是真正的自己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有了属于两个人的世界，会让她们之间有了一份属于她们的气场，于是，以这样的形态展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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